01
春节期间，发生了网友“呦呦鹿鸣”反对“集体跪拜”而引发巨大争议的事情，让人隐然有时空错乱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要不要跪拜，在皇帝已经被赶跑了110年，新中国已经成立70多年的今天，原本不应该是一个问题。
跪拜成了一个问题，这就是问题了，并且相当严重。
跪拜作为礼仪，在中国有一个出现、发展的过程。
古人尚未发明桌椅的时候，都席地而坐，“坐”在地席上相互俯身行礼，形成跪姿，自然而然，从平民到士大夫皆如此，这个时候，跪拜者并无卑贱之意。
但是，当桌椅被普遍使用之后，出现受拜者(皇帝、贵族、家族老太爷)坐于椅子之上，拜者跪于地下的局面，跪拜就变成了不平等和自认卑贱的仪式。
这一仪式，又因为和封建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成为绝对不平等的象征。
在正式的仪式中，大臣见了皇帝，甚至要三跪九叩，五体投地，表示绝对的臣服。清朝官服的袖子，居然是侮辱性的“马蹄袖”，暗喻“愿为犬马”之意。
这种仪式，对接受跪拜的人来说，固然很受用，但对行跪拜礼的人来说，心中未免会感到屈辱。
02
事实上，在皇帝还没有被赶跑的时候，已经有人不愿意跪拜了。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逃到西安的慈禧和光绪回銮北京，沿途官员和负责警卫的清兵都纷纷跪拜迎接。
可是，进入直隶，慈禧太后的外甥，一路护驾的醇亲王载沣却发现有一支部队并没有下跪，而是站得笔直，以军礼迎接銮驾。
载沣这一气非同小可，便跑过去严斥指挥官段祺瑞。孰料段祺瑞却冷冷地回应到：新军是按照德国操典训练的，根据操典规定，军礼就是最高礼节，所以不需要下跪。
载沣骂道：那其他人怎么就跪了，新军就你们一家?段祺瑞回答，我不管别人，我只按照操典办事。载沣没有办法，只好回去向慈禧禀报。慈禧听完后却没有“凤颜大怒”，反倒表扬段祺瑞参用西法，训练有素，是个人才。这下子换载沣不说话了。
在北洋军阀中，段祺瑞一直是袁世凯的主要支柱，也全靠袁世凯的提拔与赏识，段祺瑞才能担任参谋总长要职，袁世凯对段祺瑞，可谓有知遇之恩。但是，等到袁世凯要复辟帝制的时候，段祺瑞就消极了，不愿支持了。
袁世凯派亲信段芝贵去劝说段祺瑞。段祺瑞对他打开心结：
“项城(袁世凯)做总统，见面只要敬礼、握握手就可以，如果做了皇帝，见了他就得磕头，说话也得跪着说。我最恨这种长子变矮子的把戏。”
段祺瑞作为北洋军阀的要角，“三一八惨案”的元凶，其历史评价总体上是负面的，但在反对跪拜的问题上，却体现了可贵的平等意识。
今天，一些人对恢复跪拜礼津津乐道，难道连段祺瑞也不如吗？
03
有人用“各个地方的风俗不同”来为恢复跪拜辩解，这是站不住脚的。
在经过了民族民主革命洗礼的中国，“跪拜”并不是横向的“不同地方不同风俗”的问题，而是纵向的进步与落后、民主与封建、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人格独立的有自尊的现代人与脑后梳着小辫的封建余孽之间的关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南京临时政府即废除了跪拜礼，宋教仁起草的《临时约法》第五条即规定：
“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有怎样的局限性，但“人民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正确的，并且这一原则也被新中国成立后制定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以后的四部宪法所继承。
有人用“尊重传统文化”来为恢复跪拜礼辩解，这就更大错特错了。
对待传统文化，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唯一正确的原则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的：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跪拜礼由于是以人格不平等为前提，所以是应该予以剔除的封建性糟粕，如果今天的人们再把它当成宝贝，擦得闪闪发亮，大跪特跪，那就不仅贻笑大方了，并且也是历史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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