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作 者 | 郭松民
编 辑 | 南 方
01
历经曲折，电影《澎湖海战》终于定档了，很好，上映时一定去看一看。
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清军水师二万一千余人，大小战船二百三十余只，从铜山起锚，直逼澎湖，强攻澎湖郑军主力，大获全胜。
此役击毁郑军战舰一百五十艘，毙伤郑军主力一万二千余人，生俘五千余。郑军主帅刘国轩仓皇逃回台湾。
这就是彭湖海战。【点击阅读】
在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史上，彭湖海战非常重要，没有这一战役的胜利，台湾可能就不在中国版图内了。
所以，彭湖海战意义重大，直接指挥者施琅将军厥功至伟，是能够与郑成功比肩的民族英雄!
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的占领下收复台湾，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伟业。
21年后，施琅从已蜕变为割据势力的郑氏子孙手中收复台湾，实现了完全统一，也同样是了不起的历史伟业。
在福建泉州的施琅纪念馆，原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词：“南邦寄重 卫国干城”。
原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上将题词：“靖海奇勋彪炳 将军俊德流芳”。
纪念馆门前的广场上，还有众多将军的题词，都对施琅做了高度评价。
当下，祖国仍未统一，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再次出现堪比澎湖海战的伟大胜利。
无疑，谁能在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建立功勋，谁就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不过，尽管《澎湖海战》的题材是无与伦比的，但电影本身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都都达到了应有的水平?是不是能够真正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这些，还要等看过之后再作评判!
02
有人说，肯定施琅就是肯定吴三桂。
这是完全错误的。
吴三桂和施琅根本不同。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天下未定，明朝的版图尚属完整，清朝还只是关外的一个割据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有可能成为又一个通过农民起义建立的新王朝。
做为明朝驻守山海关的高级将领，吴三桂出于个人恩怨引清兵入关，既背叛了明朝，也背叛了他与李自成的约定，属于双重背叛。
更可耻的是，1673年，吴三桂出于个人野心，发起三藩之乱。
此时距离清朝建立已近30年，吴三桂叛乱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只不过使刚刚过上和平生活的百姓再次陷入战火。
吴三桂叛乱的持续时间长达8年，波及12个省，成为清初规模最大、损失最惨烈的内战。
据相关资料，为了平叛，清朝的军费开支达1.2亿两白银，相当于3年的全国财政收入。
开战前(1673)，清朝国库存银1400万两，至1678年仅剩260万两，6年暴跌85%，国库几近空虚。
平叛结束至康熙四十四年，清廷不得不减免赋税9000万两白银，以恢复战争创伤。
在叛乱中死亡的军民总数近8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0%。
作为叛乱重灾区，四川战后全省仅存1.8万丁(成年男子)，“不及他省一县之众”，全省近乎无人区，直接加速了“湖广填四川”移民潮。
湖南、江西、云南、贵州、福建、广东等省人口锐减30%—50%，大量州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
酿此巨祸，历史对吴三桂的评价完全负面。
但施琅则不一样。
1652年，施琅因与郑成功冲突、父兄被杀，第二次投靠清朝，此后一直为清廷效力，直至1683年率军收复台湾。
施琅降清时，明朝已亡。
1645年，李自成死于乱军之中，大顺政权溃败。
崇祯皇帝殉国后，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南明)，一年而亡。
此后陆续建立的几个南明小朝廷，如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等，要么极短命(最短的仅40天)，要么只能在西南边境一带不断流动，失去了对中原的统治权与号召力。
更重要的是，这些南明小朝廷，继承了晚明的全部弊端，没有实行任何触动地主士绅既得利益的改革，继续对人民横征暴敛——弘光政权允许军阀“四镇”就地征饷，公开抢掠;隆武政权为筹饷卖官鬻爵(捐银三千两给知县)，吏治崩坏;永历政权统治西南期间，云贵的田赋从万历3升/亩暴涨到2斗/亩，人头税翻倍，还允许地方私铸劣钱(铅铁混铸，“一贯钱不及半文”)，人民的痛苦达到了极点。
相比之下，清廷在其统治区域内，尽管有圈地、剃发易服等野蛮政策，但通过更名田(把朱明藩王的土地分给农民)、垦荒永准为业、逐步减免三饷等举措，迅速重建了秩序与税源。
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王朝鼎革已基本完成，清廷已是代表中国的中央政权。
在此背景下，施琅作为一个杰出的海军将领，投靠清朝，尽管出发点也是与郑成功的个人恩怨，但无疑具有顺应历史潮流、促进统一的积极意义。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施琅在取得了彭湖海战胜利，率军进驻台湾后，尽管有杀父之仇，但并没有对郑成功子孙进行报复，而是采取“不杀、保护、奏请优遇、移送北京安置”的政策，他亲往郑成功庙致祭，肯定其收复台湾之功，祭文有“公义私恩，如是而已”，当场落泪，安定人心。
这意味着，施琅已超越了个人恩怨。
03
1662年，收复台湾仅一年的郑成功病逝，儿子郑经继位。
此后，随着清朝统治日趋稳固，全国统一已是大势所趋，郑经却放弃了郑成功“克复中原”的宏愿，转而寻求在台湾永久割据。
郑经在和康熙的谈判过程中，提出的“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及“仿朝鲜例”要求，标志着郑氏政权从“反清复明”向“寻求台独”的方向蜕变。
郑经所要求的“仿朝鲜例”，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性。
朝鲜虽然向清朝称臣纳贡，但其在内政、外交、军事上拥有高度自主权。
如果清朝允准台湾“仿朝鲜例”，意味着在法律地位上，台湾将不再属于清朝版图，而是一个海外藩属国。
这意味着，郑经企图构建一种“华夷之辨”中的“夷”身份，将台湾视为类似于朝鲜、琉球那样的“外国”，切断中国的法理联系，使台湾成为东亚继朝鲜、琉球之后的第三个藩属国。
这种行为，以现代政治学的视角审视，实质上是企图在东亚宗藩体系的掩护下，建立一个与中国平行的、独立的“民族国家”雏形。
如果郑经图谋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进入19世纪，近代民族主义席卷全球，宗藩体系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体系。
如果台湾在17世纪就“仿朝鲜例”独立于中国之外，那么经过两百年的隔离与自我演化，台湾社会无疑将形成类似朝鲜那样的民族国家意识。
届时，中国再想收复台湾，将不再是“平叛”或“统一”，而是变成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征服战争”，其难度和代价将呈指数级增长，同时，也必然给西方列强武装干涉留下法律口实。
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一个孤立弱小、“仿朝鲜例”的台湾，根本无法抵御19世纪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
中国在东亚两个藩属国的命运证明了这一点：朝鲜最终被日本吞并，沦为殖民地，琉球更是被改为日本冲绳县，至今不能复国。
如果台湾作为“东亚第三藩属国”存在，它很可能如琉球那样，被日本更早、更彻底地殖民化。
施琅收复台湾的壮举，阻止了这一切。
台湾在1684年正式成为大清国的“台湾府”。
这种行政建制的设立，确立了台湾作为中国本土延伸部分的法理地位。虽然清廷内部曾有“弃留之争”，但施琅力陈“弃之必为外国所踞”，最终促使康熙下定决心设府治理。
正是由于施琅的这一功绩，当19世纪末日本侵略者到来时，台湾人民能够喊出“愿人人战死而守台，决不拱手让与夷”的口号，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是“华”而非“夷”，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这是康熙在收到台湾捷报时所作的七律《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中的一句。
施琅收复台湾，结束了海峡两岸二十余年的军事对峙，解除了东南沿海长达数十年的“迁界禁海”，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更重要的是，它阻止了台湾从中国母体剥离的第一次尝试。
如此伟业，拍一部电影，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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