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幻象》一书的作者王文先生将于8月13日(星期二)作客“共识在线”，与王冲先生一同讨论“中西之间的差距与未来”，敬请各位网友关注。
《环球时报》是我与王文结识的媒介。《环球时报》是当今中国最主要的媒体之一，不应忽视的是“中国”这两个字，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奇迹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能占有一席之地已经很了不起了，何况能引领社会潮流。一个多少显得稚嫩、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居然是这样一家媒体的“笔杆子”!这应算得上俗语里说的“成功人士”了。
人生有不同的境界，平安一生十分难得，能养家糊口也属不易，但谁不想有点作为呢?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可一辈子想有点作为又谈何容易!在人的短暂一生里如果能够和塑造民族精神搭上点边儿，那更算得上是三生有幸了!不管你服气不服气，《环球时报》就是这样一个能够影响与塑造当今中华民族精神的媒体，特别是它的评论部分。一个“80后”能跻身这样一家媒体并有出色表现真是不同凡响。
王文在这样一家媒体中历练经年，站在中国舆论场的风口浪尖上的经历本身就是难得的一笔财富。这些年来如果是晚上10点以后手机铃声大作，那十有八九是《环球时报》评论部打来的，常常是王文在电话那端先恳切地说声抱歉，然后就探讨起那些最敏感和拿不准的政治话题。我常想这样的历练不成材也难呀!就在这样的时候，忽然有一次王文对我说想离开《环球时报》，离开媒体界，让我暗暗吃惊。为什么要这样呢?!老实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年轻人玩“急流勇退”是很不靠谱的事情，很不理解王文的选择。
王文曾就是否离开媒体界数次咨询过我的意见，有两次甚至深谈到半夜。他谈到了人生的困惑，他认为自己在《环球时报》的“历史使命”已近结束，能做的都做了，怕以后变得“懈怠”，想从事能为国家、社会做出更多贡献的岗位或职业。
2012年11月美国大选。我和王文应不同的邀请在同一时间分别赴美观摩大选。回来后，我发现我俩不约而同地随手记下了观察日记，在一些朋友的鼓励下，我们合作将日记公开发表，合著为《2012年美国大选观摩日记》。王文在美观选期间，访问了许多美国当代知名的战略家、思想家，这些人也大多是智库学者。在与这些大家的对谈中，王文显示出他的思想能力。媒体人的突出本领是观察和概括的能力，能够很好地领会和把握采访对象的思想意图和观念。王文作为一个成功的媒体人当然具备这种能力，但从与美国智库学者的对谈中，王文表现出自己对于采访话题中包含那些重大议题的独立思考，其中许多思考十分有深度。读着王文的观选日记，我脑子里曾闪过一个念头，王文要是做个智库学者也许不错。过了没多久，王文告诉我，他想离开媒体转入智库工作。
智库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政策咨询和规划机构。智库造就了一个新的职业——智库学者。智库学者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普通学者。智库以及智库学者以服务政府和企业为目标，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主，以产出政策、法律、体制机制，甚至制度为主。智库是现代国家政治过程的一部分、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环节。智库关注现实问题，以满足现实的社会需求为核心价值，智库研究以快速、简洁、实用为基本特征。现代智库基本的运作及其工作均无外乎三大方面：研究与咨询、传播与推广以及筹款。智库十分注重对自身机构、研究成果乃至学者的推广与传播，甚至借鉴商业营销的方式进行。当然，这一切的基础是具有雄厚的资金。
参照智库的这些特点与需求，我忽然意识到，观察能力和思想能力皆一流的年轻学者王文，能够到一家智库工作也许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和尝试。中国人民大学能选择这样一位有天赋和媒体从业背景的年轻学者可谓独具慧眼。
敏感、高效和简洁是智库研究的生命。智库要善于发现最具研究价值的重大问题，在众多现实问题和委托项目中确定最具价值的选题。同时，智库要以迅速和简洁的方式完成研究与咨询。现在王文把他近年来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叫《大国的幻象》。从这本《大国的幻象》的字里行间，读者或许会发现王文成为智库学者的天然优势。他会很细微、独到地观察每一个国际社会细节，提炼出那些新颖的角度，或者是切入点，而那些在机舱里完成的日记，又充分体现出王文的精力充沛、效率极高。我相信，他会将自己在媒体界多年练就的敏感、高效和简洁的优势，在人大重阳的建设中充分发挥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王文一直对学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有朋友曾调侃说，哪里有重要的学术会议，哪里就能见到王文。更难得的是，他会时常把一些不经意的思考撰写成学术评论，而这些文章又能摆脱纯学术研究的那些窠臼，文通字顺，通俗易懂，且富有浓厚的现实关怀。这种能力用于智库研究，可谓是一种天赋。比如这本书中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对中国话语权崛起的论述，等等，都是很不错的思考或是政策建议。
王文的传播与推广能力自然无需怀疑。当今中国优秀的思想者不少，但真正懂得传播并具有推广自己思想的能力的却不多。而在现代社会，在信息屏障已经形成的时代，传播能力对于突破信息相互屏蔽的障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看看美国，无论是老一代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还是新生代的福山、弗格森，他们都是善于“经营”自己思想的人，或创造新名词，或与媒体保持良好关系，都将传播与研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菲利普·特鲁拉克说过：“我们在推销思想上花的钱，绝对和研究上花的一样多。”正是这种模式，使美国的思想常常能起到主导世界人心的作用。正是从这个角度上看，《大国的幻象》想要表达的就是，中国人应突破美国学者经过“营销”后对中国人的思想束缚，然后呼唤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崛起。能说出这些，是需要勇气的。
如今王文又有一个令许多研究者羡慕的地方，就是拥有一个资金充沛的“人大重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只要校方、投资方支持可以持续，相信完全能够做出一番优异的成绩。
几个月来，我去过人大重阳数次，每去一次就发现有新变化。说实在的，我很羡慕人大重阳这样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智库。最近一次我对王文调侃道：现在我们许多研究机构，包括我所在的研究机构也在向现代智库转型，但原有的学术机构向现代智库的转型就像是“旧城改造”，个中情况非常复杂，十分艰难。但你这儿就像是一次“浦东开发”。希望起点高、方向明、志存高远的人大重阳以及所有的新兴智库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能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这也算是我对王文、对人大重阳以及所有智库未来事业的一个祝福。
2013年4月30日于北京大有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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