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属于“硬书”之类，中华书局新版(2011版)便有20卷之巨，读完甚为不易，读罢能够读出头绪来，则更非易事。
这套书的第一卷，讲的是自战国到汉初，即周威烈王到汉惠帝，亦即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189年间的事。这第一卷的主题，若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士为知己者死。
“士”是什么?士是战国时代的社会主体。陶希圣概括说，士即“耕战之士”。又战斗来又生产，士是由健朴的农民中选拔出的战士，士，也就是武士。
钱穆说：“故封建时期，可称之为‘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的活动时期’，昔年蒋百里先生亦同意此见解。”他还说：“西周时代的封建，其实是一种耕稼民族的武装开拓与垦殖。这种华夏的耕稼城郭之国，在西周以前就有。”
什么是“国”?“国”就是城郭、城圈之意，将开垦的土地周围掘土成堤，堤上种树，使人不能越过，此谓之“封”。封信、封门、封疆、封建，都是从这里来的。
魏源说，中国自古为居国、行国，而中国变成“海国”，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
什么是“居国”?居国就是城邦之国，古代中国的国家，就是城市国家或“城郭”的国家，中国古代的城邦与西方相同，人民只是在劳作时离开城郭，日落依旧回城郭休息。相对于国，村落则是在汉代之后方才大规模在北方出现，村落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形成的部落和聚落，二是作为政策的“屯田”的产物，“邨”的写法本身，正说明了它与屯田的关系。
战国时代，正是武装农民的垦殖活动达到高峰的时代，也是武士为主体的时代。
《资治通鉴》第一卷写的就是这个时代，它塑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武士形象：如豫让、吴起、侯嬴、曹沬、毛遂、蔺相如、聂政、荆轲、信陵君、项羽、田横等，故这第一卷，完全可以看作一部《武士传》。
中国自古有两个“兵窝子”，一曰湘，一曰晋。“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但闻嫁女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诀”—杨度1903年一首《湖南少年歌》，算把湖南这个“兵窝子”写绝了，但此洋洋一篇，恐还是不敌一句山西民谚：“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明代以降，名曰“晋商”的武装商队纵横欧亚大陆，要做成这种买卖，没有武装押运、没有尚武精神是不行的。
而中国自古把农民组织成为兵，便是从晋文公行军事编制之法开始的，商鞅变法倡导“农战”，只不过是把晋的强国之道用于当时还很落后的秦。
《资治通鉴》第一卷，正是从“三家分晋”写起，从豫让这个小人物写起。
豫让，是中华民族正史上第一个失败的豪杰、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英雄。他是战国时代第一个武士。
豫让为什么执意要为智伯报仇?在这个问题上，《资治通鉴》与《史记》的回答是全然不同的。司马光的回答是：为了维护君臣之道，即“忠臣不事二主”，但司马迁的回答却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即为了维护人格与信义，为了维护、倾听自己的良心。
什么是我们先民的精神?梁任公在写于1904年10月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总结说：“其余诸美德，尚不可悉数。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通之习性也。”
中国的“武士道”就产生于战国时代之三晋大地，日本的武士道是从中国学去的。可惜，汉立之后，中国的“武士道”就衰亡了。故项羽与田横，可算是中国最后的武士，田横五百士的集体自杀，就标志着一个时代—“士的时代”的结束，而从此之后，武士遂被“文士”—士大夫阶级所取代。汉代末期，汉人已不愿或不能当兵，最终闹到了“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又哪里是凭白无故的呢?
“士大夫”与士绝不相同，士大夫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士大夫阶级的出现，恰标志着“士”的消失与堕落。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说到中国的脊梁，士大夫阶级则往往总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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