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任命官员，强调德才兼备，自古而然。德与才，孰轻孰重?二者不可得兼，该如何取舍?
《资治通鉴·周记一》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这段话译为现代白话是这样的：“当初，晋国的智宣子准备立智瑶(智宣子儿)为继承人，同族人智果说：‘不如立智宵(智宣子庶子)。智瑶有超越他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发美高大、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能写善辩、坚毅果敢是其长处;虽然如此，却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事情，又有谁能制约他?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
后来，(赵、韩、魏军)“大败智伯(瑶)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智果进谏无果，可他的预言却得到了印证。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为政者最不可缺少的是仁德，即便集英俊潇洒、文采风流、能言善辩诸优点于一身，如果没有好的德行，则不仅殃连自身，也必会祸及国家。
智瑶如此，隋炀帝亦如此。隋朝二代核心杨广，“美姿仪，少敏慧”，“好学，善属文”，一代英主的基本条件似乎都具备了。惜乎隋炀帝有才无德，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终致民怨沸腾，其结局也无非是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漠视民命的君王却极度崇儒尊孔。
如现代汪精卫，也是出身书香门第，自幼饱受儒学熏陶，同样风流倜傥，才华出众，当然，也同样是才高而德寡，所以在民族危亡的关口，汪氏就堕落成了十恶不赦的大汉奸。
以上种种，无非说明：为官者，尤其是核心统治者，首重德，次重才;二者不可得兼，舍才而取德者也。
润公用人，既重德，又重才。“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这里的“贤”就是德才兼备的意思。润公亲自制定教育方针，规定育人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对培养接班人的根本要求是又红又专。
30多年前，众多普通工人、农民出身的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有的甚至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人抨击这种做法搞乱了干部制度，也有人以为这样的做法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如果将目光放长远一些，用前后30年的干部状况做个对比，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工农干部才是真正德才兼备的干部，习总肯定的纪录片《吕玉兰》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吕玉兰们从车间田头走来，工作之始并无学院背景，也无留洋经历，当然就不会有博士、教授头衔，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智慧，更重要的是在和工人、农民兄弟姐妹一起奋斗中，培养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所以他们都能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专一行，他们不会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不会为了一己之私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至少其中的绝大多数是这样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古往今来，考察任用官员虽然都看重德与才，在某个时期或者某些局部可能有过这样的现象，但就整体而言，真正做到了的只有毛泽东时代。我想，《资治通鉴》一定给过润公许多启示。
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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