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三十年真的不同
汪晖可能是用学术成果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最好的学者了，他用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这样的术语切中要害。苏共在1956年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整个国家的思想空前混乱。中国虽然没有步苏联的后尘，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形式和内容上很不协调，甚至自相矛盾。也在30多年后，经历了一代人之后，中国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呢?这也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必然结果。想在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下，做一锅融合了个人、集体、国家的八宝粥，结果却成了一锅浆糊，只能通过不断加水来掩盖真相了。所以在前三十年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需要重新改进了，但全部都换完了之后，人们不禁要问：这还是社会主义，这还是我的家吗?这就带来了很严重的信仰危机、认同危机。习总要求前后三十年不能相互否认，但从逻辑上来说，不断进行的改革就是让前后三十年互相指责的原因了。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只能奏效于一时，却无法长久维持。
民族主义的实质
民族主义其实也是这样的指向，人们组成族群更多的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尊严。世界丧失公平正义之时，也是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之时。苏联、东欧国家解体进程中一系列的悲剧令人深思。为什么曾经亲密的邻居要拔枪相向?为什么曾经彬彬有礼的人会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这其实是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中感受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当这种体验逐步加深之后，再加上有心之人的挑拨，就会形成这样的结果。民族问题本质是阶级问题没有错，也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能解决民族问题。但民族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在本质之外找到解决方案才是当务之急。
与一个在西藏工作的基层公务员交谈中，我了解到西藏一些老奶奶们见着男性汉族人，不论年龄大小都会喊叔叔，而面对着女性汉族人，不论年龄大小都会喊阿姨。而这么喊的原因就是她们对当初解放军的记忆。她们实际上证明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有效性。而真正的藏独分子是那些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感受到了彼此的不同，有着失落和痛楚，曾经被打倒的奴隶主，重新成为他们需要仰慕的主人。胡汉三回来了的悲剧正不断上演，整个社会心理的扭曲也在所难免。
想象是生活的必需品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还探讨了西方世界西藏观的由来。西方学者在寻找一个上帝之城，而西方世界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现世的惨烈。找到精神的寄托后，他们也好更心安理得的投入无情的炼狱生涯。他们把西藏当成了西方的精神圣地，从而他们物质、精神两不误，他们是世界的希望。而西藏从中国剥离之后，中国的博大精深也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中国不再神秘，中国一直被西方的阴影——西藏笼罩。香不拉的传说在西方流传，在好莱坞上演，被中国人迎合。《2012》中世界的重新起航也是从西藏开始的，从意识形态到现实政治，西方画了一幅美丽的图画。
这其实也是资本主义的必然逻辑。资本主义带来了物质的急速膨胀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精神上的荒漠化。中国的很多文艺作品中也把西藏看成是灵魂救赎之地。很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则把西藏当成一生中必去的所在。这也是一种想象，用想象代替了现实的体验，从而能够有活下去的勇气。中国近些年宗教气氛浓烈，基督徒数量激增，与人们精神上的痛苦密不可分。资本主义与宗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这是一套全新的世界观，靠想象来获得自我救赎。
洗脑是悄无声息的
按照西方的方式思考问题几乎是很多人不愿承认但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我听了杨和平老师的讲座，他是用一种开放的方式将人们引入他所设置的情境中，但情境之外的前提条件却不容反驳，这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西方逻辑，尤其是美国逻辑。这种逻辑是抛弃历史的，只是按照他们想象的起点开始他们的论证。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经济人假设。我们现在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被当成了普世价值，但这种普世价值缺少历史根据。这当中的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也接受西方的指挥，而不敢发出我们的声音，实在是荒谬非常。
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起点是不同的，包纳四夷的中国体现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共存融合。而西方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劣，更多的是种族的仇杀、灭绝。现在人们批评儒家唯我独尊，以文明自居的张狂霸道。但正是这种文-化使得在实力占优的情况下，汉族能够接纳甚至融合少数民族，而没有采取更为简捷的屠杀。中华文明的霸权也是具体历史形态中最好的，没有采取单纯的掠夺的方式，而是在尊重各个民族基础上的逐渐的整合。这其实就是文化的力量，是真正的共荣。这是儒家文化给予中华民族的担当，所以说和平崛起是有历史依据的。但这种崛起需要中国人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而不是做西方的应声虫。并且中国需要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做一个敢于伸张正义的大国。
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民族，但在近现代需要用国家的形式统和更多的力量，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尊。中华民族也形成了足够的历史智慧，让生活在这一方天地之中的各种生灵和谐共处。我们要做的是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让古老的智慧在现代发光。我们也找到了好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让中华民族彻底形成。从民族发展、国家关系处理等方面，前三十年做了太多太多的表率。但我们简单地把其称为老路则堵死了我们既往开来的前途。中国需要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对待过往的政治历史，并且需要检讨西方的舶来品，形成我们新时代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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