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让观众心有戚戚焉，大家还在感慨药价的昂贵与资本的无情，但没有注意到是，《药神》其实揭示一个更为严酷的社会现实：原子化的个人面对灾难时的无助与绝望。
《药神》之所以让许多人感到温暖，是因为程勇、吕受益、黄毛、刘思慧、刘牧师等以程勇为核心建立了临时性、功能性的命运共同体，他们依托这个共同体互帮互助，共同与残酷的命运做斗争，他们的人生也因此变得美丽。
无独有偶的是，被视为《我不是药神》模板的好莱坞《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也是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美国，用自发地建立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与药品开发商及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做斗争，男主角罗恩最终把被医生宣布只有30天的生命，成功延长了7年。
无疑，这是人类共同的命运——我们必须依托某个共同体，才能存活。灾难来得越猛烈、越严峻，这一规律就显得越加巨大和醒目，不能回避。
在后冷战时代的语境中，很多人都忘记了，社会主义运动正是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是资本主义的“反向运动”。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摧毁了一切共同体，“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本主义社会使每个劳动者都因为无助而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才能过活，由此酿成了无数《药神》式的人间惨剧。
因此，社会主义总是以修复被资本主义摧毁的“社会”，重建社会共同体为起点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也是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事实。
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一书，集中了鄢一龙、白钢、吕德文、刘晨光、江宇、尹伊文等优秀学者，从“共同体”的视角切入，梳理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提出了建设“共同体社会主义”的构想，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在“导论”中用《共产党宣言》式的语气指出：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不过是共同体构建、分化、冲突和演进的历史。
本书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五百年本身就是对平等的共同体、也是对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的不懈的追索。
本书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里，联合体的成员是平等的主人，自由是共同的自由，联合是自由的联合。
在晚近三十多年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唯一鹄的大背景下，这些判断都令人有惊世骇俗，振聋发聩之感，具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意义。
这意味着，关注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再次把目光转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只有在这个领域才能找到决定一个社会本质的东西。
《天下为公》的几位作者，把他们的理论命名为“新社会主义”，这是非常有趣的。很明显，真正的理论创新已成为时代提出的极为紧迫的任务，没有能够正确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创新，任何社会运动都是盲目的，都不可能取得真正有意义的成果。
据我所知，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有不少学者把自己的理论命名为“新社会主义”，但内容却千差万别，有些甚至是南辕北辙，截然相反。但谁的理论最后能够成为真正被广泛接受的“新社会主义”理论，引领21世纪人类重新走向更高层级的社会主义，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中国的“经典社会主义”(《天下为公》一书对毛泽东时代的命名)，就是一个典型的“共同体社会主义”。只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不称共同体，而称“单位”。
在城市里，每个人都是“单位”的一员，在农村，每个人都是人民公社的一员。一个人在从出生到死亡期间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向“单位”寻求帮助，也许你会感到不太“自由”，但绝不会感到无助。
“单位”共同体的含义和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公司”有本质区别。
“公司”是我们拿工资的地方，我们和“公司”的关系，真正是“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也许只有类似华为这样少数另类的“公司”例外)。但在“单位”里，我们却可以凭借“身份”获得权利与保障，从理论上说，这种权利甚至是终身的。
只有凭借身份就可以获得权利与保障，才能称得上是“共同体”，否则就是“公司”。
如果突破了突破利润挂帅的狭隘眼光，我们就会发现，“单位共同体”是更符合人性的，它根本改变了“公司”把人当成“资源”，计入成本，异化为追求利润工具的状况，首先考虑的是“人之为人的需要”包括安全的需要，获得保障与认同的需要，等等。
当然，这样一来，如果以利润为尺度，社会主义“单位共同体”确实会因为内部“成本”过高而显得“缺乏效率”。
现在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包括中国、苏联在内的“经典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得不先后启动改革，根本上还是因为所有的“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都内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五十年代末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展的势头终结之后，“经典社会主义”不得不以“利润”、“效率”为尺度来和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展开“和平竞赛”，显得“相形见绌”——尽管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由于无法解决内部矛盾、无法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必然崩溃，但在一个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它确实显得更繁荣，发展更快。
应该说，作为二十世纪人类产生的最卓越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之一，毛泽东主席最早看到这个日趋扩展的“缝隙”或者“悖论”，解决的办法是把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更为高级的政治文明，拥有更高的民主、更高的文化和更高的道德水平;是让共同体的受益者——大多数劳动者——能够掌握政治和文化领导权，以及共同体的管理权，并在这个基础上战胜历史和现实造成的种种困难，最终在物质文明上也超越资本主义。
从六十年代开始，毛主席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希望能够在社会主义共同体内部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五七指示”则反映了毛主席对未来社会主义共同体发展方向的思考。
社会主义共同体建立之后，确实需要不断扫除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才能逐渐获得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明显优势，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主义。毛泽东主席在这方面做了最为艰辛、最为大胆的努力，这就使他不能不代表未来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历史发展令人扼腕之处在，社会主义共同体遇到的问题，本应通过在共同体内部进行民主建设、文化建设来解决，但小岗村开始，却渐次由农村而城市，走上了解体共同体的道路，直至今天使几乎每个人都失去了共同体依托，陷入如《我不是药神》中吕受益、黄毛、李思慧等人那样的困境。
在《药神》中，以程勇为核心的临时共同体的解体，甚至直接导致了吕受益的自杀。
《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是值得推荐的，因为把重建共同体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在“漫长的21世纪”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循此方向，中国才能摆脱无石可摸的困境，顺利抵达社会主义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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