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专家组诸公：
承辱下问对忽培元同志创作的传记文学《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书稿的意见，谨陈鄙见二题，愚鲁之言，幸勿为过!
第一，历史真实与文学描写
《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是一部“传记文学”，它兼有“传记”与“文学”两种特性。既如此，这部作品就不能像单纯的历史人物传记那样只有史实的叙述而无文学性质的描写刻画。而文学性质的描写与人物刻画的关键手段与主要载体就是对人物细节的描绘和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大量描述。而这部作品的大量细节和心理活动一方面来源于作者做为马文瑞秘书多年的亲炙濡染;二则来源于作者在研读大量史料之后的感触与合理的想象。
传记文学不是学术论文和党史人物传，既是“文学”，就不能不允许有合理的想象与艺术创造。这些细节、心理活动是对传记叙述的合理补充与艺术提高。这些描写所谓的“合理”，一是基于作者对于浩繁史料的研究把握与提练;二是作者根据党的历次重要会议和历史决议所定“历史基调”作为创作指引。
这部作品决没有猎奇与无根据的“编演”。这些合理的想象与艺术创造也是对中国传统史学优良传统的传承与弘扬，如《史记》一书对历史人物的叙述描绘浓墨重彩，笔力开张，精采纷呈。其中戏剧化的场面，个性化的人物刻画都有太史公卓越的艺术加工和艺术创造。
著名的如《项羽本纪》，清代学者周亮工曾经对项羽在垓下作歌的细节做过这样的议论：“垓下是何等之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亦谁闻之，而谁记之?!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钱钟书《管锥编》引录)
这里的“笔补造化，代为传神”八个字一语中的，道破了“传记文学”中诸多生动情节，生动场面的创作奥秘。这也是《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这部传记文学心摹手追的着力之处。请审读诸公亮察之!不可以“无根据、需删节”而责之。
胡乔木同志曾深有感慨地说：党史著作“要写得有声有色。……我们要学习《左传》、《史记》这些中国历史名著的成功经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251页)卓越的无产阶级史学大师郭沫若先生也对历史人物的描写说过以下意见：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事件细节即使不可复得，但可以根据史料研究而“失事求似”。
《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一书，既以党的会议与历史诀议为指针，对于历史史实、历史人物先是“实事求是”的研究把握;又根据历史史料和艺术创作规律而“失事求似”地“合理”想像创作一些典型情节，当不为过;因为这些情节(包括场景、对话、心理等)既符合党的历史决议之“理”;更符合文学创作规律之“理”。细读这部作品，当能感受到作者并没有歪曲党的历史，肆意编造;而是满腔热情地在歌颂历史、歌颂党、歌颂革命前辈、歌颂“新中国建设”这段恢宏的历史史诗!
至于审读意见中认为这部作品的“枝杈稍多”，笔者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前三十年的“新中国建设”这段历史就像滚滚的巨流，既高潮迭起，又不免鱼龙漫衍，泥沙俱下，这正如密林崇山，尽管不免枝杈横出，偃木斜柯，但是它反映了那段历史朴茂葱郁的宏伟气象，这不是任何修饰幽美的私家园林所可以追拟的。尚乞审读诸公细细品味。
二、个人情感与历史情怀
胡乔木同志所强调继承的《史记》等传统传记最大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在史传作品中那个人情感与历史情怀感叹的共鸣。鲁迅先生说《史记》乃“无韵之《离骚》”，这确为得心之论——《史记》是历史，更是史诗!审读意见责之作者自己的情绪与历史人物分不清。
笔者以为，雄浑的历史画卷不是干枯的历史线索的排列，它更是历史人物的情怀与修史者的感叹的一种共鸣。像《史记》中的名篇《伯夷列传》、《魏期武安侯列传》等无不是抒情的笔花迸溅，纯以唱赞出之!传记文学不是像中央文献研究室修著的《毛泽东传》、《马文瑞传》等文献类的史著，而是兼有很强文学性的艺术作品。
在《长河—马文瑞与新中国建设》一书中，作者以《老人与海》的艺术情景比附毛主席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心境，我认为这正是作者在与历史伟人、历史景况的情感交流体悟之中碰撞出的神来之笔！
倘起主席于九原，主席当谓：“小子知我心!”这正是这部历史传记的艺术魅力所在，若这些神来之笔都如审读意见所要求的加之删汰，必使这部作品变成“传记”、“文学”两不当行的庸陋之作。此情尚乞审读诸公体之!谅之!诸公自应负审史之责，更应膺审美之心，玉成此书早日出版!
注：后来此书一字未改，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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