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艺术史扩大到非大师杰作的时代，如希腊、罗马以及中国，以中国的秦汉为例，你发现根本没有大师，也根本没有杰作;而且这些艺术制作也不是个人创造力的表现，而是一件受人委托完成的制作，是为了实现一个社会性的功能。那这套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就不太适用了。我们不能把研究艺术大师的方法，扩大到研究所有艺术作品和工匠身上。具体到我对武梁祠的研究，我们不像了解这些艺术大师们一样了解武梁这个人，所以用个人主义的方式去研究他是没有意义的。
又是一个我以前没注意过的观点，即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应该并不适合用来研究所有艺术问题，尤其是非大师作品的时候。
首先，我们可能看惯了个人主义视角下的艺术史那一套叙述，习惯了认为艺术品都是艺术家个人思想、情绪、欲望等的表达。从某个阶段来看，这样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现在看来，若说整个艺术史就是由这些大师、艺术家串联而成的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其次，在前大师时代，或者说整个艺术史当中，无名的工匠们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却无奈的被忽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此过程中确实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习惯了个人主义叙事的记录者们往往习惯对普通的、集体的劳动成果视而不见。这些人只记得大师的杰作，只愿意描述艺术家的委屈、奋斗与超脱;却对整日劳作，生产出最多，最实用，最为人们所接触和感受的工匠们的劳动与成果视而不见——哪怕这些作品，这些器物已经融入了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这也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就是让那些习惯了这种个人主义大师叙事的人染上了同样的坏毛病。
第三，工匠的主体性一定程度上缺失了。可以想象，人类历史上的大量艺术品都是出自于这些工匠之手，他们或是被命令，或是为了生计制造出了这些艺术品，但他们既不能拥有自己的作品，也无法在这些作品中自由的表达。就像那些为了帝王建造王陵或者宫殿的工匠们，他们在其中的作用似乎也只是更加灵活的工具而已。而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又是怎样的感受，似乎没那么重要。
第四，艺术家与工匠之间的界限或许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比较仔细想想，所谓的艺术家和大师们，可能并不都如他们标榜的那样自由与独立。且不说漫长的时代里，依附皇权也好，威权也罢，依附于各种权力的创作者和艺术家从来不在少数。即便只考虑最简单的生计问题，不少艺术家也是要为自己的金主做一些服务和让步的。
而想得更深一点，所谓艺术家、大师们真正能原创多少新的“艺术”出来，似乎也是个问题。毕竟艺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还是要受到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在我看来，不管是如何创新的艺术形式，本质上都是物质基础+时代特征+个人精神的产物。如果只关注艺术中的个人精神，只关注艺术家的作用，属实是
最后，大师杰作与工匠技艺或许并不矛盾。好的工匠就是艺术家、是大师;艺术家也不应视工匠那样的劳动，视为群众人创作，视创作群众喜欢的作品为耻。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不对，那就是我说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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