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偶记（2）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中国学到什么？

谢小庆按：郑谦先生的《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与中国》一文连载于《百年潮》杂志2004年第6、7期，信息量很大，文中有许多闪光点，可以给人启发，引人深思，值得一读。本文发表至今，又过去了20年，我们又多了2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经验。60年前曾经面临的问题，20年前曾经面临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依然是严峻的挑战，一个人仍然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并力行担责。

1968年6月26日，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写给自己的博士生导师雅斯贝尔斯夫妇（Karl and Gertrud Jaspers）的信中说：“在我看来，下个世纪的孩子们，将以我们认识1848年的方式来认识1968年（It seem s to me that children in the next century will learn about the year 1968 the way we learned about the year 1848.）”。在21世纪过去了四分之一的今天（2026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阿伦特的看法。

这是其中的一节：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往往自称从第三世界特别是从中国获得灵感和启示。佩里·安德森所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把中国作为替代苏联的革命后社会的模式，和一种在西方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样板”。的确，从现象上看，60年代的中国的确向西方左翼或激进思潮提供了许多在他们看来十分有利于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例如：越来越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中的官僚主义，直至付诸“大民主”的形式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以空前规模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冲击和“改造”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通过“三结合”的方式让群众参与各种管理，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平等，打破社会等级，反对精英政治;通过参加体力劳动、上山下乡、亦工亦农等方式使知识分子与工农打成一片，实现两者的平等，塑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高度重视和发挥“反作用”的力量，通过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不断革命”推动生产发展;力倡艰苦奋斗，崇尚无私、忘我的道德境界和革命精神的力量，认为人的意志、精神、觉悟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强大动力，也是发展生产的目的;贬抑物质利益，缩小收入差别;认为富裕的生活会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而艰苦的环境和俭朴的生活则有利于培养和保持革命的精神，所以“一穷二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有利起点;坚持政治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和作用，反对技术决定论，反对用经济效益评判一切，如此等等。所有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一种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双重超越的现代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