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翻译组译制
原编者按
《沃尔玛人民共和国》一书出版于二零一九年，在国外的左翼圈层影响力其广。它在本质上是一本非常优秀的计划经济学科普读物。同时，它也是对民主经济计划之可行性的雄辩。《沃尔玛人民共和国》这一博人眼球的标题事实是想说明书中最为核心的一个命题：当前的巨型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完全保障了民主的计划经济在技术上的可行性，而真正需要跨越的鸿沟不过是社会中的斗争，一如书中所说：计划完全可行，只是尚未为我们所用。
当然，这本书不只是在讨论这一个问题。对于不了解经济学，特别是计划经济学史的读者而言，这本书是极其友好的通识读物，可改名为《计划经济：一名左翼需要知道的一切》。首先，书中其中包括一个简短的经济核算争论史介绍。由一战时纽拉特的实物核算经济、到米塞斯与哈耶克、最后到兰格。其次这本书也，包括对于一系列国有经济与计划经济尝试的介绍与分析，即所谓的「真实社会主义」。既包括苏联模式，也包括智利的赛博系统工程(proyectó synco) 。第三，书中也谈到了包括沃尔玛与亚马逊等等巨型经济体在经济规划方面突飞猛进的进展，同时也包括一些试图在企业内部引入「市场经济」，结果引发啼笑皆非的后果。最后，这本书也包括对于最前沿的民主经济计划理论的介绍，比如科克肖特的计算机社会主义与萨罗斯的亚马逊社会主义等一系列的理论。
简而言之，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书，若想深入了解计划经济的各个方向，皆可在书中找到一系列的案例、著作与学者的线索。
不过，译者还是要指出本书的一个问题，一个最为核心的不足。这本书是具有一定的论战性的。更多是想要给当前的左翼与广义的进步主义者以乐观的鼓舞：计划经济是可行的，只不过是还需要斗争来争取之。但是，技术本身并不是中性的，其具体的运转形式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这意味着即使计划经济目前已经在大企业之中广泛使用，这种技术被社会化的方向，或许让它更适合去服务某种控制与剥削劳动者的目的。而怎样将这种高效，但是已经异化的技术工具，转变成一般工人与消费者自我管理解放自身的利器呢，这其中需要怎样在技术上的迁移呢?本书并没有过多的探讨。
而这其实是当前的我们可以去研究的课题。或许未来的社会转变会与列宁看到的局面差不多：社会主义者不需要凭空建造计划经济的操作中心，而是可以直接将沃尔玛与一些技术公司的规划技术设备理念公有化，最终为社会主义者所用。这样的话，民主经济理论的最重要的探讨方向，将不只在于在理论层面证明这一路线的可行性，更是在于去探讨当前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规划与未来的民主经济计划怎样的兼容性，以及我们如何在前者的基础之上改造它，使之为后者服务。
作者：Phillips and Rozworski
原文：The people's republics of walmart:Introduction
沃尔玛人民共和国 导言
“所以你们是在写一本赞美沃尔玛的书，是吧?”
“呃，不是。也不完全是。或者，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你看，沃尔玛确实是一项物流奇迹，这一点我们相当欣赏。但事情远比这复杂。”
“两个社会主义者写这种题目，是有点怪。沃尔玛破坏工会、压低工资、摧毁社区，你们到底怎么能替它辩护?它难道不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公司之一吗?”
“我们不是在替沃尔玛辩护，当然更不是替破坏工会辩护。我们只是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悖论般地也是一个庞大的计划经济体。非常有意思。”
自从我们开始写这本书以来，围绕这一话题的各种对话便不断重演。我们的进步派朋友几乎总会皱起眉头，表现出担心或怀疑。
所以，让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清楚：沃尔玛是一家恶劣、阴险、卑劣下作、肮脏透顶的恶棍公司。
遗憾的是，“flagitious”这个词如今已不常用。它意为“极其罪恶或邪恶”，同时又与“flagellate”(鞭打)同源，其拉丁语词根 flagitium 意为“可耻之事”。不过，用这个词来形容这样一家公然反社会的企业再恰当不过;即便如此，它也只能稍稍传达我们两位作者对沃尔玛那种刺骨如狼的憎恨。
像所有企业一样，沃尔玛也被市场竞争迫使削减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企业支出中最有弹性、最容易被挤压的那一部分。这些做法当然都谈不上好，但若把沃尔玛说成独一无二的邪恶，恐怕也并不公平。诚然，它支付贫困工资，依赖亚洲血汗工厂以及童工和囚犯劳动，还像三世纪折磨圣埃尔摩的刽子手那样，兴致勃勃、手法娴熟地把城镇商业街开膛破肚。但如今又有哪家企业不是这样呢?然而，很少有其他公司会像沃尔玛这样，以如此狂热、如此压倒性的熟练程度，推行使工人贫困化、反工会的做法。对沃尔玛而言，破坏工会不仅是企业运作的必要伴随物，更是其商业模式的核心。“我支付低工资，”创始人山姆·沃尔顿说，“我可以利用这一点。我们会成功，但基础是一种低工资、低福利的雇佣模式。”
因此，任何人都不应在还没读到我们一句话之前——或者即便读完了每一句却仍误解了我们的意思之后——就断定本书是在为沃尔玛、亚马逊、五角大楼，或我们所考察的其他任何拥有规划和物流体系的机构，作某种时髦的、唱反调式的辩护。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沃尔玛本身不应成为进步派的灵感来源。
这些开场清嗓式的澄清说完，既然大家都已经确认我们并不爱沃尔玛，我们就想谈谈：尽管如此，我们为什么仍然会佩服沃尔玛的某些能力。这有点像流行病学家不得不承认，耐药结核菌那邪恶而灵巧的进化能力确有一种无可否认的“天才”;也像弥尔顿觉得撒旦比耶稣更有意思;又像夏洛克·福尔摩斯会一边憎恶邪恶的博学者莫里亚蒂教授，一边钦佩其复杂而狡黠的计谋。
如果沃尔玛的运营效率、物流天才，以及敏捷经济规划的架构，能够被那些追求更平等、更具解放性的社会的人掌握并改造，那该多好!
但为什么要有人关心这样一个枯燥的话题?归根结底，这讨论的不过是企业决策，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最优配置。我们又为什么要偏向民主规划，而不是自由市场?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难道不是已经宣判了社会主义不可行吗?约束自由市场的过度扩张，难道不就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结果吗?
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公与矛盾，已经有足以装满图书馆的著作加以论述。其中尤其包括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扩大不平等这一点(尽管贫困可以减少，而且过去三百年左右，最极端的贫困确实已经有所减少;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工会和广义左翼力量的压力，它们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便要求共享财富)。此外，资本主义还会侵蚀民主，周期性地制造经济危机，并由此造成失业甚至战争。但我们无意在此重述这些论证。因此，让我们只聚焦于它或许最核心的一次误冒险。
一方面，对人类有用的所有商品和服务这一集合，与另一方面能够盈利的所有商品和服务这一集合，二者当然存在重叠。你大概会觉得内裤是一种有用的产品(不过对于习惯“不穿内裤”的人来说，这就不一定了);与此同时，Gap 公司也觉得生产这类产品有利可图——这是一种愉快的巧合，而且这样的巧合有很多。但所有有用之物与所有盈利之物并不完全重合。只要放任市场自行其是，某种东西只要有利可图，哪怕它没有用甚至有害，也仍会有人继续生产。
化石燃料就是这种无法补救的关键缺陷在当代的例子。它们能量密度高、便于携带，因此曾经相当了不起——在能源上把我们从大自然的反复无常中解放出来，不必再看它是否愿意在我们需要时吹动风车、转动水轮。但我们现在知道，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温室气体，会迅速使地球偏离自上一个冰河时代以来最适合人类繁荣的平均温度。然而，只要政府不干预，不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并建设(或至少激励建设)替代它们所需的清洁电力基础设施，市场就会继续生产化石燃料。同样，终结破坏臭氧层的氯氟烃生产的也不是市场;相反，是监管干预——某种形式的规划——迫使我们在冰箱和发胶喷罐中使用其他化学品，从而让平流层中富含可阻挡紫外线的三原子氧(臭氧)分子的那一部分大体上自我修复。我们还可以讲出类似的故事：西方多数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五大湖地区的酸雨问题是如何得到解决的，汽车事故死亡率或航空事故率又是如何下降的。答案都是：国家主动干预市场，限制或改造那些有害但有利可图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西方国家多数现代矿业作业中令人瞩目的健康与安全标准，也并不是企业主出于什么“贵族义务”主动赐予的，而是他们在与战斗性工会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后，不情不愿作出的让步。
反过来说，如果某样东西有用但无利可图，它就不会被生产出来。例如在美国，由于没有全民公共医疗体系，面向所有人的医疗服务当然极其有用。但因为它不能盈利，所以它没有被提供。农村地区的高速互联网也无利可图，因此私人电信公司不愿在那里提供服务，而更愿意挑选人口稠密、利润丰厚的社区。
与此同时，全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危机日益加剧：微生物的进化正在让一种又一种抗生素失效，患者也越来越多地死于原本常见的感染。制药公司几乎已经放弃研发新的救命药物类别，原因很简单：它们不够赚钱。一想到截肢或通过手术刮除感染部位可能重新成为常见医疗手段，实在令人不安。但对于西雅图十九岁的戴维·里奇的医生们来说，这正是他们唯一剩下的办法。里奇在印度一次火车事故中感染了耐药细菌，随后反复感染，即便使用高毒性的最后手段抗生素也无法治疗。每次感染复发，都不得不切除更多腿部组织。尽管里奇后来已经康复，但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那些无药可治的细菌再次出现。美国传染病学会(IDSA)2008 年一篇“战斗号召”式论文说得很清楚：“抗生素对制药公司和风险投资家吸引力较低，因为它们比其他药物更成功。”抗生素的成功在于消灭感染;一旦感染被消灭，几天、几周，最多几个月后，患者就会停止服药。但对于慢性疾病患者，可能必须每天服药，有时甚至终身服药。因此，该论文总结说，真正推动药物开发兴趣的，是长期治疗，而不是治愈。IDSA、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盟等机构提出的政策方案，说到底就是求着、贿赂制药公司动一动手指;但即便这种办法再不激进，它仍然是市场外部的干预。(将制药行业社会化会更便宜，也会更迅速、更有效;但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太激进，社会主义味太重。)
除了这一领域，我们还可以看到，任何领域的基础研究——也就是那种“蓝天研究”：科学家被纯粹的好奇心驱动，并不期待开发出任何可市场化的产品，而这些研究后来却成为许多真正极具市场价值的技术和药物的基础——根本不能由私营部门来完成。这类研究成本极高，却无法保证任何投入回报。因此，这种研究几乎完全是公共机构或私人慈善机构的现象，而不是市场行动者的现象。同样，让我们登上月球的也不是市场，而是一个名叫 NASA 的宏大公共部门项目。今天，如果我们诚实一点，就必须承认：像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所设想的可行火星殖民地，成本极其高昂(即便通过可重复使用火箭等方式大幅降低逃离地球引力的成本)，因此仍然必须从那座殖民地生产出某种能够卖回地球的盈利商品。如果真有这种商品，那当然算他走运;如果没有，他的投资者很快就会抛弃他。所以，火星殖民要么会是公共部门的事业，要么就不会发生。
但对许多进步人士来说，物流与规划的故事似乎陈旧发霉。难道不是需要更新鲜的论据，来说服人们必须走上街垒吗?难道不是还有被遗忘的悲惨压迫故事有待重述吗?确实，规划的故事没有多少戏剧性或浪漫色彩——很少有无私英雄主义、勇敢受难或正义怒火的动人故事(尽管其中也不乏令人心碎的失败、挫败与毁灭)。但从本质上说，不公及其纠正的故事，就是一部贯穿古今的努力史：人们不断尝试减少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包括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不平等，谁工作、谁休息之间的不平等，谁有发言权、谁没有发言权之间的不平等。归根结底，不平等本身就是物的分配不公问题，或是这种分配不公的结果。
简而言之，穷人没有被分配到富人拥有的那些东西(或购买这些东西的能力)。富人与穷人的需求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得到满足，或得不到满足：对一些人来说，充分实现自身人性潜能的可能性从根上就被切断;而另一些人则被给予了蓬勃发展的空间。不平等限制了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原本能够做到的事情;它划定了我们的自由边界。过去几代人一直在为扩展自由领域而斗争——确保所有成年人拥有同等权利，并确保技术进步带来的任何新能力都向所有人开放。如果我们要继续这场斗争，去纠正现状中庞大而显而易见的不公，就必须围绕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想要采用何种物的配置方式展开斗争。
因此，当我们追问“另一个世界是否可能”时，也是在追问：是否存在另一种配置物的方式?我们会如何以不同方式分配物?又由谁来决定它们如何分配?资本家每天用来把商品和服务送到有支付能力者手中的那些规划，能否被改造为确保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中?在改变分配物的方式时，我们是否也能开始改变经济中的其他一切——从我们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到谁工作、工作多久?
一旦我们识别出分配物的替代方式，我们周围无处不在的规划就可能透露出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若干面向。更紧迫的是，这些现存的规划还可能提示我们，在通向更全面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中，可能具备哪些特征。
在资本主义这一当前生产方式下(本质上也就是我们的社会组织经济的方式)，用于配置物的主要方法是自由市场。在我们的世界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原则上由供给与需求决定。自由市场拥护者声称，这会带来一种状态：买方需求的东西数量与供应商生产的东西数量相匹配。他们把这种状态称为“经济均衡”。
要把一种生产方式称为资本主义，光有自由市场并不充分;毕竟，资本主义还有其他本质特征，包括工作场所中的剥削，以及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尽管如此，自由的(或近似自由的)市场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配置方法，它会通过收入分配差异导致不平等扩大。市场互动不可避免地产生赢家和输家，进而导致财富集中。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差距会扩大，而这正是同一套市场互动的产物。
这种“完美”的自由市场只存在于其最狂热捍卫者的头脑中，以及经济学入门教材的页面里。现实市场与这种理想化的童话相去甚远：企业经常合谋排挤竞争者，大公司不断游说政府提供补贴，少数几个大玩家主导整个产品类别并制定价格更是常态。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强制与剥夺，才把农民变成愿意为工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供给与需求常常无法达到均衡;结果，市场体系周期性地导致生产过剩危机，并进而引发衰退和萧条，给数百万人造成痛苦后果。市场内在的竞争机制会催化、利用并加剧一系列基于身份(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的不平等偏见;会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服务;还会推动国家之间的军事主义竞争，促成殖民，催生帝国主义，并最终引发战争。现实世界往往处于混乱的失衡之中，价格不是从竞争的以太中自然浮现，而是被人为指定出来;而且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也是一个由资本家进行规划而形成的世界。即便如此，市场仍然决定着我们很大一部分经济生活，并由此决定着社会生活。
总体而言，对现行做法的批评主张取代市场，或至少给市场套上缰绳。但如果配置不通过市场进行，就会通过经济规划进行，也就是所谓“直接配置”——它不是由“看不见的手”完成，而是由看得见的人完成。事实上，这种计划性配置在当前制度中早已广泛存在：民选者和非民选者都在做，国家和私人企业都在做，集中形式和分散形式中都存在。即使是在资本主义色彩最浓的美国，也不仅有沃尔玛和亚马逊，还有五角大楼：尽管美国国防部具有难以置信的破坏性，它仍是世界上最大的雇主，也是一个中央计划式的公共部门运作。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混合经济体，包含市场与规划的各种组合。
事实上，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规划就一直与之相伴。数千年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建立了一套经济机构网络，把城市中的作坊和神庙同乡村的农民农业生产连接起来。约公元前三千纪末，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繁荣的乌尔第三王朝，是最早实现大规模、永久性记录保存突破的文明之一。乌尔第三王朝的泥板文献中，包含基于土壤质量平均值对作物产量作出的预测，而这些平均值本身又来自多年记录。尽管经济仍受制于无法控制的天气，它已经能够在初级层面上被管理。随着详细账目的出现，预期与估算——二者都是规划的关键——成为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不同于史前时代地方化的馈赠交换经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出现了类似今日福利国家的中央再分配体系：税收和征发流入，商品与服务转移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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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字和数学这些伴随经济记录保存而发展的文明基石一同出现的，还有货币——只是货币的出现方式并不像某些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一段被反复引用的文字中写道，“互通有无、以物易物，并以一物交换另一物的倾向”导致了劳动分工、货币发明和更高的经济复杂性。这个虚构故事流传了几个世纪，如今仍能在大多数经济学入门教材中见到。问题在于，这个有趣的故事是假的。专业化是在没有内部交换的大型家户共同体内部发展起来的;家户首领把全家的总产出分配给各成员——他们在进行规划。另一方面，货币主要是作为一种工具出现的，供商人、雇佣兵等人与古代神庙结清债务。随着经济复杂性增长，货币被更广泛地用作记录税收和其他重大交易的手段。在非常时期，有些价格会浮动，例如歉收年份的谷物价格。但在大多数时候，价格都高度标准化。
早期规划与早期货币相互协同。例如，在巴比伦，一米那白银被分成六十舍客勒，对应于一古尔大麦被分成六十库尔。每库尔是发给工人的半天口粮。因此，一古尔就是一个月口粮，价值一米那白银(按每月三十天的标准历法计算;新年庆典持续数日，用来与太阳年重新对齐)。这种简明的等价关系简化了记账和规划。
日益复杂的经济记录、会计制度和社会机构都表明，早期古代文明已经产生了某种只能被称为经济计算与规划的东西。这并不是说当时存在某种中央规划的阿卡迪亚乐土;同样，把狩猎采集社会描述成和平平等的伊甸园也并不准确。古人的规划不仅粗糙而且局部;它也远远不是一种为了保障所有人共同利益的理性方式。事实上，古代规划服务的是一种为了少数精英小圈子的利益而创造的经济体系，而这些精英的动机是维持自身的财富与权力。听起来熟悉吗?
尽管不平等从古代世界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仍然有理由抱有希望。其中包括数百万人因为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 2016 年总统初选中提到社会主义而被激起好奇心;近来，美国各地又有一系列竞选公职者延续了这种趋势。在英国，在本书写作时，一位毫不掩饰的社会主义者杰里米·科尔宾正领导着女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随着政治辩论日益两极分化，即便在资本主义秩序的英美中心，年轻人总体而言如今也比起资本主义更看好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地，那些提出支持社会主义修辞，或至少支持某种不同于照常营业式资本主义道路的激进左翼政党——从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到德国的左翼党，再到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正在追赶传统社会民主党，并在一些地方超过它们，尽管成功程度差异很大。而在拉丁美洲，虽然左翼近来遭遇了选举失利，该大陆各地的左翼人士仍在政府内外试验新旧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不仅迫切需要讨论市场的替代方案究竟会是什么，也有必要澄清围绕规划及其历史的大量混乱。举个例子：中国似乎是全球经济中最后一个仍然站着的选手;尽管其增长率最近已经从令人瞠目结舌降到只是令人咋舌，但这一增长是通过自由市场机制与威权中央规划者的强力引导相混合而实现的。甚至该国一些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成员似乎也认为，毛泽东时期的经济规划与其说是错误，不如说只是来得太早。2018 年《金融时报》的一篇特写把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描述为中国一股正在壮大的思潮的一部分;这股思潮认为，“国家规划的致命缺陷只在于规划者没有足够信息来做出好决策”。马云和他的同道者相信，“大数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当我们谈论替代方案时，我们指的真是这个吗?
尽管冷战结束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但任何质疑自由市场结果的人，都会立即被围攻，被说成是苏联及其卫星国的辩护士——而那些失败的威权政权确实是计划经济。它们在数十年经济衰退后崩溃，难道不正说明规划行不通吗?
这些问题绝非学术空谈。在如此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不久后由社会主义候选人或政党组建政府，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如果他们不提前认真勾勒出市场替代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参与其中的人就不可避免地会退回到他们已经熟悉的某种版本之中。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条“耳虫”，就像《星际迷航 II：可汗之怒》中的塞提鳗一样，仍然缠绕在我们的大脑皮层上，哪怕在变革即将实现的时刻，也会封死转型的可能性。
因此，时机已经到了：我们该重新揭开一场非常古老的谈话——一场围绕规划问题长期存在、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的争论。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对这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讨论作出全面、定论式的综述。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核算辩论”(或“社会主义核算辩论”)：也就是经济规划在数学和物理上是否可能，以及它是否可取。我们的目标，是为未入门者提供一份通俗易懂、最好还算有趣的介绍。总体而言，我们在这里试图把一些被遗忘的，或因为充满行话、数学化、计算机科学导向而难以理解的思想和发现，重新汇集起来，并使其更容易理解;也把那些埋在少有人阅读的运筹学或商业管理期刊页面中的内容带出来。因此，我们大量依赖经济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商业研究学者的工作。在写作这本关于规划、物流挑战和经济计算挑战的入门书时，我们希望把这场至关重要的辩论从发霉的学院书架上取下来，让它重新进入鲜活的政治斗争现场。
最重要的是，我们写这本小书的目标只是指出一个很少被承认、却显而易见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让“计算辩论”显得不合时宜。事实已经是：全球经济中相当大的一片区域早已存在于市场之外，并且受到规划。沃尔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此，规划能否在大规模条件下存在而不造成严重经济低效，这个问题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争论意义了。需要补充的是，这些庞大的中央规划企业——它们如此庞大，以至于我们确实应当称其为中央规划经济体——并不是以任何民主方式被规划的。
虽然这听起来可能不够吸引人，但我们的主张是：当我们说自己想要一个平等社会时，我们争取的其实是民主规划。不存在一台可以被简单接管的机器，换一批操作者来运行，其他方面却保持不变;但确实存在一种规划基础，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完全可以把它接过来，并改造为自己的东西。
与其说这是一本关于未来社会的书，不如说它是一本关于我们自身社会的书。我们进行规划，而且它确实有效。
本章翻译：leviathan
本章校对：公民伯里克利本章编辑：公民伯里克利仅供学习目的，译文基于CC BY-NC-SA 4.0发布，欢迎规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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