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徐向前撰写回忆录即《历史的回顾》(后更名《徐向前元帅回忆录》及《徐向前回忆录》。本文引用内容均为《徐向前回忆录》版本)。其中回顾了张国焘西进甘北主张即“大计”的形成、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与西路军命名到失败的全过程。
《徐向前回忆录》有三个关键词(实为三句话)，真实地反映了徐向前几十年来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是徐向前关于西路军历史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而这个立场和态度，与党中央关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结论截然相反。
《徐向前回忆录》这三个关键词，其表现和内在逻辑就是甩锅推责，其理由和借口五花八门，主要目的是撇清与张国焘路线的关联，以“奉命说”实现“去张化”，编造虚假历史，以此证明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军委指挥失误。揭穿这些不实之词，从而证实中央“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准确的定性和定位。这三个关键词，是《徐向前回忆录》回顾西路军历史的基本思想、基本逻辑和基本方法。
第一个关键词：“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1]
徐向前提出什么建议?向谁提出的建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这个建议?徐向前为什么讲“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这个建议与张国焘的西进主张即张国焘路线有什么关联?这个建议有什么样的危害?这个建议又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有什么关系?
㈠张国焘提出“向西北进”的“大计”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进入甘南地区。之后，红二方面军按中央部署东进至陕甘边界一带，牵制胡 宗南，策应红一、四方面军。9月13日，张国焘在东进不可、北上不愿的情况下，指示徐向前、周纯全：“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注：此“西北”指方位，岷州西北方即河西走廊地区)。[2]
张国焘这一战略抉择，源于其“两个高涨之间理论”，即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只有保存实力，才是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张国焘这一战略抉择，主要原因：一是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统一战线不可靠，共同抗日不现实;二是西进可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围剿，独立建立一块根据地;三是不违反国际占领宁夏与甘西的战略意图;四是担心会合后被中央清算;五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有一帮坚定的支持者、拥护者和跟随者。
9月14日，中央在得到共产国际援助承诺和指示后，提出《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张国焘并不认同中央北上会合意见，也不接受中央共取宁夏的部署，在此情况下，接到徐向前的回复即建议电。
㈡徐向前提出“出青马敌后”的建议
9月15日，徐向前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提出自己的建议，“建议我军出青马敌后”(注：“青马敌后”即河西走廊地区)。[3]
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大计”心领神会，其建议完全符合张国焘的意图。徐向前提出这个建议的理由在回忆录中有详细叙述：一是北上会合没有出路，陕北贫瘠，河西有粮;二是北上与敌是硬碰硬，得不到便宜，而青马敌后空虚;三是占据河西，即可背靠那方(注：指苏联)，建立可靠的抗日后方;四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建议，与张国焘“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的战略意图完全一致。
徐向前这个建议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是支持张国焘的西进主张，坚定了张国焘西进的信心和决心;二是破坏三军会合的有利态势，影响中央共取宁夏的战略部署;三是四方面军转向西撤是只顾自己安危，而不顾别人死活，将一、二方面军置于孤立无援有被敌各个击破的危险境地;四是破坏了西北局和红四方面军内部团结，导致后来西路军内部纷争不断;五是这个建议主导了此后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一系列行动，并且以各种方式和各种理由和借口不接受中央及军委的指挥。
㈢张国焘西进主张从否决到再决并实施
张国焘的西进主张，得到徐向前等人的支持，但在西北局会议上(即岷州会议)，遭到朱德、陈昌浩以及西北局大多数成员的反对。尤其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在张国焘哭诉威逼之下，坚决反对西进，支持北上会合。这就是徐向前所说“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的出处。
会议之后，张国焘连夜赶往漳州徐向前指挥部驻地，在前方诸位将领的支持下，张国焘另起炉灶，重新开会，推翻西北局决议，漳州会议决定西进。徐向前的这个建议，没有被西北局多数成员接受，但在漳州会议上，徐向前和前线部分将领认同并支持张国焘的西进主张。
徐向前立即调整部署，率部队转向西进，准备西渡黄河。由于黄河对岸大雪封山，部队无法前行，红四方面军被迫转向再次北上，这才有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会宁会师这段历史。
㈣徐向前把张国焘这个“大计”坚持到最后失败
张国焘这个“大计”和徐向前的建议，左右了此后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的全部，是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行动指导和基本方针。红四方面军“偷偷渡河”西进，源自张国焘的“大计”和“我的建议”;西进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源自张国焘的“大计”和“我的建议”;西路军放弃攻凉，转为再次西进仍源自张国焘的“大计”和“我的建议”;西路军多次拒绝东返，仍源自张国焘的“大计”和“我的建议”。
11月6日，四方面军上报军委《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其纲领明确：其目的是“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一是中央及军委的战略意图中，从来没有“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这一选项;二是中央及军委从来没有命令或指示四方面军“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的任务;三是中央及军委从来没有认同或同意四方面军“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的表示;四是“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是张国焘和徐向前在漳州会议期间就确定的战略构想。现在把西路军西进说成是执行中央打通国际的意图，成为所谓主流说法。而历史事实是，即使没有国际援助，按照张国焘的“大计”和“我的建议”，四方面军也决心西进。而有了国际援助之说，西路军西进则是借打通国际之名，行占据一方之实的张国焘路线。
12月6日，西路军进至永昌、山丹一带建立根据地。公然质疑中央路线，向中央提出其为中国革命设计的总路线、总方针即“根本大计”，提出主力红军西进，与他们一起在河西“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其后，西路军反复坚持自己提出的“根本大计”，不接受军委的指挥。
第一次，2月7日，西路军东返至西洞堡又重返倪家营子后，提出新的行动计划，并对东返行动及返回原因作出解释。“目前在(东进时)取敌有利条件下，目前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西路军向军委提议：“为长久根本大计，当在奠定甘北抗日根据地，接通新苏区，必速灭‘二马’，始能实现。”“以四军一部西进夹击，则加速歼灭该敌。否则不但对西路军，而且对整个抗日局面均为妨碍。”[3]西路军为实现其“根本大计”，向中央要兵，要在河西建立长久的抗日后方。
第二次，2月24日，西路军第二次突围威敌堡再返倪家营子之后，再次向军委提出援军八个团“向凉州进攻”。提议：“我们适时夹击，可彻底消灭此敌，夺取甘北，奠定抗日后方，接通远方，实现根本大计，无论对西安之和平、战争计，无论对中国红军及西路军计，此为上策。”[5]
第三次，3月4日，西路军第三次突围进至三道柳沟地区又陷入重围。西路军向党中央及军委及各方面军提出：“恳望援军星夜奔来，或以更迅速而有效的办法灭马敌，保全西路军……(以)取得甘北，奠定大计，策之上也。”[6]
“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成为西路军唯一的执念，即“根本大计”，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失败。
㈤李先念的《说明》与徐向前说法不一致
1983年2月，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这份《说明》，完全推翻了中央对西路军“严重失败”作出的结论。其中关于西进与北上的分歧，李先念在《说明》中写道：“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的大多数同志及在前方的徐向前同志都主张北上，张国焘却坚持沿洮河西进青海，由于中央的命令和实际上这条路也走不通，张国焘才改变了主意。”[7]
李先念《说明》中这段话，与《徐向前回忆录》的说法不符。李先念虽然没有参加岷州会议，但参加了漳州会议，是了解情况的亲历者和当事人。其一，徐向前是支持张国焘西进主张的，并且是西进方针的建议者和组织指挥者;其二，张国焘改变主意北上，并不是《徐向前回忆录》和李先念《说明》中所讲是由于中央命令，根本原因是这条路走不通，如果这条路能走通，中央根本无法阻止张国焘的西进决心;其三，岷州会议否决了张国焘西进计划，照李先念《说明》中所讲，既然西北局的大多数同志及前方的徐向前同志都主张北上，张国焘何能强制红四方面军西进，说明支持者有之，而且在漳州会议上还不是少数。张国焘9月21日在给朱德《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的电报中讲的很清楚，支持者是“向、纯、李三同志”。[8]徐向前回忆录写的很明白，“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9]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起，再发生磨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得到西路军主要指挥员和部分将领赞同支持和拥护的。
李先念和徐向前关于对张国焘西进主张持何种态度这件事上很值得回味。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写于前，而且李先念特意注明此文经徐向前看过，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出版发表于后(相隔一年时间)，可以说是同时期的作品。可就是对这一重大事件，两个人写穿帮了。
㈥徐向前称“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的目的
徐向前“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这句关键词，其意是指，西路军西进河西导致“严重失败”与我的这个建议没有任何关系，与张国焘的西进“大计”也没有关系。而历史事实是，徐向前这个建议与张国焘的西进“大计”有很密切的关系，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讲到：“西路军是执行他的西进计划”。而且这个建议从提出、到实施、到失败，从红四方面军到西路军，从过去到现在(写回忆录时)，不仅从来没有变过，而且这个执念根深蒂固的存在在徐向前的脑海里，晚年仍为没有实现这个建议遭到惨败而懊恼不已。
徐向前为这个执念反思了一生，直到撰写回忆录时，仍然认为，当时只要按他的建议办，先打到西边取武器，西路军就不会失败。一个唯心虚幻胜利的想象，左右了徐向前的一生。
徐向前内心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建议与张国焘西进主张高度契合，可以说是完全一致。所以，徐向前在撰写回忆录时，特意把这个关键词写在回忆录里，试图撇清与张国焘路线的关系。正是如此，反而告诉世人，徐向前不仅是张国焘西进主张的建议者和支持者，而且还是张国焘西进主张的执行者，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导致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徐向前这个建议是西路军问题的核心，也是西路军严重失败的根源，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具体表现。
结论：《徐向前回忆录》中，“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这句关键词，意在撇清与张国焘路线的关系，这不是历史事实，也改变不了历史事实。
第二个关键词：“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
在《徐向前回忆录》和李先念《说明》里，都有一句含义相似的关键词，即：“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1]徐向前为什么在回忆录中讲这句话?写这句关键词的用意是什么?这句关键词对军队指挥原则造成什么严重危害?这句话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带来什么影响和后果?
这句话有几个常识性错误。其一，下级服从上级天经地义，这是军队的基本常识，还需要专门解释吗?这说明，西路军自始至终还奉了别人什么命令和指示，这是责任人甩锅才有的不正常心态;其二，这句话的逻辑是，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军委指挥的。中央及军委在西路军失败解体时给西工委的电报中指出：“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西路军是不是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中央和军委说了不算，历史事实说了不算，所有当事人都不在世了，自己认定，失败就是中央军委指挥的，这是失败者强词夺理推责的表现;其三，这句话是冲着中央决议而讲的，中央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回忆录中这句关键词，把违背中央意图而导致失败说得理直气壮，目的在于否定中央决议，这是投机者嫁祸党中央及军委的说辞。
这句关键词是徐向前和李先念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基本认知和基本立场，也是推翻中央决议最关键的一句话，只讲西路军“奉命”，而刻意回避在西路军命名之前，红四方面军甘南西进和借宁夏战役之机渡河西进是违背中央命令，破坏宁夏战役计划的历史责任。
㈠四方面军渡河西进是违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的违令行动
《徐向前回忆录》称：“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根据南敌压迫的情况，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2]
其一，根本没有这个“中央电令”。《徐向前回忆录》编造了这个电令，《红四方面军战史》都不认可回忆录的说法。
其二，根本没有打算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徐向前基于张国焘的“大计”和“我的建议”，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执行中央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而是借宁夏战役之机，把部队全部调过河，占领甘北，实现“根本大计”。陈昌浩写给中央的报告讲到：“我们同住会宁几天，……表面上是照着宁夏战役计划去做罢了。究竟怎样去做呢?没有讨论，实际上是不想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3]
其三，根本在于张国焘施展阴谋欺骗中央。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目标及步骤是“击破南敌”、“先南后北”，方向是向宁夏，渡河地点计划在靖远至中卫段，力量是三个方面军合力，预定时间是11月10日前完成渡河准备，张国焘阳奉阴违欺骗中央，指挥四方面军可有一处按宁夏战役计划执行。10月26日，毛主席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4]对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偷偷”渡河西进施展的阴谋洞若观火。
10月30日，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指出：“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才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5]这句关键词，刻意回避了红四方面军渡河时期，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不服从军委指挥，致力于渡河西进，不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导致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的历史事实。
这能说是“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吗?
㈡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三次西进都是张国焘的意图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以及西路军时期，有三次西进行动。这三次西进，都是红四方面军及西路军根据张国焘的命令和意图，先斩后奏或自己坚决要求的。
第一次，11月2日，红四方面军根据张国焘的意图，提出西进凉州，不接受军委指示，放弃黄河渡口。11月5日在得到张国焘批准后，11月6日向军委报告“平大古凉战役计划”，11月7日张国焘下令“以迅速执行为好”。11月8日夜，红四方面军向凉州进，目的在于占领凉州。第一次西进是按张国焘意图和命令实施的。
第二次，11月14日，西路军抵凉不取。11月17日，西路军接张国焘命令，“毛炳文本日开始渡河……，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以迅速打通远方为要着。”西路军放弃原定计划，弃凉不攻，开始第二次西进。第二次西进也是按张国焘意图和命令实施的。
第三次，西路军在永昌、山丹一带停留时，多次要求继续西进，直到西安事变后，军委指示其东返，到兰州获取接济，西路军执意不愿东返，军委只能同意西路军继续西进。第三次西进是西路军根据张国焘意图自己反复要求的。
这能说是“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吗?
㈢中央军委三次提出西路军东返均遭到拒绝
自西路军命名，军委三次提出东返，全部遭到西路军的拒绝。
第一次，11月11日，西路军命名当日，中央就东返还是西进征询西路军意见，西路军决定西取凉州，称：“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放弃凉州。”军委同意“向凉州进”。结果，西路军按张国焘命令，放弃攻取凉州，再次西进。
第二次，西安事变后，形势有利，东北军希望红军配合，军委提出西路军东返。西路军12月23日提出：“取得远方接济，成为目前红军，张、杨及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认为，此时东返兰州对“策应主力行动作用不大，……我进迫兰州不合算”。同时如果一定要西路军东返，要求满足两个条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1、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二马’于凉州一带。2、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6]中央无法实现西路军提出的这些要求，12月27日同意西路军继续西进。这一事实，并不是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无条件东返”。
第三次，1937年1月16日，军委提出“向东打，……应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7]西路军并未回应军委这一指示，高台、临泽作战失败，才决定东返，只走了百余里，又折返倪家营子。2月7日对这一返回行动解释说：“目前在(东进时)取敌有利条件下，目前较易做到，如果延搁根本大计，反长“二马”之力，尔后击之更加不易。”[8]
军委三次提出东返，西路军根本不接受。西路军有三次东返机会，如能听从军委指挥，渡河后西路军命名组建时即返，西路军可基本保存;西安事变的机遇如能东返，西路军可大部保存;高台失陷后如能决心东返，西路军还可部分保存，绝不会导致“严重失败”的悲惨结局。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痛感道：“高台以后是实迫如此，高台以前是自取其祸”。但东返与张国焘为其制定的“大计”和“我的建议”不符，这是西路军不愿东返的根本原因。
这能说是“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吗?
㈣西路军多次质疑和指责中央及军委
西路军第三次西进至甘州地区后，多次质疑和指责中央及军委。
第一次，西路军指责军委改变任务，意图不明。1937年1月2日，西路军按计划向高、抚进，向军委报告：“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9]西路军提出“先停再走”方案，即根据敌情，再决定是大部停下休整还是继续西进。1月4日，西路军话风一变，从相当自信，到无比困难，西路军到了进不可、打亦不可的地步，要求中央提供外力援助。1月5日，军委复电西路军：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10]此电遭到西路军的强烈指责，认为军委改变任务。徐向前在回忆录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的出处。1月6日，西路军对军委的回电不仅表达了极度的失望和极度的不满，电文充满怨声之气和对军委的全面指责。质问军委：“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11]1月7日，军委不得已做出解释：“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12]1月8日，军委副主席张国焘致电西路军：“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13]
张国焘此电，揭露了西路军的核心问题：一是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二是对中央和军委领导不信任;三是对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不认可。
第二次，西路军欲向青海进，指责军委“根据地不能如此干法”。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与敌连日作战。2月13日，西路军提出向青海方向转移的新提议。西路军认为力量不够，无法战胜敌人，否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必须另想办法。”并举例，“正如五次围剿未能冲破，结果仍须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不能不如此干法。”提议“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14]
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一方面指示西路军惟一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消弱之与各个击破之，以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另一方面，对西路军的新提议提出严厉的质问，“你们的政治纪律，究竟有无确定的基本上的转变呢?”“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战略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回守青海，以便自己尔后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想占领青海呢?”[15]
西路军宁可从虎穴进狼窝，也不接受军委东返的指示。
第三次，西路军再次指责军委对建立抗日后方援助不力。2月24日，西路军质问中央及军委，提出两个“究竟”，以自己提出的建立抗日后方的“根本大计”为据，质疑中央路线。究竟战略后方是否此地，究竟战争前途是否存在。[16]军委已经无法答复西路军的质问了。2月26日，军委并没有因西路军的质疑，而忽视西路军所处的危险局面，军委紧急组建援西军，指示西路军“固守五十天，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17]试图解救危机中的西路军。
3月4日，中央针对西路军不断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建，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西路军，指出：“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18]张国焘也致电西路军，指出西路军的错误：“你们上次来电谈到你们所受的损失，应由军委负责，那是错误的。”“谈和平不可靠，红军主力应当西移，这是对于统一战线的成就有着不正确的估计。”“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的观点，也是错误的。”[19]
3月17日，西路军解体后，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中央及军委给西工委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及发展，反对过去靠人不靠已、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法。”[20]
这能说是“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吗?
㈤徐向前这句关键词的主要目的及危害
《徐向前回忆录》这句关键词，其目的是用“奉命说”，实现“去张化”，把中央与张国焘的路线斗争和西路军严重失败的根源，转嫁到中央及军委作战指导失误，意在颠覆西路军历史。这种说法危害极大：
首先，个人可以推翻组织结论。中央及军委当年就明确指出：“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几十年后，这个结论被颠覆了。中央决议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并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组织结论，也被一份个人的《说明》和一本回忆录推翻了。更为严重的是，未经正常的组织程序，党史和军史都因此而改了，个别人的观点和意见，成了党史军史所谓主流说法。
其次，制造了中国革命历史问题的纷争和乱相。关于西路军失败，中央早有结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主要领导人去世后，个别当事人结起伙来编造西路军历史，制造了西路军问题。一时间“阴谋论”盛行，以此抵毁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制造与其它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对立和不团结，影响几代受其荫蔽的人民群众。时至今日，西路军历史问题仍然争议不断。
最后，破坏党指挥枪原则。这句关键词表明，枪真的可以指挥党。这句关键词，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原则。张国焘统治时期，就试图用枪指挥党;西路军时期，西路军按张国焘的意图，试图左右中央决策，意图调中央和主力红军西进河西，未能得逞，继而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归建，把部队当成个人的私产，中央说不得、调不动。上世纪八十年代，李先念的《说明》和《徐向前回忆录》的出台，终于实现了张国焘未能达成的目的，成功的编造了中国革命一段历史。这种现象对党指挥枪原则破坏极大，对军队党的建设和军队指挥原则破坏极大。今后凡不听指挥的将领，都可以以此为由，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任何将领都可以以此为样，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上级;任何对上级心怀不满的将领，都可以在有权力时反攻倒算。
结论：《徐向前回忆录》中“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命令、指示行动的”的“奉命说”，其意是用“奉命说”，实现“去张化”。这不是历史事实，也改变不了历史事实。
第三个关键词：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称：“不了解上面的意图”
《徐向前回忆录》这句关键词，完全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徐向前回忆录》记述，在甘州时期，徐向前对军委“暂时勿再西进”的指示，“百思不得其解”，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1]这成为西路军失败推责最好的借口，并且由此派生出许多说法。如：“近几年才知道”，“事后才知道”，“不了解中央的全盘计划”等等。以“不了解”为由，为编造军委意图、曲解军委意图以及拒绝执行军委命令、指示寻找借口。嘴上说的是自始至终奉中央军委命令、指示行动，又表现出一幅不了解上面意图的委屈像，心里想的和实际干是实现张国焘的意图，编造借口千方百计拒绝执行军委意图。
这看似很平常的一句话，用意却极深。编造失败借口，是需要一定的作战指挥素养的，否则容易被识破。上级意图是作战决策和作战指挥的决定性因素，往往又是推责的主要借口。《徐向前回忆录》的撰写者，在回忆录中以“不了解上面的意图”为由，编造军委意图、曲解军委意图、回避军委意图、不接受、不认可和不执行军委意图的说法，搞了许多障眼法，挖了许多坑，编造了许多理由和借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含糊其词，不清不楚，这些在回忆录中比比皆是。编造的说法谬误百出，虽然可以蒙骗一时，但编造的历史终究不是事实。
老祖宗几千年前就给后人留下“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的用兵要则，这也是一名指挥员的基本素养和用兵的基本规律。可以说，军人这个职业和指挥员这个岗位，用兵无一不诡道。可这些诡道要用对地方，诡道用在敌人身上是诈，用在自己人身上则是骗;用在敌人身上是谋略或计谋，而用在自己人身上则是阴谋和欺诈。
让人最难以理解的是，一位手握重兵、重任在肩的高级将领，居然能说出“不了解上面的意图”这种话。既然“不了解上面的意图”，那么，是根据谁的意图在指挥作战?又 是根据谁的意图不管不顾的把部队一路向西带?西路军的行动，要么根据张国焘的意图，要么依据自己的想法，要么就像张国焘一样，试图左右中央及军委的意图或迫使军委接受自己的意图。这本回忆录关于西路军历史的回顾，是一部极其经典的违背上级意图、编造上级意图、曲解上级意图和拒绝执行上级意图的反面教材。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几例：
第一，关于甘南西进，《徐向前回忆录》称“不违背中央意图”。张国焘西进主张在岷州会议被否决之后，连夜跑到漳州徐向前处寻求支持。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称：西进“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2]这种说法是典型的自我认定和混淆视听，是极其荒谬的。把张国焘的意图和自己的建议与中央意图混淆在一起，如果符合中央意图，中央还会三令五申纠正其错误，阻其西进而令其北上会合吗?
这种说法影响和危害极大：其一是不接受中央及军委北上会合命令;二是破坏下级服从上级和党指挥枪的原则;三是不符合战场客观实际，导致三个方面军各自孤立的局面，彭德怀和二方面军首长都明确表示反对西进;四是以国际先宁夏后甘西的总体战略意图，取代中央及军委三军合力取宁夏的作战企图，混淆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役的关系，以国际意图取代中央意图，以战略意图取代作战意图。
这是“不了解意图”吗?这是正确理解张国焘的意图，为拒绝执行军委命令而曲解上级意图。
第二，关于西渡黄河，《徐向前回忆录》称“中央电令”和敌情所迫。“中央电令”渡河，这是明显的编造。关于红四方面军渡河，徐向前根据张国焘命令渡河，这是违反军委击破南敌、先南后北作战意图的。《徐向前回忆录》先是编造“中央电令”渡河，为了使提前渡河理由更加充分，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称“战局的发展，使我军渡河问题刻不容缓”，[3]这是为红四方面军渡河寻找理由和借口。即渡河不仅有“中央电令”，而且也是敌情所迫，不得不渡。根据军委意图，徐向前主观决策应是“战局的发展，使我军击破南敌问题刻不容缓”，这才符合军委意图。
为掩盖不接受军委命令这一事实，回忆录把张国焘的命令，编造成“中央电令”;把“偷偷”渡河，编造成合法渡河;把军委“击破南敌”刻不容缓的作战意图，改造成“渡河问题刻不容缓”。有人认为中央及军委关于渡河准备和《十月份作战纲领》就是渡河的依据，这不仅是不懂作战，而是强词夺理胡搅蛮缠。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时，编写人员都不认同《徐向前回忆录》编造“中央电令”渡河的借口，而写明是朱、张电令渡河。
这是“不了解意图”吗?这是正确理解张国焘的意图，为拒绝执行军委命令而伪造上级意图。
第三，关于西进凉州，《徐向前回忆录》称是“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徐向前在回忆录中称：“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六日，我们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这一计划，以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作立脚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为目的。”[3]
当年的事实是：11月6日，红四方面军徐、陈、李上报军委《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其“纲领：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5]
当年四方面军就假借军委之名，回忆录更是对原电进行全面改造。一是行动依据。回忆录将电报中“遵军委电令”，改造为“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指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与中央军委毫无关系，这是张冠毛戴;二是作战方向。中央军委意图是“东留西扩”，即东边保持渡口，主力向永登(平番)和古浪方面扩大占领区。而回忆录将其改造为“集中主力西进”，这不是中央军委的意图，而是张国焘的命令和指示，这是明目张胆地编造军委意图。《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根本没有平番什么事，没有根据军委意图向平番发展的任何举动;三是主要任务。回忆录将原电中部队任务“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改造为“集中主力西进，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的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地区作立脚点”，原电是“进取”，意在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回忆录将其改造为“进占”临时的立脚点，为弃凉西进埋下伏笔;四是行动目的。回忆录将原电中“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的作战目的，改造成“伺机策应河东部队渡河作战为目的”，把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的作战目的，回忆录刻意删掉了。在此情况下，八日军委同意“徐、陈向凉州进”。当年四方面军就把张国焘和自己的意图，强行转嫁到军委，迫使军委接受，《徐向前回忆录》更是对其进行全面篡改，把历史改造得面目全非。
这是“不了解意图”吗?这是拒绝执行上级命令而强迫军委接受张国焘和四方面军自己的意图。
第四，关于五军兵力，《徐向前回忆录》称西路军组建时“三千余人”。这是一眼假的说法。《徐向前回忆录》在讲到西路军编制时记述：“五军：共四个团，三千余人。”[6]《徐向前回忆录》讲到高台失败时又称：“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7]按回忆录前后说法，五军在高台就打光了。五军在临泽还有政委黄超带两团兵力(每团八百余人)和“非战人员八百”，按此计算就有二千四百余人。高台、临泽作战时，五军总兵力应有五千四百余人，除去新兵千余人及山丹牺牲百余人，五军在西路军组建时的兵力应该超过四千五百余人，相差一千五百余人。
编造五军三千余人的目的何在?渡河时，张国焘只想渡河，不愿执行军委击破南敌的作战意图。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组织海打战役，五军是一支重要力量。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编造了五军伤亡太大、兵力太弱的说法，真正的目的是拒绝执行军委先打南敌的海打战役计划，为调五军渡河以及无法担任重要任务寻找借口。
这是“不了解意图”吗?这是执行张国焘的意图，为拒绝执行军委海打战役作战意图而编造的谎言。
第五，关于五军危急，《徐向前回忆录》称“立即派出骑兵师前往接应”。这是一个含糊其词的说法。1937年1月上中旬，西路军将五军分别部署在高台和临泽。五军在高台和临泽陷入重围，政委黄超传达总部命令，令董振堂军长坚守高台。《徐向前回忆录》称：“我们获悉五军危急的情报后，立即派出骑兵师前往接应，但途中与敌遭遇，激战中大部损失，师长董俊卿、政委秦贤道均壮烈牺牲。”[8]五军分守两地，董振堂军长率三千余人守高台，既无电台，也不许突围，更无援兵。
西路军不接受军委集中兵力击敌的作战意图，在高台情况危急时，其举动令人不解。其一，接应不明不白。《徐向前回忆录》所讲的五军是哪个地方的五军?如果从字面上理解，高台五军遭到敌人攻击孤立无援情况危急，显然是接应高台的五军，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二，指挥严重失误。西路军主力集中在沙河“决在此灭敌”，敌不来攻，为什么不集中力量向临泽、高台增援，用接应这个说法，但又不许高台五军突围，是何用意?其三，用兵明显不当。明知骑兵师力不及敌，轻率而为，导致骑兵大部损失，为何如此用兵?
骑兵师到底干什么去?历史事实是：其一，骑兵师前往的方向是临泽，接应的是位于临泽的总供给部，与敌交战的地点在沙河与临泽间;其二，骑兵师并不是得到五军危急消息后立即派出，高台五军自12日开始遭到敌人攻击，派出骑兵师已经是19日，20日高台城破;三是董军长接到的是坚守高台的命令，位于临泽的总供给部接到总部派部队接应突围的命令。上述事实表明，西路军总部并没有派兵接应高台五军，而是接应临泽方向的五军和总供给部。《徐向前回忆录》表述含糊其辞，只讲接应五军，让人误以为骑兵师去解救高台五军，以此掩盖不接受军委集中兵力击敌的作战意图，部署不当、救援不力、指挥失误，导致高台失陷，董军长以下三千余人大部牺牲以及骑兵师大部损失的重大责任。
这是“不了解意图”吗?这是以含糊其辞接应五军之说，掩盖西路军指挥不当，不执行军委集中兵力击敌的作战意图。
第六，关于敌军兵力，《徐向前回忆录》称敌有“七万余人”。这是一个编造的说法。为了拒绝执行军委集中兵力击敌的指示，《徐向前回忆录》夸大敌情，强调任务太重，全靠自力无法完成任务，目的是调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以便占领甘北，实现其“根本大计”。
为了编造敌我兵力悬殊假象，《徐向前回忆录》称马家军的兵力大大超过西路军。回忆录中记述：“马步芳、马步青发现我军收缩兵力，企图东进，乃火速集兵，倾巢出犯。从一月下旬起，敌人先后出动的兵力，计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一个手枪团、一个宪兵团，另有甘、青两省的大量反动民团，共七万余人。[9]
这与中央掌握的敌情和陈昌浩、李聚奎的说法天壤之别，差距在三倍以上。中央书记处在1937年3月4日电报中指出：“中央认为西路军目前所以陷入危险境地，一方面固然由于地形、给养与客观的困难条件，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据敌我力量的对比结果，我们是有完全可能战胜‘二马’”。[10]
陈昌浩《关于西路军的报告》，详细记录了“二马”部队编制实力，马步芳新二军和马步青骑五师总兵力三万四至三万六千余人。马家军在河西作战并不是其全部兵力。渡河时期、永昌山丹时期和甘州时期，每个时期投入的兵力规模都不一样，甘州时期投入的兵力规模最大。按《徐向前回忆录》中所讲的敌军兵力规模计：五个骑兵旅计五千余人;三个步兵旅计九千余人;手枪、宪兵团计二千余人，正规兵力约一万六千余人。民团数千余人。总数也不会超过二万人。
九军参谋长李聚奎1937年写的《西路军血的教训》报告，关于敌情更为详细：“两马共九个旅，内骑兵六旅，每旅一千人马左右，步兵三旅人数比骑兵较多，共计兵力不下一万三千人。从青海调来的及当地(作战区)的民团，总共不到二万人。”“西路军全人数二万三千多，在数量上已超过敌人，质量上比敌人超过无数倍。”[11]陈昌浩与李聚奎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差别不大，“马家军”此时期投入河西的作战兵力约二万人左右。
这是“不了解意图”吗?这是夸大敌军兵力，渲染敌我兵力悬殊，为拒绝执行军委依靠自力作战意图和失败寻找借口。
结论：《徐向前回忆录》以“不了解上面的意图”为由，编造军委意图，曲解军委意图，把自己的意图改造成军委意图，并拒绝执行军委意图，这都是历史事实，再怎么编造也改变不了历史事实。
这三个关键词，其目的就是甩锅推责，颠覆历史。即：我与张国焘路线没有关系，西路军失败是中央军委指挥的，我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以责任不在我。当把自己摘干净时，难道不想一想，为什么要摘的干干净净呢?摘干净的目的是什么呢?能摘干净吗?
2026年6月
第一部分注记
[1]《徐向前回忆录》第369页
[2]1936年9月13日，《张国焘为四方面军向西北进军致徐向前、周纯全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长征时期)》第693页
[3]1936年9月15日《徐向前对作战部署的意见致张国焘、朱德、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长征时期)》第699页
[4]1937年2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目前情况力量之估计与西路军之行动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2页。
[5]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
[6]1937年3月4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要求速派援军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9页。
[7]1983年2月，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的几个问题》，《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97页
[8]该电“向、纯、李三同志”。“向”即徐向前，“纯”即周纯全，“李”有的资料将其标注为李特，实为李先念。其一，《徐向前回忆录》(第369页)记述：“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其二，李特虽然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但不是西北局成员，只能参会旁听;其三，李先念在《说明》中编造“徐向前同志都主张北上”的虚假事实。
[9]《徐向前回忆录》第370页
第二部分注记
[1]《徐向前回忆录》第413页
[2]《徐向前回忆录》第379页
[3]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工作》，《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
[4]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关于打胡敌取定远营的战略部署致彭德怀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44页
[5]1936年10月30日《林武关于红军部署致共产国际转王明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8页
[6]1936年12月23日《徐向前、陈昌浩等认为迅速取得远方接济为目前迫切与极大要求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5页
[7]1937年1月16日《军委主席团关于提高红军政治工作与红军纪律致西路军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8页
[8]1937年2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目前情况力量之估计与西路军之行动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2页
[9]1937年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占领抚彝高台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
[10]1937年1月5日《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暂勿再西进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1页
[11]1937年1月6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关于实力及行动方针致军委主席团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2页
[12]1937年1月7日《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页
[13]1937年1月8日《张国焘关于坚强信心独立作战致西路军领导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6页
[14]1937年2月13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目前情况力量之估计与西路军之行动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2页
[15]1937年2月17日《中央书记处、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战略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5页
[16]1937年2月24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
[17]1937年2月26日《军委主席团关于固守五十天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0页
[18]1937年3月4日《中央书记处对西路军的指示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0页
[19]1937年3月4日《张国焘关于坚决拥护中央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致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1页
[20]1937年3月17日《中央及军委关于同意成立工委会并分三路游击给李先念、李卓然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9页
第三部分注记
[1]、[2]、[3]、[3]，《徐向前回忆录》第400页、第370页、第379页、第384页
[5]1936年11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致中央军委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5页
[6]、[7]、[8]、[9]《徐向前回忆录》第386页、第401页、第401页、第403页
[10]1937年3月4日《中央书记处对西路军的指示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60页
[11]1937年李聚奎《西路军血的教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翻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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