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翻译组译制
原编者按
1973年9月11日，轰炸机掠过圣地亚哥上空，总统府在炮火中燃烧。萨尔瓦多·阿连德——首位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马克思主义总统——在独立厅举枪自尽。他的死不仅终结了智利的社会主义实验，也斩断了一条被历史掩埋的技术探索：赛博协同控制工程(Cybersyn)，一个比互联网构想早了近二十年的“社会主义互联网”。本章通过还原这一未竟实验，将全书对“计划是否可能”的追问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赛博协同的起点是一个几乎无解的困局。阿连德政府接手的经济体混杂着国有化企业、工人占领的工厂和仍在资本家手中的产业，官僚体系的管理能力已被拉伸到极限。二十九岁的弗洛雷斯引入英国管理控制论专家比尔，试图用一种不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电传网络，将分散的工厂连接成实时通信系统。比尔与维纳共享一个核心信念：控制论不是制造更精密的统治机器，而是“避免统治”的机制——任何足够复杂的系统都“无法详细描述”，因此必须让信息在纵横交错的网络中流动，而非堆积到少数决策者的案头。
1972年的卡车司机罢工成为这场实验的决定性试炼。由右翼发起、中情局暗中支持的停运旨在扼死国家经济，而赛博协同的网络却在数日内建立起替代性的协调机制：政府指挥中心通过电传机接收各工厂的实时数据，工人与社区组织自主组建的“工业带”利用这些信息调配资源、绕开封锁。梅迪纳在研究中精准地指出了这一系统的独特性质——“它并非消除垂直等级，而是将自上而下的革命与自下而上的革命连接起来”。系统没有告诉工人该做什么;工人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表只是将它作为一种工具，来帮助他们实现自己已经决定要做的事。这正是赛博协同与一切技术官僚方案的根本分野：技术在这里是民主的放大器，而非民主的替代品。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当代关于“算法治理”的讨论中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大数据、人工智能、实时监控正在将人类置于技术的从属地位，平台资本主义用评分系统驯化司机，用算法支配劳动过程，用数据榨取最后的利润空间。而赛博协同的实验反向证明了这种命运并非必然——同一类技术，可以在不同的权力关系中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方向。比尔本人是计算机大规模集中管理的激烈批评者，他眼中的控制论不是“算法说了算”，而是“系统应该自我组织”——让车间工人、社区组织和政府决策者共享信息，在保留局部自主的同时实现整体协调。这种“自下而上的计划”不是乌托邦幻想，而是在1972年10月的圣地亚哥被短暂地、局部地实现过的现实。
当然，赛博协同系统并非民主计划的完美蓝图。模型构建依赖运筹学专家的专业技能，工人参与更多体现在信息输入而非算法设计;它在紧急状态下证明了自己，却从未在和平时期、在更大规模上接受检验。梅迪纳的研究也坦承，工程师们在实践中往往优先与管理层沟通，阶级壁垒并未被技术自动消除。这些局限恰恰说明了一个更深刻的道理：技术本身不足以改变权力关系，但它可以提供改变权力关系的工具条件。赛博协同的真正遗产不在于它的硬件或代码，而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可能性——当技术被嵌入民主的社会关系中时，它可以成为解放的工具而非统治的装置。
如今，当我们重新打开这份档案，赛博协同的意义远不止于历史考据。在算法日益支配劳动、数据日益集中垄断、平台资本主义将技术异化为统治工具的今天，智利的实验提供了一面反向的镜子：同样的实时通信、同样的数据分析、同样的网络化协调，可以被用于让劳动者联合起来，而非被逐一击破。赛博协同证明的不是“技术万能”，而是“技术可以被民主地使用”——人不应该成为算法的附庸，而应该让算法服务于人的自主协调。这是一条既不同于苏联式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的解放路径。
作者：Phillips and Rozworski
原文：The people's republics of walmart: Introduction
第九章：阿连德的社会主义互联网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故事——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府的总统，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在美国支持的政变中推翻了他执政仅三年多的政府后去世，时间是1973年9月11日——在进步人士中广为人知并被哀悼。对许多左翼人士而言，阿连德政府的覆灭代表着一条未被选择的革命道路，一种不同于苏联或中国的社会主义，它致力于宪政民主、法治和公民自由，即便面对法西斯准军事恐怖统治也毫不动摇。皮诺切特统治期间犯下的种种人权暴行，以及关于“失踪者”(los desaparecidos)的传说——这一委婉说法指代皮诺切特秘密绑架的2000多名受害者，其命运始终未被政府承认—这些事件直到最近仍占据着主导地位，盖过了在阿连德执政时期启动的一项大胆且具有开创性的控制论经济规划实验。
该项目英文名为赛博协同控制工程(Cybersyn)，西班牙文名为Proyecto Synco，是一项雄心勃勃(或许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将经济乃至整个社会连成网络。英国《卫报》将其描述为“社会主义互联网”——这一构想比其时代早了数十年。
几十年来鲜为人知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关注。在皮诺切特政变四十周年之际，从《纽约客》到热门播客节目“99% Invisible”，主流媒体纷纷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其中许多文章都引用了电气工程师兼技术史学家伊甸·梅迪纳(Eden Medina)的大量研究成果，以及她对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架构师的采访——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汇集成她2011年出版的著作《控制论革命者》(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讲述了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团队的成败得失。如今人们对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的兴趣激增，其历史得以重现，部分原因在于它与美国军方的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ARPANET，互联网的前身)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及一个如同来自平行宇宙的发现：类似互联网的结构可能最早是在南半球发展起来的。智利社会主义互联网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很可能是因为阿连德民主革命的这一产物——正如他所说，“充满了红酒和馅饼的味道”——为当今社会提供了大量经验教训，包括隐私和大数据、物联网的危险和好处，以及算法监管的出现。
然而，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是，从非集中式经济计划工具的角度来审视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的成功与否。摆脱了冷战的束缚，如今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并探讨它是否能够成为一种超越自由市场和集中式经济的模式。
控制论就是牧猫
1970年，新当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联盟政府发现自己必须协调管理一系列混乱的工厂、矿山和其他工作场所。这些场所有些早已由国家运营，有些正在被国有化，有些被工人占领，还有一些仍然由经理或所有者控制。此前，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领导的中间派政府已经部分国有化了铜矿，而铜矿是该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弗雷政府还制定了一项大规模的公共住房建设计划，并大幅扩展了公共教育，所有这些都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华盛顿担心，如果不为社会改革买单，它将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它视为己有的半球发生社会革命。因此，当社会主义者上台时，智利相对较小的经济中相当一部分已经属于公共部门，这使得官僚机构的管理能力达到了极限。亟须一种更有效的协调策略。
当时年仅29岁的智利生产发展公司总裁费尔南多·弗洛雷斯负责协调国有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工作，他对英国运筹学科学家兼管理顾问斯塔福德·比尔关于管理控制论的大量著作印象深刻。弗洛雷斯曾在天主教大学学习工业工程，同时也接受过运筹学的培训。运筹学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寻找复杂决策问题的最优解。它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融合了建模、统计分析、工业工程、计量经济学、运营管理、决策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甚至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在学习和早期为智利铁路公司工作期间，弗洛雷斯接触到了比尔关于控制论的著作。尽管比尔的研究成果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并主要聚焦于提升管理效率的技术手段;但根据梅迪纳对弗洛雷斯的访谈，后者却深深着迷于比尔管理控制论中“具有连接性与哲学基础”的理论框架——这种框架能够契合阿连德提出的反官僚民主社会主义愿景：即让工人参与管理事务，并捍卫个人公民自由。弗洛雷斯认为，管理控制论可以帮助年轻的政府“管理”公共和工人管理部门的“猫”。
如今，“控制论”一词似乎带有一种天真的技术乌托邦色彩，甚至令人感到一种恐怖的反乌托邦恐惧。但从根本上讲，控制论领域研究的是不同的系统——生物系统、机械系统、社会系统——如何适应性地管理沟通、决策和行动。比尔1959年出版的《控制论与管理》一书第一版甚至没有提及计算机，而且正如梅迪纳极力强调的那样，比尔本人对企业和政府如何运用计算机持毫不妥协的批评态度。控制论并非算法管理，也非数字化的泰勒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和他的工程同事朱利安·毕格罗的任务是开发改进敌机瞄准能力的方法。在与一位早期的神经心理学家协商后，两人开发了一种装置，该装置通过他们称为“反馈”的循环控制机制自动辅助炮手修正瞄准位置——这种机制可根据操作结果或影响动态调整控制过程的规则。今天，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明显性很可能是控制论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变得多么有影响力的产物;这就是“反馈”一词的由来)，但在当时，这是一个线性的“如果这个，那么那个”控制系统占主导地位的启示。正如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在其2007年计算机时代黎明的历史《想象的未来》中所叙述的那样，尽管该领域起源于军事工程，但维纳继续因冷战和军备竞赛而变得激进，不仅宣称科学家有责任拒绝参与军事研究，而且还声称需要对控制论进行社会主义解释。“大公司依靠专门的官僚阶层来管理他们的组织，”巴布鲁克指出。“他们管理‘全景监狱’，确保员工遵守上级的命令。他们监督公司产品的融资、制造、营销和分销。”另一方面，维纳和后来的比尔将控制论视为一种避免统治的机制：根据比尔的说法，任何足够复杂的系统的管理者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此类系统“无法详细描述”。
呼应这种担忧，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工人和学生起义被苏联坦克镇压的三年前，两位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奥尔德里奇·金和帕维尔·佩利坎出版了《经济控制论》一书，挑战了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书中，他们强调了准确信息在协调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作用，无论经济活动是通过市场还是计划进行，并指出人类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本质上是有限的。高度集中的层级结构要求最高决策者具备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与此同时，除了由于个人甚至少数人无法处理超过一定量的信息而导致决策质量低下之外，过度集中还会导致信息传输和处理的成本“远高于有效减少信息和大部分决策权下放可能造成的损失的最悲观估计”。相反，金(Kýn)和佩利坎(Pelikán)提出，信息量应该沿着层级逐步减少，层级中的每个位置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决策自由：“并非所有收集到的信息都能到达最高层。当然，问题在于如何在减少信息的同时，又不丢失决策所需的关键信息。”
相反，正如比尔所意识到的，过度分散和自主可能导致混乱的结果，损害整个系统的福祉，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或短缺。因此，他的模型旨在通过冗余的、横向的、多节点的通信网络，最大限度地促进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自我组织，同时保留一些纵向控制渠道，以维持系统稳定性和长期规划。他没有采用集中化与分散化的抽象二元对立，而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保证系统繁荣发展的前提下，分散化的最大程度是多少?
阿连德被理性指导下的产业发展理念所吸引，在弗洛雷斯的推荐下，比尔受聘担任政府顾问。而比尔本人则对所咨询的企业仅能部分落实其建议感到沮丧，因此他渴望将自己的完整愿景付诸实践，并且实现比以往更为宏大的规模。
这一愿景涉及构建一个实时通信网络，将各个工厂车间连接起来，并向上延伸至国家发展公司(CORFO)，从而实现数据的快速横向和纵向传输，使系统各环节都能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做出快速响应。收集到的数据还将由大型计算机进行处理，以生成关于未来经济行为的统计预测。此外，该系统还将包含一个智利整体经济的计算机模拟系统，比尔和他的同事将其命名为“CHECO”(智利经济模拟器)。然而，比尔首次访问智利时，却面临着该国计算机资源有限的现实：国家计算机公司(ECOM)仅拥有四台低端到中端的大型计算机，而且这些计算机大多已被其他任务占用。ECOM最多只能提供其中一台设备(IBM360/50)的处理时间。正如梅迪纳所说，比尔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只有一台计算机的计算机网络。
但关键在于网络本身，而非联网的机器类型。因此，比尔提出了一项解决方案：将一系列电传机(即《总统班底》中常见的、外观类似20世纪70年代自动打字机的设备——这些设备是电报系统的直接后代，首次于20世纪30年代问世)接入同一台IBM大型机，形成通信网络。这类设备在智利十分普及，且当时甚至比电话更为可靠。最初，比尔认为自己正在开发一个项目，旨在为政府任命的工厂经理(用当时智利的说法是“干预者”)和智利国家发展公司之间建立更负责、更高效的通信和控制系统。他设想，各企业的干预者将使用电传机把生产数据传输到国家计算机公司的电传机。那里的计算机操作员会将这些信息转换成穿孔卡片，输入到大型机中，大型机再使用统计软件将当前数据与历史数据进行比较，找出异常情况。如果发现此类异常情况，操作人员会收到通知，然后他们会通知相关干预方和CORFO。CORFO会给予干预方一段短暂的时间自行解决异常情况，这既赋予企业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使其免受高层决策的影响，又通过仅传输关键信息，使政府决策者免受可能出现的海量数据干扰。只有在干预方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CORFO才会介入。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决策不再采用传统的自上而下集中决策模式，而是形成了如比尔所描述的迭代式“汇总”流程：政策从中央向下传达至各工厂，工厂需求则向上反馈至政府，持续适应新变化。作为苏联官僚体系的严厉批评者，比尔还认为，由中央统一生成的统计对比数据能有效遏制工厂管理者制造虚假生产数据的行为(如苏联时期曾出现的情况)，并能更快速地发现瓶颈问题及其他运营难题。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实时经济管控——在当时这堪称一项宏伟目标(无论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理念)——或至少尽可能接近这一目标。在此之前，智利传统的经济报告方式仍依赖于内容繁杂、篇幅冗长的纸质文件，详细记录每月甚至每年收集的数据信息。
我们之前提到的计算机科学家保罗·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曾就后资本主义计划利用当代计算能力的可能性撰写过大量文章，他非常推崇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系统：“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实验最大的进步在于，它被设计成一个实时系统，而不是像苏联尝试的那样，本质上是一个每五年才做一次决策的批处理系统。”
阿连德一旦熟悉了该系统的运作方式，便敦促比尔进一步拓展其“去中心化、工人参与和反官僚主义”的可能性。阿连德希望赛博协同控制工程不是像苏联那样的技术官僚式的经济计划方案，而是车间工人参与决策的工具，这给比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暗示该系统的应用范围远不止于国有部门。与此同时，比尔本人也因在CORFO公司从事咨询工作之外国内发生的事件而逐渐走向激进化。阿连德当时正积极推动这一改革方向。
早在阿连德领导的六党人民团结联盟政府当选之前，美国就已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针对左翼的宣传活动，并支持基督教民主党。在智利主要出口产业——铜矿产业被国有化后(即便反对派基督教民主党对此表示一致支持)，美国切断了对智利的信贷，而那些拥有这些矿山的跨国公司也竭力阻止出口。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诉诸法庭，试图阻止改革，而部分右翼势力则公开呼吁发动军事政变，这一选项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支持。尽管体力劳动者和白领工人的工资大幅上涨，最初确实大幅降低了失业率，并促成了每年8%的强劲经济增长，但这种事实上的封锁很快就使经济陷入瘫痪，并限制了消费品的供应。随着工资上涨却只能买到更少的商品，物资短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随之出现，进而引发了对中产阶级囤积行为的指责。阿连德领导的人民团结政府——被工人阶级普遍视为自己的政府——正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威胁。工人和农民的激进化趋势日益明显;整个社会也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政府岌岌可危的局面迫使比尔的团队在紧迫的工期内开展工作。项目面临诸多挑战，而加快进度也无助于缓解这些挑战，但这些困难与其说是技术上的，不如说是社会层面的。运筹学科学家必须对每一家国有企业进行研究，确定软件需要追踪哪些生产指标，以及应该忽略哪些指标。即使对于一个旨在揭示对产出影响最大的关键因素而非展现智利经济全部复杂性的简化模型而言，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CHECO模型的目标远不止于生产要素——生产率和需求——而是要将货币供给——投资和通货膨胀——纳入考量。但团队在获取测试模型所需的必要信息方面遇到了困难。矿产数据仅有两年历史，农业数据极为匮乏;部分企业甚至缺乏先进的信息收集机制。最终，尽管CHECO成功运行了探讨通胀、外汇汇率和国民收入的实验模型，以及整个经济及若干行业的简化模型，但该团队仍将这些工作视为试验场，而非用于制定政策。
此外，尽管比尔和弗洛雷斯都希望，阿连德也坚持认为该项目应该建立一个参与性强、权力下放、反官僚主义的体系，但工厂一线工人的作用有时却微乎其微。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的工程师往往先与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沟通，然后是中层管理人员，最后才是工厂的生产工程师。梅迪纳对该项目的历史记载非常谨慎，没有美化结果。工程师们确实与工人委员会进行过磋商，但并非定期进行。更重要的是，为了能够对各个工厂进行建模，他们需要接受运筹学方面的高等教育，而当时智利接受过此类培训的毕业生人数非常有限。团队还面临着来自工厂经理的阻力，他们的阶级地位使他们对该项目缺乏同情心，或者根本不理解其目的。尽管指示工厂工程师与工人委员会合作，但阶级分化再次构成障碍：工程师们反而对工人居高临下，更倾向于与管理层对话。梅迪纳的研究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普通工人在建模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同样的系统可以被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使用，武装工人而不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事实上，即使在雏形阶段，赛博协同控制工程通信网络也帮助工人们在1972年保守派商业利益集团发起、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卡车司机罢工期间，实现了生产和分配的自组织。如此一来，它为处境艰难的阿连德政府提供了短暂的喘息之机。
网络破坏罢工
正是在这次罢工期间，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网络使政府能够立即掌握物资短缺最严重的地区以及未参与抵制活动的司机所在位置，并调动或重新分配自身的运输资源，以确保货物流通。但这并非总统及其部长们在拉莫内达宫自上而下指挥的简单行动。罢工迫使彼此相邻的公共部门机构在“工业带”(cordónes industriales)中协同工作，以协调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流动。这些“带”(cordónes)又与当地社区组织(例如母亲团体)合作，协助物资分发。这些“带”的自主运作反映了工人和社区自发的自治形式，这种形式似乎经常在革命动荡时期，或者其他危机或自然灾害时期涌现，无论我们称之为“委员会”、“企业委员会”(法国)、“苏维埃”(俄罗斯)、“苏维埃”(匈牙利)还是“舒莱”(伊朗)。自由派评论家丽贝卡·索尔尼特在其社会史著作《地狱中的天堂》中描述了在极端时刻涌现的非凡社区，并指出，与精英想象中混乱的、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截然不同，最终占据上风的是冷静而坚定的组织。她反复发现，那些在地震、大火、瘟疫、洪水甚至恐怖袭击中挣扎求生的人们，尽管经历了种种恐怖，却依然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共同的目标，甚至喜悦。难怪罗莎·卢森堡、安东·潘涅库克和保罗·马蒂克等人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思想流派，都强调这种组织形式，即这种“委员会”，是他们所希望构建的自由社会的基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扩大这种民主的、非市场化的组织的规模。这正是经济计算理论辩论的核心观点：相对扁平化的层级结构完全能够为有限数量的商品和服务、少量参与者以及特定地理范围内的需求，实现生产与分配的民主化协调。但是，现代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所需的海量产品——其供应链错综复杂，涉及数千家企业和数百万人口(如果考虑全球范围，则为数十亿)——如何在没有庞大、蔓延且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的情况下生产出来?如何才能使地方生产节点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符合当地企业利益的事情，未必符合国家利益。
1972年10月智利发生的事情或许无法完全解答这些问题，但它确实暗示了一些可能性。
10月15日，弗洛雷斯向CHECO项目负责人建议，将他们从实验中获得的经验应用于对抗罢工。他们在总统府设立了一个中央指挥中心，通过电传机与一系列专注于不同关键领域的专业行动小组相连，这些领域包括：交通运输、工业、能源、银行、物资供应等等。这个网络使政府能够直接从全国各地实时获取最新情况，并迅速做出反应，通过同一网络下达指令。总统府的一个团队分析了接收到的数据，并将其整理成报告，政府领导人依靠这些报告做出决策。如果某个工厂缺少燃料、零部件、原材料或其他资源，相关信息就会通过网络传递给其他能够提供帮助的企业。此外，信息还会共享哪些道路没有被反对派封锁，以便让仍然处于政府控制下的卡车能够绕道行驶，避开路障。梅迪纳指出，一些历史学家偏向强调自下而上的民众动员在瓦解罢工中的作用，但她认为这种二元对立没有必要。虽然网络并未消除垂直等级制度，但它确实将政府指挥中心与基层横向活动连接起来。梅迪纳写道：“该网络提供了一个通信基础设施，将阿连德领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与智利工人和基层组织成员领导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联系起来，并在危机时期帮助协调双方的活动。”她认为，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只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就像基础设施经常发生的那样”。该系统并没有告诉工人该做什么;工人和他们在政府中的代表只是将该系统作为一种工具，帮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智利人掌控技术而非被技术掌控的现实，应该能够消除人们潜在的担忧，即我们所提出的假设(当代处理能力与通信网络能够克服经济计算难题)是一种技术官僚式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我们主张将构建一个民主的、无市场的社会的责任转嫁给算法。这种看法完全颠倒了过来。
与此同时，弗洛雷斯的策略被证明是成功的，有效缓解了物资短缺。政府数据显示，食品供应维持在正常水平的50%到70%之间。原材料供应正常，覆盖了95%对经济至关重要的企业，燃料供应也恢复到正常水平的90%。经济报告现在所依据的数据是三天前从全国各地收集和传输的，而此前此类政府评估需要长达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到月底，罢工几乎被彻底瓦解，显然未能实现瘫痪国家的目标。智利依然正常运转。一位部长告诉比尔，如果不是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政府早在10月17日晚就已经垮台了。
这一成果启发比尔设想将控制论更广泛地应用于支持工人参与。这位前国际商务顾问的思想走向近乎无政府工团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由工人通过工会直接协调的社会)：“控制论对系统应如何组织这一问题的基本答案是，系统应该自我组织。”科学技术可以成为工人用来自下而上地民主协调社会的工具，从而超越集中化/分散化的二元对立。不再由工程师和运筹学专家构建工厂模型，而是由程序员在工人的指导下，将他们对生产流程的深刻理解融入软件中。与苏联将大量数据集中传输至中央指挥中心的模式不同，该网络仅按决策所需程度，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分配信息。梅迪纳写道，对于比尔而言，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去中心化、自适应控制模式，既尊重个人自由，又不牺牲集体利益”。
但对我们而言，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仍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在单一国家紧急的、近乎内战的局势下使用的系统——覆盖的企业数量有限，而且诚然，它只能部分缓解严峻的局面——能否在和平时期和全球范围内推广应用。
罢工之后，政府继续使用该网络，并计划对其进行扩展，但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这一切是否真的会成功。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队最终发动了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针对阿连德的政变。根据大多数评估，包括美国情报界2000年发布的一份相关报告，政变策划者是在华盛顿的默许下进行的。当天早上7点，智利海军发动叛乱，占领了瓦尔帕莱索港。两小时后，军队控制了该国大部分地区。中午，陆军总司令古斯塔沃·利下令霍克猎人战斗机轰炸总统府，同时坦克从地面发起进攻。当阿连德得知拉莫内达宫一楼已被占领时，他命令所有工作人员撤离大楼。他们从二楼开始排成一队，沿着楼梯向下，走向通往街道的大门。总统沿着队伍走动，与每个人握手并亲自致谢。
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随后走到总统府东北侧的独立厅，坐了下来，将菲德尔·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一支步枪放在两腿之间，枪口抵住下巴。两声枪响掀飞了他的头盖骨。
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的军政府立即叫停了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并摧毁了大部分已建成的设施，但由于关键人物的迅速行动，最重要的文件得以保存。到1975年，除了谋杀、强迫失踪和折磨数千人，迫使数千人逃往加拿大等地成为政治难民外，军政府还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个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新自由主义是由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其中大多数人曾在芝加哥大学师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后来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保守党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顾问。军政府严格执行了这些“芝加哥男孩”的建议：对大部分公共部门进行突击私有化，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大规模裁员，冻结工资，以及在全经济范围内放松管制。
此后，世界各国政府都以不同程度的热情或勉强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种种变体，导致西方大部分地区贫富差距悬殊——诚然，这种不平等并非总是伴随着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敢死队将工会成员从直升机上推下，或是砍掉左翼民谣歌手的手指和舌头。如今，重燃自下而上规划的梦想，首先意味着要消除新自由主义半个世纪以来造成的种种危害，包括思想领域的危害。
本章校对：盐潭本章编辑：盐潭仅供学习目的，译文基于CC BY-NC-SA 4.0发布，欢迎规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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