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政治思想史上有这样一类问题，这个看起来离日常生活很遥远，但在人们注意不到的地方规定了每个人的处境，人类为什么需要一个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权力呢?这个权力能不能被取消?如果能，是今天下午就取消，还是要等很久，并且要经过哪些中介环节?如果不能，哪有凭什么?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第一次拿到了这个问题的经验样本——1871年巴黎公社那七十二天;列宁则是在《国家与革命》里把散落在马克思、恩格斯四十年著作中的线索，重新拉成一条完整的理论链。这两本书隔着四十六年，一本是事后的经验总结，一本是革命前夜的理论重述，但它们回答的是同一个总问题：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对待国家——是接管它、改良它、打碎它，还是立刻抛弃它?
这个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它内部有着一连串相互纠缠的子问题。要先说清国家到底是什么，才谈得上要不要打碎它;要说明打碎之后拿什么来替代，才谈得上新政权会不会重新变成压迫机器;要说明替代物凭什么能防腐，才谈得上它能不能在完成使命之后自行退场;最后还要说明，从“还需要国家”到“不再需要国家”，中间隔着哪些经济与社会的条件。这四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从前一个环节中生长出来，又都在自身内部埋下了自我否定的种子。现在我们就把这条链子从头到尾走一遍。
因此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会因为其必然的产生走向必然的消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开宗明义，重述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结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这句话有两层意思，而且两层意思之间有一种容易被忽略的关系。第一层是否定性的：如果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分裂，就不会有国家。第二层是“不可调和”四个字，这四个字才是要害——正是因为对立面无法在既有的社会框架内被和解，才需要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出面，把冲突压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请注意“表面上”这三个字：国家把自己打扮成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打扮成仲裁者、公证人、公共秩序的守护者，但它的实际内容，是让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变得合法化、固定化。
这里就出现了国家学说的第一个辩证关节：形式与本质的分裂，以及二者之间那种互相成全又互相遮蔽的关系。国家必须装作公共的，才能有效地行使私利;而正因为它长期行使公共职能，比如修路、治水、维持秩序，它才逐渐获得了一种外观上的独立性，仿佛它真的不属于任何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对法国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描述，把这种独立性写得入木三分：他说这个机器“像蟒蛇似的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用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织成一张网。马克思的这个比喻好得很!好就好在它既说明国家是从外面缠住社会的，又说明被缠住的社会一旦停止挣扎、停止呼吸，蟒蛇自己也活不下去。国家寄生在社会的身上——马克思后来干脆把国家称作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他还说公社的任务就是把这个赘瘤“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寄生关系这个词，比“工具”这个词要精确得多，因为工具是被人拿在手里的，人可以随时放下;寄生体却有自身的生命、自身的需要、自身的生长逻辑。官僚机器一旦长成，它就有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反过来塑造那个本该支配它的阶级。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讲的“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异化。
理解了这一层，就能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总是“换人不换机器”。从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到1870年的国防政府，法国的每一次政权更迭，都没有触动那架庞大的行政与军事机器，反而使它更加完备。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到1851年经验时就指出，历次变革都只是把这个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真正的人民革命必须先把它打碎。这个思想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里说得最直白，马克思说，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这段话称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点”，并由此追问：为什么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偏偏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集体失语?答案是，只要你还把国家想象成一个中性的、谁抢到就归谁用的工具，你就永远不会觉得有打碎的必要;你只会想着如何赢得选举、如何去占据部长的位子。而一旦你承认国家是一架为阶级压迫而专门设计出来的骨架，你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性的难题：换掉操作者并不能改变机器的功能，就像换一批司机并不能把坦克变成拖拉机。
这就带出了第二个子问题：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能充当解放的手段，反而往往是资本统治最合手的外壳?列宁的回答极为锋利。他说，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一旦资本掌握了这个外壳，就能十分稳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无论人员、机构、政党怎样更换，权力都不会转移。议会制的秘密则在于：它“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人民”。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代表人民”，而是“代表和镇压人民”，就是说，同一个机构，同一套程序，同时在干这两件事。一个事物在它的肯定形式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内容。普选制也有同样的两重性。在资产阶级手里，普选制是每隔几年给被统治者一次“批准统治者”的机会，是给压迫机器涂上一层同意的油;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又指出，普选制在公社手里被翻转过来了，变成由人民挑选可以随时撤换的勤务员。制度本身没有固定的阶级属性，它的属性取决于它嵌在哪一种所有制与阶级关系里;而它的弹性又恰恰说明，不能指望靠制度自身的“改良”来完成解放。
于是问题推进到了“打碎”本身。但“打碎”这个词很容易被理解成单纯的破坏，好像革命就是砸烂一切、从零开始。这是对流俗理解的第一处纠正，也是最需要辩证法的地方。马克思要打碎的，是国家的压迫骨架——常备军、警察的政治职能、终身任职的官僚、独立的僧侣与司法等级;他从来没说要打碎邮政、铁路、统计工作、公共卫生这些社会公共职能。真正的革命不是把机器砸成废铁，而是把这台机器从“凌驾社会之上”的位置上拆卸下来，重新装到社会机体内部，让它变成社会的手脚，而不是社会的脑袋。用黑格尔的话说，这是扬弃：既克服又保留。克服的是它脱离社会、统治社会的那一面，保留的是它组织公共生活的那一面。所以马克思紧接着就必须回答：这个被重新装回去的机器，长什么样?
《法兰西内战》给出的答案，是巴黎公社那一整套看起来琐碎、其实彼此咬合的制度设计。把这些措施一条条摆出来，会发现它们每一条都指向同一个敌人——国家的独立化。第一条，废除常备军和警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马克思说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这一条为什么排在最前面?因为暴力垄断是国家独立性的根本。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一支与社会相分离、由专门阶层组成、只对上级负责的武装力量，人民就永远是被治者;把枪交回社会，国家就失去了它最后的、也是最硬的那根支柱。第二条，警察被免除了政治职能，变成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法官也不再保有那种“表面的独立性”，而像其他公务人员一样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第三条，一切公职人员都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第四条，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的工资。第五条，教会与国家分离，学校向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第六条，公社不是议会清谈馆，而是“同时也是行政机关”的工作机关，议会制的那种分工被取消了。
把这些措施合在一起看，马克思对公社的著名概括才显得实在而不空洞：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公社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不是说财政上的节俭导致了廉价，是国家不再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不再寄生在社会身上，赃物本身就不存在了。官吏和军队，这两项恰恰是旧国家最肥、也最危险的部分，它们一边吞掉财富，一边制造服从。取消它们，等于同时做了减法(减轻负担)和除法(拆掉压迫结构)。
不过，如果只停留在制度清单上，就还没触及《法兰西内战》最深的一层。马克思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句话把政治形式和生产关系焊在了一起。它的意思是：过去的国家之所以归根到底都是压迫机器，是因为它们都必须维护一个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剥削关系;而公社之所以可能是另一种东西，不是因为它的人心更善、口号更美，而是因为它是第一个以生产者阶级为主体、以终止剥削为方向组织起来政权。由此政治形式不再是漂浮在上层建筑里自我旋转的东西，它被拉回到经济关系的地基上：只要生产资料还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国家就必然要充当占有者的守卫;只有当生产者阶级自己掌握了公共职务，并且一步步把生产资料转向社会占有，国家才可能从“统治”转向“管理”。
因此国家的产生，是因为私有制把社会撕成了利益不可调和的阶级;国家的变形，是因为官僚机器在履行公共职能的过程中长出了自身的利益;国家的消亡，则必须等到阶级差别消失、公共事务不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器来处理。
现在进入第三个环节，也是最容易被后来者轻描淡写盖过去的一个环节：新政权自身会不会重新变成压迫机器呢?这个问题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了回答的必要了，因为它在现在已经是现实，但不妨碍我们分析这个原因。因为新国家为了镇压被推翻的剥削者的反抗、为了组织生产、为了核算分配，仍然必须保留强制、保留公职、保留某种集中。而只要保留这些，就保留了异化的可能性——官职可以重新变成私产，勤务员可以重新变成老爷。革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继承下来的一切，包括那种把公职视为升官发财阶梯的旧习惯，尤其是这种旧习惯所依赖的社会关系，都还在社会里存在着。
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里，把这件事说到了点子上。他讲，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公仆变为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请细看这两条为什么是“正确”的。撤换权针对的是职务的凝固性——一旦职务不可撤换，任职者就会形成一个事实上的等级，就会把自己的位子当成可以经营、可以继承的东西。工资平等针对的是职务的收益性——一旦当官能带来远高于普通劳动的收入，就会有人为了这份收益而经营官职，就会形成靠官职吃饭的特殊利益集团。不可撤换加高薪，就是官僚阶层独立化的两根经济支柱;公社的做法是同时抽掉这两根柱子。这不是道德洁癖，这是对利益结构的精确打击。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请注意“祸害”和“不得不”这两个词的分量。新国家不是什么值得歌颂的永恒之物，它是必要的坏东西;革命者对待它的正确态度不是崇拜，而是尽快把它用旧、用薄、用没。这个态度里有一种很深的辩证克制：你要使用国家，恰恰是为了最终不再需要国家;你强化它的组织能力，恰恰是在为它的退场准备条件。
从这里再往前一步，就碰上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着力最深的那个区分——“打碎”与“自行消亡”的关系，以及暴力革命为什么不可避免。表面上看，“打碎”和“消亡”是两件相反的事：一个是外力摧毁，一个是自然消失。列宁的处理是让它们各就其位，成为同一过程的两面。他说：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因为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劳动者的机器，它掌握着常备军、警察、监狱，它的全部结构都是为了防止自己被劳动者拿走;指望它通过自身程序和平地把自己交给对手，等于指望锁主动把钥匙递给小偷。所以针对资产阶级国家，动词是“消灭”“打碎”。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新建立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它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镇压，随着剥削者被消灭、阶级差别缩小，它的镇压职能会逐步萎缩，“自行消亡”适用的正是这个阶段。同一个“国家”概念，在链条的两个不同环节上，适用的规律正好相反——这就是列宁反复强调的：谁把“自行消亡”套用到资产阶级国家上，谁就把马克思主义磨成了机会主义。
顺便也就看清了对考茨基一类人的批判为什么不是意气之争。考茨基并不否认无产阶级需要夺取政权，也不否认需要某种国家;他抽掉的恰恰是“打碎”这个中间环节。他留下了一个漂亮的、无害的、可以被资产阶级容忍的马克思主义：只谈选举，不谈机器;只谈执政，不谈摧毁。列宁说这是把革命变成了关于内阁席位的争论。从辩证法看，这是典型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在口头上承认革命，在关节上取消革命。
好，现在假设旧机器已经被打碎，替代物已经建立，防腐机制也已经装上。接下来是最后一个、也是最长的环节：这个国家凭什么、又如何退场?列宁在这里接过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线索，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程切成了三个阶段，而国家在每个阶段上的形态都不同。
第一阶段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时期。马克思的原话是：在这个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为什么这个时候国家还不能取消?因为剥削者刚刚被剥夺，他们必然以十倍的疯狂进行反抗;因为新的经济组织还需要在对抗中建立;因为社会还不可能一夜之间学会自己管理自己。这时的国家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强力的。但请注意它的方向性：它之所以是“专政”，是因为它属于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它之所以是“过渡”，是因为它公开承认自己是暂时的，是通往消灭阶级、从而消灭自己的桥梁。
第二阶段通常被叫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这里出现了全书最精彩的一段辩证分析：按劳分配中的平等与不平等。生产资料已经归全社会所有，每个人按照自己提供的劳动量从社会领回消费品，表面上看，这是彻底的平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但马克思指出，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强壮、一个人结了婚另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要养三个孩子另一个人没有孩子，在同等劳动、同等报酬的条件下，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并不相同。所以“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因为权利这个东西，本来就只在于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不相同的人，而用同一把尺子量不相同的人，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列宁把这一点讲得极为透辟：按劳分配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
这个分析直接决定了国家在第二阶段的命运。列宁说了一句看似自相矛盾、实则辩证到家的话：在这个阶段，“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个确认事实上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正在消亡又尚未消亡——国家处在这样一种半途状态中：它的镇压职能已经无事可做，它的守卫职能(守卫生产资料公有制、守卫劳动与分配的等量标准)还在。要使国家完全退出，光有镇压对象的消失还不够，还必须让那种“资产阶级式的狭隘眼界”也消失，而这不靠法令，只能靠生产力的发展本身。
于是到了第三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列宁把它与国家的完全消亡直接挂钩，指出“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这几个字，看似只是分配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整个国家逻辑的终点。因为按需分配意味着不再需要用同一把尺子去度量不同的人、不再需要计算谁多拿了谁少拿了、不再需要一个权威来核算和监督这种计算。马克思说过，一旦到了这一步，社会就可以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写在旗帜上;列宁则补上了那句被反复引用的推论：到那时，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以至于没有强制、没有法律、没有专门的强制机关，社会也能运转。法律与强制不是被某人慷慨地“废除”的，而是随着它们所调节的那种利益冲突一起干涸的。
这就把我们又送回了《法兰西内战》的起点。马克思当年讲公社是要把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恩格斯讲未来社会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将代替对人的统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做的，不过是把这个终点接上了一条可以追溯的经济道路：不是善良意志宣布“不要国家了”，而是私有制被消灭、阶级被消灭、分工被消灭、公共事务的技术复杂程度下降到普通人都能掌握的地步，国家才失去存在理由。消灭国家这件事，最终不是政治行为，而是经济与社会行为的副产品。政治在这里的角色，是创造条件、护卫过程、并且在条件不成熟时坦率地承认自己还不能被取消。
我们把整个链条收拢，就能看清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必须同时拒绝两个方向的歪曲。
一个方向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说，国家是一切祸害的根源，所以革命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把它取消。这个说法听起来最彻底，实际上最省事，因为它跳过了最难的部分：怎样处理被推翻者的反抗、怎样组织被资本打散了的生产、怎样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维持核算与秩序。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最终消灭国家，而在于是否承认消灭国家需要条件、需要一个过渡、需要先把国家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再让它逐步萎缩。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是浪漫主义的：它要求结果，却拒绝过程;它把“应当”直接当成了“能够”。这是辩证法里最典型的毛病——把否定理解成一句话就能完成的断裂，而不是一个包含中介的自我扬弃。
另一个方向是机会主义，也就是第二国际的议会道路。它的问题恰恰相反：它无限期地停留在过程里，把中介当成了终点，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当成了取代革命的东西。它把国家看成可以逐步被“民主化”填充的空壳，于是打碎机器这一课就被删掉了。列宁对考茨基、伯恩施坦的批判，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如果国家机器的阶级本性没有被摧毁，那么无论你往里面塞进多少个社会主义者，塞进去的人也会被机器改造，而不是相反。
在这里，《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的分工与互补就完全清楚了。在马克思的时期，用事实堵死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幻想：工人们真的拿到了政权，真的建立了自己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能沿用旧机器，而是把它拆掉重做。公社的失败又从反面说明，新政权一旦在镇压上犹豫、在组织上松散、在扩大到全国上迟缓，它就会被旧机器反扑吞掉。到了列宁时代。公社经验得到普遍化，把“打碎”从一个法国案例提升为一般规律，并且补上了马克思当年只能粗线条勾勒的过渡与消亡的阶段论。可以说马克思提供了经验原型和制度原则，列宁提供了理论骨架和历史条件;前者回答“用什么代替”，后者回答“为什么必须打碎、打碎之后向哪里去”。
国家的出现，是因为私有制把社会撕裂成不可调和的阶级;它的膨胀，是因为官僚机器在执行公共职能时越长越壮、越壮越独立;它的被打碎，是因为这架机器的结构与劳动解放根本不相容，靠换人和改良无法改变其功能;它的替代形态，是公社与苏维埃这种把武装、职务、薪金、监督重新交回社会的制度;它的防腐，靠的是可撤换、低工资、公开化这些针对利益结构的制度安排;它的消亡，则必须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阶级差别消灭、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人们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规则那一天。每一步都是具体的、可分析的因果关系，都扎根在经济关系与阶级关系的地基上，而不是漂浮在某种形而上学的自我运动之中。
如果要给这套学说找一个最短的表达，那大概是这样：国家的命运不是被完善，而是被消灭;而消灭它的方式，恰恰是先夺取它、改造它、用它来消灭阶级，然后在阶级消失的那一天，它已经在这个消灭阶级的过程中失去了用处。在每一个看似坚固的东西里，需要看出它的暂时性，同时看出那种暂时性赖以成立的具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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