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内研究文章选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据... 1　　

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 7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比较分析... 13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述评... 16　　

兼容理论：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进展... 20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评析... 30　　

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37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全球化思想评介... 45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 50　　

论劳动二重性与价值规律二重性的沟通——兼评当前流行的几种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主张... 59　　

新古典经济学与进化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67　　

评西方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 72　　

从笃信传统到进行革命——凯恩斯的重要经济论著及其思想演化过程... 91　　

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 100　　

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 106　　

解读中国异化消费现状——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示... 111　　

:新时期的剥削和阶级概念——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观点简介... 117　　

资本主义发展的萧条性长波产生的根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期有关争论综述... 123　　

当代西方劳动关系研究学派及其观点评述... 127　　

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笔谈(1)经济学语境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134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 137　　

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 143　　

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和政党：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 152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156　　

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 161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根源——柯亨《自我所有、自由与平等》一书评介... 175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难题... 182　　

略论人的发展的规律... 184　　

约翰·罗默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197　　

伯特·奥尔曼谈西方十大马克思主义流派... 201　　

约翰·罗默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203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据　　

胡义成　　

　　内容提要　西方甚至是原苏联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问题存在误解、曲解，甚至是诽谤。国内一些学者对此亦不敢涉足。本文从经济学理论体系出发，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明确指出其价值判据是人道主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人道主义　　

　　　 ＊　　　　　　　　　　＊　　　　　　　　　　　＊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包含着自己的价值判据？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价值判据是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对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重建经济学很有裨益，而且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也极有意义。　　

　　　　　　一、从库普曼的“理论结构式”谈起　　

　　“资源配置经济学”的理论开创人之一库普曼（荷兰经济学家），是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由于他开创的资源配置经济学用公理化的方法，证明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既是充分条件，又是必要条件；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优化的基础性方式，与社会的政治制度无关；等等，所以，他的学术声望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相当高的。　　

　　库普曼的学术建树，也得力于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中包括他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分析。　　

　　在他看来，任何一种经济学理论，都是从某一种坐标判断出发的，都表现为建立在某一种价值判断之上的形式逻辑推理体系。因此，从结构上看，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均呈现为“价值判断＋形式逻辑推理体系”的形态。其中，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以出发的价值判断，反映着提出此理论体系的主体从某一角度出发对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的一种理解，一种评价；任何经济学理论，均不能不包含其提出主体对于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评价〔1〕。　　

　　应当说，库氏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的这种见解，是符合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种，也只能呈现为“价值判据＋逻辑推理体系”的结构。其中的价值判断作为科学体系的出发点，它一方面反映着工人阶级对面前的经济现象的理解和评价，是他们的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形态；另一方面又只能是经济事实及其运行规律的反映，不能是主观随意的臆想。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理解的两种极端倾向　　

　　以前，人们由于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认识不清晰，所以往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价值判断的地位存有误解和曲解。　　

　　曲解的源头之一，是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他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一书中，公开提出马恩著作对道德“抱完全否定的态度”，“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期的著作中也直截了当地避免了直接诉诸道德动机”，因而表现出一种所谓“反伦理的倾向”。其根据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倚仗伦理的”。〔2 〕考茨基也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非道德”的命题，断言马克思主义似乎不需要任何道德标准，社会主义仅仅相信自然历史的必然性。意大利的克罗齐则写道：“按照马克思的见解来写伦理学的原则，依我看总是一件绝对没有希望的事。”〔3〕在诸如此类的半是诽谤、半是曲解的观点蛊惑之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观判断似乎成了不能深谈的事情。本世纪60年代初，原苏联一位学者在专门研究价值哲学的书中也写道：“马克思并没有向资本家作道德上的说教，也没有‘遣责’他们没有实现劳动人民所需要的自由”，似乎价值判断确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缘〔4〕。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今还被许多人视为“反伦理学说”。　　

　　与这种误解、曲解对立的另一种错误看法，则是否定社会主义作为客观的自然历史的必然性，而仅仅把它归结为一种价值观追求。所谓“伦理社会主义”，便是这种货色。这种说教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等基本观点，仅仅从伦理价值的消极宣传上来理解社会主义。在这种曲解下，在本世纪60—70年代，欧洲有的工党理论家仍坚持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一个伦理的或道德的问题”的观点〔5〕。直到最近，美国还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出现， 是对所谓资本主义的道德缺陷的一种反动”〔6 〕。正是在“伦理社会主义”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下，国内一些论者不敢涉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的价值判断问题的研究。　　

　　这里的理论关键在于：一方面，作为揭示经济发展必然性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注目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分析，注目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注目于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的揭示。它并不像以前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仅仅诉诸于道德说教。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宣布：“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揭示道德上的要求”〔7〕。正是通过这种宣布，科学社会主义者把自己明确地区别于“伦理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作为饱含着作者一腔无产阶级感情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是一种冰冷的、纯客观的学说。它像一切经济学一样，都包含着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判断，具有自己的伦理和审美判据。正是这种价值观念和判断的鲜明无产阶级特征，才形成了它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武器的根本依据。也正是由于这种价值观念和判断的存在，才使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归结为“反伦理”学说的诋毁成为笑话。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的原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相互一致的”〔8〕。 由此可以设想，产生于商品经济方兴未艾的经济发展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价值判据的建立上，不可能超越这一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所决定的文化的制约。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能以产生于商品经济中的自由、平等、尊重“人的价值”等原则构成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据。当然，它对这些判据的理解和把握，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有本质上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客观必然性的揭示等，构成了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必然含纳的价值规范体系，也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深层内容。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诋毁为“反伦理”，等于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打扮”成反人道主义体系，从而在深层的理论上败坏它的名声。我们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充分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人道主义价值判据，进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人道主义的内在一致性，以彻底粉碎一切诋毁。　　

　　我们并不否认，马恩当年曾设想过的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是完全对立于商品经济的，由此出发，他们也确实在某些论述中，把产生于商品经济中的人道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包含并加以否定。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一，唯物史观关于人们的价值观不能超越一定的经济基础及由这一基础决定的文化发展的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身也完全适用。这也就是说，作为产生于商品经济之上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不以自己特殊的形式把特定的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据。这一点，并不会因为马恩在某些论述中对人道主义的否定而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承认，那就等于放弃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性质的原理。其二，不是别人而正是马克思自己，不仅在早年的著作中，而且在成熟期的论述中，也都这样那样地明确申言过自己对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肯定。正是这些明确的申言，构成了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据的一个理论依据。　　

　　　　　　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的佐证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是劳动价值论。　　

　　这种理论，一方面反映着工人阶级作为劳动者对劳动创造财富的客观事实的把握；另方面又是工人阶级人权观念的一种体现（笔者曾在一系列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论证过这种劳动价值论是工人阶级人权观的表现。限于篇幅，此不再述）。确定这一事实，对于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值判据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勿庸讳言，以前，人们由于对人道主义性质判定不准，对其源自把握不清，同时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理解不准确，所以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对客观经济事实的一种科学反映的同时，又承认它是工人阶级人权观念的表现，这在许多论者那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也由于对哲学及方法论的不熟悉而对劳动价值论作为价值观的实质不甚了知，他们仅仅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对事实的唯一的科学抽象。诸如此类的误解，一层又一层地掩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出发点所体现的它以人道主义为价值判据的事实。现在，应当是消除这些误解的时候了。　　

　　　　第二，马克思的两大理论发现之一，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　　

　　在以前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解释中，一些论者往往完全忽略了它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剥削加以否定的平等权利判据，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既然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是劳动价值论，既然劳动价值论也是工人阶级人权观的表现，那么，剩余价值理论对剥削的否定以平等人权为判据，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对此从不讳言。他多次明确地说过，剩余价值乃是资本家获得的大于其支出不平等不正当的收入。可以说，一两个世纪以来，全世界劳动者的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时代潮流，正是以劳动者吁求自己应有的人权为依托的。无视工人阶级吁求人权的史实及其理论价值，是错误的。　　

　　　　第三，《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的否定，也是鉴于“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形成了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控制。　　

　　十分显然，作为人道主义价值观之一的人的自由，是这一谴责得以形成的价值判据。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地位。　　

　　以上3点， 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骨骼框架之体现。它们不是依附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个片断，而是构成了它的脊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据，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确不可忽视。　　

　　　　　　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言论　　

　　第一，《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界标。这部巨著是在1845年9月开始撰写的。 正是在这部巨著写作期间，恩格斯提出：“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9〕。在这一表述中，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人道主义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其中，根本不存在两者的对立或“你死我活”。“修养”一词还表明，这时恩格斯已经把人道主义当作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判据对待了。　　

　　第二，1847年底，正在与恩格斯合写《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又公开肯定“撒播人道主义种子”〔10〕。把这种态度和《宣言》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的论断相联系，人们不难设想，即使在宣布阶级斗争的《宣言》时期，马克思也并未把人道主义价值判据摒弃于自己学说之外。在写完《宣言》后4年， 马克思又一次以肯定口吻提及“人道”〔12〕，堪为另一例证。　　

　　第三，上世纪60年代，是撰成《资本论》初稿的马克思在思想理论上更臻成熟的年代。1861年底，他在评述1856年通过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时，再一次以人道主义作为判据，揭露这一《宣言》的否定性质：“1856年的宣言在慈善的词句后面隐藏着很大的不人道”，因为它“赋予财产以不可侵犯性，但是对人却不给予这种不可侵犯性”〔13〕。在这一表述中，尊重“人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前提；只尊重私有财产的价值而贬低人的价值的行为，被当作“不人道”的行为而受到谴责。这种价值观念和判断，与《资本论》及其手稿对商品拜物教贬低“人的价值”的谴责，在理论上是一脉相通的。对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含纳人道主义价值观的人来说，要把马克思对贬低“人的价值”而悖离人道主义行径的谴责，以及与这一谴责相适应的其他谴责否定掉，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第四，1870年，马克思在一封信中指出：“你们当然了解，我不仅仅是从人道出发的。除此以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为了加速欧洲的社会发展，必须加速官方英国的崩溃”〔15〕。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他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领导人之一，针对当时英国政府囚禁爱尔兰革命者的行为，草拟了《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16〕，并于1869年11月30日被总委员会通过的这一情况的。其中，马克思明确承认他此举的出发点也包含人道精神，这种人道精神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精神是统一的。鉴于马克思的这一明确申言写于1870年，当时《资本论》的草稿全部写成，而且第一卷已公开出版了3年，因而， 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明确地把人道精神确定为自己的“出发点”之一，很令人深思。　　

　　第五，1875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演习。在总结其历史经验著作中，马克思曾两次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了“人道”的概念。其一，他指出，巴黎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来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17〕。数十年后，马克思对之表白人道精神也是自己的“出发点”之一的拉法格，是这样向巴黎人描述巴黎公社的有关情况的：　　

　　无产阶级不像资产阶级那样残忍。　　

　　……在1848年和1871年，资产阶级使2万和3万个尸体盖满巴黎街道。然而，你们只要回想一下就能记得，巴黎在无产阶级当权的个月里，那些人质的头上连一两根头发也没有落下。只是在战斗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当人民由于自己的失败和反动将军们耸人听闻的罪行几乎被引到疯狂时候，只是那个时候，才处决了人质。但是在两个月中间，这是历史事实：统治巴黎的无产阶级没有触动人质头上的一根头发。然而这时候公社的被俘的将军们却被阴险地杀死。〔18〕　　

　　如果这种描写可以被看成对马克思前述论述的某种注释的话，那么，很显然，马克思是首肯阶级斗争中的人道方式的，因为与最新的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联的无产阶级，代表着最新的文明。他们优越于自己敌人的地方之一，便在于他们的文明物质，决定了他们不能像自己的敌对者那样残忍。众所周知，这一革命人道主义的传统，在尔后的中国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其二，马克思在讲到无产阶级与敌人的对比时，又一次写道：前者“显示了这样过份的人道，而他们的敌人表现得如此无耻”〔19〕。在这一论述中，“人道”仍被作为肯定性概念使用。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领导人的批评，只限于后者“过份的人道”。他们这种被绝对化了的人道面对卑鄙无耻的敌对者，只能酿成悲剧。这一教训至今值得记取。但它丝毫不包含马克思对人道精神的全盘否定。有的人从反面理解这里两次使用的“人道”概念，显然不符合马克思意愿。　　

　　第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含纳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最明白无误的理论申明之一，出自马克思在1872年春天写的《论土地国有化》一文。此文最后论及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这就是十九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20〕。在这一论述中，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作为价值目标的共产主义，便是公有制经济计划所导向的自由、平等以及人道。显然，这种明确无误的表述证明，晚年的马克思，经历过巴黎公社斗争洗礼的马克思，并不像法国阿尔杜塞所描绘的那样，已经和人道主义“彻底决裂”，“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21〕；更不像阿氏所诋毁的那样，已经成为“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者”〔22〕。事情的真相根本不像阿氏的杜撰那样。晚年的马克思，一方面确实比早年的马克思更加科学、成熟；另一方面，又在新的更成熟的科学理论层次上继承、发扬了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论土地国有化》一文就是一个证明。它可以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论述并读：“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23〕。在笔者看来，在这种并读和仔细的体味之中，深受阿尔杜塞的影响而总要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解成“反人道主义”、“反伦理”学说的人们，应当在理论良心上有所自悔，应当看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熟悉和理解有待进一步提高。要知道，从广义来看，价值观是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历史观之中都包含着人们对历史善恶的评价和评价判据，因而，把历史和价值截然一裂为二，在价值观上有条件地肯定人道主义，在历史观上又笼统地否定一切人道主义，这至少在逻辑上很不严密。当然，写《论土地国有化》时的老年马克思，肯定是把共产主义所实现的人道目标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专政以及公有制等紧密相连的。他的人道目标不是一种幻想玄思，而是一种科学的成熟的斗争标的。这与早年马克思确有区别。无视这一区别，用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代替晚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是不行的。但是，无论如何，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像阿尔杜塞那样把马克思一裂为二，企图把晚年马克思歪曲为反人道主义者；或者像伊斯门那样，说“非人道的”共产党要把一切讲道德价值的人“开除出去”〔24〕，都是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马克思《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文献，是任何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发表见解的论者都不能忽视的论著。它把共产主义当作人道目标看待的论点，永远是对反马克思主义者诋毁的响亮回答。列宁也曾毫不含糊地说：“真正的自由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25〕他理直气壮地把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旗帜握在共产主义者手中，我们为什么却要把这一旗帜拱手奉送敌手而给自己脸上抹黑呢？！　　

　　第七，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末尾，又沿着马克思上述思路进行论述，引用摩尔根的话说，来日的社会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将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26〕。人道主义的原则，在这里又一次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在此之前，1880年，与马克思恩格期关系颇密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之一的倍倍尔，在论述共产主义的著作中，也认为共产主义“最高的道德状态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7〕。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述的注释，说明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就不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对立于一切人道主义的看法。这一看法的出现，完全是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附加、误解和曲解，应予彻底抛弃。＊　　

　　本文于1994年10月收到。作者系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注：　　

　　〔1〕库普曼：《关于经济学现状的三篇论文》，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1—153页。　　

　　〔2〕〔3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第242注〔1〕。　　

　　〔4〕图加林诺夫：《论生活和文化的价值》，三联书店1964 年版，第71页。　　

　　〔5〕（英国）社会主义同盟：《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 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页。　　

　　〔6〕诺克：《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第323页。　　

　　〔7〕〔9〕〔10〕〔11〕〔12〕〔13〕〔14〕〔15〕〔16〕〔17〕〔19〕〔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第2卷第666页，第42卷第477页，第4卷第489～491页，第42卷第509页，第15卷第452页，第23卷第87－101页，第32卷第646页，第16卷第433－434页，第17卷第593页，第17卷第640页，第42卷第120页。　　

　　〔8〕〔20〕〔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33页，第二卷第454页，第四卷第175页。　　

　　〔18〕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3－24页。　　

　　〔21〕见《西方学者论＜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22〕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1页。　　

　　〔24〕《社会主义的失败》，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0页。　　

　　〔25〕《列宁全集》第28卷第438页。　　

　　〔27〕参见《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　　　　　　　　　　　　＊　　　　　　　　　　　　＊　　

　　　　On Basis of value Judgment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Hu Yicheng　　

　　Abstract Some scholars in the West　including　the　former USSR have been presenting misunderstood,　 misinterpreted　and even libelous remarks agaist the basis of　value　judgment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ome scholars in China　dare　not to get involved in the issue. This　essay　proceeds　from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economics　and　elaborates　the　value judgment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explicit conclusion is that its basis of judgment is humanitarianism.　　

　　Key words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ics, value, humanitarianism.＊　　

２０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　　

顾海良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大萧条，打破了西方学术界“轻蔑缄默”的局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最初的“复兴”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在欧美广泛传播，出现了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取向，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更为频繁的非难和攻击；从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者加强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再度“复兴”阶段，这次“复兴”，除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之外，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这两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出现新的取向。　　

　　【作者简介】顾海良，1951年生。北京，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副主任、教授。邮政编码：100816。　　

　　＊ ＊ ＊　　

　　在西方，20世纪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广泛传播和曲折发展的世纪。在这里，有必要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西方学术界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涵。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条目中，英国学者阿德沃·格利恩曾认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那些以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作为方法论和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心论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本质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指的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结构产生的根本上的失灵，而不是指在某些和谐机制上表现出来的‘不完善性’”。其次，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核心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剥削关系。这种在其结构上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冲突，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在技术形式方面已发展到采取国家政策的形式”。再次，认为“对作为这一制度动力的资本积累，不能只从量上加以分析，它所引起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反过来促进阶级关系尖锐化”。最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仍然没有改变，它的历史可以区分为以一系列的特殊的阶级关系、技术、国家政策和国际结构为特征的不同阶段”。（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马克思经济学卷》，英文版，274 页，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0。）格利恩的这一界说，大体勾画了本世纪西方自称为或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取向。本文拟就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轨迹作一概要的探索。　　

　　 一、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的最初“复兴”　　

　　尽管马克思在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是以英国为理论研究的主要“例证”的，但是，直到20世纪初，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经济学上仍然建树甚微，他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马克思的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当时，经历了“边际革命”的西欧资产阶级经济学，正在踌躇满志地用边际理论重新规范原有的理论，阿·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一时成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西方学术界似乎以一种“轻蔑的缄默”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但是，这种“轻蔑的缄默”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一方面，2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从理论上与实践上都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从而唤起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又转入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动荡时期，特别是20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危机”、“崩溃”的趋势，“正宗”的马歇尔经济理论已失去其“实用”的价值，各种“异端”的经济学说纷至沓来，西方的许多学者开始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重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为当时西欧社会经济思潮发展的重要一翼。　　

　　当时，在西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中，除了一些“老”马克思主义者，如鲁道夫·希法亭、卡尔·考茨基和奥托·鲍威尔等人偶有著述外，还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亨利希·格罗斯曼、莫里斯·多布、弗里茨·施特恩堡和那塔里·莫斯科斯卡等。这些后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着力于“复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对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经第二国际理论家“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清理”，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情况、新特征，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三个重要的论题上：一是由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理论的探讨。在这一论题上，格罗斯曼于1929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研究。在这一论题上，多布发表的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著述，既对当时流行的“批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种种观点作了深刻的“反批判”，也密切结合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向，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作了深入的探讨。三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最先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冯·米塞斯提出来的。他在发表于1920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已断言：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的手段，因而不可能形成生产和投资的高效率。1935年，另一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弗·冯·哈耶克重提这一主张，并将其推向极端。当时，奥斯卡·兰格、弗·曼·泰勒和多布等人以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本出发点，对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驳。围绕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实际上关涉到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场争论对以后50年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欧“复兴”的新思潮，在美国经济学界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据当时正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求学的保罗·斯维齐后来回忆，他那时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了解了。美国和西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中的这种反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逐渐消失了。　　

　　 二、战后20年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欧美的传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为东西方经济学的“对话”提供了难得的机会。1942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打破了西方正统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保持“轻蔑的缄默”的局面，第一次提出“用现代分析的更为准确和细致的方法来重新考察马克思观点”的构想，并打算“用为学院派经济学易懂的语言来阐明我所理解的马克思所曾说过的话”，以此“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之间的“联系”。（琼·罗宾逊：《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英文版，2～3页，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2。）在这种学术氛围中，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宽容”，在理论上也或多或少地顺应了与西方经济学“沟通”的取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这一取向，与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是有显著的区别的。　　

　　保罗·斯维齐于1942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是反映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特点的代表作。斯维齐认为，他写作该书的目的是为了弥补英语国家中还没有较为合理地、综合地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著作这一缺憾，使人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的社会思想整体”。在该书中，斯维齐除了通过大量引证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外，还对马克思逝世之后的50年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争论作了概述，对一些他认为“迄今没有得到恰当分析”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当时一些“正统”理论观点提出了“挑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对“消费不足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意义的肯定。他通过详细考证认为，“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实际上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在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时，“用‘比例失调’来否定‘消费不足’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保罗·斯维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英文版，180、183页，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6。）显然，他对“消费不足论”的肯定和凯恩斯所倡导的“有效需求”理论是有着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的。　　

　　引人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斯维齐对凯恩斯理论并没有进行直接的“批判”。凯恩斯逝世后，斯维齐在194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谈到：“我不怀疑，凯恩斯是自李嘉图以来英国（或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我们时代最辉煌和最多才多艺的人之一”。并指出：由于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使他“获得荣誉……为整整一代经济学家开创了新的前景和新的道路”。斯维齐对凯恩斯的这一评价，与当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理论的全面鞭挞的做法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及其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的剧烈对抗，使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出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方面，受“学院派经济学”力图“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取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出现了力图开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派共存的时代”的主张。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罗·米克在1956年出版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中，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中心，详尽地考察了劳动价值学说的发展史，从而说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论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还是在现时代，都是真正的科学。米克在该书中的论述，对澄清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误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米克撰写此书的初衷之一，却是希望通过对劳动价值学说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建筑“某种桥梁”，希望“在这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将由互相攻击对方的虚伪性和不学无术，而转变为互相了解和评价对方的观点，双方进行和平的竞赛，看看谁能对经济现实给予更正确和更有用的分析”。（罗纳德·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中文1版，4～5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他的这一学术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赞许，这多少可以看作是对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流行的“沟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思潮的一种回应。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受到了来自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更为频繁的非难和攻击，更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者而不是“沟通”者的面目出现的，特别是50年代“冷战”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还受到了来自西方政治势力的种种阻挠。例如，斯维齐在1956年就因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说，受到过美国司法当局的“审查”。　　

　　但是，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种种非难和攻击并没能中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和发展，作为一股“潜流”，西方的许多学者并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新探讨”和“重新研究”。在英国，多布仍然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在对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上，在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上，在对建立一种更为分散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的探讨上，都有过突出的成就。在美国，斯维齐在1949年创办了激进的社会主义理论刊物《每月评论》，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阵地。1957年，另一位著名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出版了《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该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第一，巴兰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整体关系上，深入地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他对“经济剩余”范畴作了系统的论述，并以这一范畴为中心线索，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性质及其前途的分析，此后，“经济剩余”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基本范畴。　　

　　 三、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度“复兴”　　

　　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再度“复兴”，并且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回顾那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境况时，原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屈内曾经指出，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无论是在朋友中还是在敌人中，当时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一般性辩论变得更加活跃；第二，“学院派经济学”已经开始吸收由马克思发展起来的某些思想，特别是关于增长理论中的某些思想；第三，现代经济学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非正统”的流派，积极倡导把经济学推向“黑格尔的或后马克思意义上的‘更高的阶段’”。屈内还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也存在着三个对现代经济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第一，马克思创立的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第二，马克思不只是经济学研究中许多理论的先驱者，而且他还奠定了继续发展这些理论的基础；第三，马克思对自动化时代的社会制度的特征及其趋势所作的预测。　　

　　其实，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再度“复兴”，还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最根本的联系。正如比利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埃内斯特·曼得尔在1976年为《资本论》第一卷英文新译本写的“序言”中所强调指出的：从6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间，“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文化观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到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到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观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现今的西方世界，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于《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马克思：《资本论》，英文版，第1卷，1～2页，伦敦，鹈鹕出版社， 1979。）由此可见，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关系的研究，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复兴”。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复兴”的显著特点，就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野。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主要有：关于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转形”理论研究，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地位和科学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研究，这是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这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趋势及其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他们还密切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与实际作出了新的阐释，其中主要有：巴兰和斯维齐的“垄断资本”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主张；在对美国垄断资本新特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并由美国的詹姆士·奥康纳最先提出来的“国家的财政危机”的理论，该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起因及其性质作了新的阐述；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系列理论主张，其中最有影响的有法国的保罗·博卡拉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英国的本·法因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性质的理论、比利时的曼得尔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理论等等。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复兴”，除了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研究之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史这两个新的理论研究领域。　　

　　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早在50年代初，多布在印度德里大学经济学院发表的几次演说中，就已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简要地探讨过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后来，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第一次周详地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发达和不发达两个对立的部分，当代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已经走过的道路前进，世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使不发达国家建构的只能是服务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巴兰的这些理论观点，对6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60年代以后，一大批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纷纷探索振兴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也开始在国际上流行起来。寻求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思路，一时成为世界范围内理论研究的“热点”。西方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包括一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顺应这一理论发展的要求，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原联邦德国的安·岗·弗兰克提出的“依附理论”、法国的阿·伊曼纽尔提出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美国的伊·沃伦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论”等等。他们的这些理论研究，对认识当代不发达政治经济学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启示，同时也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视野。　　

　　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的现实，增强了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史发展问题的兴趣，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60年代以后，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被相继译成西方主要的文字，则为深入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西方理论界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在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西方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流派之间，既存在着正面的交锋，也存在着某些相互借鉴、吸收，甚至“融合”的倾向。第二，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题，集中在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结构和理论形成史的研究上，还很少有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总体发展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美国的罗曼·罗斯多尔斯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一书。该书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注解性”的诠释，对包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马克思的“新的发现作出科学的评价”，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同《资本论》的比较研究，再现了马克思《资本论》理论逻辑的历史形成过程。该书自1968年出版以来，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大大超出了“社会生产关系”这一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的理论研究范围。例如，美国许多“激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就“不是从技术、所有权和交换关系这些狭隘意义上研究‘经济’本身的，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的和文化的关系体系加以研究的”。（贝·奥尔曼等主编：《左派学院》，英文版，56页，纽约， 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1982。）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的再度复兴，诸如女权运动、少数民族问题等都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有些学者还突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政治”方面内容的重要性，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融为一体，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形成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显然，这种理论倾向适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新趋势，是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野的。但同时，这种理论倾向也有可能模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定研究对象，从而有可能阻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又以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界，分作前后两个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情况，我将在“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发展的新取向”一文中作专门的论析。　　

　　主要参考文献：　　

　　1 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马克思经济学卷．英文版．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90　　

　　2 琼·罗宾逊．论马克思的经济学．英文版． 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42　　

　　3 罗纳德·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中文1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 卡尔·屈内．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英文版． 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9　　

　　5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英文版． 伦敦：冥王星出版社，1977　　

　　6 贝·奥尔曼等主编．左派学院．英文版． 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 武京闽］＊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比较分析　　

杨玉生　　

　　摘 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为中心，论述了资本对外扩张、“中心—外围”结构、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国际资本流动、生产方式关联等理论。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则以经济理性和非经济理性的矛盾作为世界经济活动的基本矛盾，论述世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福利的最大化。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把转变各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把转变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本文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古典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作一比较分析。　　

　　关键词 资本扩张 “中心—外围” 结构 经济理性 经济结构转变　　

　　作 者 杨玉生 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 博士生导师 邮编110036　　

　　＊ ＊ ＊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是作为对居于主流地位的正统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批判者出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迥异于新古典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根本之点，在于它的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亦即坚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正是坚持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它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本质、落后国家经济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以及落后国家实现真正经济发展的路径。新古典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不顾体现国际剥削关系的世界经济结构的本质，或者侈谈全世界的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或者强调经济结构转变以促进经济增长，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这种论断就显得非常浅薄了。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概述　　

　　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巴兰、弗朗克、阿明等为代表）把当今的世界经济制度定义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或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体系或制度中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其特点是，居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居于外围的落后国家或附属国家，或者以牺牲落后国家的发展来换取发达国家的发展。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埃曼努尔为代表）打破了长期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从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转化理论出发，论述了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分析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从而论证了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剥削问题。按照埃曼努尔的分析，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落后国家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由于资本具有流动性，而劳动则缺乏流动性，造成落后国家的相对低的工资率。这便构成了不平等交换的基础。由此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平等交换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剩余源源不断地流向发达国家，从而保证发达国家得以持续地发展，避免利润下降的趋势，并维持其高于落后国家的工资率。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阿明等为代表）认为，资本具有内在的对外扩张的趋势，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在于“中心”的结构特征。阿明认为，“中心”的结构的第一个特征是它只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以前的经济结构都包含着多种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内在产生的，它产生“自动集中的积累”。“自动集中的积累”导致生产能力的累进地扩大，而生产能力累进地扩大同由于工人的贫困而造成的有限的消费能力之间形成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现为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要通过其内部市场和对外扩张市场来克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莱伊、布拉德比、弗斯特—卡特为代表）认为，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或关联的结果。按照莱伊的看法，资本主义有其自己的内在发展规律，在新殖民地，向资本主义转变只是表面上遵循着西欧的资本主义经验。在这里，由于资本主义是“舶来品”，而且是同非封建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联，结果造成了其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　　

　　第五，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帕洛依克斯为代表）强调资本主义有一种固有的使其自身国际化的趋势，因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按照帕洛依克斯的看法，资本的国际化是由于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性而形成的过程的一部分。竞争是暗含于这个运动后面的力量之一。这创造了朝着世界范围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均等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也创造了世界范围的生产和交换的差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生产资本国际化（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巨大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试图在地方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磨合联系，推动生产的国际化。　　

　　第六，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以阿米拉马迪等为代表）强调，在现有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结构中，落后国家绝无成功地发展资本主义之可能，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其唯一正确的选择。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且具有较深的理论深度的理论体系。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不同，论述问题的角度不同，但他们在理论分析的目标上是相同的，那就是揭露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其资本积累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这些理论，或许都有缺点，不是较为完善的理论，但却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思路和基本逻辑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拓展，用以说明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不平等的格局，说明落后国家经济不发展的根源，指明落后国家摆脱贫困落后走上真正发展道路的有益的尝试。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从根本上说来，是相互对立的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关于国际剥削的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则是所谓世界范围的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的理论。　　

　　从分析方法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一种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理论，在这里，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居于中心的地位。例如，在上面谈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中，其对资本对外扩张的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的分析，生产方式联结的分析，不平等国际交换的分析，国际资本运动的分析，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选择的分析，都贯穿着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的路线。正是这种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突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一脉相承的传统的理论特色，也使之同包括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在内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划清了界限。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相反，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则从所谓经济理性出发，分析经济活动者在一国和世界的范围内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在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看来，国际分工遵循“比较利益”的原则（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国际分工像一国之内的分工一样，经济活动者总是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相对有利的方面进行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标的活动，各国的资源秉赋、技术、生产条件决定其生产活动的方向，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这里没有国际剥削，各国的经济只是一种互补的关系，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生共长。当然，按照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析，各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货币资本，也是在国际间流动的，落后国家可以借助于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和机器设备等发展自己的经济，发达国家也可以把资本、技术、设备输向落后国家或在先进国家间流动，在国外投资设厂。这种资源的国际流动也体现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国际间的资源自由流动，或资本的自由输出输入，最终将实现全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福利的最大化。这里不存在国际剥削，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或格局是完全平等而合理的、并体现世界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结构或格局。因此，经济分析的任务在于指出实现世界范围的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的途径，确定最优地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方案或政策，如消除贸易壁垒，推进自由贸易等等。在分析单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则强调动员其国内的资源，增加为其经济发展之所必需的储蓄，特别是使国内市场完善。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不管其人民的文化水准如何低，只要创造了经济活动的适宜的条件，主要是市场条件，人民总会对经济刺激（机会）做出合乎经济理性的反应。在它看来，这是一国能够取得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也有其合理性，那就是它阐明了市场经济的一些一般性规律。其根本的弱点则是缺乏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它不了解，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世界范围资本积累下所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绝不会造成世界范围的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的最大化。　　

　　说到市场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也非常重视市场的作用。但与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不同，它强调，市场不是单纯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活动者追求最大利益的活动场所，而首先是统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雇佣劳动者）以及资本家之间进行力量较量的场所。资本家实现其剩余价值的生产，把包含有剩余价值的商品实现为剩余价值的占有，工人把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都是通过市场交换进行的。在这里，虽然通行着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完全自由的买卖，但市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是一条通向剥削和奴役之路。在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换领域，虽然也是自由买卖，然而，由于交换的双方的力量悬殊，结果，总是使落后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不仅在商品交换领域如此，在其他方面，例如，在资本输入、技术输入等方面，落后国家也总要被迫接受发达国家强加给它的条件。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与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严格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也是一种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例如，从全世界范围上说，它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从一国的范围来说，它分析各经济部门的关联，不同生产方式的关联，或一国内部的经济结构。但这里所讲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另一种类型的，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例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理论，钱纳里的结构转变理论等等。　　

　　W.A.刘易斯在其著名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解成拥有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二元结构经济，借助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剖析了这个二元结构经济的特征。其经济模式的特征表现为：（1）在现代部门中， 非熟练劳动的实际工资是由外部因素给出的，该部门的就业与利润决定于与短期的资本的固定存量相适应的劳动需求；（2）资本积累决定于从利润中分解出来的储蓄。经济发展过程被看成是相对于传统部门的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张过程，直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被吸尽为止。　　

　　钱纳里（Chenery, H. B.）、罗宾逊（Robinson, S.）和希尔奎因（（Syrquin, H. ）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强调经济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不仅表现为，不同的经济结构将有不同的收入水平，而且还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变，特别是在非均衡条件下（要素市场分割和调整滞后等）的经济结构转变能够加速经济增长。他们把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变定义为：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结构的全面变化。他们指出，结构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发展水平而变动；结构转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各阶段，不同部门、不同要素对增长贡献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增长过程具有实质性的区别，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结构关系不同；结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更为重要，即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和再配置较之发达国家是更重要的增长因素，因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非均衡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结构变化的余地也更大；一些新兴工业国家非均衡条件下发生的结构转变以及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利用，是它们经济增长加速的主要原因，以竞争均衡为假设条件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于缺乏经济结构及其转变的分析，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时，必须加以重大修正。　　

　　在分析方法上，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采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从各部门的关系上说，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并运用回归分析、模拟分析等数学工具以揭示经济结构变动的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结构分析，显然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结构分析。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中的不同生产方式的联结，或不同属性的经济成分的联结。如果说，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结构分析，是较多地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展开分析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则是较多地从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的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重在揭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外围”结构）的不合理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不平等交换、资本输出等手段剥削落后国家等等，除了进行一些实证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规范分析的特征。而结构主义经济分析的目的则在于揭示如何通过结构转变而促进经济增长，因而在其理论分析中，进行了大量的经济结构改变因素的分析，表现出了其突出的实证分析的特征。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了各种教学工具或数学手段。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强调结构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且这种结构的作用也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实现竞争的市场均衡，而是市场的非均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要求改变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市场均衡的假设。这是它与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不同之处，或者说是它胜过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之处。但是，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作为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一样，缺乏阶级分析或制度分析。也正是这一点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分水岭。　　

社会积累结构理论述评　　

陈聚祉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的波动，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中，对此原因的解释，也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在这诸多的解释中，社会积累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理论可谓是与众不同，独树一帜。该理论发端于70年代末， 形成于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派别，称为社会积累结构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一批美国激进派经济学家，有M·戈登、爱德华、里奇、鲍尔斯、E·韦斯科普夫、M ·科兹、麦克唐纳夫等。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与停滞相互交替的内在机制作了深入地分析和研究。　　

　　　　　　一、社会积累结构概念的提出及其含义　　

　　SSA概念是戈登在1978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概念的提出， 源于一个极其简单的命题，即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的资本积累既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也不可能在混乱中进行，而是在一个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进行。SSA学派把这种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称为社会积累结构， 它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赖以进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集合体。这个制度集合体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制度；既包括国内制度，也包括国际制度。　　

　　SSA学派指出，社会积累结构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制度， 而仅指那些与资本积累过程紧密相关的制度。在这些制度中，有的具有一般性的影响，有的则主要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某一个具体阶段密切相联。当资本家把资本投入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时，他们就受到所处环境的一些一般制度特征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是货币信用制度、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和阶段冲突的结构。资本积累过程分为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与购买阶段紧密相关的制度是自然资源、中间产品和劳动的供给体系。与生产阶段紧密相关的制度是企业的管理结构和实际劳动过程的组织。与销售阶段紧密相关的制度是最终的需求结构、资本竞争结构和促销体系。　　

　　SSA理论对社会积累结构的界限作了划定，分为内界和外界。 内界把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即“社会结构”）和资本积累过程本身分开，外界则把社会结构（即对资本积累过程有重要影响的制度，如货币金融制度）与一个社会中的其他社会结构（即与资本积累过程无关紧要的制度，如体育竞赛规则）分开。　　

　　　　　　二、社会积累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长波　　

　　SSA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一个长时期的、 相对快速和稳定的经济扩张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积累结构。一个社会积累结构在一段时期内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稳定，但最终要衰落。跟随其后的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停滞和不稳定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为止。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一个长波都与不同的社会积累结构相联系。长波与社会积累结构是相互独立的，两者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相互决定的。　　

　　SSA学派认为， 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所带来的经济扩张会持续多年。这是因为：第一，经过前一个危机以后，旧设备被贬值，生产力较低的资本被抛弃，资本家采用新技术与新管理。第二，为形成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所必需的初始投资在扩张时期具有乘数和加速数作用。第三，对资本积累有利条件已经制度化了，这些条件不仅仅作为执政党的当前政策而建立起来了，而且已镶入社会的制度结构中。但是，扩张不会无限地以快速的步伐持续下去，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容易受到一系列不均衡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扩张本身就会导致限制扩张的因素和力量。成功的资本积累最终要遇到现存制度结构所强加的限制，或使现存的制度结构变得不稳定。当经济开始停滞时，社会积累结构开始破裂，单个资本家不再进行生产投资。要重获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必须进行制度重构。随着危机的深化，社会积累结构变得更加不利，资本家需要集体策略，以便能够恢复利润率。起初，他们可能不参加自我意识的集体行动，因为危机的早期阶段可能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只能通过政府或非资本主义团体强加给他们。即使资本家能够克服他们的分歧，他们的集体行动也与寻求保护自身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其他阶级和团体的努力相并列。因此，一个经济危机的解决受到资本家、工人和其他经济团体各自目标的影响。　　

　　SSA学派指出， 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在旧的社会积累结构衰落之前就已开始酝酿。在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确立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非常确定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是指那些奠定制度基础的具体事件。制度基础一旦确立，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了。　　

　　概括地说，社会积累结构与长波的关系的发展变化经历以下步骤：（1 ）一个经济扩张时期以一个有利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和稳定化为基础。（2 ）对资本积累有利的制度环境导致投资急剧上升和经济迅速增长。（3 ）资本积累过程的成功把投资推向社会积累结构内的可能的极限。持续、快速的资本积累要求再生产出繁荣开始时的那种条件，但初始的那种条件很难再生产出来，必要的社会改革不容易实现。（4 ）积累放慢，进入停滞时期。改革制度结构的努力受到阻力。（5 ）经济停滞促使现存社会积累结构进一步瓦解。（6）在经济危机期间， 要恢复迅速资本积累的可能性，依赖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积累结构。（7 ）新的制度结构在内容上深受但不仅仅受经济危机前期阶级冲突特征的影响。（8）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必然不同于原先的社会积累结构， 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下一个阶段。　　

　　SSA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完全是内生的， 但危机的解决方法却不完全是内生的，因为危机加深了结构改革中的阶级冲突，而对冲突的解决包含了不可预测的政治因素和偶然因素。　　

　　　　　　三、SSA学派对其他经济学家提出的批评　　

　　SSA 学派对主流派和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看法提出了批评。　　

　　第一，传统的学者都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及其阶段性的重要性，他们常把资本主义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产品市场的竞争条件的变化上，没有把握资本积累过程的广度和复杂性。SSA学派指出， 社会积累结构概念的提出，目的就在于对资本主义发展作出历史的分析。　　

　　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传统都承认投资与预期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两个传统或忽视外部环境在预期形成过程的重要性，或没有对这种外部环境进行实质性的阐述。SSA学派认为，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动态分析应该从影响单个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外部环境开始。　　

　　第三，学术界在长波的原因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经济学家们把长波归于下列因素：技术变化率的不平衡突变、人口增长和运动的长期趋势、金融制度、消费结构的变化、原材料的相对价格、国际资本的流动等。不同的人强调其中不同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一个相关的争论集中在长波原因的内生性和外生性上。如果它们是内生的，理论则强调自动重复的长周期。如果长波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则繁荣与衰退导源于一系列偶然事件。这些争论存在两个错误：其一，他们倾向于“单因素”的长波理论。SSA理论则强调社会积累结构的重要性， 因而强调资本积累的“多维”特征。其二，过分强调外生因素的作用，忽视了诸如人口变动趋势、技术创新等因素深受内生经济条件的制约。　　

　　第四，流行的各种长波理论都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有一个规则性的期限，比如25年。SSA 学派的制度分析则没有表明一个长波中的扩张和收缩持续某个具体的年数，也没有表明每一个长波具有相同的持续时间。相反，SSA理论认为， 一个长波中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可在每个资本主义阶段的具体环境中得到最好的理解。SSA学派承认，虽然SSA理论最初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现象，但随着SSA理论的发展， 与其说它是一种长波理论，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与危机相互交替的理论。也正因如此，他们使用的是“Long Swing”，而不是“Long Wave”。　　

　　第五，主流经济学家把经济看作一架机器，一个钟表，看作是一种技术关系和生产函数（投入—产出关系），忽视制度因素，其经济模型是古典的、机械的模型，不能解释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美国生产率增长急剧放慢之“迷”。SSA学派所建立的是社会经济模型， 强调制度因素和社会关系，对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美国生产率增长迅速下降的原因做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四、SSA理论的具体应用　　

　　SSA 学派运用其提出的理论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作了许多具体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它对战后美国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与衰落以及所谓“生产率”之迷的分析。　　

　　SSA学派认为， 战后美国经济的扩张与繁荣来源于一个有利的社会积累结构，这一结构包含4套制度。第一，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战败，欧洲受到重创，美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使美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居于领导和有利的地位。美国政府实施的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使美国的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剧增，国内投资也迅速发展。第二，有限的劳资和谐。二战结束后，资本家和经理获得了对劳动过程和管理的绝对控制权。相应地，工人也分享到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果实的一部分。资本家“胡萝卜与大棒”并用的政策使劳资关系变得较为平静。大公司扩大了监管机构，增强了谈判力量。第三，资本与公民之间的和谐。在这方面，国家起了关键作用：其一，运用货币财政政策干预经济，减少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力图避免30年代那种经济下滑。其二，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扩大了有效需求，支持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其三，政府使老人、穷人和失业者的经济安全有了一定的保障，使社会环境变得相对稳定。第四，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限制。二战以后，美国出现了巨大的企业兼并和合并浪潮，巨型公司主宰美国经济，从而减少了竞争，降低了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然而，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经济开始衰退。这种衰退源于战后所形成的社会积累结构的衰落。欧洲和日本的兴起，第三世界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OPEC提高石油价格，给美国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使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　　

　　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显著放慢。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资本密集度和能力利用度两个变量来解释生产率增长显著下降的原因，未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而把它称作“生产率之迷”。SSA 学派将劳动强度、企业创新的压力、大众对公司统治的抵制等社会决定因素引入分析之中，并用具体的、可以计量的指标来衡量它们，从而对“生产率之迷”作了有说服力的解答。　　

　　　　　　五、简要的评论　　

　　应该说，社会积累结构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所作的宏观动态分析是相当深刻的。首先，它强调资本主义经济长波的原因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但是，它并没有否定外生因素和偶然事件所起的重要影响。其次，与其他长波理论不同，SSA 理论关注的是繁荣与停滞相互交替的内在机制，而不是每次长波是否具有固定的、有规则的时间间隔，避免了理论上的牵强附会。第三，SSA理论虽然研究资本积累的制度环境，却与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有很大的区别。前者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后者遵循的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制度学派所研究的制度概念过于泛化，包括所有的制度和习惯。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所作的分析是一种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强调制度的渐变，否定制度的突变，SSA理论则强调制度的突变以及阶级冲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第四，SSA理论正确地指出，要认识和把握资本积累过程的广度和复杂性，不能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产品竞争条件的变化上。它在强调经济因素的同时，把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因素引入分析之中，理论视野更为宽广。第五，SSA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具体化、系统化了，它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作了历史的、实证的、具体的考察。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它在制度分析与量化分析相结合方面作了重要的努力。第六，SSA 理论的分析方法与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不同的是，曼德尔虽然抓住了利润率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他的分析方法仍局限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即资本有机构成分析。SSA理论基本上没有使用资本有机构成、剥削率这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传统概念，而是从资本积累的整个制度环境来分析利润率及其预期的变化。　　

　　然而，SSA理论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和缺陷。首先， 社会积累结构作为一个制度集合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各项制度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何种制度起主导作用？对此，SSA理论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 其次，SSA理论认为， 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都受到历史偶然事件的影响，因而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原理呢？如果没有，则社会积累结构的建立纯属历史的偶然。第三，SSA 理论忽视了社会积累结构的渐变和社会积累结构之间的连续性。第四，SSA理论否定了自由竞争和垄断阶段的划分， 没有把握住社会积累结构演变中的一个质的转变。　　

【参考文献】　　

　　①Gordon, David, 1978.　 "Up　and　Down　the　Long　Roller Coaster," in U.S. Capitalism in Crisis, ed.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New York:　 Unioni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②Gordon, David, Richard Edwards, and Michael Reich, 1982.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③Samuel Bowles, David Gordon and Thomas E.　 Weisskopf,1990. After the 　　Waste　 　Land　　. M.E. Sharpe, Inc.　　

　　④David M. Kotz, Terrence MacDonough and　Michael　Reich,1994,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ed.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兼容理论：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进展　　

颜鹏飞/高震华/窦珂歧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学院　华夏银行　吉林省白城市委党校　　

　　兼容理论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大新思潮，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市场经济与各种所有制是否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和兼容性，亦即两者能否兼容、溶合、亲和、结合或磨合。它实质上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与生产力（主要是资源配置形式）矛盾运动的理论折射。若干西方理论（如趋同论、联姻论）、流派（市场社会主义）、政策（混合经济）和事件（经济国有化和私有化运动）都与兼容理论息息相关。　　

　　兼容论者和非兼容论者的论争，构成了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说，西方学者是主张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具有天然的兼容性或统一性，他们大多是兼容论者。但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两者有不相兼容的一面（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发展到后期，已越来越不适应以市场扩张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西方市场经济史或经济学史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无休止地在理论和政策上力图加以掩饰、修补和克服这种非兼容性。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是坚定的非兼容论者，但居于非主流派地位。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大多数是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非兼容论者，甚至早期激进学派和科尔内一类的东欧学者也包括在内。兼容论者则居于非主流派地位，其思想渊源可上溯到本世纪初的帕累托、兰格、勒纳等人，其典型理论有“联姻论”、“市场机制中性论”、“股份制中性论”、“混合经济公私融合论”、“市场主导机制论”等等。　　

　　关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或社会主义公有制相互关系的探讨，尤其是不仅探讨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本质上的兼容性和统一性，而且着重考察历史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不相适应性或非兼容性，从中找出从不兼容到兼容、从理论上的内在统一性到实际的内在统一性的转化途径和改革思路，并借鉴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西方学者一直散布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天然的兼容性或内在统一性的言论。　　　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传人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是一个例外。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与市场经济在早期（15—18世纪）是对立的不溶合的，它们之间有一个漫长的互相磨合的过程。他在三卷本巨著《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年）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过程为其宏大背景和精湛注释，提出了物质文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三层分立模式。在布罗代尔看来，市场经济是透明度很高的同乡村活动、作坊、工场、店铺、交易所、银行、交易会、市场等相联系的生产机制和交换机制。市场经济意味着解放、开放和竞争，并且是一种强制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秩序。市场经济的下层是一个不透明的“底层经济”，即物质生活或物质文明，它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建立在透明的市场经济之上的不透明层次是资本主义，即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这是资本家为了使交换变得对自己有利而不惜搞乱既定的秩序，利用信贷和远距离贸易等手段操纵市场价格，逐渐发展成为有钱有势的社会统治集团，不仅控制国内外市场，而且往往对市场经济起阻碍和破坏作用。　　

　　这种三层分立模式实际上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概念。换言之，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有时是反资本主义的经济，它们不是同一个层次，二者是对抗的关系，而不是兼容的关系：“这个三层分立的模式是在观察到的材料几乎自动分门别类的过程中逐渐显现的，可能读者会认为本书中最有争议的地方就在这个模式。这样岂不是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术语上分得过分清楚，甚至对立起来了吗？我自己也并非毫不犹豫、一下子就接受这种看法的。我后来终于承认，在15—18世纪期间，甚至更早，市场经济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秩序。如同所有带强制性的秩序（社会、政治或文化秩序）一样，它曾分别朝上和朝下排挤自己的对立面和对抗力。”（注：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文版，20～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有一个漫长的从不兼容到相对兼容，从不适应到相对适应的磨合过程，从而大体实现了资本主义基本特征（如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在的统一性。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们隐藏的不相适应性和非兼容性（根源于生产力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的基本矛盾）逐渐外化和强化。这一点在1825年爆发的西方第一次经济危机，1929—1933年特大型的经济危机，以及20世纪最后30年不断出现的“滞胀”之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这就促使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地做“磨合”和“修补”工作，力图克服这种矛盾所带来的不相适应性或非兼容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三大分期、三大综合或“革命”，正是这种磨合或修补的反映和产物。　　

　　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盛行于15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其演变的第一阶段。重商主义理论仅从现象或经济形态上描述市场交易行为，公平价格论、让渡利润论是其典型理论。这是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成阶段，是一种不发达的、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占上风的早期市场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处于严重的不相适应的状态。这一阶段盛行欺诈行为，并奉行一种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标志的好战的经济哲学，认为其他国家或民族不是敌人即是对手，一方受益则另一方受损。　　

　　英国晚期重商主义者使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取得较完备的精巧而典型的形态，它蕴藏着后来成熟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思想胚芽，如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思想、保护主义有助于就业和刺激经济活动的政策思想、重点保护关键产业的政策思想、保护主义需要强权支持的政策思想，以及一整套严密的贸易管制和工业管制政策。应该指出，原始国家干预主义（它实质上是封建王权与商业资本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后期已成为商业资本主义向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但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则已经出现一种自我脱离、自我否定的倾向，已滋生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萌芽。　　

　　第二阶段是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阶段（18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其典型理论是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这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阶段，是一种不完备的、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的近代市场经济形态。这一时期也是古典或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国家干预主义而占上风的时期。总的来看，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处于暂时的和谐和相对适应或兼容的状态。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得到迅猛的发展。　　

　　斯密是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这一理论较之以休谟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市场经济理论有了质的飞跃，其标志是以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完全竞争市场的调节机制代替了立足于货币数量论的调节机制，并形成了第一个系统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市场理论体系。但总的来看，这一体系还是比较粗糙的，某些经济范畴尚缺少严密的定义；有些环节尚缺乏严密的论证，如经济自由主义者宣扬的生产效益的最大化问题；有些环节则出现了与经济自由主义不合拍甚至自相矛盾的现象，如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剥削现象与经济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分配的合理、公平及和谐性的矛盾。斯密的后继者为此作了大量的修饰工作。　　

　　马歇尔是其中最出色的“修补匠”之一，在市场经济理论史上完成了第一次大综合，因而成为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均衡价格论是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价格形式和运行机制的补充和发展，并吸收了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合理要素，从而加强了对生产的合理性和分配的公平性的论证。前者如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论，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实现自由交换的均衡，从而得到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成本的最小化和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后者如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各个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在分配中的收入等同于他们各自的边际生产量。这样就使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取得了较完备较精巧的“市场均衡经济学”形态。马歇尔等人完成的第一次大综合，实质上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理论内部两大对立理论——强调供给和劳动价值论的古典经济学与强调需求和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的调和与折衷，研究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学是这次大综合的产物。　　

　　但是，从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所处的时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正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其特征是垄断的形成、经济危机的加剧以及日益突出的贫困问题，因此，马歇尔的理论也涉及到垄断问题，并被张伯伦和琼·罗宾逊发展成为垄断竞争理论，从而否定了完全竞争这一前提或假设的现实性。这一点动摇了经济自由主义赖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和假设。马歇尔的理论也涉及贫困问题，并被庇古发展成为福利经济学，因而提出了对分配合理性的怀疑，并要求国家干预和改善分配制度。这就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非公平分配是一种明显的市场缺陷。与马歇尔理论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无异就是置身于经济自由主义营垒中的“特洛伊木马”，从而为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当代国家干预主义卷土重来埋下了毁灭自身的祸根。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从相对适应走向不适应，从兼容转化为对立的信号。　　

　　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今）是以国家调节市场活动、直接干预经济运行从而使国家与市场紧密结合为标志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时期，其核心内容是政府全面干预的市场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国家干预成为当代市场经济有机组成部分，并产生了混合经济体制。这是一种发达的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形态。普遍存在的滞胀现象是这一阶段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不相适应的集中反映。其中，30年代至70年代初是自由经营论失灵从而凯恩斯主义的现代国家干预论占上风的时期。这是第一阶段原始国家干预主义的复归。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在一段时期内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几乎成了所有西方国家治理经济的国策。70至80年代是国家干预论失灵从而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卷土重来的时期。这种现代自由经营论再度登上官方经济学的宝座。联邦德国在战后则实行属于新型自由经营思潮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现代货币主义政策。美国里根政府采纳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主张，其中包括稳定物价、自由放任、大搞私有化、减税、以及削减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应该指出，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货膨胀，推动了经济增长。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与新自由主义的失误，为凯恩斯国家干预论走出危机从而东山再起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标志是新凯恩斯主义及其国家干预政策再度成为美国克林顿经济学的基础，从而意味着里根—布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作为美国官方经济学的终结。　　

　　西方市场经济学说史上的两次大综合都是在第三阶段内完成的。如果说，第一次大综合是古典经济学与边际经济学的调和和折衷；那么，第二次大综合则是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大综合。进而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大综合，它实质上既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融和（采取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微观基础的形式），也是经济自由主义（它采取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和国家干预主义（既包括凯恩斯主义又包括新制度主义）的两大对立思潮的调和和折衷。市场缺陷论和政府缺陷论是这次大综合的产物。并且推出了具有折衷色彩的混合经济论，这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所设定的制度假设（即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初步扬弃。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完成了市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它宣扬市场机制“中性”或非制度性、非意识形态化理论，主张市场既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也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相结合的“联姻论”，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主导机制论”或“市场本位论”。这是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制度假设（市场只能依附于私有制度）的“彻底”否定。虽然这是一种市场经济领域的制度“趋同论”，但毕竟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较之混合经济论更为明显地针对自己的制度体系的一种扬弃、脱离和否定。　　

　　与此同时，另一重大进展是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实施混合经济体制。　　

　　既有国有经济又有私有经济的西方混合经济体制，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国有化浪潮。由此崛起的国有部门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干预手段或经济政策的工具。　　

　　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混合经济体制。据统计，1982年国有企业投资额在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是：美国为18.4％，日本24.1％，西德22.7％，法国33.5％，英国30％。政府各有关部门在物质财富再生产中所占比重是：美国为13％，日本22％，西德20％，法国42％，英国13.5％。国有经济、国家垄断资本的实力的增强，为国家干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60年国家“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是：美国28％，日本21％，英国33％，法国35％， 西德32％。但是1983年比重变为：美国38％，日本37％，英国48％，法国53％，德50％。这一组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干预的规模和强度。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1988年《告法国人书》中，对这种经济制度赞扬备至。M·佩斯顿在《混合经济》（1988年）一书中， 把它视为“纯社会主义和纯资本主义混合的形式”，因为它克服了这两种制度各自的缺陷，因而是一种“作为历史妥协的混合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必然实现全面社会化之前的过渡阶段。”（注：拉费·勒卡荣：《混合经济》，中文版，1、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混合经济体制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其一，它是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重大调整和发展，是对市场缺陷或偏差的矫正，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备。现代市场已有三个主体即居民、企业和国家，市场是居民、企业和国家的结合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已从外生变量变成内生变量。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实现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正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所要解决的具有世界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二，它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从而出现资本的国家所有制、资本的个体所有制和资本的股份所有制三者并存的局面。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具体形式从私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向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股份资本）进而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垄断资本）演进的结果。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迫使资本关系采取社会化形式的结果。单个资本的个人所有形式，股份资本的集体所有形式乃至集团所有形式，都无法容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不得不让位于国家垄断资本乃至跨国垄断资本这种资本所有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资本社会化的最高形式。这种生产关系“不断地革命化”的进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93、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预示着“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93、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其革命意义在于，这种扬弃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 第1卷，245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93、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从而为新的生产方式、经济体制或经济结构奠定了物质基础。混合经济体制是通向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过渡点”之一。　　

　　综上所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及实践的演变与发展路径表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着从不相适应到相对适应再到不适应的动态关系和不可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的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全过程。它有时处于潜伏状态，则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呈现出相对适应性或兼容性。它有时处于激化状态，则这二者表现为不适应性或非兼容性。无庸置疑，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对原来意义上的私有制度的扬弃、脱离和否定的倾向。　　

　　同时，必须指出，现代市场经济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商品经济时代而并非产品经济时代）是有利于资源配置的较具活力和效率的经济运行载体，具有较大的制度弹性、区域弹性或兼容性，因而绝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除个别国家）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但一方面，私有制条件下的西方市场经济在上升时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却以资源的浪费、阶级矛盾的加剧、道德的沦丧、效率和公平矛盾的激化为代价，并最终为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尚有一定的生命力，它所容纳的生产力还未释放殆尽，但已显露出衰退的征兆（日益强化的国家干预程度是衰退的指示器），国家干预的强化和计划机制的加强（自由竞争—一般垄断—国家垄断）既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行程内对个人私有制的扬弃以及对市场机制万能的否定，也是社会生产力向束缚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发起挑战的结果。这种扬弃和挑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集中反映，就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混合经济体制，其特征是鼓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合理因素的“综合”或“趋同”，以此来解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不相适应性和非兼容性。　　

　　因此，私有制市场经济必将被能克服上述缺陷和矛盾的公有制市场经济（马克思仅仅论述不借助市场机制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所替代，并且，后者也必将被在生产力发展的更高阶段上出现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所取代，私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市场经济—公有制计划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路径和路标。　　

　　　　　　二　　

　　国外学者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无兼容性的问题上开展了多次著名的大论战。　　

　　第一代兼容论者首推20世纪初期的德国经济学家谢夫勒、瑞士洛桑学派的帕累托和巴罗内、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以及考茨基等。他们最早提出和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可行性问题。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的帕累托，实际上主张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均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这里已隐含了资源配置效率或方式不取决于社会制度性质的思想萌芽。　　

　　第二代兼容论者的代表人物是在20—30年代的大论战后期脱颖而出的兰格和勒纳，他们对非兼容派（新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米塞尔、哈耶克和罗宾斯）作了无情的批判，提出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兰格—勒纳方案”和“竞争解决社会主义”。他们依据一般均衡原理和边际分析方法，深入论证了社会主义资源赖以合理配置的主客观均衡条件，其理论价值在于它突破了所谓“古典社会主义”教条（西方学者以此区别于“新社会主义”），表明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经济模式，并可以在公有制基础上模拟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下的完全竞争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因而实际上是对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兼容的教条的否定。但从总体来看，兰格模式并未突破计划体制的框架。　　

　　第三代兼容论者在60—70年代明确提出了关于经济机制可与所有制相脱离的思想，其中包括美国经济学家A·埃克斯坦、F·普尔尤尔、 A·伯格森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W·贝尔、C·扎伊德尔。他们明确指出，经济体制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懂得占统治地位的管理原则不取决于所有制的性质”（注：参见韦贝尔等：《趋同理论及其困难性》，载《东欧经济年鉴》（1971），第2卷，第210页。）。美国的格雷戈里、斯图尔特、林德布洛姆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并进而提出“中性机制”的思想，指出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的特点之一是“资源配置过程转向‘中性’的市场机制”；“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中”（注：“参见格雷戈里等：《比较经济体制学》，英文版，281、166、113、285、516、547页，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85；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中文版，133、13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迪夸特罗在1975年提出一个著名论点：“市场社会主义获得市场的优点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缺点”、“市场的运用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矛盾”，并指出，“市场的运用不一定损害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一定妨碍平等主义分配原则的实现，并且可以促进工人民主。”（注：迪夸特罗：《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准则》，64、65页，载《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1975年冬季号。转引自《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是第四代兼容论者。他们在80年代把兼容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代表性著作有伦敦经济学院的埃斯特林等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牛津大学米勒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年）、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年）、福比斯主编的《市场社会主义：何人的选择？》、霍奇逊的《民主经济：关于计划、市场与权力的新观点》。他们强调指出：市场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资本主义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于市场资本主义而并非市场本身），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妨碍人们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完全可以构筑一个“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甚至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注：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中文版，140、1、14、144、107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的联姻论。　　

　　他们详尽剖析市场机制的优点与弊端。在他们看来，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是各有利弊的不完善的机制形式，因此新古典学派崇尚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是一种不可取的极端形式；激进学派崇尚纯粹计划机制形式也是不可取的极端形式，正确的答案是：“各种经济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既运用市场也运用计划……问题在于这两种机制中何种为分配资源的主要方法：是市场还是计划……如果将市场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计划就能在必要之时或必要之处加以运用，如果将计划作为主要的经济机制，市场机制就会式微，而且弱小到不能够有所作为。中央计划体制必然会压制和损坏市场机制以及市场兴旺所赖以为根本的主要特征（冒险精神、企业家精神、竞争精神）。最好是将市场作为主要的交易机制，只是在需要之时才有非市场机制对它进行补充”；换言之，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运作的“主导机制”或“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计划（而且主要是指导性计划）只是补充性的机制，它能改进市场的作用，而又没有威胁要取代它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即应该大力发挥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基础作用或导向作用，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在主导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时才启动。（注：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中文版，140、1、14、144、107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市场主导机制论。　　

　　1993年，英、法、美等国学者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国际性讨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约翰·罗默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广泛引入市场关系，同时用计划弥补市场的各种缺陷。在他看来，这种社会主义新模式的特征是：1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前提下保留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2 ）建立证券经济——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亦即将全国所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的成年居民。这种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互相交换，但不能与货币相交换；3）企业利润平等地分配。 劳动者凭证券可以获得自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4）计划体制通过差别利率对投资进行社会管理。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在“2000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与预测国际会议”中指出：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相容的，但中国的实践证明，这二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世界上发展经济的模式很多，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成功的，沿着这个道路向前走，中国的经济会不断发展。　　

　　无庸置疑西方学者绝大多数是非兼容论者，其中包括一部分激进经济学派成员。东欧学者也不乏其人。科尔内是一个典型。他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1990年）和《所有制形式与调节机制》（1990年）中，大力宣扬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论，以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非兼容论。在他看来，国有制（公有制）加市场协调（市场机制）的第三条道路是一条“冒牌改革”的死路，因为行政机制（计划机制）与国有经济有天然的联系，市场机制与私有经济有天然的联系，因此私有制与市场协调存在“强联系”，却与行政协调存在“弱联系”，而国有制却正好相反。我们应该清算这种反动理论。　　

　　兼容论和非兼容论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战后50年国有化与私有化运动相互交替的反映。国有经济既广泛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有一定比重。50至70年代国有化运动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普遍现象。70年代末至今又多次掀起把国有经济再度私有化的运动，它始于英国撒切尔政府1979年掀起的私有化运动，接踵而至的有80年代末期在原苏联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爆发的私有化运动。　　

　　应该指出，兼容论者的许多观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们虽然善于把资源配置的两大主要形式即市场机制及计划机制从社会经济制度中抽象出来，赋予其“中性机制”的地位；联想到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姓“社”抑或姓“资”的争论，这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但同时又要看到，在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市场机制又是带有一定历史痕迹的、并与一定经济关系及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并非仅仅涉及资源配置的孤立的纯粹范畴。因此，离开具体的经济环境及社会历史环境，亦即特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规定性而一味奢谈中性机制，是违背关于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运动法则的。　　

　　兼容论者的一个重要分支即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则宣扬旨在模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本质区别的趋同论。这种社会主义是改良主义的工党社会主义，其实质是把资本主义国有制（工党政府战后确实在某些部门如铁路、航空、发电站、矿山等建立一批国有企业或公共企业）或混合经济混同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另一种趋同论则是把市场机制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举措说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流。毫无疑义，西方国有化企业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但另一方面，历史上任何社会都有公（共）有财产，关键在于应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划分标准，区分它们各自不同的社会性质，以及判断公有财产的所有者——国家代表哪个阶级或阶层的实际利益。　　

　　总的来说，关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兼容的理论尽管有许多缺陷和弊端，但它的积极意义，是大胆否定关于市场只能依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这一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赖以成立的制度假设和既定前提，并且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想材料。　　

　　　　　　三　　

　　国有化与私有化运动以及兼容论与非兼容论的论战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大多把这一问题归结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无兼容性、统一性或非兼容性、矛盾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既具有兼容性或内在统一性（这是主导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矛盾性或非兼容性。这些矛盾或非兼容因素在转轨或过渡时期显得尤为突出。但是它们并非是长期起制约作用的基本矛盾，其中大部分是转轨或转制时期出现的并且在磨合过程中能够予以解决的矛盾。有的同志过分夸大这两者的矛盾性和非兼容性，把它归结为一系列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与市场经济规律的矛盾，市场机制要求按要素分配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按劳分配的矛盾，或者计划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下的按劳分配的矛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的市场法则的矛盾，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矛盾，财产公有与缺乏财产约束力的矛盾，要求人人就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竞争就业不相容的矛盾，劳动者的主人地位与企业家阶层的矛盾，公有制的物质载体国有制企业与市场经济不兼容而在市场竞争中面临困境的矛盾，官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官僚主义与国有企业监理机制的矛盾，计划经济下的计划调节与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微观规制的矛盾，自由与平等的矛盾，公有制的民族性与市场经济的国际性的矛盾，等等。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必然是否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因此或者是倒退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或者转变为私有经济，二者必居其一。但是在中国，这两条道路都是行不通的。　　

　　问题的症结在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有无内在的统一性或本质上的共通点？应该明确指出：这二者的统一性或共通点在于它们都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　　

　　马克思早就科学阐明了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面的公有制度，是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相联系的所有制形式，它要求财产占有社会化。市场经济同样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产物。因此，就两者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社会分工的产物，并且都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这一根本点和共通点而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无疑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　　

　　但是，这种理论上的统一性真正成为现实的统一性还需要有一段磨合的过程。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磨合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结果尚不尽如人意。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磨合已有80年的历史，这种结合具有超前的性质，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但最终加剧了社会生产力与超前冒进的公有制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状态，因而也是不理想的。由于我们正处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过渡时期，处于生产力不甚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传统的历史积沉，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磨合更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　　

　　　　　　四　　

　　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转轨时期出现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不相适应互不兼容这一现实矛盾的思路和对策，就是顺应和着眼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一是改造传统的公有制关系，使之能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相兼容；二是培育现代市场经济，使之能与公有制相适应相兼容。这就是致力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真正兼容和适应的“磨合”的涵义和目的。　　

　　“磨合”之一：改革社会主义公有制旧的实现形式，寻找和构筑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的有效的具体实现形式。　　

　　一般而言，公有制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一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具有内在优越性的先进的生产关系。但是，所有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包括所有制结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生产资料占有制度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和一定的经济体制下的出资关系、财产组合、支配方式、治理结构等社会微观层次上的具体体现，并与企业的具体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相交织。只有当社会主义公有制获得与现实生产力相适应的恰当的有效具体实现形式，它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得到发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形式，即超前冒进的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因而，这种传统的公有制关系反而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必须对传统的国有企业进行根本性的改造，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故而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下，产业不明晰、职责不分明、不能自主经营、不能自负盈亏的国有企业是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因而它们是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对接相兼容的，这就需要找到一种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以便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应该强调指出，这里讲的国有企业或公有制经济主要是指竞争性的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而非竞争性的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不需要也不能够与市场经济相兼容。　　

　　人民大众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已有力地证明：改革传统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以及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企业组织形式群落（其中包括公司制企业、合伙企业、个体业主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所有制形式群落（其中包括国有制形式、集本所有制形式、社区所有、个体所有形式、外国资本所有）和混合所有制群落（其中包括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基金组织控股的资产形式），它们与现实中的生产社会化的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相适应。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才能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才能真正实现它与市场经济的对接、亲合、兼容和溶合。　　

　　值得强调的是，股份制是迄今为止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从而赋予其内在统一性的最好选择，也许是最现实的改革路径。所谓股份制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一种中性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组织形式，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一种成熟的产权制度和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前一阶段学术界和实业界关于股份制姓公姓私的争论是以往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大论战的继续。　　

　　马克思、恩格斯对股份制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他们看来，股份制既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它不亚于欧洲产业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又是“发展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609～6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9卷，2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应该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98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股份制之所以是公有制及其载体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最好选择，正是在于：它是一种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断完善起来的以股份制为特征的产权制度。它既以所有制为基础（一定的所有制总是要选择某种产权制度来实现自己的运行，并决定产权制度的特殊社会性质），并涉及同一财产的所有、占有、经营、使用、转让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界定及其制约关系和运行机制。产权制度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财产或资源的如何合理组合和优化配置及有效作用的问题。这与市场经济的本质（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使社会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恰好是一致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满足条件（如产权主体多元化、明晰化、产权结构分散化，资本和资本的所有权的二重化，产权商品化、证券化市场化，生产要素流动化，市场信号灵活化和公开化），在股份制形式中大体都能得到满足。因此，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的股份制，可以顺理成章地与市场经济实现对接和兼容。此外，股份制还具有开放性和渗透性，因此能够兼容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关系和各种利益共同体。同时，股份制也是一种能主动积聚和运用社会闲散资金同时又接受社会监督的制度形式。　　

　　但是，“股份制万能”论是错误的。股份制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国有企业搞股份制改造，变现有国有制的行政化占有方式为社会化占有方式，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不看实际搞一刀切，以为“一股就灵”，必然得不偿失。日本学者奥村宏在《股份制向何处去：法人资本主义的命运》（1995年）一书中，就批判过“股份公司万岁论”“日本公司主义万岁论”。并一一列举了股份公司的许多弊端，例如投机、欺诈、股东大会空壳化和资本的空壳化，等等。因此在他看来，股份公司在20世纪末感染上了某种“不治之症”。在这本书的末尾，作者甚至不无担忧地指出：“不管是在美国，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股份公司万岁论都是时代的错误。21世纪呼唤着一种与之不同的新型的企业形态。”　　

　　“磨合”之二：培育和规范现代市场经济，不能搞类似重商主义时期的以欺诈投机、一方受损他方受益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我们不能搞易诱发商品过剩危机的古典或新古典市场经济，也不能崇尚易导致“滞胀”的凯恩斯型的市场经济。我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的程度还很低。中国目前总体市场化程度约65％，只能够得上“准市场经济”；而利率市场、资本市场薄弱的市场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能算是一种低级市场形态（其特征是以实物交易为主而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或“跛足”市场形态。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兼容相对接的，无疑应该是能更好体现生产力总体要求和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它的特征之一是兼容性。它把从本性上与其相对立的国家调控机制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其体系，并且它是一种既不抑制竞争也不完全排斥垄断的以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为主的市场经济形态。这种兼容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市场缺陷。其二是不平衡性。它一般是一种供给大于需求、买方市场为主的以过剩经济为总背景的市场经济形态。其三，它又是一个规范化、法制化，并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有所兼顾的市场经济形态。　　

　　应该强调指出，市场经济先后存在于好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它不仅顽强地生根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而且在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挣得一席之地。市场经济不仅有其适用于多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共性，而且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又各有其特殊性。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曾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为例，把资本关系比喻为“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马克思说：资本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在逻辑地复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它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它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而其它社会经济关系（其中包括市场经济关系）在这种特殊的以太的照耀下，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色层”和新的品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6卷，上册，45、44、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我们应因势利导， 塑造出在占统治地位的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品性，目的在于使它与公有制相兼容。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磨合、对接和兼容，是一个带开拓性的世界性难题。但是，遵循马克思的社会机体发展规律，通过借鉴（“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尤其是实践（“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46卷，上册，45、44、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我们一定能解决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磨合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不仅从理论上论证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性，并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这是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我们没法规定完成两者真正实现兼容和亲和的时间表，而“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20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　　

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评析　　

夏振坤　　

【作者简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武汉　430077　　

　　　　　　一、独树一帜的发展观　　

　　新马克思主义或称激进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巴芒、弗朗克、沃勒斯坦、斯威齐、阿明、桑托斯、卡尔多索等等。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和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唯物史观，试图根据20世纪已经发展了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创造性地回答新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没有能回答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自马克思、列宁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是停顿了。如巴芒和斯威齐说：“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停滞，其呆滞的生命力和无成就，不能根据任何简单的假说来解释……，但是有一种我们可以证明的、突出的从而可以补救的（至少在原则上）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在最终分析上，仍然依赖于竞争经济的假设。”（注：见Paul Banan　and　paul　 sweezy，Monopoly Capital，P.3－4. 转引自杨玉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辽宁大学出版社，第11页。）“实际情形是，无论是列宁还是他的后继者都没有试图应用暗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的原理’　（Working Principles）和运动规律去探讨垄断支配的后果。在那里，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占着支配的地位。”（注：见Paul Banan　 and paul sweezy，Monopoly Capital，P.3－4. 转引自杨玉生：《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辽宁大学出版社，第11页。）他们不满足于这种停滞的状况，着手对如下三个基本方面进行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落后的历史与现实社会的根源问题；当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形式和运行问题；国际剥削与不平等交换问题。　　

　　我们认真地来学习和了解这一学派的发展理论，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实践乃至建立我们自己的发展经济学，是十分重要的。　　

　　　　　　二、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代表性理论　　

　　　　1.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论　　

　　沃勒斯坦认为，16世纪以后，世界已纳入资本主义市场，前资本主义已经终结。在此以后，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体系的发展，现代世界体系中，　只有不同的部分、　层次的差别，　如核心一半外围（Semiperiphery）、外围这些层次， 它们在世界总体系中只是功能各异而已，实际世界经济已经资本主义“一体化”了。因此，各种国家、阶级的斗争与矛盾，只应被看作是为了维护或改变自己在这个总体系中的地位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维持或增加自己在世界经济剩余分享上的份额而已。阿明进一步认为，在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另一部分（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或说牺牲后者的发展为代价的。巴芒和弗朗克更明确地指出，发展与不发展如同一个铜钱的两面，二者是互为依存的“相互依存的依附面”，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为前提的，从而否定了不发达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他系统地阐述了二者之间的“依附性机制”：　　

　　第一，作为宗主国的发达国家，通过多种途径占有第三世界生产的经济剩余。如：对不发达国家的劳动的高额剥削；对不发达国家由垄断的市场结构所加强的不平等的贸易条件；跨国公司所强加的转移定价（不平等交换）；宗主国金融制度支配的信贷条件（附加条件）；宗主国从第三世界吸纳储蓄（通过在不发达国家开设分支银行等）为其自身筹集资金等等。　　

　　第二，宗主国破坏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接管或控制后者的原料基地与贸易权；掠夺后者的劳力；争夺后者的高素质人才等等，乃至直接摧垮或破坏后者的工业（如印度的纺织业、墨西哥的石油业、越南的大米加工业，现在正在破坏中国的饮料工业）。　　

　　第三，发达国家占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如：带有开放市场条件的附加条件的贷款；前者强制后者的生产结构纳入其国际分工，造成后者对前者的绝对依附——为前者需求而生产，直到跨国公司完全控制后者的民族工业。　　

　　第四，在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并没有复制出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社会演进和阶级结构。如：不少国家还未完成工业化，还保留着地主和军事专制制度——这成为发达国的代理阶层。这在旧中国和非洲看得最清楚。　　

　　据此，弗朗克正确地指出，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不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从主观上说），而是宗主国对不发达国家的“关系”的历史产生物。他认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一种“宗主国／依附国”的“关系链”，而且，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否、发展快慢，取决于这种“关系链”的松紧程度，如17世纪的西班牙的衰落、拿破仑战争、30年代大萧条、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等等都一度使这个“链条”放松了，从而那个时期，不发达国家中有部分就得到了发展。而一旦这些特殊事件平息后，“体系”又恢复了平衡，于是“链条”又拉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又停滞了、终结了。　　

　　在这种“宗主／依附”的关系链之下，外资又如何流入不发达国家呢？客观存在如下的推动机制：　　

　　第一，发达国家从国内外积累了大量经济剩余（资本），这种剩余（资本）必须寻找出路（不能作为“贮藏手段”），而国内的出路有限，必须“资本输出”，向外扩张。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区别：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最本质的动因。　　

　　第二，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愿意同外国资本分享有利的投资项目，一般是利用外资与技术开发本地的资源（包括廉价的劳动力）。　　

　　第三，不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很大，而本地的资源不能充分调动起来——原因是多种的：改革滞后、过度投机、腐败等等。因而，只有依赖外资的注入，而顾不上什么经济上沦为殖民地的问题了。　　

　　第四，一些参加了某个国际通货集团的发展中国家，别无选择，处于绝对的依附状态，只能引入该集团的发达国家的资本。　　

　　　　2.不平等交换论　　

　　不平等交换论是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不平等交换论主要由埃曼努尔（A·Emmanuel）的“不平等交换论”、 弗朗克的“不发展的发展论”和阿明的“阶级斗争国际化论”构成。他们认为，“不平等交换”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内生物，而是上述“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强加给不发达国家的。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现象，前者是正常的发展差异问题，后者则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人为地造成的。　　

　　其一，不平等交换论。埃曼努尔认为，由于在现代，资本已不是在一国范围内流动，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了，马克思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W＝c＋v＋m→W＝k＋p，其中：K为c＋v，即成本价格，p 为平均利润）、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m→p），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来加以审视了。一方面，资本的国际性流动，创造“世界价值”（∑W＝∑c＋∑v＋∑m）；一方面，劳动则相对不能在国际流动，因而形成了不同国家的工资率——一般都是发达国家的工资率高于不发达国家。这种第一世界的高工资率与第三世界的低工资率，便造成第三世界的较高的剥削率和第一世界的较高的收入率。在此情况下，世界范围的利润平均化过程，必须使大量剩余价值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构成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换的基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所谓国际间的利润平均化过程，或国际生产价格形成过程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由于不发达国家大多无力参与资本在“部门间”的国际转移，从而它只像一国之内的无产者（劳动提供者）那样，无法分享利润平均化的成果。这一理论，使一国内的阶级间的剥削关系推进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家间的剥削关系了，亦即剩余价值分配国际化了。　　

　　其二，不发展的发展论。这一理论是由弗朗克首先提出的，他的主要论点是：（1）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只经历了“未开发”阶段， 从未经历过“不发展”阶段。而现在的落后国家的不发展，并不是该国本身内在原因所造成，即不是该国国内封建体制和资本缺乏所造成，而是由宗主国和卫星国过去和现在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所造成。（2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括一个硬币的两面：发展和不发展，落后国家的不发展是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内在矛盾的结果。（3 ）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包含两个层次：在国内，是少数剥削者对大多数人生产的经济剩余的榨取与占有；在国际，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对附属国家的经济剩余的剥削与占有。（4）由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是以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为条件的， 所以不打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真正的发展）是不可能的。（5）经济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 往往使独立了的原附属国有可能重新附属国化。这主要是通过上述推进因素（资本输出的推进因素），宗主国对不发达国家输出过时的设备与技术（这也是发达国家寻找其经济剩余的吸收对象的一种形式），既可以为其经济剩余找到出路，又不会引起对宗主国的产品的竞争（技术档次不同，无法形成竞争），还可以大量就地剥削廉价劳力并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所以，原宗主国对本国的出口兴趣下降，他可以在国外办厂（资本输出）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目前的出口额同它在国外的生产总值一样多）。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原宗主国是否控制了资本被输入国的经济，如果是，这就恢复了原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独立了的原附属国又重新沦为经济上的附庸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即附属国化，在这种不发达国家，就会出现一方面广大劳动者由于高失业率和高剥削率而没有因发展而得到多少实惠，甚至状况更加恶化；一方面极少数上层获得了超额的发展利益，而形成一个超前消费的特殊阶层。这样在工业化过程中，市场狭窄化，工厂开工不足，只靠少数特殊阶层的高消费来维系这种狭窄化的市场的需求，发展便会陷于胶着状态甚至停滞，“不发展的发展”就出现了。　　

　　其三，阶级斗争国际化论。阿明认为，由于这种不平等交换和不发展的发展存在，说明阶级斗争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来加以研究。剩余价值剥削的国际化，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国际化。这是“南北问题”的根源。在发达国家内部，似乎阶级斗争大大缓和了，但是发达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缓和，是剩余价值剥剥国际化的结果——从不发达国家吸取剩余，用其一部分支撑发达国家内的“福利主义”。　　

　　　　3.现代帝国主义论　　

　　其一，五大特征。奥坎纳是著名的垄断资本学派的经济学家，他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当代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1 ）资本的进一步积聚和集中。世界资本主义一体化成为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大美国”结构或者一体化为集团式的大垄断企业，在这些大垄断企业的支持下，技术变革加速进行。（2）自由国际市场的消失。 过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商品贸易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被跨国公司的国际调整利润边界的价格形成机制所取代了，即由管理（通过国际帐目表）确定价格。所以，国际价格一般总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3 ）在国际投资中国家资本积极参与。国家资本积极参与、资助和保证私人投资，制定同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相适应的全球对外政策（注：七国集团实际上就是协调这种全球对外政策的机构）。（4 ）在跨国公司所有制关系和控制的基础上构成了巩固的“国际统治阶级”，通过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使世界资本市场国际化。（5）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威协， 而使所有这些趋势加剧。这即是说，当代的帝国主义，是以资本的高度聚集与集中为基础，以经济国际化、组织跨国化为条件，以资本的全球输出为特征，以垄断国际资本市场、维护“支配—依附”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而且，作为这些垄断成员国的国家（政府）全面参与这一过程。当代帝国主义，仍然秉承了资本主义扩张的内在本质，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差异，在原始积累时代，是靠野蛮地掠夺殖民地财富进行；在当代，则是靠不平等交换、国际资本的流动、跨国公司的经营等更巧妙的手段而已。　　

　　其二，三大阶段。阿明进一步论述了资本主义扩张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商业扩张阶段。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扩张。整个19世纪，资本主义中心国国内由于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而引起“消费不足”，而造成消费不足，则又是由于为了抑制利润率下降而提高剩余价值剥削率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个“恶性循环”的两大问题，便驱使宗主国向外扩张：一方面可以购买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原料而降低不变资本的成本，购买便宜的生活资料而降低可变资本的成本，从而抑制住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方面又通过输出商品（“外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了不发达国家的自然经济，扩大了商品市场。这样，对外扩张便成了同时可以解决“市场不足”（消费不足）和“利润率下降”两大恶性循环难题的“双刃剑”。这就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扩张的直接动因。第二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阿明认为，到了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宗主国的对外扩张动因仍然基于国内利润下降的反应，但是，是以资本输出代替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即通过在附属国直接投资，在生产领域（而不是交换领域）里不等价交换直接获取超额利润，用来弥补国内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据阿明的估计，每年从外围国流向中心国的价值，约占中心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这样，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两种互为因果的两极化倾向：一方面，发达国家收入提高了，劳动收入（工资）提高了，资本收入（利润率）也提高了；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剥削率提高了，更贫困了。这一切就是殖民主义的根源，阿明称之为“资本支配的地理的扩张与征服”。第三阶段，二战后的资本主义扩张，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扩张，又可称之为后帝国主义阶段。阿明认为，在上一阶段，垄断和帝国主义是为了克服“利润率下降趋势”在制度上的反应。但是，随着这一问题因殖民主义而得到缓和，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如何吸收“超额经济剩余”问题，或者说，如何解决过剩资本的吸收（出路）问题？为解决这种超额剩余的吸收问题，显然单靠资产阶级的一些集团力量是不够了，于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应运而生。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组织剩余的吸收，实际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一方面，由国家出面支持与组织对外扩张，“征服”外部市场，来吸收自己的剩余资本，一些国家元首带着大批资本家到国外去兜售投资项目，已司空见惯；一方面，通过政府增加公共支出甚至是“军事支出”来消化剩余。在这方面，二战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70年代以前做得是比较成功的，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周期。　　

　　其三，三大扭曲。阿明认为，外围同中心的本质区别在于外围经济的“外倾／非关联”的特质。所谓“外倾”，即外围国家陷入了为适应中心国需要（即附庸）的一体化的从属部分而不能自拔；所谓“非关联”，即外围国的国民经济是不成体系的畸形发展，各产业间的关联度较小。这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变态的、被扭曲了的社会经济结构。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中处处可见：外国的“种植园”孤立地运行；“繁华”的大都市与贫瘠至极的乡村；发达的高消费工业与短缺的日用品；第三产业旺盛与基础工业近于零，等等。在这里，阿明具体论述了“三大扭曲’：　　

　　（1）出口扭曲。　　

　　由于外围国家是由前资本主义关系直接转向商品经济——不是像中心国那样通过循序渐进的市场发育来实现的，而是由外力（侵略）或内力（政府）的暴力或强制的方式构造了适合于中心国需要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势必使其成为服从中心需要的“出口导向”，这种出口导向不是正常的，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外倾”，其后果是不好的。首先，外围国把资金（自有的、引进的）和人力资本导向出口部门而不顾及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使出口部门成为支配国家经济整体的特殊部门，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服从于中心国市场的需求，而且是不等价的，这样，经济上就沦为国际资本的附庸了。其次，外围国这种出口部门的发展，肯定难以带动社会生产力的全面进步，也不可能真正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因为，它的工业化不是从起点开始的，而是从“终点”开始的。为适应中心国和本国特权阶层的高档需求，一开始就在“出口部门”引进先进的技术，而这种先进技术是同整个国民经济技术状态脱节的，其他部门（特别是农业）依然是落后的技术甚至是传统技术。这种“非关联”性，必然造成发展的停滞甚至中断。再次，这种出口导向，一方面把劳动工资压到很低的水平，另一方面又培养了一大批寄生性的社会集团（如庄园主、富农、官僚、买办资产者等等）。阿明认为，这是一种“局部工业化”，是满足上述特殊阶层与中心国对奢侈品需求的工业化。与此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半贵族”化的职工（高薪职工），这不仅阻碍了民族工业（尤其基础工业）的成长，而且使工人阶级出现分化而丧失战斗力。　　

　　（2）第三产业部门的扭曲。　　

　　为了服务上述“外倾”式的出口，第三产业便有了异乎正常的超发展。这种发展，往往是同国内一般的一、二产业的发展脱节的、不对称的，是没有国内一、二产业基础的变态发展。由于没有一、二产业的基础，所以便会造成政府行政支出过度——出现第三世界“永久性”的财政危机。而这方面，外国资本同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一则是为他的“出口”的需要，一则第三产业是短期行为，投资少、收效快，而且不会制造他自己的工业制品的竞争者。　　

　　（3）积累过程的扭曲。　　

　　上述两个扭曲，必然导致积累过程的外倾。阿明认为这种外倾式的积累过程是按“乘数效应”加速进行的。这是因为：a.在外围国投资所得利润流向中心国；b.由于出口部门技术先进而工资相对低廉，从而不可能在外围国内实现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平衡；c.由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一些基本生产部门、关键技术、高新尖的产品生产与研制部门，大都留在中心国。这种“外倾”式的按乘数效应加速的积累——即剩余外流，使得外围国家缺少投资去按乘数效应发展本国的相关产业。这样，就很难出现正常的工业化过程中的那种由“诱导部门”通过乘数效应而逐层扩展到其他部门的“传导机制”。这就是过去许多外围国家产业非关联性的资金积累的原因。阿明举了一个例子：以采矿（铁矿）为例，当法国洛林铁矿矿石开采完了以后，由于它在此以前已经由采矿业这个“诱导部门”的乘数效应而发展起了一整套一体化的工业配套结构，虽然自己没有了铁矿石，它仍可从外国、外地购进矿石继续生产。但是，毛里塔尼亚的铁矿在矿石采完后，它没有“传导”出其他配套部门，只是单纯的采矿，所以该国就得沦为一片荒漠了。总之，这种“外倾”式的扭曲，实质上是一种殖民地现象。　　

　　这种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倾向，还有另一个严重的后果，即内在殖民化。卡尔多索认为，这种帝国主义式的依附关系的结果，必然在不发达国家造成“两极化”，形成相对先进的地区、部分和阶层与相对落后的地区、部分和阶层，而且后者往往紧密地依附于中心国家，成为中心国利益的代理人，剥削本国落后的地区、部分和阶层。这就是内在殖民化。他认为，中心国的利益集团往往和依附国的特权阶层结成政治—经济联盟，造成依附国的内部分裂。所以，依附决不只是“外部现象”，而是一种“内在现象”，因为它有深刻的国内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所以，根除依附的办法，必须要改变依附国国内的结构——改革制度或基本秩序，而“贸易自由化”不但解决不了依附问题，反而会加剧其依附性。　　

　　　　4.非资本主义发展论　　

　　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依附国家要真正走上发展之路，必须能自主地发展，要作到自主的发展，摆脱依附关系，其必备条件是革命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现。因为，实现真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者还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或者还在向资本主义转变之中，如何使这样一些还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呢？　　

　　他们的理论主张是要经历两个阶段：一般民主阶段，然后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前一阶段，是全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革命，但须绕过或缩短资本主义阶段的形式或方法，实现国家的政治独立。他们认为由民主阶段转向社会主义发展，必须有四个条件：一是这些国家的生产方式必须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亚细亚的），或者是向资本主义过渡之中的；二是政治领导权应掌握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他们反帝反封建，也愿意支持向社会主义转变（这点近乎空想）；三是这些国家愿意中断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部依附关系包括不平等的经济条约；四是必须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紧密的关系，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援助。　　

　　　　　　三、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评价　　

　　新马克思主义者参差不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他们的主要功绩，在于揭示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阶级本质，在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在某些领域）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例如揭示了代帝国主义的新特点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问题）。　　

　　具体地说，他们的学说值得肯定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平等交换论，发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把它推向国际化。综观二战以来，为什么第三世界除了“四小”之外还无像样的大国真正走上发展之路？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愈来愈陷于贫困状态？为什么一些国家本来有些起色（如索马里），可一旦西方大国一插手就出现内乱？如果不从这种“不平等交换”和发达国家有意制造“依附国”的剩余剥削国际化去理解，确是说不清楚的。又如，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缓和了，福利主义提高了，钱从何来？如果不从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来理解，也是说不清楚的。　　

　　第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论，比较确切地解释了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中心国企图通过经济国际化和跨国公司垄断世界市场的野心。从中心国的主观愿望来说，这种体系化的倾向的确是存在的、是在运作之中的（当然客观上由不由得他，那是另一问题）。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崩溃（生产关系方面）和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生产力的方向），这种体系化的趋向是加强了。因此，我们审视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忽视这一国际资本主义的存在以及本质的政策倾向，否则，便有落入“依附”陷阱的危险。同时，我们审视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如欧美矛盾），也不能天真地认为谁好谁坏，他们只不过是争夺在这种体系中如何保持或增加“世界经济剩余”的份额而已。　　

　　第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从外部来说取决于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松紧程度，或曰“支配—依附”关系链的松紧程度，这比较能说明当代第三世界发展的波浪式现实。比如：“四小”的兴起，时机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使“关系链”一度松驰了，战争使得中心国（特别是美国）不得不加强这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实力，也没有精力去强化“依附链”，所以，“四小”崛起了。又如，日本在东亚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难以在东亚形成以它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有力“控制器”，所以在东亚，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链相对于拉美和非洲，是较为松散的。这也为中国和新“四小”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四，关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必然要在依附国培植代理阶层，制造“超前消费”的特殊集团，加剧后者国内殖民化趋向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警惕“国际接轨”中的消极作用，逐步消除分配不公和由此产生的地域间、部门间、阶层间的“两极分化”，从而冲击社会的稳定，也是大有益处的。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也不是没有缺陷的，这种缺陷或错误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认为真正的发展只有建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论点，过于武断，或者说，在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下，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绝不可能，不符合事实。南韩、新加坡、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等新兴工业国和地区的出现，说明在“松弛”条件下，仍是可能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资产阶级能否较彻底地消除前资本主义关系和实行相对独立的民族工业化政策。　　

　　第二，认为第三世界“不发展”只是由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掣肘，也不全面。“不发展”这个现实，我认为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原因：从历史上说，由于资本主义首先是在西欧兴起的，那里的宗主国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掠夺落后国家和殖民地的财富进行原始积累的，所以造成不发达国家的“先天不足”，独立后，它们又无法进行原始积累，从而使工业化如无外资注入，很难启动。这一点，和依附论的观点是不完全一致的。从现实来说，当第三世界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之后，又受到“不平等交换”的掣肘。这一点完全如依附论所说。从客观上来说，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依附”结构的确制约相当大一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但确也有少数不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了。从主观上来说，不发达国家自身反封建的彻底程度、限制买办势力的力度、防止或消除对外依附阶层的力量等等，则是其能否发展的内在因素。而这又要看其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是否强大有力。综合上述因素，虽然都对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只要在第四个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发展仍是可能的，中国大陆、南韩、台湾地区就是例证。　　

　　第三，对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命题是有价值的，但对此发展所设置的前提条件（四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是空想的（由小资产阶级掌握政治领导权）。这点，俄国的民粹派在历史上证明不行。第三个条件也过于绝对化（有一个过程），第四个条件是有迁就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嫌，而这个条件的客体现在已不存在了。　　

　　第四，对“不平等交换”，肯定其主流是消极的是对的，但对不发达国家应不应该、可不可能利用这种交换，采取迂回的策略以最终取得自己真正的发展，则认识不足。事物发展往往是辩证的，先利用自己低工资的优势引入外资，启动自己的发展，同时采取相对独立的战略把民族工业发展起来，逐步由“不平等交换”过渡到“平等交换”。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有机构成的提高，不能满足于“三来一补”。而且，在方法论上，也不能把“世界经济剩余”静止化，其总量是不变的，好像只这么大一块蛋糕，中心国分多了，边缘国就会少分。不完全如此。由于技术的进步，资源开发深度的提高，“蛋糕”是会越做越大的，在中心国多分的同时，边缘国也可以增加分配的份额，或者只是相对的减少而绝对的增加。此其一。其二，这个“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绝不是铁板一块，它本身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有缺口的，即使“大美国”体系不松动，但也会有某些“薄弱环节”会松动，问题是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能否看准这种矛盾，在“夹缝中求得自己的发展”。　　

　　总之，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比较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他们的确是想根据发展了的世界形势，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条件下回答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问题。这应该给予肯定。但是，他们至少犯了绝对化的毛病，缺乏历史辩证法，似乎除了建立世界性的社会主义体系，不发达国家就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这必然导致发展的悲观主义。　　

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杨玉生　　

【作者简介】杨玉生，辽宁大学　经济研究所　辽宁　沈阳　110036　　

　　杨玉生（1942—），男，辽宁省法库县人，现为辽宁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所要说明的基本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社会，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被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的分析。从数量分析上说，考察支配劳动力在商品生产者社会各个生产领域分配的规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同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价值的社会经济关系含义，而后者仅仅把价值分析看作是商品价格分析的基础。各种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都没达到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水平，却试图否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的分析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要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关 键 词】劳动价值论/商品/私人劳动/社会劳动/价值形式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014.31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批判吸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所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又是其经济分析的核心。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若离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是，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意味着要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商品实际定价的基础，严格说来，这是把马克思的抽象的理论分析任务同商品的实际定价的任务混淆起来了，这不能算作真正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该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应该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概括的意义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序言中写道：“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由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 ”（注：《资本论》第1卷，第8～9页。）马克思的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他之所以要进行价值分析，是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因为在这种社会经济中，一个一个的商品是它的基本的元素，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是它的细胞形式。要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就必须分析它的基本元素或细胞形式。进一步说，马克思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不是一个随意的假设。而是一个实际，即被看作是产品的社会、历史特殊形式的商品。在理论上发现抽象劳动的过程，不仅仅是思维演变的过程，交换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各种具体劳动化为抽象劳动的过程。劳动产品在市场上的等同化（以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作为标准）是每天都发生的。个人在交换中把他们的产品作为商品让渡了。抽象劳动是一个实际的活动，一个社会实际，因此，个人使他们的劳动力同其自身脱离了。这样，商品形式的分析就表明，交换不仅是产品的等同化。因为在资本主义下面，“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注：《资本论》第1卷，第88页。 ）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中心，因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要说明的基本问题是：“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注：《资本论》第1卷，第89～90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抽象。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的分析。　　

　　列宁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与之相联系的理论分析曾做了精确的科学的概括：“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表示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货币表明这一联系更加密切，已经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结成一个整体了。资本表明这一联系的继续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人。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为维持他自己的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是工人无报酬地劳动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444页。）从列宁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中的科学价值。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在其《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中，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本质，也做过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本质上，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生产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眼中，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幻想的形式，把社会关系具体化是马克思学说的核心。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任务出发，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是一种社会范畴，把仅仅表示一种自然范畴的使用价值和生产的具体劳动排除于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概念的商品价值和生产商品价值的人的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商品是特殊的社会历史形式的特征。这种社会历史形式有两个突出的特征：（1）分工的发展；（2）私人生产。在这种条件下，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成为商品或成为价值。　　

　　当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进行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分析，或商品价值量决定的分析。例如，马克思阐述了支配一种商品同他种商品借以进行交换的相对比例的规律。实际上，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也论述了商品借以交换的相对比例规律，即交换价值的问题。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交换价值仅仅是隐藏在其后面的价值本身的现象形态。从数量分析上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要任务是表述在一定的产品和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联系，考察支配劳动力在商品生产者社会中的各个生产领域分配的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量的分析。　　

　　按照斯威齐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中所做的商品价值量的分析，只是进入劳动价值论数量分析领域的第一步。就是说，在劳动价值论的数量分析中，不仅包括商品按各自的物化劳动的比例进行交换，而且还包括竞争、需求等等的作用。斯威齐援引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著名的“海狸——鹿”的例子，以说明均衡的交换价值比例的商品生产者间自由移动或自由竞争的结果。“如果这样做会改善他们的处境，在没有对移动限制的情况下，猎人们就将自由地从猎取鹿改为猎取海狸。换言之，为获取交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好处而竞争，猎人都愿意并能够转移他们的劳动。给定这种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的竞争，只有当每种商品的价格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的时候，供给和需求才达到平衡。反过来说，只有允许供给和需求的力量自由地运行，价格同劳动时间的比例才能确立。因此，竞争的供给和需求价格决定理论不仅不同劳动价值论相悖，毋宁说，它构成劳动价值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有时没有认识到。”（注：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英文版，第46～48页。）斯威齐强调需求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例如，他指出，若海狸只用来做皮帽子，而鹿为社会提供基本食品，那么，大量劳动就用来猎取鹿。而不是用来猎取海狸。因此，若知晓交换比例和劳动分配，就必须有两种信息：第一，海狸和鹿的相对成本信息；第二，对海狸和鹿的相对需求强度信息。这两种信息既定，就可能决定该社会一般经济均衡。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数量分析也包括其生产价格理论。生产价格，按照一般规则，是从价值派生出来的。它同价值的背离，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不可解释的。生产价格理论不仅不同价值理论相矛盾，而且，毋宁说，它是价值理论的发展。　　

　　当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和量的分析是统一的。正如斯威齐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有其质的分析方面，又有其量的分析一面，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这是马克思的伟大成就之一。”（注：转引自拙著《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资本论》第1卷的前两编和第三编的大部分，就一定意义说， 偏重于质的分析，集中于一般商品社会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关系的一致和区别。而在第2卷和第3卷中占大量篇幅的，则是强调这些关系的数量方面，或者，毋宁说，是经济变量和这些关系的内在联系。对于马克思来说，数量充满着质量，质量通过数量来表述。斯威齐写道：“这个方法的妙处，按我理解，它能使我们达到对资本主义作为历史过程的清醒而全面的观察。不把资本主义的早期历史看作是掠夺的混乱，而是看作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到了世间，以资本——劳动关系取代封建主——农奴关系，作为新的阶级社会形式的基本的剥削关系。每个阶级社会都是以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的划分为特征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率采取价值的形式，表述为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不是利润率，它是马克思确凿地处理资本主义历史的主要变量。由于把剩余价值划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得以彻底解剖从资本主义最初时期到资本主义终结的阶级斗争。”（注：转引自拙著《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价值理论。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古典经济学伟大代表者李嘉图的理论的科学意义时写道：李嘉图“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地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显示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同这个科学功绩相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183页。）　　

　　但李嘉图由于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局限性，并没有按照他的理论逻辑所表明的方向走到底。他的理论研究的缺陷，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主要是：（1）缺乏分析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平均利润等中介环节，而直接把价值等同于生产价格、剩余价值等同于利润；（2）常常混淆价值和交换价值、相对价值、 比较价值等概念的应用，表明他不理解价值的实质和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区别；（3 ）在分析价值变动的各种因素问题时，往往把价值或相对价值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明明是“费用价格”的变动，却说成是价值或相对价值的变动；（4）预先假定一般利润率存在， 而集中注意力去研究：“如果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以不同比例加入生产，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相对价值发生什么影响”，而不去研究在一般利润率的条件下价值与“费用价格”的差别或价值怎样转化为费用价格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5）关于“不变的价值尺度”，李嘉图混淆了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对商品价值的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之间的联系缺乏了解；（6 ）关于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关系的论述，李嘉图“只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价格归结为费用价格或平均价格，也就是说，只是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市场价值的相互关系，却没有说明每个特殊领域中的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注：参见宋则行著：《马克思经济理论再认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176页。）　　

　　西方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例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德赛提出，要严格区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德赛指出：“对马克思理论的经常误解，特别是把马克思的理论同李嘉图理论的混淆，根源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和李嘉图似乎应用同一个劳动价值论。李嘉图是从把存在三个阶级获得收入的情形作为既定而开始的，他关心积累对三个阶级所获收入份额的影响，因此李嘉图的理论是增长经济的分配理论。作为这个理论的一部分，价格被归结于现在和过去的劳动投入。现在许多人表明，若固定资本在劳动过程中消耗，利润率就必须包含于价格计算中。马克思却并不如此关心价格决定。他完全认识到，从资本家的观点上看，人们可能有一个生产成本价格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就是价格和单位成本间的差额。马克思感兴趣的是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由剩余价值产生的利润。对马克思来说，价值理论仅仅表明，以成本为基础的价格掩盖了价值的社会关系。”（注：转引自拙著《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界各种观点的评析》，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页。）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价值概念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与包括李嘉图在内的古典学派不同，马克思把价值看成是揭露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的生产者和占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特殊的范畴，特殊地说，它是揭露资本家利润来源的特殊范畴。　　

　　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基本意图不是价格形成和价格动态学。其基本意图是确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格的本质是什么，价格如何反映存在于这种经济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这样，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关系理论，而李嘉图的理论只是一种价格形成理论。这是两种价值理论的根本区别。　　

　　虽然，马克思和李嘉图都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实体，但两个人的着眼点却完全不同。在李嘉图看来，商品中的物化劳动只是确定价值标准的基础，只同计量社会财富有关。而马克思却从深远得多的意义上去看待劳动。从普遍的意义上说，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存在首先在于劳动。人类通过劳动不断地改变物质环境，并不断地在劳动中发展自己、创造自己、证明自己的无限创造力。另外，人类的劳动从来就不是孤立进行的，劳动总是在某种社会经济组织内发生。作为人，我们总是社会的人。单独流落到荒岛上的鲁宾逊·克鲁苏的设想，在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中毫无意义。从特殊的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看清楚。只有分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特征和本质，才能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正是从这样一些深刻认识出发，马克思把他对资本主义的全部科学分析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两个分析的层次。在表面的层次上，我们看到的是商品流通。商品，包括劳动力，按照一定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价格由资本家根据超过生产成本的一定增加的利润来决定。这个超过额的大小依赖于所使用的技术和所购买的人力和非人力资源的数量和价格。流通领域的确是以自由或自由选择为特征的领域，没有人强迫买者和卖者进入交换领域。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决定出卖其劳动力的数量。“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它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注：《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　　

　　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本质分析，是他的第二个层次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分析，都在于揭露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剩余价值既不能在流通领域中产生，又不能没有流通领域。流通领域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资本家要从流通领域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便实际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二是资本家要在流通领域出卖其产品，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因此流通领域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生产领域，因为它是实际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在这里，笼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自由、平等的面纱已经荡然无存，这里呈现的是赤裸裸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极其深刻地写道：“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萎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注：《资本论》第1卷，第200页。）　　

　　因此，马克思就竭尽全力分析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此，马克思首先从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元素形式的商品分析开始，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明确地把商品价值定义为物化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的、抽象劳动。马克思严格地把价值和价格区别开来，认为价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他表明了他同李嘉图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进而创立了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指出，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发现并购买劳动力商品，其目的就是让它生产超过其自身价值余额，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他把剩余价值同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或可变资本之比（s＝S ／V）称为剩余价值率，用来说明工人被剥削的程度。　　

　　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也遇到了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例（马克思称之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价格同价值不成比例问题。李嘉图对此除了极力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之外，别无良策；马克思则通过转化程序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的结论是：虽然个别商品的价值同其转化形态生产价格不一致、个别部门的剩余价值和其转化形态平均利润不一致，但总价值同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同总利润却是一致的。马克思转化程序的真正意图在于证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代表总社会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总量如何被价格对价值的变形所掩盖，活劳动如何是利润的唯一源泉。　　

　　这一切充分表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种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结构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揭示剥削劳动的理论，解释利润来源的理论。他把两个层次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把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结合成一个总的社会过程。这是马克思胜过包括李嘉图在内的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地方。　　

　　　　　　三、关于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争论　　

　　劳动价值论是经济理论界争论最多的问题。在西方经济学界，坚持还是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要分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方面说，他们始终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分析和实际经济问题分析的理论基础。比利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曾如此地论述了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和实际经济问题分析中的重要意义：“经济科学发现了价值这一组成因素，便掌握了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钥匙。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没有剩余价值论，也没有办法把利润、利息、地租归到唯一的根源上来，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最近一百五十年来工农业生产神秘的波动。没有劳动价值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便不能自圆其说，经济危机便不能有首尾一贯的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无法理解价格的长远趋势。价格的长远趋势归根还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化。生产价格论即‘生产成本论’，如果离开了劳动价值论，便变成了单纯的经验主义，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计算，利润率的平均促成了先前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其规模需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一旦放弃了这个标准，放弃了生产价格的总和必定等于价值总和这一观点，那么就只好从供求的波动来推论利润的总量了。尽管推论得头头是道，价格却只在虚空中摆动，因为它失掉了预先确定的固定的轴心。……在科学领域内，任何不考虑根本理论性问题终究是要吃亏的。这里已经充分证明了坚持劳动价值论，坚持构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经济学说的‘益处’。”（注：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译本，下册，第353～354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从本质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科学抽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自然的、自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规律就是价值规律，进一步地说，是剩余价值规律。劳动价值论说明了，是什么力量使劳动得以在各个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分配？为什么经济活动会中断？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是什么？工人阶级受剥削的根源是什么？劳动价值论为资本主义发展勾画了一个总的图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认为，形形色色提出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观点的经济学家，都没有达到马克思在价值分析中所达到的抽象水平，他们或许在个别问题上能够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但他们无论如何提不出代替马克思理论更好的一贯的理论。　　

　　仅就马克思转化程序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马克思的转化程序存在着缺陷，即只进行了产出方面的转化，而没有同时进行投入方面的转化。按照德国经济学家博尔特基维茨在1903年的一篇论文中所提出的解式，若对投入和产出进行同时的价值到价格、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转化，结果是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第Ⅲ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等于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两个总量才相等（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总量不能同时相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此为理由主张抛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立场出发捍卫劳动价值论。斯威齐写道：“人们禁不住要进一步承认，从形式上看，即使在分析整个制度动态时，也可能把价值计算省去。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使人相信，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全部社会产品的一部分被社会中拥有生产资料的那一伙人所侵吞，这不是一个伦理的判断，而是对实际存在于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一种描绘方法。它的最清晰的理论表述方式，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只要我们保留价值计算，那么，对于利润作为全社会劳动产品的一种扣除的来源与性质，就不会含糊不清了。把货币范畴转化为社会范畴，也就大为便利。总之，价值计算使人们可能透过货币和商品的表面现象，看出在它下面的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注：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英文版，第122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否定与攻击是由来已久的。19世纪90年代，奥地利著名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刚刚出版不久便抛出了《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文，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难。他写道：“在《资本论》第1 卷坚持并极力强调，所有的价值都以劳动为基础，而且仅仅以劳动为基础。商品的一切价值都同生产它们的必要劳动时间成比例。这些命题是直接和唯一地从商品的内在交换关系归纳和提炼出来的。我们被引导到‘从交换价值和交换关系开始，以便探察隐蔽在其中的价值’……而现在，在《资本论》第3卷中，我们却被明确地、冷冰冰地告知， 务必不能而且从来不能依据《资本论》第1卷的教导进行交换， 个别商品按照不同于在其中所体现的劳动的比例同其他商品交换，而且这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而是必须的和长久的。……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没看到对一种矛盾的解释和调节，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同第3卷的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注：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英文版，第20～30页。）他的基本论点是，价值如果只以劳动价值量为基础，那就不能解释现实世界里的价格和利润。如果劳动价值不能解释价格和利润结构，那么断言资本主义建立在对工人剥削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就崩溃了。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未能考虑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这是他失败的要害。庞巴维克的言论表明，他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同生产价格理论完全对立起来，抹煞了价值同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同平均利润、剩余价值率同平均利润率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 卷中所做的价值分析，是在最抽象的形式上，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联系。揭示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因此，他舍象掉了暂时与问题无关的次要经济现象。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假定了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相同，资本周转速度相同等，而这些在现实的经济生活是不同的。但为了在最纯粹的形式下考察经济活动，又不得不做这样的假定。而在《资本论》第3卷中，则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的细节， 就需要把原先暂时存而不论的经济现象纳入进来，一并加以考虑，考察在存在比较复杂的经济现象的情况下，经济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就发生了价值到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转化问题。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之流不懂得或根本否认这个转化问题，并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同第3卷对立起来，只能表明其庸俗性。　　

　　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像庞巴维克这样赤裸裸地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人已不多见了，但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循着庞巴维克的思路批评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分析说成是“不必要的弯路”，把马克思的转化程序说成是“一块橡皮的问题”。萨缪尔森的观点不但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甚至受到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例如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莫尔认为，马克思对作为他的价值论的续篇的转化的分析的兴趣不是价格决定的问题，更确切地说，他的用意在于说明非劳动收入是如何发生的。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借助于一块橡皮来回答的问题。”（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6辑，第88页。）　　

　　在西方经济学界，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似乎出于对马克思经济理论应用的目的，而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加以修改，结果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劳动价值论。这在卡特勒等所著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今天》一书中颇具典型性。该书序言说：“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之毫无成就，是其把完全忠实于《资本论》作为出发点的结果。《资本论》的许多基本概念和问题，远不能构成出发点，对于从事理论工作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他们界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障碍”。（注：卡特勒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今天》英文版，第2～3页。）因此，他们就以重新解释价值概念来着手克服这种障碍。针对马克思的交换等式，该书指出：“按照法律的观念不能把交换看成是相等的。虽然交换的双方都要求交换上的公平，并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但这并不表现为交换等式。交换既不依赖于交换物品的某种性质上的等同性，也不依赖于对物品效用估计的等同性。交换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交换物的效用对于交换双方是不同的。例如，在交换中，一方愿意以一担铁交换一吨煤的效用，是因为在他看来一吨煤的效用大于一吨铁的效用。反之也是一样。交换是不同的和不相等的效用的结果。”（注：卡特勒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资本主义的今天》英文版，第14页。）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效用价值论吗？　　

　　在国内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以新古典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来补充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这样更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品交换的分析。因为，市场交换总是供求两方面的活动，从供给方面说，应该根据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来确定商品的价格即商品的供给价格（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所论述的生产价格）， 应该应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需求方面说，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或称需求价格，是消费者根据对商品的效用的评价而确定的，为了正确评价消费者的意愿或偏好及其对市场价格决定的影响，也应该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这就是说，对决定市场经济运行的两大基本力量——供给和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要求把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应该说，这种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在分析市场交换和市场价格决定这个层次上，我也赞成这种理论的结合。不仅如此，在这个分析层次上，我还主张更广泛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例如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可以用于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格决定问题。但在这个分析层次上应用的劳动价值论，还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方面，还仅仅属于其非本质方面的数量分析。从本质分析的层次上说，即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的科学概括的劳动价值论来说，它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是不相容的。　　

　　传统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批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唯一决定因素为不科学，强调劳动以外的其他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英国经济学家霍奇森的如下言论很具代表性：“为什么劳动是价值的本质？许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为什么单单选择劳动作为共同的本质？例如铁也进入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商品的生产，为什么铁不是这种共同的本质。所有的商品都离不开土地，而却以土地的非生产性否定它是共同的本质。多布（英国剑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引者）试图以土地的非同质性来否定土地是共同的本质，为什么土地的异质性可能把它排除于共同的本质呢？我们看到劳动毕竟也是异质的，没有理由假定我们在探寻单一的或同质的共同本质，本质的多重性将构成商品的共同基础。”（注：杰弗·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英文版，第75页。）这种价值决定多因素论的反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从根本上说来，它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科学概括的基本性质，它不理解价值作为社会范畴的基本含义。或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形形色色的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评，都没有达到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水平。　　

　　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中，在很长时期内，经济学家们总是坚持按照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商品的价值，把它作为规定商品价格的依据，并反对以生产价格作为商品定价的基础。以为这才算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近年来，也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按照类似于西方经济学家的多种要素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来修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论是坚持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商品定价分析的基础，还是坚持多种要素价值决定论，都仅仅注意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数量分析方面，而抛弃了其质的分析方面。马克思在商品价值分析中，把价值归结于人类的抽象劳动，并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定商品价值量，并不是要为商品的的实际定价确定一个标准，而是要揭示价格在本质上是什么。无疑，仅仅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商品定价分析基础的观点忽略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的分析。至于多种要素价值决定论的根本错误则是它模糊了或否定了马克思价值概念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含义。从具体地确定商品价格考虑，实际上完全可以突破劳动价值论，可以根据商品的成本和利润，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等来确定商品价格。甚至人们的偏好、收入状况、商品本身的差异，在确定商品价格的时候，都是应该予以充分考虑的因素。仅仅从确定价格考虑，只要分析影响价格的因素就足够了，这即可以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关于生产价格的分析，也可以参考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于价格决定的分析，无需分析价值量决定本身。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全球化思想评介　　

杨玉生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经济全球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日起便一直谈论的老话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马克思在他的科学巨著《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作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运用的世界市场运行规律。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也把资本在全球的扩张作为其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理论上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必然性、表现及发展趋势等。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结合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形成，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等。　　

　　西方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全球化做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他们主要从世界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以实现世界范围的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做了分析。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全球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是在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下形成的，又是对这种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其思想史根源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不同于流行的西方正统经济发展理论的地方，在于它从阶级的和历史的观点出发，分析当代世界经济的结构特征，揭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展的现存的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条件。而不象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那样从超阶级的和超历史的观点出发论证发挥经济理性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　　

　　下面所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分析。　　

　　1.巴兰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落后。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中分析了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按照他的看法，外来资本主义的渗透加速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条件，同时它也限制了其他方面的发展。由于其先前的积累和现在生产的经济剩余的很大一部分被发达国家拿走了，使得不发达国家难以获得为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原始积累。来自国外的破坏性竞争窒息了其羽毛未丰的产业，虽然商品流通的扩张和工业无产阶级的创造为其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但是这个发展却被迫脱离了其正常的进程，变成了扭曲的、跛足的进程，以适合于西方国家的意图。　　

　　按照巴兰的观点，不发达国家陷入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泥沼之中，并遭遇了两个制度的极坏的恶果。进一步说，在不发达国家，由于缺乏西方国家的增长条件，使之不能有健康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国外的渗透，创造了一种相对于总产量的较大的经济剩余（提高剥削率，使总产量的较大部分成为经济剩余），使消费水平下降，甚至低于生存线；另一方面这个经济剩余或者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拿走，或者在不发达国家被特权阶级做非生产性地应用，从而妨碍了其经济发展。　　

　　2.弗兰克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弗兰克在其《资本主义和拉丁美洲的不发展》一书中论证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弗兰克的基本论点是，资本主义的演变与扩张产生发展和不发展。这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不发达国家的不发展是资本主义及其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弗兰克所说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包括：少数剥削者对大多数人生产的经济剩余的榨取和占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宗主国中心国家和从属国外围国家的结构。这种结构贯穿于资本主义扩张和演变的全过程，以致于这些矛盾时时处处被再生产出来，并持续下去。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演变使得世界的一部分地区产生和维持着不发展，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地区所生产的经济剩余被世界的另一部分地区剥削，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占有这些剩余。弗兰克指出，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下面四个重要特征：（1）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相互紧密的经济、政治、 社会和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把甚至最边远的村落和农民都纳入到一个总的一体化体系中；（2）整个体系的垄断结构，其中， 宗主国保持对附属国的垄断力量；（3）当某一垄断制度产生的时候， 对资源的滥用和误导便贯穿于该体系或宗主国一附属国关系链；（4 ）作为这种滥用的一部分，附属国所生产的经济剩余大部分或全部，而且不仅是经济剩余，被其地方的、国家的或国际的剥削者剥削和占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最基本的特征是宗主国——附属国关系链。这个宗主国——附属国关系链趋向于从美国和欧洲宗主国中心到落后国家的边远村落的联系。在这二者之间是各种亚宗主国，随垄断程度而变。低于这些亚宗主国的便是附属国，而宗主国则与低于它们的那些国家相联系。由于从全球范围考虑这种宗主国——附属国关系链，落后的附属国的运动规律便由世界宗主国的演变与发展来决定。当宗主国的需要发生变化的时候，附属国便被迫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附属国结构上的某些变化，但不能改变其依附性的基本结构特征。落后国家的这个变化过程便产生“不发展的发展”。　　

　　3.阿明论资本对外扩张。沙米尔·阿明在其《世界规模的积累》、《不平等的发展》等著作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现实情况论述了资本的对外扩张问题。按照阿明的看法，资本对外扩张的原因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心”（宗主国）的结构的特征。他认为，“中心”的结构的第一个特征是它们仅包含一种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个特征是资本积累过程基本上是内在地产生的，它产生阿明所说的“自动集中的积累”。自动集中的积累导致生产力的累进地发展，即成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虽然阿明认为，就其对资本积累的作用而言，“中心”的内部关系比其与外围的外部关系更为重要，但他非常重视资本的对外扩张，把它看作是“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关键。在一般的层次上，阿明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寻求外部市场，是因为对利润的竞争性追求。竞争驱使资本家寻求原料和距离“中心”越来越远的市场。这种扩张既发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发生于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结构之间。特殊地说，阿明认为，资本的对外扩张是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矛盾的结果。这种矛盾本身是以一种利润率下降趋势表现出来的。要通过深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市场和对外扩展市场来解决。　　

　　阿明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方式，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他区分了这样三个时期：（1 ）直到1880年以前的竞争时期；（2）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垄断时期；（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家垄断时期。就限制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方式而言，第一个时期主要采取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方式，资本诉诸提高剩余价值率的内部和外部措施；第二个时期主要采取资本输出的方式，驱使资本超越其最初积累的地区，以寻求较高的利润率；第三个时期限制利润率下降已不再是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借以克服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组织剩余的吸收。阿明特别重视第三个时期的特点。按照他的看法，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些重大的结构性变化：（1 ）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营的巨型跨国公司的崛起；（2）新的科技革命的影响， 使未来工业引力中心转向新兴工业部门；（3 ）技术知识在巨型跨国公司的集中。阿明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跨国公司的发展和传播，使外围国家的扭曲的发展过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随着跨国公司的出现，一种新的分工在企业内部再生产出来，这导致了一种新形式的国家不平等：中心国家生产软件和复杂的设备，外围国家则只能生产硬件。由于在企业中使分工国际化，也加深了不平等交换。　　

　　4.伊曼努尔论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剥削。伊曼努尔在《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一书中，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基础，分析了国际生产价格形成问题，论证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剥削。伊曼努尔的一个关键的理论观点是资本有机构成同工资相联系的观点。他认为，工资是独立的变量，而且决定资本有机构成和国际分工。因此，因工资不平等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首要的。因为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造成其低资本有机构成，形成不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有的地位，从而形成剩余价值的转移，使交换具有了不平等的性质。伊曼努尔关于剥削依赖于各国间的工资差别的论断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性质，它构成了第三世界受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客观基础。　　

　　不发达国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向发达国家转移，促进了后者的发展，阻碍了前者的发展。价值从低工资国家向高工资国家的转移，促进了高工资国家的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从而使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市场累进地扩大，吸引新的资本流入。新资本的流入又是构成高工资的因素，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构成第二轮价值从穷国向富国的转移。另一方面，穷国工资继续维系在工人的最低的物质生存水平上，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则源源不断地流向富国，从而破坏了其积累和增长的手段。进一步地说，穷国劳动力价值的降低，使得它不利于采用节省人力和提高固定资本投资的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方法，结果使得穷国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世界平均资本有机构成，特别是低于工业化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这变成了价值从穷国向富国转移的机制，贫困引起贫困。”　　

　　5.帕洛依克斯论资本的国际化。帕洛依克斯在其《世界范围的资本扩张》、《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等著作中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关于资本循环的分析，把资本定义为自我扩展的价值， 是通过一些阶段或循环的资本运动。资本有三种循环，即货币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和生产资本循环。产业资本即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是唯一把三个资本形式的循环结合为一体的资本形式。资本的自我扩张把其本身划分为工业、商业、金融等部门的资本。由于生产和流通的统一使资本得以存在和再生产出来。当社会资本的自我扩张超越某一点时，资本三个循环的统一便不能仅仅在单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充分实现，于是便出现了资本的国际化。资本国际化根源于不平衡发展规律。资本国际化表明，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的再生产不是资本的最终目标，而是通过将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通过其在生产过程中的融合形成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条件。从历史上看，资本国际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商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这引起世界市场的出现。商品资本国际化的动态特征是持续的贸易的扩展，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对落后国家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转变施加了影响和压力。在第二阶段，在落后国家发生了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这时货币资本循环被国际化了。这一阶段同列宁的帝国主义概念相一致。货币资本循环国际化背后的力量是资本主义把一切生产转化为发达的商品输出的内在趋势。这个阶段以货币资本积累为特征。而且，由于货币资本循环的国际化而大大便利了货币资本的积累，并且也促进了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在第三阶段，生产资本的国际化。这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第三世界的支配，创造了一个新的工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试图在其地方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磨合联系，推动生产的国际化。这时生产资本的扩张变得重要了，并引起了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生产资本的国际化也强化了其他形式的资本循环的国际化，并广泛传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扩大了国际分工，加速了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趋势（但并不改变其经济依附性）。　　

　　6.伯克特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伯克特在其题为《第三世界的金融限制和金融自由化：对新古典发展理论的批判》的论文中指出，新古典发展理论关于非管制性的金融制度和市场发展有利于第三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观点是过于乐观了。他认为，新古典理论没有把金融发展同下面的因素联系起来：（1 ）资本积累过程中阶级关系的发展；（2）资本积累的竞争的动态过程， 包括资本积聚和集中以及积累过程中的不平衡发展。伯克特认为，第三世界金融发展和政策是受这些国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调节的，而这个分工的不平等发展是由全球范围的不平衡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引起的。第三世界国家资本积累的过程，其国内统治阶级维持或改变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都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应从这种阶级利益出发去调整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伯克特指出，从历史上看，全球范围的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这既妨碍了第三世界国家金融发展的过程，也导致这些国家颁布限制利率的政策。　　

　　不难看出，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当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各方面表现所做的科学分析，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根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和依附关系，资本对外扩张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国际不平等交换，资本国际化，第三世界国家的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等，都做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性质、特点以及对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也为我们采取正确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术语说，在“中心——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中、中国还属于“外围国家”，顶多算得上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同世界市场接轨，在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以后，象我国在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力以后那样，要有所作为，要敢于对国际贸易组织规定的危害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规则、条款提出修改意见，要为改变少数发达国家控制世界贸易组织的局面做出努力。　　

　　　　　　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分析　　

　　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分析的经济思想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斯密提出的“绝对利益说”和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说”一直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后来赫克歇尔、俄林等发展起来的要素禀赋说则论证了各国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产业、实行国际分工对于增进世界福利的重要意义，成了当代西方国际贸易、国际分工理论的基础。这些分析不过是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关于国内资源最优化分析在国际范围的应用和推广。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国际分工象一国之内的分工一样，理性的经济活动者总是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相对有利的方面进行以获取最大利益为目标的经济活动。各国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是可以互相流动的。这种资源的国际流动也体现利益最大化原则。从资本输出国家看，它要从资本输出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从资本输入国家看，它要从资本输入中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样，国际上的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资本的自由输入或输出，最终将实现全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福利的最大化。这里，也没有剥削，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结构或格局是平等而合理的，是体现世界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的经济结构或格局。因此，经济分析的任务在于指出实现世界范围资源最优配置和福利最大化的途径，确定最优的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的方案或政策，如消除贸易壁垒，推进自由贸易等等。这种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离开阶级分析，离开各国的经济制度分析，进行超阶级、超制度的所谓最优化分析，在客观上是为具有经济优势的发达国家从经济落后国家获取经济剩余服务的。当然这种分析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对于发展经济的意义，实行促进经济发展的对外开放的政策。　　

　　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也不乏揭露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的经济学家。例如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以“回流效应”和“传播效应”概念，论证了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不利地位。缪尔达尔认为，国际贸易、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将为穷国造成“回流效应”。在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必使前者更强而使后者更弱。外国投资者在不发达国家的投资是以取得利润为目的的，投资的结果，是从不发达国家获取大量的利润，这势必使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另外，流向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要被导向于初级出口产品的生产部门，为发达国家攫取大量的工业原料开了方便之门。缪尔达尔的上述分析很接近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但较之马克思主义，仍有重大的差别。缪尔达尔的分析基本上属于现象的描述，没有揭示发生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制度的原因。另外，他把解决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的希望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政府身上，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完全是一种幻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晚期，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一些经济学家又从跨国公司的发展、技术进步、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新的国际分工等方面探讨了经济全球化问题。在一篇题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及其影响》的署名研究论文中，对全球化下了这样的定义：“交通和通讯的创新使世界一体化了，同时，政治管制还把世界划分为许多部分。这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使国际经济活动自由化的结果。这个日益增加的国际经济活动被称为全球化。”这个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为了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商品不断增加而对市场的需要，不断通过发展交通运输以扩大市场边界的理论观点的引伸。在这里，交通和通讯的创新是实现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手段。但他没有象马克思那样深刻地揭示这种交通和通讯创新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扩张性的原因。而且还应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长期对外扩张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数十年努力使国际经济活动自由化的结果”。该文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有两个重要的特点：（1）包括商品和劳务的国际贸易自由化；（2）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FID）的自由化。 该文有三点结论：（1）在长期，全球化可能增加全球的收入；（2）在短期，由自由化所引致的资本流动对低工资国家的工资和就业可能有负面影响；（3）由于跨国界生产方面变化的时间滞后， 将引起短期内资本不能充分利用，并使国外部门和国内部门对劳动的需求减少，使失业率提高。　　

　　美国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思在其论经济全球化的著作《全球化的形成：世界经济的结构》中，论述了自1945年以来世界经济的变化，从资本的国际化、新的国际分工、世界阶级和世界国家的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等方面论述了全球化形成。该书指出，无可否认，自1945年以来，跨国公司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增长了。就其所有权而言，多数跨国公司为“中心”的某一单个国家所有和控制（也有个别跨国公司是为多国所有的），但跨国公司并没有因此而捆住自己的手脚，即使国家对生产的直接管理增长了，但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仍然在对跨国公司权利的经济控制和政治控制上保留了重要的差别。跨国公司继续依赖国家来保证经济的正常秩序，但它们也需要世界秩序。这需要在最强大的中心国家间有一相当稳定的联盟。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因其摆脱相互对立的国家的能力而获取巨额利润的，它们希望维持多国制度所保证的灵活性。这表明，跨国公司的发展既是一国的，又是世界的，是生产的世界性增强的表现。该书在谈到新的国际分工时，也坚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所说的“中心—外围”结构，区分了“中心”的生产和“外围”的生产。“中心”的生产是资本密集型的，雇用有技能的高工资的劳动；“外围”的生产则是劳动密集型的，雇用廉价的、常常在政治上受压迫的劳动。在“中心”地区具有“中心”特征的生产占支配的地位，而在“外围”地区则存在相反的条件。这意味着，在“中心”国家内可能存在“外围”生产的死角。把“半外围”国家定义为兼有“中心”生产和“外围”生产特征的国家。 该书在第4章专门设了一节论述所谓世界阶级和世界国家形成问题。该书认为，自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之日起，就存在一个世界资产阶级，但它是一个成分不同的、竞争的和冲突的阶级。外围的资产者雇用受压迫的劳动者为了向中心出口而继续生产：中心的资产者，按国家、部门和执掌权柄来划分，在其中间结成联盟或发动战争。这些联盟常常是跨越中心国家的国界的。无可否认，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增长，中心内部的资本主义联盟的经常性和重要性都增加了。在该书第4章第5节“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标题下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参加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时社会主义国家最令人困惑的特征是相互以非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属正常行为的民族主义和国家间竞争的继续。　　

　　该书的有些分析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相类似，但从全书的基本内容看属于西方结构主义经济理论观点，所以，把它列入非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经济范畴。显然，该书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特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分析，对于我们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其参考和借鉴的意义在于，这些分析较多地从经济运行和实现各国经济活动最优化的角度探讨了国际经济发展和经贸关系问题。例如，他们主张各国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产业，主张资本、技术知识、管理和劳动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主张自由的世界贸易，消除贸易壁垒等，都是有利于世界经贸关系发展的，对于我们进行正常的经贸活动不无启发性。作为世界市场上的经济活动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活动者，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分析贯彻了经济理性原则，掌握这些理论，有利于我们成为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活动者。而且，这些理论又是制定世界市场和其他世界经济活动领域行为规则的理论依据，掌握这些理论对于掌握世界经济活动领域的规则也是必需的。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　　

李滨　　

【作者简介】李滨，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教师。　　

　　通讯地址：210093　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　　

【内容提要】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也称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一派。本文探讨了葛兰西学派的理论来源，以及它对其他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介绍和分析了这一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主要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关 键 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789（2000）01—0020—30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认识。　　

　　　　　　葛兰西思想与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研究论著涉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与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问题（注：Stephen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see Craig N.Murphy and Roger Tooze, 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特别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与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兴趣。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研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研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N.Y.1971,　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1、存在与意识间的相互作用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作用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 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 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预测结果。 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即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领导权”一词与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Gramsci, Prison Notebooks, 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Gramsci,　PrisonNotebooks, P133.）。政治与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 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9.）。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Robert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World Orders", see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Cr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 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 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研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与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The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p60—61,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与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作用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与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作用，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pp66—70.）。这与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作用，也有突然性事件的作用，结果不一定可以预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认识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The New Intl,Political 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意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主权利、经济与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 注： The　NewIntl,Political 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与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与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 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The New Intl, Political Economy, P55.）， 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　　　　　　

　　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 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与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佩吉尔（ Van der Pijl）、考克斯（Robert Cox），阿里吉（　 Giovanni Arrighi）、 墨菲（Craig Murphy）和基尔（Stephen 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著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体会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 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 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作用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点；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 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 个阶段：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与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金融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安排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作用，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作用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与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与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政治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工业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意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与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 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发展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与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点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企业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应商，掌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金融官员和当地与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 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与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与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 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与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与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与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与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与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关于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se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 and World 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历史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研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　注：Neorealismand Its Critics, 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与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与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 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赖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作用。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赖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与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主权，竞争力与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赌场资本主义”。“赌场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与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安全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 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 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与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与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与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主权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主权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时代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与“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主权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主权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与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与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目前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与其生产能力不相称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赖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带来了可能性。但新的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确定的，要建立一个符合人类进步愿望的新秩序，还需要世界进步力量的长期努力（或者说长期的阵地战）。为了建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首先，在全球化中处于不利于地位的社会力量应该建立广泛的联盟，它应该包括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运动者、和平运动者和其他一些运动，如土著人权利运动和民主运动；由于工人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它应该担当这种联盟的组织领导，但必须超越其狭隘的公司主义思维以适应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需要。其次，还需要建立反现存霸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应确立对新世界秩序性质的共识。这种共识要给现存基本政治经济实体一定的地位和正确处理其相互关系。它还应注意建立新的消费模式，既要极大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又要与全球生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和资源的利用，减少污染，最大限度地解放人和增加平等参与的机会。第三，反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是全球性的，需要各地斗争的相互支持，否则现存全球化的潮流可以孤立各地的反对者并各个击破；另外，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力量基础上的，这种全球化的物质力量决定了反霸斗争的全球性。第五，建立新秩序的斗争应注意统一战线问题，一是要利用西方大国之间和内部存在着的各种形式的矛盾，二是要与伊斯兰进步力量友好相处，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在许多边缘地区渗透的反抗，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如刑法典、妇女社会地位和圣战概念等，不受西方进步力量的欢迎，但它在北非、中东和亚洲许多地区已经成为替代社会主义号召众多贫困人口的力量。第六，争取新秩序努力的突破点是现存世界秩序中的薄弱点——军事和金融。军事和金融是目前在结构上决定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也是全球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军事上，斗争战略不能仅限于高技术军事权力的集中垄断，还需要依靠其他的权力和非暴力反抗形式。在金融上，要充分准备一种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可以发挥作用的金融战略，因为金融危机是最可能促使现存秩序垮台的方式。新的金融机制应超越原来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自由主义，并把经济植根于具有平等和团结原则的社会之中（注：Global Perestroika,seeGeorge Crane and Abla Amawi ed.,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Int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P158—172.）。　　

　　从考克斯复杂而深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中，不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具体分析中，都能感受到它比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对世界各地发生的现象具有更强、更全面的解释能力。他的理论对人们思考西方学者近来的著作（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的独立运动）、英国布莱尔推行的“第三条道路”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反美暴力事件等等，都具有启示意义。从考克斯的理论中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包融性，它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体现出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葛兰西学派对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确切地说应是国际关系理论）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论劳动二重性与价值规律二重性的沟通——兼评当前流行的几种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主张　　

陈孝兵/李广平　　

【作者简介】陈孝兵(1964- )男，湖北天门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现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政府行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李广平(1961- )，男，湖南省湘乡人，现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政法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企业理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内容提要】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然而，学术界长期以来并不完全是从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二重性原理出发来真正理解价值规律的涵义。笔者认为，只有依据劳动二重性理论，正确把握劳动二重性与价值规律二重性的相互沟通，才能科学界定价值规律的内涵，深刻揭示价值规律的二重性，并从根本上揭露目前理论界流行的各种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主张，如“生产要素论”、“科技价值论”的危害及其局限性。　　

【关 键 词】劳动二重性/价值规律/生产资料/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F0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1)09-21-07　　

　　一、劳动二重性是价值规律的本质　　

　　价值规律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关于价值源泉、价值决定和商品价值形成过程的理论。教科书通常将价值规律内容表述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虽然人们对两种含义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一直有争议，但都认为价值规律只是单纯揭示了商品价值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然而，这种概括并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商品价值量决定问题的有关论述。无疑，马克思完全肯定由李嘉图提出并论证的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活劳动量决定的观点。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使用价值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价值量由存在于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