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威虎网
“自由派”理解的“自由”就是“个人能为所欲为，不受组织纪律的约束”。假如是这样，“蛮人社会”最符合他们的理想：一个人看谁不顺眼，就有自由把对方打死。同样，别人看这个人不顺眼，也有自由把这个人打死。谁能如愿以尝，是实力问题，不是自由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蛮人之间没有友爱。只是，蛮人之间的友爱大都是极情绪化的。我们可以看看当代蛮人。当代非洲与南美的蛮人，都保持着这种极情绪化的高度友爱。一位蛮人可以与你情同手足、为你舍生忘死。一转眼，你不知道怎么惹他不高兴了，他就能把你往死里打。假如你幸运没被打死，过了一段时间，那位蛮人好象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又与你情同手足、为你舍生忘死。可是，一些人不喜欢这样的自由，他们就认同某种规则。例如，李逵没有随便打死武松的自由，武松也没有随便打死李逵的自由。
有了规则概念的人类群体，可以创造出新的规则，并可以使用“组织纪律”进行“组织”。组织纪律，使得人与人相互合作更加密切，进而使得“组织群体”相对“自由派群体”在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中生存力更强。就这样，许多“自由派”在人与自然的斗争中被淘汰掉。在人群与人群的斗争中，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群体，比相对来说组织混乱、纪律松散的群体更容易取胜。失败者被从肉体上消灭掉。就这样，许多“自由派”在人群与人群的斗争中被淘汰掉。两种人类淘汰，都说明，“自由派”的“自由”意味着失败，“组织纪律”是成功的保证。这是客观规律，是“硬道理”，认不认同，客观规律都存在。不认同，就被淘汰掉。
这本是明摆着的道理，可是“自由派”分子们就是不懂。我给同志们讲一个近年来的切身经历：我有一次去图书馆排队借书。排到一半，有位大学生模样的娃娃在我面前插队。我提醒他排队，他就排到我背后去了。我对他说：“小伙子，你最后来的，应该站到队伍最后面去。”娃娃听我这么说之后，义愤填膺地答道：“我站到你后面了，你怎么又限制我的自由？！”他大义凛然的样子把我逗乐了。我对他说：“你听听大家的意见吧。”我就对队伍的其他人说：“你们说这位小伙子的意见对不对呀？”结果没一个人理我。搞得我好尴尬。同志们请想一想，在知书达理的地方，怎么现在很多人连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了。
下述事实将有助于同志们思考：某位大学教授（不是张宏良老师那种有良心的教授），长期虐待家人，对自己妻子多次凶杀未遂。公安部门应受害人请求，依法对受害人进行人身保护。那位教授是社会名流，在现有国情下，公安部门领导不敢对其法办。那位教授不仅不对网开一面而感到庆幸，反倒因为公安部门限制了他的自由而抱怨：“文革我都经历了，还怕你们？”这种教授究竟是自由派学者？还是流氓恶棍？本来知书达理的地方，风气被这种所谓的学术权威们给搅乱了。
“自由派”那种为所欲为的自由，只不过是“极端个人主义”而已。“极端个人主义”使得人，不能从“蛮昧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所以“自由派”自己组织不起来，等别人来组织，就总是给人当枪使。社会主义的自由，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而是建立在对人有益的组织纪律基础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性的解放”。
由于对“自由”的基本认识不同，我们与自由派在许多具体看法上，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例如，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对我们来说是可敬的；对他们来说是可耻的。政府抛弃国企工人，对我们来说，是政府无信无义；对他们来说，是国企工人无能。三农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有人欺负农民；对他们来说，是农民活该。……华夏人被迫给外国人下跪，对我们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对他们来说，是市场自由。华夏人参与暗杀华夏民族，对我们来说，是无耻。对他们来说，是“真有本事”！我们想与他们谈判，他们自以为是，固执己见，我们与他们谈什么？怎么谈？物质世界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用物质方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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