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瑟（loser）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卢瑟（loser）经济学理论与应用

作者：MRandson

关于卢瑟经济学

卢瑟，英语中loser的音译。loser者，失败者，窝囊废，废物也。卢瑟相对稳拿。稳拿，winner的音译。winner者，成功者，胜利者也。从社会地位来看，卢瑟是社会的底层，稳拿是社会的顶层。从数量来看，卢瑟远远多于稳拿。稳拿与卢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

稳拿观点认为，世界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大家公平竞争，费厄泼赖，失败者输了活该。点儿背不要怨社会，要怪自己不努力，不心诚，不勤劳，不聪明，不能吃苦等等。

《卢瑟经济学》认为，阶级社会的经济行为起源于劫掠，从劫掠进化而来。进化的原因，对稳拿来说，是利用私有产权的交易占有别人物质利益的效率更高。所以，世界上不存在费厄泼赖。大多数情况下，卢瑟是必输无疑的，因为他们是被统治的阶级。如果卢瑟和稳拿很容易互换位置，那么稳拿就不会让暴力隐藏到产权的后面。对于多数卢瑟来说，他们的努力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个人的命运，却不能改变整个阶级的命运——他们就是为稳拿提供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的有生命的工具。抛开本阶级的群体命运不说，因为卢瑟是工具，所以他们个人命运的改变程度也必然有上限。

马克思的《资本论》说明了两件事情：第一、为什么工人当牛做马，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老无所养，少无所依，居无定所。第二、多数人贫穷的经济模式必然走进死胡同。卢瑟经济学要尝试说明的也是这两件事情：第一、为什么卢瑟输得一无所有，为什么稳拿赢得稳稳当当。第二、这样的经济模式注定走进死胡同。

稳拿和他们豢养的经济学家不喜欢卢瑟的理论，从马克思的时代以来就是如此。在他们看来，世界是平等的，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以，卢瑟的理论是邪说。不过，既然有稳拿的理论，就应该有卢瑟的理论。卢瑟不掌握发言权，却不妨碍他们的理论在他们阶级内部私下传播。

这个世界究竟是和谐的乐园还是争斗的丛林？人类社会究竟是彼此相亲相爱的大家庭还是等级森严的金字塔？人与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彼此平等合作互利互惠，还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这样的世界究竟会如何发展？是安宁、稳定、永恒地存在下去，还是在运动中螺旋上升？稳拿和卢瑟也有完全不同的解释。稳拿看到的是安宁、稳定、永恒的美好大家庭。卢瑟看到的是在螺旋运动中不断被重建和破坏的金字塔。

为什么同一个世界在不同的人眼中相差如此之大？稳拿说，这是因为卢瑟心凶命穷，穷生奸诈，富养仁义。卢瑟说，这是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大脑，稳拿的屁股决定他们的大脑要用各种手段掩盖他们掠夺、剥削的行为。

卢瑟系列不敢自封绝对正确，绝对正确的是真理。人类历史上的真理有两种：第一靠暴力去证明；第二靠时间去证明。卢瑟系列属于民间流传的假语村言，背后没有暴力撑腰。至于时间能否证明，最好让时间来说话，而不是作者自吹自擂。至于既没有暴力撑腰，又胆敢自称发现真理的人，只能说他们没有自知之明。宗教审判所就是给他们预备的。

阅读卢瑟经济学的人要抛弃一切幻想，因为在《卢瑟经济学》里现实的社会是残酷而无情的。阅读《卢瑟经济学》的人要充满希望，因为人类社会是螺旋上升的。人类社会的运动可以是主动的，可以是被动的，却不可能不动。人类社会的运动轨迹，可以是进步的，可以是反动的，从长远看终将是进步的。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必然的恶果）（1） 20 0

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贫富差距过大，必然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消费不足，进而经济危机，一个是由于财富造成的等级化，进而造成阶级固化，导致社会竞争力丧失，生产力发展停滞。小农经济条件下，也会产生类似的两个后果：经济危机、阶级固化。这两个后果是财富的通天塔的必然结果。这一章，介绍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在垄断资本的部分介绍。

经济危机可以认为是社会分配不公的必然恶果。虽然多数卢瑟无力使自己摆脱贫困，但是他们的贫困却从另一个方面冲击稳拿的体系。

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小农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小农经济条件下，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影响有限。只要不宰杀牲畜，不吃掉种子粮，今年粮食丰收吃不掉，并不影响明年的生产。相反大量的盈余恰恰是追求的目标和盛世的标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粮食腐朽，不可食用，穿铜钱的绳子烂掉，不可统计。那是小农社会真正的盛世。

在小农经济的时代，产品直接就是消费品。农夫种出来的大米直接就可以吃，养的猪宰了直接下锅，农妇纺的线直接可以织布，自己织的土布直接就可以可以做衣服。各种征收的赋税和田租，主要也是实物、甚至劳动力。不足的部分，即使需要交易，多数也是物物交易——比如，用“半匹红霄一丈绫”换千余斤的一车炭。

红楼梦五十三回，贾府家皇庄黑山村的庄头乌尽孝，给贾府送来一年的租子，所有的租子写都在一张单子上：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二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二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炭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粳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其中，除了二千五百两银子以外，都是实物地租。这些鹿、猪、羊、鸡、鸭、海参、熊掌、木炭、大米贾府直接可以用来消费。为了运送这些东西，乌尽孝走了三十二天。今天的话，所有东西都折成现金，直接汇款过来就可以了，不必如此折腾。这么大规模的运输，一路上人吃马喂，成本非常高。贾府的租子中的相当一部分，要消耗在运费上。不过，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如果全部直接给贾府银子，贾府也未必能买到各种需要的商品。

小农经济的危机主要表现是消费品不足。贾珍看完单子就要敲打乌尽孝。贾珍指出收入少、开销大，乌尽孝强调自然灾害：“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着直到八月，竟没有一连晴过五六日；九月一场碗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的……”围绕皇庄的租金，大地主和二地主之间展开博弈。不论怎么博弈，争夺的大饼都是来自农民的农产品。皇帝征收农户产品的大多数，地主征收剩下的产品中的大多数，二地主雁过拔毛，农民最终只能靠半粮半菜糊口。即使这样还不够，皇帝还要修皇宫、修陵墓、修佛塔、修大运河，还要征发农民当兵打仗。留给农民的份额本来就少，还经常剥夺农时。一旦遇到天灾人祸等等突发事件，农民的份额不足以糊口，即使吃糠咽菜也不够，于是农民没有饭吃，饿殍遍野。

这就是小农时代的经济危机。这面的路有冻死骨，不妨碍那边的朱门酒肉臭，只要别揭竿而起，暴力拆塔就行。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一样了，工人的贫穷直接造成资本的损失。

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所有人生产的商品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为自己消费而生产，都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农业社会自产自销，工业社会则必定严密分工，货币进入流通，每一件产品都要成为商品去出售，只有黄金或白银例外。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是价值实现的困难，多数人都没有钱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产品卖不出去。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于是更没钱买东西。同样是经济危机，表象不一样，根源都是一样的。

价值实现，简单地讲，就是把东西卖出去。按照自己生产时预计的价格出售出去，让自己的产品内在包含的劳动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

早期金、银本位时期，除了金、银采掘业，产品成为消费品则需要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即所有的产品都要先和货币交换，如果没有得到货币的承认就只能是存货。商店里的货物只是商品资本，不是消费品，只有有人购买（或者商店自认为货损）才能成为消费品。一般来说，哪个经理的库房里有的是存货，账户上却没有现金，他绝对乐不起来（恶性通货膨胀时期除外）。金或银成为货币以后，仍然是商品中的一种，但是商品中的商品。货币和商品虽然都是私人劳动的产物，但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要经过交换，取得社会的承认，才能真正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劳动。采掘金或银则直接就是有用的劳动，金、银只要采掘出来，提炼到一定纯度，就能成为交易用的货币。采掘金银的劳动不存在滞销的问题，采掘劳动也就成为衡量其他劳动质与量的标准。比如，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只要能提炼采掘并提纯　1盎司　的黄金，就可以直接兑换35美元。换句话说，获得其他价值35美元的商品需要的劳动的质与量，与采掘　1盎司　黄金需要的质与量应该大体相当。

今天的纸币体系取代了贵金属体系。于是，包括金、银采掘业的产品，也需要先到市场上销售。

所以，任何商品都逃不过在市场上价值实现这一关。生产者投入的劳动能否获得对应的回报，价值能否实现，是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

每一个企业都有资产负债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之中，都有存货一栏。存货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存货能不能按照负债表中的价值销售出去，或者说销售价格能不能和价值对应，就是商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商品价值能实现，企业资金周转就能按照预期的计划顺利进行，可以不断进货生产。商品价值不能实现，或者只能实现一部分，那么企业的生产环节就要受到影响，企业就要考虑改变销售战略，使用降价或者广告促销，压缩生产规模，变现一部分资产或者争取银行贷款。对企业来说，产品滞销，价值不能实现，是危机的开始，是倒闭的第一步。

对全社会来说，个别企业产品卖不出去不值得大惊小怪，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技术落后、质量低劣、生产成本高于社会同类企业的水平。但是，如果大多数企业突然同时处于产品不能实现的状态，那就要大事不妙，很可能是经济危机的前奏。

市场把同质产品的价格抹平，这时产品的价值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应的价值。同样质量的面粉，不论是甲企业生产的，或者乙企业生产的，售价都是一样的。生产一吨同样的面粉，也许甲企业需要3000元，乙企业需要2800元，但是市场最终的售价都是3200元。社会承认获得一吨面粉的需要付出的劳动价值3200元。当然，也许还有丙企业，丙企业生产同样的面粉需要3400元。丙企业的选择只能是已经生产出来的3400元一吨的面粉按照3200元一吨出售，然后停产这种面粉，改行生产其他产品。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大量产品不能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价值。或者说，我们关心的，不是为什么丙企业的产品赔钱，而是为什么社会上的面粉的价格突然下跌到3200元以下。不仅如此，同时下跌的还有大量的其他商品，几乎所有的商品价格都突然下跌。这种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产品中的绝大多数，都要成为商品被销售出去。面包店主自己吃掉的面包只是他自己生产的面包的极少一部分，他的绝大多数的产品都必须被出售。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产品决没有贾府皇庄的地租那样丰富多彩：由于分工导致每个生产单位只能生产社会总产品中极个别的一种，所以导致物物贸易及其复杂，人们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商品销售出去，然后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或者持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销售所得的利润就是他的资本，对他的意义就相当于贾府的皇庄。一大堆面包，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只有销售所得的收入才能投入新一轮生产循环之中，并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也是他参其全社会“分大饼”博弈的筹码。他对这些货币的所有权，就是他获得新的收入的依据。

消费与生产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社会开采矿石，制造机器，最终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开采更多的矿石，制造更多的机器。生产的各种产品最终都会被消费。从总体看，机器设备总量会不断增加。但是，从各体看，每件机器设备最终都会退出生产，没有可以一直使用的设备。只要是物化的人类劳动，必然有使用寿命的时限，也必然有达到其使用寿命极限的那一天。

所有的产品最终都是消费品，总体资本是永存的，个体生产工具则迟早必然成为消费品：铁矿石会变成拖拉机，机床，那么开采铁矿石的劳动，或者说铁矿石中的价值最终必然转化为拖拉机和机床中的价值的一部分。石油、煤炭会变成能源，化工用品，开采石油、煤炭的价值就转移到汽油、柴油、电能和化工原料中。拖拉机用于粮食生产，拖拉机中的价值最终就会转化为粮食中的价值。驱动拖拉机的柴油，灌溉的电力，施用的化肥，它们的价值，最终也会转移到粮食中。粮食中的价值，又会成为面包中的价值的一部分。

消费品的概念应该是宽泛的消费品的概念，既包括正常退出生产循环的最终被消费掉的产品，比如牛奶、香肠、面包、卫生纸、洗衣粉，也包括普通消费者不会购买的消费品，比如国家购买的各种军火，航天设备等等普通消费者不会购买的产品。

反过来看，每一级产品的销售，都对下一级产品的销售提出了利润的要求。生产铁矿石的资本家的利润，要仰赖拖拉机的销售，拖拉机的利润要仰赖粮食的销售，粮食的销售要仰赖面包的销售。面包卖不动，最终必然影响一连串的生产环节。最终消费品的滞销，必然反向影响上游所有产品的销售。社会化大生产是一个大网络，下游产品的普遍滞销，迟早蔓延到整个网络。

工人的收入要全部用于维持生活，很少有多余的收入能成为资本。即使有少量的积蓄，往往也要用于培养子女、赡养老人，或者自己养老。资本从本性出发，必然把工人的消费压缩到最低的限度。

相比之下，资本家随着收入的增加，投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投资的货币占总收入的比例，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长，消费掉的货币占总收入的比例，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这是我们观察的结果。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在我们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出，尽管暴力可以压倒产权，但是使用暴力毕竟不如使用产权便利。所以，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都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产权。在奴隶社会一个人拥有的奴隶数，决定他的地位，在封建社会一个人拥有的土地数量决定他的地位。（当然，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扩张产权最好的方式是战争。）与此类似，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手中的资本量决定他的地位，所以就要尽可能提高自己拥有的资本总量。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一个人拥有的资本总量越大，他的单位资本可以获得的利润越高，越容易。如果一个人大量消费自己获得的利润，那么很快，他一旦被其他人超过，那么他所拥有的资本就再也不能给他带来相当的利润。他的资本获得的利润率和利润量只能下降一个档次。换句话说，只要保持高投资倾向的人，才可能稳固地待在高收入的阶层中。

资本对于资本家的意义如同皇庄对于贾府的意义。贾府无论怎么消费，皇庄的土地面积不会缩小，产量不会减少。贾府无论如何节俭，皇庄的面积也不会增加，产量依然不变。所以，贾府消费的奢侈或节俭对来年收入影响不大。但是，对资本家来说，手中资本量的减少或增加，就意味着自己博弈能力的下降或上升，对应获得利润的能力下降或上升。从货币的角度看，商品在资本家手中不过是个媒介，是达到更多货币的途径，资本家最终追求的是更多的货币决不是更多的商品（除非物价飞涨，纸币失效的年代）。货币是资本家的命根子，一如土地是地主的命根子，奴隶是奴隶主的命根子。地主决不会主动毁掉自己的命根子，奴隶主也不会主动屠杀或者解放自己的奴隶。为了偿还赌博、逛窑子或者吸大烟而欠下的债务，被迫出售田产或房产的地主，都会被认为是败家子。在这方面，资本家也是一样的。

工人想消费，没有钱；资本家有钱，不消费。全社会拼命生产，这些消费品卖给谁呢？

有人会提出，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也可以认为是一种需求。如果工人需求不足，资本家投资行为旺盛，不是也可以替代工人弥补需求不足吗？那么，有没有可能仅仅依靠不断的投资就能维持经济不断增长而不发生经济危机呢？俄国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就曾经设想过一种社会，资本不断采用生产资料生产新生产资料：钢铁厂为煤矿生产采掘设备，煤矿为钢铁厂生产焦炭，只要比例合理，就能不断生产下去。资本主义最终会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进化到只要一个工人按电钮便可以进行全部生产。如此一来，在达到庞大的工业帝国以前，资本家的投资会替代工人的消费，所以决不会出现消费不足。

杜冈的所谓生产资料不断生产生产资料的循环，在短期内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从长期看，则必然无法稳定维持。资本家使用机器的原因是生产单位产品，机器比工人便宜。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原因，是机器无法完成工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如果机器生产单位产品的性价比更高，那么资本家必然采用机器。反过来，如果劳动力便宜到一定程度，资本家也会乐于放弃机器采用人工。对资本家来说，资本家并不热爱生产，更不热爱机器，使用机器的原因无非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使自己的产品的成本尽量低于社会平均标准，至少不高出太多。资本家热爱的是钱，而不是机器。所以，杜冈的设想的不断主动进化的工业帝国，并不符合资本家的本性，资本家不过是在竞争的压力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亦步亦趋地紧跟潮流。事实上，一旦竞争的压力消失了，资本家对更新设备的兴趣也就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不必等到一个工人完成所有的生产，只要在某种产品的市场的空间内，只剩下几个势均力敌的寡头的时候，资本家更新设备的兴趣就已经不那么强烈了。

此外，新技术的应用与科学进步有关。科学进步并不是按部就班稳定增长的。科学探索的发现与技术的突破往往大量的偶然性事件有关。浮力的发现、重力的发现、相对论的发现、原子结构的发现等等等等，这些发现都是极具偶然性的必然结果。所以，科技无法稳定为推动设备更新。希望每当社会总需求不足的时候，就能出现新一轮技术革新导致投资高潮，进而消化掉多余产能，是不现实的事情。

还有，资本家投资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货币。如果社会一千万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是10%，那么资本家如果投入1000万购买新设备、雇佣新工人，那么他必然要求100万的利润。换句话说，原先社会存在1000万的需求不足的缺口，在资本家投资以后，1000万的缺口消失了。但是，在1000万的投资实现产能以后，就将出现1100万的需求缺口。小杯具变成大杯具。

所以，长期靠资本家投资替代工人需求是不现实的。

杜冈生活的时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新技术层出不穷。如果他能活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历1929年的大崩溃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就会知道自己的想法是纸上谈兵。

今天社会的大多数人，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售出去，然后购买生活用品。资本家是把自己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出去，然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者持现。所以，货币资本家手中和劳动者将完成两个不同的循环。货币在资本家手中，将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后生产出商品，商品进入市场，最终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获得货币，然后使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劳动者手中的货币来自资本家提供的工资，迟早要回到资本家手中。资本家手中的货币，不断要求更多的货币，新增的部分显然不是来自劳动者。那么这些新增的货币从哪里来呢？

一面是所有的产品都必须最终成为消费品被出售，一面是卖主不需要自己的产品，一面是买主没足够的钱消费所有的产品，这就非常麻烦了。由于需要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消费直接反作用于生产，消费不足必然经济危机，进一步导致生产力闲置。

这里的分析仅仅是使用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的获取者，成为与劳动力对立的另一方。实际上，聚敛货币的并不仅仅是资本家。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产业资本家，相对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往往是弱势的。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和暴力所有者如果也采取不断聚敛货币的行为方式，也同样会导致消费不足，进而造成经济危机。不论哪一方，土地所有者也罢，金融资本家也罢或者暴力所有者也罢，只要榨取剩余价值过度，并且不断聚敛，就会诱发经济危机。

商品必须经过社会实现过程，贫富差距过大，多数人消费不足，少数人聚敛货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蟹堡王）（1） 14 0

为了方便，本文用一个快餐店模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话说太平洋深处的比奇堡海滩有一家快餐店，名叫蟹堡王。店主是蟹老板，蟹老板手下两个雇员，一个是章鱼哥，一个是海绵宝宝，主营产品是美味蟹黄堡。海绵宝宝有两个朋友，派大星和珊迪。蟹老板有个竞争对手痞老板，痞老板的餐厅名叫海之霸。蟹老板有个女儿，珍珍。蟹老板是只螃蟹，海绵宝宝是块海绵，章鱼哥是只章鱼，派大星是海星，珊迪是只松鼠，痞老板是只海臭虫，珍珍是只鲸鱼……。珍珍真的是鲸鱼，为什么蟹老板的女儿是鲸鱼，这个别问我，去问编剧。熊猫大侠阿宝的爸爸为什么是鸭子？很简单，编剧这么安排的。欲知其他更详细的资料请去百度或者放狗。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这一部分用蟹堡王作为模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因为蟹堡王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具有普遍性。本文不采用“神龙大侠”熊猫阿宝和他鸭子爸爸的面铺分析，是因为阿宝和他爸爸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本文也不采用孙二娘的十字坡包子铺作为模型，是因为孙二娘的包子铺的主营业务显然是抢劫而不是包子生产，还没有脱离暴力，只要过往的客商行李丰厚就可以，包子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对孙二娘意义不大。孙二娘的包子铺连生产企业都算不上。

那么一个蟹堡王能不能作为模型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呢？或者说能不能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压缩为一个蟹堡王呢？本文认为是可以的。

前面已经知道拉锯的过程是一个彼此动态平衡的过程，同一个阶级同一个阶层内部，每个人获得的大饼总量基本差不多。如果资本量接近，同样的资本，投入不同的行业，要求在等量的时间产生等量的利润。当然，这个等量利润是考虑到风险的资本收益。因为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所以可以把无数的小餐厅合并看作一个蟹堡王。因为我们不做定量分析，所以可以不考虑单位资本利润率随资本量增加而增大的现象，直接把所有雇佣关系的企业看成与蟹堡王类似的企业，老板加员工，老板出资，员工出力，老板获得利润，员工获得工资。从生产模式上看，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是可行的。

如果大多数企业能在几乎相同的时间段，经营情况基本同步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把同周期的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事实上，按照我们的观察，多数企业往往有相同的经营周期，即在经济繁荣期大量盈利，在萧条期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彼此经营情况基本同步。所以，从生产周期上看，把所有资本主义企业压缩为一个模型也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蟹堡王这个模型，归结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行为。

蟹堡王的生产过程可以归结如下：蟹老板管理整个蟹堡王的生产经营，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在蟹堡王打工，生产、销售蟹黄堡，销售收入全部归蟹老板所有，蟹老板支付给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用工资购买蟹黄堡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

蟹堡王每天的销售收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购进原料，比如面粉、肉、蔬菜、油、沙拉酱、水电煤气，还有定期维修和保养。一部分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蟹老板的利润。第一部分是刚性的，只要蟹堡王不关门，就需要不断补充。后两部分在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之间分配，是弹性的。海绵宝宝可以说不加薪就炒老板，如果他能找到新的工作的话；蟹老板也可以炒掉海绵宝宝，如果章鱼哥能身兼二任而且提出的工资要求不超过海绵宝宝现有水平的话。当然，蟹老板也可能炒章鱼哥。

蟹老板要现金有两个目的。第一、购进原料，支付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只需要蟹黄堡一种生活必需品，那么给他们蟹黄堡就可以，问题是他们显然还需要其他商品。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每个企业只生产很窄的一类或几类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所有消费需要。蟹黄堡勉强还能满足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多数需要，硫酸厂显然不能给职工发硫酸。）第二、挣钱。第二个目的是蟹老板经营蟹堡王的根本原因。所有的现金只有一个来源，就是蟹黄堡的销售现金。

如果把资本家看为资本的代理人的话，资本的目标就一个，就是自我增殖。资本是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这个物的媒介在市场中的作用越大，以这种物为媒介的资本就越强。毫无疑问，从产期看，没有什么能超过货币。资本家的行为，就是多赚钱，少赔钱。具体物化的话，就是对货币的追求。

蟹老板爱财如命，经常为了一块钱而去冒生命危险，他才是真正合格的老板。

需要注意的是，货币是一种具有高流通性的商品。货币具有流通手段、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五大功能。比较流行的货币是黄金，现在是各国的法定货币。法定货币如果不具备货币基本功能的时候，就会有其他商品出现，替代法定货币。比如二战后的德国，香烟、巧克力都承担过货币的功能，帝国马克没有人要——希特勒死了，第三帝国崩溃了，谁还要帝国马克？类似的还有大米和旧日元的关系。再比如在某些通货膨胀严重的国家，或者饱经战乱的国家，大家习惯采用美元作货币，而不愿意采用当地货币，美元比当地货币更流行，更受欢迎。本文在分析蟹堡王的过程中采用美元，这是因为美元在多数情况下更多地承担货币的职能，但并不是说货币注定是美元。

继续回到蟹堡王。

现在开始生产循环。首先，蟹老板的资产负债表现金一栏中有1000美元的现金。蟹老板拿出800美元去购买原材料，200美元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总计支出1000美元。 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作200小时，总计生产1200个美味蟹黄堡。每个售价1美元。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每人每小时创造2美元，蟹老板给他们1美元。他们每人每工作1小时，为蟹老板创造1美元。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忽略了蟹老板的管理工作创造的价值。这是因为随着资本量的增加，单位资本利润上升，所以不好衡量蟹老板管理工作创造的价值的总量。另外，研究需求不足问题，核心问题在于蟹老板的消费倾向不足，而不是蟹老板创造多少价值。所以，忽略蟹老板创造的价值并不影响分析结果。

现在，蟹老板的资产负债表的存货一栏上有1200个蟹黄堡，每个价值1美元，总价值1200美元。蟹老板手中现金为0。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手中现金200美元。生产原料的劳动者手中800美元。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生产过程都结束了。蟹堡王的产品蟹黄堡已经生产出来了。直接生产过程也是剩余价值的获得过程，蟹老板获得的剩余价值蕴含在蟹黄堡里。但是，生产出来的蟹黄堡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这个行为并不完整，理论上蟹老板获得了大量的利润。现实世界中，这些理论上的利润还要通过出售蟹黄堡才能成为实际利润。对蟹老板来说，必须把所有的蟹黄堡都卖出去才能实现预期的利润。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只卖出的价格低于预期的价格，那么对蟹老板来说，就不是什么好事了。虽然他获得了大量的蟹黄堡，但是无论是他购买新的面粉蔬菜牛肉，还是支付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都不用蟹黄堡。当然，他自己的利润也不能是蟹黄堡。这些蟹黄堡对他来说，既吃不掉，也没有用。

所以说，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业化社会，仅仅占有了劳动产品并没算完，必须经过价值实现这个致命的环节。资本家手中的产品必须转化为现金才能购买原料、偿还贷款、支付工资和地租、上缴税金，当然还有自己的利润。一个企业存货特别多，不是成功的标志，相反是破产的前奏。对这样的企业，银行都是谨慎贷款的。

蟹老板的1200美元只是理论上的1200美元，这就如同股票没有抛出以前都是纸面富贵一样。资产负债表中的1200美元存货要变成销售收入才算完成整个循环。

现在有1000个蟹黄堡的销路不成问题，还有200个蟹黄堡没有着落。如果蟹老板自己消费了这200个蟹黄堡，则一切万事大吉，如果他不消费，那就要有麻烦。如果他自己如果消费了100个，那么就需要有人拿出100美元，购买其余的100个蟹黄堡。那么在蟹堡王的模型中，能够买这其余100个汉堡的人，显然不是蟹堡王的员工（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和老板（蟹老板）。

资本家生产是为了发财，或者说是为了提高至少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消费没有任何关系。蟹堡王模型中具体的消费能力，并不是取决于蟹堡王绝对的生产能力（1200个），也不是取决于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绝对的消费能力，而是取决于海绵宝宝、章鱼哥和蟹老板的博弈能力以及他们的消费倾向。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挣多少钱用掉多少钱，蟹老板爱财如命（钱财却是他与海绵宝宝之间的分界线，没有钱他也就不能当老板，而要去给别人打工）。于是，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社会自然消费不足。

那么那些多余的蟹黄堡怎么办呢？如果没有人消费，那么那100个蟹黄堡只能过期腐烂，然后被扔掉。这样的结果，对蟹老板来说，自然是极大的损失，他要考虑压缩生产规模。对资本来说，没有利润的生产是无意义的生产。对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来说，就要面临裁员的压力——资本家不养吃闲饭的人。

幸好，这时海绵宝宝的好朋友派大星出场了。既然蟹堡王的劳资双方都消费不掉这些汉堡，就只好卖给派大星了。派大星拿出100美元，消费了那100个蟹黄堡，蟹老板的产品获得实现，利润变成现金，生产继续循环大家皆大欢喜。

但是，派大星手里的货币也是有限的。很快，坐吃山空的派大星也就遇到麻烦了，要么吃掉自己所有的存款之后一无所有，饿死拉倒；要么去蟹堡王打工，挣工资才能保证手里有源源不断的现金。如果我们假设派大星的选择是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就默认它会继续求生，换句话说，它会去找蟹老板请求被雇用。

对蟹老板来讲，这是一个忧喜参半的局面，如果雇用派大星，第一个好处是可以提高产量，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压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换句话说，派大星给蟹老板带来的利润，超过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的利润。但是，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情况下，已经存在蟹黄堡过剩的问题，全靠派大星消费，雇佣派大星以后，产量增加了，销路减少了，多出来的蟹黄堡卖给谁？

在大多数情况下，蟹老板会考虑雇佣派大星。因为雇佣派大星，可以压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可以提高产量降低每个蟹黄堡的成本。然后，蟹老板去抢夺竞争对手痞老板的市场。如果蟹老板不雇佣派大星，那么痞老板就可能雇佣派大星，反过来挤压蟹老板。如果我们考虑到生产规模越大，企业在竞争中越有利，再经济危机中生存的机会越大的话，就能理解蟹老板扩张生产规模的动力——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蟹老板也有必要改进生产或扩大生产规模。从个体来看，这样生产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所有的资本家都这样做，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尖锐化了。

假设蟹老板雇佣了派大星，扩大了生产，同时降低了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这时，生产模型就改变了。蟹老板用1200美元去进货，用240美元支付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工资。三个人工作200个小时，生产出1800个汉堡。每个汉堡包含的劳动不变，还是10分钟，所以还是价值1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蟹老板的利润提高了，生产与需求的缺口也扩大了。假设蟹老板的生活方式不变，还是消费100个汉堡。那么新的消费不足的缺口就不是100美元而是260美元。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蟹老板雇佣了派大星以后，生产规模扩大了，需要卖掉的汉堡更多了。这个过程会反复上演。蟹老板会不断地把劳动力吸收进来，然后获得更多的纸面上的利润，但是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则会不断扩大，需要卖掉的蟹黄堡更多。“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来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整个过程如同抱薪救火。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场面就是，一方面劳动者不断被吸收进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生产不断扩大；一方面是总需求与总产量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于是，蟹老板必须不断寻找新的市场，这些市场包括同行的和未开辟的。抢夺同行的市场，就意味着要打折销售蟹黄堡。未开辟市场，则往往在海外。

马克思说：“为了能在国内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量，却必须到国外，到远方的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是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这种事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才能发生。工人无法独立生产，必须和资本结合，而资本则决定如何分配。所以，工人虽然想消费却没有消费的能力。资本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获得的利润无法变成货币。于是，一方面是本国劳动者的消费被压到最低限度，一方面是贱卖本国产品——否则企业就要减产，工人就要失业。

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时众多企业对某一行业一拥而上，纷纷投产进行恶性竞争，然后该行业产能过剩，产品积压，众多企业一哄而散，转产的转产，倒闭的倒闭，减产的减产，裁员的裁员。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常态，直到垄断出现。

我们在前一节说过，所有的产品都会成为消费品退出生产。这些消费品既包括民用的面包、黄油，也包括国家用的飞机大炮导弹坦克。实际上，如果我们以退出生产为标准定义消费品的话，那些卖不出去最后变质的商品，停止生产后不断锈蚀的设备，也应该被算作消费品。在蟹堡王的模型之中，蟹老板的蟹黄堡卖不动，最终烂掉，就是特殊的消费品。资本主义制度，强迫占有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家以这样的方式消费。

不仅仅是蟹老板追求利润，蟹堡王所在的地主也要求利润。这里，我们假设蟹堡王所在的地的地主是松鼠珊迪。

假设珊迪向蟹老板要求100美元的租金，那么在生产的第一个阶段，蟹老板首先要支付1100美元（800美元的原材料、200美元的工资、100美元的地租）才能开业。这100美元也是来自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创造的价值，也是蟹老板的利润，不过被提前预付。

珊迪和蟹老板之间的博弈关系决定彼此的分配剩余价值的比例。如果珊迪比较强势的话，那么在生产的第二个阶段，珊迪就可以要求更高的地租，甚至要求260美元的地租。至此，海绵宝宝、章鱼哥每人少挣的20美元，蟹老板多收的三五斗，全部归珊迪所有。

如果珊迪在第一个阶段消费100美元，在第二个阶段消费260美元，那么就不存在生产与消费的缺口。如果珊迪有很多地产，蟹堡王的地租只是珊迪总收入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珊迪也喜欢聚敛货币的话，那么消费的缺口依然存在。不仅如此，现在的需求与消费的缺口并不是产业资本家（蟹老板）造成的，而是地主（珊迪）造成的。这时，蟹老板的利润只有100美元，仅仅能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要。

地主的占有欲过剩外加消费不足，同样会影响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进而影响社会的就业。同样的，金融和暴力的占有欲过剩外加消费不足的话，也有类似的后果。不必一一说明了。

无论是谁对货币占有欲过剩，消费不足，都会导致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会在各个阶级间分担，这些损失究竟要谁承担，则往往看谁的博弈能力最弱。如果预付地租的话，地主（珊迪）自然不会承担损失。反之如果在生产结束以后支付地租的话，损失则往往由产业资本家（蟹老板）和地主（珊迪）共同承担。蟹老板已经破产，珊迪虽然有100美元地租的合同，但是能获得多少租金都是未知数。

不过，如果珊迪是大地主的话，完全有能力要求蟹老板预付地租。另一方面，如果珊迪是大地主的话，那么她的消费倾向显然会不断下降。换句话说，消费不足型经济危机，很可能是珊迪引起的，但是她却不必承担任何损失。只要她拥有的资本量足够大，她就可以把收益拿到手，把损失转嫁出去。

于是，我们再次看到了市场中无处不在的马太效应。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自然失业率） 10 0

“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马克思

话题回到蟹堡王。

蟹堡王的一切问题归结为蟹老板和珊迪不愿或者不能完全消费掉自己占有的剩余价值，换句话说，他们只想要钱，不想要汉堡。

那么那些多余的汉堡怎么处理呢？

方法之一是蟹堡王压缩生产，店主蟹老板和地主珊迪能消费多少汉堡，就成了生产的上限。生产以这个上限为界，周而复始地循环—— 这时对全社会来说，就是经济停滞期。蟹老板和珊迪两个掌握生产过程，他们的需求有稳定的支付能力。靠工资吃饭的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消费能力都从店主蟹老板和地主珊迪的消费中衍生而来。于是，在不扩大产能的情况下，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上限，就是利润的上限，也就是生产的上限。

回到蟹黄堡模型，蟹老板用800美元购买原料，200美元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100美元租珊迪的地皮。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蟹黄堡，售价1200美元，其中800个由原料供应者购买，余下400个汉堡。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各100美元，各自消费100个蟹黄堡。剩下200个蟹黄堡就是蟹老板和珊迪获得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是他们的利润。如果蟹老板和珊迪，各自消费100个汉堡的话，所有的汉堡就都有着落了。蟹老板的蟹黄堡都卖出去了，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就都有饭吃了。

这时，倒霉的就是派大星。派大星怎么央求，蟹老板也不会雇用他。道理很简单，多雇用一个人，意味多生产200个汉堡，其中100个是派大星的工资，剩下100个，没有人愿意消费。生产出来没有人能消费的产品，卖不出去，也没有利润。没有利润的生产要压缩。尽管派大星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但是蟹老板也不会为了解决派大星的就业问题而增加雇用。资本不养闲人，资本家是资本的代理人，他们不是慈善家，只雇用能创造利润的人。

这时，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就会感觉压力很大。蟹老板有空就会训斥他们：“你们不愿意干，派大星愿意干。”派大星还可能要求比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更低的工资。比如，派大星不要100美元，只要80美元就够了。这时，如果派大星能像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干的一样好，那么蟹老板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换人。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必然要答应比较低的工资。如果不答应，就要准备卷铺盖走人。

按照稳拿经济学的说法，没有非自愿的失业，工人工资越低，资本家就愿意雇用越多的工人。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的工资太高了。我们在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到，对个别工人来说，工资要求较低，有更多的被雇用的机会。但是，对工人总体来说，派大星所获得的工作，是章鱼哥或者海绵宝宝失去的工作。

稳拿经济学这样宣传无疑有很多的好处。首先就回避了资本主义模式中，就业不足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其次，可以把责任转移到工人身上——是你们要求的工资高，所以你们没有工作。再次，还可以作为压迫工人工资的借口。

稳拿的消费总量，以及每个卢瑟能提供的剩余价值决定了社会总生产规模和雇用人数，而不是每个卢瑟究竟要多少工资。卢瑟的工资水平不断降低低并不能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卢瑟工资虽低，但产品没有销路，资本家也不会扩大生产。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只要能获得200个汉堡的剩余价值，满足蟹老板和辛迪的需求，究竟多少人生产并不重要。如果海绵宝宝能一个人生产300个汉堡，那么章鱼哥就会失去工作。如果海绵宝宝一个人仅能生产280个汉堡，同时愿意接受80美元的工资的话，章鱼哥的工作还是保不住。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社会生产是规模不变的不扩产的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或者说在经济停滞期），而且不存在服务业的话，那么：

全社会就业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为统治阶级贡献的剩余价值

=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变量：统治阶级的消费总量、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和单个工人的工资。统治阶级消费能力越强，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多；同样的技术水平，每个工人创造价值越多，或者说工人劳动强度越大，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少；工人工资越高，需要的劳动者就越多。

这就是简单再生产，或者说社会经济停滞期，一个社会需要的劳动力的人数。用总劳动力减去这些人数，就是失业者的数量。如果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和工人平均工资工资变化不大的话，需要的就业量就会相对稳定，失业者的数量会相对稳定。政府的货币政策（比如：增加贷款）和财政政策（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平衡点。一旦刺激政策由于通货膨胀或者财政赤字暴涨而不得不停止，失业率就会迅速或缓慢地逐步回到这一点。

这就是卢瑟经济学对所谓的“自然失业率”的解释。

社会贫富差距和自然失业率的有密切的关系。考虑到贫富差距大意味着统治阶级消费总量相对生产能力偏少，工人博弈能力差，单个工人被占有的剩余价值高，我们可以认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停滞期的“自然失业率”越高。如果政府刺激经济的过程不能调节贫富差距的话，那么随着刺激过程的结束，失业率就会原形毕露。不仅如此，如果政府在刺激经济过程，造成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那么新的就业平衡点会比原来低，换句话说，新的失业率会更高，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

如果蟹老板和珊迪消费的总量不是200个汉堡而是300个，那么在每个劳动者能为统治阶级提供100个汉堡的情况下，派大星就有工作了。而且不仅是派大星自己有工作，而是创造一连串的工作。整个生产规模扩大到原先的150%，从原料到成品，所有的环节，都需要增加人手。整个社会就业量一下子上升50%。但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要蟹老板和珊迪增加消费是很难的，具体原因后面论述。

如果蟹老板强行安排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加班，一个人干一个半个人的活，8小时工作制度变成12小时工作制，那么虽然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总量增加了，但是派大星还是要失业。这是很容易的。每个资本家都要努力提高每个工人的劳动效率。工资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工人劳动效率越高，对资本家越有利。另一方面，资本循环速度越快，机器的使用效率越高，对单个资本家越有利，这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从总体来看，提高蟹老板和珊迪的消费，与降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劳动强度，这两点都很困难。不过，工会出现以后，改变了局面。工会提高了工人的工资，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同样的生产规模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了，同样为了满足蟹老板和珊迪的生活需要，就需要雇用更多的人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均到150美元，每人消费150个汉堡，那么蟹老板和珊迪只能从他们身上获得100个汉堡的剩余价值。蟹老板和珊迪能消费200个汉堡，而海面宝宝和章鱼哥的剩余价值只有100个。这时，蟹老板就要考虑增加雇用人手。派大星自然就有就业的机会了。

这样的情况需要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联合起来。否则，只有其中一个人提出加薪的要求的话，那么他的位置，显然会由派大星替代。即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同时要求提高工资，但是两者不联合的话，他们的要求也很容易被胡萝卜和大棒打击下去——给听话的海绵宝宝提高一点工资，解雇章鱼哥，由派大星替代章鱼哥的位置。只有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联合起来，要么同时加薪，要么同时辞退。这时，蟹老板才会就范，因为蟹老板就是想雇用派大星替代海绵宝宝或者章鱼哥也办不到——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同进退，而派大星不能承担两个的位置。

不仅如此，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有大幅度提高的话，他们就可以考虑改变现有的生活方式，把一部分日常生活需要的劳动转移给社会，比如理发。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提高以后，他们就可能考虑去理发店理发，而不是自己胡乱收拾一下。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每个月各拿出10美元理发，那么就在理发方面能增加20美元的需求，或者说创造1/5个理发师的岗位。

反过来看，假设某个理发师技艺高超，能为包括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在内的10个人理发。但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却没有能力支付他的工资，这个理发师仍然要饿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可以脱离理发师生活，但是理发师显然不能脱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活。所以，希望完全靠增加服务业解决就业问题，而不考虑原有分配问题，是不全面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珊迪和蟹老板如果愿意在花钱在服务行业，那么这些行业就能创造就业的机会。在拉斯维加斯，在澳门，都有丰富的就业机会。据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特种服务行业迅速发展，各种尤物应有尽有。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解体期间各种暴富的机会，就不难理解这些特种服务的蓬勃发展。

在有失业大军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工会组织，工人很难要求加薪。微观上看，工会抑制了非工会会员的就业。但是在宏观上看，工会不仅提高了工人工资在社会新增总产品中的比重，还扩大了生产规模，给其他人创造就业的机会。工会的存在，使工人与资本家博奕关系瞬时逆转。所以，工会是资本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弗里德曼说，由于工会的存在，使得黑人孩子不能获得廉价的工作机会。其实，他少说了半句，如果没有工会，这些工作机会也未必会属于这些黑人孩子，不仅如此，这些就业岗位的待遇也将大不如前。早期的资本主义有大量使用童工的历史，比如卷烟厂、棉纺厂和缫丝厂。大批的童工夭折在工厂里，许多人成年以后由于幼年的繁重劳动和营养不良而出现早衰，同时全民族普遍体质下降。这段历史，弗里德曼应该清楚，不过他似乎忘记了。

类似的工作也可以由政府来做，比如强行执行必要的劳动保障法，限制每周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限制最低工作年龄，限制最低工资，要求企业承担各种必要的保障性支出等等。但是，政府法规的具体效果在许多时候不如工会效果好。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会相对企业比较具体，政府的法规涵盖行业比较广，只能泛泛而谈，调节也颇有难度。另一方面是因为统治阶级制订的政策，往往要优先考虑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会是毫无缺点和问题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工会组织，由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工会工作不断增加，于是如同政府一样，出现了逐步脱离工人阶层职业工会官僚。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更多的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为主，顺便兼顾工人的利益为辅。这些工会领导人，往往热衷追求个人名利，漠视工人权益，甚至勾结资本家和政府。此外，个别垄断行业的工会，不断要求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待遇。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则通过涨价等手段，把矛盾转移到社会生产的其他环节。

如果卢瑟的收入低，失业问题很可能更严重。在这个例子中，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主动降低工资，且不说不能增加2个在蟹堡王的就业机会和1/5个理发师的就业机会，还会额外减少就业机会。因为蟹老板和珊迪从每个劳动者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增加了，如果他们生活水平不变，就没有必要雇用这么多劳动者了。

这决不是说海面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没有上限。他们的工资的上限不是他们能创造的全部价值，而是蟹老板的全部利润。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蟹老板首先要支付地主珊迪100美元，换句话说，蟹老板全部净利润是100美元。所以，如果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要求的总加薪幅度超过100美元的话，蟹老板就只能关门大吉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珊迪和蟹老板的博奕中，珊迪是强势的一方，蟹老板从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身上获得的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要被珊迪无偿占有。所以，减轻海绵宝宝和章鱼哥被剥削的幅度，不应该仅仅看到蟹老板，更应该看到珊迪，尤其是珊迪获得蟹老板绝大部分利润的时候。

消费不足，并不见得是产业资本剥削得太严重，而是整个稳拿集团剥削得太严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土地、金融和暴力之间分配。无论谁拿得过多，都会导致消费不足。资本家蟹老板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但不是全部，还应该看到地主珊迪。不应仅仅看到蟹老板、海绵宝宝和章鱼哥之间的雇佣关系，就认定是蟹老板占有的剩余价值太多了。

同样是经济停滞，我们可以看到，工人被剥削得越严重的国家，每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越多，工人消费能力越差，失业率越高。 所以，不是工人要求的工资高，所以没有工作，而是稳拿剥削得太严重，资本不需要这么多奴隶。这些多余的劳动力，不能产生利润，对资本来说，是没有用的废物。但是，这些废物并不是完全无用的，他们可以成为资本扩张的炮灰。

倒霉的派大星找不到工作，想自己干，没有生产资料。派大星没有钱开餐厅，如果他能开的话，就不是劳动者了。想申请工作，蟹老板那里不缺人手，于是就成为社会多余的劳动力。这时，如果派大星是小农，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会回家务农。如果派大星没有土地了，比如圈地运动以后的英国农民，那就只能成为多余的劳动者，四处流浪寻找打短工的机会。有可能的话，也不排除去沿街乞讨，小偷小摸，拦路抢劫或者坑蒙拐骗——派大星总是要活下去。这时，谢老板和珊迪可以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雇佣一些人维持社会治安，或者按照马尔萨斯神父的意见创建集中营，把这些失业的“社会渣滓”关起来。对统治阶级来讲，许多劳动者失业，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别危害到自己的统治就可以。劳动者失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危害到社会安全就要把他们关起来。

这时，如果有局外人愿意而且能够多消费100个汉堡，那么派大星和相关原料供应者就有工作了。当然，蟹老板也有额外的利润了，珊迪也可以涨地租了。但是，如果这个局外人停止订购了，那么派大星又要失业。派大星的工作，不是稳定的，他能不能有工作，取决于有没有局外人要汉堡。所以，在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历史上，争夺海外市场这个问题上，许多社会底层是积极支持和参与的。他们不了解自己失业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殊的分配方式，而希望通过占领海外市场，改善自己的生活。从统治阶级的角度讲，对外扩张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也不断鼓吹扩张的理论，强调积极备战，不断军事扩张。日本曾经从小鼓励孩子玩击沉“定远”、“镇远”的军事游戏，教孩子唱军事性的歌谣：“虽有国际法，道义靠腕力。”相比之下，当年满清则对内宣传儒家学说，要大家读圣贤书做忠臣孝子，对外追求“以夷制夷”，希望靠维持殖民者之间微妙的均势，避免被侵略的命运。满清与日本，一个是封建农业国，一个是资本主义工业国，选择不同的内政、外交却都是符合本国统治阶级利益的。

这时，如果有海外的殖民地，对派大星来说，就是最好的希望之地。只要他能凑足路费，到新殖民地去，干掉原住民，他就能重新成为小农，能自给自足。如果他有足够的勇气和暴力的话，还可以在无法无天的殖民地获得足够的资本，摇身一变成为地主、资本家或者奴隶主——在国内混不下去，不妨到落后国家去抢钱、抢粮、抢娘们。比如欧洲人贩卖人口，西班牙人杀印第安人，美国人搞种植园，日本人在中国贩鸦片，在东北搞武装拓殖等等。所以，对外扩张的殖民战争中，从来不缺乏积极参战的社会底层。欧美的冒险家，日本的浪人，都是这类货色。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受害者，是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是没有找到合适就业机会的人。他们也是本国资本扩张的排头尖兵，在国内没有上升通道的情况下，向外寻找新的机遇。他们希望成为资本的代言人，于是也就获得本国资本的利用和保护。

中国紧邻日本，由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过于强大，民族资本主义势单力孤，所以迟迟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于是就成为日本眼中的肥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日本，从上到下，对中国虎视眈眈，视中国为利润的来源，翻身的地方。于是，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有时在对外战争的问题上，社会底层甚至走在稳拿的前面。这一方面是由于统治者为了回避内部矛盾，长期宣传用战争扩张的好处，培养民族情绪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生活艰苦，希望通过战争改善生活。日俄战争媾和的时候，甚至发生了日比谷烧打事件。日俄战争之中，日本付出的伤亡和损失远远超过甲午战争，但是日本民间获得的好处却不及甲午战争。日本民间流血，承担损失，却没有分得到足够的好处，自然极大不满。　1905年9月5日　，《朴茨茅斯和约》签署的当天，失望的日本民众在黑龙会、靖和问题同志会的发动下，聚集在东京日比谷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反对《朴茨茅斯和约》，因为日本得到的只是战略利益，而非民众指望的大笔赔偿金。群情愤怒的日本国民宣布废弃该条约，继续对俄作战。民众猛烈地袭击了公园附近的内相官邸，发生的烧、打事件。骚乱持续了 3 天，最终被镇压。骚乱中，烧毁2所警察署，219个派出所或警察岗亭，13座教堂，53户民宅，15辆电车。参加骚乱者被捕1700余，起诉 300余，被判刑者87人，骚乱从东京迅速波及到日本各地，全国为之震荡。

1929年，经济危机袭击美国，全球进入长期经济萧条。　1931年9月18日　，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突袭沈阳，然欧迅速席卷东北。从此，全日本上下陷入对战争疯狂痴迷的状态，把侵略中国视为解决日本国内问题的最佳方案。自1931年918事变截至到1945年日本投降，3500万以上的中国人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死于非命，70万以上的日本侵略军被中国军民消灭，成为资本的炮灰。

资本主义本身有极强的扩张性，在经济停滞期，这种扩张性更突出。整个资本主义国家，从上到下，都有扩张的野心，上层要利润，下层要工作。上层造军火，下层当炮灰。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期，往往是多事之秋。

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停滞期能吸收的劳动力越少，失业情况越严重。经济一旦停滞，自然失业率可能达到惊人的水平。这时，如果不希望过高的失业率危害社会，就必须使全社会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后面我们将分析蟹堡王消除多余汉堡的第二种方法，我们将看到高速增长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稳定存在的。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积累与扩张） 9 0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了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的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马克思

如果没有积累，人类社会今天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把一部分劳动时间产品用于生产劳动工具，这就是最简单的积累。三五个原始人赤手空拳，用一天的时间捕捉一只野猪，也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事情。相反，每个原始人用一个月的时间制造弓箭，第二个月这三五个原始人就可能用弓箭猎杀三五只野猪。有了弓箭，不用近身肉搏，只要远远放箭就可以了。

弓箭必然有寿命，弓箭的劳动融入到猎杀野猪的劳动中，每只野猪包含的价值，不仅仅包括拉弓，瞄准和射击，也包括制造弓箭的劳动。如果原先五个原始人，每天猎杀一只野猪，现在有弓箭以后，每天猎杀五只野猪，每张耗时一个个月制造的弓箭能使用一个月的话。那么原先每个原始人的每天劳动量相当于五分之一只野猪，现在则相当于二分之一只野猪或者三十分之一套弓箭。劳动生产率到原先的250%，或者说猎杀野猪的时间下降到原先的40%。在市场中，无论野猪是怎么被猎杀的，十五只野猪就等于一套弓箭。一名猎手，一天可以获得一只猪，但是他要把其中其中的半只野猪用于交换弓箭。除非他能自制弓箭，或者准备去和野猪肉搏。

减少一部分消费品，生产一部分劳动工具，反过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如果制造弓箭的材料并不难寻找，制作的技术也不难掌握，那么此时，大家都会选择使用使用“先制造弓箭——后射杀杀野猪”的方式去获得野猪肉。如果谁还喜欢赤手空拳斗野猪的话，只能说此人喜欢暴虎冯河，精力过剩希望寻找刺激，或者此人智商有问题。

如果一个猎手自己制造弓箭，那么就需要先积攒一个月的口粮，然后才能制造弓箭，提高猎杀效率。换句话说，他首先要有多余的消费品，供自己生产工具的时候消费，然后才能生产劳动工具。如果制造简单工具只需要一两天，饿一饿也就忍过去了。如果制造的是复杂工具（比如弓箭），需要一个月，那么靠辟谷是万万不能的。

猎手每天少消耗一部分野猪肉，日积月累，作为他生产弓箭期间的口粮，这就是积累。

简单地说，在纯收入中减少一部分消费品，生产一部分劳动工具，用来扩大再生产，反过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扩张生产规模，或者既提高效率也扩大规模，总之增加产量。这就是积累。这里说到的纯收入是指补偿原有生产工具磨损以后的收入。一套弓箭能用一个月，制造新弓箭需要一个月，如果准备以后继续采用弓箭猎杀野猪的话，每天就要少消费半只野猪，作为补偿弓箭的损耗。如果不少消费这半只野猪，就要准备回到赤手空拳斗野猪的状态。

每天赤手空拳打野猪，获得的野猪肉是基本不变的。那么，猎手每天吃得越少，积累就越多，他就能越早攒够口粮，完成制作弓箭的过程。

积累具有加速性。五个猎手每天猎杀五只野猪和五个猎手每天猎杀一只野猪相比，必然有更充分的食品。同样的时间，猎手可以积累更多的口粮，有条件生产更复杂的工具，比如弩。这时，猎杀野猪的效率，比弓箭就更高了。

现在我们回到蟹堡王模型。

蟹堡王遇到的生产与消费矛盾的第二种解决方式，就是把剩余价值用于积累。换句话说，把多余的汉堡用于扩大再生产。蟹老板把消费不掉的汉堡用于扩张生产规模，然后生产更多的汉堡。

蟹老板用800美元购买原料，200美元雇佣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汉堡，每个售价1美元，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汉堡，还有100个汉堡没有对应的买主。

多余消费品对蟹老板来说不是问题。蟹老板可以用100美元雇佣派大星，这100美元被派大星用来购买蟹老板自己消费不掉的那100个汉堡。整个过程所有的汉堡都有了销路，所有人都吃饱了。表面上看，非常完美。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打住。

派大星得到工资以后，必然要生产出200个汉堡。新增的200个汉堡，卖给谁呢？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式继续照葫芦画瓢的话，可以新增两个人手，于是新增的这200个汉堡也有出路了。但是，这两个新手，要新增400个汉堡的产能。新增人手与新增产能成正比，这是无需置疑的。如此一来，雇佣了一个派大星，就要新增两个人才能消费掉派大星的产能，新增的两个人的产能，又需要新增四个人去消耗。1、2、4、8……，这是一种几何级数的增长。

蟹老板可以不断增加人手，但是很快所有的海底居民就都会成为他的员工。很显然，这种增长方式不能无限循环下去。

蟹老板还可以以每个月100美元的工资雇佣派大星，给他改建蟹堡王餐厅的厨房，安装新烤面包机，新烤肉机，新炸薯条机，新上下水管，等等。整个工程耗时半年。工程完工以后，餐厅后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50%。工程进行之中，蟹老宝的多余的汉堡都有出路了，派大星有工作，再次皆大欢喜。

但是，工程迟早有完成的时候。工程完工的时候，新的问题就来了：首先是派大星又失业了，其次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新增的汉堡产能没有人消费。原先两个人生产1200个汉堡，现在两个人能生产1800个汉堡了。扣除原料1200美元的原料，和两个人各100美元的工资，蟹老板自己消费的100个汉堡，现在有300个汉堡没有买主。

小杯具，变成了大杯具。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蟹老板不断雇佣派大星没完没了地干这干那，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事实上，生产技术的改进与科技水平的发展密切相关。生产技术的发展，不是稳定、线性的。在某一个时间段上，需要积累，在另一个时间段上，则可能突飞猛进。所以，派大星的工作必然断断续续，迟早会中断。中断的时候，派大星失业，产能被释放出来。

每次生产力大规模发展以后，都必然需要消费的大幅度增长。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要表现为工人工资的大幅度上涨，显然资本家是不愿意主动这么做的。于是，每次大规模的繁荣，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每次工业革命之后，必然伴随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对资本主义来说，科学家是救世主，他们一旦停下来，资本主义就要遭殃。他们不断有新发明新技术，资本主义就能不断改进生产，派大星也有工作，皆大欢喜。

还有人说，蟹老板可以雇佣派大星，不断做无用功，蟹堡王既不扩大产能，派大星也有工作。比如：今天挖坑，明天埋上，今天盖房子，明天拆除重盖。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前一部分谈到的简单循环，或者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这时社会的就业总量和生产规模，与资本家总消费能力以及他们的从每个劳动者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有关。如果蟹老板喜欢养闲人，自然可以这样做。不过，资本家是不喜欢养闲人的。如果蟹老板养了闲人派大星，而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没有养，很显然对蟹老板是不利的。

既然资本家不愿意，那么就由政府出面好了，这就是凯恩斯的思路。这种方式的利弊，我们在后面还会分析。

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遇到的困难，是扩大再生产以后，新增产品没有对应消费能力。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勒紧裤腰带方面是很有效的，每个工人的工资都被压到最低。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意味着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工人工资越低，越有利于积累，积累越多，将来的产品越多，工人是多数产品的消费者，于是矛盾就来了。

现实生活中的扩大再生产，往往具有两种扩大再生产的共同属性，既增加人手也改进技术。但是，不论哪种扩大再生产，受人力、自然资源或科技水平的限制，都不可能长期无限稳定地发展下去。

资本主义制度下，每次扩大再生产停止下来，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问题，都会暴露出来。这时，原有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扩大了，消费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新增的生产资料，可以知道更多的消费品，本来是件大好事，现在却成了大难题。

工人的消费水平越低，积累速度越快，扩大再生产一旦停顿下来，产能与消费的缺口越大。同样的技术条件下，单位工人生产产品的总量是基本不变的。纯收入中扣除消费以后的部分就是用于积累的部分。

积累总量=单位工人剩余价值×工人数量－资本家消费

=（单位工人创造价值-单位工人工资）×工人数量－资本家消费

每个工人能生产600个汉堡，200个是纯收入，每个人的工资是100美元（相当于100个汉堡），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汉堡，那么蟹老板用于积累的部分，就是：

蟹老板积累总量=（200-100）×工人数量－100

毫无疑问，蟹老板积累越快，生产规模扩张越快，总产量上升越快，达到扩大再生产人力资源极限的时间越短，达到极限后，需要弥补的消费缺口越大。

在我们前面的例子中，蟹老板占有每个工人一半的消费品。如果蟹老板占有工人的剩余产品的四分之一，那么生产规模扩张就会下降一半。反过来，一旦生产停滞以后，需要弥补的缺口大致也只有原先的一半。

但是，这样一来，蟹老板的资本积累的效率无疑会比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慢得多。如果考虑到积累的加速性，这种差距必然不断扩大。这就如同两个敌对国家，甲国还停留在使用弓箭的状态，乙国已经制造出弩；当甲国终于制造出弩的时候，乙国已经制造出火枪了。如果甲国不愿主动臣服与乙国的话，只有提升自己的积累率或者被消灭两条路。没有人愿意主动投降，资本家也一样。

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资本家对资本积累，有极高的热情。在资本量决定个人经济地位的社会中，资本量越大，资本家个人的博弈地位越有利；资本量越小，资本家个人博弈地位越不利。这样的社会中，如果想改善经济地位，必须不断积累，如果不能跟上普遍积累的速度，经济地位必然不断下降。正如利维坦中所论述的那样：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因此，权势至尊的君王便要在国内致力于通过法律、在国外致力于通过战争来保持其权势。办到这一点之后，新的欲望又随之而起。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你追我赶之中，资本家既有征服欲，也有危机感。工人被资本家控制，资本家是被资本绑架的人，大家都是资本的奴隶。于是，全社会把积累率提高到极限，也把产能和消费的缺口推高到极限。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所有人都被绑在战车上，整个社会向生产相对过剩的悬崖飞奔。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为什么还要不断提高积累速度，扩张产能。这时因为自由竞争条件下，所有资本家都处于竞争的囚徒困境中，大家都是小土豆，个人行为不会影响整体市场供应。张三不扩张产能，李四扩张产能生产，总有人超量生产。所以在利润率明显下降以前，大家都不会停下来。蟹老板不占据市场，痞老板就会去占据，自己不扩张就等于把市场拱手让人。换句话说，自己的经济地位就难保。反过来所有人的生产过程必然最终影响市场供应。大家都压低工资，提高积累，不断扩张，那么最终必然导致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扩张到极限。

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终满足社会成员的消费（或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那么消费不足的问题就不会存在。猎人制造弓箭的目的，是为了吃到更多的野猪肉。如果不能，或者新增的猪肉吃不了，那么猎人是不会无休止地制造弓箭和猎杀野猪的。

但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资本家提高积累和扩大生产的过程却与最终消费能力无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殖，而不是消费。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必然要尽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品。工人工资以外的部分是为别人生产，资本家是为了生产而生产，自身消费以外的部分也是为别人生产。生产过程资本家决定，工人无钱消费全部产品，资本家不消费，最终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不消费掉所有消费品。

对资本家来讲，一旦工人工资高了，能获得的利润就少了，他就不再适宜作为雇佣劳动力了。（干同样的活，工资高的首先被裁员。一旦某地的工资水平上升，资本家就要考虑产业转移了。这种趋势不仅是劳动力密集型才有的趋势，知识密集型也同样如此，比如美国把一部分软件开发业务转移给印度。）创造同样的利润，谁要求的工资最低，资本家就雇佣谁。工人为了争取就业的机会，同行之间不断竞争，最终压低全行业的工资。同样的质量的产品，谁的价格低，谁的产品销路好。同样的生产技术，如果工人工资高，那么同样价格下，资本家的利润率就低；同样的利润率下，产品的售价就高。

自由竞争条件下，工人生产是为了给资本家创造利润，资本家获得利润也不是为了消费。资本家一旦成为享用财富的代表，一旦开始追求物质消费的享受，而不是追求积累财富带来的快感，他就或多或少不能执行资本代理人的职能了。他的产品成本比同行高，利润比同行低。资本离他而去的时候就不远了，他的资本很快就会部分或全部成为其他人的资本。所以，资本家也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

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有的生产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尽量高的利润。一方面是尽量高的产量，一方面是尽量低的消费，所以只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相对消费不足就永远存在。自从资本主义诞生起的几百年间，尽管社会的绝对消费水平比资本主义初期高了很多，但是相对消费不足一直没有克服。

生产的积累过程已经完成了，但是资本的积累过程并没有完成。资本积累与生产积累不完全相同，资本家投入货币，最终必然获得更多的产品，这些产品要变为更多的货币，至此，资本积累才算完成。这些产品要有足够的销路，能卖出去，资本的积累才算完成。

资本的积累，必须经过价值实现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产品必须能卖出去。产品能顺利地卖出去，前提就是扩大再生产必须不断进行。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了，没有任何一种扩大再生产能无限稳定线性地增长下去。

这时，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一旦扩大再生产停下来会出现什么事情？答案很简单，这就是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一个社会，在经历了大幅度的积累和生产能力的跃升以后，如果不能改善社会分配，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使工人能够消费掉新增的产品，那么就难逃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显然，资本家不会把工人工资提高到能消费所有产品的地步，那样他们便没有利润了。

所以，在马克思的时代，每次经济繁荣都是以大规模设备更新为起点，每次设备更新的结束就意味着经济危机即将到来。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不患寡而患不均） 6 0

说服一个资本家最好的方法，不是道义，而是利润。同理，阻止一个资本家最好的方法不是危险，更不是破坏环境，而是赔钱。

资本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逐利而行，资本家每投入1美元，就要求获得1+X%美元，X%就是利润率。如果不能获得对应的利润率，资本就要停止运动，不能获得这个利润率的资本就是没有用的资本，是失业的资本。利润中的一部分用于资本家消费，一部分用于资本家积累资本。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困难，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就是全社会社会没有对应资本家用于积累的利润的消费能力。

在蟹堡王的模型中，蟹老板支出1000美元用于原料和工人工资，生产出1200美元的产品，扣除他自己消费掉100美元的产品，还有100美元没有销路。

如果资本压缩生产，按照提供100美元剩余价值的上限提供生产过程，那么产能就要压缩到原有产能的一半。或者说蟹老板支出500美元用于原料和工人工资，提供100美元的汉堡供他消费。对应而来的，就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里面有一个人会下岗，更不要说失业的派大星了。这时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期。

在停滞期，资本主义社会有支付能力总消费，决定一个社会的就业总量。工人的消费，由统治阶级的消费衍生而来。工人是产生电能的电池，需己的工资，降低消费水平，也难以找到可以户口的就业方式。他们的工资越低，他们的消费能要多少电池，完全看资产阶级的能耗和单位电池产生的电能。大量的失业人口即使愿意减少自力就越低，社会失业情况就越严重。这就如同机器的功率越大，需要的电池越多；单位电池效率越高，需要的电池越少。

很显然，在工人工资水平越低的社会，失业情况越严重。

如果蟹老板把这100美元的产品用于积累，不断扩大生产，那么最终迟早面临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大批产品没有销路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强烈的反作用于生产。总消费能力不足，最终导致产能闲置，大批人力闲置、大量资本失业。

社会总消费能力，也决定一个社会产能与需求的缺口的大小。如果我们默认同等技术条件下，单位劳动者生产能力是相近的话。同样技术水平的社会，在产能扩张到极限遇到人力、自然资源、技术等外在瓶颈的约束下达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总产能达到接近的水平。但是，社会的总消费能力却处于完全不同的水平。很显然，工人工资较低的社会消费水平要低于工人工资较高的社会。

经济危机最终会消灭掉一切闲置资本。在消费能力越低的社会，将被闲置的资本越多。换句话说，这样的社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越严重。

工人工资较低的社会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更大。这样的社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更严重。

所有的人，都成为资本的奴隶，包括资本家和工人。为了加速积累，资本家压低工人的工资的同时，也压低自己的消费——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可能被这样做的同行排挤掉。于是，全社会的生产能力的加速度被提高到极限。生产力冲上悬崖，最终引发崩溃。在扩大再生产中积累的消费缺口，在那一刻释放出来，于是全社会迎来一场大溃败。

这种经济崩溃必然周期性到来。每次新技术出现以后，资本家在同行的压力下，必然或主动，或被动的更新设备，采用新技术。在竞争中，谁的生产成本高谁吃亏，谁不采用谁吃亏。这时的社会虽然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但是仍然会扩大产品的积累。每个资本家都不担心产品的销路问题——“比原先的产品便宜20%，利润提高20%……”这样的产品，怎么会卖不出去呢？如果与原先的商品相比，这样的产品必然不愁销路，新一代产品可以不断夺取过时产品的市场。但是，如果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那么新增产品的市场在哪里呢？

在二十世纪以前，原有的封建残余不断为资本主义提供市场，随着资本几何级数的增长，全世界在二十世纪初期，这部分市场就已经被瓜分殆尽。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没有打够，于是又打了一次。

雪崩早已酝酿，一声枪响，甚至一个喷嚏都可能造成雪崩。但是，我们究竟应该把雪崩的原因归结为枪声、喷嚏，还是超量堆积的白雪，或者陡峭的地形和超量的降雪呢？

如果我们把雪崩的原因归结为枪声，那么禁枪是否可以避免雪崩呢？很显然，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否有枪声，都会有雪崩。没有枪声会有喷嚏，没有喷嚏会有风吹草动。没有枪的地方一样有雪崩，没有人类的地方照样有雪崩。任何一点轻微的震动，都可能导致链锁反应，最终引起雪崩。随着雪量的堆积，需要的诱发雪崩的震动的数量级会迅速下降。完全理想化稳态只存在于完全理想的大脑中。具体的诱因，也许是大洋彼岸一只美丽的蝴蝶在轻轻地扇动翅膀。所谓市场平衡，并不是僵死的平衡，而是在波动中不断自我调节的平衡。市场是一个存在永恒波动的系统，完全的稳态，永远不可能出现在市场中。对雪崩来说，只要堆积的白雪达到一定程度，雪崩必然会出现。对经济危机来说，只要产能和消费能力的缺口达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出现，具体的诱因并不重要。

陡峭地形上超量的积雪同样不是雪崩的根本原因。雪崩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雪量不断增加达到临界点，最终在外界的诱因下，发生崩溃。雪量达到临界点不过是雪量不断堆积的结果，雪量不断堆积又是超量降雪的必然结果。只要有超量降雪，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不可逆的，迟早会到达临界点。在复杂的因果逻辑之中，这种不可逆的中间过程，只是全部因果过程的一个必然环节，而不是不能事物的根本原因。如果把眼光仅仅停留在积雪上，我们可以把堆积的雪量达到临界点的50%，作为达到临界点的因，也可以把堆积雪量达到临界的25%作为达到50%的因，并且无限细分下去。很显然这样的分析，毫无意义，而且不能看到事情的本质是大量的雪花不断降落在陡峭的山崖上。

釜中的水滚沸的原因，是铁锅下面有火焰不断在燃烧。分析雪崩是为了避免雪崩，减少损失，而不是为了完成完美的论文。同理，分析经济危机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减小经济危机的损失，而不是为了诡辩。当然，多数被稳拿豢养的经济学家，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自己的主子诡辩。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防治雪崩和经济危机同样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仅仅打算扬汤止沸，那么把水温降到100度以下就可以。对应经济危机就是直接消灭到多余的产能。让生产能力回归到对应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水平。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主动压缩产能是很难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同行竞争的压力，谁主动压缩自己的利润，谁就会承担更大的损失。当彼此有利的时候，大家合作，当彼此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各人顾各人了，大家谁也信不过谁。超载的船上，大家宁可一起坐在船上等着船沉没，也没有人会愿意主动扔掉自己的行李以减轻船的负荷。这一方面是因为资本家的数量如此众多，以致不能达成有效的联盟，约束每一个资本家。另一方面，坚持到最后的人，可以获得溺水的同伴的行李作为奖赏，而坚持到最后的前提就是拥有足够庞大的资本量，换句话说，要在危机之前的繁荣期获得足够高的产能。那些在繁荣期，考虑到总量过剩会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危害而缩手缩脚的资本家，最终将成为同行的猎物。

何况，这样的解决方式只能减少崩溃的混乱，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上失业的痛苦。无论是被动的崩溃，还是主动压缩产能，社会总生产能最终都要在某个临界点停下来，然后进入停滞状态，等待下一次复苏期。这个临界点的位置与压缩产能的方式无关，取决于社会统治阶级的总消费能力和单位工人贡献的剩余价值。所以，不论用那种方式，最终都必然有对应的产能被淘汰，对应的工人失去工作。压缩产能，提高生产效率是很文雅的说法，现实则是血淋淋的。如果崩溃是硬着陆，那么主动压缩产能就是软着陆，不论那种着陆，都是着陆，都要淘汰一部分生产能力，都要有对应的劳动者失去工作。当然，资本家仅仅从利润出发的话，不必考虑失业问题，所以是另一回事。

不仅如此，硬着陆中存活下来的往往是强者，强者也可能遇难，但是强者显然比弱者有更多的存活的机会。弱者也有幸免的机会，但是他们必须超人的运气，而这是很罕见的。相比之下，软着陆中存活下来的则是与着陆规则指定、执行和监督者关系密切的人，至于是否是强者，则不好说。

对资本主义来说，发展生产只是资本积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由于这个基本矛盾的存在，所以每一扩大再生产以后都会面临大量产品无人消费的窘境，每次崩溃以后经济在低位徘徊时都会有大批的工人失业，大量资本被闲置。回避这个基本矛盾，任何挽救措施都终将无效。

为了增加投资，放松贷款利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如果是正利率的话，那么就是企图依靠扩大再生产突破经济危机。问题是，在雪崩的过程中，积雪还能继续增加吗？在产品没有销路的情况下，会有人扩大再生产吗？那边的汉堡卖不出去，上游已经来催货款，蟹老板还会扩大生产规模吗？实际上蟹老板此时是非常需要贷款的，他需要贷款来拆东墙补西墙。

即使他想贷款，银行会给他贷款吗？那边的汉堡已经卖不出去了，继续给他贷款，难道不担心新增的贷款肉包子打狗吗？如果给蟹老板贷款，只能给蟹老板条件非常苛刻的贷款。比如用蟹老板的房产作抵押，而抵押率非常低。市场价格100万的房产，只能给蟹老板50万的贷款。实际上，这时银行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半价获得蟹老板的房产。这样的思路，其实和当铺一样，不是靠对方偿还贷款赢利，而是靠死当拍卖抵押物赢利。银行的目标是吞并蟹老板的房产，而不是支持蟹老板过关。

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全社会面临生产过剩，产能远远大于消费缺口的情况下，只有政府作为担保的贷款才有充分信誉。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暴力是最终分配权，而政府是暴力的掌握者的话，就会知道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印钞偿还一切贷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贷款会得到银行的充分支持。如果这些贷款如果能成为投资需求，全部消化掉产能与消费的缺口，并且引起新一轮的扩大再生产的话，就可以把问题暂时掩盖过去。如果这些贷款不能消化掉产能与消费的缺口的话，没有激起新一轮扩大再生产的话，那么这些贷款将有去无回。不仅如此，在经济规模萎缩的情况下注入货币，还将刺激生活必需品的通货膨胀。经济规模萎缩，但是人必需要吃饭，要穿衣，要取暖，要有能源。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注入的货币很容易去投机生活必需品以及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原料，比如煤或油。崩溃期的大规模政策性贷款，将导致经济的迅速恶化。

何况，即使发生这些贷款到期的时候，也必然面临新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届时，这些新增产能的实现仍然是问题，如果新增的产能没有对应的消费能力，这些贷款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将有去无回。政策性贷款，修筑了铁路、公路、机场，这些修筑行为同样是投资行为，同样需要对应的消费能力。在全社会消费能力远远小于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希望消费能力覆盖新增的产能，这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事情。除非这些新增的产能处于优先获得支付的地位，比如为了让新增运输能力获得优先支付，停止其他运输方式，使消费者不得不为类似的运输方式，支付更高的费用。很显然，这样一来，社会总消费能力在其他方面将更加不足。

如果这些贷款回不来，那么有三种解决方式，用征税或者用印钞的方式偿还贷款，或者拍卖那些贷款投资建设的项目。征税的方式，如果是对财产征收的话，相当于社会顶端支付，如果是对商品征税的话，则相当于大部分由社会底层支付。在以对商品征税为主的国家，在社会总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增加底层的税收负担，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减少他们的消费。通货膨胀过程中，吃亏的往往也是底层（除非新增的货币支出直接用于补贴收入较低的社会底层生活，但是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底层缺乏政治权利，所以各种新增支出往往变相给予社会顶层而不是底层）。如果拍卖那些项目，则无疑相当于把损失转嫁给银行，如果银行损失过大，政府最终必然给予财政补贴。财政补贴的来源，还是征税或印钞。于是问题的解决，看似有三种方案，实际只有两种，即征税和印钞。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说到的征税，是广义的征税，不仅仅包括狭义的税收，也包括政府利用土地、金融、垄断原材料等方式获得的剩余价值。

由政府出面，财政担保，修筑各种设置，最终同样会面临消费能力不足，没有利润，投资无法收回的问题。无论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投资就是投资，必须要有对应的利润。在底层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这样的贷款投资，难免刺激通胀，并且增加社会底层的负担。由于通胀需要一定的时效，贷款偿还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样的行为在短期内不会看到后果，但是长期看，则必然暴露出弊端，而且越接近偿还贷款的时期，弊端越明显。

在产能超过消费能力而导致的雪崩的过程中，用扩大产能的方式弥补产能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在大量资本要被淘汰成为失业的资本的过程中，用政府的手段增加资本，这种抱薪救火的行为，看似愚蠢实际上是完全理性的。如果我们透过这些投资行为的利润的流向去看这些行为的话，比如日本建筑商和美国军火商的腰包，就不难看出这是理性的选择。

经济危机过程中，必然有大量的资本被淘汰，有政府财政支持的资本，显然有更多的机会存活下来。如果政府不干预资本存活，那么是大资本杀掉小资本，趁机扩张。如果政府干预，那么将是民间资本被淘汰的过程中，国有资本可以趁机扩张。

用通胀解决经济危机是很危险的手段。工人名义工资上涨如果超过物价上涨的话，显然有利于眼前产品销售。市场上蟹堡王的汉堡售价还是1200美元，其中800美元用于原料，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上涨到150美元，结果1200美元都有销路了。如果通货膨胀是由于工资上升引起的，那么很显然有利于眼下的产品销售。但是，很快蟹老板就会提高汉堡的售价，比如把每个汉堡提高到1.5美元。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还是有汉堡销售不出去。如果继续提高工资，全社会就会陷入工资上涨-物价上涨的螺旋，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如果是物价上涨超过工人名义工资上涨的话，显然事情更糟。因为工人的消费能力更差了。如果原料上涨到1000美元，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工资还是各自100美元，蟹老板还想获得200美元的利润，那么每个汉堡上升到1.4美元。那么，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的实际消费能力都下降了。这时，如果原料供应方不相应提高消费能力的话，必然面临更严重的消费不足。整个经济遭受通胀和失业的双重挤压。

用通货膨胀克服经济危机，是危险的饮鸩止渴。

政府扩大财政开支，如果用于投资的话，与使用银行贷款扩大投资大同小异，使抱薪救火的行为，最终必然面临更大的产能与需求的缺口。

政府用财政支出搞消费行为(比如凯恩斯说的让资本家去挖垃圾坑)的话，虽然不会面临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但是为什么不能直接补贴中低收入者，为他们提供廉价的住户、医疗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呢？资本主义国家不这么做的根本原因，首先是劳动者收入提高，就不适合充当廉价劳动力了。其次，这样做不能为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承包商（日本的建筑商、美国的军火商）提供丰厚的利润。还有，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也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用不太穷的人的钱，补贴更穷的人，那样的效果显然不如使用最富有的人的钱，补贴最穷的人。然而，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最富有的人往往掌握强大的政治资源，所以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降低自己要承担的赋税。

让开水不再沸腾，要抽掉锅底的柴火。消除危机的影响，或者减轻危机的伤害，应该控制过高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具体来说，就是控制贫富差距的水平。

应该承认，对个人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倾向将不断下降。换句话说，所有人收入水平越悬殊，社会总消费能力越低；反之，所有人收入水平越接近，全社会总消费能力越高。

对中低收入者来说，他们的消费能力被压缩到极限，他们所有的收入往往仅仅能用于维持生活，往往还要负债累累。也就是说，他们的消费能力与他们的收入的比值等于甚至大于1。相反，高收入阶层，则岁月有余粮，不仅有余粮还可以利用余粮投资。年收入从10万美元提高到100万美元，消费能力会提高很多，但是往往不会提高10倍。

随着贫富差距扩大，广大中、低收入者在与高收入者对手的市场博弈中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贫富差距越大，中、低收入者人数总量越大，高收入者总量越少。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越低，他们越紧迫地需要工作糊口。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越低，他们除了廉价出卖劳动力以外的选择越少。如果承认强者恒强这个基本规律的话，那么就应该知道贫富差距越大，越有利于高收入者在社会总产品这块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份额。或者说，社会贫富差距越悬殊，低收入者的工资越低，而高收入者越便于提高利润率。

允许社会存在一定的贫富差距，有利于刺激个人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可以使优秀的生产组织者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勤奋的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报酬享受更舒适的生活。但是，也应该看到，贫富差距的来源并不仅仅是勤奋和优秀，许多时候往往是暴力和贪婪。暴力和贪婪获得足够的财富以后，确立了优势的经济地位，勤奋和优秀者便难以获得足够的回报。鼓吹贫富差距的人，往往是拥有暴力的贪婪的人，由于他们的存在，勤奋和优秀者只能接受他们的统治，投靠他们，受他们剥削，或者被排挤出经济循环。所以，到当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刺激生产率的作用也消失了。

我们在切大饼一章中已经支出，个人生产效率高低与获得大饼分额的多少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土地、金融和暴力，都可以分得极大的份额，只要他们垄断土地、社会资本和暴力的所有权。 由于垄断土地、社会资本和暴力所造成的贫富差距，对刺激生产力发展没有一点益处。

一定范围内由于生产效率不同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率。过高的贫富差距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何况这种过高的贫富差距往往与生产效率无关。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大崩溃） 8 0

如果（一个集团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马克思

上次说到蟹老板的扩大再生产迟早会中断。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必然会由于人力资源、自由资本、生产原料等条件的限制而中断。提高技术水平的扩大再生产，则难免受到技术的制约，毕竟技术进步不是稳步的，而是间歇性的。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扩大再生产中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很简单，这就是需求不足型的经济危机。蟹老板计划雇佣派大星或者要派大星更新厨房设备以后，实现扩大再生产，产量提高了，每个汉堡能卖1美元，结果却发现这些汉堡卖不到1美元了。

资本主义条件下，消费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不是能生产多少汉堡就大家消费多少汉堡），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能力（不是大家需要多少汉堡就生产多少汉堡），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能力（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能力，工人工资加资本家自身消费）。多数情况下，由于竞争的压力，资本家不能吃光花净全部的利润，必须把剩余价值中或多或少的一部分用于积累，换句话说这一部分汉堡没有对应的消费者。所以，在自由竞争的模式下，资本主义本身就有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倾向。

具体到蟹堡王，就是海绵宝宝和章鱼哥生产1200个汉堡，其中800个由原料供应者消费，200个由海绵宝宝和章鱼哥消费，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还有100个，蟹老板只想要美元不想要汉堡，却发现没有对应的消费者。蟹老板用100美元雇佣派大星，400美元买原料，又生产了600个汉堡。扩大再生产暂时掩盖了矛盾。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下一轮扩大再生产无法继续进行。于是蟹老板发现自己有1800个汉堡（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各生产600个），其中只有1600个（1200美元提供原料的原料销售商，消费1200个；海绵宝宝、章鱼哥、派大星各自100美元工资，共消费300个；蟹老板自己消费100个）有销路。现在的问题是1800个汉堡，对1600美元的购买能力。

这个过程之中忽略了地主松鼠珊迪的作用，如果珊迪聚敛货币过多，同样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比如，珊迪看到蟹老板雇佣派大星进行扩大再生产了，认为蟹老板的利润将提高，于是向蟹老板征收200美元的地租。珊迪获得地租以后，并不打算消费那200美元对应的200个汉堡，而是存起来，或者用于炒地皮，或者寄给自己在远方的亲戚（比如在澳大利亚森林里的父母，在加拿大森林里的子女。现在交通发达，松鼠也可以全球旅行了）。总之，没有用这笔钱消费。这时，蟹堡王同样面临1800个汉堡，对应1600美元购买力的问题。

这时，蟹老板就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一，是蟹老板销毁200个汉堡，剩下1600个按原价出售。解决的方法二，是蟹老板打折销售：原先1美元1个的汉堡，现在卖89美分一个；或者，一次购买若干以上汉堡的人，免费赠送一个汉堡。总之，不论怎么样，蟹老板原定计划1800美元的销售额是不能到手了，只能到手1600美元。

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不要忘记竞争。

战争的突围行为越稳步进行，损失越小，反之亦然。战争中，难免遭遇包围。这时，所有的士兵都要在指挥官的指导和军法的约束下，有步骤地逐步突围：装甲兵作为前锋，杀出血路，既要凶猛，又不能太快，免得后续部队掉队。大批步兵居中，保存有生力量。反坦克部队作为殿后的后卫，逐步阻击后面的追击部队。如此，所有的士兵奋勇作战，则多数部队都会遭受损失，但是都能幸免于难。反之，如果没有指挥和军法，任何一个战不旋踵的士兵，都将被敌人消灭，个人的勇敢将为别人活得逃生的时间，也是他们丧生的原因。于是，对任何一个士兵来讲，在这样的局面下，谁不逃命谁阵亡。但是，如果整个部队全部逃命，那么会有什么情况呢？装甲兵狼奔豕突，步兵一哄而散，反坦克部队望风而逃，那就是大溃败。最终，除了个别作战凶猛，运气不错的部队能逃出去以外，多数都难免被歼灭。

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战场，在其他灾难中，也很常见。个体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并不统一的时候，如果没有强力的约束，那么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的最优选择，最终导致整个集体的最惨重的损失。

市场既没有指挥官，也没有军法的约束，于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蟹堡王模型把无数企业简化为一个企业，需要注意，现实中这些企业在面临同样的压力的时候，由于竞争的存在，不可能协调一致。当市场上的产品必然面临一部分无法正常销售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在一切都顺利地时候，竞争实际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共同分配共同的赃物，获得平均利润率。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对整个阶级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就变成敌对兄弟之间的斗争了。这时，每个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对立就显示出来了。

如果蟹老板自己销毁汉堡，而他的竞争对手痞老板并不销毁，那么损失中的大多数甚至全部就将由蟹老板承担。蟹老板销毁100个汉堡，所有的汉堡每个可以卖95美分，蟹老板承担的损失是销毁的100个汉堡和每个汉堡5美分，痞老板则只承担每个汉堡5美分的损失；如果蟹老板销毁了200个汉堡，痞老板的汉堡就可以按照原价出售了，痞老板不必承担任何损失。很显然，在彼此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不销毁，或者仅仅是象征性的销毁。

这时，如果痞老板开始打折搞促销，而蟹老板不跟进的话，那么痞老板不必把汉堡价格下降到89美分，也许仅仅下降到95美分就够了。不仅如此，如果蟹老板顽固不跟进的话，痞老板还可以继续扩大生产把蟹老板的生意抢过来，售价虽然下降了，但是销售量上升了。痞老板的总利润不但没有下降，而且上升了。这时，蟹老板的供货商甚至海绵宝宝和章鱼哥，都会去从蟹老板这里领货款和工资，然后去购买痞老板的汉堡。于是，痞老板的实现了“堤内损失堤外补”，蟹老板面对一大堆汉堡，欲哭无泪。

一个行业之中，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人不得不跟着干。处于劣势，每个人就可以各自努力去取得优势，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自己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他所有的同伙。

如果蟹老板跟进，那么痞老板可能继续压价，双方不断在竞争中，把价格压到最低限度，甚至低于汉堡制作成本价：89美分/个。双方都明白，汉堡一旦压在手里，腐烂变质，1美分也卖不到。降价晚的资本家，即使大幅度降价也没有意义了，因为这时多数人已经吃饱了。他手中残留的卖不出去的汉堡，将成为存货，交给银行抵偿贷款或者腐烂变质——腐烂变质也是一种强制销毁。

在销毁产品方面，大家停滞不前，却纷纷忙着打价格战，希望把损失尽可能多地转移给自己的同行。最终的结果，还是要有大量的产品被销毁，不过不是主动销毁，而是因为卖不出去被动强制销毁。

损失决不是均衡地分配给各个特殊资本，损失的分配决定于竞争斗争：在竞争斗争中，损失将按照特殊的优势或既得的地位，极不平均地、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进行分配，结果，一个资本闲置下来，另一个资本被毁灭，第三个资本只受到相对的损失，或者只是暂时地贬值，等等。

这样一来，每个资本家都争当逃兵，努力以最小的损失出清自己手中的产品。有时，资本家既不愿意以最低的价格尽快出清全部产品——因为那样损失太大，也不能长期坚持相对稳定的价格。于是，所有资本家在同行的压力下，在争取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努力下，在观望中不断溃退，阴跌不止。有时，整个市场迅速崩溃，所有产品价格几乎在一夜之间跌停。两种情况的区别不仅仅取决于生产与消费的缺口，往往也取决于资本家对信贷的依赖程度。

崩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向相上下游所有行业扩散。蟹堡王的问题，决不仅仅局限在蟹堡王。海绵宝宝和章鱼哥工资下降或者失业，他们就会选择自己理发，或者干脆不理发。蟹老板的生意不好做，他就会选择减少上游原材料的订货。生产面包的厂家就会减少面粉订货，面粉厂就会减少小麦的订货。同样生产牛肉饼的厂家会减少肉牛的订货，进而影响饲料的订货。如果我们记得每一件商品都要经过无数环节的话，就会理解所有的相关环节都会面临产品滞销和订单下降的影响。

同样的崩溃不仅仅发生在产业资本市场，也发生在金融市场。货币是商品的镜子，商品的流动对应货币的流动，商品的流动停滞，必然对应货币流动的停滞。商品的大量滞销，必然对应银行大批坏账。产业资本遇到的困难，必然会传染给金融资本，并经过银行的放大之后，通过银行为媒介传染给其他资本。表象上往往是两者同步发生，商品市场的崩溃伴随金融市场崩溃，商品市场的恶化伴随金融市场的恶化。

蟹老板的汉堡销量不好，就会影响他偿还贷款。如果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那么他的抵押物，比如蟹堡王餐厅的房产（不包括地皮，地皮是属于松鼠珊迪的）就要被银行收走，然后拍卖。对银行影响并不大。但是，如果大批企业贷款偿还能力都发生了问题，那么银行会发现自己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最大的实业资本家，大批的货币资本收不回来，变成了抵押物（蟹堡王餐厅的房产、海之霸餐厅的厨房用品、卖不出去汉堡等等等等）。更糟糕的是，这些抵押物没有人要，而且在不断贬值——那些暂时还没有陷入困境的企业，愿意主动折现一部分房产、设备和存货，以避免破产。这时，产品的竞价变成了资产的竞价。大家彼此销价，争取最大限度获得现金，摆脱困境。那些已经摆脱困境的人，则持现观望，一面感慨自己的幸运，避免了严重的损失，一面盘算抄底的时间。那些过早抄底的人，以相对廉价获得了生产资料，却往往发现自己低估了危机——很快同样的资产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银行一向是锦上添花，落井下石的机构。在一片繁荣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银行会乐于不断扩大贷款范围，把生产与消费的缺口扩展到极限。在市场崩溃之时，银行则会加紧催讨企业贷款，甚至停止流动资金贷款，用各种柔性或刚性手段冻结企业流动资金，卡死企业。在银行的催逼下，企业往往不得不不计血本地倾销存货，进而加剧市场的崩溃。当然，这并全不是银行的错：在只讲求资本和利润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既然是大溃败，在各自逃命夺路狂奔的时候，没有理由要求银行殿后。银行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以银行为首的金融业的行为，无疑加剧了大崩溃的强度和烈度。

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危机前若不利用信用，生产规模越小，生产成本越高，上下游博弈地位越不利，危机中受到的损失越大。所以，每一个资本家在危机前，都必然充分利用银行信用，扩张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成本。但是，对全社会来讲，如果所有资本家都这样做，则整个社会必然面临大量产品无法实现，信用利用越充分，生产规模扩张得越大，产能相对消费能力越大，实现问题越严重。危机来临之时，每个资本家面临的支付压力越大。整个社会陷入“斩不断、理还乱”的三角债之中。

金融市场也扩大了危机的传播范围。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那样，金融把整个经济循环组织成一个整体，一张无所不包的网。每一个企业，都是其中的一个点，一个点的崩溃，可以迅速扩散一大片。如果蟹堡王的贷款无法偿还，那么必然就要导致所有的储户均摊蟹堡王的损失。如果蟹堡王的贷款损失到一定程度，银行倒闭，所有的储户帐户就都要面临严重的损失。如果蟹堡王的损失最终影响了整个银行业正常运转的话，整个经济就都要停顿下来。最终，整个经济循环不能通过银行交易，社会化的生产的商品循环被打乱，那就要回到中世纪了。

在崩溃面前，多数人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种崩溃能不能避免。

每次危机前夕往往是消费水平最高的时期，资本家盘算着那些可能到手的纸面利润，工人就业达到历史最高。两个阶级的绝对消费能力都达到最高水平，资本家大量消费高档消费品，工人也尝试消费一些只有资本家才能消费的奢侈品。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的话，也没有关系，银行可以为他们提供消费信贷。全社会一派欣欣向荣。如果从绝对消费能力来看，危机前的最后一刻恰恰是消费扩张到最高的时候，但是，如果从相对生产能力的相对消费能力来看，危机前的最后一刻恰恰是生产与消费缺口扩展到极限的时候。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提高绝对消费能力不能化解危机。今天的工人的消费水平，即使最贫穷的工人也不亚于当年的富农，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超过当年的小业主和小资本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机要远离资本主义。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前提，是工人为资本家提供利润，换句话说，工人的消费能力必须小于他的生产能力，而且是越小越好。即使资本家提高工人的工资，也是在工人创造的利润的幅度内。一旦工人的工资接近他实际创造的价值，他就不能为资本家提供利润了，这时雇佣他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资本家不能主动裁员，或者想方设法压低工人工资，就会面临利润不断下降，最终被同行挤垮的危险。资本是只讲利润，不讲情面的。这就是自从资本主义诞生起，尽管绝对消费水平不断上升，但是相对消费不足一直没有克服的根本原因。

在危机前的繁荣期，生产扩张到最大，工人工资也大幅度上升。但是，产能与需求之间的缺口也扩张到最大。这时，虽然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但是相对生产能力，消费能力更加不足。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增殖资本，紧紧靠提高工人工资，就能避免危机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工人能享受相对繁荣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这部分价值由金融资本家以信用的方式颠覆，产业资本家暂时还没有要求工人实现他们生产的全部价值而已。

经济危机往往与信贷有密切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是说通过控制信贷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

控制货币，就可以控制商品，但并不能控制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如果降低利率本身表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补救办法，那么在金融当局的直接干预之下，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能使经济复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信贷紧张，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信贷不足时表象，而不是根本病因。

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利率的平衡点，使利率达到这一点后，做到生产与消费对应，而且同时达到最大的就业。在垄断条件的下的平衡点，并不是利率的功劳，而是垄断企业控制生产规模，自动控制生产的结果，垄断企业有能力了解市场总需求，也有能力抑制过度生产行为。然而垄断企业控制生产的结果，虽然能达到供给与需求平衡，却并不能保证最大就业。

银行贷款也不能化解危机，但是能掩盖危机。每一笔贷款都必然面临偿还的问题。用银行掩盖危机，必然在长期面临更大的危机。如果银行贷款支持蟹堡王扩大再生产，必然面临将来扩产之后新增产能没有销路的问题。如果用银行贷款支持海绵宝宝、章鱼哥消费，则面临他们未来消费能力下降的问题——因为他们要偿还贷款，不仅偿还本金，还要偿还利息。如果贷款给失业、半失业的派大星。那么将来派大星无法偿还贷款，同样要造成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类似的情况。

扩大再生产的打断往往由银行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收缩银根开始， 于是给人们一种银行误操作造成危机的假象。实际上，无论银行是否加息或者提高准备金，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消费与产能的缺口问题。银行的加息或提高准备金，不过是使扩大再生产停顿下来，使生产与消费能力的缺口暴露出来。即使银行一直不进行任何操作，产能与消费的缺口永远在扩大，而扩大再生产则迟早会停下来。一旦停下来，仍然会发生崩溃。换句话说，银行的操作，可能成为崩溃的诱因，是危机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

实际上，即使银行不进行操作，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人力资源、流动资金、自然资源的瓶颈都会逐步显现。这时，工资和原料的价格会逐步上涨，而制成消费品的价格却由于产能与消费的缺口难以跟上成本的价格，产品的利润率会逐渐下降。这时，就会有部分资本家逐步压缩产能。于是，扩大再生产中断，经济危机来临。

一场农作物的歉收，一次重要工业原料的涨价，一次银行的操作都可能导致经济危机，这并不意味着歉收、原料涨价、银行操作是危机的根本原因。这些事件只是表象，是诱因，根本原因是扩大再生产被打断，产能和消费能力之间积累的缺口被暴露出来。

大溃败之中的伤亡不是均摊的，有些人会阵亡，有些人会受伤，有些则毫发无损，甚至可能回来清理战场，寻找阵亡者嘴里的金牙。经济危机也是如此。

一般来说，如果资本所有者智力水平相当的话，资本量越大，资本在交易中的地位越有利，危机中损失越小。换句话说，同样残酷的危机，大资本损失小，小资本损失大。总有一部分资本会丧失资本的功能，被淘汰掉，被停下来，这部分资本往往多数是小资本。

相对大资本，小资本承受更大的打击。与小资本相比，大资本生产规模大，生产成本低，能承担更大幅度的削价。大资本资本量雄厚，能承受更多的损失。大资本有更强的博弈力量，能维持较高的利润，并且把损失转嫁给上下游企业。大资本规模大，资产数量多，更容易获得银行的信用支持，度过难关。大资本可以要求下游预付货款，向上游赊购。小资本必然相反。这样一来，上下游出了问题，小资本都跑不了，大资本则安然无恙。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竞争的压力，所有资本家必然一拥而上，一哄而散。信用则加剧了拥挤的程度和溃败时的损失。需要注意的是，在垄断条件下，不存在竞争的压力，所以，经济危机表现为另一种形式，我们在后面还会谈。

崩溃不仅仅局限于国家，也发生国家之间。每个国家只要是全球社会化大生产的一员，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就难逃厄运。全球产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货币资本也是如此。在一个国家内迅速扩展的危机，很快就会冲击与其有紧密商品和金融联系的其他国家，然后扩散到与之相对生疏的国家，最终扩散到全世界。这种扩散并不以国界为局限，而是以商品和金融流动的范围为局限，以商品和金融联系为媒介，只要与之有商品和金融联系，就无法不受波及。彼此之间经济结合越紧密的国家，受到冲击的速度越快。

企业之间，强者承担最少损失的原则，在国家之间承担损失的情况也完全成立。强国的总资本是本国资本的集合体，弱国的总资本也是如此。强国的大资本相对弱国的小资本占尽优势，强国的总资本相对弱国的总资本也必然如此。所以，落后国家承担的损失，往往比大国多。

强国的资本会去征伐弱国的小资本。如同失业的派大星一样，资本也有失业。大批的资本会在经济危机中被闲置下来。资本的失业并不是在本国找不到劳动力使用这些资本，而是在本国找不到足够的消费能力，或者在落后国家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更便宜的资源和更高的利润。这些资本也希望去寻找海外的殖民地。强国的资本来了，弱国的小业主往往就维持不下去。

强国的资本扩张的过程，是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回避危机的过程。发现新大陆，可以有效克服危机。我们曾经分析过失业的社会底层渴望扩张殖民的动力，在此我们也看到了资本渴望扩张的动力。强国从上到下，对弱国虎视眈眈，伺机扩展势力范围。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战争向外转移国内经济矛盾。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危机时期，落后国家往往政局动荡。这一方面是因为弱国往往承担强国转嫁的经济矛盾，导致本国经济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平均水平，导致本国被统治阶级生活环境急剧恶化；另一方面是弱国土著资产阶级，往往成为强国资产阶级买办，实力不足以对抗本国被压迫阶级。所以，弱国往往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链条中，最脆弱的一环。相比之下，强国的情况则好得多。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导致社会动荡的情况，往往并不是发生在先进的发达国际，而是落后的经济殖民地国家。强国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本身就比较轻，还可以把矛盾转移到海外，而弱国的老百姓则除了革命没有任何选择。

同失业的派大星一样，危机之中资本也会失业。过剩的不仅仅是劳动力，也包括资本。向外扩张是资本寻找就业机会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金融的作用与其它资本联合，形成社会化的大资本。这些资本交出了自己的控制权，保留所有权，让出了大部分的收益。

马克思曾经写道：“单个资本家手中为了生产地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这个最低限额所以是必需的，既是为了剥削劳动，也是为了使所用劳动时间成为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它不超过生产商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那种利润率的下降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的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的。”

每一个资本家在新一轮设备更新的时候，都知道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重新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但是却不得不跟进——如果他们不跟进，就要被同行所淘汰。如果他们都跟进，最终必然是全面过剩。为了保住自己的经济地位，资本家不得不积累。个人的理性未必代表群体的理性，所有资本家的理性行为导致全社会生产能力的周期性的扩张与崩溃。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时候，资本家们招兵买马，添置装备，奋勇向前，攻城略地；在产能过剩的时候，大家集体争当逃兵，各自为战。

资本主义社会的积累表现是“为积累而积累”，而不是为了消费。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实如此。但是到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崩溃就停止了，而是经常陷入长期停滞。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变形，将在下一章介绍。

卢瑟经济学——生产与实现（小结） 4 0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资本自我保值、增殖的副产品，是资本主义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源。

资本家生产追求利润，然而在封闭的经济体内，或者说只有资本家和工人的经济体内，超过资本家自身消费能力的利润无法实现，是这一章探讨的重点。

资本家生产1200美元的产品，理论上可以获得200美元的利润，自身消费100美元，还有100美元的利润不打算用于自身消费。那么这100美元的产品就没有销路。理论上200美元的利润根本不能实现，100美元的产品根本销路。

资本家处理这样的困难的第一种方式是压缩生产规模到原先一半，既然资本家只能消费100美元的产品，那么就以100美元的利润为上限，只生产600美元的产品，裁减掉一半的工人。这时，整个社会经济进入停滞期，所有的产品都能够卖得出去，但是必然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

在资本家消费的利润固定的条件下，工人工资越低，消费越低，需要的工人越少。那些多余的工人就成为社会不需要的人。无论他们怎么要求更低的工资，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即使他们能找到，也不过是顶替原有工人的职位。或者说，某甲抢夺了某乙的位置。而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就业总量则是并不增加，甚至下降。所谓工人工资越低，资本家雇佣量越高的现象，在压缩产能的停滞期并不成立。

大量的失业人口无法找到工作，他们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一些人成为社会渣滓，一些成为资本的炮灰，一些移民海外寻找新大陆。只要他们不威胁资本的统治，资本乐于看到他们自生自灭，如果他们能成为资本扩张的排头兵，则更是对资本有利的事情。

资本还可以把剩余产品用于生产积累。

积累是人类社会一切生产发展的根源。短期内压缩一部分消费品生产，把节约出来的产能用于生产劳动工具。制成劳动工具以后，可以获得更大的产能。比如原始人减少一部分打猎活动，抽出时间生产弓箭，制成弓箭以后，可以更高效地打猎。

积累意味两件事： 第一、需要一部分剩余产品。第二、积累完成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效率提高，带来更多的产品。

积累是扩大生产力的必要方式，积累的结果是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资本的增殖，资本家显然不会再积累结束后，主动提高工人的待遇到能够完全消费所有消费品的水平。

一个国家发展迅猛，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积累率非常高。换句话说，这个国家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其他国家需要用较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缺口非常大。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能在追赶过程中不断下调积累率，就必然面临大量产品无法实现的难题。

对资本主义来说，积累可以使目前没有销路的产品获得销路，缓解目前的消费不足。但是，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将来生产能力增强以后，整个社会将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

资本家只能消费100美元的产品，那么他可以把剩余100美元的产品用于资本积累，用于增雇工人或者用于购置新设备。不论哪种方式，都可以有效缓解眼下的产能过剩，也都将扩大产能，都不可能永远持续，都将被打断，都将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

在贫富差距越大的社会中，资本家利润越丰厚，积累效率越高，产能扩张越迅猛，，越容易被打断，最终缺口也越大。

扩大再生产，如果在货币方面不遇到极限的话，就会在人力和自然资源方面遇到瓶颈，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这时，资本家不再追求货币而是追求实物和产权，至此，社会化大生产其实已经崩溃了。

一旦扩大再生产被打断，整个社会将进入大崩溃时期。这时，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将暴露出来。首先进行降价促销的资本家将优先出售自己的产品，坚持价格不变的资本家将承担所有的损失。在这样的压力下，所有资本家如同战场溃败一方，纷纷进行减价促销。整个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迅速下降，经济陷入危机之中。

在扩大再生产被打断的前夜，是扩大再生产扩张到极限的时候，此时资本家的产能和工人工资水平都扩张到极限。资本家盘算着新增产能带来的利润，工人计划购买一些平时舍不得购买的产品，提高生活质量。但是，几乎在一夜之间，整个经济陷入崩溃。产品没有销路，工人没有工作，资本家亏本促销，一片狼藉。

扩大再生产不可能不被打断，一旦被打断生产和消费能力的缺口就将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就要来临。扩大再生产被打断，产能和消费缺口暴露，经济危机，这三个过程，前者都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只要前者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后者就是必然发生的。这就是资本主义不能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源。

理论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由全民所有，实行按劳分配，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劳动者的生活需要。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程完全不同。在不扩大产能的简单再生产循环期间，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就业率，应该以为每一个愿意劳动的人提供工作岗位为标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就业率，则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消费需要。在扩大产能的时期，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当扩大再生产完成以后，应该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资本主义条件下，积累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殖，于是扩大再生产以后，便出现了大量产能和消费能力无法匹配的情况。

但是，什么是人民的需要，这个问题本身就很难回答。苏联国力鼎盛时期，红军的军事实力不亚于美军，但是苏联人民却要为买蔬菜、面包、肉类和罐头排长队。苏联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和广袤的国土，却不能为广大劳动者提供足够的住房。毫无疑问，保卫祖国和享受幸福的生活是合而为一的事情。毫无疑问，不保卫祖国便不能享受幸福生活，享受幸福生活是保卫祖国的目的。但是，如果全国上下为了增强军事实力服务，显然有违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初衷。

我们需要注意，评价经济现象有不同的标准，这与各个阶级的切身利益有关。对工人来讲，最好的经济现象自然是工资尽量高，失业尽量低。但是对资本家来讲，则是利润总量尽量高。所以，工人要求实现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和低通胀，而资本家要实现的目标则是资本获得最大利用，或者说他们掌握的稀缺资源能获得最充分利用（也就是资本能在总产品中获得最大的份额）。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通胀和失业，都是可以不考虑的。（实际上，通胀对一些资本家来说，是发财的机会。）

所以，对一些苏联领导人来说，苏联社会是健康向上，不断增强的。但是，对多数苏联人民来说，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否符合他们的意愿，就是有待商榷的了。尽管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下，他们会隐瞒自己的想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更舒适的生活。赫鲁晓夫曾经提出让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的水平，最终不了了之。

回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家利润中不能消费的部分。定量分析就都与利润率有关。具体到经济危机，如果我们假设资本家消费能力固定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利润率越高，产能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缺口越大。资本家消费能力相同，他的利润越高，意味着他的收入越多，收入高，消费能力一样，自然消费不掉的东西多，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大。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本家利润高，也也意味着工人收入越低，资本积累快，产能增加快。利润率越高，产能积累越快，消费能力越差。

利润率越高，谷底越深。无论崩溃还是不崩溃，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已经存在，人类社会不会因为一场经济危机退回到社会化大生产之前。大崩溃也不会一直到底，经济危机并没有使资本主义社会退回到封建社会，这是很显然的事情。那么大崩溃会崩溃到什么程度呢？社会总生产水平最终会回到为资本家消费而生产的简单再生产循环。这时，生产循环以资本家的消费总量为依据，围绕资本家消费简单循环。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终的有效需求，只能由蟹老板和地主珊迪提供，而海绵宝宝、章鱼哥和派大星的消费，完全是由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衍生出来的。因为工人的消费由资本家的消费衍生出来。资本家利润率越高，所以工人消费越低，衍生出来的消费总量越少，社会总生产规模越小，被淘汰的产能越多。

在切大饼一章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在劳资博弈的过程中，关键性的决定因素有三个：劳资双方数量对比、双方选择余地和双方对成交的迫切程度。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劳方越不利：在贫富差距大的社会中，劳方数量众多，除了出卖劳动力没有其他选择，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接受哪怕是非常苛刻的条件。

所以，利润率越高，遭受经济危机越严重的结论，可以推论到贫富差距越大，遭遇经济危机越严重。贫富差距越大，利润率越高，消费倾向越差

贫富差距越大，越容易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贫富差距大，未必发展速度快，因为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地主和暴力所有者之间分配。我们并不能确定剩余价值一定用于产业资本积累，而不是买空卖空、炒地皮或者资本转移。虽然金融资本家、地主、官僚和黑社会头子不能发展生产，但是他们的贪婪能实实在在地抑制消费，制约产业资本的发展。用贫富差距大有利于发展生产为过大的贫富差距变化，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如果金融资本家、地主和暴力所有者垄断过多的财富的话，生产力不但不会发展，反而会倒退。

经济学家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世界，关键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各种经济危机的解释决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反过来，各个阶级的利益决定了他们解释问题的各种方法。

现在，我们不妨重新回归《资本的危机》那一章中所提到的对经济危机种种解释和手段。

首先是萨伊，市场是有效的，资本家能做好一切，所以不会有经济危机，更不会有非自愿的失业。本文已经多次指出，萨伊的说法是睁眼说瞎话。完全不顾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事实。

萨伊直接否认经济危机，只要生产就肯定能卖得出去，工人失业是他们要求工资太高。他完全忽视资本自我增值的过程中对应积累部分的新增产能没有消费能力，也完全否认资本家雇用工人的原因是创造可以实现的剩余价值——如果产品没有销路，工人工资再低，资本家也不会雇用。萨伊彻底否认经济危机，所以也根本没有方案。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市场有效。本文反复强调，市场有效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一群人同时出地铁站，他们来到地铁站出口，他们可以选择电梯，也可以选择楼梯。但是，他们的选择都是出站。或者说楼梯和电梯都是在出站大前提下的选择。相反，此时选择在出站口进站的人，不论是选择电梯还是下楼梯，都被滚滚人流挡住去楼，而寸步难行。市场的自由选择如同赛跑，可以选择徒步，可以选择自行车，可以选择飞机火箭，但是所有人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扩大生产，集体奔向冲向产能过剩的悬崖。

在大家都出站的时候，跑得最快的人，最先出站，大家争先恐后向前拥。反过来，任何试图违背人群流向的人，必然被滚滚人流阻拦，甚至被吞没，被踩在脚下。

市场中，人们能自由选择出站的方式，但是并不能自由选择进站或出站。人流滚滚，楼梯拥挤不堪，电梯闲置，是难以想象的，除非电梯只有VIP有资格乘坐。但是，所有的人，只能随大流，或者说顺应社会资本的大流向。违逆社会资本大流向（比如在复苏期不扩产，在崩溃期不降价）的资本家，他们的资本会被同行吞噬，他们本人会破产。

这就是市场有效。以人们可以选择走电梯或楼梯出站，证明火灾中不会发生踩踏事故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马尔萨斯神父的方案是提高地主、僧侣和官僚的待遇，让他们扩大消费，然后把多余的劳动力送进集中营。应该承认，如果地主、僧侣和官僚把这些不义之财挥霍掉的话，这个方案确实能缩小产能与消费的缺口。不过，按照这个方案实行的话，全社会的生产者，包括资本家都将成为马神父的奴隶，全社会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而生产。此外，如果地主、僧侣和官僚没有扩大消费，而是把聚敛来的钱财存在手里、放高利贷，或者炒地皮，或者转移给自己海外的亲属的话，社会同样将面临消费不足的问题，即增长期的崩溃和停滞期的高失业。他们敲诈勒索的对象，往往是势单力薄的中、小资本家，而不是财大气粗的大资本家。因为他们的贪婪没有限度，所以往往对中小资本家提出超过其承受能力的要求。如果中小资本家即使把全部剩余价值都给他们，还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那么中小资本家只能破产倒闭，结果必然增加工人失业。相反，对拥有强大财力的大资本家，地主、僧里和官僚则往往采取结盟的方式和巴结的态度，实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些大资本家却恰恰是消费不足的主要罪魁祸首。

资本家扩大生产需要增加雇用工人，地主、僧侣和官僚除了仆役、舞妓和警卫，对其他劳动者没有任何兴趣。资本家的聚敛发展社会的生产力，而地主、僧侣和官僚的聚敛除了贪婪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抑制社会进步，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他们的贪婪同样能导致经济危机。这是一个非常自私而贪婪的方案，马神父这样的人，是纯粹的寄生虫。他对社会的进步正面意义，不如一头猪。

不过，随着国家介入经济导致的官僚势力的复苏，马神父的思想正在凯恩斯的外衣下，在许多国家进行着或多或少的实践。实践的广度与深度，与该国政治的混乱程度正相关。另外，在这些国家，虽然没有集中营，但是有贫民窟，比如巴西的上帝之城和印度的贫民窟。这种集中营并不必强制居民自由，只要充分利用贫民窟中居民由于的不利的经济地位，所导致的其在教育、社会资源等等方面的劣势，便可以达到把这些社会不需要的人局限在里面目的。贫民窟是没有墙的集中营。

西斯蒙蒂提出总量过剩，解决方式是恢复到小农经营，这样一来每个资本家的消费掉的商品占他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比重都会上升——如果我们承认随着收入增加，消费倾向下降的话。不过，我们无法想象小资本独立经营铁路公司、机场、连锁超市或者重化工厂。小资本独立经营一些小规模的零售服务业还可以，大规模经营现代工业，则完全没有可操作性。小资本可以通过结盟或者股份公司的方式结合成大资本，但是最终的效果，并不是平均社会资本的收入，而仅仅是为这些大资本中的领袖资本，提供廉价的社会资本和超量的剩余价值。

要是冬天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社会来说，有没有药方并不是很重要。没有药方也可以，因为经济会快就会自己复苏。每次经济危机过后不久，经济就会进入新的蓬勃发展期。

需要注意的是，每次经济危机都愈加猛烈，间隔愈加短暂。这样的趋势，最终必然孕育着变化。

资本主义每次危机都是一次大资本对小资本屠杀的过程，每次幸存下来的资本，在复苏期都能蓬勃发展。这个过程如同自然界的进化，每次幸存下来的动物，都是最强健的，起码是运气超好的。每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生产效率高，规模大的企业获得他们同行的市场和资源。

“我会回来的！”这是终结者说的。“我还会回来的！”这是灰太狼说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可以这么说，它一定会回来的。它每次来回，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周期。

进化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就没有周期了，不是经济危机不回来了，而是它根本不走了。

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之间的丛林法则的话，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发展看作生产力的自我进化过程。进化包括两部分，超量繁殖和自然选择。复苏期超量繁殖的时期，经济危机则是物竞天择的时期。这样的过程，在自然界最终必然进化出霸王龙。一旦出现霸王龙，整个进化过程就停滞了。这时，系统达到稳定状态，很难有大变化。如果没有七千万年前白垩纪那颗小行星，今天的地球仍然是霸王龙垄断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那颗小行星，以及其他天外灾难（冰河期，剧烈火山活动，太阳活动异常等等），是生物进化必不可少的补丁。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显然没有这样的补丁。在大崩溃之中，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被淘汰掉，生产参与者数量下降，生产组织进一步集中化。这意味着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自然界迟早出现霸王龙，资本主义世界出现超级垄断企业是迟早的事情。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异常稳定。这时，如何解决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遭遇最大的经济危机，而且迟迟不能复苏。在庞大的失业大军和苏联模式的压力下，个体资本家也许可以视而不见，但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群体意识，出现了危机感。

凯恩斯主义，通俗地说，就是由政府创造需求，用政府的财政赤字，把多余的产能消费掉或者浪费掉，填补产能与需求之间的缺口。既然总产能大于消费能力导致有人失业，不妨由政府消费这些产品。反正政府有印钞机，需要多少钱都可以印出来。资本家不是没利润不生产，不雇佣工人吗？用印钞机给他们钱就是了。政府有印钞机还愁没钱支付。

凯恩斯主义至少有以下几个弊端：

如果政府用赤字刺激经济以后，生产规模不扩大，保持在全国充分就业的状态。如果赤字放任不管，那么迟早造成财政危机。如果政府靠税收平赤字，那么，谁提供税收？资本家还是工人？如果是工人的话，那不是孕育新的消费不足吗？如果是资本家的话，资本家能答应吗？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资本的委员会。资本家们能对自己的财产下狠手吗？如果开动印钞机，用通胀弥补赤字的话，制造必然出现通胀。那么，谁承担成本？工人还是资本家？通胀是财富再分配的过程，会不会造成新的贫富差距？

多数情况下，如果不把钱直接发到穷人手中的话，这些财政开支必然经过雁过拔毛的过程。由于官僚谋取私利，投入的往往是逐利性行业，这些行业资本本身也会做的，如果资本不做那么只能说明这些行业没有盈利的前景。国家投资进入某些盈利性行业以后，直接排挤民间资本。这时，利润率有时甚至高于纯市场竞争的状态。这样，必然制造新的需求不足。

国家投资也可以进入非盈利性行业。比如，凯恩斯所说的挖垃圾坑，修建金字塔等等。以刺激经济的名义，人为制造一些挥霍浪费的工程。这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挥霍浪费，一方面对老百姓基本、必要的福利却视而不见。因为这些基本福利，是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很难谋取过分的利益。

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实践中则由于官僚和资本家私利的存在，往往成为经济毒药。

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不采用财政政策，而是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让民间资本在低利率的刺激下增加投资，盈亏由民间资本自行承担。

提出这样的方案的人，显然低估了资本家的智商。在已经消费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家会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扩产吗？生产一个，滞销一个。垄断条件下，没有竞争的压力，这时生产成本再低，资本家也不会扩张。这是很显然的事情。但是，资本家显然会考虑利用廉价的资金，使自己的资本增殖。生产不能扩张，并不意味着不能囤积。这样的货币政策最终同样会导致通货膨胀。

如果贷款给工人，同样面临类似的困难。鼓励工人借贷消费，如果币值稳定的话，无疑会削弱他们未来的消费能力。短期看，消费能力增长了，长期看必然面临更大的产能与消费的缺口。

但是，这并不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宽松的货币政策，给投机行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极力鼓吹宽松货币政策的人，比如银行资本家，往往也是投机行为最大的获益人。

从缓解经济危机的角度看，一切方案的最终考量标准，就是这个方案是扩大还是减少了贫富差距。如果我们用雪崩做比喻的话，降低社会的利润率如同减少雪量，提高工人的待遇如同减少坡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不改变分配结构，都是无效的政策，如果不触动分配模式，不改变贫富差距的话，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困境。问题可能被暂时掩盖，但是必然面临更大的爆发。

弗里德曼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代表，提出政府的经济政策往往是副作用大于疗效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隐瞒了一个前提，就是政府的经济政策，由于阶级利益使然，往往不触动社会分配结构和贫富差距。不触动社会分配结构和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必然是安慰剂，甚至是毒药。

我们再看历史上的国家怎么处理那次大危机。这里分析两个典型的例子：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和罗斯福时期的美国。

希特勒使用了三种解决方式：政府赤字扩张军备修建基础设施，对外扩张，剥夺犹太人的财产。

希特勒上台就开始大规模修高速公路，作为战备重要组成部分，德国需要有从东西两线高度机动调动战争资源的能力。这个过程中，52000人从事施工，10万人从事辅助工作。另一方面，纳粹德国迅速扩张军备，大批工人进入兵工厂或者为国防工业服务的上下游的二级甚至三级企业。

这样的政府行为，如果我们前面分析的，必然带来大量赤字，有严重的通胀或者财政破产的压力。考虑到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严重的通胀决不能发生。

希特勒的第一个解决方式，一个是采取定量工业，有钱买不到商品，避免了钱多多买，货币追捧商品的现象。《柏林日记》里面多次提高当时德国人生活物资凭票工业，非常紧缺。这一方面是政府把大量产能用于军事工业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避免通胀的手段。

他的第二个解决方式是对外寻求生存空间。从经济殖民地获得廉价的原材料，过剩的产品向经济殖民地倾销。他在《我的奋斗》中提出，苏联的人均土地是纳粹德国的18倍，这合理吗？伟大的日耳曼民族要消灭落后的斯拉夫人，如同美国人消灭苏族人。类似的还有日本军国主义者，先进的日本民族，却只有匮乏的资源，这种解决方式必然伴随民族主义思想——我们是先进的人种，却只有有限的空间，落后、低能的人种却拥有丰富的资源，这合理吗？自然界优胜劣汰，人类也应该如此。优秀的民族应该为了人类文明淘汰落后的人种，净化人类的血统（纳粹的人种灭绝理论），或者成为未启蒙民族的领导（日本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对亚洲经济提携理论）。这就是他们的理论，潜台词就是侵略、人种灭绝和殖民统治。

希特勒的种族灭绝首先开始于对犹太人财产的剥夺和屠杀。消灭有钱的犹太人。这样的做法，如果抛开正义与良知的话，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贫富差距。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多数德国人并没有获得太多的财富，大量暴富的是纳粹官僚，比如戈林，或者是瑞士银行。在缓解社会贫富差距方面意义不大，主要表现是纳粹官僚取代犹太人成为社会财富的占有者。电影《阴谋》和《黑皮书》，都或多或少的表现了这一点。如果纳粹运动成功的话，在纳粹运动中，获得最大好处的，绝不是冲锋在前的纳粹士兵，而是纳粹的高级官僚。

相比纳粹德国，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给工人更大的权利，支持他们与资本家斗争。增加财产税让稳拿出血，通过转移支付给卢瑟更多的福利。罗斯福的解决方案是相对平和的方案，也是扩张卢瑟经济权利，提高卢瑟经济地位的方案。反过来，也是让稳拿出血的方案，是“红烧百万富翁”的方案。从短期看，效果显然不如纳粹的方案简单直接，对统治阶级的利益触动很大，不但没有跟他们带来类似纳粹剥夺犹太人或者武装扩张的好处，而且要他们出血。所以，推行这样的方案，社会阻力必然很大，但是最终奠定了美国社会改良的基础。抛开道义不说，仅仅看经济循环，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方案。如果考虑到道义等社会作用，则意义更加重大。

从这一章的模型看，资本主义进入扩大再生产就意味着生产过剩的开始，也意味着崩溃的开始。那么资本主义如何能维持二、三百年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就不能让人信服。

资本将在三个方向扩张，空间时间和自我吞噬，是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这是后面几章的内容。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你死我活） 6 0

每一种生物都按照几何比率努力增加；每一种生物都必须在它的生命的某一时期，一年中的某一季节，每一世代或间隔的时期，进行生存斗争，而大量毁灭。当我们想到此种斗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坚强信念引以自慰，即自然界的战争不是无间断的，恐惧是感觉不到的，死亡一般是迅速的，而强壮的、健康的和幸运的则可生存并繁殖下去。——《物种起源》

在《生产与实现》之中，我们已经分析过，几何级数的扩大再生产很快就会冲击各种资源的瓶颈。类似的情况在自然界中也是存在的：

如果一株一年生的植物只生二粒种籽，它们的幼株翌年也只生二粒种籽，这样下去，二十年后就会有一百万株这种植物了；然而实际上井没有生殖力这样低的植物。象在一切既知的动物中被看作是生殖最慢的动物，我曾尽力去计算它在自然增加方面最小的可能速率；可以最稳定地假定，它在三十岁开始生育，一直生育到九十岁，在这一时期中共生六只小象，并且它能活到一百岁；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在740-750年以后，就应该有近一千九百万只象生存着；并且它们都是从第一对象传下来的。

这种疯狂的增长的趋势，很快就会使某一物种的后代挤满地球。

这种现象显然没有实现。这是因为生物虽然有超量繁殖的能力，同时也要面临残酷的生存斗争。斗争来自三个方面：与自然界无机环境的斗争，与异类生物的斗争（种间斗争），与同类生物的斗争（种内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之中，绝大多数的后裔都将被消灭成为失败者，极个别幸运儿幸存下来成为成功者，失败者将是成功者的食物。

切勿忘记每一个生物可以说都在极度努力于增加数目；切勿忘记每一种生物在生命的某一时期，依靠斗争才

能生活；切勿忘记在每一世代中或在间隔周期中，大的毁灭不可避免地要降临于幼者或老者，抑制作用只要减轻，毁灭作用只要少许缓和，这种物种的数目几乎立刻就会大大增加起来。

某一种动物繁殖能力（比如大熊猫）不强，无非是给与自己消耗同样自然资源的动物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一种麻雀一窝只产一个蛋的话，很显然很快会被一窝能产四五只蛋的麻雀淘汰掉。

因为同属的物种通常在习性和体质方面，并且永远在构造方面，是很相似的（虽然不是绝对如此），所以它们之间的斗争，一般要比异属的物种之间的斗争更为剧烈。达尔文以俄国的亚洲蟑螂和澳洲的蜜蜂为例，介绍了同一种物种内部，一个亚种取代另一个亚种。这种取代是时刻可能存在和发生的，但是成功的具体原因却是不明的——也许是某一亚相对他的同类种繁殖能力更强，捕食能力更强或者仅仅是抗病能力更强而已。我们不能确定哪种微小的差异是这一亚种更受大自然垂青的原因，但是我们能确定同类生物的亚种之间存在微小的差异，这一微小的差异必然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且将不断遗传下去。

回到资本主义的世界。如同自然界，资本主义世界充满竞争。

自然界中一个物种成功的标志就是尽可能多地把自己的基因传播下去。那些不能把自己的基因广泛传播下去的物种，迟早会灭绝——或者因为被其他物种消灭，或者因为自身繁殖能力差逐渐自行绝育。若干万年后，它们的化石会告诉后来的生物，它们曾经存在过，但是消亡了。

对于资本来说，成功的标志就是尽快增殖，尽量多地获得剩余价值。那些不能尽快增殖的资本，很快会因为自身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成本高，资本增殖慢而被同行消灭，或者主动退出市场。如果我们想像一下，就会发现有多少我们曾经熟悉的品牌，现在不见踪影了。还有许多品牌的产品，我们只有在看怀旧影片的时候，才能偶然记起。

这些产品消亡了，但并不是说我们买不到类似的产品了。以方便面为例，几十个也许上百个品牌的方便面，最终只剩下两、三个大品牌和十来个小品牌。方便面竞争的结果并不是我们买不到方便面了，而是买不到多数品牌的方便面了。换句话说，方便面这块市场还是存在，不过被两三个强者和十来个准强者瓜分了。其他没有能够加入这个幸运的队伍的厂商，成为了灭亡的物种，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出现——如同史前的化石。

每一个资本家都在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地考虑怎么让自己的资本尽快增值。他可能增加产品的品质以质取胜，也可能降低产品的品质以量获胜；可能采用血汗工厂，也可能提高工人待遇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可能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快流水线速度，也可能采取计件工资让工人主动提高生产效率；可能雇佣凶狠的甚至有黑道背景的工头，也可能和工人之间建立日本企业那种表面上亲如一家的关系；可能四处投资不把鸡蛋投在一个篮子里，也可能坚持生途莫入，熟途莫丢的原则；可能不断采取新技术，也可能对成熟技术情有独钟；可能四处拓展市场，也可能深化目前占有的市场。这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过程。

有万类霜天竞自由，就会有自然选择。

检验真理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检验资本家的是否成功担任资本代理人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尽快使自己的资本增殖。不论他采取什么原则，什么经营理念，最根本不变的就是挣钱，所有的原则和经营理念，都是为了挣钱而服务的。如果他不能以市场平均利润率增殖自己的资本，那么他的资本就将成为同行的猎物，他的市场份额就将被同行所占有。

自然界中的冬季，大批生物都将死去，只有极少数才能活下来。对动物来说，最强壮的未必能在冬季幸免，但是老弱病残绝对熬不过冬天。冬季加速了自然选择的过程。对于资本来说，产能过剩、大量产品滞销的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的冬天，经济危机加速资本内部选择的过程。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只有一部分资本家的产品能够获得实现，只有一部分资本能活下来。与此对应，许多资本家的资本将有去无回，最终丧失资本的功能，这些资本家将破产，从此退出资本代理人的圈子。

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家的智商和运气处于类似的水平，或者说我们忽略资本家的智力和运气这两个参考因素的话，我们会发现资本量将是决定性的因素。

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往往决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在达到一个最低生产规模前，生产的成本是远远高于销售价格的。制造一个模具所消耗的劳动力可能远远高于单独生产若干产品的劳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的话，制造模具生产产品，就不如直接制造产品。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刷的过程，单独印刷几本书是非常昂贵的，但是印刷几千甚至几万册书，却又是很廉价的。小资本家的生产规模远远小于大资本家，但是卖不出去的往往是小资本家的产品。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效应。大资本家能承担更大幅度的降价。

不仅仅存在于生产，也存在于销售。大资本家有更广泛的销售网络。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相比之下，小企业产品的覆盖范围则非常有限。东方不亮，东方的小企业就麻烦；西方亮，西方的小企业要面对大企业全部产品集中到西方的压力。不论东西南北，小企业的产品的出厂价格相比大企业都是出于劣势。何况即使产品成本相同，还有知名度的问题。同样的产品，大企业有能力承担更高的广告费用。这是因为产量高，均摊到每件产品上的广告费用更少。

大资本家有更多的机会获得稳定原料来源，与上家原料企业也有更好的谈判条件。对小企业来讲，上游原料企业很容易提价。对大企业来讲，则没那么简单。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你敢提价，小心我换供货商，干脆一拍两散。这个时候，供货商往往会考虑到保护主要产品的销路，并不对大客户提价，甚至在同行的压力下主动打折，吸引大客户。有些时候，如果大资本够强的话，甚至能不断压价，挤压供货商的利润。

大资本家有资格与下游销售企业获得更好的销售条件。同样是对超市销售，小资本家可能需要长期赊销，大资本家就可以提出短期赊销，甚至现金结帐。如果大资本足够强的话，甚至可以要求下游企业预付帐款。——其他小供货商的货或者价格高，或者数量少，总之不能完全替代我的产品。没有我的产品，你的工厂就没有原料，你的超市就要出现空货架，你的机器就要空转，你的超市就要白白浪费每天的房租、人工和水电煤气。你不预付，我就没货，你自己看着办。

大资本家有更好的社会资源，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对银行来讲，贷款给大企业的风险，要比处处资金紧张的小企业小得多。大企业不需要贷款，银行往往主动上门撺掇大企业贷款。小企业主动去找银行贷款，却处处艰难。大企业获得贷款，可以没有抵押，直接使用信用贷款。——这个牌子占有这类产品市场总份额的若干若干，是第几大生产商（销售商），这个牌子就是最好的担保。相比之下，小企业就没这么便利了，抵押物、质押证券或者贴现汇票，不论哪种都必须严丝合缝。有些情况下，还要追加担保人。对处境艰难的小企业，银行往往雪上加霜——一旦发现小企业现金流有出现紧张的迹象，银行可能提前收回贷款，或者提出更苛刻的附加条件，比如更苛刻的担保条件。同样办理一笔贷款，也许数额相差巨大，但是银行贷款成本相同。大企业每笔数额都要远远超过小企业，单位贷款成本比小企业小得多。小企业贷款的利息，一般比大企业高。银行不是慈善机构，银行收回贷款和利息，要回避风险，要减少单位贷款成本。这三方面，大企业相比小企业都有明显的优势。银行喜欢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无可厚非。但是，对小企业来讲，却处在非常不利的境地。在平时资金相对宽裕的时刻，小企业可以承受更高的利息，提供更多的抵押物，接受相对苛刻的条件。一旦到经济危机时刻，贷款利息迅速上升，抵押物（设备、不动产）大幅度贬值，即使小企业愿意接受苛刻条件，银行考虑到风险也要收紧银根。这种情况下，小企业不要妄想获得银行的金融支持。

通货膨胀时，一旦银行加息，小企业贷款上升的幅度必然比大企业大。银行收紧银根，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马上上升。如果大企业在囤积居奇，小企业在搞实业，那么杯具的将是搞实业的，而不是搞囤积的。当然，不排除小企业搞囤积，大企业搞实业。或者，两者都在搞囤积。但是，我们的经验是大企业有更好的条件获得廉价的贷款和紧缺的物资，换句话说，大企业搞囤积比小企业容易得多。

如果再有行政政策要求压缩小资本，淘汰落后产能，小资本家基本在劫难逃。相比之下，大企业生产技术相对先进，而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即使压缩也不会压缩到他们的头上。此外，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大企业与政要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具有极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往往慎之又慎。

这是同行业之间的挤压，还有上下游之间的挤压。商品销量不好，要降价促销，谁来承担利润的损失？往往是资本量比较小的一方。原因很简单，资本量小，门槛低，竞争对手多。下游企业要求赊销，答应不答应？上游企业要求提前支付货款，答应不答应？如果资本量比较小，就必须答应。不然，张三不答应李四答应，张三的市场份额和原料来源就将由李四占领。只要滚动占有一定量的货款，就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没有利息的贷款。前面已经说过了，小企业相对大企业在融资方面有更大的困难。现在我们看到，小企业不但自己融资困难，还要为上下游企业提供一笔无偿贷款。在金融上，小企业两头受气。

大资本在信息方面，相对小资本也有更大的优势。大资本对生产的掌握情况，比小资本要丰富得多。无数小资本在管中窥豹，大资本却可以看到全豹。小资本要凭感觉把握未来本行业的生产和销售情况，大资本却可以提前获得更多的信息，拥有更专业的团队，提前更准确地分析出行业的变化趋势。

一般来说更大的资本量，意味着可以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如果考虑到自由交易的市场中，一切都是可以交易的话。我们有理由认为新技术也是可以花钱买到的——比如直接购买专利或者并购拥有新技术的公司。相反，许多小公司虽然拥有先进的技术，却因为资本量的限制，不得不投靠大资本。这种优势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归根结底可以简化为资本量的优势。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些新科技经常带来生产效率飞跃的行业中，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彻底改变原有格局，而且采用这种新技术并不需要很大的资本量。这时，资本量的作用被大大弱化。不过，这样的行业毕竟是少数，只有在经济长周期中才会层出不穷。

资本量相差到一定程度，小资本面对大资本没有任何胜算。一个人徒手斗猛兽，也许他可以若干次成功击中猛兽，但是猛兽不疼不痒。反过来，猛兽只要一击就能要他的命，彻底结束战斗。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两者实力相差太悬殊了。实力相差到一定程度，人斗猛兽没有任何胜算，这是我们可以说两者之间的实力相差悬殊，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资本之间的搏杀也是如此。

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大资本比小资本有更多的存活机会。于是，每次经济危机都会成为大资本屠杀小资本的过程。每次危机结束后，所有的幸存者都有机会廉价获得遇难者的一切生产资源，包括原料、生产设备、熟练工，当然也包括他们的市场。

在自由市场中，大多数情况下，资本之间的搏杀，决定的因素是资本量，胜利者的红利也是资本量的增加。本轮搏杀的胜利者，有更大的资本量参加下一轮的搏杀。这种搏杀，伴随着资本的汇聚。

在非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则是另一回事情。

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人工育种。在育种的过程中，对物种来讲，农夫就是天。农夫可以决定物种的发展方向，不断培育出他所需要的品种。以母鸡为例，符合他的标准的母鸡被不断改良，不符合标准的母鸡则可能被直接吃掉。农夫选育母鸡的标准可能与自然界完全不同。在农夫看来，最好的母鸡也许是饲料和产蛋量相比，产蛋/饲料比最高的母鸡。在自然界，这样的母鸡也许存在无限的缺陷，比如御寒能力差，比如对饲料的要求高，比如动作迟缓（能下蛋的母鸡难免大腹便便跑不快）等等。对母鸡来说，动作迟缓就意味着更少的机会获得食物，跟多的机会被狐狸捉住，而且这样的母鸡只能吃精细饲料，还熬不过冬天。这样的品种在自然界中肯定是活不下去的。但是在农夫的鸡舍里，这并不重要：没有狐狸捕食它们，农夫定时供给饲料，鸡舍冬天有取暖设备。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当年希姆莱也就是在自家的养鸡场里感悟到了元首的理论。他是否考虑过自己培育的母鸡虽然产蛋量高，但是仅仅能够适应鸡舍的环境呢？不管怎么说，他是决心和元首一起推动人类的进化。除了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异族，让自己几百万的同胞当炮灰以外，亚利安人并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进化。人类是不能替代伟大的自然界的，哪怕他把自己自封为神。扯远了。

回到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自然选择的规则是“强者生存、大者生存”，或者说资本量大者生存。在政府干预市场的条件下，则是与政府决定谁生存。

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自由开放市场的条件下，如果按照强者生存和大者生存的原则，本国的资本必将被外国资本绞杀殆尽——如果我们承认“强者生存、大者生存”的原则的话。

对抗外来大资本的最好的手段就是创造本国的人造大资本。在外来资本远远超过本国资本的背景下，本国的资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为了发展本国资本，于是国家介入经济发展。国家可以为自己培养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信贷支持、国家订货，比如德国的蒂森克虏伯。国家还可以给某些企业特种经营权和特殊的政策支持，比如规定某种业务只能由某个公司经营，其他公司只能作为这个公司的下属公司才能从事类似的业务，比如当年的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印度贸易。甚至政府直接出资比如日本的八幡冶铁厂，中国的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安庆军械所，福州船政局等等。国家以财政之手，直接把剩余价值转移给它们。

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落后国家的劳动者必然受到双重压榨，或者说两座大山。他们既要为外国资本贡献剩余价值，也要为本国的国有资本贡献剩余价值。在这样的国家，劳动者的反抗必然比相对先进的国家激烈。对应的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也就必然更加庞大。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政府比西方国家的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对日本劳动者的压迫更严重。

其实，就是在相对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也迟早会政府发生关系。按照列宁的说法，资本主义政府是资本家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只剩下很少的委员的时候，政治、经济两方面难免合二为一。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在资本竞争的过程中，这样的大公司是战无不胜的：它们的产品卖不掉，政府可以公款采购；这样的公司的原料不足，政府可以直接调拨；这样的公司缺乏资金，政府直接安排低息或者免息贷款，甚至可能直接财政拨款。这样的公司是不可能倒闭的，除非政府抛弃它们，或者如同德国的纳粹政府倒台以后，连带影响大批这样的公司，比如大名鼎鼎的克虏伯只能压缩生产，不做大炮该行做电梯。

对民间资本来说，竞争过这样的有国家背景的企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清晰认识到这些企业的背后拥有的国家暴力的支持所起的作用，而且我们没有忘记元要素是根本分配权的话，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在自由市场条件的情况下，在经济危机中，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大吃小，或者说“大”进“小”退。在非自由市场条件下，在经济危机中，我们就会看到另一番景象。这时，优胜劣汰的过程发生了异化。当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强资本吃掉弱资本。

不论决定资本竞争的是市场还是政府，我们都能看到资本不断的集中，在危机中尤其如此。如果我们简单地看待春去春回来的过程，我们会觉得每次春天都会在冬天之后到来，但是我们显然就忽视了每次复苏与上次复苏的不同。自然界中的遗传基因总是无法完全稳定传播下去，或者说总是有变异的出现，亲代与子代总有极大的相似性，却又有微小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累积最终会诞生出新的物种。基因变异，超量繁殖，种群斗争，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是自然界进化过程的重要原则。与自然界不同，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超量繁殖，种群斗争，弱肉强食和物竞天择还存在，基因变异不存在了。由于人类社会特有的清晰和稳定的产权关系，一个大企业消灭或吞并了若干小企业之后，并不会自行分裂成若干有微小差异的小企业。换句话说，自然界的进化，物种由多样归于多样，而人类社会资本的进化，最终归于一。这个过程是单向，清晰，而且不可逆的。

每一个成功的奥特曼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挨打的小怪兽。每一个成功的大资本背后，都有一群被消灭的小资本。少数资本的成功，必然对应多数资本的毁灭。这些资本被消灭，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效率不高，或者是因为他们与政府的关系疏远。不论哪种原因，我们都将看到资本数量的减少和资本的集中。这样的减少和集中，最终会达到一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某一个行业最终由很少的一家或几家企业控制全部市场，操纵生产过程，影响市场价格和产量，以达到获得最大利润的目的。

周朝开国有七十一个诸侯国，后来战国七雄，最后秦国统一天下。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后来三足鼎立，最后三分归晋。这个时代迟早会到来。

1873年世界范围的大危机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这次大危机反复折磨资本主义国家长达5年之久——在当时，这是史无前例的长度，虽然后来人们习以为常了。从此，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时期。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春去春回来） 8 0

自由竟争资本主义条件下，每次经济危机都不会持续很久。

每次经济大崩溃发生以后，并不会一跌到底。毕竟资本家、地主、官僚还是消费的，而且他们也有支付能力。这时社会经济进入简单再生产循环。生产规模由这些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平均利润率决定——社会顶层的需求衍生出社会底层的需求。这就如同满足奴隶主的需求，就要养活奴隶一样。

这时，就是资本主义的冬天。

冬天来了，春天就不会遥远。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冬天不会持续很久。否则，资本主义就是僵死的资本主义了。这样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几百年来，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统治全球。事实上，尽管资本主义不断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但是整体发展仍然是在螺旋中不断前进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是远远强于二十年前的，更不用说二、三百年前，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

如此一来，便出现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原因使资本主义从经济危机中复苏？既然劳动者没有多余的支付能力，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有限，为什么资本主义还会一次次不断冲击生产极限？或者说，究竟是什么诱使资本家们扩大生产规模？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前面的论述就是有问题的。

在马克思看来，周期性的设备的更新，是资本家在简单再生产环境中，扩大产能的根本原因。每台设备都有使用寿命，在使用寿命接近完结的时候，资本家就需要更新设备。如果全社会的更新集中在某些年份，那么这些年份就会有与其他年份不同的需求量，这些年份的社会总需求会远远大于其他年份。这些年份，就是复苏的年份。

在马克思的时代，确如他的观察。每一轮设备更新，都是一个新经济周期的开始。每轮更新接近结束的时候，新产能被释放出来，就是新一轮经济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每一轮的更新，就预示每一轮的毁灭。

与马克思类似，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这位经济学家，就是熊彼特。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于创新。只要有创新，资本主义就有不断发展的动力。首先实行创新的资本家可以获得额外的利润，当其他资本家开始纷纷效仿的时候，额外利润消失。于是，大家纷纷开始寻找新的创新点。熊彼特认为一种创新通过扩散，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引起了高涨，一旦投资机会消失，便转入了衰退。

在他看来，创新有三个周期，分别对应制成品存货，固定资产更新（厂房和设备）和大规模技术更新。周期分别是1-2年，8-10年和50-60年。顺便说一句，熊彼特提到的第三个经济周期其实就是工业革命。在他看来三个周期循环不断叠加，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

这个过程如同潮汐。月球、太阳的引力互相作用，互相叠加。大经济周期套小经济周期，大周期的繁荣期可能伴随小周期的衰退，大周期衰退和萧条的时候，也可能因为补充存货出现小阳春。如果三者叠加都是繁荣期的话，那就是喜剧中的喜剧。反过来，如果三者都是衰退期的话，那就是悲剧中的悲剧。

在熊彼特看来，每次经济危机都是一个淘汰的过程。淘汰之后，竞争对手减少，利润率上升。这时，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便会有新的竞争者加入，开始新一轮创新和毁灭。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毁灭和创造是同源的。创造意味着毁灭，毁灭意味着新的创造。

如果认为创新就一定会导致过剩，那么需要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创新都会以悲剧收场？既然资本家知道更新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全面过剩，为什么不能把生产规模控制在恰当的位置上。比如说，在蟹堡王的模型中，既然知道最终只有200个汉堡有稳定的销路，为什么不能把生产规模控制在1200个汉堡的水平。如果不能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说明为什么经济周期最终一定会以雪崩收场。

有更新的可能，未必一定会去超量更新。这时，还需要一点超量更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就是竞争的压力。

在竞争的压力下，所有人都必须随波逐流。违背大潮流的人，必然是死得最惨的人。

大家都去抢购的时候，不去抢购的人就要面临买不到东西的风险。谁不抢购谁倒霉，大家一起抢购，大家一起倒霉。战场上，大家都蜂拥而上的时候，谁跑在后面，谁就抢不到战利品。反过来，大家一哄而散的时候，谁坚持死战，谁就成为烈士。——将领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扭过头却发现自己的队伍已经溃败了，这时最好的选择就是逃跑，而且要跑在跑得最快的士卒的前面。任何试图逆向滚滚人流的人，都将被人流冲倒，踩死。

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资本家同行之间，由于同行是冤家，所以不存彼此协作的关系，更多存在的往往是彼此的尔虞我诈。

有观点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资本家盲目扩张产能，资本家在投产的时候，并不能准确预期最终的市场，所以往往产量过剩。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把信息资源充分利用好，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和随后的大规模淘汰行为，这样的观点显然忽视了资本家之间彼此斗争的关系。如果是信息问题，那么就有可能高估或者低估市场需求，或者说，有可能生产过剩，也可能生产不足。两者的比例关系，应该接近一比一。现实经济中，很显然，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生产过剩，而不是周期性生产不足。换句话说，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有内在的生产过剩的机制，这是不能用信息是否对称来解释的。

有人用信息是否对称来解释经济危机，就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过剩的机制，根本的目的还是为市场万能辩护，或者说，为资本万能辩护。

有人把这种一拥而上，一哄而散的现象归结为心理作用，归结盲目的从众心理。这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论，这个理论认为大多数人都是盲目从众的，如同羊群中的绵羊，盲目地跟随头羊。实际上，这种解释如果成立的话，市场的有效性就彻底不存在了。如果绝大多数人都是愚蠢和盲从的，那么市场的行为就取决于少数几个有影响力的头羊。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完全取决于头羊的行动。很显然，我们不能证明头羊的行动是完美精确自我完善的。

羊群理论，表面上看是为市场的非规律行行为辩解——市场是有效的，不过人群有时发疯。实际上，这样的理论不但彻底否定了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智商，更否定了市场有效。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明，市场行为如同地铁站出站，人们可以选择坐电梯，或者走楼梯，但是却不能选择原地不动。类似的还有电影院进场或散场，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入口进场或退场，却不能与滚滚的人流对抗。这样的情况下，理智的行为是选择人少清静的出入口，尽快走在滚滚人流的前面，尽快找到自己的座位，或者尽快离开电影院。这就如同在繁荣期选择利润率尽量高，竞争对手尽量少的行业，获得更高的利润，或者在衰退期选择竞争对手尽量少的行业，保持生产规模，或者套现一部分产品，维持现有生产循环。

比如市场中的抢购行为。一般情况下，在市场正常运转的时候，不容易发生抢购行为。但是，如果因为谣言或者特殊事件等原因，造成了某些人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么其他人必然追随，否则就要吃亏。一旦这些人达到一定的临界数量，那么就会形成潮流。不追随的人，就要成为牺牲品。反过来，一旦大家都认识到这点，那么就更容易形成这样的潮流。或者说，这个临界的数量更低。

市场上的某种生活用品本来供应充分。这时候突然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一部分人抢购、囤积。当抢购者达到一定程度后，其他人必然不得不加入抢购的队伍。如果他们不加入，他们便要面临买不到的风险。这种行为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凯恩斯所说的“猜别人选美”。在选美比赛前，大家纷纷对选美结果下注，选对的人有重奖。这时，大家不再挑选自己认为最美丽的女子，而是揣测其他人的认为最美丽的女子。这时，如果大家都认为某位美人最符合多数人的审美观，那么这位美人就会当选。实际上，这位美女很可能在多数人眼中只是比较折中的美女。大家的预期产生结果，结果又推动预期，于是预期与结果不断互相作用，不断加强。比如中东发生冲突，按照以往的经验中东冲突，石油会涨钱，连带黄金会涨价。于是，大家都认为黄金会涨价，那么黄金就会涨价。不仅如此，这样的涨价现象，还会自我加强。

但是，如果没有物质基础的变化，这种涨价并不是稳定的。如果这种生活用品的生产能力并没有遭受严重的打击，需求能力没有大幅度提高，那么大家就会预期到因为前期的抢购，所以下一时间段相对的生产能力，某种生活品的需求量会下降。如果这时货币供应基本稳定，没有大量的游离的投机资金，那么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这时，抢购某种商品的浪潮就会过去，于是马上就会出现报复性下跌。同理，中东战争如果不能对石油生产和运输能力造成实质性破坏，而美元供应没有稳定上涨的话，黄金的涨价就不是稳定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每次中东爆发冲突，黄金就会暴涨，稍微稳定下来，又会暴跌。改变这种局面，除非石油的供求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美元供应发生较大的变化。

以股市为例子，股市的波动是必然存在的，但是这种波动是难以长期稳定存在的。单向、稳定、大幅度的运动，必然对应于大批资金的流出或流入。

羊群的头羊并不是稳定的。并不是唯某人马首是瞻。除非此人拥有超过一般的声望。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确认究竟是因为对此人的信服，还是对此人资本总量的信服。如果此人的资本量能够达到足以操纵市场的程度，他的行为可以直接影响市场，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大家对此人的信服更多的是建立在他的资本量的基础上，或者说，稳定的声望需要有足够的资本量作为物质基础——这就如同社会中的领袖需要暴力作基础一样。

心理上的反应，需要基本面的支撑。心理预期要在物质基础上才能发挥稳定的作用，心理预期能反作用于物质基础，但是彼此的决定关系却是不可质疑的。只要物质基础不能稳定存在，心理预期的作用就难以稳定存在。谣言或突发事件，只是雪崩过程中的枪声。能不能一泻千里，还要看雪崩之前雪量的堆积程度和斜坡的倾斜程度。

心理反应没有任何规律性，是不稳定而且不能持续长久的。相反，物质基础的变化则是稳定、可测量和持久的。强调心理反应，只是掩盖物质基础决定心理反应的作用。所以，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产能的过剩，不是盲目的恐慌和羊群效应。推动经济复苏的基础，不是信心，而是竞争的压力。

回到经济周期的分析。在经历过一轮低价倾销后，在存货快要耗尽的时候，所有的资本家都知道即将面临一个新的市场。这时，供货商的支付压力已经不存在了，一部分供货商已经破产。甲经销商预期到供货商有可能会提高供货价格，就会提前下手，不仅如此，还会适当增加订货量——既可以在涨价前买到相对廉价的产品，也可以挤压对手。如果乙经销商预期到甲经销商会这么干，他会怎么选择呢？他会比甲经销商更早一点下手。如果所有的经销商都这样预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提前下手，而且都适当增加订货。那么供应商会如何选择呢？他会提前增加产能，并且适当提高价格。于是，其他供货商也会采取类似的行为。这就是小经济周期繁荣的起点。

当一种新技术被投入使用的时候，或者一种新的销售模式被探索出来的时候，资本家就要面临一个问题，采用或者不采用。如果采用，他们可以降低成本，但是同时也必然提高总产能。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英国历史上的新式纺纱机，一个工人可是实现原先几十个工人的劳动。这时，纺织厂主就面临一个选择，采用或者不采用。再比如超级市场，敞开式销售，减少售货员，一家超级市场的销售量可以超过若干家杂货铺，单位产品需要的各种费用更少。这时，销售商就要考虑采用或者不采用。一种新技术产生的时候，资本家往往优先采用，同时尽量向同行保守机密。但是这样的机密往往保持不了多久。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开始更新自己的设备。这就是中、长期经济周期繁荣的起点。

对资本家来说，只要有大量竞争对手的存在，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扩张产能的。因为他们可以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何况，即使他们不采用，对手也会采用。那时就是对手夺走他们的市场。

新兴的潜在市场的消费能力，对全社会总产能是不足的，但是对个别资本家来说，又几乎是无穷的。社会化大生产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生产规模越大，需要的总资本量越大，单位产品成本却越低。或者说，同样的产品，生产规模越大，可以买得越便宜，或者利润越高。

由于这两点存在，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内在扩大产能的冲动。如果他们扩大产能，竞争对手没有扩大，那么损失就是对方的。如果他们没有扩大产能，而对手扩大了，那么损失就是自己的。如果所有人都扩大了，那么损失就是资本量小，生产规模小的小资本的。在这样的囚徒困境的博弈下，每个囚徒都选择招供，最终的结果，就是全社会生产过剩。

如果所有人都这么做。那么在这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就意味着最终的过剩。于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反复看到喜剧和悲剧的交替上演。

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竞争性的损人利己的利益关系，所以，无论是供货还是销售，都无法形成稳定的联盟。在这种互相竞争的关系的作用下，“超量生产-超量产能被毁灭”的经济循环，就成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马克思晚年曾经预言这种周期性的危机的频率会越来越高，范围会越来越广，杀伤力会越来越大，最终会毁灭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危机最终消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黑死病并不是自动痊愈了，而是进化了。

要说明这种进化的来龙去脉，还要从经济危机过程说起。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统一战线） 8 0

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列宁

产业资本统一天下以后，并不代表事情到此为止。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还有两大巨头，随时可能对产业资本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两大巨头就是金融资本和元要素。如何确立与这两大巨头之间的关系，是垄断资本能否长期顺利统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产业资本、金融和元要素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焦点是瓜分社会总大饼的主导权属于谁。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没有提到土地这个要素和地主阶级，这并不是说地主阶级不能成为统治阶级，没有资格瓜分大饼。而是因为在许多国家，地主阶级往往在资本主义建立之初，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事实上，大地主的破产或主动转型，是资本家控制经济命脉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建立统治地位之后，地主阶级的实力被大大削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许多落后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地主阶级还有很强的经济实力，牢牢地控制着经济的命脉，在这样的国家，大资本家往往同时具有大地主的身份。不仅如此，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垄断性的产业资本也把多余的利润投入到土地中，炒作地皮，人造地王，推动房地产热的狂潮。

对统治阶级来讲，只要达成协议瓜分天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如何协调却需要一番激烈的博弈——究竟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分成”需要经过较量才能决定。这个博弈过程可能是唇枪舌剑的，也可能是刀光剑影，甚至血肉横飞的。有可能建立联盟是一回事，达成彼此互谅互让、互惠双赢的协议是另一回事，仅仅有可能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操作过程。

产业资本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和金融资本的关系。

在产业资本搏杀的同时，金融界也在进行搏杀。各种大企业相对小企业拥有的优势，大银行相对小银行也一样拥有。在银行界，这种优势更加明显。货币与一般商品不同，货币是等质的，不存在质量之间的比较关系。银行的差别集中于贷款规模、利率水平、对经济形势的预测与把握、抗风险冲击能力等方面，这些方面的优势与资本量密切相关。相比产业资本，银行之间的搏杀导致的资本集中过程更加激烈、迅猛。

银行的利润来自企业的利润，企业繁荣必然推动银行的繁荣。企业破产必然连带银行，大量贷款无法收回的银行必然倒闭。当大企业廉价收购小企业，占有他们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的时候，大银行也在占有小银行的储户和市场。银行与他们的客户之间必然是一种共荣共辱的关系。产业资本出现霸王的时候，银行界也必然出现霸王。大银行把触角伸到每一个空间，小银行在大银行不愿意涉足的空间求生。大银行利用股权和控制同行之间业务往来等手段直接或间接控制小银行。

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往往不是争斗而是结合，这种结合完全是一桩你情我愿的完美联姻。

信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竞争迫使产业资本利用银行信用进行社会融资。我们在前面的经济危机过程和大资本建立垄断帝国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利互惠的联系。大资本依靠金融工具度过难关，同时吞并、征伐小资本。如果没有贷款等金融工具的支持，很难想象大资本能顺利完成统一的霸业。调动的资本量越大，资本使用成本越低，资本发展的速度就越快，生存能力就越强。能无限恢复体力的对手，是不可战胜的对手。换句话说，如果技术水平类似的话，谁的融资能力更强，谁就是最后的胜者。

至此，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自发地走到一起，如同自由恋爱的男女建立了家庭，统称金融资本，一致向外要求最大幅度的剩余价值。（这里说到的金融资本是广义的金融资本，指的是在金融的支持下的垄断资本，与前面提到的狭义的以金融活动为主要经营行为的金融资本有一定区别）相比之下，究竟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如同一个家庭内部究竟是“妻管严”还是“大男子主义”并不影响这个家庭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样。

不过，即使是彼此需要的事情，还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谁更需要谁？丈夫更离不开妻子，那就是妻管严。妻子更离不开丈夫，往往导致大男子主义。垄断产业资本和大银行，究竟谁决定谁？谁是君王，谁是臣属。毫无疑问，虽然君臣彼此依赖互成一体，但是君王有更大的权力制定国家的政策，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好处。这就如同在妻管严的家庭里，虽然主要收入来自丈夫，但是主要开销用于妻子的裘皮大衣和钻石，周末时间丈夫要陪妻子逛街购物而不是去看足球赛。

我们在前面的博弈分析中提出彼此博弈力量对比的三个基本原则：博弈双方的数量，博弈选择多寡，对博弈成交的渴望程度。

在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地区，企业不能直接从社会获得资金，必须通过银行这个桥梁。这个所有企业都要利用的桥梁，就有资格获得最大的份额。银行的一面是社会公众，另一面是企业，一手托两家，两家都离不开它。银行数量显然大大少于储户和企业的数量，彼此之间更容易形成同盟而不是恶性竞争；银行可以在多家企业中选择贷款给谁或不给谁，企业则只能巴结几家有限的银行，银行的选择余地显然大大多于企业；企业一旦获得贷款，就要用于购买土地，建设厂房，添置机器，雇佣工人，除非出售产品否则短期内难以获得现金，这个过程往往以年计算。相比之下，银行则拥有大量流动资金，在资金的灵活性上远远超过企业。银行只要要求企业提前还贷，甚至不继续给予流动资金的支持就可以使企业停产甚至破产。迫于竞争的压力，企业在自有资金的基础上，往往最大幅度地利用社会资金，如果不能得到银行的支持，必然落后于对手。控制一个企业的贷款，或者说控制一个企业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就可以控制一个企业的经营。

在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地区，银行是一切经济行为的核心。在这样的地区，银行是所有垄断资本之中的王中王。银行统领各个行业大小垄断资本，大小垄断资本统领本行业和产业链条的中小资本。银行是所有经济循环中的关键节点，银行控制了一切经济循环。在这样的地区，产业资本是银行资本的下属，两者之间的地位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地区，则是另一种情况。银行对企业的影响力远远小于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地区。这时，企业的有更多的选择获得社会资本：贷款、股票和债券。银行贷款只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条件不合适，企业就可以放弃间接融资（贷款），选择直接融资（股票和债券）。对小企业来讲，无论是贷款，还是发行股票或者债券都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对大企业来讲，尤其是全国知名的垄断大企业，这几样都不难。如此一来，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就被大大地削弱了。银行对企业的控制局限在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之中，而与垄断大企业则往往是一种合作和竞争的关系。决定彼此之间关系的关键，如我们前面多次强调的，是彼此之间资本量的对比。

事实上，许多大型垄断性上市公司，我们很难将它定义为究竟是一家产业公司，还是一家金融公司。一方面，这些公司拥有惊人的金融实力，能够调动大量的社会资金；另一方面，对这些公司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积累往往并不是资本的主要来源。搞实业靠利润完成资本积累的速度远远达不到玩弄金融工具达到的速度。一个企业，如果不善于玩弄金融工具，不能把社会资本玩弄于股掌之上，就不可能成为庞然大物。不仅如此，他们还很容易被其他大资本恶意收购。

在法律限制较多，直接融资不发达的国家，银行资本的间接融资是向社会融资的主导手段，一个银行资本领导一大群垄断产业资本。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公开发行股票和债券是向社会融资的重要手段，则可能出现庞大的垄断性产业资本涉足金融行业的局面。对银行和产业来说，究竟谁能更有效地调动社会资本，谁就是两者之间的领导者。多数国家中，直接融资（股票债券市场）和间接融资并存，企业与金融之间究竟谁更强，决定两者究竟谁为领袖的依据，不仅需要按照各个国家两类金融市场发达情况和法律的限制，往往还要参考资本量的大小——在各方面都相同的条件下，资本量的大小是决定性因素。

相比之下，资本与元要素的关系，则危险复杂得多。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博弈，决定在财产领域，决定权由财产量决定。资本与元要素的关系则把这种博弈关系，扩展到了财产与暴力的博弈之中。我们在前面说过，资本相对暴力，是不堪一击的，没有暴力的支持，任何财产都没有意义，或者说任何资本都不能发挥分配剩余价值的作用。

历史上，暴力与财产曾经发生过多次冲突，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财产败落，面对暴力尤其是有组织的国家暴力财产都是弱不禁风。圣殿骑士团的教训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犹太人的悲剧则是最近经历的悲剧。历史上的圣殿骑士团曾经拥有惊人的财富和私有的武装，建立了最早的遍布欧洲的银行系统。骑士团拥有的私有武装曾经有效地捍卫了自己的财产，却无法对抗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骑士团首领被处以火刑，财产被没收。霍多尔科夫斯基忘记了历史不肯向普京低头最终落得身陷囹圄的可悲下场。

资本主义怎么在各国登上历史舞台，并不是本节的重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想获得发展，必须有暴力的支持。同样，如果不能理顺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资本的统治就是不稳固的，是随时可能被推翻的。

暴力和资本走到一起，有两种方式：资本领导暴力、暴力领导资本。两种方式的起源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历史进程有关。不论哪种方式最终殊途同归：最重都将建立资本与暴力结合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将处于官僚统治集团的统治之下——如果我们认为垄断大企业的管理层也是一种准官僚集团的话。

资本主义国家有两种：一类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一类是封建地主阶级自我改良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

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有类似传统的国家，元要素被严格的局限起来。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是资产阶级的委员会，资产阶级定期推举委员。金钱是政治的母乳。无论是进入政府的竞选，还是在政府之中管理国家，那一步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与配合。在这样的国家之中，获得参政的权力，成为总统或议员，都需要经过竞选，竞选是开销巨大的。没有利益集团的支持，很难想象依靠个人财产能完成竞选的过程。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小布什共募集到竞选资金3.6亿美元。这样的候选人当选以后，必然要对曾经支持过自己的利益集团投桃报李。能够拿出这样的巨款的人，或者本身就是大垄断资本的所有人，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

在这样的国家，当资产阶级内部相对统一，所有的资本逐渐建立起稳定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在政府之中的代理人的人选也必定相对统一，所施行的政策必然符合垄断大资本的利益。所以，上世纪初就曾经有人说过，法兰西共和国是　金融　君主国，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今天看这句话，除了把“报刊”这个词换为“媒体”以外，其他方面无需修改。

这些国家的许多高级官员同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高级官僚又是大企业的董事长或者CEO。按照列宁的说法，这些人“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或者今天是垄断大企业的高管，明天竞选议员、州长甚至总统，或者参与组阁成为内阁高官。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鲍尔森，比如拉姆斯菲尔德。不论是部长还是银行家，其实都是一类人。还有一些人，比如日本的高级官僚，任期内照顾各大企业，退休以后在这些企业中担任领取高薪的高级顾问，顺便利用当年的关系发挥余热。

至此，在这些国家，资本与暴力达成完美的联盟。暴力为资本服务，成为资本的仆人。以银行资本为领导的，以银行和产业资本联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就建立起来了。（在直接融资发达的国家，可能是产业资本代替银行资本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领导）这种以垄断资本和国家暴力联盟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专政有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帝国主义。

列宁认为：“如果国家是由民主革命派掌握的，国家垄断组织就要为民主革命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前迈进的第一步。”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即政权并不是由民主革命派，而是由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集体主义派掌握的，结果就是法西斯主义。

在那些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则是另一回事情。这些国家受到外来资本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被迫进行内部改革。元要素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虽然从一群人手中换到另一群人的手中，却始终在本阶级中流转。在这样的国家中，并不曾发生过把元要素牢牢局限起来的事情。这样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日本和德国。日本封建领主的后裔和德国的容克地主阶级始终牢牢地控制军政大权。对他们来说，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是增强国力的手段。

对于落后国家的资本来说，如果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完全不可能战胜外来的相对成熟的资本。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建立之初，国家就融入生产的各个环节。在这样的生产方式，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样的国家里，元要素领导一切，没有任何制衡的关系。国家控制银行，给予企业贷款。国家给企业原料和订单，指挥企业生产。国家给予企业特殊的专卖权，刻意培养本国资本做大。元要素的占据统治地位，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臣服于元要素，资本是国家官僚集团的下属，所有的垄断资本都按照国家的意志进行生产行为。于是出现“国家—垄断资本—中小民间”的统治形式。

这种模式的集权性往往超过以银行资本或者产业资本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国家发展到极限，往往会出现一个惊人的独裁者，一个控制一切的人——元要素控制国家的一切，官僚集团控制元要素，他控制官僚集团。希特勒、墨索里尼、弗朗哥，都是这样的人。日本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这样的人，但是如果假以时日，也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核心。纳粹在纽伦堡大会上叫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希特勒的意志演化为纳粹党的意志，纳粹党统治垄断资本，垄断资本控制经济。以官僚集团控制的元要素为核心领导，以垄断资本为基础，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实行野蛮扩张的资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最原始、最野蛮的一种变种。

纳粹德国将法西斯主义推高到极限，它是西方国家大危机的困境后的产物。当时，德国政治、经济动荡加剧，中产阶级处境恶化，不满现状，要求政府寻求新的统治对策以及更为中央集权的经济控制。在纳粹德国，生产关系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形式，资本仍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不过，少数资产阶级成员有所变动。犹太后裔的资本家可能遭到流放、监禁和屠杀，而许多法西斯领袖则利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取而代之。各种垄断资本的机构，越来越多地被吸收进国家机器中来。商会、雇主协会、卡特尔和其他类似的团体，都变成了强制性的组织，并且直接成为国家的下属机构。它们的活动，由各种局、委员会甚至政府各部所组成的等级制系统来加以协调。经济的控制是集中化的，各个企业在计划下生产，纳粹称之为“有指导的经济”。所有的资本家必须使自己从属于统一的国家政策。对此，布哈林的评价是：“它不再是资本主义，因为商品生产已经消失；它更加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权利还保持着（甚至还会加强）。这样一种经济结构可能和没有奴隶市场的奴隶制经济最为相像。”

可笑当年的委员长也曾经试图效仿希特勒，在中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后来，德国纳粹被消灭，委员长依靠美国的援助发动内战，最终被撵到台湾。委员长自然就不愿意在公开提这段历史了。美国同样清楚委员长的这段历史，但是选择性的无视了，仍然全力支持这位独裁者，并把他作为自由世界对抗“红色暴政”的战士。其实，在委员长的统治下，哪里有什么自由呢？事实上，法西斯主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远房表亲，如此便不难理解美国政府对委员长的态度。同样道理，许多日本战犯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比如冈村宁次经委员长特意关照稳妥护送回国。这些战犯大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却不知他们刀下的冤魂有何感想。许多人回国之后，脱下军装，穿上西装，完成了军阀向官僚的转变，开始了政坛生涯。在这样的国家，“今天是将军，明天是部长”是常见现象。

统治阶级争夺被统治阶级的时候，彼此是仇敌。一旦一方彻底认输，统治阶级内部的阶级感情又重新油然而生。这里，我们不妨把话题扯越一点：一次大战期间，沙俄沙皇、英国国王和德国皇帝，本是彼此联姻的表兄弟。为了本国垄断资本的利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杀得你死我活。对统治阶级来讲，该联姻的时候联姻，该争夺的时候争夺。对被统治阶级来讲，需要他们贡献劳动力的时候要贡献劳动力，需要他们贡献生命的时候要贡献生命。这个无耻的过程，则往往被掩盖在“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的谎言的后面。

至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统治阶级经过博弈完成了彼此整合，完美的统治阶级成型。金钱和暴力，或者说胡萝卜和大棒，都在这个阶级的控制下。这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堕落为一个官僚集团，权力操纵在少数人手中。不掌握金钱与暴力的卢瑟，只能在金钱的驱动和暴力的压迫下，做奴隶应该做的事情。资本和暴力究竟谁领导谁，对被剥削阶级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被剥削阶级难以改变自身的命运。

通过血缘关系实现私有财产稳定的传承一直是阶级社会的传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通过“长子继承制”一直维护这种传统。通过通婚进入稳拿集团的方式，不过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暂时存在的方式。一旦形成稳定的稳拿集团，这个集团就会采取内部通婚的方式维护自身财产的稳定。如果我们看光绪皇帝后妃的照片就会发现，虽然光绪皇帝贵为天子，但是他的众多妻妾的形象却惨不忍睹。这些后妃成为他的后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才，更不是因为貌，而是因为她们是满洲贵族的后裔，她们的父兄手中掌握着重要的权力。她们因为她们的父兄成为皇帝的后妃，她们的父兄因为她们而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过程是一个彼此促进和加强的过程。在这样的“血缘—财产”系统之中，下一级的稳拿以通过婚姻攀附上一级的稳拿为荣耀，上一级的稳拿则努力保持自身的血缘关系的纯洁和稳定。在古代埃及，法老的父母往往是亲生兄妹。在匈奴，兄长亡故以后弟弟往往娶嫂子为妻。这种行为就是为了维护所谓的血统纯洁。幸运的是，现代人类社会为了保持社会等级制度，对乱伦具有普遍的排斥，这种现象便无疾而终了。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由于自由竞争导致财产传承的稳定性出现问题。资本主义达到垄断阶段以后，这种传统再次获得新生。稳拿集团操纵资本和国家，他们足以影响国家政策。在这样的国家里稳拿集团是一个很集中，很封闭的小团体。在某些国家里（比如美国），这个集团的领袖通常来自同样的学校（比如耶鲁大学），参加同样的俱乐部（骷髅会），甚至彼此通婚（布什的曾祖父是石油大亨，布什的曾外祖父是华尔街金融巨头），实现“血缘—财产”关系的自我强化。

对于卢瑟来讲，如果不能通过通婚等方式进入上层阶层，那么只能充当电池。他们只有靠通婚，或者通奸，才能加入这个阶层。如此便不难理解阿诺德施瓦辛格入赘肯尼迪家族。如果没有这段婚姻，阿诺德施瓦辛格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资源，进而成功担任加州州长是大为可疑的。《红与黑》中的于连是试图通过婚姻改变自身地位的底层青年的典型，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许多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对一些女性来说，充当情妇也是一条提高自身地位的道路。由于出身原因她们不能成为正室，但是她们可以接受侧室甚至情妇的地位，这样的地位获得的好处往往也是丰厚的。

不论经历兼并还是联盟，统治阶级最终走到一起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统治阶级最终将建立封闭的系统。这样封闭的系统，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限制外来者，保证财产内部最大幅度的传承和增殖。在系统内，统治阶级内部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内耗被降低到最低限度，被统治阶级的上升空间则被压缩到最低。这样的限制最终必然抑制优胜劣汰的新陈代谢：竞争导致的资本吞并，也是资本代理权的转移——强者获得经营权，弱者失去经营权。但是，一旦建立了稳固的统治体系，整个系统就不再存在这种所有权转移的新陈代谢了。

如何实现最大的增殖以及抑制新陈代谢的后果，是后面内容。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超级帝国） 10 0

We’re the last company standing between them and total energy dominance. And we can no longer compete. Soon, they’ll control the energy supply of half the world. In effect, they become a new superpower.—— Saito, Interception

我们是仅存的能和他们抗衡的能源公司，但我们快撑不住了。很快他们将控制半个世界的能源供给。事实上，他们将成为新兴超级帝国。——斋藤《盗梦空间》

1873年大危机彻底改变了马克思的写作进程。

1873年5月9日　维也纳交易所的股票暴跌。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交易所。欧洲停止对美国输出资本，纽约银行不再对铁路公司和工业界拨款，导致铁路公司资金链断裂。9月18日，随着拥有北太平洋铁路大量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宣告破产，一场持续五年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全面爆发。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无一幸免，受这次危机打击或影响的国家不仅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还有日本、阿根廷、印度等非西方国家。1873年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强烈程度来说，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

马克思敏锐地感觉到了这次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进入了新阶段，他写道：“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

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就要采用新的模型。马克思并没有按照自己的主观去修改客观，而是耐心观察，总结新的规律。可惜，他在1883年去世了，并没有活到垄断资本成型的那一天。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替他补充道：“一些新的工业企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

恩格斯不久也去世了，后面的事业要交给列宁去继续完成。

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在竞争和私有产权的双重作用下，资本会在危机中会不断集中，这种集中的最终趋势必然形成一个或几个大资本控制某一行业的局面。或者说，垄断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必然趋势。这一天迟早会来，不来是不可能的，早来晚来而已。1873年的危机，宣告这一天的到来。

如果1873年以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用一个词形容是“竞争”的话，那么1873年以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用“统治”来形容则是恰如其分的。

实际上，资本主义一直存在着统治，即资本统治劳动力——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是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但是，资本之间是竞争的关系，资本家之间是彼此不买账的竞争对手。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关系消亡了，变长了统治关系。从此，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关系，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与劳动力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之间。

资本之间的统治，最早出现于股份公司。

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资本量越大越有利。大资本为了迅速扩充资本量，有必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本。小资本在与大资本的搏杀中，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中，或者被歼灭成为大资本的猎物，或者主动退出归顺大资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资本与小资本都有融合的动力，于是一拍即合。

这个过程如同有人振臂一挥，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这时，资本内部发生了分工。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进而别人的劳动的机会。这时，小资本交出了自己的经营权，只保留定期分红和开小差的权利。大资本成为众多小资本的带头大哥，对小资本行使管理权。

与这样的迅速膨胀比起来，任何自有资本的积累与聚集都是极其缓慢的。如果说一个企业自身积累是N（1+X%）的乘法的话，那么一个企业吞并其他企业可以说是二次方，而这种社会资本的聚集则是指数倍的增长。刺激这种增长的原因，就是每次经济危机大资本的竞争压力和小资本的屠杀。如果没有经济危机的威胁，那么最多是资本之间的吞并，而不会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向大资本的“投诚”。

对小资本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无奈的。屈辱地生存或者毁灭，是每一个小资本都要面临的选择。多数小资本选择了屈辱地生存而不是束手待毙。每一个资本家都会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别人的的能力充满怀疑。每一个资本家都会怀疑别人代理经营他的资本的过程中，采用为代理人而不是他谋求更大利益的做法——事实也往往如此。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迫于势而。资本量的差距决定他们继续经营下去就要被歼灭，或者即使能够保证目前的经营规模也无法扩张产能。对普通人来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来说不是被杀，就是参加各种武装以求分一分战利品，至少自保。对小资本来说，也是同样如此。

对大资本来说，事情则有利得多。只要振臂一呼，后面就能聚集一群炮灰。实际上，在公司上市受到严格控制，上司公司极其稀缺的地方，这样的炮灰更容易网罗——因为对炮灰来说，选择更少。名义上，公司是属于所有股东的，实际上是属于个别大股东的。大股东吃饱以后，给小股东分一点汤就可以了。在许多情况下，只要有一个公司20-30%的股票，就可以操控公司业务，成为公司的主宰。一些大股东为了稳定绝对控制权，特意在上市保留51%的股份。在这样的公司中，对小资本来说，自从成为股东开始，就意味着成为大股东的奴隶。

当然，也有人提出小资本可以用脚投票，选择抛售大资本的股票。这样的说法，从个体来看是没有错的，但是从整体看却没有任何意义。顾客可以选择萝卜炖白菜，也可以选择白菜炖萝卜，却不能选择什么都不吃——不然会饿死。萝卜炖白菜，白菜炖萝卜，反正就是白菜萝卜，无非是白菜和萝卜的比例变一变。这就如同工人或者被甲资本家雇佣，或者被乙资本家雇佣，却不能不被雇用——否则就要失业、挨饿、睡马路。大资本与小资本的结合过程如同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结合过程，小资本虽然明知吃亏却无可奈何。如果小资本家不投靠大资本家，那么他们的资本迟早会被消费掉，从此丧失资本的功能。在纸币时代，这个过程也许更加迅速，小资本也许等不到被消费掉就被通货膨胀吞噬掉了。

随着财富的集中，资本不仅要让劳动力成为自己的奴隶，而且要让自己内部比较弱小的资本也成为奴隶。如果我们还记得《通天塔》的话，就会知道这个过程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所谓人类社会的通天塔会越来越尖锐，直入云霄。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许多国家的法律并不禁止公司之间的持股行为，换句话说，一个股份公司可以成为另一个股份公司的大股东。如果甲资本家用51%的资本控制了甲公司，那么理论上他还可以继续以甲公司的资本控制乙公司，并且无限地控制下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父公司、子公司、孙公司、曾孙公司、玄孙公司。这真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换句话说，理论上，他可以以有限的自有资本控制无限社会资本。

以上是股权的控制，这是一种刚性的控制——按照大多数公司的章程，董事会的决议就是股份公司最高决议，董事会往往操纵在董事长手里。

事实上，还有一种柔性的控制，这是更加隐蔽但是同样有力的控制，这种控制就是利润控制。

一个企业垄断了本行业的生产之后，完全可以进一步控制上下游的行业。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一个企业垄断了大豆榨油，就可以向上操纵大豆的生产，向下操纵豆油的销售。比如，实力雄厚的榨油企业可以高价收购大豆，挤垮所有的竞争对手。在其他企业大多关门大吉之后，这家企业可以反手拒绝收购当地的大豆。开始的高价收购，后来的拒绝收购，都是出自一个公司，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操纵食用油市场。一旦这家公司控制住使用食用油市场，外来的竞争对手就很难进入。如果他们冒险进入的话，就会面临上游没有大豆货源，下游没有销售协议的窘境。

相比之下，农民则被玩弄于股掌之间。早期榨油企业高价收购的时候，他们显然会增加大豆的种植量——他们不种，他们的邻居会种。个别农民不种，不影响整体种植量增加。这样的条件下，个体农民理性的选择就是增加种植量。当所有农民都增加了种植量之后，食用油企业反手压缩收购量。个别农民拒绝出售大豆，不影响其他农民出售大豆。这时，对农民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尽快把手中的大豆出手，来年压缩产量，或者改种别的作物。垄断企业并没有禁止农民种大豆，但是完全可以通过利润的杠杆使农民种大豆变得无利可图。农民可以自己种大豆自己消费，但是很显然不会再把大豆作为自己的主要农作物。

下游的零售企业也同样面临类似的困境。如果不与垄断企业签订长期订货合同的话，可能面临拿不到货的风险。一家零售商不签，不妨碍其他零售商不签，一家零售商不销售，不妨碍其他零售商不销售。不签合同的零售商越多，签订合同的零售商的好处越大。这时理性的选择就是签订长期订货合同。反过来，如果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合同，就意味着不能继续销售其他食用油——每段时期的销量是有限的，已经签订了订货合同继续增加新货源，必然影响原有已经订货的食用油的销售。

彼此存在竞争压力的小资本，永远斗不过组织严密的垄断资本。如果不考虑元要素，那么能对抗垄断资本的只有垄断资本。能够与垄断性的成品油公司对抗的只有控制全国大豆生产的大地主，他们可以完全控制大豆的生产，不被垄断公司的利润指挥棒指挥得晕头转向。对这样的人，垄断公司最好的选择就是坐下来谈判，彼此达成谅解，瓜分利润。

作为消费者，看到的仅仅是豆油价格的下跌和上涨，还有几个知名品牌的豆油替代了无数的杂牌的豆油，他们根本看不到这种不起眼的变化后面的惊人的搏杀。

同理，垄断企业完全有能力把手伸向自己产业链条之中的二级公司甚至三级公司。每一层的生产决定权都由上一级操控。外来投资在这样的环境中就要面临无利可图，甚至亏本的危险。

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自我创业，越做越大都是扯淡。每一个企业的生产都要受到上一级资本的操纵，不听上一级资本的指挥，不围绕商以及资本的指挥棒转，只能死的很难看。能否做大，要看下级垄断企业是否需要订货，或者上级垄断企业是否提供原料。订货和原料，不但要充裕而且价格要有利可图，这样才能不断使资本增殖。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往往是不存在的。我们常看到的现象是，不但订货量少而且价格低，或者供货少而且价格高。上级资本总是要把下级资本的利润压低到几乎为零的地步，这是基本的规律。

如果垄断企业选择上下家的标准是血缘关系的话，那么创业环境就更加恶劣。你的产品也许更加物美价廉，但是我仍然愿意把订货合同给我的七大姑八大姨。你的销售条件也许更优厚，但是我仍然愿意把产品给我的三姨六舅母。这时，资本与血缘关系紧密结合，所谓成功的自我创业的奋斗，无非是血缘的成功套现。没有血缘关系的资本自我创业所能选择的空间，只能是垄断资本触角没有伸到的行业——这些行业或者因为利润低，或者因为管理复杂——总之对大资本来说是鸡肋的行业。许多小资本只能开个小饭铺，办个杂货铺，搞个小旅店，摆个水果摊或者开开出租车，就是这个道理。许多动人而精彩的奋斗故事，作为立志片，给人打气是可以的，但是决不能当真。如果某人认为这些故事是真实的，而且效法的话，只能死的很惨。这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没有领悟资本的属性。

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点，成为一个这个链条的关键，控制这个点的企业就可能通过垄断这个点进而垄断整个产业链。产供销一条线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关键的点，成为关键的点的潜在特点就是好垄断。成为这个关键点，并不在于需要的资本多少，更重要的是生产的集约化程度。社会化大生产使一个产品从原料到产品要经过无数细小的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被垄断的关键结点。一个环节成为关键结点，其他环节都要受这个环节的控制和影响，控制这个环节就可以控制整个生产链条。

蔬菜生产在小农为主的地区是零散的，但是并不妨碍蔬菜成为垄断产品。收菜商从小农手中收购蔬菜，运输商从收菜商手中把蔬菜收上来并运输到批发市场，批发市场的批发商把蔬菜批发给菜贩，菜贩再把蔬菜零售出去，这四个环节中，收菜商、运输商和批发商就有可能成为垄断者。一个收菜商可能对应几百户农户，一个运输商可能对应几个县的蔬菜生产，一个批发商可能对应某个地区的蔬菜集散，他们都可能成为垄断环节，谁的资本量大，谁最后胜出。菜价上涨，垄断环节获得最大的好处。相反，小农自己由于不能直接进城卖菜等原因，不得不依赖“收菜商-运输商-批发商-菜贩”链条，所以往往并不能或者只能获得很微薄的菜价上涨的好处。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一个或少数几个企业垄断了油田，就可以控制石油的生产，进而可以控制所有的炼油企业，甚至影响加油站。一个企业垄断了炼油企业，就可以控制所有的油田和加油站。一个企业垄断了所有的加油站，就可以控制所有上游的炼油厂和油田。如果一个企业控制了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那是什么呢？那就是real superpower.

如果有外来大资本同样觊觎这块市场的话，这种向上下游企业伸展的柔性的控制就可能显得并不可靠。这时，原有的和外来的两大竞争对手就可能采取收购的方式，直接控制上下游企业的股权。一旦某一方决定性地控制了上下游行业的股权，另一方只能承认败北。如果一个炼油企业同时控制了油田，那么其他炼油企业继续进入这个行业也将面临无米下炊的局面，继续进入就是不明智的选择。

垄断企业之间同样有高低区分。垄断方便面的企业相对垄断成品油的企业来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毕竟方便面涉及的经济循环，要远远少于成品油。如果把社会总生产看为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要素在极少数企业的控制之下，这些企业就是真正的帝王资本。他们控制交叉的行业，影响、操纵整体经济。在他们之下，则是一些诸侯。他们垄断本行业，影响、操纵某一种或几种商品。在这些诸侯之下，则是一些中、小资本，他们为上面帝王和诸侯资本服务，是臣民资本。再向下，则是一些零散的资本，他们数量很多，充满帝王和诸侯触角不愿触及的“鸡肋”行业，彼此之间激烈竞争。至于劳动力，则处于完全不入流的状态。

资本垄断的第三个方式就是联盟。在无数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企业之间很难达成有效的协议。如果大家都是小商号和小作坊，个别三五个企业之间达成生产协议没有任何意义——绝大多数企业都不受这个协议的约束。而让所有企业都达成生产协议的话，需要的谈判过程的复杂程度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相反，如果仅有几个有限的竞争对手的话，这样的协议就很容易达成。如果一个炼油企业控制了油田，另一个控制了加油站，对两者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彼此达成协议，互相控股，瓜分市场和利润。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卡特尔的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生产配额，实行统一领导。两家或少数几家企业联手控制石油，枪口一致对外的话，那么不但可以把竞争导致的消耗压缩到最小，而且可以把成品油的价格推到天上去。

市场地域的广度扩展至交通运输的极限，深度却急剧变浅。庞大的公司拥有惊人的生产能力，只要交通能力能够达到的地区，他们就会占领那里的市场。如果运输成本太高怎么办呢？他们会选择在当地投资建厂。于是，我们会发现在相隔几千里的商店中，出售着几乎完全一样的产品。我们还会发现，几乎每种产品都只有少数几个品牌。换句话说，即使在天涯海角，中小资本的同类产品也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事实上，只要我们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产品，都处于被垄断的状态。

垄断资本的控制几乎无所不在，这种控制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在今天的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都离不开交易，自然就离不开资本的幕后之手。

一个人可以在海德公园声嘶力竭地呐喊，却只有寥寥几个听众。如果他希望他的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他就必须要和资本结合。利用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使自己的声音传遍世界，而现代化工具的所有权是属于资本的。一方面使个别明星深入人心，街头巷尾都知道，世界各地都知道，路人皆知无人不晓。另一方面大量潜在明星被排斥出大众的视野。成为明星或者不成为明星，最终的决定权在与宣传媒体，或者说控制宣传媒体的资本。明星的存在，完全在于资本的意志。当资本希望炒作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绯闻也是新闻。当资本离开他们的时候，即使他们穷困潦倒，他们当年的歌迷、影迷也不会知道。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韩国女星张紫妍被迫接受那么多的潜规则。许多明星既对狗仔记者深恶痛绝，又要忍受他们的骚扰，一旦这些狗仔离开他们，他们的身价就会一落千丈，从此淡出大众的视野，默默无闻。

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个被操纵的环境中，他们看到母体意志让他们看到的东西，听母体意志要他们听的东西，他们获取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精神信息都来自母体，为母体意志提供能量，他们是母体的电池。这就是幻想中MATRIX。垄断资本的帝国就是现实世界的MATRIX。

垄断企业之间形成稳定的格局，彼此无力征服对方，于是形成彼此相对稳定的割据局面。从此竞争进入新的形势，不再仅仅是产量和产品性价比的竞争，而且包括争夺社会资本和垄断权的竞争。这种竞争为金融危机埋下伏笔——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帝国具有几个特点，辽阔的疆土、众多的臣民、雄厚的实力以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这些垄断资本可以控制数量庞大的社会资本，调动惊人的人力物力。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比这更惊人的财产强权。人类历史上的　许多　君王（比如亚历山大大帝）也曾经拥有惊人的财富，但是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或者说，他们的财富是来自劫掠而不是交易。相反，垄断帝国则是在暴力归公的基础上，完全依靠财产的力量，在市场交易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暴力的“归公”，是归资产阶级的“公”，而不是全民的“公”，这里的暴力，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不在资产阶级内部使用，却不吝于镇压无产阶级。)

这些垄断企业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司令，核心的、少量的、直接控制的资本就是垄断资本帝　国的　君主资本。军队里面有军、师、旅、团、营、连、排。政权里里面有总督、巡抚、道台、知州、县官。从此垄断企业建立了严密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资本的权力，集中到少数资本手中。这些少量的垄断资本建立了体系完整，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资本帝国。在这里帝国之中，在核心垄断资本之下存在着中小资本，在中小资本之下则是无数的劳动力。核心资本依靠股权和利润控制中小资本，中小资本控制广大劳动力。对抗垄断资本的中小资本会被排斥出资本的队伍，对抗资本的个别劳动者会被解雇，有组织的劳动者则会被镇压。

资本的组织完全符合帝国的特点，资本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资本的超级帝国。

弗里德曼认为自有竞争最终会创造出完美的经济，这是很扯淡的话。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随着资本之间吞并和纵横捭阖，竞争是不可能长期稳定存在的。竞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竞争进化为统治，或者说建立资本的超级帝国。

垄断企业通过股权和利润操纵市场，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市场的王者，从此市场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了。或者说，市场从此不再是费厄泼赖的竞技场，而是一个纪律严明、秩序井然的蜂巢。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人造饥荒） 12 0

光脚的挣钱穿鞋的吃，穿鞋的挣钱穿靴的吃。——中国民谚

资本运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资本帝国的运行的最终目的就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本获得最大的利润。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目标。产能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为垄断企业最大利润服务的次要目标。

上次说到资本经过内部搏杀，最终建立了完善的帝国体系，元要素、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劳动力，按照各自实力在这个等级森严井井有条的各安其位。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进退有礼的社会，我们并不陌生。几千年来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这样有秩序地社会。这样的社会秩序存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秩序而秩序，而为了实现分配的秩序。

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乱糟糟一团麻的社会。如果以吃自助餐为比喻的话，那就是大家一拥而上，筷子、叉子、汤勺，能用什么是什么。桌子上的食物，生鱼片、刺身、螃蟹、牛肉、鸡块、意粉、甜点、罗宋汤，能抢到什么是什么。于是，我们常看到的情况是餐具飞舞，食物乱溅。谁也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吃相，他们更在乎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吃到尽量多的食物——因为他们清楚，下一个回合就会吃那些这个回合没有吃饱的食客。不想被别人吃掉，就要尽快多吃。

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如同大家排好队，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吃饭。垄断大资本、银行资本和元要素按照上一章中彼此博弈的结果，依次进入宴会厅。他们先吃最好的食物，吃到实在吃不消，然后去小憩一下。这时，中等资本入场吃饭，然后是小资本，最后是劳动力。

入场顺序越靠后，餐桌上剩余的食物越少，进来的人越多，彼此之间竞争得越激烈，吃相越难看。劳动力为了抢一份勉强糊口的工作彼此勾心斗角，拾荒的人为了争夺一个矿泉水瓶子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事情很常见。所谓“仓禀实知礼义，衣食足知荣辱。”一个矿泉水瓶子，绝对不会引起先吃饭的稳拿之间的彼此争斗和冲突，这就如同享受蟠桃宴的人不会为一个鸡头打架一样。不过，如果彼此争夺的不是鸡头，而是九千年一开花一结果的蟠桃，那天庭就不再大度，不再谦让，而是动用天兵天将捉拿馋嘴、偷吃的猴子。所以说，并不是衣食足不足的问题，而是达到一个社会阶层之后，对普通劳动者紧缺的生活必需品，对某个阶层上人已经不再是紧缺的，不但不是紧缺的，而且是极大丰富的。对普通人来说很珍贵的东西，对这个层次上的人来说，已经不值得为此发生冲突了。为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发生冲突，对这个层面的人来说，是丢脸的事情。这个层次的稳拿，在彼此谦逊礼貌的气氛中，瓜分着社会总产品的大饼。他们一边享受自己的大饼，一边欣赏卢瑟之间为了生存进行的争斗。事实上，这种底层彼此之间的争斗，恰恰是高层吃到更多的大饼的原因。

封建社会也好，奴隶社会也好，都是建立在独立的生产单元的基础上的。这样的社会的顶层吃到更多大饼主要依靠暴力强制劳动或者强行征收农产品。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官府征收田赋，低级官员向上级官员赠送冰炭敬，高级官员向宰相行贿，皇帝则享有四海。国外也是一样，农奴向地主缴纳地租，地主向小领主缴纳贡品，小领主向诸侯进贡，诸侯向国王或皇帝进贡。光脚、穿鞋、穿靴之间，那种产品一层层向上转移的关系一目了然。

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过程则隐蔽得多。没有一个人能独立完成自己的产品，我们很难看到垄断资本向下一级的资本征收了多少产品。垄断企业与下级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强行征收的关系——就是母子公司之间，由于彼此拥有独立结算的会计体系，也很难存在子公司直接向母公司转移利润的行为。

不过，这个征收的过程并不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完全看不到的，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资本都可以完全自由流动，随意组合，彼此之间并不存征收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等量资本应该产生等量的利润。同样拥有2000美元的甲乙两人，一个投资面包铺，一个投资水果店的话，彼此产生的利润应该是接近的。如果不接近，那么彼此间的利润之间的差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利润较少的一方就会主动改行。在理想的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由于不断的竞争，不断有新的竞争者加入，有原有的竞争者退出或破产，全社会的利润率，基本是接近的。

在按照等量资本产生等量利润的原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些资本比其他资本有资格获得更多的利润。比如，某些行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其他行业，是暴利行业，而这些行业往往是垄断行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其他竞争者不能改行进入这个行业。不能进入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资本量太少，或者是外人进入以后利润率太低，或者是因为政府行政命令使用专营权限制外来竞争者。

这时，我们需要了解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垄断企业怎么向下一级企业征收利润的。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过程，就不难理解下一级企业怎么向下下级企业征收利润，以及怎么不断的征收下去。

在《多收了三五斗》之中，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个过程。在双方博弈过程中占优势的一方，可以把自己的利益扩展到最大化。这个扩展的过程，不仅仅存在于劳动力与资本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与资本之间。比如：如果上游企业是相对垄断的企业的话，上游企业就可以提高自己产品的价格，获得超额利润。下游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如果下游企业是相对垄断的企业的话，那么下游企业就可以压低进货的价格，上游企业只能勉强维持。如果上下游企业都是相对垄断的企业，就要看谁的资本量更大，有更强的博弈能力。铁路是相对垄断的行业，但是铁路也曾经受到更垄断的企业的挤压。

谁能让铁路屈服呢？这个人就是勒克菲勒。　1870年1月10日　，洛克菲勒兄弟等5人创建了标准石油公司。1879年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控制了美国炼油能力的90%，还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进出产油区的石油管和汇集系统，并握有运输的支配权。　1882年1月2日　，洛克菲勒和他的合伙人正式签署了一份“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协定”，合并了40多家厂商，垄断了全国80%的炼油工业和90%的油管生意。

1885年，标准石油与铁路达成协议，铁路给标准石油每运输一桶原油收费10美分，给其他公司运输一桶原油收费35美分。不仅如此，铁路每给其他公司运输一桶原油还要给标准石油缴纳25美分。如果铁路不答应，勒克菲勒就要重新修建一条石油运输管线，彻底挤垮铁路的石油运输生意。其他石油公司只要生产原油，就要运输，只要运输就要给勒克菲勒缴纳25美分的“贡赋”。

整个运输过程中，铁路只能吃一点勒克菲勒吃剩的东西。一般的霸王条款欺负欺负消费者也就罢了，勒克菲勒居然这样欺负铁路。能让铁路接受这样的霸王条款，不得不让人叹服勒克菲勒的实力。当然，铁路也不是吃素的。铁路马上就提高了中小客户和短途货物的运输费用，搞了个堤内损失堤外补。

于是，中小客户辛苦半天，要把相当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铁路；铁路也不能吃独食，而要把从中小客户那里征收的利润大部上缴给勒克菲勒。于是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光脚——穿鞋——穿靴”的关系。

这种“光脚——穿鞋——穿靴”的关系的存在的潜在必要条件，就是垄断企业能自由控制某类产品的产量或需求。在勒克菲勒的例子中，勒克菲勒完全可以压缩使用铁路运输原油的数量。不仅如此，如果压缩运量，那么其他任何石油公司都无法填补他的退出所造成的营运的损失。所以，只要他这么做，铁路就要亏损。他开出的价格，铁路无法拒绝。对于这样的人，铁路只能忍泣吞声。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稀缺的产品卖得最高的售价。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某类产品稀缺是很难长期存在的。因为竞争对手会增加产量或需求。但是在垄断市场中，垄断企业是市场的主宰，则完全可以控制市场。

以食品加工为例，假设1000个农民拥有年产10000吨小麦的能力，城市人口拥有消费10000吨小麦的能力。如果100个面粉厂拥有加工这10000吨小麦的能力，平均每个面粉厂能加工100吨小麦。任何一个面粉厂压缩产能，都是不明智的——这无非是给其他99个面粉厂更多的市场。但是，如果1个面粉厂拥有加工10000吨小麦的能力，它会怎么做呢？我们会看到，它会把处理小麦的总量压缩到9000吨，甚至8000吨。把产能压缩1000到2000吨，这个企业能获得双重的好处：一方面，它可以压低小麦的收购价格，从农民那里获得第一重好处。另一方面，它可以抬高面粉的出售价格，从消费者那里获得第二重的好处。加工8、9000吨，比加工10000吨获得更大的利润，这样的好事，如果能做到，何乐不为呢？

控制产能，人为制造短缺，获得额外利润，是垄断资本的拿手好戏。

这样的企业往往故意一部分产能，还有额外的好处。任何竞争对手企图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这个企业就开足马力生产，让外来者无利可图，最终不得不主动退出。上面的例子中，面粉厂有意闲置1000-2000吨的产能，一旦外来竞争者介入，面粉厂就启动这些产能。于是，外来者面临收不到小麦，即使收到了也偏贵，即使生产出来也无利可图的局面。这时，原有的大面粉厂就会利用各种舆论工具造势，宣传恶性竞争导致资源浪费，宣传压缩低效的产能等等。更有甚者，在有些政府干预经济较多的国家，这个面粉厂还会游说政府，为了民族的利益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等等。总之，它要用一切手段让外来的竞争者滚蛋，或者是利润，或者是舆论，或者是政府公关——一切它所能调动的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外来竞争者一旦滚蛋，原有的大面粉厂有回复到压缩产能的阶段。这时，面粉不再浪费，因为面粉厂人为地制造了饥荒。

相比原有面粉厂，外来者往往质次价高，浪费资源，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生产规模较小，无法达到比较经济的规模，技术相对比较落后。但是，恰恰是他们的无效率促成了垄断企业的提供相对物美价廉的产品。如果一旦他们消亡了，垄断企业便会马上回到制造人造饥荒的老路。不仅如此，往往变本加厉——因为他们要把竞争期间付出的代价连本带利赚回来。

对垄断企业来说，在能控制的市场中压缩产能，在不能完全控制的市场中则往往开足马力廉价倾销。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指出，二十世纪初期的德国酒精托拉斯，往往有意把一部分酒精廉价出口，倾销到国外。这样的好处首先是抢夺国际市场，其次是制造国内酒精供应的不足。一面在能控制的国内市场搞酒精荒，一面在不能控制的国际市场搞倾销，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销售策略，出发点却完全一样——都是为了获得最大幅度的利润。敞开供应甚至廉价倾销酒精，和有意制造酒精短缺似乎是矛盾的事情，其实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思路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壤上生长的结果。当这块土壤是自家的地盘，能够被完全控制的时候，就结出人造饥荒的果实；当这块土壤不能被自己完全控制的时候，就结出廉价倾销的果实。于是，当年德国境外和境内的消费者的处境，如同冰火两重天：非德国消费者购买的酒精产品比德国本土消费者购买的酒精产品便宜得多，德国人使用本国的产品比外国人用本国的产品要支付更高的代价。

在利润和股权的指挥棒的操纵下，垄断企业对整个产业链中的其他企业的生产有强烈的指导作用。垄断企业控制产量，中型企业必然如法炮制。小企业的利润高一些，中型企业就把收购价格压低一些，或者把供货价格提高一些。实际上，中型企业如果处在垄断企业的上下游的话，也必然控制产量，否则就会面临多余产品没有销路，或者没有原材料生产多余产品的情况。于是，所有企业都在垄断企业的指挥棒的指挥下，把产量控制在一个远远低于潜在最大产能的位置上。

相比之下，离垄断企业远一些的小企业，产能受约束的情况相对较弱。这些企业如同宴会中迟到的中、下等人，彼此为一个鸡头或鸡爪而剑拔弩张。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才给予垄断企业更好地压制产能提高价格的机会。在前面的例子中，数量众多的农民绝不会达成协议把产量压缩到8、9000吨，而是会继续按照原有生产计划生产，然后试图把自己的产品优先于自己的邻居卖出。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农民生产了10000吨小麦，社会总产品最终仍然要由面粉厂决定，因为小麦不能直接成为做面包的原料，磨面的环节是无法跳过的。所以，虽然有足够的小麦，城市之中仍然会出现面粉短缺的饥荒——这恰恰是面粉厂要达到的结果。为了面粉厂的利润，面粉厂宁可让多余的1、2000吨小麦腐烂在田地或者谷仓，也不会增加产量缓解城市的饥荒。在整个社会之中，越接近顶层竞争越少，越接近低层竞争越多越激烈。

唯利是图是资本唯一要考虑的事情，至于其他比如社会公益等等，则完全不在资本考虑的范畴。所以，在垄断资本完全不受约束的国家和地区，人造饥荒是很常见的现象。

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在洛克菲勒的例子之中，勒克菲勒并没有提高产量而是提高了自己的利润，这些利润部分来自铁路的利润，部分来自其他中、小石油商的利润，部分来自其他铁路中小客户的运费。对社会来讲，总生产能力未必提高了。事实上，则往往是停滞甚至降低了。

当垄断资本控制市场以后，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除了体现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垄断程度，不能反映任何信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一个行业的利润率高于其他行业，那么其他行业的资本家都会考虑改行或者增加一个副业，以便分一杯羹。于是，市场在不断改行之中达到平衡。最终的市场价格反映获得该类产品的难易程度。对大多数产品来说，获得该产品的难易程度与所需要投入的劳动的质与量，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垄断条件下，垄断资本利用资本量、技术或者政府审批等门槛把外来的竞争者拒之门外。这时，这个行业与其它行业之间不再存在人、财、物的自由流动，该产品的价格与获得该产品所付出的劳动质与量之间，不再有任何必然的联系。直观地看，相比其他行业，该产品的生产者投资更少利润更多，该行业的劳动者劳动量更少待遇更高。在封建社会存在的“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粼粼居大厦。”的现象，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存在的。

所以，当垄断企业恬不知耻地夸口创造了多少利润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准确地说，这些利润应该是他们占有的，而未必是他们创造的。须知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资本创造的，资本占有了劳动创造的价值，被占有的价值成为资本的利润，少数资本压榨其他资本占有了超过平均水平的利润。垄断资本控制的利润中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部分，是它们通过各种手段从上下游企业那里压榨来的。最终还是要由普通劳动者创造。国王拥有大量的收入，却不能厚颜无耻地宣称这些都是来自他的辛勤劳动，因为只要不是大脑失灵的人都清楚这些收入是层层进贡上来的。垄断企业能如此厚颜无耻，无非是社会大生产过程掩盖了资本压榨劳动力的过程，它们压榨小资本的过程。他们获得大量的利润，未必是社会之福。这就如同国王拥有大量的收入，恰恰说明了普通百姓沉重赋税和徭役一样，是社会不公的表现而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只要有了吃饭的顺序，就是天下大饥荒，也不妨碍有人有吃不完的肉糜和蛋糕。所以，在经济大危机的时候，并不妨碍金子塔的顶端仍然获得惊人的利润。只要金字塔的顶端控制的是生活必需品，那么推高产品价格就很容易。因为其他环节必然被动让出利润，消费者必然主动压缩不必要的消费。如果控制了粮食的生产，就可以推高粮食的价格。当面粉的价格太高以致多数人消费不起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推高玉米粉的价格。当玉米粉太高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推高高粱米的价格。依此类推，直到推高观音土的价格。

理论上垄断资本可以把社会总大饼完全吃掉，给其他阶级留一点残渣就可以。或者说，他们吃饭的时候，把所有能吃的都吃掉，其他人拣一点他们吃剩的菜叶，舔一舔他们的盘子。

资本主义达到这个阶段以后，资本家不必再如同创业初期一样节衣缩食，把每一个铜板都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之中。只要他们处于顶端的位置，即使他们穷奢极欲，他们也是不可撼动的。他们所要指挥和调动的是社会总资本，他们个人的资本与社会总资本相比，是相对渺小的。所以，他们要利用自身资本量的优势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分配模式，而不是简单利用自身资本实行增殖。所以，个人的节俭在此时已经是次要的事情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一边是吃着驼蹄羹，霜橙压香桔，另一面必然是吃糠咽菜。垄断企业毫不留情地批评血汗工厂的不人道，却不愿意放弃一点自己的利润。相反，它们总是在任何有机可乘的时候抬高自己产品的售价压低原材料的进价。垄断资本家可以一边优雅地品尝名酒，一边假惺惺地批评小资本残酷地对待劳动力，一边不愿意承认小资本从劳动力身上剥削的剩余价值中的大多数，都要向他们进贡。这就如同国王一边训斥小地主鞭打缴不起地租的农奴，一边优雅地享用由小地主进贡的从农奴那里掠夺来的农产品。

每一个阶级社会最终都趋向于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顶端极少数统治者的分配体制度，或者说是一种有利于社会顶层的稳拿体系。分配制度的自我强化功能是稳拿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稳拿两个特点，一是“稳”，二是“拿”，都是通过这个功能不断加强。封建地主和奴隶主拥有的地租越多，可以豢养的武装人员就越多，他们可以统治的农民和奴隶就越多。在这方面，资本也是一样。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吃饭的秩序”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 垄断资本获得超额利润，剩余价值不断向上转移，垄断资本自我增殖的速率要远远快于中下层资本。在以资本量决定分配顺序的社会中，这就意味着垄断资本的地位在不断巩固。不改变分配顺序，下层资本永无翻身之日。不仅如此，只能在不断的彼此恶性竞争和上层的挤压中，被推向社会下层。换句话说，优先进场吃饭的名额必将越来越少。如果我们认为社会财富水平存在一个临界点，高于这个临界点，财富越来越多，低于这个临界点财富越来越少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临界点是不断上升的。假设拥有　100盎司　的黄金也许是社会中上层财富水平，在这个水平之上财富会越来越多，在这个水平之下财富会越来越少。那么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必然是这个水平在迅速提升。如果社会平均利润率是10%的话，那么第二年这个临界点的水平必然高于　110盎司　。高于的原因是因为处于顶端的资本的利润率必然高于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如果中、小资本家不能跟上处于顶端的资本增殖的速度，那么迟早会变成吃剩饭的人。换句话说，资本如果要保持吃饭的地位，必须跟上这个速率，必须以比社会资本平均利润率更快的速度增殖。如果这样考虑的话，要保持一个人经济地位不变所需的资本量往往是非常惊人的。那些认为自己挣够了，可以安心养老的人，除非处于社会顶端，否则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在不断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在土地投机中还会提到，这是后话，现在暂且不表。

改变这个“吃饭的秩序”，必须彻底颠覆整个社会体系，显然，对于单个个体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即使是某个独立的垄断大资本也不可能改变这样的社会秩序。这样的垄断大资本可以主动拆分自己的公司，却不可能拆分整个社会体系。实际上，在这个社会中，垄断大资本一旦主动拆分了自己的公司，也就丧失了影响社会的权力。《盗梦空间》中的那个小帅哥，可以拆分他老爸留给他的石油帝国，但是不能影响斋藤的公司。不仅如此，他拆分自己的公司的后果，无非是给斋藤更多的机会。斋藤则未必会主动拆分自己的帝国，即使在梦里受到暗示也未必会。

但是，人类历史上没有永恒的稳拿体系。所以，这样的“吃饭的秩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尤其是在多数低层劳动者饥肠辘辘的时候。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物极必反） 6 0

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中国民谚

如果我们承认事物是在不断运动的，我们就应该知道事物的发展总有兴起、强盛、衰亡和毁灭的过程。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矛盾互相作用的过程。在发展的过程中，矛盾的双方在不断积累和斗争，而毁灭的因素总是在孕育在发展的过程中的。

放眼天下，没有长生不灭者。帝国也是一样，人类历史上，没有千年不灭的帝国。许多庞大的帝国，在几乎一夜之间消失了，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庞大的帝国兴亡的表面过程，没有看到背后发展的深层规律，难免觉得这样的兴亡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的观察更深入一些，看到表象背后的运动规律，则会认识到这些帝国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帝国的毁灭与它们的强大之间，存在着不可割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那些造成它们强大的因素，孕育了它们的衰亡和毁灭。兴与亡是同一棵树上结出的两朵花。

这个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命题，正是本小节要说明的道理。与其他庞大的帝国一样，垄断帝国同样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这一小节就是讨论垄断帝国毁灭的内在原因社会顶层领导能力的下降与内部矛盾的增加，是帝国毁灭的内在因素，垄断帝国的毁灭也可以归结于此。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相结合的过程。对垄断帝国来说，垄断资本领导层新陈代谢能力的丧失和财产的单向流动是量变的积累过程，垄断资本领导层的能力不足以对抗财产汇聚造成的社会矛盾的时候，就会有发生质变飞跃的风险。

垄断帝国的产生起源于资本的集中，资本的集中起源于资本之间竞争所导致的搏杀。这种资本之间的搏杀，如果我们前面看到的，是一种类似生物进化的超量繁殖与选择的过程。资本家按照自己对市场的揣测进行投资生产，接受市场选择。生产效率更高，技术更先进，生产成本更低的资本家的产品优先售出，相对落后的资本家的产品滞销，他们的资本成为其他资本家的猎物。这个过程中，产品更加物美价廉的资本家获得更大的生产机会。由于产品的物美价廉往往与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有关，而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又依赖于资本量，所以资本量大的资本家获得更多的生产机会。这时一种良性的市场自我新陈代谢的过程。

这种竞争最终达到一个阶段，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一个行业的产品生产，其他小企业根本没有能力挑战它们。这一个或几个企业控制这种产品的产量、规格和价格。从此竞争转为统治。垄断帝国的顶层，和其他帝国一样形成了稳固的稳拿集团。稳拿的包含两个字，稳和拿。稳拿的存在必然抑制一切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非稳定因素，或者说稳拿体系有自我强化的能力。不论怎么变化，稳拿都能稳稳当当地享用自己的一份。换句话说，非稳拿集团享受的社会总产品就是未必稳定的。

垄断的统治，由于垄断帝国本身具有向上吸收剩余价值的能力，垄断一旦确立，从体系内部使用交易就无法推翻。垄断帝国失去了自我更新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失去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是死亡的开始。一旦建立起稳固的塔，社会就失去了活力。“稳拿”这个词，包含两个字。一个是稳，一个是拿。稳就不能有竞争。人类的能力来自先天与后天，先天的智力并不能稳固遗传，后天的磨砺更不可复制。如果依靠能力竞争决定一个人在社会的地位，那么多数稳拿的后人，很难保持他们祖先的地位。这时就需要产权发挥作用。私有产权的传承，如同　封建　君主的世袭，白痴如刘禅，仍然是蜀国的领导人。拥有产的人，即使能力平庸，仍然是生产的决定者，掌握生产的决定权，或者说决定社会大饼的分割。

在自由竞争的阶段，一种新产品的诞生或推广，完全在于这种产品是否物美价廉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能给生产者带来足够的利润。在垄断阶段，非垄断企业的利润受垄断企业的操纵，能否获得足够的利润，是不确定的事情。即使获得超量的利润，也很可能被垄断企业利用操纵产量、规格和价格的手段而占有。这种情况下，对非垄断企业来说，与其研究如何改进生产技术，不如研究如何顺应垄断企业。

这时，全社会的生产的发展方向，完全操纵在垄断企业的手中。市场的选择变成垄断企业的计划。其他任何超越垄断企业计划的生产行为，都会因为利润率太低或者需要的资本量太大而无法实施。因为没有竞争的压力，垄断企业本身对创新行为是不感兴趣的，另一方面，其他企业的创新行为也受到垄断企业的压制：“（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去向，在规定了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换句话说，我不进步，其他人也休想进步。

达尔文在物种选择中举例，某一片自由开放地被圈起来，牛群不能进入，于是几年之后出现了大量的冷杉幼苗。由于牛群的存在，冷杉就长不起来——其实无非是牛群偶尔啃两口冷杉幼苗，就导致冷杉幼苗的夭折。只要有霸王龙存在，就没有哺乳类的出头之日。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由于垄断企业的存在，大量的利润被垄断企业占有，生产产品的种类受到垄断企业的限制。上游企业要按照垄断企业的订货生产，下游企业只能按照垄断企业提供的原料生产。在这样的条件下，想发展壮大，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事实上，如果能轻易突破垄断企业的限制，就意味着稳拿体系不那么稳，稳拿体系就不能称为稳拿体系了。

这时，存在的不再是多样性，而是整齐划一。

对一个系统来说，整齐划一的好处，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垄断企业的大事，就是垄断企业的对外征服和对内压迫更有效率。）整齐划一的坏处，就是抵御预料之外的突发风险的效率极差。一个缺陷，可以让整个系统崩溃。人工林和自然林相比，抵御多数病虫害的能力相对较强，但是抵御特定病虫害的能力却极差。全部是松树的人工林，可以有效抵御作用于槐树、柳树、杨树等等其他树种的病虫害。但是，松毛虫可以让全部人工林在很短的时间内毁灭。

自由竞争的社会是一种网状结构，某一个企业的失灵，对全社会的生产不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事实上，也必然有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发生问题。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则是一种塔状结构，处于塔尖的垄断企业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一旦塔尖出现问题，全社会的生产立即陷入困境。

社会全部生产过程集中在垄断企业，垄断企业的投资错误，就是全社会的投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投资错误的概率是20%的话，那么自由竞争状态下，所有情况下，都会只有80%的投资成功，在垄断企业控制的条件下，多数情况下都会比自由竞争企业投资成功率高，但是在个别情况下，却会对全社会造成“绝收”的后果。或者说，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发展方向的系统风险远远大于自由竞争的社会。尤其在新技术出现的时期，垄断企业的投资方向决定全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垄断企业的发展方向，却未必是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如果垄断企业的发展方向是房产和当铺的话，那么全社会的投资方向显然也必然是这里。

在创新的过程中，任何人即使有超人的智力，也无法提前预见所有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创新意味着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这种探索的过程意味着大量的不可避免的损失。主观决定的计划是无法准确预知未知世界的。这时，垄断资本有两个选择，继续投资或者停滞不前。继续投资的话，若是成功了则会推动全社会的生产发生巨大的进步，若失败了则损失巨大，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丧失核心领导的地位。毫无疑问，多数垄断资本无疑会选择后者。既然已经是社会的顶层，就不要做可能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尝试。垄断资本的常见病，是抑制生产不思进取。垄断企业控制的社会经济，也必然是长期停滞的经济。社会停滞的结果，迟早会面对巨大的外来压力。如果外在竞争对手极富侵略性，那么停滞的后果则更加骇人。

自由竞争的社会的发展方向，每一个资本家都有决定权。在一个原点上，无数人走向无数的方向。发散行走的人群中，会有一些人走向成功，也会有一些人丧生，绝大多数人既不成功也未丧生。走向成功的人，很快成为多数人效仿的榜样。究竟谁会成为被效仿的榜样，是不确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在万事开始的阶段，成功地预见到最终的结果。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只有垄断核心资本家有决定权，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受垄断资本家的控制。这样的体系，如果能够预见到适当的发展道路，自然避免了四散乱走所浪费的宝贵资源和时间。但是，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何况，在探索未知世界的道路上，再好的计划也难免有失误，不能保证一定出现最优的结果。垄断资本把社会的发展方向集中起来，于是使用所有人智慧的社会发展，退化为使用个别垄断资本家智慧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山寨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速度是惊人的，自我创新的能力却是不足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往往在核心资本的领导下走上歧途或者停滞不前。

另一方面，如果此时的社会已经完成了资本与暴力的结合，那么极可能在疯狂的道路上暴走——尤其是在内部压力增大需要拓展生存空间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不妨借助一点政治学的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上看，开　明　君主制政治与僭主政治是同一个系统。开　明的　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领导一个强大的国家，能最有效地调动所有的资源用于改善全国百姓的生活，增强国力，没有内耗和倾轧，这是最好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一个混蛋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样领导一个国家，可以最有效地对内压迫，对外扩张，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止他，这是最疯狂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两种社会使用的是同一个操作系统，不同的是君王的能力和品行。这样的社会组织形态，兴亡系　于　君王的能力和品行，强盛与崩溃都在一瞬间，自然也就“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

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资本，如同高高在上的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影响全社会的发展进程。这样的社会如果全力追赶先进国家，则势不可挡。反之，如果这样的力量用于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也是很惊人的。如果这种力量安于现状，那么整个系统必然死气沉沉。

一个系统的功能发挥系于一个核心零件的功能，如果不是工程师特意这样设计为了达到充分发挥那个零件的优势，弥补整个系统的不足，实现剑走偏锋的效果的话，那么绝对是一个失败的设计。这样设计可能到达极端的设计效果，超强或超差。整个系统运转的效果，完全取决于核心零件的功能。如果核心零件超常发挥，整个系统就是最优秀的系统；一旦核心零件失灵，整个系统失灵。

有趣的是，人类社会却总是向这样的系统发展。一些优秀的精英爬上人类社会金字塔的塔顶，然后迅速征服其他不肯臣服的人类群体。征服不久，这些精英的寿命达到极限，把职位传给他们的后人，如果他们的后人保持先人的能力，那么这个系统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系统，反之这个系统随时有崩溃的可能。无情的现实是，这个系统并不能保证后人拥有先人的能力，事实上，多数情况下，后人的能力远远不及先人。

这样的社会系统总是要不定期更新，因为核心零件（也就是那些精英的后人）迟早会出现退化的现象。个人能力一方面来自天生的智力，一方面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历练。后天的磨难恰恰是苦其心志的磨砺过程。对精英的后人来说，先人的优秀基因未必能稳定遗传，先人经历的磨难则更是不可能接触的事情。勒克菲勒是能力超强的人，上一小节中提到的钻石大王罗得斯也是，但是他们却不能保证自己的后人永远具有自己的能力。如果垄断帝国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我们无法看清的话，不妨把视角转回中国历史。刘备是英雄，刘禅就很差劲。司马懿能力出众，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也很强，但是他曾孙晋惠帝司马衷就是白痴。天下灾荒，百姓嗷嗷待哺的时候，这位皇帝说出了“何不食肉糜”这句千古名言。毫无疑问，他身上有司马懿的基因，无需置疑，仅仅四代司马懿的基因就退化的不成样子。

对垄断资本主义也是一样，私有财产的稳定传承，决定了生产主导权的稳定传承。在自由竞争时期，这种主动权的传承不过涉及一个公司的生产。一个能力不足的子孙经营的公司会很快破产，社会会继续向前发展不受影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企业是如此之大，尽管效率低下，但是也没有竞争对手能撼动它。垄断资本家的子孙通过继承而不是市场获得管理权。核心垄断资本的所有权的传承则涉及到整个社会。于是整个社会的生产发展则由血缘决定。

相比遗传不稳定和缺乏磨练所导致的管理层能力的退化的不确定性，系统内部的压力，则是单向增加的。

奴隶社会也罢，封建社会也罢，资本主义社会也罢，总存在少数人无偿占有多数人劳动的现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从微观上看，存在经营失败破产等行为；但从宏观上看，财富总是单向流动的。这种流动可以依靠暴力，也可以依靠交易。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种占有是赤裸裸的暴力剥夺为表现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占有隐藏在“公平交易”的背后，大多数人在公平交易之中沦为资本的债务奴隶。

现代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无时不刻离不开各种交易。现代人要有工作出卖劳动力，这是交易。要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这也是交易。社会的交易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只要存在交易，就有优势的一方。优势的一方，可以提高自己交易品的价格，或者说压低对方交易品的价格。这种优势不断存在，而且会不断加强。多数参与交易的人，必然会处于劣势，迟早成为卢瑟。拥有优势的这一方，必然会不断减少自己这一方的数量。实际上，这种数量的减少恰恰是加强优势的过程。博弈过程中，数量较少的一方获得更大的交易优势，拥有较大交易优势的一方也必然是数量较少的一方。数量较少的一方不但占有优势，也会不断地以血缘原则精华自己的群体。这个群体必然越来越小，控制的社会资源则越来越多。

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优势发展到极限。由于这种优势的存在，处于社会顶端的稳拿的收获是稳定的，损失可以完全转移到下层；处于社会下层卢瑟的收获是不确定的，损失却是完全无力转嫁出去的。只要存在交易，顶端是永远不会吃亏的，底端则是永远不会占便宜的。当然，这是卢瑟用劳动价值论衡量的结果。如果稳拿用边际效用论则是另一个结果：所有的交易都是皆大欢喜的。

于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人员向卢瑟方向汇聚，财产向稳拿的方向汇聚。我们在前面说过，这种汇聚的极限，就是稳拿经济学推崇的帕累托最优——是稀缺资源获得最大利用的状态，是地主把自己的土地的地租提到最高的状态，也是农民不干掉地主就要饿死的状态。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垄断商品价格提高到极限，工人工资极其低下，大批工人失业的状态。这样的状态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社会矛盾最尖锐，压力最大的状态。对多数人来讲，垄断帝国如果崩溃，那么失去的是枷锁获得是全世界。财富的重力最终会压垮稳拿精心建设的财富金字塔，不论哪个阶级社会都是如此。

一个稳定性不佳的系统抵抗不断增大的内压，这个系统能维持多久不能确定，能确定的是这个系统很难长期存在，整个系统迟早会在内压的作用下发生崩溃。

没有经历过社会筛选的稳拿的后代，直接成为社会的主导，领导一个发展停滞，有巨大外来压力，内压接近爆炸的社会。这是社会的杯具，也是个人的杯具。朱常洵亦称福恭王，是明神宗第三子，母郑贵妃恃宠，欲立其为太子，遂引起争国本。万历二十九年受封福王。四十二年就藩洛阳，得庄田二万顷，盐引千计。崇祯间，益沉湎酒色。福王后被李自成俘虏，并被吃掉。福王的儿子朱由崧成了南明皇帝。1644年旧历除夕，满洲人大兵压境，南明皇帝朱由崧不乐，大臣们还以为他是忧虑前方的形势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个个叩头请罪。不料朱由崧说出的话却使他们大吃一惊，他说“无暇虑此”。原来这位天子忧虑的是“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清兵已临长江边，朱由崧还忙于广选美女。为了配制房中药，他命令南京城里的乞丐们集合起来捕捉癞蛤蟆，灯笼上大书“奉旨捕蟾”，所以就落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蛤蟆天子”。这就是明代版的“山外青山楼外楼。”不过，明代小朝廷没有南宋朝廷运气那么好。1646年五月，朱由崧在北京被加以谋为不轨的罪名凌迟处死，年仅四十岁。

孔夫子曾经要求大家守规矩，认为只要大家都守规矩就可以天下太平。事实上，天下动乱只能说明周天子没有能力继续维持系统。烽火戏诸侯是周幽王的杰作，而不是天下诸侯自己搞出来。这说明在周朝的系统中，周幽王这个核心零件已将不能有效的进行统治了。周朝的系统已经不能有效操作，中国需要格式化重装系统。

这个集中于崩溃的过程，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垄断资本主义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即使没有外来影响，经济本身也要不断震动。对外扩张的停滞、海外市场的突然丧失、技术革命的终结、金融泡沫的破裂等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社会资本要求兑付前期投资的利润。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资本家——工人”的二元社会显然没有能力兑付这些利润，于是经济先是崩溃后是萧条。如果是垄断资本主义，则问题更严重：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一旦陷入停滞期，复苏就很艰难。事实上，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停滞是常态。大量的失业劳动者嗷嗷待哺，无所事事，想维护社会稳定是极其困难的，社会必然动荡。这时政府如果不能拿出面包，就需要拿出子弹。如果两者都拿出不来，那么后果就会很严重。

这时，可以通过向外扩张的方式转移社会矛盾，向外输出商品和多余的劳动力缓解社会矛盾。但是如果扩张失败，则要面临加倍的惩罚。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社会底层的劳动力的收益是不稳的，他们的收益完全仰赖战争的结果。如果战争失败，他们付出了鲜血，忍受了战争的苦难，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回报。顶层垄断资本没有付出鲜血却大发战争财，必然受到严重的嫉恨。工业化社会大量人口聚居于城市，虽然不会有农民战争，但是会有城市暴动。这时，如果军队也因为战争失败而士气低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话，那么现有垄断体系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沙皇俄国和德意志帝国在一战后的命运，是这种惩罚的最好的诠释。在对外扩张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是强大的，但是也是输不起的，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国家是地道的“泥足巨人”。

何况，即使向外扩张一切顺利，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也必然达到地理的极限——毕竟地球的面积是有限的。历史上看，秦国严苛地对待本国百姓，把全国动员成惊人的战争机器。这种战争机器需要不断从外部获得领土奖励耕战，补偿本国百姓的损失。一旦扩张达到极限，不再存在外来的收益补偿百姓，仍然严苛对待百姓的话，秦国的社会矛盾必然迅速加剧。

过度依赖核心领导人物的个人能力，对内经济压迫不断加剧，这样的社会系统注定不能持久。如果要维护人类社会系统的长期存在就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为领导阶层引入新鲜血液，避免小范围通婚造成的种群退化；第二、破解财富的单向流动过程，避免财富过渡集中导致社会内部压力持续上升。对资本主义这样财产决定个人在社会中政治、经济地位的社会来说，第二点比第一点更重要。只要破坏了领导阶层的财产的稳固性，就能为领导阶层引入新鲜血液。如此便不难理解美国历史上老罗斯福打击垄断，小罗斯福允许工人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家的意义。

“在我们的整个国家里，垄断资本势力限制着成功的机会……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大多数人曾经争取到得政治平等将失去意义……我们的财产，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劳动，乃至生命都完全操纵在一小撮人的手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生命已经不再平等，自由已经不再真实，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又在哪里呢？”罗斯福的话，说出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对他来说，1933年的美国已经是量变积累达到临界点的时期，随时可能发生质变飞跃。如果他不主动抑制一小撮稳拿的势力的话，那么整个系统的推导重建就在眼前。显然，那是一小撮稳拿的悲剧，也是全社会的悲剧。

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既要保障最有能力的人获得最大的报酬，成为社会的先锋。又要避免他们的子孙中没有能力成为先锋的人，依靠产的优势，压制其它优秀人才。丛林法则诞生了霸王龙，霸王龙抑制了其他动物的发展。如果没有七千万年前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今天的世界仍然将是爬行类的天下。哺乳类最多像老鼠一样在恐龙的阴影中苟且偷生，难以想象会诞生今天的人类。

自由市场加私有产权，推动了竞争，提供了选择社会最优生产者的机会。另一方面竞争促进了财产集中，财产的集中创造了稳拿，稳拿毁灭了竞争。早期资本主义的优点，是资本规模都很小，所以彼此竞争优胜劣汰。一旦资本确立了统治地位，那么市场中就只有巩固其统治的力量，而没有能打破其统治的力量。万类霜天竞自由是最理想的状态，却不是稳态。

市场竞争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维护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却是非常微妙的任务。社会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各尽所能，所以一方面要维护资本的地位，保证优者获得更多的资源，放大其推动社会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削弱资本的地位，保证优者有机会击败强者。从某种角度看，让优者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无法有效确定优者。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集中与崩溃的过程，并不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同样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只要存在私有财产，只要存在某一方失控的势力，就会发生过度的集中，集中的过程也就预示着社会系统的崩溃和重新建设。

千万不要相信你能找到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当找不到最优解的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次优解。当不能确定最优者的时候，不妨消灭可能抑制最优者诞生的最强者。反垄断与消灭财富的过度集中，始终是维护市场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必要步骤。如果不能主动削弱霸主，那么霸主迟早会被动毁灭，他们所统治的帝国也将在血与火之中，化为历史的遗迹。

卢瑟经济学——垄断帝国（无尽的冬天） 10 0

“现在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预料来源做出大致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他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列宁

垄断资本是市场之神，它们能控制产品的产量和价格，进而谋求最大利润。它们控制产量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价格，控制价格的手段是控制产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会通过倾销等手段消灭竞争对手，把本行业的利润压低到竞争对手无法接受的程度，逼迫对手主动退出。一旦占领市场之后，它们往往反向操作，故意闲置一部分产能，谋求最高的垄断利润。这种闲置产能，压缩生产的行为，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是资本主义的自我进化过程。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发生了自我进化，那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原先每一个业主的产量，对整个市场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努力提高自己的产量，就意味着从竞争对手那里争得更多的市场和原材料，获得更多的利润。现在则是垄断企业控制市场，市场究竟需要多少产品，能提供多少原料，他们了如指掌。他们的产量变化，很容易引起产品在市场上价格的剧烈波动。稍微增加产量，就可能引起自己产品的滞销。反之，他们压缩产能，就是自己的产品被抢购。对他们来说，与其自己的产品滞销，不如被抢购。

当大家都是小土豆的时候，竞争就是主流，谁不多生产，谁吃亏。因为市场和原料都是别人的，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谁不抢，谁被别人抢，谁完蛋。这种时候扩张产能就是基本的主流。反过来，当市场都被自己和自己的盟友控制的时候，一个市场大致能消费多少东西，基本都有数，扩张产能一点好处也没有，扩张了也卖不掉。这时就不如压缩、闲置一部分产能，人为制造需求不足，创造“人造的饥荒”。

经过这次进化，原先分散的资本凝结成有组织的社会资本，小资本依附于中等资本，中等资本依附于大资本，大资本依附于垄断资本，一般垄断资本（比如当年美国铁路）受银行、核心垄断资本（比如勒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工资）和元要素的领导。于是，社会总资本生产更有效率了：可以用相对更少的资本总量，更小的错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供更多的产品了。此时，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长期的停滞。

我们的前面分析中，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与扩大再生产有密切的联系。当全面过剩的经济危机消灭掉多余的产能以后，任何一个偶然的创新行为，都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生产竞争。于是，上一轮经济危机的幸存者们，好了伤疤忘了疼，或主动信任自己的运气，或在同行的裹挟下，重新开始大规模投资。全社会从简单再生产，进入扩大再生产，开始酝酿新一轮的生产过剩。

这种竞争扩产的行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创造性毁灭从此不再存在，于是经济很难复苏。

垄断资本对创新，多数采取压制的态度。有些新技术虽然能大大提高生产率，但是同时也会提高生产规模——如果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生产往往是不经济的。这样的技术对垄断资本家并没有吸引力。因为提高生产规模，意味着不能采取控制产量的手段获得超额利润。垄断资本家更倾向于采用生产规模不变但是能大大降低生产成本的技术，这意味不提高生产规模但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这种生产技术降低产品质量，但是同时能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的话，也是可以考虑的，没有竞争对手，供给不足，产品再次也不愁没有销路——垄断产品往往质次价高的一个原因即在于此。

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企业往往主动采取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即使原有设备远远没有达到使用寿命。因为资本家知道，自己不采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同行也会采用新技术推出新产品。对垄断资本家来说，没有彼此竞争的压力，采用不采用新设备，推出不推出新产品的灵活性就要大很多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垄断资本家往往并不急于采用新设备，更不急于推出新产品。生产设备、产品的更新，意味着生产流程的改变和大量的投资——只要垄断了市场，投资不投资都有丰厚的利润，何苦投资？列宁曾经举例，美国有个姓欧文斯的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束之高阁，阻碍它的应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垄断公司购买了新技术并不急于应用，而是作为技术储备，在“合算”的时候再采用，或者作为对付外来不速之客的秘密武器。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新技术都会被垄断资本扼杀，但是新技术的采用确实收到了极大的遏制。在某些国家的某些部门，很长一段时期，这种遏制的趋势，会长期保持优势。

垄断企业对扩产更没有兴趣。市场有多大，垄断企业心里清楚。市场都是自己和自己盟友的市场，不存在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的可能，那么扩产卖给谁？压制生产可以人为制造稀缺，获得超额利润，扩产则意味着自己的产品跌价。资本的运动一切以利润为指导，导致利润下降的行为，资本是绝对不会做的。

对于垄断企业来说，由于没有竞争的压力，没有创新的动力，没有扩产的行为，长期把生产规模压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抬高自己的产品价格是获得最大利润的最好选择。

对垄断企业的下级企业来说，由于上级垄断企业压缩产能，扩展产能意味着更多的竞争和更低的利润。尽管许多时候不得不扩张，但是扩张的结果是利润率的迅速下降。在前一小节的例子中，当面粉厂只收购8000吨小麦的时候，小农们增加小麦的产量，也不会增加收购量，只能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虽然面粉厂只收购8000吨小麦，但是由于农民内部的博弈，农民的产量会多余8000吨，农民扩张的上限，就是维持小麦售价等于最低的生产成本的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