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有力工具，最低工资规制不可避免地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所在区县最低工资标准的匹配数据，本文采用生存模型考察最低工资执行对企业退出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从而对企业存续产生负面冲击，其主要机制是最低工资压缩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而非“物质资本扩张”)。异质性讨论发现，相比于无工会的企业，拥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更能发挥发声机制，利用最低工资良好互动反而降低了企业退出风险。在不同规模和所有制企业中，最低工资对企业存活会产生不同影响。进一步发现，最低工资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清理效应”角色，在迫使低效率企业加速退出之同时，也为高效率企业腾挪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存续机会。本研究不仅客观地评估最低工资规制对于企业存活的影响，还能为中国企业积极回应劳动力市场政策，实现生命力建设提供重要的政策洞见。
关键词|最低工资 企业存活 生存分析模型 劳动力市场
作者魏下海，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特聘教授(福建厦门 361021);张天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广东广州 510006);李经，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 510006)。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三期。
一、引 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最低工资规制(Minimum Wage Regulation，MWR)作为一项旨在“维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的合法权益”，并“保障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的劳动保护制度，是政府适度干预当地劳动力市场的有力工具。这项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百余年，但在中国仅仅施行二十余年，如何借此政策合理干预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从历史进程看，1993年中国第一次发布《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次年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其法律地位，并选择少数地区试点实行。2004年，新修订的《最低工资规定》开始生效，要求地方政府“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且赋予工会监督最低工资规定执行的职权，加强对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新修的《最低工资规定》具有标志性事件的意义，政府层面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短时间内各个城市出现竞赛式“提低”，调整频率和幅度都得到强化。但在之后，各地的最低工资规制趋于稳慎，以十三五规划要求的“合理调整”“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为主，例如，广东省2017年2月发布《广东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按原则每三年至少一调，2017年续用2015年的标准。
过去二十余年中国名义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进程可由图1展示。1993年全国平均的名义最低工资是255元，2015年则增至1390.6元。其中，新修订的《最低工资规定》2004年开始生效前后，最低工资有显著不同，年均增长率由之前的7.6%变成之后的11.4%。由于劳动力供给在2004年之后出现结构性变化，劳工成本普遍上升。所以相比最低工资，制造业的行业平均工资增长幅度更大。数据显示，全国制造业的平均名义工资从433.25元增至4610.33元，最低工资与制造业平均工资的比值2004年明显下跌后最终稳定在29%上下。进一步对比最低工资与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率可知，在绝大数年份前者落后于后者(图2)。
最低工资制度的本意是为了保障低工资获得者的基本权益，但施行的结果却可能对企业用工和生存产生影响，因而关于MWR的学术争论在这一政策确立以来就几乎没有停歇过，争论焦点围绕最低工资标准的适用范围及其经济后果。近年来，大量文献集中讨论最低工资对就业和企业行为(包括企业盈利、生产率以及出口行为等)的影响。劳动经济学的传统理论认为，只要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就会减少就业量。一些经验文献也的确证实，那些低技能、低学历、缺乏工作经验的员工以及在小企业的工人更容易遭受因最低工资上涨而被裁员的风险。另有文献认为，受最低工资影响的是就业流动而非就业存量，企业会在“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上削减雇佣，即减少工作时长而非裁员，从而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在数字上微不足道”。针对中国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研究结论同样是见仁见智。
就最低工资如何影响企业经营，首当其冲的是企业盈利能力。面对最低工资标准引致的用工成本冲击，下调利润可能是企业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结果。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证据，比如，最低工资的攀升作为效率工资可以提高员工努力程度和忠诚度，减少员工离职率，延长职工平均任期，在提高员工业绩标准以及优化管理实务的同时(Hirsch et al.，2011)，促进流程创新，进而获得企业生产率提升。
目前多数文献集中于讨论最低工资冲击对就业和盈利等影响，关于企业退出风险的研究并不多见。其中，Aaronson等基于美国快餐行业数据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攀升当年，快餐行业进入和退出会增加，而且产业层面的要素配置调整是通过劳动密集型餐馆的退出和资本密集型餐馆的进入来实现。Luca和Luca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会迫使餐饮行业整体退出率提高，而且随着餐馆评级上升，其负面影响在减弱。Mayneris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发现，最低工资促进了生产率在整体上的增长，是通过迫使现任企业加强竞争力，同时让生产能力更高的企业进入市场取代较弱的企业。
总结来看，目前就最低工资如何影响企业退出，中国的实证研究尚未完备，国际上更多是基于餐饮等服务业的样本数据，并不能提供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生存的完整图景。基于此，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区县级最低工资的匹配数据，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用工成本，从而对企业存续产生负面冲击，在此基础上进行机制分析和异质性讨论。本文的边际贡献有二：(1)研究视角上看，前人多关注就业效应和服务业，本文集中研究工业企业生存，丰富了最低工资与企业行为的文献;(2)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退出的中间渠道和“清理效应”，并提供确凿的证据。
二、数据、统计事实与模型设定
（一）数 据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有二：一是1998—2007年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二是中国各个区县层级的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了所有的国有工业企业和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在使用该数据库时，对原始数据处理极为关键，主要涉及到样本匹配、名义变量的价格平减以及样本筛选等，本文主要借鉴Brandt等的处理方法，获得更为准确、可信的企业信息。
最低工资标准(1998—2007年)细分到县区层面，是从中国各县区政府官方网站手工搜集获得。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需要将企业数据与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进行匹配。首先，按区县代码对最低工资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由于有部分区县采取全市通用的最低工资标准，我们进一步按照四位数的城市代码对第一步未能匹配的观测值进行匹配;其次，考虑到一些区县的代码发生变化，我们进一步利用区县名将前两步未能成功匹配的观测值再次进行匹配。每一次匹配成功的样本数量和最终的匹配结果如表1所示。
（二）样本企业存续的统计事实
在正式进入实证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样本企业存活状态进行统计分析。本文定义企业生存为某一企业从成立到退出市场的状态，定义企业的存续时间为某一企业从成立到退出市场这个状态所持续的时间跨度。需要提及的是，由于数据限制，我们很难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判断企业是真正退出市场，还是跌出500万的营业规模，脱离样本考察范围。不过考虑到企业一旦脱离样本，便失去了规模以上企业这个圈子的席位，实力减弱到一定程度亦可以视为另一种形式的企业“退出”。
图3展示各种存续状态的企业及其频率，左部为该存续状态企业的占总企业数目的比例，右部为企业在不同年份的存续状态。由图3可知，在2004年出现并一直存续到2007年企业数最多，达到71074家，占总企业数量的13.28%，这可能是因为2004年正值经济普查，很多以前被遗漏的早已存在的规模以上企业在2004年终于被纳入样本范围，相当大一部分企业并非于2004年成立。2007年进入样本的企业为58006家，占总企业数的10.38%，可见2007年是企业进入市场的高峰期。排除比较特殊的2004年和样本初始期1998年，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频率较高的企业存续状态是从2007年前推，每一年新成立并一直存续到样本期末的企业。从2007年前推，每年成立企业依次增加，2007、2006、2005、2003、2002、2001、2000、1999年每年成立的企业分别有58006家、44568家、28005家、23617家、16492家、19454家、8458家和5287家。企业进入数量逐年增加，说明了中国经济的活力是在不断增强。而在退出企业中，相当大一部分在2004年出现的企业，在随后的2005年退出了市场，主要原因也是2004年的经济普查扩大了样本范围。
注：图3观测值以企业代码为标准判断企业存续，并未根据其他变量剔除异常值，实际使用的剔除异常值样本可能与上图中的企业存续状态有所差异。左图最上端的横条之所以较长，是因为涵括了所有非榜上有名的存续状态，例如，企业反复退出和进入市场的不连续状况。
进一步，我们利用生存函数来分析样本企业的存续状况。生存函数是旨在描述个体生存特征的一类基本函数，指企业在样本中持续存在超过t年的概率，可表达为
。一般使用K-M生存函数，用之观察企业生存概率历年趋势，这是一种较为广泛采用的形式，具体如下：
其中下标i便是企业编码，nk表示在k期处于退出危险状态的企业数目，dk是指真实情况里退出的样本数目。Si(t)越大，意味着企业i在样本中持续存活的机率越大。
结合最低工资执行情形，我们将企业划分为被最低工资覆盖和未覆盖两个部门，即
= 1为干预组，表示该企业部门的工资会受到最低工资影响;= 0为对照组，表示该企业的工资并不会受其影响。图4是基于K-M生存函数给出两个部门的生存概率变化。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无论是被最低工资覆盖还是未被覆盖企业，生存曲线呈现阶梯性下跌趋势，且随着持续时间延长，企业存活率在加速下滑。进一步对比被覆盖企业与未被覆盖企业可知，与未被最低工资覆盖企业相比，被覆盖企业的退出风险概率更高，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两者生存概率间的差距将逐渐扩大。这反映了在当前劳动力市场规制以及劳动成本上涨的冲击下，企业会面临更多的退出风险。当然，这一结果只是初步统计分析，更深入分析需仰仗计量检验。
（三）生存模型设定
在实证过程，我们采用基于比例风险(PH)模型框架的Cox生存模型。该模型要求两个体(i与j)危险率之比仅与(xi - xj)相关、不随时间变动，故无需假设基准风险的具体函数形式便可估计参数取值。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数据取自1998—2007年的工业企业，因而1998年前企业退出的情况不得而知，如果忽略这个因素会带来左删失问题。同样地，有不少企业直至2007年仍未退出，此即右删失问题。预期半参数Cox估计方法可以较合理地克服企业数据右删失问题。
因此本文设定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基本形式为式(3)：
其中，x为可能影响企业生存或退出的协变量，如式(4)所示，(t, x)指含协变量x的企业处于t时刻所面临的风险函数，表示企业在t-1时期依旧经营的前提下，进而在t期退出的概率，0(t)表示当协变量全部取0，该企业在t时的瞬间风险率，又被称为基准风险函数。如果样本中企业的失效时间有重叠，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精确边际计算法(Breslow和Efron，对精确边际法的近似)和精确部分计算法。至于哪种方法更合适，主要取决于时间是连续型变量还是离散型变量，若为后者则采用精确部分法。一旦存在变量违背比例风险设定，可以使用“分层Cox模型”处理。此外，由于离散时间Cloglog生存模型不要求满足“比例风险”假设，可用以进一步检验。
为了准确地评估最低工资政策对退出风险的影响，首先需要构建MWR的干预强度，具体地，参考Haepp和Lin(2016)做法，本文构建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其中，
表示最低工资干预强度，下标c表示企业所在的县区代码，i表示企业编码，t表示年份;mwct表示第t年的县c的最低工资水平(百元)，awcit表示第t年在县c的企业i的平均工资(百元)。此外，为了进一步稳健检验最低工资影响，沿用公式(2)的做法，我们将企业划分为被最低工资覆盖和未覆盖两个部门。
由于企业市场退出(或存活)是一种复杂过程，需要控制更多的企业特征变量。包括：(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利用solow残差法得到。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通常效率会更高，预期企业退出风险也就越微小。(2)企业规模，在本文使用员工总雇佣人数的自然对数来测度。(3)资本密集度，使用资本-劳动比的自然对数来表示。(4)利润率，将采用企业的税前利润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一般而论，利润率较高的企业具有更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因而退出市场的概率较低。(5)企业是否出口，用二值虚拟变量表示。企业对外贸易可能促进企业存活，因为中间品进口会给企业生产带来更多选择，延长了企业的经营持续时间。此外，我们考虑了企业所有制，以控制企业类型特征。在此基础上还加入了样本内所有省份、行业的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效应和行业效应。主要变量描述性分析结果参见表2。
三、基准回归结果
我们分别采用几种估计方法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存活的影响(表3)。其中第(1)列是采用OLS估计方法，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退出，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干预强度的估计系数是显著为正的，意味着当企业所在县区最低工资干预越强，企业退出概率越大。
第(2)-(8)列均采用生存模型分析方法。Cox模型的基本估计结果如第(2)列所示，与预期相同，最低工资干预强度的估计系数是显著为正的，具体而言，当企业所在县区最低工资提1单位(百元)，企业的退出风险将上升5.7%。这意味着，MWR的确显著地压缩企业的存活时间，换言之，最低工资会迫使企业更高的退出率。这与Aaronson等(2017)基于美国快餐行业以及Luca和Luca(2017)基于美国Yelp网上餐馆评级研究结论相一致。
第(3)-(8)列是稳健性检验结果。由于样本个体的失效时间有重叠，分别采用Breslow精确边际法、Efron精确边际法检验。其中，第(3)和(4)列估计结果虽略有差异，但差别很小，且与Cox回归结果较为接近。进一步的“舍恩菲尔德残差”的比例风险假定检验显示，在0.1%水平上拒绝比例风险假设。于是从虚拟变量中找出p值较小的变量是否劳动密集型和不同类型企业，并逐个加入进行分层Cox回归，结果如第(5)和(6)列所示，均与标准Cox模型非常接近，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此外，我们进一步使用无需满足“比例风险”假设的Cloglog模型检验，结果如第(7)列，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最后，我们将平均工资低过最低工资的企业看作处理组，平均工资高于最低工资的企业看作对照组，以虚拟变量treat进行了回归，由第(8)列可知，最低工资对企业退出是有显著正向影响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都发现，最低工资干预强度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没有出现太大变化。总的来看，实施最低工资对企业的退出风险会有正向显著的影响。
通过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可得到一些有价值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退出风险率越低。资本密集度在1%水平上是显著为负的，表明企业资本密集度和退出风险率负相关。企业利润率越高，实证表明抵御退出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庞大，其退出风险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大型企业往往资本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研发能力较强，因此有能力应付外部市场的不利冲击。出口企业，退出风险更小。
四、最低工资的作用渠道
通常，企业会采取产品差异化和扩张投资效应两条途径来对冲最低工资负向影响，但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无法提供企业有关产品价格和单位成本信息，因而最低工资的产品差异化的作用渠道无从验证，而最低工资的投资效应则可检验。从既有文献看，最低工资可通过“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类投资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Haepp and Lin，2016)。一方面，最低工资有会降低企业对员工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工人需用工资抵付培训费。另一方面，最低工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物质资本投资，由于最低工资上涨会提高相对于资本价格的劳动力价格，倒逼企业调整其投入组合，以更高的资本集约度(用资本替代劳动)投入生产。
为了分析最低工资是如何通过投资渠道来影响企业退出，我们采用中介变量法进行分析。首先设立如下A、B、C三个回归方程，其中，Y为因变量，X为核心自变量，M为中介变量。总效应是回归C中核心自变量的系数c，间接效应为ab，直接效应是两效应之差。检验系数c是否统计显著;如果是，接着检验系数a、b是否显著;若a、b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就使用Sobel检验、Bootstrap等方法计算相应统计量确定显著性;若a、b都显著，进一步检查c'，若c'绝对值小于c，则确定中介效应是存在的，若c'不显著，则确定存在显著的完全中介效应。
M = aX+e1(回归A)
Y = c'X + bM+ e2(回归B)
Y = cX+e3(回归C)
在下文中，我们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法分别从企业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两方面分析最低工资制度影响企业存续的可能机理。其中，回归B和C都是分析解释变量对企业退出风险的影响。
从表4的结果中可以看出，虽然回归B的结果表明，人均物质资本的投资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退出的概率，但回归A的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并没有影响到企业的物质资本投资。于是我们进一步做Sobel检验，发现统计量z = -0.582，人均物质资本投资的中介效应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最低工资不会通过影响企业的物质资本投资，进而影响企业存续，即物质资本投资并不是最低工资影响企业退出的渠道。
由表5可以看出，回归A中最低工资对人均培训费用有负向影响，即由于最低工资上涨，企业的人均培训开支将会随之下降。而回归B中人均培训费用的系数显著为负，则意味着人均培训的加大投入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退出概率。另外，上述回归B和C的干预强度系数都显著为正，且B的系数略小，这表明最低工资的确可以通过减弱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这条渠道来提高企业退出概率，但这并不是完全的中介效应。
五、最低工资规制
异质性影响的检验分析
（一）基于有无工会组织的检验
新修订的《最低工资规定》赋予企业工会监督最低工资规定执行的职权。从理论上讲，工会作为监察机构，将强化最低工资标准在企业层面的执行力，进而加深其对企业存续的影响。但在中国工会制度背景下，工会有着独特的作用机制。一方面，工会组织通过“集体发声”和“党政发声”，减少劳资双方的对抗性，降低组织内部治理成本和消耗。另一方面，工会对资方存在一定的经济依附关系，成为“企业管理层的一个分支”。就此而言，工会将深刻影响企业行为，包括企业存续。在企业层面执行MWR时，工会组织在发挥发声机制的前提下，会充分考虑企业利益和存续。因而可以预期，那些未组建工会组织的企业，MWR对企业存续的不利影响会更大;而成立工会组织的企业，在一定程度可以化解MWR对企业存续的不利影响。
表6中的回归(1)(2)分别是有工会企业与无工会企业分子样本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无工会企业中，最低工资对企业退出的概率影响更大，且显著性较强;有工会企业的核心解释变量没有得到经济意义上和统计意义上显著的估计结果。这也印证了中国独特的工会背景下，工会是作为“企业管理层的一个分支”而存在。
（二）基于不同企业规模的检验
既有文献表明，企业规模是决定企业存续时间长短的重要因素。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规模越大，意味着资本、管理经验、研发能力上越有优势，故而风险抵御能力越强。但这种规模优势随着规模增加是否一直存在呢?最低工资的冲击就是一个绝佳的自然实验。企业如果单纯追求规模，忽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难以保证企业正常的经营发展的。此外，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中，企业大到一定限度，规模越大，最低工资制度执行得也就越严，反而带来的冲击会更激烈。我们将企业按照雇佣规模分位数划分为四个子样本，对比不同规模下，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存续影响的差异。
表6中的(3)(4)(5)(6)表示最低工资对不同规模企业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合，都对企业退出概率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可以看出，规模相对较小的三类企业，即处于1-25分位数、25-50分位数、50-75分位数的企业，最低工资的影响差异并不大，其中规模处于50-75分位数段的企业所受最低工资影响最小。相反，规模最庞大的样本中，最低工资对企业退出概率的影响也最大。因此，能够缓冲最低工资影响并不一定是拥有最大的雇佣规模，相反，加强企业内部生命力建设(比如人力资本投资)才是抵御退出风险的重要手段。
（三）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检验
由于种种原因，在面对最低工资引致的劳动成本上涨冲击下，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经营背景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差异极大，自然会导致最低工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市场存活产生异质性影响。
表7报告了相关的检验结果。回归(1)(2)(3)(4)(5)分别是国有、集体、外资、港澳台以及民营企业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最低工资对集体企业退出概率影响最大，其次是外资和港澳台企业，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的对应系数最小，且不显著，这表明最低工资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微弱，以至于并不明显。总的来看，上述统计结果符合我们的预期。
（四）基于技能水平工人的检验
员工技能结构反映了企业创新能力。高技能工人较多的企业，其创新能力较强，越能抵御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反之，低技能工人越多的企业越容易遭受成本冲击。表8中按照企业是否有高技能工人进行分组，对比最低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具有高技能工人的企业中，最低工资对企业退出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存在;与之相比，没有任何高技能工人的企业中，最低工资对企业退出有着显著的影响。
六、进一步讨论：最低工资规制
是否产生“清理效应”？
大量企业进入退出的动态过程本质上是一种经济重构和资源流动重组，其动态演进也是一种效率改进的过程。有研究表明，在正常运行的市场机制中，退出的企业通常是效率低下的企业。借鉴Mayneris等思路，进一步评估MWR的清理效应。我们在表9对比了在位企业和退出企业的生产效率，可以明显看出，在所有年份中，在位企业的生产效率都高于退出企业。效率较低的企业能够有效退出市场，是提升经济绩效的途径，那么，最低工资是否加速推进低效企业快速退出，从而扮演“清理效应”的角色?
我们利用企业效率与最低工资处理效应的交互项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如果最低工资能够发挥清理低效企业的功能，也就意味着，效率较低的企业受到最低工资处理效应的影响较大。反映在回归结果中就会表现为，企业效率与最低工资的交互项系数为负。
表10为最低工资处理效应和企业效率交互项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了Weibull估计模型以外，在其他所有的模型设定中，企业效率和最低工资处理效应的交互项都为负，这一结果相当稳健。这也就意味着，在同等的最低工资处理效应强度下，效率较低的企业相对于效率较高的企业，退出的概率要更高。从这个角度来看，最低工资能够通过加速低效企业的退出提高经济效率。
七、结论与启示
作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有力手段，最低工资规制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存续产生影响。本文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县区级层面上使用Cox生存分析方法研究最低工资上涨对企业存续的影响。研究表明，最低工资上涨无疑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从而使得企业存活期限明显缩短，加速企业的市场退出，其主因在于最低工资压缩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减少企业未来发展的潜在竞争力。异质性讨论发现，相比于无工会的企业，拥有工会组织的企业更能发挥发声机制，有效地降低组织内部治理成本和消耗，降低退出风险。在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类型企业中，最低工资对企业存活会产生异质性影响。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MWR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清理效应”角色，在迫使低效率企业加速退出之同时，也为高效率企业腾挪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存续机会。
本研究不仅客观地评估MWR对于企业存活的冲击，也能提供重要的政策洞见。企业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技能培训，实现生命力建设，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最低工资规制带来的负面冲击。此外，最低工资确实扮演着一种清理落后产能的作用，这也体现了劳动力市场规制对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本文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由于数据所限，本文研究对象限定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而那些更易受最低工资影响的小微企业并未纳入本文样本中。在现实中，小微企业不遵守最低工资规制的现象却十分普遍。因此，研究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小微企业行为，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之一。
〔本文为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人口年龄结构对中国创新和生产率影响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2016A030310256)、“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研究”(2017A030313445)、“家庭异质性、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基于人口转型视角与大规模数据的经验研究”(2015A030313386)的阶段性成果。张天华为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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