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棣|略论人性和阶级性

徐懋庸说：“人类之有共同的一般人性，正如它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一样，是不能否认的。”所有的人，都是生理学上的人，其自然本质是共同的，这是一回事，这是用不着争论的；所有的人有共同的社会本质，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能以“人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作证明的。徐懋庸所说的“人性”是不是指的人的自然本质呢？不是的，他实际上是指的人的社会本质；或者说是以人的自然本质顶替人的社会本质，用以解释社会生活。例如他说：“倘若没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可见他指的是人的社会本质。作为生理学上的人，当然资本家和工人是一样的，然而这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巴人所说，作为文艺作品的灵魂的“人情”或“人性”，不是也不可能是指的人的自然本质；把人作为生理学上的人去描写，还成其为什么文艺作品呢？

因此，对于人性和阶级性这个问题，我们所讨论的不是各个阶级的人在生理上有没有共同性；而是讨论的各个阶级的人有没有共同的社会本质，或者说，人性作为社会学的范畴，在阶级社会里它和人的阶级性是不是一致的，阶级性是不是就是具体的人性。

我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就是具体的人性；共同的、即统一的超阶级的人性是没有的。徐懋庸和巴人认为超阶级的人性是有的。那末，敌对阶级的共同人性是什么呢？徐懋庸在他的文章里，没有说出那共同人性的内容，但是有一段关于“人性一般”的议论。那是很值得讨论的。他写道：“马克思论生产，以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在它真正把共同之点提出来、固定下来、因而省得我们重复的限度以内，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没有这个一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不过，只认识生产一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用的，在具体分析的时候，还要不‘忘记了本质的差别’。”这些话当然是对的。但是，他接着说：“我以为人性一般同阶级性的关系，也是如此”；按照他对于“人性一般”的了解，各个阶级有在具体内容上共同的人性，这就大成问题了。马克思的“生产一般”并不能成为徐懋庸的“人性一般”的论据。他的“人性一般”的抽象和马克思的“生产一般”的抽象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马克思的“生产一般”所“提出来”的、“固定下来”的“共同之点”是什么呢？马克思写道：“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这里已经有了统一，而我们之所以要把对一般生产适用的种种规定区别开来，正是为了不致于因为统一而忘记了本质的差别。”可见“生产一般”所提出来的、固定下来的是属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的；就是人对自然物的劳动加工，人对自然物的改造。这个抽象是合理的，必要的；经过这种抽象才能把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价值论”才是可以论证的。但是，马克思也同时指出：在“省得我们重复的限度以内”才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他一再申明，生产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内进行的，“一般生产”是实际上不存在的。徐懋庸的“人性一般”，却是要从敌对阶级中抽出在具体内容上共同的、在生活中实有的超阶级的“人性”，这和马克思的“生产一般”的抽象，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徐懋庸要在不同阶级的人的社会本性中，抽出内容共同的人性来；在他看来，这种“人性”就是各个阶级共有的善良质量，不过反动阶级少一些罢了。他说：“……在阶级社会里，一般人性被阶级性排斥到人性的次要地位，而且往往因阶级性而变质，特别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候，一般人性常常似乎完全消失了。”说得明白一点就是：（一）一般人性和阶级性是互相排斥的，一般人性是善良的，阶级性或作为阶级性的人性是否善良，那就应该另作别论；（二）因此，不同阶级的人除了具有不同的阶级性以外，还有内容相同的共同人性，即超阶级的、超乎阶级性之上或之外的人性，不过，被阶级性排斥到次要地位罢了；（三）虽然，一般人性，“往往因阶级性而变质”，“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候，一般人性常常是似乎完全消失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消失。明明白白，他所说的不正是超阶级的“人性”吗？虽然在字面上，他说这种超阶级的人性被阶级性排斥到了次要地位；实际上却不然。例如，他认为资产阶级分子所以能被改造成社会主义者，不借助于超阶级的人性就不能解释。把这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归根于超阶级的人性，它怎么还能是处于“次要地位”的东西呢？其实，他所举的例子，恰好证明这种论点的站不住。他说：“例如，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本来是共同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里，这个人性被歪曲了，剥削者以此为可耻”。我不懂这和他的“人性论”怎么联系得起来？且看他是怎么论证的：他接着说，“……剥削者以此为可耻，但还是需要被剥削者来实现它，被剥削者以此为累赘，但还是不得不去实现它”。原来这就是共同的一般人性！剥削者强迫被剥削者替他们劳动，被剥削者被迫为剥削者劳动，创造剩余生产物，这就是他们共同的一般人性！大概奴隶主把奴隶锁在锁链上做工，还供给奴隶最低生活物品不使他们饿死，也算是那个善良的一般人性？我们真不知道徐懋庸心目中那个“一般人性”是什么？难道剥削者以劳动为可耻，以剥削他人的劳动果实为光荣、为正义，不正是他们的阶级性吗？用徐懋庸的话来说，这不正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因“阶级性而变质”了吗？明白一点说，不就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不再为剥削阶级的人所有了吗？“被剥削者以劳动为累赘”的说法，也并不能证明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不错，马克思说过：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将在社会成员面前，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但那是说的，那时生产力高度发达（例如全面的实现了自动化，没有了笨重的损害身体健康的体力劳动），生活物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劳动也就成了如同体育、文娱活动般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了。这和超阶级的人性论有什么相干呢？爱劳动是劳动人民的本质；剥削他人的劳动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本质，这里有什么超阶级的共同人性呢？当然，劳动者中间可能从剥削阶级那里沾染上对于“劳动”的某些不正确的看法；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能把各个阶级在观念形态上的相互影响的事实，当作超阶级的人性。

巴人倒是指出了共同人性（或人情）的具体内容；然而，那恰恰证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他说：“什么是人情呢？我以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可说是出乎人类本性的。”不错，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是出乎人类本性的；但是，在阶级社会里，互相敌对的阶级在“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上有共同的内容吗？要求“飮和食”，要求“男男女女”，从生理上看是共同的，这是为共同的自然本质决定的。然而，从人的社会本质上来看却不能是相同的。有人要吃剥削饭，并不准别人吃饱饭；有人要吃自己劳动得来的饭，希望人家也吃饱饭。有人自己要饮水，也要人家饮水；有人却要饮别人身上的血。这有什么丝毫共同之处呢？至于“花香、鸟语”那是人对自然景物的欣赏。不但人们共同喜爱“花香、鸟语”，而且还共同喜欢吸新鲜空气。这和超阶级的人性或人情有什么相干呢？而且，究其实；饿肚皮、淌臭汗的人是没有闲情逸致领略“花香、鸟语”的。不错，所有的人都“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然而，在阶级社会里却偏偏有一伙人，自己要生存而不准别人生存：自己要温饱定要别人挨饿受冻，自己要发展定要别人当奴隶。难道他们所希望的有共同的内容吗？都是人，但地主和农民，美国的煤油大王和殖民地检煤渣的老太婆，还有，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些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在感情上竟是格格不入，那样不能“相通”，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请问，这里有共同相通的“人情”、“人性”吗？毕竟阶级斗争是客观的最本质的事实，所以巴人的“人性论”是不能贯彻到底，无法自圆其说的。他一方面大论其各个阶级的“共同希望”，另一方面又在“共同希望”的前边加了一个“普通人”的限制；那么“非普通人”呢？他们在“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希望上，岂不是不相同，而且恰好相反吗？这里有什么“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人情（或人性）呢？他还说：“如果，这社会有人阻止或妨害这些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那就会有人起来反抗和斗争。”“而阶级社会则总是压抑人类本性的，这就有阶级斗争。”可见，无论如何还得有普通人和非普通人之分，如果说普通人的要求、喜爱和希望是合乎人情的，那些“阻止或妨害”普通人这些要求、喜爱和希望的岂不是不通人情？如果说普通人是尊重人类本性的，那些非普通人岂不是违背人类本性，丧失了人性吗？说来说去，在阶级社会里毕竟有两部分人，在感情上是不能相通的。超阶级的“人情论”岂不是落了空？

不同阶级的人的社会本质，是由他们的社会存在、阶级地位决定的。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所说：“一定集团的人们，长期站在一定的阶级地位，即站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地位，以一定的方式，长期的生产着、生活着与斗争着，即产生他们的特殊生活样式、特殊的利益、特殊的要求、特殊的心理、思想、习惯、观点和气派，及其对其他集团人们与各种事物的特殊关系等等，而与其他集团的人们不同，或者相反。这就形成了人们特殊的性格、特殊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超阶级的人性也是没有的。谁要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理，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

徐懋庸认为：“根本否认人性存在的阶级性论，……解释不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他的实例之一是：“倘若没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中国资产阶级究竟为什么可以改造？照徐懋庸看来，其根本原因——至少是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它和无产阶级“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这种成为资产阶级变为社会主义者的根据的“人性”，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徐懋庸没有说。我们可以先看一看巴人的一段议论；那是可以和徐懋庸的议论相互发明的。他说：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必须描写“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人情。“描写阶级斗争为的叫人明白阶级存在之可恶，不仅要唤起同阶级的人去斗争，也应该让敌对阶级的人，看了发抖或愧死，无解他们的精神。这就必须有人人相通的东西做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情，也就是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巴人告诉我们的有两点：

（一）互相敌对的阶级也有“相通的东西”，这种“相通”的东西就是“人情”，即“出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徐懋庸说的那种成为资产阶级改造成社会主义者的根据的人性。大概也就是类乎巴人所说的那种“人情”、“出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吧？不然，怎末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相通呢？怎末能够成为资产阶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根据呢？如果，这种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乃器的“红色资产阶级”谬论，岂不也多少有些道理？按照徐懋庸的说法：既然资产阶级具有某些和无产阶级“共同的人性”，当然这些“人性”是不需要加以否定，而应该加以发扬的；这末说来，章乃器的否认资产阶级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岂不也有道理？然而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那是彻头彻尾的伪造。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疯狂进攻，恶毒的咒骂，难道不是完全证明了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任何“共同相通”的人性或人情吗？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最合乎人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最合乎人性，这里有什么相同之点呢？

（二）巴人告诉我们的另一条道理是：敌对阶级的人看了具有“人情”的文艺作品，会愧死和精神瓦解。徐懋庸说：“资产阶级所以能改造成社会主义者”是由于它具有某些和无产阶级“共同的人性的基础”；那么，所谓“改造”，也就是因为他们有“人性”，而受到道义的感动，而“惭愧”而“精神死解”吧？这不是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太远了吗？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说服富人和皇帝的方法实行他们的理想，大概也就是惑于那个“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人情吧？惑于富人和皇帝也有点“出于人类本性的”共通人性吧？

我国用和平改造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是，“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在原则上也还是适用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以逐步地接受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根本的原因是党的方针正确，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优势，以及国际形势有利等等，由于这些造成了一个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大势，资产阶级才在大势所趋之下不得不然地接受改造。这完全不是因为什么资产阶级有某些和无产阶级“共同的人性基础”。如果我们没有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物质基础，要改造资本主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从资产阶级方面探讨它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因；然而，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阶级性，而不是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然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共同的阶级性，因此，它也是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关系，它的阶级性和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有所不同，这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它还有两面性。从经济上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是很薄弱的，这就造成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在民主革命阶段就是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软弱，那时，他们一方面有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一方面又有动摇性和妥协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个阶级的软弱性便成了在一定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屈服，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如果是垄断资产阶级，当然就不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为无产阶级不对它实行强力剥夺，就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而没有强大的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根本谈不到和平改造资本主义的。从政治上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他们在政治上也是受压迫的。民主革命胜利，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不是从政权的最高峰被推下来，而是相反地参加了政权，虽然在这个政权中不占主要地位。因此，他们采取了基本上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当然是就大多数来说）。但是，这个国家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这又和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是尖锐抵触的。这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这种阶级性的特点，也就成了在一定条件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当然，现在的资产阶级右派，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根本谈不上什么两面性。

资产阶级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经济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而意识形态上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他们上了社会主义的船还懊悔，还留恋资本主义，一有机会还企图倒向资本主义去。他们在各个方面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和阶级意识。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社会主义发动的疯狂进攻中，这是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如果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就变成了社会主义者，那真是痴人说梦。放弃生产资料的占有，那是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者的物质基础。要成为社会主义者还必须在经济地位改变的基础上，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这就是说，必须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换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对于它的原来的“人性”是不能有所保留的。所谓“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者”，乃是在他们的经济地位改变的基础上，以共产主义改造他们的思想。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资产阶级分子在经济地位改变之后，其思想意识是可以改变的；这里并不是因为它和无产阶级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

上面的分析，远不是充分的。但是，已经可以完全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在经济地位改变之后能够改造成社会主义者，完全不是由于他们具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徐懋庸以“人性论”来解释“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够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能得到些什么呢？不但会是越解释越糊涂，而且还危险得很！除了模糊阶级界限，模糊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能得到什么呢？这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欢迎的。以超阶级的“人性论”，解释阶级社会里的社会生活，也只能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徐懋庸还提出，根本否认超阶级的人性，“特别解释不了李后主的词为什么能感动人民之类的文艺问题。”我看，这类的文艺问题，并不能证明超阶级的人性的存在，事情倒是恰好相反的。

我们举李后主的“虞美人”为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词，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能感动呢？我看未必；至少它在当年就没有感动了宋太宗，相反地，“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却成了坐罪赐死的原因之一。人情啊！在宋太宗和李后主之间为什么竟是这样不能相通呢？

时过境迁，这首词的确能够感动各阶级的人（包括人民在内）。原因在那里？从客观对象——“词”来说，就是它有相当高的艺术性，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他亡国以后的哀愁、感伤、怀旧的情感。从主体——人来说，就是因为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喜怒哀乐的感情，不是各个阶级的人都有的吗？是的，但问题是所喜、所哀、所乐、所怒在具体内容上，不同阶级的人却是不同的，甚或是完全相反的。不同阶级的人，都可能被李后主的词所感动，但是“感动”的具体内容，即为这首词所刺激而引出来的感情，却是不同的。而这才正是人的社会本质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战士，读这首词也会受到感动，然而那“感动”也不过是：亡国之君的下场头就是如此。那哀婉、凄切的情感，或者说动人的韵律，在一定条件下对于激励人们的爱国的情感，也可能有些作用；虽然，他那“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国”和我们心目中的“国”根本不是一回事。但无产阶级的战士，对李后主这个人是不会赞许和同情的（如果不是单指艺术才能的话）；特别是和那“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无缘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在危难的时刻，绝不会和这种情绪起共鸣的，那伟大的英雄气概是：“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陈毅诗）。如果一个革命者在危难的时候，竟一腔悲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什么感情呢？应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表现吧？小资产阶级固然可能被这首词激动爱国心，然而却也常常或者说更多的是被引发出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来，例如“多愁善感”、“悲观悔恨”、“无原则的同情失败者”、“温情主义”等等；这些也正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

买办资产阶级能不能被这首词感动呢？当他们走“红运”的时候，显然是不能的。他们大势去了，作了亡命之徒，对这首词倒是可以欣赏的。例如台湾的蒋介石之流，也可能被“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特别是“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打动吧！然而，他们悲叹和悔恨的是他们的江山“亡”给中国人民了。这和中国人民那有什么“共同相通”的人情呢？

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的资本家，读了李后主这首词会引起什么感慨来呢？慨叹“合营后作了亡国之民”就是一种。他们悲切的是“资本主义王国”亡了，作了社会主义之民；他们怀念的是资本主义；他们的资本主义之心没有死，恰似当年李后主的心情，——不过无产阶级，对待他们是决不会和宋太宗对待李后主那样的。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实现了公私合营是天大的喜事，资本家竟说“作了亡国之民”；人情竟是这样不能相通的！

由以上所说可见：不同立场的人，被李后主的词引发出来的感情是极不相同的，心理状态是各异的，对这首词欣赏的重点也是大不一样的。这叫作“各取所需，各感所感”吧！原因在那里？难道不是由于阶级地位不同、教养不同以及他们的遭遇不同，简言之，人性不同的缘故吗？我看，这恰恰的是证明了超阶级的“人性论”或“人情论”的破产。“李后主的词之类的文艺问题”，并不能证明超阶级的人性或人情的存在，不过是这类问题很容易迷惑人罢了。

徐懋庸和巴人并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要匡正“时弊”的。徐懋庸说：“那些不承认人性而自以为无产阶级性极强的人们……使自己的行为变成矫情，并且不能懂得别人的心理，而在创作上，也只会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不合情理。”那对症下药的药方，当然就是用超阶级的人性补充阶级性论了。巴人认为超阶级的“人情”，是文艺作品的灵魂，据说现在的文艺作品（至少是很大的一部分吧？）掉了魂，因而公式化。他开出的药法，就是：为文艺作品招魂，招超阶级的“人与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人情”之魂！

我看，他们开的药方是极为危险的。

为什么无产阶级不用超阶级的“人性”来补充，就会使自己的行为变成矫情呢？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最高尚的人性，是最合乎人情的。例如无产阶级的战士，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必要，牺牲个人利益以至家庭利益；从个人主义的眼光看来这是“矫情”，但我们看来却是最高尚的美德。如果把这些叫作“矫情”——还有人骂我们斗争反革命是“矫情”呢！——那就让他去说吧，骂吧，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去提倡的。矫情，如果是指的在同志、朋友、家庭关系上的“虚伪做作”，自以为不要朋友，不顾家庭才叫阶级性强，而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那当然是要矫正的。但是，这种矫情不正是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不兼容的吗？这里需要的正是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克服个人主义。我看，用超阶级的人性论，去“矫正”矫情，那是会把党性“矫”掉的。

“不懂得人的心理”，其原因是很多的。例如缺乏社会经验，缺乏心理学的知识和工作作风的粗枝大叶等等；但无论如何，强调阶级性却不能成为原因之一。相反的，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论”却是“懂得人的心理”的指南或基本前提。当然，只注意阶级的共性，否认作为阶级的人的个性，那是不能具体地懂得人的心理的。但是，这是把“阶级性论”变成教条主义的结果，而并不是由于没有用虚构的“人性论”来补充（或作指导）的缘故。我看，脱离开“阶级论”，在“人性论”指导之下去了解人的心理，那是定要上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