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精选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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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卡·马克思

1877年10-11月

编辑先生：

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的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亚·伊·赫尔岑。——编者注]的批评性插话[参看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翻译)1987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750—751页。——编者注]。我在那里对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编者注]里发现了“俄国”共产主义，并且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这段话，在马克思手稿中引用的是俄文原文。——编者注]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二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70页。——编者注])。在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在马克思的手稿上，第2节第一段有两个文稿，这里译出的是第二稿，第一稿全文如下：“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说明了使生产者同 他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 生产资料变成资本的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在那一章末尾，我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并断言，资本主义积累的最后结果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编者注]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前面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述。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涵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涵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占有已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他们剥削他人劳动。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白种贫民”指美国南部蓄奴州自由的、但依附于奴隶主的无地居民。由于棉花生产为大农场主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业经济阻碍了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大部分农民因此而破产并沦为“白种贫民”，他们耕种贫瘠的土地，住在破旧的茅屋里，甚至连农奴都鄙视他们。大奴隶主统治着奴隶和数百万“白种贫民”。——编者注]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