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资本：当前形势
在当下流传的关于资本或资本主义的观点和文章中（为数不多¹），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少谈及国家，同样也极少作为附带提及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及其所赋予的特殊权力。重点通常放在利润上，这是一个在微观经济层面缺乏解释力、在宏观经济层面又缺乏对一般利润率及其变动的可靠验证的通用概念（例如，马克思近两个世纪前所预言的那种不大可能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许多人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可能意味着当前国家的近乎消失，只保留其统治功能。这种更应被称为一种“愿景”而非感知的观点被推至极致，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以便更好地将其与一个过去的国家、并最终与一个同样被漫画化看待、因而定义模糊的过去的资本主义相对立。例如，人们有时会觉得，对于今天的法国左派而言，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然而，正是国家（当然是变化的）以及公共权力的作用，才能理解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之间所保持的矛盾联系。事实上，只有当市场由国家建立时（参考卡尔·波兰尼），市场经济才能存在，更不用说作为自由主义原则下的市场经济来运作。在市场未被建立的地方，无论技术水平达到何种程度，它都尚未释放出以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为目标的“生产力”；国家要么仍处于其胚胎形式（如古代雅典或罗马共和国那样的原始国家），要么仍是我们所称的第一类国家（中国、法老时代的埃及等，即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事实上，正是第二种形式的国家，在其民族形式下，加速了共同体形式的解体，并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它不仅在萌芽并促进交换及其扩展方面发挥了作用，而且还为市场的制度化做出了贡献，这是任何“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今天，在民族国家趋向于以网络形式重组的趋势中，这种国家与大型公司在资本主义顶层的交织，使得后者几乎完全脱离了“市场经济”。
层级化结构与网络化
在这种新的结构中，顶层资本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第一层级。它汇集了作为政治权力同时也作为经济权力的国家（随着“主权财富基金”重要性的提升），以及大型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包括某些非政府组织）、大型工会。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重大再生产问题被认为是在这个层级得到解决的：环境和气候问题、获取原材料和新技术的问题、避税天堂问题、打击毒品贩运问题。在顶层资本主义这一级，政治和经济领域没有分化：它们基于对统治（而非剥削）、权力（而非利润）和资本化（而非积累；我们稍后将讨论此点）的优先性而统一或更确切地说整体化。埃隆·马斯克这个人物是这种权力资本主义的最佳代表/象征，对他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利润只是一个次要元素（特斯拉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失败的）。套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话来说，马斯克是“使实体性现实变得有效”的形象（超人类主义、太空征服）。而特朗普则是他在政治上的“匹配”搭档，但对他们两人来说，政治与经济的区分显然已不再有意义。
第二层级是社会关系（资本-劳动关系和最低工资水平、各自税收、教育/培训/研究、国家或多或少的经济和社会干预、移民关系、战略选择、能源和军事选择）、媒体影响力的国家或地区特异性再生产层面。国家在此仍以民族形式存在，但也伴随着重要的扭曲，例如那些主导机构消解过程的扭曲。其结果是一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界限模糊的趋势，表现为部分公共服务和地方治理被重组为网络模式而私有化，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分离消失。大部分剩余的“市场经济”存在于这一层级，这种经济承受价格而非设定价格（例如当前的天然气价格）。事实上，委托方和承包方之间的依赖关系已经硬化，特许经营吞噬独立经营者，平台化势头日增，电子商务亦然——它虽然与传统商业竞争，但其自身并不建立在竞争原则之上。
第三层级则是就业灰色地带占主导的层面，涉及建筑、餐饮、清洁和个人护理等行业中申报与未申报工作并存的情况，以及各种雇佣状态：不再属于劳动法而属于商法管辖的劳动合同、真假难辨的自营职业（区别于手工业）、被优步化的劳动条件、长期失业等，这些导致了以“社会处理”为名的政治回应（如积极互助收入、全民医疗保险）。它还包括贫穷国家的非正规或生计经济，以及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贩运活动，这些活动通过洗钱做法渗透到其他两个层级。
这三个层级并不构成三个彼此隔绝的世界，就像费尔南·布罗代尔试图界定十六至十八世纪资本早期发展时可能出现的情况那样，因为它们既存在等级关系，又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联系。第一层级主要依赖权力运行，第二层级依赖利润，第三层级则依赖于常常是个人化的、直接/即时的权力关系。但它们之间存在互动：第一层级组织、投资、并通过大规模生产（“巨头”企业）实现盈利；第二层级创新（初创公司）并在因财力有限而进行有限生产后，最终让渡控制权；第三层级充当后备基地、替代方案或地下经济。
在这种新的结构中，公私关系也在转变。在前天，洛克菲勒及其他类似人物的权力主要只涉及私营部门（弗雷泽提到的经济-政治分离）；昨天，随着福特模式开始改变（福特主义调节模式），但今天部门之间出现了混淆。这在扬尼斯·瓦鲁法基斯所称的云资本²所发展的权力中尤为明显。它证实了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区分的过时，因此，这些概念在资本化的社会中已不再有多大意义。在顶层资本主义层级运作的大型企业绕过市场或在市场之外直接销售。过去所称的（暗指政治的）舆论媒体逐渐转变为挖掘心灵与身体（以让不可见者可见为借口）的全能媒体，这也越来越模糊了与“社交媒体”的边界。这在终结的现代性中，属于理查德·桑内特所说的“亲密的暴政”范畴，因此更多地属于统治和依赖的范畴；而在后现代性中，则属于主体化范畴，这对资本化是必要的。服务业企业也不甘落后，营销专业人士正考虑发展他们所谓的“与客户的长期亲密关系”，并致力于完善各种创造“社区联系”的技术和程序。资本主义逐步摧毁了所有先于它存在或或多或少抵抗它的共同体形式，如今却在资本化社会中生产出众多的社区，在这一过程发展极致时，以至于“社会”³本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并且，作为交换或回报，并没有出现人类共同体的前景。
我们常常谈论国家历史上的市场制度化；那么，现在我们正见证它的去制度化。这种去制度化是部分还是全部，将取决于资本不同部分（包括国家在内）之间的力量对比。例如最近，硅谷的70位亿万富翁中，2016年支持特朗普的人很少，而2024年有20人支持他（尽管在他获胜后还有许多其他人转而支持他），但正是这些人正在打破旧的区隔，并参与所有活动的资本化。设立政府效率部，在《华尔街日报》支持下，任命马斯克为总统超级顾问，这些都朝着资本整体化的同一方向迈进，用不同权力和力量的网络化联系取代了它们之间的分离。因此，这一重新部署——尤其在美国——可能显得“反体制”（“体制”被等同于联邦政府），就构成了一个悖论。在国家的网络形式中，韦伯意义上的官僚机构，其组织职能被简化为对命令的传输和繁琐执行。公共权力让位于有时公共、有时私人的管理，因为一般而言，所有权问题已失去其重要性⁴。的确，乍看之下竞争似乎无处不在，但这更多是光学效应而非现实。在大都市层面，更普遍地说，在所有市中心，“独立”商业实际上几乎只剩下残存状态，它同时被结构性演变（如大型分销商的中小型门店发展）、技术演变（如电子商务的使用和普及）以及像卫生危机这样的周期性因素所淘汰。随后是整个服务业平台化的过程，例如中国的虚拟平台（阿里巴巴、腾讯、抖音、京东、滴滴），它们在信息、商业交易、移动应用和工业应用领域发展起来；还有为每个自由职业创建的大型平台（Doctolib等）。农业方面，最大部分则处于保证价格体制下，因为在欧洲由共同农业政策管理。在银行和保险业，机构不断联合或合并，因为与工业一样，“竞争”的地理规模和范围发生了变化。而且它们正在多功能基础上（银行-保险）重新布局。
在全球化的市场中，目标是达到经济学家所谓的“临界规模”。新古典经济学家发展的完全竞争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与实际情况关系甚小，因为它假设，除其他外，没有一家公司能直接影响价格。面对这种忽视规模和权力效应的理论荒谬性，即便是自由主义的美国也不得不制定反垄断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以约束“野蛮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确实诞生于竞争（参考法国大革命期间反对行会的《勒沙普利耶法》），但在其动态中，它内含着垄断，就像乌云带来暴雨。这也正是熊彼特所担心的，他认为20世纪中叶的垄断趋势是危机的最大风险，因为虽然它有利于利润（即超额利润），但也使得所谓的创新食利者地位得以维持。而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今天的垄断趋势倾向于维持高价，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⁵。
今天，这种集中趋势通常采取并购形式。数字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增长强劲时，并购步伐加快；增长疲软如今天时，步伐则放缓。熊彼特也担心这种趋势给研究和创新带来的风险，但今天的寡头垄断市场认为，通过将创新隐含地外包给仍具竞争性的初创公司部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今，创新必须更具颠覆性而非“盈利性”，这一事实强化了事实垄断和任意定价的趋势。
价值与价格
我们在1990年到21世纪初就价值理论撰写了大量文章后，已经放弃了所有价值理论。几个因素导致了这一点。我们对活劳动在增殖过程中失去中心性的分析，自然导向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对狭义生产过程上下游重要性的认识，促使我们提出价值消逝性概念——当价值不再能够仅仅归因于生产和生产性劳动，而是贯穿从上游到下游的整个过程，其来源的归属变得高度成问题时⁶。附带地，我们也驳斥了劳动力“价值”的观点：我们不再认为它是一种商品，因为它不像其他商品那样被“生产”出来；它只是通过将人类劳动能力转变为劳动力，在政治-社会意义上被生产出来。马克思本人常谈及它，后来波兰尼也如此，称其为“准商品”。因此，它没有“价值”，只有价格，这摧毁了马克思许多经济计算的基础。马克思本人后来也逐步将他的结果描绘成经济规律（例如，他将工资铁律理论联系到李嘉图那里），从而放弃了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者的偏好立场，转向了“经济科学”⁷的实证主义立场（剩余价值和剥削率⁸、利润率下降趋势、贫困化规律等）。相反，对于像反资产阶级的贵族凯恩斯（“价值问题如同天使的性别问题一样徒劳”）、卡斯托里亚迪斯（价值作为“社会想象的意义”或表象，始于《社会主义或野蛮》第31期尤其是第35期），尤其是1968-1975年工厂斗争中的意大利工人主义理论家而言（斯拉法和特隆蒂的“独立变量工资”、然后是奈格里的“政治工资”），劳动力的“价值”仅仅是特定时空环境下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函数。这为放弃价值问题、转向价格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前提。瓜德罗普关于价格问题（2009年2月《生活必需品宣言》）的斗争似乎也开辟了前景。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从属关系，因而是一种权力关系。
既然有理由质疑一种理论的政治意义，我们可以建议考察意大利工人主义理论（其时代的共产主义理论？）与1960-1970年代意大利斗争之间的关系⁹。今天捍卫劳动价值论无助于理解积累与资本化¹⁰之间的关系，并且常常导致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对立。积累本质上被定义为真实资本货物存量的增加。于是，金融资产本身的积累（例如通过购买股票和债券）被忽视了，最多被认为是一种间接购买资本货物的方式。金融流量更被忽视，因为它们被理解为处于经济循环之外。事实上，无论是正统经济学家还是“惊醒的”经济学家，都只将“虚拟资本”视为投机或信用形式，而不是作为资本垫付或未来利润的预支¹¹，例如以“风险资本”的金融形式出现，而这曾是信息技术新科技私人融资的最重要部分。对于衍生品的发展，我们也可以作类似的观察，更多的是道德愤慨而非政治分析，仿佛它们标志着与“实体经济”脱节的“赌场经济”（难道还有“非真实”经济？），然而，除了其功能失调的恶性发展之外，它们在固定汇率制度消失后，对于稳定外汇市场起到了关键作用¹²
更具体地说，我们在理论层面之所以更容易放弃价值理论而转向价格，是因为在经济现实中，“价值”与价格之间的扭曲变得更加明显。如果说直到1970年代人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是“过程中的价值”，那么今天，在我们所谓的资本革命¹³之后，我们可以说——即使我们保留这种词汇（尽管它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价值在这里仍显得与某种实体¹⁴相关）——资本统治着价值。资本不再是生产和劳动中过程的价值，而是资本自身的过程，价值在其中消逝于更广泛的运动之中。这就是我们试图用我们的消逝性概念来把握的。
资本通过确立其自身的范畴来统治价值：价格和生产成本代替价值，利润代替剩余价值。增殖过程被掏空了其实质——剩余价值，因为它通过死劳动（固定资本的大量积累）对活劳动的统治而将自己确立为源泉。它自身成为生产力，正如马克思通过他的普遍智力¹⁵分析所预见的那样，这与他的大多数“经济学”文本相矛盾，在那些文本中，固定资本或死劳动只转移其部分价值而不创造价值。同样，生产性劳动很难再被视为剩余价值的唯一生产者，因为如今它在全部劳动中所占比例急剧下降。它只是总劳动的一部分。在这种不确定的形式中，它之所以成为生产性的，是因为，最终，它生产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可能还要等很久。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形式（资本）无关紧要，无论是金融、广告、钢铁生产还是太空征服、核力量组织、信贷，只要能生产出价值的增量。因此，价值（劳动）规律不再是资本的一个充分表征，即使工业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李嘉图）曾在其反对重商主义理论和大地主的斗争中依赖它。但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还原论的视角，它没有看到资本中实现着一种人类规划，即“资本乌托邦”——借用乔治·塞萨拉诺和雅克·卡马特的一个核心表达，即使这种实现在分离和异化中延续。通过资本，人类认为可以逃脱自然、动物性，甚至人性。
资本的革命
资本革命的特性，在于让一切共存，因此是一切及其对立面，而不超越任何东西（所有人都嘲笑马克龙的“同时进行”，然而……¹⁶）。因此，今天的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普遍智力的简单扩展延续。马克思将普遍智力视为生产关系向所有科学技术知识的扩展，一种仍然固定在生产的价值化；而人工智能则介入社会关系的流通和再生产，并促进了人类及非人类所有活动的资本化。
有些人（例如南希·弗雷泽）所称的1980-2000年代的“重大历史转折”或“新自由主义”，正是我们所说的资本革命，而非反革命（在那一时期，并没有发生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和青年的不顺从）。我们正处于资本的整体化进程中——这并非意味着统一，因为存在不同的资本派系。更常用的全球化概念相当适合描述这一进程（只要不将其简化为仅仅是贸易的全球化）。这比弗雷泽使用的金融化概念更好，后者通常导致投机性或寄生性资本主义的观念——尽管她本人实际上避免了这种简化。然而，她经常使用“资本主义按其本性……”这样的表述。而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没有“本性”。它是易变的、多形态的，它既不比商业或工业更具金融性。它也不是这些形式在时间上的相继，遵循那种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更替模式，从较低级向较高级或进步阶段演进¹⁷。
资本的发展总是需要融资，但融资模式发生了变化。交换速度的加快和范围的扩大，要求通过诉诸所谓的直接金融——“市场”金融——来相应增加流通手段。它包括所有金融机构，银行只是其中一个元素，如今与机构投资者（例如法国的存款与信托银行、储蓄银行）、以及代表股东身份民主化的资本化养老基金并存。的确，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为明显，股东不再主要是历史意义上的食利者，而通常是活跃的或退休的雇员。为求全面，还应指出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例如石油基金）的存在，以及主要是投机性的基金（对冲基金和“秃鹫基金”）。
这种整体化进程，尽管看起来具有抽象的“体系”外表，但不应归结为“自动的资本”论题。它实际上是由不同的资本派系（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微软与沃尔玛或石油公司的短期或中期利益并不相同）和强大的社会力量（改良主义大工会和主流媒体¹⁸）所驱动的，这些力量将危机整合——或至少试图整合——为整体动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危机不再像新古典理论主导的时代那样被否认，那时认为危机只能来自自由市场的外部障碍（国家干预、工会、垄断公司等）。它也不再被视为最终危机——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再被戏剧化——除了最终在非政治的、危及地球的层面，且不一定将其与资本主义本身联系起来¹⁹。例如，2008年的危机远非最终危机，它反而使得清除金融市场的某些“肮脏”方面成为可能，并在中央银行和国家层面设置了防火墙。最近的卫生危机则加速了平台化、电子商务和远程工作的进程。这些危机当然不是自我维持或有预谋触发的，仿佛存在一个假设资本完全统一的“资本计划”，但它们为某些派系或势力提供了机会。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内部维持着一种变革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不一定或主要遵循旧的阶级斗争辩证法，正如法国在楠泰尔圣母村、反对大型蓄水工程和其他大型项目、黄背心运动等斗争中所显示的那样。
暂结
如今，驱动整体动态的引擎不再是价值化，而是资本化。由于资本化是差异化的²⁰，竞争正是在其内部持续（并非所有人都是赢家）。此外，我们所理解的资本化并不仅仅是股票市值（那里盛行“虚拟资本”²¹）或通过虚拟化生产环节（A-M-A'）来加速资本从A到A'的周转速度。它还涉及将所有人类活动资本化，而不一定通过商品化，例如通过互联网的不同可能性和用途（自由软件）所带来的免费假象²²、志愿者协会的发展、以及对像组织奥运会这样重大象征性事件的合作参与的热情和贡献。
这大致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
注释：
1–参见南希·弗雷泽，《市场民主的不可能性》，《世界外交报》，2024年12月。
2–参见扬尼斯·瓦鲁法基斯，《大型科技巨头已入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世界报》，2025年1月5-6日。
3–参见阿兰·图海纳，《社会的终结》，瑟伊出版社，2013年。
4–J.Rifkin在《接入时代》（发现出版社，2005年）中实质上说道：今天有建立在所有权之上的市场经济。明天将会有建立在“接入”之上的网络经济。人们将可以租用所需时长的服务，而不是购买商品（参考汽车租赁，正趋于主导）。“价值”将存在于概念、图像、体验中，远远超过物质资产。这种网络社会，使我们进入真正的“后现代性”，也将生产出一种新型的、具有“多重人格”、寻求最多样体验的人类存在。
5–正是在这个视角下，欧盟反对任何“欧洲冠军”政策，无视市场地理规模的变化，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获胜的欧盟理念是经济与政治关系严格分离。试图维持欧洲内部的竞争，例如导致了欧洲电子产业的消失。但也可以欧洲“再工业化”的电池项目与韩国该领域旗舰企业的投资项目之间在投资规模（数十亿计）上的巨大差异为例。更近期的例子是，尽管欧洲汽车制造商在向电动汽车转型中遇到特殊困难，欧盟目前仍反对雷诺与斯特兰蒂斯可能进行的合并。
6–J.Guigou 和J. Wajnztejn，《价值的消逝性》，L'Harmattan出版社，2004年。
7–然而，试图转变为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放弃了能够衡量事物的企业和微观经济学领域，转向了旨在证实所提出假设准确性的宏观经济总量领域。这些马克思主义困境最著名的例子是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连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数学家（当时是意大利人）也未能解决；以及一个似乎永无休止“趋于”下降的利润率趋势。
8–剥削概念在今天完全可以保持其操作性，而无需接受马克思的剥削率，该比率对应一个其构成要素存在争议的数学计算。
9–Jacques Wajnstejn，《时间检验下的意大利工人主义》，À plus d'un titre出版社，2021年。
10–资本化这个概念较少关心起源，而更关心过程和结果：资本向金融流量的转化。
11–参考信息通信技术股上市估值的“谜团”，以及未上市、无营业额的独角兽公司估值超过十亿美元的“谜团”。
12–参见Larry Cohen的文章，《受害者、同谋还是主角？国家在所谓新自由主义转向中的作用》，《Temps critiques》第22期。
13–谈论资本革命，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忠实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革命性的观点；但丝毫不赋予其进步意义，更不赋予其对一个可能不同的未来的政治意义。
14–通过时尚、广告、品牌现象、对概念而不仅仅是产品的消费，价格重新获得一种“价值”感，并表达一种财富，尽管是异化的。
15–《机器论片段》，《大纲》3. 资本论章节，UGE出版社，“10/18”丛书，1968年，第323-351页。更新的版本参见《机器论片段》，Entremonde出版社，2024年。
16–这是短视的辩证法，它使他认识到，不存在任何能超越正题和反题的综合。
17–金融确实既存在于16世纪，参与“世界城市”的发展，也存在于今天，为新技术融资（“风险资本”）或通过虚拟资本的发展。
18–早在1984年，伊夫·蒙当就说：“危机万岁！”而《解放报》——这份资本革命的报纸——将其作为头版标题。
19–参考一方面是深层生态学，另一方面是反工业批判，后者有时也可能叠加反资本主义批判。
20–强调资本化的这种差异化方面，使得不再优先使用普遍贬值的分析术语，更不用“衰落”的术语，而是使用“狭义的再生产”，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概念相对照，后者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长期的特征。
21–随着虚拟资本的发展，全球资本倾向于在劳动（活劳动）价值化之外预设自身。并且：“资本不再从预设出发来发展，而是预设自身；它从自身出发，并创造其保存和增长的条件。”（《大纲》2. 资本论章节，第280页，UGE出版社，“10/18”丛书，1968年）
22–越来越多的公司免费提供其产品以吸引消费者，然后向他们收取服务和产品配套扩展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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