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美国入侵，就是支持伊朗现政权吗？

原编者按

原标题：

Organizing in the Heart of Empire

Salar Mohandesi on Iran, the campism debate,

and the urgency of organizing in the heart of imperialism.

反对美国入侵，就是支持伊朗现政权吗?

作者：Salar Mohandesi萨拉・莫汉德西

校译：deepbean

原文链接：https://www.versobooks.com/en-ca/blogs/news/organizing-in-the-heart-of-empire

本文从身处欧美这些帝国主义联盟国家内部的左翼视角，讨论了对于本次美以对伊朗战争，人们可以做些什么。对于身处在地球另一极的、资本主义远发达于“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某东方大国的我们而言，也是值得参考和反思的。

“无论你主张我们应当支持伊朗国内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行动，还是主张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反抗美以帝国主义的行动给予批判性支持，亦或是寄希望于某种第三条替代路径，这些主张在现实层面都不具备实质意义。...

残酷的现实是，除了确实与伊朗国内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保持有效联系的人，除此之外的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对伊朗国内的事态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我们既不属于某个在伊朗设有分支的大型革命国际组织，与伊朗国内有组织的抗议者没有深层的政治联结，更不可能与伊朗政权建立直接沟通渠道。我们对伊朗发生的一切，根本没有真正的话语权。...

因此，我们的核心任务，是厘清一个问题：我们这些身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盟成员国的人 —— 这个联盟如今正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公开交战 —— 当下究竟能做什么?我们能掌控什么?...

将重心放在从美帝国主义联盟的核心地带内部，组织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恰恰能破解这场无休止争论的核心症结 —— 当下国际左翼力量的相对孱弱。因此，核心问题已然清晰：我们该如何组织起一支协同一致的国际主义左翼力量，使其具备真正改变事态的能力?...

仅举越南战争一例。当年的反帝国主义者，不仅仅组织了我们如今在照片中看到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游行。Ta们中的很多人，试图以这些行动为基础，搭建起可持续的国际主义斗争体系：包括法律团体、美军士兵咖啡馆、研究社群、学生组织、独立媒体、社会活动中心、工作场所组织委员会、反战宗教协会、全国性反战大会、为拒服兵役者设立的地下援助网络等等，以此支撑一场长期的斗争。”

(The US war on Iran is the most unpopular a US war in history. (Fatemeh Bahrami / 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反对美国入侵，就是支持伊朗现政权吗?

2026 年 3 月 1 日伊朗的局势，给所有心系解放事业的人提出了一道政治难题。所有人都清楚，在全球范围内，这一目标面临的最大威胁，莫过于美国及其帝国主义盟友。同时所有人也明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一批国家，虽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但其自身却是奉行压迫统治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国家，根本背离平等原则。

过去两个月，我们见证了一系列剧变：伊朗国内爆发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大规模示威，伊朗政府对抗议活动实施残酷镇压，美以两国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刺身亡。

这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北美与欧洲的人而言，究竟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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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引发了左翼内部的激烈争论。我们不妨宽容地说，卷入这场争论的每一位左翼人士，都既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奉行压迫统治的国家。但人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何况我们正身处战争之中，究竟该把什么放在优先位置?

一方是所谓的“阵营主义者”。Ta们提出，政治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与帝国主义问题割裂开来，因此战略层面的首要任务，是对抗美帝国主义。而鉴于当下左翼力量极为薄弱，这就意味着要支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 因为它拥有远比左翼强大的反美帝国主义能力。大多数阵营主义者都承认伊朗政权具有压迫性，也清楚提供批判性支持，无异于容忍甚至为一个杀害了数万名异见人士、严重背离平等的政权开脱。但他们始终坚持，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盟的公开霸权，是更重要的使命。

另一方是所谓的“反阵营主义者”。Ta们提出，解放斗争要求我们矢志对抗一切压迫性政权，因此战略层面的首要任务，是支持那些从伊朗内部反抗伊斯兰共和国的民众 —— 即便这些抗议者中多为君主主义者，甚至有一部分人接受了摩萨德的武装支持。尽管反阵营主义者反对当前针对伊朗的战争，但大多数人也承认，寻求推翻这个压迫性政权，实际上会让ta们与美帝国主义及其君主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盟友站在同一阵线。Ta们也清楚，一旦伊朗政权倒台，美国及其以色列等帝国主义盟友，必然会全力扶持一个亲美的新附庸政权，甚至直接肢解伊朗。但ta们始终坚持，对抗伊朗政权的压迫统治，是更重要的使命。

还有一些人试图走出一条中间路线，提出我们应当 “双管齐下”：既要支持反对伊朗政权的民众起义，也要始终坚定地站在反帝国主义立场上。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平日里势同水火的阵营主义者与反阵营主义者达成了共识：ta们都认为，这种想象中的第三条道路，在实践中根本没有清晰的落地路径。诚然，伊朗国内有诸多团体、社群、组织、女权网络与工会，在北美和欧洲民众难以想象的严酷打压下，依然开展着至关重要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 —— 其中最核心的是伊朗政权持续的高压镇压 —— 伊朗国内目前尚未形成大规模、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左翼力量，海外也只有力量极为薄弱的国际主义左翼能提供支援。所谓的中间路线，实际上并不存在。

2

我本人一直对探索这样的替代路径抱有认同，在此必须承认，阵营主义者与反阵营主义者的上述批评是成立的。但我们必须指出，这一批评同样适用于ta们自身的立场。无论你主张我们应当支持伊朗国内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行动，还是主张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反抗美以帝国主义的行动给予批判性支持，亦或是寄希望于某种第三条替代路径，这些主张在现实层面都不具备实质意义。

当然，北美和欧洲有一部分左翼人士 —— 几乎都是在伊朗出生或有长期生活经历的伊朗裔 —— 确实与伊朗国内的个人、机构和组织保持着有效联系，也因此能产生一定的直接影响。Ta们的经验、知识储备、语言能力，尤其是个人人脉，为国际团结行动开辟了多元路径。

但残酷的现实是，除此之外的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对伊朗国内的事态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我们既不属于某个在伊朗设有分支的大型革命国际组织，与伊朗国内有组织的抗议者没有深层的政治联结，更不可能与伊朗政权建立直接沟通渠道。我们对伊朗发生的一切，根本没有真正的话语权。

有人会说，我们至少拥有话语权，而言论自有其力量，政治声明能够影响事态发展。但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我们的言论，根本无法左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导层的决策。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也毫不在意你的观点。我们的言论，对伊朗本土的抗争也几乎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因此，我们的核心任务，是厘清一个问题：我们这些身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盟成员国的人 —— 这个联盟如今正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公开交战 —— 当下究竟能做什么?我们能掌控什么?

3

可以说，北美和欧洲民众当下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向各自的政府施压，要求其解除对伊制裁、停止正在实施的对伊破坏行动、约束以色列无休止的侵略行径、终止当前的美以对伊战争，并防范未来的帝国主义干预。诚然，外交政策是国家治理中最缺乏问责的领域之一，但它依然会受到民众压力的制约。大规模的民众反战行动此前曾发挥过作用，而在当下，其效果或许会更加显著 —— 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民众，早已厌倦了美国主导的一场场失败的干预行动。

组织起来遏制帝国主义干预，不仅具备现实可行性，还有一个核心价值：它能弥合伊朗问题争论中各方的分歧，让所有阵营都能接受。

对阵营主义者而言，这是一场胜利。美国将不得不应对国内的反战反对力量，其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需的持续军事行动，将更难推进。更核心的是，这恰恰完成了阵营主义者认定的首要任务：对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对反阵营主义者而言，这同样是一场胜利。正如诸多学者指出的，针对伊朗的持续侵略，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伊朗国内实现实质性变革的空间。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只会让伊朗的国家机器愈发膨胀。制裁不仅让历史上一直引领改革运动的伊朗 “中产阶级” 规模持续萎缩，更让大量贫困伊朗民众的生存愈发依赖国家补贴，进而丧失反抗的意愿。帝国主义持续的颠覆活动，只会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保护伊朗人民免遭灭顶之灾” 的叙事获得合法性，巩固其国内的支持率。尽管我们无法预判未来几周的事态发展，但我们当下目睹的这场帝国主义直接军事打击，未必会激励伊朗民众起身反抗本国政权。因此，遏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而能提升伊朗国内实现真正变革的可能性。

对那些寄希望于第三条道路的人而言，这依然是一场胜利。“双管齐下” 的主张，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伊朗国内目前根本不存在一支大规模、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力量。一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左翼力量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残酷镇压;另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始终在试图劫持伊朗民众真正的不满情绪，二者共同封堵了这支力量的成长空间。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美国、以色列三方都在死死盯着你的时候，所谓的 “第三条道路” 根本无从谈起。尽管北美和欧洲的左翼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几乎无能为力，但制约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盟，或许能为这支力量的成长撕开一道微小的口子。此外，还有一丝微乎其微的可能：美国干预的减少，或许会促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适度放松管控，甚至推行改革，为真正的替代力量的出现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诚然，这个结果出现的概率极低，但概率问题从来没有阻挡过 “第三条道路” 的拥护者。

4

有人会提出反对：当各方在根本问题上存在诸多未解决的分歧时，根本不可能开展有效的组织工作。但近期为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发起的国际主义动员，恰恰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团结运动内部同样存在激烈的分歧，其中不少分歧，与当下伊朗问题引发的争论并无本质区别。

巴勒斯坦的局势同样绝非简单明了，其复杂程度本可能引发无休止的内耗。尽管左翼在以色列问题上存在普遍共识，但在如何看待巴勒斯坦方面，依然分歧重重。毕竟，领导这场反殖民运动的力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的力量，奉行父权制，社会立场保守，他们的斗争目标绝非全人类的解放。这对国际主义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尽管这个问题引发了无数争论，甚至造成了一些宗派分裂，但这些分歧既没有让运动陷入瘫痪，也没有取代北美和欧洲本土的组织工作。大多数人始终聚焦于建设真正有力量的国际主义运动：发起游行、开展民众教育、组织专项行动、搭建组织架构、创建替代性信源、策划罢工行动、占领校园、推动工会与专业协会表明立场、切断本土机构与以色列的制度性联结、向政府施压等等。即便无法 “解决” 这些时常尖锐对立的争论，这些集体行动依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欧美地区搭建起了日趋完善的国际主义运动基础。

当然，巴勒斯坦不等于伊朗。在巴勒斯坦，美国及其盟友支持的是一场欧洲定居者殖民运动，其目标是消灭一个已经持续抗争了一个多世纪的被殖民民族。而在伊朗，美国及其盟友试图推翻的是一个主权国家 —— 这个国家近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在顽强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同时也在持续镇压国内要求变革的民众民主运动。两种语境的核心差异，无疑是伊朗问题相关争论会让左翼陷入全面内耗的关键原因。

但从北美和欧洲本土的反帝国主义组织工作视角来看，这些差异本不该如此重要。即便伊朗国内的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北美和欧洲的左翼人士要做的事，也不会有太大改变。Ta们难道不应该继续做同一件事：组织起来阻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盟吗?如果这个联盟真的是全球解放事业最大的威胁，那么从其内部发起挑战，难道不是这些国家的民众能做的、最具实效的一件事吗?

我们并非要否定争论的价值，而是强调，争论必须围绕有意义的目标展开，锚定特定的历史时局，扎根真实的斗争场域，对接本土具体的组织实践，以积蓄斗争力量为最终导向。巴勒斯坦团结运动已经证明，即便内部存在重大分歧，依然可以将组织工作放在首位，搭建起可供未来持续发展的网络，发起具有长远意义的运动 —— 这些运动不仅服务于巴勒斯坦团结工作，更具备更广泛的斗争价值。

事实上，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开展的诸多工作，完全可以延伸到伊朗问题上。推翻关于中东的东方主义叙事，难道不不仅能助力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也能助力伊朗的解放事业吗?增强反帝国主义的共识、揭露本土机构与海外帝国主义的利益联结、呼吁欧洲国家停止对以色列的军售、遏制美帝国主义的扩张，这些工作难道不具备同样的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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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心放在从美帝国主义联盟的核心地带内部，组织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恰恰能破解这场无休止争论的核心症结 —— 当下国际左翼力量的相对孱弱。因此，核心问题已然清晰：我们该如何组织起一支协同一致的国际主义左翼力量，使其具备真正改变事态的能力?

这看起来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绝非某一位作者就能给出答案。这必须是一场集体实践，需要我们找到方法，将共同的斗争目标，战略性地适配于千差万别的本土语境。但我们应当记得，左翼人士曾经做到过这一点。

仅举越南战争一例。当年的反帝国主义者，不仅仅组织了我们如今在照片中看到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游行。Ta们中的很多人，试图以这些行动为基础，搭建起可持续的国际主义斗争体系：包括法律团体、美军士兵咖啡馆、研究社群、学生组织、独立媒体、社会活动中心、工作场所组织委员会、反战宗教协会、全国性反战大会、为拒服兵役者设立的地下援助网络等等，以此支撑一场长期的斗争。

不仅如此，北美和西欧的大量活动家还开展了跨境协同，放大斗争效果。正如我在其它研究中所呈现的，ta们共享斗争资料、参与彼此的会议、统一斗争叙事、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同步抗议活动、追求共同的斗争目标，同时让各项工作适配于各自特定的国家语境。例如，在西德，活动家的核心工作是劝说驻扎当地的美军士兵脱离军队;在英国，活动家致力于推动本国政府停止对华盛顿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而在美国本土，活动家则试图从内部瓦解美国政府的战争能力。

越南的革命者也十分鼓励这种斗争方式。Ta们提出，北大西洋地区的反帝国主义者，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开辟反战的 “新战线”。越南革命者清楚，ta们永远不可能在正面战场上击败美军，因此ta们的核心目标，是创造一种让美国政府不得不止损的局面。

而北大西洋地区本土的反帝国主义组织工作，恰恰能推高帝国主义的战争成本：活动家们说服身边的民众反对战争、将越南问题与其他社会议题联结起来、推动宗教机构公开发声、让战争成为无法回避的选举议题、组织罢工、抵制涉战企业、推动机构从涉战企业撤资、抵制征兵、封锁高速公路、让大学陷入治理瘫痪、阻拦运兵列车、向民选官员施压、阻挠征兵工作、泄露机密文件，在数年时间里持续冲击日常秩序，最终催生了庞大的国内危机。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所有矛盾集中爆发：国际舆论全面转向反战，美国陷入极度孤立，其最亲密的盟友纷纷脱离阵营，国内的反战压力达到了顶峰。帝国主义战争付出的社会、文化、经济、军事、政治与意识形态代价过于高昂，最终美国在未实现任何核心战略目标的情况下，从越南撤军。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北美和欧洲的左翼人士，尽管内部存在极为尖锐、有时甚至近乎让运动瘫痪的政治分歧，依然为这一结果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例如，很多左翼人士曾对越南共产主义政权的残酷镇压记录，提出过极为尖锐的批评。毕竟，越南共产主义者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屠杀过左翼盟友;在失败的土地改革中，杀害了数千名农民;在北方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镇压了异见人士;在南方抵抗帝国主义的过程中，也造成了平民伤亡。

当然，我们如今身处的历史语境早已天翻地覆，过去奏效的方法，如今未必适用。但当年的左翼人士面临的核心政治难题，如今依然摆在我们面前。即便ta们当年的解决方案未能持续生效，其中的一些战术创新，依然可以为我们所用。至少，要为当下的反帝国主义团结难题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可以集体复盘当年的左翼人士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种种尝试，厘清哪些可以沿用、哪些已经不再适用、哪些必须从零开始创造，才能在他们失败的地方，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

6

诚然，携手向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联盟施压，阻止其让事态进一步恶化，看起来似乎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但这项工作能够形成共识、壮大左翼的斗争能力、持续推进在北美和欧洲搭建国际主义斗争体系的艰苦工作，甚至在当下就能产生重大影响 —— 美以对伊朗的战争，在国际社会广受反对，即便在美国国内，大多数民众，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不愿再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更何况，这远比在埃隆・马斯克的社交平台上彼此攻讦、浪费宝贵的斗争时间，要有意义得多。

(https://www.versobooks.com/en-gb/blogs/news/organizing-in-the-heart-of-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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