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6年7月26日，B站UP主“路灯与断头台”发布视频《硬核原文炮轰葛兰西!对列宁的背叛，哲学、国家理论的修正》，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一种，并且是最可恶的修正主义”。7月30日，该UP主进一步发布视频《AI制稿?炭翁和恶俗派合流，立场何在?“老左”也来了?》，将这场理论分歧直接上升为“敌我矛盾”。
这一论断在B站左翼社区引发广泛论战。然而，这场争论的意义远不止于网络社区的派系纷争——它折射出一种在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屡次出现、又被屡次批判的方法论错误：博尔迪加主义(Bordighismo)的极“左”宗派倾向。
二、葛兰西：是“背叛者”还是“发展者”?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产党成立，葛兰西是创始人之一。1926年11月被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逮捕，在狱中度过了生命最后十年，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
葛兰西从未放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立场。他所做的工作，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探索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同于俄国革命道路的新战略策略。有学者指出，葛兰西提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等待组织一次突然爆发的暴力革命，而要坚持长期的“阵地战”，逐步实现文化领导权。需要强调的是，葛兰西并未放弃“运动战”(即暴力革命)，而是认为“阵地战”是长期的、复杂的斗争手段，“运动战”则是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时采取的短暂的革命斗争手段——二者是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葛兰西批判的是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决定论——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经济自动决定一切”的宿命论。这种批判恰恰回到了马克思辩证法的精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与时俱进的发展。列宁没有机械地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论断，而是根据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并在俄国成功实践。同样，毛泽东没有教条地套用俄国“城市中心暴动”的革命模式，而是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两次重大的理论创新，在当时都曾被教条主义者指责为“背离”马克思主义，但历史已经证明，它们恰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如果因为对具体革命策略提出了新的思考就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那么列宁对“同时胜利论”的发展、毛泽东对“城市中心论”的突破，岂不是都要被划入“背叛”之列?将葛兰西定性为“修正主义”，实质上是把一切不同于自己理解的理论探索都斥为异端，这正是博尔迪加主义的典型方法论。
三、博尔迪加主义：极“左”宗派主义的“历史标本”
阿马迪奥·博尔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1月至1923年3月任意共第一任总书记;葛兰西于1924年8月14日接任意共总书记。博尔迪加的理论主张后被总结为“博尔迪加主义”，核心特征包括：
第一，反议会主义与反统一战线。博尔迪加坚决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选举，拒绝与任何改良派、社会民主党甚至自由派组织人民阵线。即使在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时，他仍顽固拒绝寻求任何联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增补部分中专门批评了这一立场：“但是博尔迪加同志和他的‘左派’友人们，却从对屠拉梯之流先生们所作的正确批判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凡是参加议会都是有害的。”
第二，宗派主义与垄断“正统”。博尔迪加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党在斗争中屡遭挫折并陷于四分五裂。1925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和1926年意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判了他的左倾宗派主义政策，并指责他与托洛茨基有牵连，撤销其领导职务。博尔迪加“在其论述列宁主义问题的理论著作中，常常持有两种不同看法，往往在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上否定列宁主义”——他曾在文章中质问道：“为什么要魔造一个特殊的列宁主义呢?”然而，当博尔迪加列举他不同意列宁主义的地方时，“他开的清单是如此之长，以致你会不由自主地自问：在哪些方面他同意列宁主义呢?”
第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从1930年代开始，博尔迪加主义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称其为“国家资本主义”。1957年，博尔迪加更进一步，称哈基米时期的赛里斯是“证实的资本主义复制版”，抨击哈基米的“社会主义”是伪造的，嘲讽包容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并称哈基米为修正主义者。
博尔迪加于1926年被墨索里尼政权逮捕，1930年被开除出党。葛兰西正是在反对博尔迪加主义的斗争中重建了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1月召开的里昂代表大会标志着葛兰西战胜了博尔迪加。
关于二人关系，有意共早期党员回忆：博尔迪加关心并表示了对葛兰西健康的痛切忧虑，也深深地敬佩其智慧和知识;葛兰西钦佩博尔迪加精力充沛的性格和他从事艰苦工作的能力和才干。可见，即便在深刻的策略分歧中，二人之间仍保持着相互尊重。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这一区分由毛泽东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阐述。所谓敌我矛盾，是指基于根本利益对立、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如反动势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其处理方式依靠专政手段。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因具体认识、策略、利益分配等问题产生的非对抗性分歧，其处理方式依靠民主、说服、教育和协商——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葛兰西与博尔迪加的分歧，本质上是关于革命策略和理论阐释的不同意见，双方的根本目标都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这种路线斗争恰恰属于典型的人民内部矛盾，而非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将这一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不仅在理论上混淆了矛盾的不同性质，而且在方法论上重蹈了博尔迪加将一切不同意见者斥为“敌人”的宗派主义覆辙。
四、“路灯与断头台”的方法论同构：一场历史的“重演”
将“路灯与断头台”的论断与博尔迪加主义进行比对，可以发现惊人的结构性相似：
其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博尔迪加将一切不同意见斥为“右倾”或“机会主义”;“路灯与断头台”则将葛兰西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定性为“修正主义”，并将理论分歧上升为“敌我矛盾”。用“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回避复杂的理论辨析，是一种理论上的怯懦。
其二，垄断“正统”解释权。博尔迪加宣称自己是列宁主义唯一正统继承人，甚至在某些问题上否定列宁主义。“路灯与断头台”同样以“保卫列宁”为旗帜，将不同于自己对列宁理解的理论探索者排除出马克思主义阵营。问题在于：谁赋予了他们定义“正统”的权力?马克思本人从未宣称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不是僵死的教条。
其三，拒绝任何形式的理论对话。博尔迪加拒绝与任何非共产主义势力合作;“路灯与断头台”则拒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质性的理论对话，代之以“炮轰”式的语言暴力。
五、“理论斗争首要任务”与“唯一路线”
“路灯与断头台”在后续视频中进一步提出了两段论述：
“要是单批判什么‘资产阶级’，就什么理论斗争任务都没有正确完成。必须要批判那种借着马克思主义名义的修正派别，要批判那种隐藏着的资产阶级观点。这是首要的任务，谁要是认识不到这一点，并且认识不到每一个时代本身具有无产阶级理论必然的敌人，谁就是遗忘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
“泛‘左’联合路线，还是为了唯一的路线进行斗争?”
这两段论述集中暴露了其方法论上更为深层的问题：将理论斗争凌驾于政治斗争之上、将“修正主义”概念无限泛化、以“唯一路线”之名行宗派主义之实。
(一)“首要任务”的错置：理论斗争不等于全部斗争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究竟是什么?
列宁在《怎么办?》(1902年)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斗争的三种基本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列宁从未将三者割裂或将其中的某一项置于压倒性的“首要”地位。恰恰相反，列宁明确指出，政治斗争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是将理论斗争视为服务于政治斗争的工具，而非取代政治斗争的目的。将“批判修正派别”置于“批判资产阶级”之上，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斗争理论的倒置。无产阶级的根本敌人是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判断。如果连这个根本目标都模糊了，转而将全部精力用于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和批判“修正派别”，那就犯了和博尔迪加一样的错误——把理论的纯洁性当成了革命的全部，把内部的思想整肃当成了斗争的重心。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早已指明了方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改变世界——即推翻资本主义、实现无产阶级解放——而不是在书斋里永无止境地“清算”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理论斗争本身当作“首要任务”，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
(二)“修正主义”概念的滥用
“路灯与断头台”声称要“批判那种借着马克思主义名义的修正派别”，并将葛兰西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归入此列。这里涉及一个根本性的概念问题：什么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一词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有着特定的历史含义。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系统性地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修正”。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中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已经过时，社会主义不应通过暴力革命实现，而应通过议会斗争和工会运动逐步改良。
从这一定义出发，修正主义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来自马克思主义运动内部而非外部;第二，它以“修正”“发展”为名，实质上篡改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第三，它在实践上导向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最终背离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目标。
问题在于：葛兰西符合这三个特征中的哪一个?葛兰西从未放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立场。他所做的工作，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探索新的战略策略。
将葛兰西定性为“修正主义”，实质上是将修正主义从“特定历史思潮”泛化为“一切不同于自己理解的理论探索”——这与博尔迪加将一切不同意见斥为“右倾”的宗派主义逻辑如出一辙。
(三)“泛左联合路线”与“唯一路线”的宗派主义本质
“路灯与断头台”质疑“泛‘左’联合路线”，主张“为了唯一的路线进行斗争”。这两句话暴露了其方法论上最危险的特质：宗派主义。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策略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号召。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深刻指出，制定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而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革命政党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同样强调，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将理论分歧者一律视为“敌人”，恰恰是否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基础。
宣称存在“唯一的路线”并自诩为其唯一正确的阐释者，是一种典型的宗派主义僭越。历史证明，任何宣称垄断真理的派别最终都会走向教条主义和自我孤立。“路灯与断头台”对“泛左联合路线”的质疑，本质上是对统一战线策略的否定。这与博尔迪加拒绝任何形式的人民阵线、视一切非共产主义力量为“同路人”的宗派主义逻辑一脉相承。
(四)“寻找敌人”的思维陷阱
“路灯与断头台”声称“每一个时代本身具有无产阶级理论必然的敌人”。这种论述暴露了一种危险的思维模式——以“寻找敌人”来定义自我。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是阶级分析，而不是敌人分析。前者的核心是客观地考察社会结构中不同阶级的地位、利益和矛盾;后者的核心则是主观地臆想出一个“必然的敌人”并以此作为自身存在的依据。这两种方法论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前者指向科学，后者指向迷信。
将“必然的敌人”这一概念引入理论领域，意味着任何不同于自己的理论探索都可以被随时宣布为“敌人”——这恰恰为宗派主义的无限膨胀打开了大门。
六、历史的讽刺：当“猎巫者”自身也陷入悖论
博尔迪加的历史角色及其与葛兰西的路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是有明确结论的。然而，“路灯与断头台”及其支持者们既然选择以博尔迪加为方法论模板，将葛兰西定性为“修正主义”并上升为“敌我矛盾”，那么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摆在了他们面前：
博尔迪加本人对“正统”的理解，是否就是唯一正确的标准?
如果严格按照“路灯与断头台”的逻辑——凡对某一特定“正统”路线提出不同意见即为“修正主义”——那么这套标准首先需要接受历史本身的检验。博尔迪加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所坚持的路线，最终被共产国际和意共多数派所否定;博尔迪加本人所反对的许多策略(如参加议会斗争、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后来被证明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必要的斗争形式。
这就暴露了其方法论的根本困境：他们将“修正主义”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意扣戴的帽子，却从未解释清楚——谁来定义“正统”?依据什么来定义“正统”?当一个派别宣称自己垄断了对“正统”的解释权时，他所做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而是教条主义的神学辩论。
问题不在于“博尔迪加是否正确”，而在于：如果博尔迪加所坚持的“正统”路线最终被历史证明脱离了实际斗争的需要，那么今天以博尔迪加为模板去批判葛兰西，其理论依据又何在?用一套已经被历史检验证明存在重大缺陷的方法论去批判一个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探索新道路的理论家，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上的时代错乱。
更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路灯与断头台”所定义的“修正主义”标准适用于葛兰西，那么这套标准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上所有对革命策略进行过调整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套标准本身就失去了理论区分力——它不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仅仅是一个用于排除异己的标签。
这就将“路灯与断头台”及其支持者们置于一个两难境地：要么承认“修正主义”的标签不能随意扣戴，从而收回对葛兰西的指控;要么坚持将这套标准贯彻到底，却发现它可以将历史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纳入“修正主义”的范围——甚至包括他们自己和我都所认同的哈基米。
七、结语：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觉
将葛兰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轻易划入“敌我”范畴，不是“最革命”的表现，恰恰是脱离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列宁在批判“左派”幼稚病时早已指明方向：“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在议会这一活动场所，而且在一切活动场所都应该提供(如果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它就无法提供)在原则上是新的、同第二国际传统彻底决裂的东西(同时要保持并发扬第二国际所贡献的好东西)。”——既要革命，又要继承;既要批判，又要发展。
一百年前，列宁批判了博尔迪加的“左派”幼稚病;一百年后，我们仍有必要警惕这种病症在互联网社区的复发。理论工作需要的不是垒砌宗派的高墙，不是寻找“必然的敌人”，不是宣称“唯一的路线”，而是直面复杂现实的勇气与科学求真的方法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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