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苍苍第三部

长篇小说《天之苍苍》(三部曲)第三部
终 结
沙黑 著　　

　　注:文本中符号□代表的字,为“上父下拜”，需要造出来，然后运用“编辑”里的“替换”指令，即可全部替换。　
　
　　我爬上了山顶，　　
　　回望西天的光景；　　
　　太阳在云彩里，　　
　　宛似一个血殷的伤痕。　　
　　——托马斯·哈代《诗选》　　
　　日期像是驿站，　　
　　命运之神　　
　　就在那儿换马，　　
　　教历史换调子。　　
　　——拜伦《唐璜》　　

　　目录　　

　　1,雪夜  
　　2,解放 
　　3,形式  
　　4,乡野  
　　5,聚散
　　6,进退             　　
　　7,无妄 
　　8,有惧　　
　　9,砸烂　　
　　10,侦察　
　　11,抢枪　
　　12,芦荡　
　　13,骑虎　
　　14,叫将　
　　15,郊血　
　　16,终结　

　　第一章   雪夜　　

　　一　　
　　北风在高墙外轰轰巨响，不时发出尖啸；大雪打着旋儿，急速又悄无声息地，源源不断、从空而降。郁平瑟缩着站在牢监的木头栅栏门后面，听着外面北风呼啸之声，望着天上落雪，感到世界上一切都已停顿，唯有苍茫寂寥。而雪，却渐渐把天井下白了。他不知道这种古老的牢监为什么使用到现在，或许只是由于人们对此无暇顾及，并且也无紧迫需要，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改进。但改进了，又意味着什么呢？而且也许就不能好好看到这番下雪的景象了。
　　他的牢监朝阳，是在第一排，后面还有着一排，再后面是他在外头时早就注意到的古老的巍巍牢墙，此刻它岿然不动挡住了肆虐的寒冷的北风，一任它在外面狂怒、回旋、咆哮。人类何时能消灭监狱？看来这很茫然。监狱是测量人类状况的一个标尺。不同时期监狱里的住客不同，多寡不同。不同时期的刑事犯可能有相同之处，但促成其成为刑事犯的社会背景却又会有所不同。这也是一门学问，一门研究不幸、而且还要来处理这不幸的学问。　　
　　他本来是关在后面一排的，进入冬季之后，把他调到前面一排来了。至少这在客观上是一种照顾，他心怀感激。为什么要照顾他呢？或许因为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还可能因为他算不得真正的罪犯。看守所的人定然是凭着一种良知与同情这样做的。但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只是他不知为何要自作多情往好的方面去想，他在思想上常常犯这种懦弱而且天真的错误。　　
　　他目光所及的右边那一排后面的一排，就是女牢，以前乔丽就关在那里。现在乔丽不可能知道他被关起来了，当然还是不要知道的好。那一望无际的海滨农场的冬天极其寒冷，乔丽给他写来的长信中说到过这一点。这大雪正在那广阔的长满麦苗的原野上以更大的气势纷纷扬扬下着呢。感谢学校里的好心人，让看守所转交了这封来信。还应当感谢邮政局的人，他们的毫无差错的工作实在值得引起敬意。革命并没有打破这些方面的秩序，可以叫做“传统的、固定的、不言而喻的秩序”。古代好像也是这样，“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邮路是依然存在的。看来，一个社会拥有这种“传统的、固定的、不言而喻”的东西越多，基础就越厚实，就越经得起折腾。现在，这封信珍藏在里面一件褂子的口袋里，给他思念，给他温暖，给他信心，时常拿出来看上一遍，慰藉自己的寂寥，有时不禁潸然泪下。他写了回信，安慰和劝告了乔丽，最后说到目前学校里和社会上正在开展运动，事情多，以后有空再写信给她或者去看望她。言下之意，让她暂且不要写信来了。这封回信他交给看守所，请求能给他寄出。后来所长告诉他，寄出去了。这上头他心里也很感谢这个所长。在属于生活方面的事情上能够给予方便，这就是人道主义了。乔丽没有再来信，看样子是理解了他的暗示。终于跟乔丽又有了联系，而且有了心的交流，这让他想起来就有些激动和得到安慰。现在他当然格外急迫需要跟乔丽见面，但他偏偏这样被关了起来，身份上应当说是“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内定历史反革命分子”，这罪名可不轻呢。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他被关进来四个月了，从还很炎热的初秋，到严寒的深冬。他不知道高墙外面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了何种程度，但空中传来外面的口号声之类使他判断到，市委门口不时地又闹得厉害一些起来了。他的心不由得随之怦然跳动，似乎预感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要重演，也就是说，“闹革命”的学生可能又要来把他释放出去。他不由得就肯定着学生们的斗争是正确的。当然，假如他真的又被他们“解放”出去的话，他也不至于就会公然地表示对他们的支持，头脑依然是要复杂一些的。因了自己的“历史污点”和年龄的关系，他对他们只能是敬而远之，默默为他们担忧，也祝祷他们不要犯错误、并且有好的结果。　　
　　这样目标伟大、气势恢宏的运动，不知为何竟在他身上纠缠不休，简直没有道理，即使就亭州这么一个小范围来说，也不应当是这样的。但事实，或事实的一部份，却正是如此，也许就像这些从空而降的雪花一样，为什么采取猛烈地打着旋儿降落的姿势，为什么降落到这里而不是降落在别处，是可以从北风、从高墙得到说明的。他“文革”以来、甚至包括以往的人生命运，也都可以从外部的遭际、从自己的情况来得到说明。天人合一，他的事情可以说广大到跟老天爷都有关系，只是因为他的渺小，渺小得像一片雪花，所以这种说明也就毫无价值、毫无必要，不会有人去加以考虑，他自己也将遗忘。事实反正就这样发生着，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你觉得奇怪，可就是你自己的脑筋有问题了。对于你来说，也就应当像一片雪花，放松自己，不作无效的努力，无须问为什么，一切坦然就范，到处随遇而安。但不要以为雪花就没有知觉，一片雪花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即使一个哲学家，也只是一片雪花。哈哈，这样去想，也就畅快，近于庄子，迂阔、雄阔、辽阔，无边无际，达于忘境，乐在其中。　　
　　天色渐晚，风小了些，雪下得更大了。外面押进一些人来，都抱着被子，缩着头，样子狼狈、匆忙，被分散开去。其中一个被带到他这里，虽然是低着头的，并且还在栅门外面，他却早已看得很清楚来者何许人也，真正感到震惊和奇怪。牢门被打开，这个人走了进来，牢门关起。看守所人员在外面很温和的说：宗市长，只好先在这里挤一夜，明天再调整！言罢也就关好牢门，响着钥匙，公然的就上了锁，转身而去。　　
　　他动弹不得似的僵硬着，侧身站在那里，好像呆呆地朝着对面的墙，那墙角之下放着一只马桶。他所注意的，却是身旁这位刚刚进来的人，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把身子正过来朝着这个人，也没有开口问候一句什么话，头脑出现空白，中了魔法似的。宗进庭一进来就把抱着的看守所的那种被子扔到铺上，并且坐到铺边上，低了头想自己的心事。从走进这间牢房，到在铺边上坐下来，并且时间是一分一分的过去，好像就没有看到他这个人、就没有考虑到要跟原先住着的这个人打个招呼，哪怕是抬起眼皮稍加一瞬也没有。就这么旁若无人，就这么不把别人当回事，就这么成了这屋里唯一的一个人似的。他先是被宗进庭这种习惯成自然的王者之威、权贵之气镇住，后是感到有几分好笑，最后还是回到最重要的疑问上来：身为市委主要领导之一的人怎么可能来坐牢？跟宗进庭一起被押进来的是几个什么人？到底怎么回事？又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事情？是一个事件、还是一种结局？但不管怎样，这可能与他有关呢，是他写了传单公布了宗进庭的“历史问题”，而那个问题要真的追究起来是很可怕的！他不由得一阵愧疚。他想跟宗进庭谈谈。　　
　　他轻轻地在铺边上坐下。宗进庭这才侧目看了同牢监的这个人一眼，随即就受了一惊似的站起，站到栅栏面前，朝着外面纷飞的大雪。显然，刚才确实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面，竟然就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这牢监里除自己而外还有一个人，并且这个人竟然是郁平，冤家对头，狭路相逢，身份突变，有着很大的嘲弄意味。　　
　　他能理解宗进庭刚才那种精神高度向内、对外视而不见的情况。他也能体会到宗进庭这样一落千丈所受的刺激有多大，能想象到宗进庭有着什么样的恨意，像火一样在心中熊熊燃烧，永不熄灭。但此时此刻，他对宗进庭竟然进了牢监，并不感到任何的快意，他倒是有着对宗进庭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身份高贵、性情高傲的人，忽然落入这一处境的同情，因为这对宗进庭而言，似乎首先意味着是一种极大的屈辱，至于受到的打击，倒不一定很在乎。可恨的是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看守所，也就这样视为犯人接收和对待了他，稍可安慰的是，看守所工作人员仍对他表示了一种尊敬。而最令宗进庭痛苦的问题是：一切为什么就这样发生了？显然，宗进庭一直固执地沉浸在这一追问之中，并且还没有得到能让自己稍安毋躁的答案。郁平从心里这样理解和原谅了宗进庭。看来还是只有自己委曲求全、先开口说话，因为宗进庭毕竟是宗进庭，而不像你郁平反正是屈辱惯了的。　　
　　他将开口，心里就涌动着由衷的亲近和同情，好像有家乡原野带着稻叶清香的空气、带着草秸香味的炊烟向他吹来，他就开了口，他说，你……怎么……你……　　
　　他不知道应该怎样说才最为恰当、最能表达那种由衷的心意而不被误解，但似乎这样语无伦次、言不达意也就是最好的。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好，宗进庭虽然没有立即答话，却是听出了他的问候和关心的意思，还有那种由衷的诚挚之情、乡土意味，也就屈尊回转身来，重新坐到铺边上，跟他坐在了一起。这可算是放下身份、示以平等，很难得的。他甚至感到一阵怜悯，进而感到了某种希望，那种能够破除一切壁垒，好好交谈起来的希望。　　
　　你不感到意外，不感到突然吧？宗进庭侧过脸来问他。其声温和，其容微笑。这高傲的人，不耻下问的样子，但骨里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尊严，而且以攻为守，随时准备回敬他的任何不恭，打击他的任何快意，从精神上把他踩在脚下。荀子说得对，“虽以见侮为辱也，不恶则不斗”。宗进庭坐了牢是受了侮辱，恰恰跟他这个冤家坐在了一间牢房，对他的厌恶是加倍的了，所以从本能上就有要跟他斗一斗的意思，只是毕竟是宗进庭，所以尚且含蓄着、忍耐着，就看他郁平是否识相了。　　
　　他是识相的。他避开锋芒，不计较在无形中所受到的、已经习惯成自然的对他的人格的贬抑、蔑视，还有这种居高临下、视人为敌、外松内紧的狡诈权谋，而立足于质朴，却也不卑不亢，就事论事回答说，我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但这种意外和突然也不是不可思议的，既然事实已经发生了，那就是可以分析的，总有个来龙去脉，总反映着事物的某种方面。我关在这里三个多月了，不知道外边的情况怎么就发展到了这一步，这让我感到意外，而且感到突然，甚至还感到有一点快意，你对我的提问是很尖锐、很准确的。不过，我已经到这步田地，你也不必对我想得太多。　　
　　宗进庭嘿嘿地笑了起来，说，你是善良的，也很有骨头。看来我们之间是能够说话的。那么我反过来问你，你当时对于自己被关进来，是不是感到过这种意外和突然呢？我问你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可以说只是一种……　　
　　一种好奇。　　
　　就算是这个意思吧。　　
　　他说，当初我对我自己被关进来，确实感到过一点意外和突然，不过，很快就理解了、想通了，因为符合逻辑，本来就随时有可能，只要形势适合，给出一个契机就行。而现在你这样，是不符合通常的逻辑的，以常情而论是难以理解的。过去形容我这种人，“推一推”就会“掉下去”，也就是掉到像看守所这样的地方来，被剥夺掉一个人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名誉的权利；“拉一拉”呢，那就还能勉强容许在人间正常的社会里活下去，给一口饭吃。更生动的说法形容我这样的人，本来好比是站在茅缸边子上。　　
　　宗进庭一笑，显然增加了听的兴趣。　　
　　他继续说，搞文化大革命了，这是很大的政治运动，像我这种人，不要别人提醒，自己就要加倍小心，不但不能乱说乱动，而且要明白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一个反面教材。社会上称我这种以前运动中挨运动下来的人叫做“老运动员”。有这些原因，运动初期我被作为某种象征、服从某种需要而被捕，虽然自己痛苦，也不能说很意外。当然，也不能说我就心甘情愿、诚惶诚恐，因为这里面有个小小的情况，你可能比我本人还清楚，就是我的问题根本是个错案，我不应当算是有问题的人，对于我的所有惩罚都是不对的。　　
　　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但尽管如此，既然我的身份被认定是灰色、黑色的，来了运动就只有拿我当灰色黑色的对待，这是没法还价的，那么我只有暂且服从这一逻辑。我不可能被别的逻辑容纳，比如，我不可能继续拥有我出事以前的身份，那个身份说明我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意味着拥有稳定的工作、一定的收入、较好的住房等等。当把我逐出这个队伍的时候，无论我认为自己多么清白忠诚，我的内心多么愿意做一个好人，我在工作上多么能够做出成绩，都不行，根本来说，组织上不认你这个人了。　　
　　这正如外国某个作家说的，人是生活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但难道，他人认定了你的本质，就算是你的本质吗？对自己的本质最清楚的不是自己本人吗？所以，对这个人来说，积极的态度应当是据理力争，努力证明自己的本质，这是最重要的。　　
　　假如我本来就不以做一个好人为荣，那我被关进来就心安理得，只好比换了一个住处罢了，但我本来并非如此，我本来不但愿意做一个好人，而且还愿意做一个思想进步的和比较有用的人。　　
　　一切的痛苦最后都集中到心里去，成为对自己的疑问：你确实做了坏事吗？你确实不是好人吗？你确实应该失去工作、收入、住房等等吗？你往后怎么过？你如何还能在被冤枉为坏人、受到专政或半专政的情况下，依然能有生活的信心？依然还想让自己做一个比较有用的人？一个人失去任何价值的痛苦，好像比家破人亡的痛苦还要痛苦，但真的家破人亡之后，才知道家破人亡的痛苦是更加难以承受的，它进一步向这个人否定他的存在价值，这时候，这个人差不多自己可以去死了。　　
　　一阵沉默。他对准着开掘自己的痛点要说出全部的体会，不觉就说得很沉痛。他似乎等着宗进庭说一句什么，但他其实并不期待，而宗进庭却坚持着一声不响。他转而恼恨自己，为什么不能表现得较为高傲一些呢？他是在乞怜吗？他是在利用宗进庭此时的处境来让宗进庭有所内疚吗？他转而说，也许我不该、不必在这个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对不起。　　
　　宗进庭说，不，你没有说错，你说的全对，是这么回事。我在这次运动中被认为所犯错误，也就犯在这个方面，镇压群众，草菅人命，还有拿群众当阿斗、把自己当诸葛亮。这个我已经有所认识，但当然，我也有我的保留意见。过去我心中只强调我们那一套的合理的一面，而对不合理的一面，虽然也不是没感觉到，但好像认为无法避免、就应当那样做，不心狠手辣不行。群众现在得到毛主席给他们的一个词，说你们这是“资反路线”，这个说法在我们心中也不是一点都不承认，但到此时此刻为止，从根本上说，我还不能改变我的思想、不想动摇我的立场。我们是想把运动控制在正常轨道上，我们有我们许多正当的考虑。但我们那么自信那么习惯所认为的正当考虑，这回却是不正确的了。不正确到我这个人要被关进牢房里来的程度！这，真是一个大笑话！　　
　　当然罗，如果不打击我这样的人，我就不能认识到我的错误，我就会坚持我的错误，还会继续玩花招、镇压群众。文化大革命斗争激烈到这个样子，确实也是跟我这样的人有关，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毛主席这回好像要帮着群众跟我们把这个理扳平，要让我们承认群众造反有理。但毛主席大约并没有叫把我这样的人关进来。群众把我关进来了，要让我这样的人嚐嚐关进来的滋味，这确实让我多少有点冷静下来，多少有点理解了。但我还不能达到你那样的痛苦，我一没有被开除公职，二没有正式的组织处分，三没有说不发我的工资。　　
　　宗进庭能够这样回顾运动，甚至承认有所不对，能这样说老实话、讲真实的心情，令他有些感动，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一些。他反过来劝慰说，运动中的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某一地的事情，过去确实是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逻辑的，想不到这回的逻辑不一样，好像完全相反了。就连我这样的人，心里面其实也是有点吃惊、很疑惑的，但当然，我有感到高兴的一面，我认为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我不好跟你相比，你也不好跟我相比，你的地位和情况跟普通群众不一样，但我其实很理解你……　　
　　宗进庭以手示止，说，你不要来原谅我，也不要来理解我，我说我运动中有不对之处，不等于我就认为过去的逻辑全不对，更不等于我认为现在的逻辑全对。我对于我被关进来，跟你一样，也不特别感到意外和突然，也认为是可以分析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过程。我是有我的看法的。　　
　　宗进庭引起了他的尊敬。他本来的意识中有点轻视宗进庭，现在他愿意跟宗进庭深入交谈任何问题，只要宗进庭愿意。不过，宗进庭在某些方面对于他，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好像坚守着一块坚硬的“世袭罔替”的地盘，而这种高高在上和相应的某种坚硬的意识形态，最为他所不满和痛恨，他体会自己有一种平民意识，而且也比较坚硬。　　
　　风小了些，雪却似乎大了些。天井当中不高的木头电杆上，搪瓷灯幞下面，那孤零零的灯泡亮了起来，虽不算很亮，却也在空中划出一道界线，分出黑暗与光明。雪花从上面的黑暗中有如无数飞蛾一样扭动着身躯扑进灯光里，纷纷扬扬，惊心动魄，像被强大无情的命运所主宰一样身不由己、飘落到自己生命的终点。　　
　　对面牢监都放下了草帘，以挡寒气。　　
　　你今年多大？宗进庭问他。虚年三十九，四十岁就搁在头上了。他回答。心里不由得又触动悲哀，竟然这个岁数了，而乔丽是三十一岁。他们二人不但两手空空、一事无成，而且身陷如此困境。给他们造成这一命运的人就在眼前，过去在想象中不知痛恨了多少回，但此时此刻面对活生生的人却恨不起来，从心底也找不出幸灾乐祸之感，好像人生本来就该这样白吃许多苦而最终却会让你理解和原谅了一切。　　
　　你三十九，我四十五了。你的传单出来之后，杨书记说过，以后要对你的问题重新调查，还有你的爱人的事情。我把这话告诉你，让你增加一定信心。等到这个运动结束，就可以开展正常工作了。那时即使还让我工作，也不会再经手你的事情，但我是愿意你的处境得到好转的。我注意到你的材料含有改正的基础。但以前我不想、也不能给你改。以前我是有冷酷的一面的。我是借着一定的机会，坚持了我个人的东西。这件事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家庭。物极必反，现在我还有好多苦头要吃，不光是因为你的问题，但其中也包含了你的问题，这不怪你，只能说是我自己造成的……　　
　　他想不到宗进庭这样干脆，而且对他、对他的“家庭”，说了“对不起”，这包括了乔丽和亮亮。虽然这时的宗进庭不能代表组织，但他却就像听到了组织对他讲了诚恳体贴的话一样，他被触动的苦难和委屈让他的眼里顿时满含泪水。他转身望着飞雪，控制着汹涌而至的情感的波澜。　　
　　郁平，你可以骂我几句，当然，骂了也没有用，我给你带来的损失是很大的，是无法弥补的。这我知道，我一直心里有数，我不仁，但不麻木，我的快乐是建筑在你的痛苦之上的，其实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快乐，这对我也是一个恶梦，无法摆脱，我很顽固，我做什么事都很难回头。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这人可能就应该这样被群众送进来嚐嚐滋味。群众为什么最恨我呢？因为他们看出我来了，他们最不喜欢我这样的人。但我这次吃的苦，比起你，实际上还差得很远。这已经是很难扯平的了，现在并没有开除我的公职，也不可能把我的老婆用个名目判刑十五年，不可能让我的某个孩子也人为地失去生命……　　
　　不不！他抑制不住一种激动说，你已经说了“对不起”，这就行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是“言下见性成佛”，再说什么就是多余的、完全不需要的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难道一定要让别人也把不幸重复一遍，这世界才算公平吗？我怎么能这样想？如果照这个道理，世界就只有没完没了的仇恨和战争。这真涉及一种很大、很大的道理……这时他感到自己的心真是太好了，好到是否有些虚伪和漂浮了？因为事实上世界恰恰不是这样好，可能永远也不是这样的。　　
　　说到此，他很难过，停了一下，他问宗进庭，到底你们是怎么被关进来的？别的还有什么人？市委是个什么说法？这是群众运动，你不要过于放在心上，你的根基还在，一切要看最后组织上怎么说，组织的结论才是算数的。　　
　　宗进庭说，一起送进来的还有好几个中层干部，包括“主力军”方面的头头。真是“史无前例”，建国以来不曾有过，虽然不算是组织的处分，但组织也是被迫点了头的，要不然送不进来。　　
　　他立即说，组织是权宜之计，也可理解为一种保护措施，不是吗？　　
　　宗进庭一笑，说，你说得对，不过，毕竟也是咽下一口恶气，弄不好要气死人、吓死人、弄死人的，这种情况下，有时就连高级干部也会死得不如一条狗。另外还有一半你没有说到，你可能也不了解，我这样被关进来，也不等于最后就一定没有事，最后组织上对我就一定不会有什么处分，这个包票现在不能打，现在还看不清，也不要那么太乐观了。　　
　　为什么？他问。　　
　　上海来了个“一月风暴”，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这你知道不知道？毛主席夸奖了“一月风暴”，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你知道不知道？　　
　　他惊讶着，困惑着，开始努力理解毛主席的话。　　
　　宗进庭说，这就是我在亭州被关进来的最大的政治背景。所以，群众能把我关进来，也是不容易的，也要乘着这个东风、借着这个势头才行。最后我如果能平平安安、完好无损的出去，那同样也不容易，也要有个什么形势。一切比你我所知的还是要复杂一些，我作好了两种准备，而不只是一种准备。　　
　　他说，只要你没有硬伤……　　
　　是的，只要我没有硬伤，没有贪污腐化，仅凭运动以来我在工作上的问题，哪怕加上历史上的问题，是处理不了我的，但可以说性质很严重，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话你能理解吗？你也许是能理解的，但我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知不觉就掉到另一个阶级里去呢？我成为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代理人了吗？资产阶级在哪里？我怎样做了他们的代理人？能这样从自己的党内、从直接管理着国家的千百万干部里划分阶级吗？还是就一种意义来说的？阶级不阶级暂且不说，理论上是怎回事也暂且不说，这样折腾下去，会不会走向反面，真的乱到不可收拾？人做事是可以不顾及现实情况的吗？你倒是说说看！　　
　　宗进庭确实有着思想的痛苦，而且这思想的痛苦，大于被关进看守所的痛苦。　　
　　二　　
　　他好像有义务帮助宗进庭摆脱这种痛苦，他谨慎着试加回答说，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在某些带着较大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超过了当代的经验关系。就是说，意识有超前性，在某种重大问题上，事物才露头、刚萌芽，它就能作出深刻认识，从而对实践具有较长远的指导性。成语“见微知著”，说的也是这意思。这种超过当代经验关系的意识，毕竟要到往后若干年才能为普遍现实所证明，从而得到普遍理解，所以在这之前，就应当是不太好理解的。所谓“较大概括性问题”，就是重大问题，但因为才是苗头，一般人看不清它，也想不到要去做理论概括，或者不知道怎样概括，结果就处在浑沌朦胧境界。只有优秀思想家、政治家敏锐地抓住不放，作出了深刻正确的概括。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短暂的存在，概括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型的社会政治形态，它所要建设与维护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理论概括的巨大深远，一百年来的历史证明了它的现实性，比起三百几十年来的资产阶级专政及其社会，它虽稚嫩，却相信自己代表着未来，这并不排斥失败与复辟的可能，事实上巴黎公社七十天就失败了，革命所针对的一切又都复辟了过来。毛主席就是立足于这种可能的失败与复辟来考虑问题的，但认为，由于主客观原因，虽然会有曲折与复辟的可能，最后的胜利仍然应当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　　
　　“先知先觉”这个词，说的就是“意识超过当代经验关系”。但跟“见微知著”一样，总要以哪怕最起码的“经验关系”为前提，并非凭空而来。道家的那两条画成一个圆的阴阳鱼，凡人看那白鱼就是白鱼，黑鱼就是黑鱼，有道之人却能从白鱼的黑点看出它其实是一条黑鱼，从黑鱼的白点看出它其实是一条白鱼，并且这种黑白的演变是周而复始的、永远不会停止。佛家也是这样，它提出“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相对应的，是“已说，现说，当说”，还有“已成，现成，当成”。　　
　　你刚才所说毛主席的话，大约就可以从这方面去理解。并不是真的现在就这样划分阶级，比如说群众是无产阶级，干部是资产阶级，不会是这个意思，也没有说要这样做。虽说是“见微知著”，明明才是“微”，就要按照“著”去处理，那就很勉强，不为现实所接受。等到“著”了，事情很明显了，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了，多数人才会理解。但对待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问题，总不能等到它成了气候，再去处理，到那时叫做“羽翼已成，横绝四海”，而且四海的资本主义为了“世界贸易”的利益，都会来帮助它的成长，那时“牛过了河拖尾巴“，就迟了，那时不是你去处理它，而是它来处理你了。所以现在要发动大家来“反”和“防”，要把“反修防修”跟“亡党亡国”联在一起来说明它的重要性。这倒底是逆天行事呢，还是顺天行事？那就要看是站在哪个天的角度来看问题了。　　
　　毛主席把“一月风暴”定性得这么严重，就像提前多少年打出的导弹，为的就是命中多少年后的目标，是从某种实质性上来说的。反对现在的某种苗头，是为了不让它将来长成大树，南斯拉夫、苏联就是两面镜子。在那里“已成”的，有可能是我们“将成”的，如果是必然，那就是“当成”，如果不必然，那就要尽可能要防止，如果防止不了，将来在这方面就会是一场很大的斗争，而思想武器现在已经在提供出来了，实践经验现在也有了一点，这就是《九评》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资本主义复辟总是发出警告的预言，这就是“当说”，当说而不说岂不失责？同样，“文革”就是“当做”，当做而不做岂不欠缺？毛主席发动“文革”，我们许多人可能不理解或理解不深，但毛主席认为，他既是当说，又是当做，他七十三岁了，留下别的遗憾不要紧，在这个最重大的问题上，他不能留下当说未说当做未做的遗憾。　　
　　伟人来自历史，高于历史，甚至大于历史。古人也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先知先觉总是引导后知后觉。道家不主张把超过当代经验的意识说出来，“先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容易得罪人，群众也跟不上，不符合明哲保身的原则。道家含光混世、和光同尘，把见到的“微”放在自己肚皮里不说出来，阴柔退缩无为。毛主席用世有为，认识真理、实践真理，推动前进。就拿“反修”这个问题来说，就我们一般人所知，至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中，已经很明确地提了出来，至今十年了，这个问题经过了反复深入的考虑。从实践的一面来说，也不能把群众说成后知后觉、说成愚者不及，因为毛主席的主张就是从现实中来、从群众中来的，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毛主席不会认为自己是先知先觉，他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高呼人民万岁，他始终站在实践的和人民的立场。而且光是实践的立场还不行，还应当是人民的立场。　　
　　哈，你分析得好，滴水不漏！　　
　　他按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中央要求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一个“经过”，一个“最后”，一个“以上”，既说了过程，也说了结果。把你委屈到这地方来，就是过程之中的事，但还不是“最后”的结果。打击面不足“百分之五”的这个结果，好像可以否定运动的实质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但其实不然。干部是掌握政权的人，他们多一分无产阶级领导意识，资本主义复辟就减少一分可能，社会主义就多一分保证。毛主席想来想去，把根本的保证交到人民手上，让人民关心国家大事，让群众来制约干部。其实在井岗山时成立“士兵委员会”就已经这样做了，保证了红军与旧军队划清了界限，保证了胜利。所以，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人民内部在乱，从实质上说，是无产阶级在进一步战胜资产阶级。这样理解毛主席那样讲“一月风暴”，就能理解得通。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跟强调这个运动的阶级实质性，就不是矛盾的了。如果理解成群众有犯上作乱的本性，而毛主席加以发动利用，这行吗？如果真的这样看待运动，这个运动就应当被否定，那带来的问题就更大，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毛主席要从两个阶级的斗争上强调“一月风暴”的实质。毛主席坚决要打出“反修防修”这枚导弹，坚决地当做则做、当仁不让，他摁下了开关，反对也罢，不理解也罢，你们想怎么样也罢，他要命中的是多少年后，那个在实践上已经完整地出现于南斯拉夫、苏联，在理论上完整地总结在《九评》的目标。毛主席经过了组织程序，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举手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然后交到群众手上，是党在领导群众，这跟共产党几十年的奋斗道路一脉相承。　　
　　宗进庭好像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也好像从一个梦呓中醒来，说，我只是尽力试着回答你的提问，并不代表我的观点，只是一种逻辑的演绎，好像是自动从嘴里说出来的，好像也不知道说的是些什么。　　
　　宗进庭点头说，你讲得可以，确实是一种道理。　　
　　那么，你是怎么考虑的呢？他大胆而又小心着请教宗进庭，并且觉得自己的心脏因为敏感到某种政治性的恐惧而乱跳起来。　　
　　宗进庭冷笑道，有些事情不是现在能考虑得了的，我就不说了。我们活得长一点，走着瞧吧。你读的书比我多，不是说“天道好还，无往不复”吗？不是说尊重实践吗？我们就等着看怎么“还复”过来，实践会有什么变化，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再往下看。起码，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的东西，是一定要“还”过来的。超前的意识毕竟是超前的，而不是现实的。既然苏联变修了，“文革”这个导弹打到到苏联去，才适合。提前打出去的什么弹，在眼前爆炸成这样，把我都炸到这地方来了，怎么行？病人能为一点小病，就让医生在肚皮上乱开刀吗？　　
　　他听了不觉毛骨悚然，对宗进庭十分敬畏，甚至对刚才的夸夸其谈也有点愧悔起来，而觉得自己一介书生、浅薄无知。他也就从所讨论的这一始终令人胆寒、考虑不出一个确切结果的题目上避开，考虑起自己的事情来：到底在什么样的局面下，能使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历史问题”，尽快得到杨书记说的重新调查呢？是应该寄托于上海的“一月风暴”呢，还是应该寄托于宗进庭的“还复”？但这样一考虑，就好像需要他做出一种政治抉择似的，这很可怕，也不是他所愿意做的一件事。恍惚之中他好像又置身于家乡的漆黑的田野上，又变成了那个身不由已的少年，而手中将被强行塞进一把手枪来！算起来岁月逝去二十年、时代经历好几个，命运好像仍在原地打转……　　
　　他看了一眼宗进庭，感到从禀性到养成都跟他正好相反。宗进庭始终都是一个能将现实之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强大的人，即使被关进牢房也一样，而且好像已经暗中扼住未来的咽喉了！宗进庭心中一定从不会被什么东西缠着。这种人干干脆脆，思想保持一条挺拔有力的直线，令人望而生畏。难道他应该向宗进庭做出某种表示？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在他们这一方面，而不是站在那“超前意识”或“一月风暴”方面的？这也就相当于接过并且握住了命运向你手中塞来的手枪，到时还要比以前还明确地敢于朝着某个方向“砰”的一声把子弹打出去！这简直是投机、背叛、屈膝投降，但好像也很自然！　　
　　要把他关进来的明明是宗进庭多少已经承认的镇压群众的路线，要把他放出去的明明是学生们那样奋勇维护的毛主席的路线。这样尖锐的矛盾，他从前不知道、也想不到；但现在是知道了，而且仍是眼前的现实；你要问一问自己站在哪一方面？你要有是非的判断、立场的选择。难道你打算忘恩负义、违背良心吗？难道你连做一个中立的人也没有勇气、一定要卖身投靠吗？奇怪的是，你怎么就知道正在坐牢的宗进庭反而是强大有力的呢？过去简直不能相信还有不拥护毛主席的，更不能相信毛主席面前还有如此难以克服的障碍，宗进庭这样的人就是其中的力量之一，要说是比三大战役还要难攻，并非夸张，问题真是大了，就连他这样微不足道、蝼蚁一样的人，实际上也已经潜在地、自然而然地发生动摇和叛变了。真是可怕！　　
　　在意识惚恍中，他觉得毛主席好像成了盗火给人间的孤独而悲愤的普罗米修斯！难怪马克思特别喜欢古希腊的这个剧本。马克思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盗火者。　　
　　然而，他发觉，他的某种良心还是站在学生和毛主席那一方面的。但良心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他不但思想无力到难以明确回答那些越究越深的问题，而且感到整个人都陷入最为深刻巨大的矛盾漩涡之中去了，情况比漆黑田野上身不由己的少年还要糟糕，所谓自己的那个切身的问题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一种无限下旋之感让他头晕目眩，似乎站立不住。他脆弱地哼了一声，很想就地躺下来，要防着好久不曾再来的那种红红黑黑、心中欢悦、即将昏死过去的情况重新到来。他扶住栅栏。　　
　　你怎么了？不舒服？宗进庭走上来扶住他。恢复清醒似乎比以前快了一些，他说，我，刚才不知说了些什么，说多了，头晕了起来，有点站不住似的。　　
　　宗进庭说，你是营养缺乏吧？你被关在这里，几个月不出去了。但你刚才说的，很有思想，很实际。你没有脱离时代。你在观察、思考。你关心国家大事。你言谈所及都是大问题，这些问题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大，对抗也激烈，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难以承受。夸大地说，这就是民族的痛苦，还有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痛苦。也许这痛苦是伟大的、必然的。“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也……”！　　
　　他惶愧起来，摇手说，不，我太渺小了，我不能考虑这些重大问题，是我的渺小让我承受不住所谈问题的重大。但我也只能是我这样的人，我很早就这样作出了选择，我只能做一个渺小的文化人，一九四四年，我才十七岁……　　
　　宗进庭把他扶坐到铺边上，在他身边坐下来，问他：就依你说，你不能考虑这些重大问题，而我能，那么你想过没有，我所主张、所赞成的到底是什么？　　
　　他有点惊惶地看了宗进庭一眼。但对于这个问题，他好像早就是有确定见解的了，只是很难回答，没有想过要回答，就像天机不能泄露、也没有想到要去泄露一样。难道宗进庭想让他说破吗？这是什么心情、什么意思？刚才宗进庭说的那几句《大学》，还有一句没说出来，那正是宗进庭想说而不敢说的吧？不，他不能让宗进庭犯错误。坐了牢的宗进庭此时此地可能会有狂热的偏执的不正常的轻度精神病。　　
　　他应该给以缓解。他说，我没有想过你具体主张什么。宗进庭说，那我问你，这次运动的重点是什么？《十六条》上怎么规定的？他回答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宗进庭问，那我算不算其中一个呢？我这个当权派是不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他惊惶地说，这个我没有考虑过，你现在这样提出来，我也还是无法考虑，我不了解。这首先要由你自己回答，还可以由你的上级、同级、下级来回答。从外面“炮轰”一顿是容易的，到里面具体指明就困难了，即使你自己，大约也未必就能明白自己。明白自己的今天，也不等于明白自己的明天。说实话，我的体会，这个运动还是重在防，而不是重在反，是提前打出的导弹，眼前并没有爆炸，它向远处飞去了，眼前只是发射基地的火光、巨响、火箭穿云裂雾的呼啸声、人们的欢呼声，人们狂热地到处奔走、激烈讨论、乃至互相打起来。眼前哪里有一个具体的走资派？看不到，目标不明显，只能说更多地是隐藏在未来，像魔鬼隐藏在你们、我们、所有人的心中，或为我们所知所觉，或不为我们所知所觉。如果不是发生了所谓资反路线的问题，运动还闹什么呢？跟谁闹？资反路线成了最明显的、最眼前的目标，但并不是提前打出的导弹在眼前爆炸了，而是发射指挥所，还有现场上，产生了一些矛盾，闹了些不愉快，伤害了一些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宗进庭点头说，比喻得好！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么回事。那我问你，所谓两条道路问题，你的主张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回答是现成的。宗进庭说，我不要你说现成的，我要你说出自己有血有肉有思考的东西。　　
　　听了宗进庭这话，他的头脑复杂起来，因为好像面临“引蛇出洞”。难道宗进庭希望他说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吗？难道宗进庭以为他骨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是啊，一般会以为他这样出身、遭到这样命运的人，而且是知识分子，定然如此。事实上他却不是的，而这又如何能使人相信呢？虽然本来用不着别人相信，但当别人这样想当然看待你，无形的压力就很大，你就“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了，就好像迫切需要向别人说明自己，要让人家对你“是其所是”，这往往是徒劳的、可笑的。幸好，他虽然具有这样可悲的境地，却没有成为这样可悲的人。　　
　　但他不能不回答宗进庭。他不习惯、不喜欢躲躲闪闪。他说，我谈不上有自己的主张，但十七岁那年报考新四军的学校，是我自己的选择，说明那时我已经倾向社会主义。后来在盐阜师范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至今没有新的学说新的事实能让我改变社会主义信仰。后来我考上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提前毕业进了省报做编辑，这期间也看了不少书，了解不少事情，结果都让我进一步相信社会主义能实现于中国。组织上调我当学校领导，我再三拒绝，自愿当教员。再后来就是审干复查中出了问题。就凭这样的经历，即使吃了苦，我也没有对党不满的理由。为什么呢？没有当官，是我自愿的；审干出错案，是正常现象。一个人可以有自己对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但那最不能从自己个人恩怨、一己偏见出发。一个人也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私人天地，但在社会国家的重要问题上，只应当服从真理。就我至今所学所知，我认为如果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不对的。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出自内心的话。但我也并不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已经尽善尽美，如果那样，为什么毛主席党中央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而还要搞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亿万群众对于参加文化大革命有这样高的积极性、乃至可以说是狂热性呢？这就是社会矛盾、社会斗争的反映，经济学上说有需要才有市场。这种狂热性，是出于社会主义要求，还是出于资本主义要求？当然是出于社会主义要求，希望社会主义弄得更好、更社会主义一些。我并不无条件赞成群众运动中发生的一切，但也没有理由反对运动的宗旨和群众的热情。对运动怎么理解、抱什么态度，跟主张走什么道路，当然不能简单划等号。就个人而言，不能因为运动初期执行了资反路线，就一定是个走资派。不能因为参加了造反，就说明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但就整体、就本质而言，资反路线就是资本主义政治路线的反映，《十六条》的路线，是社会主义政治路线的反映。　　
　　宗进庭听着、点着头，说，你是诚恳的，你说了你的肺腑之言，也说了你的分析，我听了很满意，你是逻辑严密、出口成章啊。在这个问题上我所估计的你，也正是这样的。不过我并不担心我被定为走资派。定不了我。照目前这样，如果运动到最后像过去做工作一样要指标，要在市委常委里定一个，那当然是我。但我估计在这个问题上还不会那样硬性规定。我对我目前处境也并不沮丧、并不懊悔、并不害怕，正如你指出的，这事情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全国性的。毛主席对这个有数，毛主席从来主张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区别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他老人家不会违背自己对全党的这个一贯的教导。我看出他对“走资派”这个问题，虽然把性质说得很严重，但对人还是要当作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是重在过程、重在教育。但发动群众是真的。全国群众，从学生到工人，还要加上农民，都起来了，而且分别地都有中央文件支持，只有军队好像还没动。可是亭州已经闹得这样了，谁是走资派呢？能说得出来吗？比如你们学校的王淮兴靠边站、“打倒”了，算不算一个走资派？能肯定吗？还是不能！这样下去，到运动后期，也许就连一个走资派也指不出来，可是运动就跟真的一样闹过了。说是演习，但这个演习是有仇恨、有伤亡、有后遗症的！就因为“先知先觉”，防微杜渐，花这样的代价，值不值得？就算中央有几个、有十几个中国赫鲁晓夫，用这种方式解决，何必？现在不能下结论，要由历史下结论！“拂人之性，灾必逮身”啊！我在你面前这样坦白，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想必也没有录音机、窃听器，很想向你这个读书人、旁观者讨教，想听听你的看法，也许你能帮我解决这个思想问题。　　
　　宗进庭竟把“灾必逮身”说出来了，他听了魂飞魄散！但宗进庭竟这样信任他，简直是拿他当作知心知音的朋友了。其实，正由于“这个特殊的环境”，本来跟他是不能说这样的话的。即使是在外面，跟无论多么可以说话的人，这样的话也是不能说的，因为这不是怀疑文化大革命吗？这不是矛头直指毛主席吗？这不是竟然对毛主席发出了最恶毒的诅咒吗？　　
　　在政治空气被这样大的群众运动无限膨胀起来而无所不在的情况下，人人都无师自通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就好比一九二七年湖南农民运动热火朝天之时，你即使在自己家里说农民协会不好，你家里的人也会劝你不要说；如果是在外面，那任何一个路过的农民，都可能立即向你兴师问罪，查一查你是不是土豪劣绅方面的人。这情况大约放之任何国度、任何一种革命年代莫不如此。当民主膨胀起来时，正是来自民主的专制也同等膨胀起来。假如你身处法国大革命之中，你上街或者就在家里喊“国王万岁”，愤怒的民众就可能送你上断头台；如果相反，你喊“打倒国王”，贵族的势力就会来结果你的性命。这时，双方对峙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会儿是红色恐怖，一会儿是白色恐怖，并且都坚持自己的“天经地义”。　　
　　《阿Q正传》上就描写过革命年代的这种空气，就连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些乡村统治者，也会畏缩着一时尊称最底层人士阿Q为“老Q”了，这一笔真令人叫绝，“文革”当中又重现了。但赵老太爷这些人是心怀十倍的仇恨的，当他们被革命打昏的头脑清醒过来之后，则挂起徽章，“咸与维新”，阿Q又望尘莫及了，并且就有那最后的必然的命运在等待着他，那也正是赵老太爷这些人在推动着的。历史上被统治者的真正胜利，夺取政权之后建成要让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几千年来，只有毛主席领导的这一回，无怪乎人民的崇拜和狂热，并且踊跃投身于“反修防修”的斗争之中，不管面前有没有具体的“走资派”，反正是不能不跟“走资派”斗争的，一定要像真正的革命一样闹起来，欢呼这个他刚才所比喻的“提前打出的导弹”，不许说三道四！人民似乎领悟、而且接受了毛主席的超前意识。如果说“灾必逮身”，那人民也免不了以后遭受打击报复的灾难，第一件事就将是剥夺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太把自己当回事的“大民主”。宗进庭将十分坚定、毫不犹豫、铁青着面孔来执行！　　
　　他打了一个寒颤。他是不能同意宗进庭的，但宗进庭这样坦露心胸来“请教”他，公布自己的“思想问题”，如果说天下有“授人以柄”的蠢事，这不就是吗？宗进庭对他这样不设防，不是宗进庭政治上幼稚和为人单纯，而是对他有一种人格信任，并且也不怕他。宗进庭在他心中引起的情感是很复杂的，在稍感亲近之余，甚至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对宗进庭提出的问题，他决定依然坦诚回答、直抒己见。　　
　　他说，虽然是“提前打出的导弹”，但毕竟是有发射基地的，不可能凭空打出去，我是说，从群众这一面来考察，他们好像不认为眼前就一个目标也没有，他们的“文革”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假想上的“演习”。从近处往远处说来，目标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目标，是针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在“文革”中成了一个专有名词，有特定的所指。但这个斗争目标一提出，就来了对立面，另有一部份群众认为那不是资反路线，而是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以反对。我以那个为目标，你以我为目标，我要反对资反路线，你要反对我这个反党分子，双方这就斗起来了，都宣称要斗争到底。按理说，群众跟群众没有什么可冲突的，但事实上就这样冲突起来，成为历史舞台上主要的一场戏。所以这第一个目标，就不容易有结果，如果运动不收起来，这个问题会永远纠缠下去，收起来以后人们的注意力会转到新的事物上去，但如果提到资反路线这事，可能还会面红耳赤起来。　　
　　第二个方面的目标，就是要找出本单位的走资派。群众一般不了解内情，他们只能凭着印象说某干部是好的，某干部不好，而且你这样看，我那样看，就可能出现你的矛头指向厂长，我的矛头指向书记，你要打倒的我要保，我要打倒的你要保，彼此冲突。排除个人恩怨因素，从一般角度说，群众把本单位某领导人说成走资派，所说都是很具体的贪污腐化劣迹，但他们就认定说这是一个“走资派”，写到大字报大标语上，张贴到外面来。他们一定希望干部内部能有人冲破“铁板一块”，站出来支持他们，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出现这样的干部。只不过不能肯定没有干部暗中支持某一部份群众，给他们提供材料。这就涉及干部内部平时的矛盾了，有可能是有原则的纠纷，也有可能是借着群众力量来打击异己。这第二方面的情况，特别在某个具体的单位容易出现，外面的人根本就弄不清这个单位里面在闹什么，无法判断谁是谁非，闹到最后可能一笔糊涂账，没有明确结果，大家白白地生了许多气。但客观上也能把一些问题给捅出来，把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一步。　　
　　第三个方面的目标，是关于本地区的，比如，亭州市委里的走资派是谁？本来不曾有哪个单位的人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但当群众运动渐渐超出本单位的围墙，市里出现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比如，朝阳中学里发生了什么？怎样对待医校学生静坐？市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正确？两派学生、两派工人谁是谁非？这样就形成了本地区的一些问题，不同意见就围绕这些发生斗争。作为市委的领导人，跟运动的距离就这样被拉近，群众就观察他们，分析他们，本地区的运动渐渐就这样闹起来，竟然把你委屈到这个地方来了。到底如何，以后怎样，这仍在发展之中。　　
　　所以，这三个方面的目标已经足以使群众认为，一切不是空洞无物，是很真实的，是应当有他们所认为的结果的。群众，特别是造反一面的群众就在这样的运动中解放自己，得到锻炼。他们在以前平常的糊涂的日子里确实不曾有过这样大的民主权利，不曾有过这样的思想活跃、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正如一句名言所说的，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当然，人民过盛大节日了，你却这样受罪，这也是事实。这个事实该怎么对待，那是另一个问题。　　
　　现在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群众这样大的民主权利。这民主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确实是空前的。也没有说不给当权派以民主，如果一个当权派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可以写大字报，没有谁说他不可以写。但干部比较慎重，他不会轻易去写大字报表示自己的立场或者为自己辩解。干部是跟着他的上级走的，他并不直接跟着中央。就全国而言，除了受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不能有“四大”的自由，实际上谁都有这个自由。群众对“四大”的热情特别高，因为平常他们不曾有过、或不曾运用过这种自由，那时你给他，他也不敢。干部的想法不同，他们并不特别需要这个，他们的情况和思想也要复杂得多。群众在这场运动中有很高积极性，不奇怪；干部表现出相当的冷淡、冷静，同样不奇怪。从群众这方面，可以说，即使一个具体目标也没有，这运动也足以使他们兴奋、活跃、认为值得参加。他们现在很把自己当人。一个国家社会，群众处在什么精神状态为好，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看法，这是可以研究的，鲁迅在这方面特别有独到见解。　　
　　如果你认为运动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群众却不一定这样想，情况好像就是《共产党宣言》上说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整个世界”是什么？是每个人都来当市长、当厂长吗？当然不是的。是什么呢？也许只不过是每个人都可以揭露和批评自己的厂长、市长，都可以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意见。有一种政治理想现在好像伸手可及了，就是从马克思到毛主席说的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这不外乎还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意思，只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普通百姓都享有的。　　
　　宗进庭一笑，问，还有第四个目标呢？　　
　　他说，第四个目标在中央内部，在国家上层，其结果如何，群众不能决定，也使不上劲，他们只有举手拥护。《人民日报》经常提到“中国的赫鲁晓夫”，以前我以为只是这样抽象地说说，让大家引起警惕而已，现在越来越知道这句话在现在也是具体的，八月以前这个人还处在很显要的位置上，八月以后这个人的位置就降下来了，但仍在最高层的名单上。各种说法也在流传，涉及中央的大人物，但一般的人们只有听在心里，不好多说什么，“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小小亭州，某一个学生或工人，就这样把自己跟毛主席党中央、跟平时所说的“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联系起来，每天充满紧张热烈庄严重大的空气，好像正在亲身参与着乃至决定着最头等的国家大事，好像自己这一份力量也是极其重要、缺少不得的。这种情况，有令人感动之处，属于社会进步现象。　　
　　群众反正是群众，目前这样闹还不至于影响他们的生活，米价一角钱一斤，青菜一角钱三到五斤，工人每月照样有几十块钱的工资拿，有十多年教龄的中学老师工资可达七、八十元，学生呢，初中毕业了上高中，高中毕业了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进工厂叫做参加工作了，一切都不用发愁。国家呢，连原子弹都有了，解放军守卫着边疆，全国各种大型建设项目不断有鼓舞人心的报道传来。你所担心的他们不担心，他们认为这样闹值得。从某种角度，人民确实从来没有这样自由民主过，从来没有这样被看重过。我们对学生、对青年工人、对全体人民，从来都要求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时事政治，提倡一心为公，提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文化大革命就检验着我们多年来这种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如何，从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表现出冲天的政治热情看，人民是听党的话的，是有很大的历史责任感的，真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宗进庭“嗯”了一声。　　
　　他继续说，群众现在对当权派很严格，实际上在严审他们过去的一切表现。但群众对自己的造反头头，也很严格。让自己的头头在出身成份上、在道德品行上无可挑剔，是很重要的，是斗争的需要，同时还要求做头头的人比较有水平、有能力、有负责精神。唉，我说到哪里了？　　
　　宗进庭说，讲得好，对我启发很大，而且动摇了我的不少看法，让我不再那么自信、那么激烈了，让我能从自己的立场上后退了一步、客观了一些。跟你谈谈真是有益，我们相识不晚，但是能这样交谈太晚。坐牢也是上学，这句话不假，今天你就是我的老师。他忙说不敢不敢。　　
　　突然有人敲击栅栏门，说，时候不早，不要谈话了。接着是在雪中“咕吱咕吱”走去的声音。是看守人员。但来时的声音他们却没有听到，也不知在外面听了几句没有，他不由得觉得自己有点忘乎所以了。　　
　　好吧，睡觉。宗进庭说。　　
　　他就整理起床铺来。其实没有什么可整理的，两块木板上铺着稻草，上面丢了一块肮脏的棉垫，也有一条褥单，是很粗糙的布。问题是床铺不大，本来是单人使用的，现在却得挤一挤了。他说，你睡在里面吧。宗进庭说不能反客为主，还是你睡在里面。他说，你大几岁，你睡在里面。说着就把宗进庭带来的被单给他铺在了里面。正说着，看守所人员又送来一条被子。他说，这当然是照顾你的。宗进庭说，这时候什么你的我的。就把它横着封在上面。　　
　　他去放下草帘。两个冤家仇人这就成了同一床铺上的难友，隔着被子挤在一起，用体温在小小的牢监里抗御着寒冷。经过一阵动弹，都安放好了自己的身躯。二人必须保持笔直的睡姿，要不然在铺边的他就可能被挤跌到地上去。安静下来之后，听着外面风势大减以至于停了，大雪落地的瑟瑟之声细密可闻。宗进庭鼾声渐起，他也沉沉睡去。　　

　　第二章   解放　　

　　第二天一早他们醒来，发觉自己都保持着笔直仰睡的姿势，这正是一夜睡得还暖和、没有使他掉到地上去的原因。他和宗进庭互相道早，也就起床。他感到他们都想起了昨晚的交谈，但都回避着不再提起，好像厌倦了那种话题。卷起草帘，看到真是一夜好大雪！雪停了，积雪很厚，天气睛朗。看守所人员喊着“都出来扫雪！”犯人们被吆喝出来，迅速被指定分工，有铲雪的，有抬雪的，有扫地的。天井不算大，一会儿也就处理完毕，雪被堆到后面厕所那儿。　　
　　他注意了一下那几个生面孔，也就是跟宗进庭一道关进来的人。一眼认出的是老刘，想必是以“主力军”总部负责人而被捕。另外几个人他都不认识，看上去都是亭州较有脸面的中层领导干部，在“一月风暴”的形势下遭了这种厄运，竟然被群众迫使市委把他们送进了监狱。这对于他们是多么大的刺激。他们都跟宗进庭点头示意，没有说话，彼此心照不宣。他们惊魂既定之后，大约也就不在乎了，但不得不暂时受着这份委屈。他们冷冷看了他一眼，好像都认得他是谁，他是一个趁着文化大革命之机跳出来表演的社会渣滓，微不足道的人，还有他那送去劳改的做医生的老婆、不幸的孩子，他们都听说的，如此而已。　　
　　虽然是在监狱的环境，虽然同样是看守所里的犯人，他见到这样几位统治者，还是感到一种胆寒和敬畏，这是一种久已习惯而又无法摆脱的压抑感，而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他人目光”也最令人恐惧和寒心。　　
　　但宗进庭却基本上不再给他这样的感觉了，因为已经有了一定的沟通、理解，还有平等的对待。　　
　　扫雪之后集合站队，看守所管理员拿着语录本，一句一句领读，全体跟着，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跟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位同志真的会联系实际挑选针对性语录！这几乎有点可笑，但没有人敢笑，只是把笑藏在心里。　　
　　管理员接着就表扬大家完成了扫雪任务，点了几个犯人的名，让他们留下来送工具，其余人解散、回自己的号子。　　
　　那天早饭之后不久，叫他出去，并且要他“带上自己的东西”。宗进庭说，一定是造反派来“解放”你了。他倒不由得有点惭愧似的，他虽然没有立即想到是这么回事，却又似乎早就这样料到过的。可是，现在倒好像宁可跟宗进庭在一起继续挨关着的好。他重又陷入那种深刻的矛盾漩涡里去，头晕目眩起来，惭愧他不知应该如何安放好自己的人格。　　
　　宗进庭看出了他的犹豫，说，让你出去，你就出去，总比关在这里好。我们把你拘进来是不对的，现在放你出去就是对的；革命风暴嘛，这是必然的事情，你不要想得太多，好像倒被关怕了似的。造反派放你出去，你是身不由己嘛。回去把宿舍整理整理，到浴室好好泡一泡，给自己好好吃一顿，给老婆写个信，或者去看看她，唉，我是对不起你们的。如果有可能，我以后会帮助你们。　　
　　他听了心中感动，问，那你……？　　
　　宗进庭说，我早着呢，嘿嘿，等候革命的处理吧！　　
　　他似乎是作为一个先行出狱的难友，问宗进庭：要不要给你家里带个口信？宗进庭想了一下，从手腕上除下手表，交给他，说，给我老婆。叫她把自己、把孩子照应好，别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动，呆在家里最好。他记住了这些话，也就跟宗进庭道别，宗进庭向他伸过手来，他握了一下。多少年来，他想握这么一下而不可得，在这特定情况下，握到了，但感觉仍是激动的。　　
　　那个雪后的空气清冽的上午，他走进了看守所的接待室，一片清新的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那里已经有了一些人，并且从阳光中向他走来，深情地喊着“郁老师”，而且分明有个女生为了这出狱的场景哭了起来。这是医校的学生接他来了。师生之情啊！他一下子泪水模糊，万感交集。　　
　　逐渐，他认出了史宏，还认出了江进海。他们拥着他出了看守所，外面就是市委门口，但并无集会的人群，这回出狱不知为何没有大操大办。对面墙上一条写成两行的标语，虽然写得很大，言语惊人，却似乎有点孤独冷清，标语上写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条标语在告诉他：宗进庭所说的“上海一月风暴”已经越过长江、刮到亭州来了。但标语不能告诉他更多的情况。　　
　　又出狱了，下面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希望革命不要再来打扰他了，但经验证明，他得随时准备运动的某个方面还是要来找扎他。人确实多么想揪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而去、脱离苦海！　　
　　早上起床时他跟宗进庭不约而同的那相视一笑，突然在脑海里重新一闪，随即又消逝了。这倒底意味着什么，好像连自己也不明白了。他打了一个寒颤，浑身不舒服起来。确实需要到浴室去洗个澡，到蒸汽里出点儿汗。坐了四个月牢，也得把晦气、霉味洗洗啊。　　
　　他说，我要回去一下，要到宿舍处理些个人的事情。史宏说，郁老师，我们正是来接你、送你回去的，我们带了几个同学来，帮你做些家务。他忙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能做，我那间小宿舍，简单得很。史宏说，到你宿舍再说吧。　　
　　就这样，史宏他们十几个学生不由分说陪着他到了宿舍。开了门，里面确实空空如也，没有多少家务事可做。但学生们还是找到了可做的事情，七手八脚忙了起来，有给他把小水缸搬到外面去清洗的，有到井上去提水的，有给他扫地的，有给他揩抹书桌的，还有给他生煤炉的，堆积着的一些脏衣服，也被女同学拿到井上去了，女同学还给他撤了床上的席子，把棉胎、棉被拿到外面去晒，就像她们将来到医院里做了护士会做和该做的一样。有两个邻居老太来看了一下，问候了一声“郁老师你回来了”，看到学生在帮他做事，夸奖说这些红卫兵真好，也就离开了。不一会，屋子里剩下了史宏、江进海和他。　　
　　史宏说，郁老师，你又吃了不少苦啊！江进海立即气愤得脸上通红，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实行白色恐怖！史宏说，郁老师，看来，你即使不问政治，政治也会来找你。我们本来也没有想到要详细关心你的问题，但结果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把你的问题弄清楚。正好形势允许了，我们就找到原来的有关部门，看了你的卷宗。我们这几个人一起去的。你的事情的来龙去脉，症结所在，结合你自己写的传单，我们觉得是全弄清楚了！　　
　　听说看到了他的卷宗，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上，而且说他们已经弄清了“症结所在”，这正是他出事七年以来一直要问“审干办”的，而“审干办”则回避或有意模糊这一点。可是现在却让学生、红卫兵小将轻而易举地给弄清楚了！这是真的吗？这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啊！他不禁一下子泪水涌出，说，谢谢你们了。　　
　　史宏说，据说有规定，本人档案不能给本人看，所以你看不到。情况是这样：一九五九年“审干”给你定案的理由有三条：第一，你当时跟被害的地下工作者同住在丹阳长江旅馆；第二，丹阳档案馆在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一封告密信，写信的人叫郁原，写给国民党的公安局，这封告密信就是那个地下共产党员被捕的原因，这个郁原被注明是射阳人。第三，丹阳档案馆还发现了国民党公安局发放告密津贴的存根，其中有郁原签收的一张，大洋五十元，领钱的日期在那个共产党员被捕后的第二天。“审干报告”认为，所谓郁原，就是郁平，正如屈平就是屈原一样，是郁平当时告密所用的化名，而郁平的家乡正是射阳县。　　
　　他听了怔着说不出话来，但心中已经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只听得史宏说，那么我们凭什么认为不是你呢？“审干报告”不也分析得很有道理吗？我们认为，第一，郁原毕竟不等于郁平，把郁原与郁平划等号，证据不足。第二，明明有郁原的笔迹，却没有拿来验证是不是郁平写的，为什么没有做这方面的检验？笔迹在丹阳档案馆，可以派人到丹阳去做检验，况且丹阳也不远，不就在江对面吗？这是一个漏洞。第三，万一当时是有人略微了解郁平的情况，从而用了郁原这个化名去告密，这种可能有没有？第四，郁平本人有充分根据为自己作了辩护，特别是有丹阳饮服公司的颜科长作为人证。“审干报告”只用“不足为据”四个字就轻易否定了颜科长的亲笔证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给郁平定案证据不足，对郁平的“审干”工作做得草率。其实，也可以说“审干”的方面并没有认定郁平就是郁原，否则，对郁平的处理就不应当是开除公职，就应当是判刑，而且可以重判，可是并没有这样做，结果只是开除公职、遣返原籍，这正如你在传单上说的，定案不符合事实，处分不符合定案，处理不符合处分。这就说明他们心里好像也有点数，好像是有意让问题这样含糊不清，从而让你这个人不上不下的悬挂着。也就是说，是对你有意的打击。加上你在传单中提出了宗进庭这个因素的存在，我们认为你的问题可以说是清楚了，第一，你一定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你是被冤枉、被迫害了。要从组织的、法律的、有效的意义上认定你没有问题，当然还要等待专门部门的工作，那就要等到运动结束以后才谈得上。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认定你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相信你，你抗战时期、在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了，受冤屈以来，表现也是好的。　　
　　他被学生的这番好心、这番评语、这种勇于负责、敢于表态所感动，他揩了一下泪水，说，关于我的问题，我是可以用事实来进一步证明的，我确实是被冤枉了。你们一说起“郁原”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当时，旅馆里还住了一个青年，而且还借看过我的书，后来这个青年不辞而别，不知到哪里去了。我跟这个青年是互相介绍过自己的，而且我的书上也就随手写着我的名字。十有八九是这个青年盗用了我的名字去做了告密的事情，其中巧妙地改“平”为“原”，这确实是借鉴了屈平即屈原，而且他说过，你将来做了作家，笔名就叫做郁原吧，以后我看到郁原的文章，就知道是你郁平写的了。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可怕啊。幸而我还没有用郁原为笔名写过文章。如今我没法找到这个当时的青年，也许他本来就是国民党的特工，所谓告密信，就是他向他的上级的报告，谁知道呢？但既然已经弄清告密的人是郁原，而不直接就是郁平，有了这一点，一切也就足够说明问题了。感谢你们，感谢“文革”。好在那个“郁原”的两份笔迹仍然保存在丹阳档案馆里，可以到我的档案里找我过去的笔迹做对比，一比就会明白事实真相。应该把两份笔迹拍个照片，做个鉴定结论，永远地放在我的档案里。　　
　　史宏点头说，如果可能的话，这工作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你放心。江进海说，我们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史宏说，郁老师，这事情你就不要多想它了，你要休息好，了解了解外面的情况，恢复一下身心。我们以后可能还有一些事情要向你请教，要来烦你。他嘴上谦虚说着不敢不敢，心里却感到了为难，又为这为难而内疚。只见史宏取出一本材料来，交给他，说，这份东西请你给我们看看，明天我们就来听你的意见。材料不要弄丢了。他想起了上次出狱回到学校，是史宏亲手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传单交给他的，结果遭到了“主力军”老刘他们的审讯。史宏好像总是这样让他接触到最重要的情况，并且影响他今后的遭遇。他浑身有点紧张起来。他习惯地就要翻开材料来看。史宏按住他的手说，这材料只能一个人关了门看。　　
　　史宏、江进海和那些学生都走了。洗的衣服晾在外面给他拉起的绳子上，阳光照射在上面，也照射在远远近近屋顶和地面的积雪上，耀眼一片。开始化雪了，朝南的屋檐往下滴着水。小屋经过学生的打扫收拾，显得清洁整齐，散发着生活气息，使他更切实感到重新面对了普通的正常的人生。第一要务是购买油米柴盐，让生活运转起来，下午还有洗澡之类的事情，大约要到晚上才有时间看史宏交给他的那份显然是比较重要的材料。　　
　　他感到自己时来运转似的了。先是在牢监里碰到了宗进庭，这个具体迫害他的人，竟然对他说了“对不起”，还说问题有解决的希望；接着是学生来“解放”了他，而且把档案里的底细给他弄清楚了，这正是他一直为之焦心，却一直遭到轻视的，而现在可以说已经真相大白。不管问题到哪一天解决，反正是可以解决的了，解决的依据不在别处，用不着寻找，就在他的档案里，明明白白的在那里。事物是多么奇怪，又是多么不奇怪啊，那捆绑住他的，也将是松开他的，那陷害他的，也将是解放他的，问题本来是个活结，而不是死结。但凭着做了一个活结，也就紧紧綑绑住了他，让他如此悲惨。宗进庭现在对他的态度总算有所改变了，铁石心肠总算松动了。这一切来得多么不容易。　　
　　门口站了一个人，喊了一声“郁老师”，抬头一看，是他正想去看望的刘镇琛。他忙招呼刘镇琛进来。刘镇琛说，我一听到你被史宏他们接出来了，我就来了。他注意到，刘镇琛的神情姿态说明着一种恢复，从一种受了严重打击之后的心灰意懒，恢复到一个青年学生应有的生机活泼的样子，基本上已经自己医治好了“精神奴役的创伤”。他问，你的祖母好吗？刘镇琛神情黯然，说，去世了。此一言让他想起了他看见的那卧床不起的老人，那就是他仅有的一回所看到的刘镇琛的祖母，没有看见面目，只看到一团露在被单外面的凌乱白发。而现在这老人已经带着许多的痛苦、遗憾、担忧和无奈离去了。他说，你们母孙二人、相依为命，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你可要好好的过啊。刘镇琛很豪迈地说，我一定好好的过，反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又说，郁老师，你知道吗，这几个月的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他听刘镇琛对他这个与世隔绝了四个月的人说起来。　　
　　你二次被抓进去的时候，也是学生运动的低潮，保守势力占了上风，“文革”实际上停滞了。社会上经过两个月的酝酿，到十一月左右，造反的工人逐渐汇合，成立了全市组织，登上了历史舞台，被压下去的造反学生也重新抬头，他们从“大串联”中陆续回来，跟造反工人结合到了一块。但保守派势力大，许多造反工人被逐出工厂，或者说在厂里呆不下去。造反派学生跟保守派学生在各个学校里对峙着，基本上也是保守的这边势力大。工人造反派兵分两路，一路由刘克成率领到北京、到华东局上访，一路由陈安国领导在亭州坚持斗争。后来陈安国指挥“工红”冲打工商联，这就是“12·13事件”。工商联是“主力军”、“红老兵”他们的据点，冲打起因是“主力军”在街上把几个“工红”的工人、学生抓了进去。“工红”冲进了工商联，里面的“主力军”逃出。但“主力军”调集力量，从外面反攻过来，“工红”又撤出工商联。“主力军”在街上戒严、扎口子，把一些“工红”人员捉进亭州剧场，“工红”的一些人又到剧场来抢人，双方再次发生冲突。“主力军”把所抓的人质带到郊区，后来传闻在迎春桥下发现四具尸体，又说在周山河里也发现四具尸体。城里的人一会儿涌到东郊迎春桥那里去看尸体，一会儿涌到南郊周山河那儿去看尸体，人心慌慌，天要掉下来一样。到底是不是弄死了人，我没有去看，不知道。后来一些逃到荷州去的“工红”的人，就在荷州印发传单《碧血亭州》，其中就说亭州死了八个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一切交通通讯皆被‘主力军’封锁”。后来“主力军”这边针锋相对也有传单，叫做《拆穿<碧血亭州>的弥天大谎》。这时《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发表，用那里面的精神对照，很明显，亭州“工红”就是正确的，而“主力军”这一边是受了资反路线蒙蔽。“工红”到处刷大标语欢呼《红旗》社论发表，“主力军”沉默了两天，后来就夜里出动大批人上街改标语，把“工红宣”，都改成“主力军宣”，一时成为笑话。“主力军”在形势上虽然摇摇欲坠，但并不服输，大部份工厂都在他们手中，而且四围郊区也是他们的势力，叫做“同盟军”，农民上街游行支持“主力军”。保守派的背后是干部，他们通过“红老兵”这个组织直接指挥“主力军”和“同盟军”，还有保守派的学生。这时，刘克成率领人马从华东局杀回，京口造反派用十辆客车把他们送过江，并且一直送到亭州市委大门口，陈安国率领人马前来“会师”，他们从市委里揪出宗进庭，就在市委门口进行批斗，宣布宗进庭有“十大罪状”。保守派调集大批人马前来保驾，“工红”这边撤退。“工红”在大街上张贴出“中央文革”接待站的答复和华东局的答复，都对“工红”很有利。但保守派并没有垮，而且还在体育场开了万人大会，叫做“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誓师大会”，宗进庭出席并讲话。开过大会后，万人大游行。亭州保守派走到了他们的高潮和顶点。　　
　　保守派的崩溃，是杨敬尧从地委开会回来以后，他在广播电台代表市委向全市人民检查，承认市委在运动以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由于市委执行了资反路线，所以使得一部份群众受了蒙蔽，成立了“主力军”、“红色革命军”、“红老兵”等保守组织。这样点了本地保守组织的名，保守组织就垮掉了，不声不响的就不活动了，一时间，满街是宣布退出“主力军”的《声明》。杨敬尧作检查，是因为刘、邓在中央作了检查，所以下面各级领导也就作检查。杨敬尧到荷州开会，就是听传达的，然后按照省委、地委的统一布置，回来代表市委作检查。假如没有上面的统一布置，市委永远也不可能作这样的检查，保守派也永远不可能垮台。　　
　　他听了有点毛骨悚然，而这与他跟宗进庭谈的话题，也有点不谋而合。他说，看来，你的精神完全恢复过来了，你不老想着自己，而能评判时事了，有一阵你是失去了自己的，现在又找回来了。　　
　　刘镇琛愧然一笑，继续有点兴奋地说，“一月风暴”的爆发，使全国保守派都崩溃了。保守派过去虽然人多，也有各方面的实力，一时却如鸟兽散。“一月风暴”让人们彻底明白了毛主席的态度，多数群众也就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保守派组织也就不存在了。保守派群众唯一不服气的就是自己成了“受蒙蔽”的人、当了不光彩的保守派。世界的变化使他们晕头转向。据我接触，其实造反派的人也晕头转向，他们想不到自己竟然这样正确，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一切似乎来得太快、太容易了。一个是错误得目惊口呆，一个是正确得目惊口呆。　　
　　他点头说，是的，难以置信。天下好像翻了个身。　　
　　天下好像翻了个身！郁老师你这句话确实形容得好。胜利了的造反派忙着批斗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头头们，倾吐他们受资反路线压制的悲惨经历和痛苦。就在昨天的全市批斗大会上，公安局、检察院的造反干警上台揭发说，以宗进庭为首的一些人，违背中央三令五申，要动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名单都弄好了，而且准备下了多少条麻绳、多少副铐子，还确定了临时监狱，就是红星农场。这一发言立即引起台下群情激愤，很多群众爬上台声泪俱下，当场逼着杨书记签字，要逮捕宗进庭、公安局长以及保守派的那几个头头，并且开除他们的党籍。　　
　　杨敬尧和几个常委就在主席台上、在群众的四面围观中当场开常委会，有趣的是，低着头挨批斗的宗进庭也被喊去参加这个站着开的常委会。常委会同意了群众的要求。宗进庭和那几个人立即就被宣布开除党籍、押送看守所，会场上响起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他对刘镇琛说，昨天晚上宗进庭就是跟我在一个号子里、一个铺上过的，今天早上我们才分手。他进去了，我出来了，真想不到。刘镇琛说，革命好像是魔法大师，让世界千变万化，让人眼花缭乱。不过，“文革”比起真正的革命，还是差远了。拿法国大革命来说，那时各个政治派别此起彼伏，前面的被后面的送上断头台，后面的又被更后面的送上断头台，而所有的失败势力又总是想重新抬头、贯彻自己的主张。狄更斯长篇小说《双城记》里有真实的描写，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里有深刻的概括。虽说革命是人民的盛大节日，人民最后也要付出最大的代价，贵族与平民双方的鲜血染红了塞纳河的河水和巴黎的街垒！　　
　　他说，你这一向时读了不少书呢。刘镇琛愧然一笑说，确实看了几本书，真是收获很大，打开眼界。想不到你跟宗进庭竟然睡到了一张铺上！当然，这也不奇怪！你就没有想到仇恨吗？假如换另一个人，也许会打起架来、闹出人命。你们互相说了话没有？　　
　　他就把情况跟刘镇琛作了介绍，刘镇琛说想不到、想不到，你竟然一点也没有仇恨他，而他竟然对你说了“对不起”，竟然承认了一切。那么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场革命？他说，改变了很多东西，推进了很多东西，也有天翻地覆之感。革命运动总是让人变好的，因为革命形成一种空气，让人们丢掉自己平常日子里狭隘的僵化的思想。只有革命受挫或失败之后，往往才是精神颓废、腐化糜烂时代的到来，茅盾小说《蚀》三部曲就描写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的徬徨颓废表现。　　
　　刘镇琛说，这本小说，我也读了，写得活灵活现的，他真是小说家。这样说来，你的问题解决也快了，只等运动过去，就会重新调查。　　
　　他把史宏他们掌握到的他的档案里的情况告诉了刘镇琛，好像迫不急待要跟刘镇琛分享好消息似的。刘镇琛叹息说，竟然会是这样！郁老师，你真是吃苦了，你的损失是这样的大！　　
　　他说，你小小年纪，不也已经吃了苦吗？白白丢了性命的又何尝不会大有人在呢？古人早就叹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草扎的狗，是不值钱、不足惜的。天地当然是不仁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嘛。我在遭到不幸之前，在很年轻时，就有消极的世界观，但我在消极之中也选择了积极，决定在学问研究上做点事，同时我也是赞成社会进步的。至于革命嘛，那总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我同情革命。所以我选择了新四军的学校，我要在革命队伍里做文化教育的工作，这样我就把革命和学问二者兼顾起来，把做一个俊杰和做一个庸人兼顾了起来。我确实永远也做不了英雄。我只有让英雄来害我，或者来救我。害我、救我的，都算是英雄，只有我不是的。刘镇琛笑了起来，他也笑了起来。他觉得他有好多时不笑了，或者没有真正笑过，好像都不怎么会笑了。　　
　　刘镇琛离开后，挂碍着的心事让他决定到宗进庭家去，完成宗进庭的托付。他拐进一条巷子，过了两条小街，又进了一条巷子，正是上次跟兰贞“狭路相逢”之处。但现在他是给兰贞送去她日夜挂念的、于她最重要的人的手表，还有那样关切的口信。这是戏剧性的转变，也许能从此改变他们之间的可悲的关系。　　
　　他来到了宗进庭家门口所在的地方，但他止住了脚步，不敢再往前走。他看到一群人聚集在那里，而靠着墙有一个女人站得很高，面对群众，头低着，胸前还挂着一块纸牌，上面乱乱地写着黑墨字，这分明是被强迫站在一张凳子上接受大家的批斗。群众乱嚷乱叫起来，呼起了“打倒宗进庭的臭老婆李兰贞”的口号。他吃了一惊，正好赶上了！他不敢靠近，只是远远地看着，也听不清批斗的内容，反正群众好像很愤怒。这激烈可怕的场面终于结束，人们一窝蜂丢下兰贞，而朝他这个方向走来，他忙让到路边上去，脚下是一些积雪。那些人脚步杂沓而很快的从他面前走过去了，脸上都红红的，是愤慨、兴奋、激动之色。兰贞却仍站在那里，站在一张长凳上，孤独一人。她好像不敢擅自下来，也好像是腿子一时僵直下不来了。　　
　　这是曾经有可能成为他的嫂子的女人，这是他的老家田野上走出来的女性。他赶紧走过去，伸出他的手，充满同情甚至是爱，说，我扶你下来。兰贞拿眼一看是他，眼中的疲惫、无力、沮丧，立即换成了愤恨和鄙视，完全误解了他，还可能很严重地误解了他，至少，他这个冤家仇人看到了她刚才的蒙侮受辱，这对于她比刚才挨群众批斗所受的屈辱还要难以忍受万倍。但她在那些群众面前可以隐忍一切、表示“低头认罪”，却可以不必怕他、不必把他放在眼里。这里有一种奇怪的逻辑，并不是认为他这个人在所有的方面都低于那些群众里的任何一个，而是从整体上判断你比那些人里面的任一个都更没价值。这或者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读书人，或者因为知道他的所有底细，或者因为他写过揭批宗进庭的那份最可恨的传单，或者还因为看到他又出狱了，认定他是依靠了造反派而得意于一时，还认定他这个倒霉的人仍然不会有好结果，等等，等等，总之是往最可恨的地方，低看、小看、贱看了他的人格。那鄙视的目光像锐利之箭，自信地直射你的灵魂，要让你鲜血淋淋，要让你感到自己无颜立足于人间，以至可以去死了。　　
　　他理解地、宽厚地忍受着兰贞对他的这一切误解和蔑视，镇静着说，宗市长让我有东西带给你，我扶你下来。　　
　　兰贞又惊又疑，顿时收起了那鄙视他、仇恨他的一切，默默地自己试着要从长凳上面下来，但腿子的一软让她无法拒绝他扶了一把。这时忽然出现三个孩子，一个大约有十八、九岁，一个有十三、四岁，小的才六、七岁，他们喊着“妈妈”，围住了兰贞，并且一起回家，家就在旁边，刚才的批斗就是在家门口进行的，三个孩子想必躲在一边目击了那可怕的场面，也目击了他这个陌生人和他们的妈妈之间奇怪的关系，经过他们自己的判断之后，这才大胆地跑了过来。　　
　　他跟着他们进了屋，而没有受到阻拦。兰贞被孩子们扶着在桌边的椅子上坐下，这时抬头看着他，说，你也请坐吧。那眼光和声音是正常的、无奈的、不是仇恨的了。　　
　　他没有坐下，而是取出手表来，双手奉送，轻轻放在桌上，说，宗市长让我带出来交给你。兰贞没有去拿手表，却流起泪来，问，有什么话带出来吗？他说，有。他一字不错地转达说，叫你把自己、把孩子照应好，别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有任何活动，呆在家里最好。　　
　　三个孩子都在一旁睁大眼看着他，听着他们的父亲在狱中传出的这几句话，感到一字一字都是无比的重要。他于是又重复说了一遍。　　
　　兰贞揩着泪，点点头，说，谢谢你，真儿，给叔叔倒杯茶。　　
　　他忙说，我不喝茶，你休息，你保重。　　
　　他就告辞出来，兰贞让大男孩送他，说，真儿，你送一下叔叔。两次听到“叔叔”二字从兰贞嘴里说出，他心头一热，声音发颤，说，不要送、不要送，你们一家，大人孩子，要记住老宗的话，处处注意安全，这是最重要的！　　
　　兰贞朝他点了头，是很感谢的。孩子们的眼中，也充满对他的好感。患难之交，终身难忘啊。　　
　　男孩送他到门口，他说，照应好你的妈妈，还有你的两个妹妹，你爸爸在里面你们放心，不会有什么事的。男孩说了一声“谢谢叔叔”。他也就离开了宗进庭家，心里满是感动，人与人之间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竟然被逾越了，一直僵硬着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友善、温暖、理解的交流。人间还是有希望的，苦难能让人沟通。　　
　　他抬头看到了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一条大标语，墨迹未干：打倒宗进庭的臭老婆、三反分子李兰贞！署名是“江海造船厂合同工战斗队”。大约就是刚才的那些人。　　
　　兰贞是劳动局的科长，想必是分管合同工的，大约是无法满足这些人的要求而得罪了他们。合同工一般从农村招工而来，都希望转为正式工、做一个正式的工人和城里人，如果他们听说有这样的机会，结果他们却没有得到，就会有很大的意见，就这样表现出来了。他估计情况大约就是如此。　　
　　他进了图书馆。还是几个月前他看到的那个样子，只有报纸阅览室开放，而借书处之类的全部贴上了封条。老馆员认得他，按照他的要求取来了前三个月的报纸，至于本月的，就在报架上。他决定依次浏览。于是，从报纸上他看到毛主席一次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看到《红旗》杂志一系列重要社论是如何直接评价着、指导着全国运动的开展，看到一九六六年《人民日报》最后一篇社论是《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其中说到：“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账相威胁。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利益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为自己保镖”。“工人阶级应当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　　
　　新的一年的第一份报纸，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头。社论说，“在列宁领导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解决了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十月革命的故乡，竟然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使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新的伟大榜样……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的一次全面的较量……一九六七年，将是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至于宗进庭告诉他的情况，在报纸上有着醒目的报道，一月十二日的报纸是套红的，发布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祝贺“一月革命风暴”。　　
　　《红旗》评论员文章说，“光荣的上海工人阶级……组织了百万革命造反大军……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了权，建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虽然只是看着纸上的东西，虽然这之前他已经听宗进庭说过，却仍觉得呼吸气不由得就渐渐加深、粗重起来。而当天的报纸仍然是继续着鼓吹“一月风暴”，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说“好得很！就是好得很！……自下而上地夺权，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夺权！夺权！！夺权！！！……夺去他们赖以秋后算账的最后法宝……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学生，一定要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他简直怀疑这是不是中央党报党刊的社论。这倒像是出于正在狂热中的年轻大学生的手笔，浪漫有余，某些方面很不好理解。比如，“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指的什么？如何“彻底打碎”？而惊叹号的重叠使用以至于达到三个，大约也是党报社论从未用过的，如果出现在学生的作文里，他可能会动笔圈掉两个，并且加个批语叫学生不要滥用。　　
　　但是，他亲身领教多年、深受其害的“审干办”，对于他的态度，可以说就是“官僚主义”，而且到了极点，是多么冷酷、残忍、不负责任、万分可恨而又麻木不仁！　　
　　然而，这样不正确的事情再多，也只能说“审干办”、“公检法”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还不等于它们就是“官僚主义机构”。至于要把它们“彻底打碎”，如何“彻底”、如何“打碎”呢？它们并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国家机器，它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器，里面的人都是国家干部，经过运动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说，还要由他们来当官吏、办事情。这真是一个矛盾。而假如“彻底打碎”，以后又怎么样呢？难道以后就再也不需要这样的机构了吗？用什么来代替它们呢？又如何保证今后不再变成“官僚主义机构”呢？　　
　　这是对历史、对这次群众运动，提出了多么巨大而又艰难的一件任务！　　
　　这个无从下手的任务，必将弄得去“打碎”的和被“打碎”的都不好相处。他对“审干办”意见再大，也不能去把“审干办”打碎，他不能和那里面的人今后不好相处。将来他的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审干办”去办。无论如何，他无法、也无力去打碎“审干办”。何谓“打碎”，到什么程度就算“打碎”，标准又在哪里？　　
　　可是，他是多么懦怯、多么下贱啊，党中央的社论明明符合着自己的愿望，体现着合理的正义的要求，他却不敢接受，感到不好办，他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站不起来的奴才，活该受这么大的罪！　　
　　是的，只有伟人是站在历史前进火车头上，他们从现实中汲取力量，唤起千百万人民，力求开辟崭新的历史，他们被称为伟大导师，他们的历史作用就是如此。将来的历史会一再地想起他们、说起他们，因为他们总是指明着、实践着一种既现实又远大的原则，让人们不断地去争取公正、平等、合理，至于具体一切，则让人们在实践中去创造。　　
　　可惜群众中有像他这样自甘下贱的庸人，只敢在心中暗暗叫一声好，而不敢把自己的力量义无反顾地加入进去，还要在心里嘀咕着：不可能呀，不要物极必反呀，不要最后弄到自己头上来呀，等等。但有一天革命果实真的到来之时，他还是要坐享其成的，只不过是作为社会一员，安享民主、自由这些抽象的存在，而不像分取实物那样覥然伸手获取所得的一份，所以一切显得很自然，谁也不会想到有什么不好意思。想到此，他认为真应该请谁来用鞭子狠狠地把自己抽打一顿，把那个卑微的灵魂抽打出来！他有点沉重地离开了图书馆。　　
　　走出图书馆那古老的大门，走进城市冬季的暮色之中。他打了一个寒颤，因为承认自己是庸人而叹了口气。但他总算对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不能不悚惧着拭目以待眼前与未来运动的发展。能够认识历史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能够观察当下的活的历史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只不过并不那么轻松。　　
　　空气冷冽，“霜前冷，雪后寒”。街上脚步匆匆、纷纷沓沓走着许多的人，戴着各种标志着造反的红袖章，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忘我地、奋不顾身地为社会历史的前进做着最重要的工作，哪怕是在贴大字报，哪怕只是拎着浆糊桶、拿着粘满浆糊的破扫帚，其意义也完全一样是正在创造历史。他想起了多年以前在盐阜师范当学生时，当他和孙同学在建阳县帮着做抢运粮食的工作时，不也曾体会到过这种忘我投身革命洪流的感觉吗？渺小的个人在这种时候获得了最雄伟壮阔的体验。融入大海的一滴水才能体会大海的汹涌澎湃，而跟落在尘埃里、孤独地挂在叶尖上的一滴水不一样。他完全能体会眼前这些人的不平常的心情。他的心也由此获得了一丝慰籍，几乎暗暗分享着那种紧张而美好的历史的体会。可惜他已经不能像这些年轻的工人、学生一样了。他四十岁的人了，他身上有着历史的负担，他永远不再单纯，他老了。　　
　　他赶紧回到宿舍，收了外面晾着的衣被，开了封着的煤炉，忙晚饭。他关了门，脱了棉裤，坐进被窝，取出那份材料，就着旁边书桌上的煤油罩子灯，看了起来。　　
　　那是写在十六开横线稿纸上的，总共有一百七十页之多，钢笔书写，字迹工整，已经不是初稿，大约有八万字，是一篇长文章，可以扩展成一本书的，题目赫然，叫做《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还做了个封面，作者的名字也端端正正写在上面，是两个人，一名“范公望”，一名“柳春芳”，看来是一男一女，不知是什么关系？他不认识这两位作者，但心中已经肃然起敬。　　
　　他盯着这奇怪的题目。“现实”，就是现前的、眼前的；乌托邦，是拉丁文译音，出于希腊文，原意是“没有的地方”，引申为“空想”。将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现实乌托邦”，也就是“现实而空想的地方”。什么叫做“形式论纲”呢？就是议论、批判其形式。那么是不是就撇开了内容呢？起这样的题目，也许就是旁敲侧击吧？旁敲侧击乃是迂回进攻。自古以来，无论中外，对“异端”的思想学说皆予以排斥和打击，“中庸之道”才是做人与为政的可靠信条。但也有时某些“异端”具有推动思想发展的意义，或者后来竟转变成强大的主导的思潮。　　
　　他感到了手中这份东西的“学术野心”非同寻常，而史宏让他看看，说明他们也觉得这份东西的重要，来让他做一个判断。这是一件为难的事情，他本能地不想让这两个作者遭到什么祸殃，但若是了不得的“异端”，他说它没有问题，那他自己的思想岂不是有了问题？　　
　　文章还没有看，他就身陷某种险境之中了，又有如在那漆黑的田野上，少年的他身不由己手中被塞进一把手枪，让他去“除奸”！这文章将可能使那两个作者，以至于使他这个读者，获得政治思想上的某种指责。　　
　　他丢下稿件，长叹一声。好像倒不如还是坐在监牢里与世隔绝的好。　　
　　但毕竟坐在家里看文章，要比坐牢在实际上好得多。而思想是在自己头脑里，写出来、说出来才成为判断的对象。你如果一言不发，一字不写，那真是神仙难下手。他还是拿起材料，看了起来。　　
　　处处分析的是“乌托邦”，处处暗指着“现实”。在“形式”上展开，似无一字提及形式下的内容，让你抓不住；将“内容”隐蔽，而又处处折射到形式之中，让你能有所领会。如此迂回，而又如此直接；如此明白，而又如此躲闪。在分散的布局下展开包围，在浮文的缭乱中达到深度。理论的野心，要给现实开出一份乌托邦死亡通知；长长的图卷，是想掩盖最终的一把致命的匕首。　　
　　如果从“形式”上说，他真的很佩服这两位作者，但如果从“内容”上说，他不能赞成他们。　　
　　他们所谈，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自从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华，民族大难临头，这一问题就争论不休、各有主张，并且有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新中国以自己的成立和发展，对这一争论作出了实践的回答，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大业草创，万事更新，决不能说尽如人意、无有弊端，要不然为什么要屡兴运动、以至进行文化大革命呢？而文化大革命本身又这样翻来覆去、错综复杂，其中又不能尽如人意、无有弊端。但整个说来，国家是一扫百年阴霾，有如旭日东升，欣欣向荣，社会与人心是在走向光明与进步。　　
　　对于这部文稿的作者，现实的中国，尽管如此现实，在他们心目中，却仍然是“乌托邦”。所以才以“现实乌托邦”为题。依他们之意，势必要把新中国建起来的这一切，统统否定、推倒、抛弃，另起炉灶。另起什么炉灶呢？环顾世界，另外的现实只有两种，一是欧美自由世界，二是南斯拉夫、苏联，而后者其实也是在向前者靠拢。他们的主张，实质如此，就是要中国重新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只是没有明说。　　
　　他们的文章还提倡一种更为大胆的“形式”，反映出的“内容”是一种“打破”地界与时界的无边的观点。把他们这种观点落到实处，就可以说，既然宋亡于元，明亡于清，而元、清后来都进入了历史正统，那么历史上西方、日本的入侵，也就不必看成可怕的事情，而应看作正常的、乃至最好的事情，人家是以先进来带动落后。民族革命战争，因为抵抗而无理；国内革命战争，因为流血而无理。亡党不等于亡国，亡国不等于亡种，亡种不等于落后，人类趋势就是杂种而不是纯种，如果让八国联军在中国长驻到今天，如果听从日本人的占领，中国人早就过上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富裕发达生活了，何必自己另起炉灶？　　
　　总之，按照他们的“形式论纲”，现有意识形态就要来一个大颠倒。他怀疑这两个人是不是为了一鸣惊人而故意相反着写这部书稿的。可这样能写当然算是知识分子，他不愿把他们这样可以说是反动的思想面目对史宏江进海他们说，因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红卫兵虽没有他们这样“深”的思想，却是热血青年、嫉恶如仇，他可不想火上浇油。好在书稿是“形式论”，并没有直接说出形式里面这些极为荒谬的内容，为躲逃打击而有了预先的“形式”设计，他也可以用这个预先的设计来帮他们蒙混过关。“文革”群众运动的通常做法，那种“批斗”之类，对他们这种文雅精致有教养最自尊的人，是尤其不适宜的，他不能把他们推到这种火坑里去。可是他们那颗脆弱而又自以为高明的心，却又是多么的糊涂、麻木、凶狠。六祖教人做到“三昧”，即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从而达到安闲澹泊。此一修炼，当然能应用于个人精神的某种境况，但面对范柳书稿，他怎样在史宏面前表示这种暧昧的态度呢？　　
　　“乌托邦”在历史上出现，是为了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为了耽于幻想。面对圈地运动的社会现实，国民贫富对立、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日趋集中到少数新贵、新兴资产阶级手中，国王、贵族、银行家这些旧有的社会上层，也纷纷疯狂加入这一抢劫财富的过程，而广大劳动者，日益辛劳，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托马斯·莫尔就代表无产者、劳动者、多数人，向资本主义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指出：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少数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私有制下的国家和法律没有真正的公正可言，其实质不过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　　
　　这样，托马斯·莫尔就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正面提出了普遍幸福的社会理想，这理想的社会虽然合理，在当时还完全是空想，不但在现实中还不存在，而且也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所以叫做“乌托邦”。　　
　　这样看来，范公望、柳春芳的思想，是跟托马斯·莫尔逆向而行的。社会主义思想经过四百年的发展，从空想的变成科学的，从理论的变成现实的，从在一国获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到形成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而且中国社会主义的代表——毛泽东，正在做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当这样的时候，范公望、柳春芳却反过来说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资本主义不是乌托邦，要取消社会主义的现实，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从思想史来说，这是倒退。但他们为什么要以落后为先进、以倒退为进步呢？　　
　　他们认为，人无论如何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有自私性。虽然人因为同时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得不有合作性，但合作性的根源也仍然是自私性，是理性的自私。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合作性，是因人的自私过度而产生的一个历史反题，但它竟然无视以至想消灭人的自私性，这就最终将被人抛弃，人将因此回到绝对的自私性，即回到历史的正题。从正题产生反题，从反题又产生正题，振荡不已，但人性必胜，也就是资本主义必胜。将来，不是社会主义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是资本主义要防止社会主义复辟。抽象人性论，是范柳的理论武器。夏虫不知有冰，蟪蛄不知春秋，说不到一块儿去。你视为正题者，我视为反题。你认为要合到这方面来，我认为要合到那方面去。你认为社会主义是“科学”、已成“现实”，而我永远不承认。范柳从反面落笔做文章，力求天衣无缝，所说的内容其实就是这些，是很清楚的。　　
　　但范柳的主张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在一九五六年被赎买了生产资料，不成为资产阶级了，而成为普通职员以及靠定息吃饭的特殊公民，并且正在老去。拥护和实现范柳政治纲领的阶级力量在哪里？能空降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来取代现在的工农联盟为基础吗？这是一个大矛盾。但他们的希望也还是有，那就是南斯拉夫、苏联的道路，从《九评》上看，新的资产阶级可以被培养、重新产生出来，并且在党内党外一齐出现、迅速成长，而人民则无能为力，是自上而下实现的。所以毛主席要针锋相对、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利用自下而上的力量，不准走那条路。假如毛主席不闻不问，那就不是毛主席。反修防修、文化大革命，应当说是势所必然的。　　
　　中国资产阶级向来软弱，如果将来有新的中国资产阶级，他们会因为没有像先辈那样参加过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而更加软弱，从一开始就会臣伏于西方，在资本和资格上，都不得不对西方五体投地。那些曾经一心瓜分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后“夹着尾巴逃跑了”，但在海洋炮舰上虎视眈眈游弋着的势力，就又要翘起尾巴，破浪而来，张大口袋，笑纳中国新资产阶级双手奉上的丰厚贡品。美国资本来了不是为了让你变得跟美国一样富有，日本资本来了不是为了让你变得很日本一样发达，屈辱可悲的中华近代史、伪满洲国史，就是最好的先例。想要人家来把你变成他自己，过去老大哥苏联的善心也不曾达到这个程度，大国沙文主义损人利己之心超过了共产主义友谊援助之心。要苏联到中国来再建一个苏联，或者要美国到中国来再建一个美国，这才是真正的乌托邦，结果只能是永远的奴才而已。哪里有过平等的“咸与维新”？哪里有过不分彼此的“合作伙伴”？这问题想想都很可怕。但范柳却好像已经迫不急待要当作一种并不遥远的真正的现实来欢迎，正如外国作家辛辣讽刺的修女思念强盗的入侵一样。托马斯·莫尔若有在天之灵，还有中国自魏源以来的志士仁人，真要对这样又轻又贱的知识分子感到不可思议！　　
　　宗进庭的二伯父，是如何臣伏于他的父亲的？就连未出门的女儿被他的父亲弄上手，也保持着沉默，甚至是默契。这就是资本的力量！他心中仍为这久远的事情一阵愧疚。宗进庭迫害他，还有他的哥哥郁富不明不白被宗进庭“除奸”，这也该是一个内在的、潜在的因素。那是宗进庭的堂姐，那时作为小青年的宗进庭，心中潜在地燃烧着正义的反抗的妒恨的怒火！　　
　　中国《老子》的“道返”理论，宗进庭竟然从中汲取到了信心和力量。看来，人类的行为跟猴类、熊类并无不同，总是不断地抛弃一些东西，又拾起一些东西，至于抛掉的是什么，拾起的又是什么，其选择却未必正确。范柳书稿，看似很有“思想”，其实也只是猴类熊类而已，虽然这样说是太尖刻了一些。　　
　　范柳对文化大革命也从“形式”上予以了嘲讽，从人性上予以了批判，实际上持很不以为然的态度，视为“乌托邦”的垂死挣扎、历史终结的最后悲鸣，必将从“反题的自身”，而回到“正题的前身”，于是“作为人间正道的合题”，也就不遥远了。孤立将不复存在，人将成为世界的人，前所未有的自由者，将回到自身那个“唯一者”，但因为进化太迟，必须在一个长时间里拜倒在西方老师的脚下，也就是屈服于世界列强，但这是天经地义、必经阶段，正如非洲黑人曾被奴役，如今黑人的子孙却自由生活在白人的西方文明中。中国人就是新的黑人，要珍惜新的历史机会。范柳观点如此，确实有他们自己的疯狂逻辑。　　
　　范柳的思想，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近代以来，是有传统的。其政治化的表达，也就是“形式”之下没有明说的思想内容，某些右派头面人物，早就明确表达过了，说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是不自由的。现在，在一个叫做亭州的偏僻地方，有两个小得多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潮流中，用隐晦曲折的方式，不为人知地，又一次试图加以表达，想写成一部惊世之作，从而在将来的某一天，证明他们是了不起的先知。　　
　　他长叹一声，抛开稿件，郁闷无比。他看到毛主席像巨人一样站在历史可能倒退的路口，伸出手掌拦着，朴实而深沉地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一言折断了无数从前现在将来的范柳式的生花妙笔，从而在他们心中引起深深的恐惧和仇恨。　　
　　不。他不能同意范柳的观点。哪怕他们真的成了气候，能成功地为资产阶级招魂，使之在中国复活，他也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不相信他多年来信仰了的竟然是错误的，不相信近代史需要按照他们的观点重写，不相信眼前的现实真的有一天会变成资产阶级统治的天下，他也不相信毛泽东思想多年教育下的党里，今后会有人如此胆大妄为，竟照着范柳的“形式”，屈服于资本主义，而改变了一切。　　
　　就个人而言，在资本主义之下，他也不是不能过日子，也许他在各方面还会过得好一些都在情理之中，但他不相信那对占人口多数的工农大众也将是天堂，不相信那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他这个自觉受过社会主义理论洗礼的人，将无法解决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他如何能心安理得、心平气和地接受毛主席多次要人们预防的那种“复辟”的社会现实？经受过民主革命、现代中国文学洗礼的知识良心，将日夜责疑精神的存在，也许只有让自己无耻、麻木，彻底躲进“学术”的象牙塔里去。　　
　　在天下到处形式主义地高举《语录本》的环境中（但这对于普通工农大众，却是一种思想启蒙和文化学习），范柳倒是能“独立思考”的，而且还敢于写下来，虽然还很隐晦曲折。因此，在人格的“形式”和人性的本题上，确有值得他敬佩之处。另外，范柳从“形式”的矛盾上找出了一些问题，也从“人性”的处境上找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是革命没有解决，乃至还有助长之处的。当反击“白色恐怖”时，革命本身成为“红色恐怖”。而“恐怖”，总之不算好，这就成了“问题”，但“白色恐怖”却不说自己的“恐怖”是问题。然而，总是前面的“问题”启动后面的“问题”，这就是历史。历史最实在，凡是做过头的，都必将得到纠正。但在这样的群众运动中，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呢？即使每个群众都具有范柳一样的文化水平，也未必就能避免。　　
　　文化大革命再三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再三指出反对某个党委不等于反党，还有“造反有理”，还有提倡“敢想敢说敢闯”，与范柳主张的“自由主义”，倒有相通之处。所以，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说，范柳也是“造反派”，他们和造反群众一样，要求现实社会趋向“民主、自由、平等”，他们一定也痛恨那种轻视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但范柳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却又不是社会主义，这跟群众、跟“文革”意图本身，又是大相径庭的。　　
　　如此看来，范柳就可算是造反派的“同路人”，但同时又是投机分子。因为他们的社会理想跟“造反派”不同，而跟人们所说的“走资派”却有共同之处。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资本家与工人都是“自由人”，即资本有投资增殖的自由、工人有出卖劳力的自由，于是历史上出现了“自由主义”理论，并且高举“人性”的大旗，掩盖着资本的面目。是啊，现在工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被“束缚”在国营的和集体的工厂里，农民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们被“束缚”在农村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里，那就把他们“解放”出来吧。这就是范柳的主张所在。可是如何去“解放”呢？“解放”了的工农将到哪里去呢？范柳的文章是不具体的，关于这一点，就连暗示也没有，是不好说？还是说不出？他为之设想了一下，也想不出如何实行这种“解放”，即如何从现实的社会主义退到资本主义去。他心头火光一闪，《九评》所说的南斯拉夫、苏联，不正是在逐步实行这种“解放”吗？归根到底，范柳的文章不过是这一斗争的一个隐蔽的曲折的反映，他们主张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扣他们的大帽子吗？他们真是这样的吗？他身上竟然为之出了冷汗。　　

　　第三章  形式　　

　　早晨，他被安装在屋檐下的广播喇叭弄醒，只听得女播音员反复说道：亭州造反有理广播电台，亭州造反有理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　　
　　这立即使他对宗进庭告诉他的、还有他已经从报纸得到证明的“一月革命风暴”，有了更直接具体的感受。亭州广播电台一定是被造反派接管了，也就是“夺权”了。亭州为县级市，无报纸，广播电台也就是本地最主要的舆论机关了，从“夺权”的意义上说，确实是第一步就要夺到手的。　　
　　造反派的女播音员播送的内容，他一听就知道，是昨天他在报纸上看到的《人民日报》社论，满篇都是号召“夺权”。播送社论时还别出心裁地加了一种垫底的音乐，他听出来了，是《黄河颂》的雄浑的男高音：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　　
　　他需要立即去做的有两件事，一是到老家乡下去看望父母，二是到劳改农场去看望乔丽。他想起了四个月之前他的回乡，是乡下的青年文槐给他报信，让他金蝉脱壳而去；接着他去探望乔丽却没有能见到人，劳改农场的不平凡的女干部徐场长对他却是友好的。现在，他就像在一个漩涡里转了一圈，又转到原来的位置，他又准备去看望乡下老家的父母和劳改农场的乔丽了。这里存在着一种“形式”，他的人生目前就局限在这样的一个固定的“形式”里。范公望、柳春芳造出“形式论纲”这个词，还是有哲学意味的。但他需要到学校里去补领这四个月的工资，这又是在某一“形式”之中，完全离开了“形式”就不知道饭到哪里去吃了。人类生活在“形式”之中，有人喜欢这种“形式”，有人喜欢那种，彼此还争吵着、斗争着，以至于大打出手。　　
　　广播喇叭里反复说道：现在播送，亭州市十大系统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　　
　　江进海来了，还跟来一些学生，其中一个也是他注意过的：小个子，上下相比，那身子像个小孩，那头颅却不是的了，但面目仍像小孩。戴着深度近视眼镜，那眼镜玻璃起毛，以至你看不见厚镜片后面的眼睛，整个面容只是苍白模糊一团，无所谓五官。这使他想起了《庄子》说的面无七窍的“浑沌”，是模模糊糊、大智若愚的形像。江进海特地介绍说，他叫林集，树林的林，集中的集，是我们的红卫兵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林集立即羞愧地把头低下去，而又克服着这种羞愧，向他鞠了一躬，叫了一声“郁老师”。他说，林集这两个字，就是林中鸟儿很多、生机蓬勃的意思。大家笑起来，林集的苍白的脸红了起来，憨厚地笑着。　　
　　江进海问，郁老师把那份材料看过了吗？他有意平淡地说，看过了，形式论，意思难懂，是讲哲学的。江进海脸上现出疑问，“噢”了一声。　　
　　林集立即开了口，问，纯形式吗？形式下面不隐藏内容吗？还有人性论呢？那些人性论的暗语，正题、反题、合题，说的是些什么意思？都是具体有所指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我们觉得这是一部政治文稿，只是披着哲学的外衣。如果说范公望当年被定为右派边缘时，其实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右派思想，那么这部文稿就是货真价实的属于他自己的右派思想。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七年，他十年磨一剑，磨出来了，亮霍霍的，就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当然也就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向往复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向往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暗吃一惊，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学生，不会超过二十岁，有着这样清晰明快的理论逻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而且出口就是十分凌厉的语言，如果动起笔来，就更不在话下了，是一种人才。他又爱又怕，后生可畏！　　
　　他几乎有点慌乱地说，对，你说得对，但是，下结论，是，是……　　
　　是要慎重的！江进海代他说出了这句话。　　
　　他羞愧而无力地点头称是。　　
　　郁老师是看出问题的，只是郁老师不想这样说出来，这个我们能理解。我们也不想给这两个作者戴什么大帽子，但我们既然发现了这部书稿，又明白了它的内容，就不能置之不理，我们要深思，要批判。这部书稿不是一点价值没有，价值就在它向我们敲起警钟，从反面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他只有点头，好像在代那还不认识的范柳二人接受批判一样，他无法认为江进海说得不对。　　
　　这个范公望是个两面派，他曾经策划朝阳初中的学生打倒校长，在我们静坐期间还支持过我们。想不到他暗中为资反路线效劳，他化名写了批判我们静坐的大字报，后来又写了《论医校学生向何处去》，一论，二论，三论，竟然模仿《九评》，一共写了九论之多！那时把我们压得抬不起头来，他可耻地充当了资反路线的黑笔杆，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的“九论”是以“煤碳公司工人阶级红扫帚”的名义写的。　　
　　江进海这样一说，真让他无比吃惊。他说，这个“红扫帚”，我也是注意到的。江进海激动地说，当时我们静坐结束回到学校，面对着又一次白色恐怖，学校里阴风嗖嗖，街上也没有一张支持我们的大字报，清一色全是批判我们的。“红扫帚”在这里面起的作用最大，好像是他们的“社论”一样，它在外面每出一篇，学校里面就上来一批附和的大字报。我们好像面临灭顶之灾，遭到这样的九次围剿。围剿革命派，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如果按它所说，那我们就都成了“反党分子”。后来我们好像被击溃一样，都跑出去到全国大串联，亭州的“文革”实际上中断了两个月。　　
　　范公望虽然是白色恐怖的打手，但他是不公开的，他一定是被暗中收买了。“红扫帚”后来消失不见，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但我们一直放在心里。我们也听说文章出自一个右派分子之手，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以为是煤碳公司的职员，当时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查问这个人。随着“一月革命风暴”的到来，煤碳公司造反派来告诉我们，他们批斗当权派时问出了“红扫帚”的秘密。原来，竟然是朝阳中学的老师范公望。经过我们调查，范公望不是右派分子，也没有戴帽、摘帽，但他同情右派言论，作内定右派处理，准予大学毕业，正常分配工作。“红扫帚”的幕后指挥是宗进庭，加上煤碳公司这个当权派，他们是单线联系。这样我们迅速跟朝阳中学红旗兵团联系，说服了他们，因为他们以为范公望、柳春芳是支持他们的，在学校里他们确实是他们这一边的，他们想不到这两个人骨里是这个面貌，于是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我们联合行动，突然袭击，闯进范公望家中，结果，查出了《九论》底稿，还发现了这部书稿！　　
　　惊心动魄，他说不出话来。而且看书稿时他思考过范柳的投机性，想不到却这样真实！　　
　　我们是不愿意采取这种行动的，但别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江进海似乎从他脸上看出了恻隐之心，又补充着做解释。他说，不不，这是可以理解、无可非议的。这时，林集说，只要目的正确，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为了达到正确目的，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听了不由得深为折服、深愧弗如，感到自己的渺小。这些年轻学生在政治运动中迅速成长着，显得多么老成持重、坚定自信啊！他们是历史上革命者的再现。当年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的骨干，不就是这样的一些很年轻的人吗？中国民主革命当中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年轻的革命者代表着历史潮流作为时代先锋开辟着历史前进的道路！　　
　　江进海说，郁老师，上午我们在朝阳中学里面有个批判会，跟我们一起去吧？他从来没有考虑要参加学生的活动，而且是到另一个学校去，这简直是要把他的活动范围无限扩大，他感到可怕。他显得很平庸、卑微地说，我要回去看望父母，还要去看望我的妻子。江进海说，你的工资还没有补领，你最早也得明天才能回去。我们让你看一看“红扫帚”是什么样子，不要你发言批判，你在下面当观众就行了，只当你是自己偶尔走到那里去的。今天我们也不批判他的这个《形式论纲》，我们先来批判他的《九论》，揭开“红扫帚”的画皮，让大家看看活生生的阶级斗争。他的《九论》，是要用我们的鲜血去染红的呀！　　
　　他听得心里怦怦然，并且进而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参加这个批判会。　　
　　走吧！江进海说。　　
　　他无力，也无法推辞，也就锁了门，跟着他们到朝阳中学去。这有点仿佛二十年前，在那漆黑夜晚、芦苇丛中、乡间路口，他不得不跟着“除奸队”走，而心里深怀恐惧。从实质上说，他这又是“义无反顾”去参加“除奸”了，虽然换了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氛围，手中也没有被塞进一把上了子弹的手枪，而且被许诺只当看客。他心事重重、糊里糊涂的跟在学生后面走着。　　
　　路上，林集走到后面来，走在他身边，说，郁老师，我觉得现在发生的斗争，有点像美国的两党，一个是杰佛逊思想为代表的民主党，一个是汉密尔顿思想为代表的共和党。我们可以像范公望、柳春芳这样，撇开具体社会的、阶级的内容，而仅从“形式”上来分析这两个美国政治家的主张。　　
　　他一听，甚感兴趣，就听林集说下去。　　
　　林集说，杰佛逊认为，人们通过契约而建立政府，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天赋权利，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如果政府损害人民权利，人民有权改变这个政府。广大人民不是生来在背上就有一副马鞍，供人骑跨驱使，少数幸运儿也不是生来就手中就有马鞭、脚上就有马靴，理所当然可以骑在人民身上。人民的平等权利以及言论、出版、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之权、不可剥夺。人民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根源，人民革命是防止政府腐败的良药。人民有权推翻暴政，即使在共和政体下时常发生一点暴乱也是一件好事。人民革命可以养成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杰佛逊还认为，人民的诚实不会随着财富增长而增长，因此选举权、被选举权不应受财富的限制。他说“人为的贵族”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但缺乏教育的人民又不能任胜国家事务，所以要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教育人民、提高人民，从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人，这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防止国家政权腐败的有效办法。这样就能用“自然的贵族”，取代“人为的贵族”，使人人具有平等的机会，从而为美好的社会国家而奋斗。他还提出“人民监督”的原则，人民选出代表，人民也可以撤换代表，以防代表变成“豺狼”。要使每一个人感到自己每天都是国家事务管理的参与者。论阶级，杰佛逊的“人民”，主要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和中小农场主，但从“形式”上抽象出来看，杰佛逊的思想就跟毛主席的思想一模一样。毛主席的“人民”，以工农为主体，是更为广大的人民，但关于民主的思想主张，在“形式”上，毛主席跟杰佛逊处处吻合。杰佛逊就是美国的毛泽东，毛主席就是中国的杰佛逊。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对人民民主思想的一次大推广、大实践，人民完全感到史无前例地获得了民主权利，但人民还不一定就能运用好这么大的民主权利，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锻炼的、甚至是某种曲折的过程。我们已经感到，党内对立的势力很大，加上习惯的势力，还有被打倒了的势力，毛主席说道路是曲折的，道理大概就在这里，但真正的革命本来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越是彻底的革命就越是会遭到最顽强的抵制，反修防修的革命更应当是这样，如有曲折，是不奇怪的，不曲折、无反复，一蹴而就，倒是奇怪的，《十六条》上其实已经有这种暗示。你说呢？　　
　　他不由得十分惶愧，而且林集这样轻易地说到“曲折”、“反复”，真令他害怕。他老实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到。他心里很佩服这孩子。林集却固执着问，我是说“形式”上，是不是有相似之处？他不得不回答说，有相似之处。　　
　　林集继续说，汉密尔顿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农场主。主张用铁的手腕统治群众、限制民主。他认为“人是自私的”，“人对于人是豺狼”。认为在一切社会内部只有少数与多数两种人，少数就是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多数就是人民群众。多数总是乐于破坏，反复无常，很少能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经常处在不安状态，终日受人欺骗，经常犯错误，是不可信的。只有那少数人富于理性、具有知识、善于决断。应该让富人和出自名门的人突出地、永久地掌握政权，以控制人民群众的不稳定状态。郁老师，你看这个汉密尔顿的思想，从“形式”上看，像不像资反路线？像不像我刚才说的势力很大的那一方的思想？甚至就是他们的人格。我看很像、像极了！林集愤激地自己作了回答。　　
　　他说不出话，只觉得有一种悲悯之感。范柳二人企图绕过内容，在“形式”上做文章，来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当前运动；而林集也从内容抽象到“形式”，来进一步肯定社会主义和当前运动。这之间的对垒何其森然，决不相容！而他个把小时之前，却认为范柳在同路人意义上也含有“造反精神”。但现在看来，范柳的“造反精神”，跟林集他们，却是互相冲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跟另一种自由的冲突。假如有机会让他们面对面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一定会发生最激烈的斗争！于是，自由就等于斗争！　　
　　只听得林集继续说，在美国是民主党与共和党斗争不停，一直斗到现在，但他们有一种限度，不能突破某种范围。中国是一党执政，两种思想表现为党内的争论和两条路线斗争，本身就限定在党内上层这个范围之中。毛主席这回要来突破这个范围，一竿子到底，让全国人民都来参加讨论、参加斗争。没有比这样更彻底的了，但比起美国，有很不利的一面，就是“天下大乱”，不过毛主席不怕这样的大乱，而且要发动这样的大乱，就像化学家一样，看看试瓶里到底起什么反应、变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人家两党斗争，好比双方约好在规定的棋盘上厮杀，再怎么斗得厉害，棋子敲得再响，嘴里还骂骂咧咧的，棋盘仍是稳定和安全的，旁边照样可以摆一杯茶，别人照样可以兴致勃勃观战，每次总统大选好像全国的节日一样，可能还促进了各行各业生意兴隆。而我们，才打破常规，立即大乱，“你死我活”。上面有人施加反作用力，不许诉诸群众；而下面的人民，一下子获得这种大民主，感到特别来劲，好像死都不怕。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喊人民万岁。上下呼应，多么悲壮啊！这正说明发动“文革”是有现实基础的。我有时想想眼泪都掉下来！恩格斯说得好：“国家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毛主席领导我们进行的不正是这样的斗争吗？这可恨的“国家废物”！但看来，我们距离消灭国家，还有很长的路程。问题在于，是不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还是朝相反的方向努力？这决不是“乌托邦”，而是跟每个人有关的现实！　　
　　他听着不由得点头，太佩服这个学生了。　　
　　林集继续说，如果把党自身一分为二，形成中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像造反派，就可以投民主党的票，保守派，就可以投共和党的票，谁得票多，谁就执政，一届或两届，看看成效如何，由全国人民来决定弃取。选上台的贯彻新政，选下台的总结过去，国家始终稳定、追求进步。岂不很好？最起码这样就不乱了，也不会因为怕被打成“反革命”、或者有个人野心，而斗争得“你死我活”。这是釜底抽薪，化大乱为小乱，以小乱化大乱。美国之所以立国二百年两党斗争不停，却高度稳定，越斗越稳，原因就在这里。我很想给毛主席写封信，谈谈我的这个想法，趁他们老一辈的健在，也不要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了，来个两党竞争吧。　　
　　他真的听呆了。林集这一番“高论”，确实说明这孩子能动脑筋。但大约，与其对林集表示赞扬，不如对林集加以劝阻，要不然就可能害了这孩子。这样的政治问题，可不是随便谈着玩玩的，林集的议论跟范柳的书稿一样是书生之见。　　
　　他站下来，对林集说，我比你岁数大些，我要劝你一句，你自己怎么看书、怎么思考，都可以，但千万不要把你考虑的哪怕多么自认为正确的东西写成这样的信，只怕你的信还没有送到中央，就会有人来找你谈话了，那你一辈子可能比我还惨。原因正是你引用的恩格斯所说的“国家废物”这个问题！“国家”不是抽象的，是跟掌握“国家”的人们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你掌握“国家”吗？我掌握“国家”吗？只有各级党委、机关干部、各行各业的领导人，才真正掌握“国家”。这些人并不是“废物”，是跟我们一样的人，而且很多方面比我们强。列宁说过，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人们反驳的。何况不是作为自然科学，而是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呢？它如果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就会遭到十倍的抵制和否定。你读《法兰西内战》，那里面不是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讲述得很清楚吗？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切，把握一切，包括把握你自己！美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经济掌握在无数资本家手中，上层建筑的两党再怎么斗，那经济基础是稳定不动的，两党相斗的结果，是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以更有利于经济基础；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经济是全民的或集体的，全国一盘棋，能够两党制吗？很难想象。如果照“文革”两派分为两党，那国家社会就不稳，因为你这一党要这样，我这一党要那样，经济基础怎么办？跟谁走？势必要发生分裂、动荡。经济基础发生分裂动荡，会是什么情况？总之这个问题很复杂，谈这个问题很危险！　　
　　林集无言以对，沉默着。　　
　　他继续劝告这孩子：正如你所说，你已经意识到，中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在上层建筑里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汉密尔顿”，照他们的心思，最喜欢资反路线那一套，而且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资反路线就成为法律的基础了，所以才有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人民的积极参加。贵族的特性就是草菅人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贵族，要维护并且无限扩大自己高高在上不可侵犯的地位和利益，他们是特别残忍而又狡猾无耻的。迄今为止，天下乌鸦一般黑，贵族就是贵族，他们不可能退让半步，你今天只要得罪他一句，他明天就一定要对你报复得不成比例，这早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所以理想的存在和为真理而斗争也才绵绵不绝。你可以是战士，但还应当拥有智慧。明哲应当保身，哲学上的泰州王艮学派就认为，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我若无身，何谈天下国家？舍生取义虽是最高境界，但那要看时候，只有像谭嗣同那样才算是值得，但毕竟也令人惋惜。还有，关于民主问题，什么两党制，我认为，毛主席的思想比两党制的民主还要民主，是人民的大民主，是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就是说，人民自己管理上层建筑，管理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一切的一切。人民国家不是少部份人管理国家，多数人在少数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那和几千年的礼制等级社会的理想王国区别何在呢？所以，社会主义应当是人民直接管理国家。毛主席要的是这个。毛主席好像是要用“文革”来强调，大民主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外的东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文革”不过是要求全面认识、全面体现“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定义，说明没有人民民主，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就可以造反。人民民主就是要全体人民来实行“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体人民来关心国家大事，而不是少数人、两党三党关在议会里做决定来向人民宣布，让人民服从。所以毛主席所设计的人民民主，是超过了美国式的两党制的。　　
　　林集愧色满面，心悦诚服，声音低弱下去，说，是的。　　
　　他说，从“形式”上来说，任何一个负责的政治家，都想消灭人类的悲剧，治国平天下。但他们往往在消灭悲剧的同时也会造成悲剧。人类悲剧正是由负责的政治家和不负责的政治家共同造成的。秦始皇这个大政治家，结束了几百年战国纷争的悲剧，开创了中国的统一局面，但消灭六国的过程本身就是无数悲剧的相加，比如坑杀赵卒四十万，那是空前的惨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永远处在悲剧之中，所以在文学上悲剧的地位高于喜剧，如果一个喜剧较有文学价值，也因为它表现的其实是悲剧，而不是浅薄的笑料。我很早就只愿做个文人，不愿从事政治，我没有儒家的积极的抱负，我更想做个农夫，也就是自耕农或者小地主，有点像陶渊明，但那是不现实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吃了苦，而且半辈子下来了。我也很欣赏禅宗，但很难真的做到那种“一个蒲团坐千年”的境界，还是只有在现实里挣扎、浮沉，用一句话来夸张地安慰自己，叫做“无量劫中修行我，菩提树下成正觉”，是消极无为，完全转入自己内心中去的。你们还年轻，千万不能做不现实的事情，千万不要毁了自己的一生！说着，他的声音都有点变了。林集注意到了他心情，说，郁老师，我接受你的意见。他说，你也不一定要全部接受，你理解了就好，我就放心了。他几乎表露了对这个孩子的器重之情。　　
　　朝阳中学到了。“东方升起了红太阳，哎嗨，升起了红太阳……”很远就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嘹亮的歌曲，他的心随着就跳得厉害了些。一种紧张热烈的气氛立即裹挟着一切走近这里的人，好像被俘虏了一样。　　
　　学校大门两边墙上的大标语说明着今天的主题：斩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手！批判投靠资反路线的两面派！这两条标语使他的心跳得更快了些，如同身受一样，因为范柳毕竟也是做教师的人，所谓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大约就是这种心情了。但范公望写出“九论”来帮助“资反路线”围剿学生，这是他很难同情的。然而，他的另一面却是能写出《形式论纲》这样“独立思考”的文章，这里存在着人格的矛盾，令他感到些困惑。这里面是否有可以理解的“权宜之计”、“虚与委蛇”呢？但那是不足为据，也不足为训的，人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不应当是随便的。　　
　　人们在走向会堂。朝阳初中的校园很美，有很多树木。一眼望去，校园里到处仍是积雪，但主要道路清扫过了，路边堆着的雪在阳光下开始融化。他觉得要避免跟江进海他们一道进会堂，就有意离开了他们。　　
　　批斗会的“形式”总是搞得很怕人。先是台上空空的，没有一个人。后来坐在前排的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站起来领呼口号。接着就在全场一片口号声中，脚步声咚咚的从台下推上去两个人，每个人都有两个学生反推着膀子，往前直推，一直推到台口当中面对台下站定，这才放下了他们。学生退后一步，站在他们身后。这时口号领呼不停，把“火药味”加浓到极点。但好在并没有叫他们下跪，他们基本上以一种自然的姿势站着，只是自己把头略微低着。　　
　　他看清了，是两个年轻教师，那女的，他没见过，那男的，正是在看守所里跟老刘隔一个人坐着的那个“知识分子”。老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是知识分子，我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说着就指了指身边瘦瘦的一个人，脸上略带微笑、故作镇静。原来，就是这个范公望！真是久违了。当时作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很惭愧、很尴尬的，虽然是坐在老刘那边属于审他的人之一，但在内心世界倒好像受着他的审问一样。　　
　　作批判发言的，有朝阳中学的冯小琴，有医校的林集。可以说，范柳二人确实被“剥开画皮”，揭露出“丑恶灵魂”，这夫妇二人顿时在人们眼中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最后，“勒令”他们作“彻底交待、深刻检查”。这两个可怜的人回答了一声“听到了”，就像上台时那样被反着臂膀推了下来，从门口推了出去，急促的咚咚的脚步声震撼在人们的心头，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印象，使人感到似乎不必这样，可又感到这也是必要的“形式”，于是就默认了，而且还继续跟着呼喊口号以便齐力达到应有的气氛和某种效果，似乎也可借以压下或释放刚才心头的恐怖。接着是朝阳中学红旗兵团的学生头头站到台上去讲话，并且欢迎煤碳公司工人阶级代表讲话，都是义愤填赝。　　
　　似乎作为最重要的，是欢迎医校井岗红卫兵代表江进海讲话。江进海的口才锻炼得极好了，从容不迫，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不断引起热烈鼓掌和轻松的笑声。有一个学生走到台口，向江进海递了一个纸条，江进海看了一下，放进口袋，继续他的演说，但很快收尾，话题就来了一个突转，说，现在，不要以为“一月风暴”来了，资反路线被打败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不，决不是这样。　　
　　毛主席说上海的“一月风暴”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为什么这样说？毛主席是从政治思想意义上来说的，不是说原上海市委市人委就跟国民党上海党部政府一样是敌对政权，要不然你怎么理解运动的结果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句话呢？这次革命的一个特殊性，就是重在政治的思想的意义。　　
　　如果不进行“文革”，如果“文革”不能胜利，一些领导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复辟资本主义、成为资产阶级代理人，背叛社会主义和广大劳动人民。现在让他们靠边站了，其中的大多数，会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其中的极个别，有可能问题较大，要受到“清洗”的处理；“一月风暴”就这样有力打断了一些人蜕变为“红色资本家”或资本主义代理人的自然进程，就这样具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意义。　　
　　假如从中国赫鲁晓夫的角度，从走资派的角度，请范公望、柳春芳来给“一月风暴”定性质，他们就会造谣说，这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反革命暴动，他们要像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那样，手持法律，高喊秩序，走进巴黎，实行白色恐怖，把那些造反的统统抓起来，高中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也要抓，但考虑到这些工人学生是毛主席号召出来的，那就留个面子，不杀头或少杀头，下达指标，每人判十年到二十年，看以后还有谁敢造反？（会场上发出笑声）。　　
　　这还不是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是什么？但现在把范公望、柳春芳也扯进来，是不是冤枉了他们？不是。我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不仅仅是今天所批判的他们的“九论”，还有他们写的一部书稿。这部书稿，被红旗兵团和我们发现了，大约有八万字，还仅仅是个提纲，叫做《现实乌托邦形式论纲》。他们认为，毛主席领导建立的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这个现实，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眼前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什么“一月风暴”，那就是为捍卫乌托邦而进行的垂死挣扎了。所以，这部书稿的反动性，怎么估计也不过份！　　
　　什么是乌托邦？就是空想，不可能真正实现，最后一定要失败。什么才不是乌托邦？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才不是乌托邦。在中国请美国人来当家，让西洋东洋一起来瓜分我们，才不是乌托邦。以解放前的旧上海来说，一方面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青红帮、交易所，另一方面是包身工、妓女、吸毒、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那才不是乌托邦。他们这话你们同意吗？（会场上齐声怒吼：不同意！）　　
　　我敢负责地说，他们的书稿，说穿了，就是这样的思想内容。谁说初中老师不及高中老师有水平呢？我不这样认为。但这两个老师贩卖的，也不过是以前右派头面人物臭名昭著的老观点，我很为他们可惜，他们如果能拿出真正新的东西出来，那就更好了。记得在运动初期的时候，资反路线要把我们这样的人打成“右派分子”，教育局长李宝安还到这里来拿这个吓唬过你们，被你们把他拉下了马。你们记录的他的讲话的传单，我收藏了一份，那是宝贵的资料、历史的见证！这次运动中，真正的右派分子有没有？是有的！《十六条》的第八条《干部问题》，把干部情况分为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就说明，这一回，“右派分子”这个帽子，主要是给当权派中的少数人戴。当权派中少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跟右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他们要实现当年右派没有能实现的抱负，所以给他们戴“右派”帽子很确当。但因为当权派是领导干部，从前都是他们给别人戴帽子，好像他们有什么政治特权似的，现在呢，却要通过群众运动给他们戴帽子，所以许多人感到不习惯、不理解，而且还很怀疑。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就在这里，把最危险的右派在哪里指了出来，不光是在党外，更重要的是在党内，最危险的是在中央。这就是毛主席对解放以来十七年斗争的认识和总结，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总结，从而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方向。　　
　　资反路线现在准备给范公望、柳春芳戴帽子，要给他们戴“左派”的帽子，上面还用红笔写着“最可爱的人”，以后要给他们加很高的工资，提拔他们到显赫的岗位，给他们很多荣誉、很多头衔，让他们特别有尊严、有体面、有享受，还可以经常出国观光、周游世界，从而能够完全彻底背叛人民，不与人民为伍（会场上笑了起来）。　　
　　我在这里特别说明，我们没有说范公望、柳春芳就是右派分子，你们也千万不要这样说他们，这样说就干扰斗争大方向了。但他们二位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他们如有机会，一定要给我们戴帽子，什么帽子呢？不是“右派分子”，那个帽子很简洁，中央说了，准备给少数当权派戴，所以是很值钱的了，不会给我们戴，给我们戴的帽子因为是给走资派当“帮闲”的知识分子发明的，名称就取得比较长、比较花哨，叫做“社会主义乌托邦‘文革’牛鬼蛇神垂死挣扎分子”！（会场上哄然大笑）　　
　　我们被怎么样不要紧，革命烈士说得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文化大革命总是要结束的，任何社会也不可能永远处在造反运动之中。但文化大革命最后只能被毛主席收起来，而不能被走资派及其帮闲污蔑并且镇压下去。这是运动以来天天斗着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天天感到、天天想到的一个问题。　　
　　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这个运动要反对、要防止的一切，就会变本加厉，疯狂实现。革命成了反革命的催化剂，进步成了倒退的催化剂，历史往往如此。那时大大小小的中国赫鲁晓夫，这些“红色资本家”，就会以最黑的心肠，最血腥的手段，让资本主义公开地放心大胆地全面复辟，让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让国家陷入最空前的混乱、最深刻的危机之中。如果那样，现在还看得不十分清楚的，那时就看得更清楚了，更大更深刻更明确更直接的革命，就会爆发出来，以今天的“文革”为榜样，人民高喊着“毛泽东”的名字，奋勇前进！（热烈鼓掌）　　
　　也许，正如北京的传单上写的，我们现在的革命，正是为了将来的革命，而现在的革命，不过是一场大演习。毛主席要反修防修，但是不是一定反得了、防得住呢？毛主席自己认为也不一定，他说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他在这方面说了好多话，但我们的体会是不是足够了？以我们的年龄和经历，就不可能足够。好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提出了、并且让历史记住了他的反修防修理论，这是最重要的。他是为中国人民的现在的，也是为中国人民的将来的！（热烈鼓掌）　　
　　被推翻的旧制度、旧社会一次两次的复辟，在历史上不但可能，有时还是必然，但难道我们能眼睁睁看着历史倒退、社会主义事业前功尽弃吗？当然不能。　　
　　我们这样的人确实缺少社会经验，很难具体想象“随时可能复辟”以后是个什么样子，但运动以来，我们已经能够深切感到那种情况的可怕，我们的神经一天天绷紧，想松开一点也做不到。无论我们本来是带着什么私心杂念或者很简单的头脑来参加运动的，斗争的现实让我们一天天成长。有时我觉得我都老了，我哪里像二十岁的人，我起码四十几岁了！（会场上发出了笑声，并且鼓掌）　　
　　现在有了新的情况，我们的革命队伍分裂了！南京的、上海的、重庆的、全国的造反派都在发生分裂！情况各异，但很有规律！一部份老造反，他们被暗中劝降了，成了改良主义者，装扮出虚伪的面孔，进行政治投机，倒向走资派的怀抱，成了新保守。他们提出对资反路线要一分为二，提出造反派队伍不纯、是造解放以来十七年的反，提出文化大革命现在应当收场、结束。这三条貌似公正、公允，其实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不但反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且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是右倾投降，是无耻背叛，或者是万分糊涂。　　
　　亭州的一些人立即闻风而动、跟了上去，革命的同路人现在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但我们已经把他们看得很清楚，我们要针锋相对，迎头痛击这股修正主义思潮，保卫文化大革命！我们一定要看到大局，不要做任何搅乱大局、对不起毛主席的事情！让我们团结起来，记住毛主席的光辉诗句：宜将乘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　　
　　江进海在一片鼓掌声中走下台，跟朝阳中学的学生头头匆匆握别，就往外走，林集，还有医校来的其他一些学生跟上他，匆忙走出会场，往校外走去。朝阳中学的学生头头站到台上去继续讲话，作出布置，好像要上街去反对分裂。他悄悄退了出去。　　
　　江进海刚才的一番演说，使他想得很多很多。他佩服这学生，心中时时被“哗”的一下点起火苗。但走出会场的他，不仅没有增加斗争的信心，反而更加是悲观的了。　　
　　他回宿舍，让自己看看书，获得一份宁静的心情。他还要给自己忙饭，有很多琐碎之事要做。他随手翻开一本薄薄的单行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有“增补”的一段“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列宁写道：“德国共产党人的分裂已成事实。‘左派’或‘原则上的反对派’已经另行组织‘共产主义工人党’，以别于‘共产党’。在意大利，想必也会弄到分裂的地步……”。他不由得十分感叹，历史，总是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小小亭州的“文革”的“历史”竟也在那种规律之内。江进海的演说提到了分裂，他翻书也就一下子翻到有关“分裂”的这几句话，真令他惊讶，可能在这样的书籍中随处都会涉及这一类的问题吧？革命是一件多么烦人的事情啊。　　
　　午饭以后，又看了些书，做了些家务，估计有三点钟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造反有理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又开始广播“十大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联合倡议书”了。他往医校走去。他要去补领四个月的工资。这些学生吃着家里的饭，在外面闹着革命，好像饭是可以永远地回家有得吃，革命是可以天天闹下去似的。就连那些工人也是这样，好像工资反正是厂里发，饭反正是有得吃，革命就这样闹下去，又闹起分裂来了！范柳二人会说，这真是生活在快乐的“乌托邦”里，并且还要为巩固这“乌托邦”而进行殊死的战斗。不过，他是不赞成范柳的。他感到，江进海激情演讲中说的那些，也是很实在的东西。　　
　　“凡斗者，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己是君子而人是小人也。”二千三百年前的荀子曾这样探讨人为什么会“斗”起来。“人之有斗，何哉？我甚丑之。”很表示困惑与遗憾。但又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可见，“君子”与“小人”还是不得不“斗”下去。你看那江进海，真是立场坚定，“斗”志昂扬。　　
　　他想起去年八月初全体师生收听的中央首长讲话录音，常被人又亲又敬地称为“少奇同志”的那个人说：“同学们，这半年吃饱了饭干什么？干革命！”浓重湖南口音的这句话里有一个最现实的词，而让他印象很深，是要永远记得的，就是“吃饭”二字。　　
　　如今半年时间已到，运动哪里有结束的样子？一个社会如果这样下去，肯定是要没有饭吃的，难怪报纸上在鼓动革命的同时，也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人民日报》公布的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布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题目下，谈的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后来《红旗》评论员又总结说：“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联合……夺权……建立……新秩序……”，革命的文章最后落实到了生产、经济、秩序上来。奇妙的是，这跟宗进庭在狱中对他所说的“还复”，岂非一致？看来，造反派与宗进庭，在这个问题上，“形式”是一致的，而内容不同。一种好像是要实现真正的“人民直接管理国家”，这有点难以想象；一种是恢复干部管理国家，也就是“官僚机构”，那是现成的，一声召唤就全部复活了。宗进庭坐在狱中，却摩拳擦掌，是自有其道理的。这样的僵持着，较量着，“斗”着！谁胜谁负呢？折中主义势在不可避免。　　
　　蓦然一抬眼，看到了一堵熟悉的墙，他记得曾经在这墙根下昏死过一回的，当时还接受了王校长让孩子跑来送给他的十元钱，他首先去买了几个炕山芋，坐在城河边上好好吃了一顿。那么王校长的家就在前面十几步之外了，他得去看看王校长，只是不知道这会儿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　　
　　和别的街民家一样，王校长家的大门也是敞开着的，里面的情形一目了然：王师娘坐在小凳子上做针线，而王校长正蹲在屋檐下料理着兰草，有十几盆之多。旁边有两盆腊梅，正开着花，黄灿灿的耀眼，并且有微微一缕清香飘逸而过。他站在门口叫了一声“王校长！王师娘！”他被让进屋，王师娘立即给他泡了一杯茶，继续去做自己的事。王校长洗洗手，坐下来，问他：你出来几天了？他说，才两天。王校长不语，光是叹了口气。他解嘲说，鲁迅说过，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有时难免是要被捉进捉出的。王校长说，鲁迅那是讽刺。他问，学校里没事吧？王校长说，学生早就不理我的事，去跟工人运动结合了。我现在基本上不到学校去，就呆在家里，靠边站嘛。他正要对王校长说两句安慰的话，王校长却对他说，老郁，你出来了，当然是好事。抓你的，你不要计较；放你的，你也不要报答。你有你自己的事。　　
　　这是真正关心他、指导他的话。他欣然接受。他告诉王校长，宗进庭在狱中如何向他说了“对不起”，史宏他们如何到市里查看了他的卷宗。王校长一听，很高兴，说，这就好！这是好消息！但你不要急，要沉住气。我就是担心你被卷到运动里去，你要把稳。回家去看看父母，还可以到农场去看望乔丽，代我向他们问好，他们作为人，真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我们运动中吃这点儿苦算什么！我们过去的工作确实是有不少问题的！　　
　　他心中感动，眼泪涌了上来。　　
　　离开王校长家，他继续往医校的方向走。他拐进一条幽僻的深巷，从那里走出去，就离医校门口不远了。巷子里没有一个行人，在深巷的一个分岔路口，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墙角的小花坛边儿上，样子是在休息。那不是正是范公望两口子吗？他发生了犹豫，意欲回避，但又不能掉头就走；似乎要上前去问候，但说什么呢？岂不冒昧？不过，如果他装着毫不相识走过去，似乎也不对，他明明是看到他们挨批斗的，而且他们二人的书稿就在他的家里！他很想跟他们谈谈、听他们说说，却一步也跨不向前，这真是很尴尬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鼓足勇气，走到他们面前，说，你们？在这里休息？　　
　　范公望认出了他，吃了一惊，站起来，说，是你，你现在，怎么样？接着就把他介绍给正疑问着的柳春芳：这是医校的郁老师，我跟你说起过的，他在运动中吃了苦……。他说，是的，我们在看守所里见过面，不过你没有说话，你坐在那个老刘的旁边。范公望说，当时他们硬要带我去，我是不想去的，拗不过，只好跟了进去，也是出于好奇，其实没有我的事，我知道那种场合，最好是不要去，人与人之间，处在那种关系，真不是什么好事情。他笑了起来，说，现在那已经不算什么了。范公望说，是啊，现在都不算什么了，斗人的，挨斗的，都好像不算什么了，但还没有算完呢，要整个一圈儿斗下来，每个人都尝到滋味。哈哈哈，这样也好，真正的革命就应当那样斗一圈儿下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最后上断头台的是革命党人罗伯斯庇尔！柳春芳在一边责怪地说，公望！范公望说，不要紧，跟郁老师是可以说说的。郁老师，欢迎你以后到我家里坐坐，谈谈！接着就把地址告诉了他。　　
　　这种坦诚热情，真是意外收获。他想象中的范公望是个诡秘的人，想不到却这样活泼开朗，还带点儿喜剧性格，让人欢喜。他高兴地答应了范公望。看出他们并无需要帮助之处，只是坐在这里休息一下而已，而他要问范公望的一些话，此时此地还不便于交谈，他也就跟他们告别。本来好像不可逾越而止缩不前的，却这样打通而且别开生面，真是令人高兴。　　
　　他渐渐就要到达学校了，心里突然伤感起来。医校对于他，成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他的“命运”就暗中栖止、蹲伏在那里，不断地让他经历着和领教着，看来还远远没有到让他安宁的时候；他是无法离开也不想离开的了。他的短暂的幸福，在一九五九年结束了，而他的漫长的苦难，仍不见终期。比起离开医校的那些最困难的日子，他总算又回到了医校，不觉又数年下来了，有了一个立足点，一个给他饭碗、甚至还能享有一点人的尊严的地方；但一切并未结束，他的事情，乔丽的事情，都没有结束。当他这样一步步重新走向学校时，一种痛苦的滋味涌上心头。　　
　　但他就看到了一幕令他惊讶而痛心的景象，竟然有几十、上百的学生在大门里面的大道上纠纷、冲突、推搡、殴打，伴随着粗哑的与尖锐的争吵声，正在“斗”。大道两边原是半人高的冬青树墙，运动以后竖起了两排大字报专栏，专供人们张贴大字报。他从旁边一拐，避开这可怕的、也无力干预的场面，而赶紧走向总务处，去有自己的事。　　
　　他走进总务处，首先看到的仍然是女会计，他本能地站定在那里，不能动弹似的，呆望着女会计，好像等待着她的如见异端的惊恐之状，等待着这一对他的无形打击。女会计抬头看到了他，确实对他的突然出现又吃一惊，但与上次不同的是，随即露齿一笑，好像是在说：你老人家又坐牢出来了，这不跟闹着玩儿似的吗？　　
　　他想起马克思的话：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他说，我……　　
　　女会计立即用她纤巧优美的兰花指一指，说，主任在里面。　　
　　他往里进了总务主任的办公室。高大魁梧、熊一样的总务主任正趴在桌上看报纸，抬头看到他，就笑了起来，说，老郁，我等着你呢，看形势我就晓得你又要出来了！走上前来，很重的手放在他的肩上，说，四个月，天翻地覆啊，你看，造反派才胜利，又分裂了，真是说不清。学校里江进海、史宏分裂了，江进海发表《声明》，成立了另外一个组织，史宏把原来保守派“红色保卫军”的都吸收了过来。跟国际形势一样是大分化、大改组啊！没想到江进海比史宏还要革命，史宏倒乖巧了！　　
　　啊？他不觉惊讶了一声。确实真是想不到。但上午江进海、林集还没有说到这一情况，一切似乎是这几小时内才发生的。　　
　　你在里面没有吃苦吧？主任问他。他说，基本没有，就关着。总务主任用手把他一拨，推转着他往外走，走到女会计面前，说，把工资补给郁老师，四个月。他站着等女会计为他办手续，数钱、把钱给了他。他收起钱，对站在一边的总务主任说，我要去赶船，回家看望父母。总务主任说，应该应该！那你快去吧，学校里反正也没有你的事，唉！唉！　　
　　他走出总务处，却看到江进海脸上激愤得血红，火拨拨的迎面走来，后面紧跟着十几个学生。他让在一旁，江进海却注意到了他，问：郁老师，总务处有人吗？他说，有。江进海对那些学生说，你们去！　　
　　江进海额头上、脸上冒着汗，气愤地对他说，我们学生队伍也分裂了！有人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们要发表《我们的看法》，说刘克成是隐藏在工人队伍里的个人野心家，不能参加革命大联合，不能参加夺权。我不同意，我认为我们学生不应当发表这样的意见，不能干涉工人运动，不能做这样分裂工人、亲痛仇快的事情。他们一定要这样做，说我们学生是单纯的，要跟社会上的造反派保持距离，社会上的造反派不纯洁。这是些什么话？这不是走资派才会说的挑拨离间的话吗？他们这就是要修正文化大革命，以适合资反路线的需要，是伪君子，是投降，是可耻！我真不知道史宏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内心深处还有东西，他被人做过工作了，但是他不说！他是永远也不会对我说了，他投机到那边去了。是的，他跟我说过，他很小就深感社会的不平等，这大约就是他造反的内在原因，这原因我也有，可能所有的造反派都有。也许现在他看到要实现平等很难，要为平等而斗争更难。他索兴投机到不平等当中有特权的那一边去了，这倒也很符合逻辑！他们异口同声说刘克成是个人野心家，不能参加夺权，真是无中生有，就算是有这个情况，也不应当这样公然闹分裂。陈安国竟然丢下“工红”大印，宣布退出“工红”。正在筹划中的造反派大联合也流产了。造反派队伍分裂，只有走资派暗中拍手称快。史宏、陈安国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走到一起去了？他们说刘克成有野心，其实他们才是有野心。以前可能没有，但现在有了，现在起了变化。这是原则问题。我不能跟他们走在一起了。在革命的前行中，会时时有人落伍、有人叛变，鲁迅这话说得对啊！我们在学校里发表了《关于团结的声明》，结果“老井岗”有大半的人跟我们一致，他们不愿跟史宏、何银森的路线走。现在我们的组织叫“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史宏把“红色保卫军”的人都吸收到他那边去，改称为“井岗山红旗兵团”。这样，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但我们不能把团结变成无原则的招兵买马。路线不正确，人数再多也没有用。市里面，原先“主力军”摇身一变，成立新的组织，贴出《声明》，宣布“革命造反”，也都叫做某某单位“红旗支队”，一想就明白，这是表示归附陈安国的“红旗兵团”，他们工人、学生都叫“红旗兵团”，实际上成了一派，是“红旗派”。只有朝阳中学的“红旗兵团”是个例外。陈安国他们发表了一份《关于夺权问题的声明》，说出了过去保守派才说的话，点了刘克成的名，加以攻击。这是一个大阴谋、大动向！江进海脸上更加血红，嘴上满是唾沫星子，不断地说着，我们要战斗到底，斗争越来越复杂，复杂到内部来了！　　
　　他看着江进海质朴率真的面容，还有脸上黑里透红的皮肤，判断江进海是来自农村而且很能劳动的一个孩子。他无法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他只是呆呆地痛苦地听着。学生们抱着纸张、拿着墨汁、腊纸筒，从总务处嚷着出来了，江进海也就率领他们匆匆而去。这是去刷大标语、写大字报、刻印传单，进行他们不屈不挠的“战斗”。　　
　　他仍从小路插到大门口，那里学生们的冲突好像停了，好像分别扑向两边专栏写自己的大标语，刚才发生的可能是争夺大字报专栏之战，最后各占一边，也就由诉诸武斗，到诉诸文斗，由唾沫和拳脚的批判，变成了笔墨和纸张的批判，批判就是“斗”。他赶紧走了出去。　　
　　他选择了一条从园田上穿过的小路，能容两三人并肩而行，是学校师生往西常走的一条泥土的路。路边有灌木丛和高大的树木，有池塘和芦苇，池塘边上有两三户人家，青砖小屋，是菜农的家。四周都是弄得很平整的菜地，长满绿油油的“苏州青”，一棵棵墩墩实实的立在地里。平时走在这条路上，心情也总好像得到着休息一样，此时更是如此，几乎这才喘过气来。　　
　　亭州这青菜冬季尤其好吃，在锅里多炒几下就熟了，端到桌上青滴滴的，吃到嘴里又鲜又烂，说是“腊月里青菜赛羊肉”。也有一种吃法是下锅炒了以后，放点水，把“狮子头”一个个做在上面，盖起锅盖来用文火煮，亭州话叫“烀斩肉”。结果“狮子头”也好吃，青菜也好吃，因为青菜汲足了肉味，而肉也汲足了青菜味，只不过青菜被焖黄了，但也有人就喜欢吃这焖黄了的青菜，只觉得比肉还好吃。他也就决定买十斤青菜带给父母嚐一嚐，老家那里的青菜是白梗子，薄而无肉，再怎么经霜经雪，再怎么炒、煮，那梗子也不烂，比“苏州青”差多了。　　
　　他走进菜农家里，他们认得是医校的“老师”，他说明来意，于是马上就到地里起了十几斤菜，菜农老头推拒着不肯收他的钱，因为他的女儿也是医校的学生。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这一说，菜农老头一愣，也就收下了。老头那吃一惊的神情，让他有点内疚：人家好心好意的，还要受到你这大话一吓。他于是用轻松愉快的态度跟老头多聊了几句，以起到挽回影响的作用。果然，老头从压抑中恢复，又高兴起来了。他说明是要带到老家去给父母嚐嚐的，老头一听，马上叫他女儿到地里再起一些来，他忙止住，说明船到乡下，还有好远的路要走，拎不动。老头给他用草绳扎成两捆，说，你到宿舍去把草绳解掉，找个旧布袋，把菜顺着放进去，下乡就好拿些了。我这菜啊，确实是好吃呢！　　
　　他回到宿舍，把中饭给自己忙好，吃下去，就整顿行李。乔丽的衣物本来也不多，上次拣过了几件，现在再也拣不出来了。他关了她的衣箱，睹物思人，未免伤感，而那衣箱里，分明还有亮亮遗留在人间的小衣小鞋，更令他心头挨扎一锥似的，眼泪掉了下来。　　
　　晚班的船，他是一定要赶上的，不能耽误；他的心已经到了老家，也到了乔丽的劳改农场。　　
　　他踌躇的是范柳那部书稿，留在宿舍里不放心，带在身上怕丢掉，而学生一定是要来取的，只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又不便到学校去送给他们，到底是送给史宏呢，还是送给江进海，也成了问题。于是想了一个主意，写了个纸条，“上街即回”，用饭米当浆糊，把纸条粘在门上。他就锁了门，上街去了。　　
　　一上街就遇到了大游行。好几千人的队伍，队伍里有一些工厂、公司的旗帜，上面果然有着某某“红旗支队”的字样。游行队伍呼喊着一些口号，也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之类的，其中还有“打倒个人野心家”。这时他听到有群众说，“这是老保”。立即又有群众说，“现在没有老保了，都造反了。”　　
　　口号声令人恐惧地震荡着大街，时有声嘶力竭的喉咙挣扎在声浪之中，特别令人心颤。　　
　　游行队伍向路边群众抛散传单，他提不起兴趣来，没有伸手，因此也就不知道那传单的内容。他在路边观望的群众后面继续走他的路，副食品商店在街对面，这时他无法穿越大街，但可以朝那里接近。　　
　　工人“分裂”之事到底如何，这个游行就说明着事情已经不可挽回；而他在学校则亲眼目击了学生分裂的纠纷场面，听到了江进海的诉说。一切真是非我辈所知。　　
　　他购买了一些通常的副食品，即亭州人所谓的“茶食”，就赶忙回宿舍。纸条有用，果然有学生在门口等他，是林集。他把范柳的书稿交在林集手上，心也就放了下来。　　
　　林集告诉他，电机厂“红旗兵团”要刘克成某日某时到亭州剧场当众回答五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五条指责：一，为什么在跟资反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你不在亭州？当时你提出兵分两路，你上北京走访“中央文革”，别人留在亭州坚持，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是不是有意回避斗争？你回来还理所当然做了一把手，这是不是下山摘桃子，是不是政治投机？二，你主持会议酝酿参加夺权人员名单，结果头一名就是你自己，你连一点谦虚也不曾表示，这是不是个人野心的表现？你把市委常委都集中到三峰园招待所，饮食起居都归你掌握，经常以问寒问暖、检查安全为名，突出你个人跟常委的联系，在常委面前显示你在“工红”里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三，你当兵时写的家信上，说你今年两件喜事，把你参加战士演出队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跟家中来信说生了儿子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四，运输公司、港务局夺权以后，你让他们给工人增加福利，是不是搞“经济主义”？目的是什么？五，你经常戴着口罩，跟着保镖，还有女秘书，行踪不定，航运公司固定有一条小轮船随时等你使用，作为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头头，为什么热心于这一套？陈安国那嘴厉害，问题也提得尖锐，会场上鸦雀无声。刘克成虽然没有陈安国会说，但一一据理回答，并且加以反问，指出他们在这个时候，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挑起辩论、引起分裂，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客观上是为资反路线效劳！刘克成表示，我刘克成从今天开始就回到车间去，既不当头头，也不参加任何夺权，请你们留在“工红”，不要分裂，行吗？剧场里一片喊好、鼓掌。陈安国不再辩论，取出他掌管的“工红司令部”大印，当场交出，扬长而去。“工红宣传部”写出了一批大字报，批判这种分裂行为，但一切已成定局，无法挽回了。　　
　　他只有一声叹息，把头摇摇。　　
　　林集说，虽然刘克成肯定是有一些缺点，但陈安国他们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和简单的。现在，正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8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讽刺的，“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的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而陈安国、史宏这些人就跑过去充当他们的旗手和排头兵！这种投机，这种可耻，大约就连马克思也没有看到过呢！可是，那时还有“博爱”的外衣，“与这种想象的阶级关系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博爱——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泰然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使“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普遍博爱气氛中”。现在呢，他们就连这种“博爱”的外衣也不要，公然地要分裂，指责这一边是“不纯”、“有野心”，这不是“造反派等于牛鬼蛇神”这一说法的翻版吗？这不是反对“一月风暴”吗？这不还是要否定造反派、否定文化大革命吗？所以，陈安国、史宏他们是革命的叛徒、工贼，他们是保守派的新头领，是走资派的新工具、代理人，他们甘心担任这样特殊的角色！我敢断定，这后面有背景。革命前途不容乐观！　　
　　大头小身、脸上有一个白糊糊的眼镜、面目一团白影似的林集，滔滔地说着，从那小小的红得鲜艳的嘴里轻易地就引用出马克思的文章，很自然的连接着他自己的说法，混在一起，思想有如火车头一样往前直冲，令他头晕目眩。但林集也就忽然在他眼前消失，离开了。这孩子，好像担负着人间最重大的任务似的。他锁了门，背了用旧布袋装好的青菜，拎了一个旧旅行包，竭力怀着一种淡漠的近于出世的心情，到码头去赶晚上开出的轮船。　　

　　第四章   乡野　　
　　一　　
　　内河轮船载着他向北深入，后来就在漆黑的夜里航行，到达老家乡下是第二天上午九点多。只见公社小镇码头岸上到处站满了人。他下了船，走上岸，从人群中挤过去，因为这样他才能回家。他看到公社门口布置了一个开会的主席台，台上有些人，台下空场上许多农民席地而坐，而公社大门两边墙上是新刷的大标语，一边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边是“坚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又是要开批斗大会呢。他心里一阵颤抖，好像他本来以为农村是世外桃源的，这当然是想错了。他无心多看，而向边上插去，要赶自己的路。　　
　　正想过街，却见一些小孩从拐角处奔了过来，后面口号声惊天动地，立即出现了大批的人，原来是游街示众。一些人低着脑袋走在最前面，胸前挂着纸牌子，上面贴着白纸，写着黑字，“地主分子某某”、“富农分子某某”、“坏分子某某”、“反革命分子某某”。一个领呼口号的人穿一身还很新的无领章的军装，戴一顶还很新的无帽徽的军帽，腰间扎着一条宽宽的皮带，想必也是军用的。这是最标准的红卫兵装束，就连亭州街上的学生们，穿这套装束的也较个别，很扎眼。据说北京的红卫兵都是穿一身旧军装的，但亭州的孩子们家中拥有解放军旧军装的，却很少，因此做不到北京那样。此时在农村看到这身装束，而且这么新，更觉扎眼，并且不协调地有了几分喜剧的夸张的味道。他听到旁边有人说，那是小杨！供销社的！那兴奋的口气，好像认出了业余草台戏中某个角色是大家熟知的某人扮演的一样。他定睛一看，确实是那个年轻的杨主任！长方的脸形，洁白整齐的牙齿，待人很客气的。怎么在运动中这样出头露面、装束这样突出、做这样出风头的恶事的呢？凭着小杨，在农村找一套旧军装，当然不费事，当过兵的农民很多，也许小杨自己就当过兵。　　
　　思想散漫地想着，眼睛这才发现，那“牛鬼蛇神”之中的一个，不正是他的父亲吗？胸前的牌子上写的是“地主分子某某”。他克制着一种本能的血性的冲动，低了头从偏僻处走出小镇，走向田野，身后传来惊心动魄的冲天的口号声。　　
　　他心中记挂着父亲，但也无可如何。　　
　　在小镇通往田野的路口墙上，有一张大字报，一张铅字印刷的大布告，大字报题目是《批判养儿防老，实行计划生育》，上面写有一段他没有见过的毛主席语录：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令人惊讶的是，大字报还用括弧对这段语录作了注明：“摘自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他算是长了见识，农村人知道的，他还不一定就知道呢。　　
　　他想起一九五九年对马寅初“人口论”的批判，好像马老先生也是主张减少人口生育的，不知这与毛主席一九五七年所说的计划生育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为什么挨批？批得对不对？马老先生该有八十多岁了，是全国政协常委。这也是有福之人，所谓以一术而食君禄。　　
　　他就看那布告，是《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他放下手中东西，仰起头看了一遍，一共有十条。头一条是“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第二条是说农村文化大革命按照《十六条》，还有社教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三条说运动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一条似与《十六条》有所不同，对“地富反坏右分子”有所强调。农村为什么特别需要强调这个方面呢？也许农村的文明总的说来落后一些吧？第六条让他感到有趣，就是要求在农村“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这打破了红卫兵专指学生的界限，意欲使“红卫兵”也成为农村青少年的一种组织。就在第六条中，有一节让他不免一惊，竟是与自己直接有关的：“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那么，他这一趟回家，岂不正好犯禁了么？底下还谈到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的农民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下乡串连，但不要包办代替，谈到要文斗，不要武斗，谈到要给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革命群众平反，同时又一次强调“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最后一句话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读着布告，他老是感到对“地富反坏右”的强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这些人真的如何不安份；可是他也不敢自信，如果不加强调，这些人是否老实？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对这些人“专政”，这些人是否就甘心“失去天堂”？他们许多人跟他一样，岁数不算大，血气方刚呢。　　
　　这个中央指示的日期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有一个月了，但下达到这穷乡僻壤，也许还不曾有几天，那布告的崭新完好，就说明着上墙不久。那公社小镇上的游街和即将开始的批斗会，大约就是这里农村文化大革命拉开的序幕了，有点相当于城里半年之前的“横扫”，还没有触及“走资派”这个正题，或许其中就有“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路线”成份。他的父亲，被列入了挨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但他的父亲的本人成份，应当是“工商兼地主”，也从不曾被定为“分子”，是不应当受到这种对待的。可是，潮流一来，在这个阶段，只好受到这种冲击。虽然他的父亲在解放十七年来，早已是平常之人，而且已经是供销合作社的职工，但在农村社会不大的范围里，大约仍像某种头面人物似的引人注目。人怕出名猪怕壮。那小杨做过韩家舍供销社负责人，不会不知道郁文高的本人成份，但既然做了农村的“红卫兵”头头，大约也就无法保持平时的一堂和气，而必须拿郁文高做个榜样从政治上剔除出去。　　
　　寥廓的田野和乡村显得万分宁静而美丽，与刚才公社小镇上的闹嚷景象形成反差，令他奇怪，使他迷惘和心疼，他有点脚步打飘，好像能看到天地在旋转一样。　　
　　虽然他已经有了城市文化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的印象，虽然他从亲身体验中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并且跟他所接触的那些学生们一样，他也是倾向着一定的人民性的，也就是有着更前进一步的平等、自由、民主的要求，但在农村的此时此地，父亲的受罪所表现的“文革”，还是令他极其抑郁。　　
　　搞社会主义确实是这样不容易，而搞资本主义呢，毛主席说过，那是很容易的。体会这句话，好像也是说：不要以为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有啥了不起，其实只要松一松，作为社会习惯势力的资本主义，就会重新生长、发展起来，更不用说如果再加以提倡了。而共产党人，就应当为人民搞好社会主义，要有决心和耐心，还有敢于打击，要不然，牺牲那么多人打江山为的什么？为了重建一个旧社会吗？岂不是笑话！　　
　　是的，谁都愿意自己发财、而且比别人富裕，顺着这一人性，放任自由就行，这不也是解放生产力吗？不过，他记得，按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包括：工人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一共五个方面。并没有说到人的自私性也是生产力。因为反过来说，不自私的人性就不是生产力吗？说不通。不自私的人性应当能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人性在这方面的动力，大约可称之为人的积极性，你是要调动和组织哪一种积极性？区别仅在这里。　　
　　他想起了范柳的书稿，他们的“理论基础”放在人的个体性上，其实说的是自私的人性，至于无数个体自由发挥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和危害性，有市场自动纠偏，有法律保障平等，有国家保证安全。一切也设计得天衣无缝，回答得振振有词。问题是，这一切因为是人去掌握的，那也就可能问题百出，你不得不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你忙的就是资本主义，你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如果你把一切放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你虽然同样需要每天处理问题，乃至有些还是类似的问题，但那是不同的，你忙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你是把社会主义事业越办越好，你是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代理人。　　
　　范柳想把资本主义的“理想”变成中国的现实。但是，旧社会不就是这一套吗？结果如何？茅盾小说以反映旧中国资本主义的情况而屹立文坛，从《林家铺子》、《春蚕》到《子夜》，作家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那时就是否定的。　　
　　把单个的分散的生产力，变成集体的集中的生产力，虽然给了个人以某种保障，集体越壮大，保障越可靠，但集体对个体无论如何是有束缚的，要在集体中让个人也觉得充分自由、充分发挥作用，是不容易做到的，它将作为要求和理想去贯彻。要消除集体对个人的束缚，触及的是生产力中“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一条，就是说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减少对个人的束缚。但如果极端地认为非得改变现有生产关系不可，那农村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社合一”，就得解体，让小农经济以及它的所有问题重新产生。那是美妙的吗？也许人们还可以抱有小农经济的社会理想，但那实际情况，在中国已经存在过几千年，结果就是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毛主席反复论证过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其结果仍然是回到旧社会的状况。　　
　　确实，不能想象回到一盘散沙、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难道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难道社会主义农业的经济成就、社会成就，不是事实吗？新中国的工业化，是靠合作化集体化的农业支持的；新中国政权这样高度稳定巩固，也是依靠着政社合一的农村这个厚重的底盘。难道可以不顾这些，而可以打碎现有、折腾回去搞小农经济、搞一盘散沙、搞资本主义吗？　　
　　果真“散”了之后，一些人、一些地方，也许会做出资本主义的某种成就，甚至会出类拔粹，这是不用说的；但在同样时间里，社会主义可能取得的成就，在全体上，应当要大若干倍，而且可以减少或避免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危害性。社会主义对社会建设的全面考虑，对社会道德风尚的逐步提高，对社会稳定的自然促成，对于全民族的万众一心，应当永远是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　　
　　不应当颠倒取舍、不应当自取其乱。应当把力气用在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上。在“文革”斗争中，毛主席要达到的，其实就是这种巩固、发展、完善，那么，抵制的、保守的一方意味着什么？或者必然滑向什么？他叹口气，他很难肯定那抵制“文革”的、保守的一方，虽然他的父亲正在挨批斗，如果不开展“文革”，就不至于吃这样的苦头。　　
　　他感到自己的脚步坚定有力了些。他又一次克服了某种动摇性。自盐阜师范以来他所受的教育如此，他的思路很快就能理顺这些问题；也许，另外还有更高明、更能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理论，但可惜，他现在还不知道。至于范柳的“理论”，不足为奇，不能成立。　　
　　麦苗遍野的平原上一丝冷风也没有，冬日的阳光照得万物暖洋洋的。一股炊烟的味道飘逸过来，让他的心悠然一醉。乡村永远是乡村，除非很大的灾荒之年，不管怎样总有一股浓郁的生活的气息。　　
　　家里的门是掩着的，他推门进去，喊了几声“妈”，没有答应，进去到处一看，妈不在家。他放下手中东西，走出去，问人，人家指着叫他到场上看看。走过两条田埂，过了一道小桥，到了生产队场头，看到有几个人在阳光照耀的小山一样的大草垛下忙着，走近一看，是在搓绳。他看出来了，是队里的几个地富分子在做工。　　
　　他的母亲虽然也没有被定什么“分子”，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情况下，被视为地主婆而归入其中，也是很自然的，如果大小队干部下了这个命令，十个人就有十个人是不会为自己分辩的，也不会有人站出来说不妥当。他喊了“妈”，并且跟别的人也一一招呼。那些人一边做着手中的事，一边对他解释说，这是准备春耕要用的草绳。他看他们的神情，倒也见不出特别的痛苦，而是逆来顺受、坦然处之，他们习惯了，他们生活在一种压力之下，他们在“改造”自己。他总感到这些人至少是有委屈之处的，但他不能怀疑党的路线，而农村执行起来就是这样，也许从某种大局来说是必要的，他只有缄默不语，并且让自己接受这样的现实。　　
　　母亲憔悴的脸和斑白的头发，向他昭示着时光的无情流逝和生活的劳苦，他也就内疚起来，作为儿子，至今他实在是连起码应做到的也没有做到，还不如一个做农民的人，能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有自己的妻子儿女能慰籍老年的父母。　　
　　有一个富农分子手中搓着绳问他，二先生，你在街上忙啊？他坐到草堆上，说，我也不知道我一天到晚忙的是什么！我这一生忙的是什么！众人听了都不吱声，手中搓草绳的声音沙沙的响。他的母亲也不吱声，但他却看到有泪水从母亲鼻子旁边往下流，而母亲低头做着手中的事，没有去擦它。　　
　　一个人不知怎的出现在面前，说，二先生，你家来了？他一看，是俊德老头，文槐的父亲。他站起来，喊了一声“三爷”，因为老俊德排行老三，应该这样尊称。老俊德“唉唉”的跟他点了点，对他母亲说，大嫂子，你回去烧饭吧，二先生家来了！别的人也说，大嫂子你就先回去，我们把它完成掉。母亲这才放下手里的活，用手擦了一下脸，对众人说，那我就先回去了。众人说，你回去，你回去。老俊德说，我在这里呢，代你做一气。二先生，过一会我去找你！　　
　　回到家中，母亲淘米做饭，并且到房间里拿出几个鸡蛋来。他把布口袋解了，把青菜倒在一个旧笆斗里，拿了几棵，洗了，给母亲看，说，妈，你看这青菜！母亲一看，说，这菜好，以后找些种籽回来，菜秧子也行。他到墙边掐了几根小葱，水里略洗一洗，切碎，又把青菜也解了两刀。然后让母亲把口边的菜锅烧火。农村的锅灶，比城里的煤炉，要快得多，两样菜不一会就弄好了。饭锅也“咕咕”的开了，他掀起锅盖，在腾腾热汽中把正在“干汤”的米饭用锅铲翻抄了一下，盖上锅盖，听着锅里的饭正在煮成，透出饭香来，过一会停一下火、再烧一把火，叫做“烧饭锅”，饭就完全熟了。　　
　　他说，妈，我坐到你旁边，我们说说话。说着他就坐下去，坐到母亲身边的烧草上。一种孩子似的贴近了母亲的温暖之感，从心中油然而起，夹杂着跟母亲挤在灶膛门口小角落上的相依为命之感，想及外面闹着大革命的世界，想及自己的命运，又生一种茫然无着之感，活得很不扎实，他想抱着母亲就像小孩子一样哭一哭，痛痛快快流一次眼泪。但他怎能这样让母亲惊慌和痛苦？何况父亲正在公社门口被作为“地主分子”挨批斗，这情况不知母亲是否晓得？　　
　　母亲似乎也因为母子二人这样相依为命似的挤在灶膛门口而触动着心情，用一种极其温柔的细声叫着小名问他，二的，你怎么有空家来的？他说，城里闹得厉害。母亲听了默默无语。他还没有把他又坐了四个月牢的事情告诉母亲呢，那是不必说的了。他忽然想起刚刚看到的中央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不觉就找了个话题问母亲：妈，我问你一句话，你不要怕，在外面我没有人谈这个，也不谈这个。母亲说，你要问什么话？他说，农村的地富分子，刚才跟你一起搓绳的这些人，平时心里可有怨恨？想着有人来给他们变天吗？　　
　　大约这个问题问得大了、重了，母亲好久无言，后来说，还变什么天！现在世界平等，田都在集体，大家种，大家管，大家有饭吃，国家哪样没有计划到农村来？孙中山那时就说，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句话我从小就听说，一直记得。后来，孙中山上天了，军阀打仗。今天联军打得来，明天党军打过去，日本鬼子又来。蒋介石没有听孙中山的话，结果毛主席得了江山。他们都是孙中山的学生。毛主席土改、分田，合作化、公社化、公私合营，就是走孙中山的路。这都是天意。天老爷要怎样，你不服也不行。孙中山死的时候，天上訇訇訇的响！这样的人是天上派来的，响天鼓收他去了。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少数人，所以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人生在世，就是苦，地主富农资本家这些人，心里不服，总要被管着受两代罪，到第三代就要淡漠些了。黄牛力大上岸，水牛力大下水。现在天下好好的，老天爷会派一个跟孙中山和毛主席相反的人来变天吗？除非老天爷没睡醒，把令牌出错了，派混世魔王下凡捣乱，那时还要赶紧派星宿下凡来理事。　　
　　母关的话让他笑了起来。真想不到母亲能这样生动说出这番道理来，言简意赅，深入浅出，这哪里是一个“地主婆”说的话？哪里是一个没文化的、看不起眼的农村老婆婆说的话？就算混杂着迷信思想，道理也讲得是不错的！但母亲说的不是假话，也不是怕影响儿子的思想而故意拣能说的说，这个他凭直感就可以知道。　　
　　他说，妈妈，你说得是对的。不过，有的人从前死做死省买点田，也不容易啊；从前人有了钱，就是买田。母亲说，人随王法草随风，算命的也不会算自己的命！拉倒吧。　　
　　母亲把草往灶膛里送。火光映照母亲脸上那平静的神情，好像不再考虑这个算不得问题的问题了，考虑了也无益，烧饭才是最实际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倒不及母亲思想的广大、深邃，而且是如此从容、平和。　　
　　听得到锅底炸炸的起着锅巴，于是鼻子里闻到了带点焦味的锅巴香。他心中记挂着父亲，不知能否回来吃饭？他试探着说，□□可家来吃饭？母亲说，晓不得，他一早就被供销社的“红卫兵”带走了。　　
　　原来，母亲知道父亲是被“红卫兵”带走的，想必也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他默言无语，更感到母亲刚才一番话不但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出身，而且是超越了自身的痛苦。　　
　　他感到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感慨。想想这些地富分子，来了运动就像牲口被拉上场，而平日的处境，比起从前，也正好相反。从前，在乡村中，作为地主富农，是让人仰视、受人尊敬的人，也是当时“国民政府”治理乡村所依靠的人，那时农村是沿续几千年的乡绅政治；共产党来了，土地改革，阶级斗争，他们成了不同程度的管制对象，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就要查是否“阶级敌人搞破坏”，先把他们查一查，显得僵硬、教条，可是还挺管用，就把人镇住了，社会治安很好。“地主富农子女”，生来低人一等，没有出头之日，就连婚嫁都不易，这种痛苦，也只有往肚里嚥。在农村，从居住，到吃的穿的，地富家庭已经不如一般农民，也不敢高过一般农民。想到这些，他真的有恻隐之心，甚至觉得不公平，认为应当有所宽松。可是，他也知道，从社会进步上说，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革命的对象，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何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那就更为彻底。对地主富农的专政，亦非凭空而起，民主革命几十年的血战，就是最好的说明。　　
　　从统计数字上，他知道，1952年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每年免交地租七千亿斤，这对农民阶级是多么大的解放！而另一面呢，对地主阶级是多么大的打击！事难两全。这些数字也说明着从前农民和地主的总的状况，说明着中国民主革命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全国粮食年年增长很多。合作化、公社化以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制度逐步稳定，农业科技、优良品种的推广，大中小型水利不断兴建，农田的大面积改造，多种经营以至于社队办厂的提倡，农业机械的运用，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社会主义农业有力支撑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也成为共和国的稳定的基础，这是中国农民对国家的巨大贡献。而因为公有制，就要求大公无私的思想，批评自私自利的思想，农村社会风气也是好的。因此，如果一味哀叹地主富农的不幸，难道要回到旧社会吗？难道在一定时期内对被打倒的旧日的统治阶级给以专政的压力，是不必要的吗？如此等等，连母亲都能客观地看待，而自己却时时产生一些糊涂。六十年代以来，右派分子已经大部摘帽，这个地富问题，也总归有一天要这样做的，母亲竟然已经测算了时间，说要等到这些人的第三代。母亲好像是很懂得历史的呢。是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必有一个渐渐平缓的历史过程，却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前提的。他总算又一回理清了思想。　　
　　母亲对他说，你才来家，晓不得文槐的事，老俊德马上要找你谈，你就帮他拿个主意。他问，文槐什么事？　　
　　母亲告诉他，文槐领头，到三沟中学请来红卫兵，斗了大队支书孙汉明，文槐就在大队当了家，叫做“文革主任”。当家就当家，好好当家也就罢了，千不该万不该，文槐把小粉子糟塌了，小粉子就是李宝顺家的，李宝顺是一队的富农分子，没有儿子，就这个姑娘，婆娘也不在了，往后全指望着小粉子呢。这事情还在闹，听说三沟中学的红卫兵要来，公社“文革”也要来处理！如果被他们处理了去，晓不得要有什么苦吃！老俊德心里急呢！　　
　　他一听，虽觉那小粉子可怜，却也觉文槐可惜，这么好的一个小伙，怎么就一时糊涂的呢？可是，他有什么能帮助文槐的呢？他站起来，出了厨房，到门口去，等着老俊德。　　
　　老俊德匆匆的也就来了。进了屋，开口说，二先生，有件说不出口的事，要跟你谈。他说，我已经晓得了，别的你不要谈，你把现在的情况告诉我，文槐在家里吗？　　
　　老俊德说，不在家，躲到他舅舅那里去了，舅舅在外面烧窑，是烧窑师傅。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他们要抓到他还不容易！他问，小粉子现在怎么样？老俊德说，在家里哭。几个妇女帮着劝，又要劝小粉子，又要劝老宝顺，防着出什么事。他说，干脆把小粉子娶家来，给他们把事情办了，别人就不好干涉了。老俊德说，我们是要这样做的，可是……。老俊德说不下去。他问，“可是”什么？老俊德说，订金、环子都送过去了，一来老宝顺、小粉子都不松口，二来娶亲这样的事，不是一个时辰就忙得掉的，瞒不住人，等不到你把事办好，只要文槐一来家，人家着兴就抓得来了，都给你把守得好好的呢！他们哪里能让你躲过去！　　
　　他一听，一阵毛骨悚然。他先让自己定了定神，对老俊德说：　　
　　文槐虽然犯了这个错误，但我看他并不是随便之人，这小伙将还是有出息的。眼下大队“文革”主任是做不成了，在家里挣工分也不合他的性格，他可以跟他舅舅出去学习烧窑，用得着这手艺的时间长呢。文槐想必平时跟小粉子还是熟的，所以才一时冲动，索兴给他们圆起来，这个主意是对的。小粉子和老宝顺那里，还是要继续劝，应当劝得下来。老宝顺无依无靠，就这个女儿，嫁远了也不好，嫁在本大队，而且你家也不差，不是很好吗？关键有一点，要想正常办喜事，是不行的。这事情要不知不觉，要行动迅速。从前我们这里有抢亲的乡风，其实并不是真的抢亲，是闹的个热嘈。但那个形式就是行动快，不拖拉，一窝蜂的把新娘子抢上船，六把篙子飞一样的把船撑走了，新娘子虽说是被“抢”，但更有脸、更欢喜。我看你们可以悄悄的这样做个安排。上阵父子兵，打架亲兄弟，把本家都约好了，跟老宝顺这边也谈好了，说动手就动手，炮仗一放，谁也没有话说了。只要小粉子进了你家门就行，文槐什么时候家来，都无所谓了，即使被抓去，也不好处理他。我不相信三沟中学的红卫兵会来管这事，公社“文革”的人也不至于到这种时候还要来追究。　　
　　老俊德茅塞顿开，有了信心，说，就这样办！起身要走。他从口袋里拿出准备好的用红纸包着的十元来，双手奉上，说，这是十块钱，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老俊德双手发抖接过，说，一百斤米的钱呢！我收下，我去问老宝顺，他还有什么话说！老俊德朝他就要下拜，他连忙扶住，眼睛热热的含泪，说，心里不要急，但行动要快，一定能成！　　
　　老俊德走了以后，却见母亲从外面抱了一抱草回来，从草洞里塞进了厨房。不知母亲是甚时出去的，看样子是到门外给他们望风。母亲把身上的草屑掸掸，走过来问他，你跟老俊德咋说的？他就把情况一说，母亲听了点头，脸上露出坚毅神情来。母亲问，吃饭吧？他说，等□□家来。母亲说，不要等了。他说，我出去望一下。他就走出去，没走出几步，才到路口，没有望见父亲，却见有三个人朝他走来，而且其中一人用手指了他一下。他就站定了，等着他们。　　
　　三个人到了面前，是两个青年农民，还有一个看样子是公社干部。果然，一个农民说，你是郁老师吧？他点头说是。另一个农民说，这是公社公安特派员老林，这是大队“文革”宗主任，我们要问你话。他说，家里坐！宗主任说，不啦，就一件事问你。你看到文槐没有？他说，没有。又问，刚才老俊德到你家来过，没有说文槐在哪里？　　
　　他想了一下，不能这样受审似的被动着，干脆把事情给他们挑明，因为他已经估计到他们的意图了，他们是要把文槐让公安特派员带走，这就可能要送到县里去蹲看守所，这在公安特派员是很容易的事。而一个人如果蹲了看守所，那就要背上坏名，再也难抬头，在农村和城市都是一样的，人们的眼光就是如此，人民政权的威力就是如此。他要婉言加以劝阻，不能让他们带走文槐，要不然文槐这小伙子就可能被毁了。　　
　　他说，老俊德刚才是来过，跟我谈了文槐的事情，告诉我：文槐跟小粉子平时就有好的意思，这回文槐一时性急了，他们两家正在商量，打算让文槐跟小粉子把婚结起来。　　
　　公安特派员那很小的脸上，绿碗豆似的又小又绿的两颗眼珠子，朝他瞪了起来，突然问他，是这么回事吗？你是怎么说的？他镇静着回答，我说能结起婚来也好。公安特派员厉声说，这是强奸罪！而那两个农民干部这时也更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着他。　　
　　他对视着那两颗发着逼人寒光的绿碗豆，说，如果小粉子同意结婚，我们何必要这样处理呢？人民内部矛盾有时也会有对抗性，比如强奸就是对抗性的，可以定强奸罪，但他们双方愿意和解，而且结为夫妻，对抗性的就变成非对抗性的了。我们这样挽救两个农村青年的名声，不是变坏事为好事吗？　　
　　公安特派员那一直板着、好像随时可以凶横起来的小脸，突然现出笑容，令人捉摸不透，有点像是狞笑。他坦然面对着，让自己镇静着。　　
　　特派员的狞笑变成了质朴可爱的笑容，说，你活学活用得不错。到底是做老师的。老俊德没有请你去吃喜酒吗？他说，约了。特派员问，什么时候？他说，先约后请，到时还会来请的吧。　　
　　特派员更进一步露出牙齿笑了起来，说，好吧，你就吃了文槐、小粉子的喜洒再走。按照中央文件规定，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出身阶级成份问题，你不能回来，你要回避，你晓得吗？他说，我刚刚看到墙上贴的布告。特派员说，你晓得就好，免得他们不好弄。特派员指了一下那两个人。他点头表示接受这个劝告。特派员做了个“开路”的手势，就跟那两个人走。他对这个怪人竟有了一点好感，又出于好像需要巩固已有的某种成果，就说客气话：请到我家吃个顺便饭！特派员掉了头，很生硬的说，不啦不啦，你忙吧！　　
　　三个人走了。他背上冰凉，不知何时出了一片冷汗。　　
　　刚才这一幕，母亲站在门里已经看到了。他走回家，母亲问，他们说什么？他就把情况说了。母亲说，你救了人啦！刚才那两个，一个是五队的宗有栋，一个是三队的宗子瑜，他们心里想的就是把文槐抓走！虽然本来都是跟文槐一起造反的，但麻袋里的钉子，个个要出头！文槐是个炮筒子，他们两个有诡计些，文槐就是不出这个事，将来也弄不过他们。这下子好，是个机会，就把特派员喊来了。好在文槐躲起来了，特派员也听了你的话。险啊！你在家，我到老宝顺那里去一下，劝劝他，这事情要快！你肚子饿了，就自己先吃，我着兴就在那里帮忙做些事。　　
　　母亲说罢，扎起头巾，急忙地走了。　　
　　二　　
　　他又等了一会儿，把父亲等回来了。　　
　　父亲是以很正常的神情姿态回家的，一进门，见到他，首先倒问了他一句：你回来了？城上怎么样？这实际上是问他：这一向时你没有吃什么苦吧？他说，城上现在是保守派垮掉了，造反派分裂了。牛鬼蛇神、地富反坏那些人，运动初期挨斗了一阵，后来丢在一旁，没有他们的事了。父亲点点头，就去洗脸，他就到厨房里盛饭盛菜。　　
　　他看到父亲吃饭很正常，而且吃得很快，呼啦呼啦的，心里就很放心，父亲的身体是好的。父亲问他，你甚时候到农场去？他说，我明、后天就去。父亲说，这里没有事，你妈妈也好好的。要不要到供销社带点什么东西？我马上就去。他问，你还在韩家舍上班吗？父亲说，还上班。他说，上回买过一些东西了，那就买点糖果饼干带去吧。他就把文槐的事说了，并且说给了老俊德十元。父亲点头，并且叹了一声。说，我早点回来。　　
　　父亲对他说，你来是夜班的船，去睡个觉吧。　　
　　父亲这样安排了他，就出门而去，而且把大门给掩上了。他看出父亲根本就没有把挨批斗的事放在心上，而文槐的事，却已经很重要地放在心上了。　　
　　他就照父亲的吩咐去睡了个觉，足足睡了两个小时。他到外面去，沿着河边小路散步。方整化的田野，沟渠配套，田里都长着越冬麦苗，阳光暖暖的，但墒沟深处和麦子根部，还有一点点积雪。农民的草屋门前是自家的菜地，用芦杆编成篱笆护着。农民吃菜是掐菜叶子，舍不得整棵的挖起。这样比较省事，能持久吃下去，用不着一回回种菜。要说种粮食，他们可能比亭州的菜农懂得多些，要说种菜，亭州的菜农要专业得多，是两种不同的农民。　　
　　有一个草屋显然较为高大轩敞，屋后树木茂密，门前菜地兴旺，气象不同，不由得令人注目。这时有个女人正从旁边厨房里出来，看了他一眼，而他也看清了这个女人。虽然同样是农村妇女的穿着，但那脸怎么那么白、那么嫩？偏偏又是个大圆脸、大眼睛，水灵水嫩的。他想起了文槐说过的话，估计这就是大队支书的婆娘了，她是从来不参加集体劳动的，而照样有全年工分，还时常从集体支些粮钱回去，因为支书家里好比是大队的招待所，时常招待来指导工作的公家人。这也有几分道理，农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其实一年到头究竟有多少招待，谁敢去记账、算账？就让他们占这点便宜吧，农民想，在我一户身上能摊多少？文槐所说三年自然灾害饿肚皮年代还生孩子的，大约就是这一位了。文槐造反打倒、取而代之的，就是她的丈夫孙支书！这“靠边站”了的农村大人物，平时决不能得罪的，此时在哪里？也许正站在窗户后面看着他呢。　　
　　他赶紧转移了自己的目光，好像自己也是文槐一伙的，不是什么好人。　　
　　走过几节田埂，却见一些农民匆匆都到场上去。一个走过他身边的农民向他问候，他顺便问，去开会吗？农民说，是开会，把三队分下来，让孙家墩那一窝子自己成立一个队！再不行，就分田、单干、散伙！说罢，恨恨骂了一句，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弄不清是什么事，也不想多打听，完全作为局外人点点头，让农民走了过去。　　
　　他想起亭州街上那纷纷沓沓走着的人们，而在农村，各种力量似乎也正在“登上历史舞台”，或者说是“按捺不住，跳了出来”。他虽不了解情况，但能估计到刚才农民说的事情，那就是农民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要跟孙支书这个家族分开来过日子，不愿跟他们呆在一个生产队。可以想象的是，孙家墩那些人，比如孙支书的弟兄之类，在过去，时常会仗势欺人，处处占便宜，不服从分工，从而影响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正是集体经济内部的矛盾之一，涉及“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这个生产力要素，是应当以公正的原则加以解决的。无可奈何的农民，趁着机会，要用分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是可以理解的；所谓再不行就分田单干，说的是气话。其实，田不是要分就能分的，即使发生在一个生产队，甚至也会惊动党中央，因为这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如果分田单干了，农民头上就不会有欺压他们的势力了吗？可以说，那时自会有那时的恶势力，这只要稍有社会经验就可以想见。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农村，最有利于土匪恶霸不法之徒的横行，也正是封建统治的基础。相比之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除了有利于农田水利和乡村建设之外，实际上也给农民提供了安全保障，免得他们孤单无援。　　
　　三队正在发生的分队，也是农民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正是受到压抑的生产力要素，在要求改善生产关系。人民公社本来就是农民的创造，毛主席发现后加以肯定，但一切在实践之中，并没有现成的面面俱到的方案，像三队这种矛盾，该是有普遍性的，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亭州街头曾有转抄北京的大字报，说：　　
　　在人民公社八年以来的发展史上，开始曾经自发地有过以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以至一个县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现象，而“中国赫鲁晓夫”等几个显赫人物，提倡就如此这般赶紧“穷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说要不然就错过时机了。毛主席对这种“热情”大泼冷水，自称“保守派”，反对“共产风”，使人民公社终于稳定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较现实的基础上。可是到一九六二年，面对暂时困难，“中国赫鲁晓夫”等人又从极“左”跳到极右，主张“分田单干”。请一切善良的人们想一想，在那样受灾三年、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让农民分田单干，要引起多少混乱？要有多少农民流离失所？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水平怎么提高？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农业基础在哪里？这不是全要乱套吗？这究竟安的什么心啊？多亏毛主席顶住了“单干风”，保往了农村集体经济，只用几年时间，胜利实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走出了困境，现在市场繁荣、物价稳定。更早的时候，“中国赫鲁晓夫”是反对合作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的，所以这个人是一有机会就极右，掩盖自己就极“左”，往往先极“左”后极右，而现在又跳出来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想扑灭文化大革命，要跟毛主席一决高下，完全暴露了狼子野心和极右的本来面目。一直拿他当接班人培养、考察的毛主席现在把他揪了出来，用他来做一个反面的教员！　　
　　这大字报真厉害，所说的这些，他以前没听说过，是“内幕”，写出来真让人开了眼界。当然，这大字报只是一面之词，如果能同时听到为“中国赫鲁晓夫”所做的辩护，就既有诉词、也有辩词，对于读者，就更好判断是非了。但“舆论一律”，现在是“一边倒”，不可能出现这种辩词。　　
　　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一般只有二十多户，是很小的集体。距离以大队为核算单位、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的较高程度的集体所有制，还相差很大一截，要等待经济的相应发展。由小集体而大集体，由大集体而全民所有制，那虽然已经是很清楚的发展方向，却是很遥远的，在农村拿眼一看现实就知道，真是还需要若干代人的奋斗努力，积累起足够的公共财富。“穷过渡”肯定是渡不过去的，只有一步步的往前走。真难想象竟有“穷过渡”这样的主张向毛主席提出来，而且是那样的几个大人物！　　
　　看来，即使是“队为基础”这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生产关系内部，也不是没有矛盾了，像三队的这种矛盾，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虽不是敌我矛盾，却是十分尖锐、令人痛苦，非解决不可。如果上级党委过去的工作做到这一步，如果孙支书平时以身作则，并严格要求自己的家族，三队的矛盾就不会有今天的爆发。搞社会主义确实不容易，它要同人们千百年来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自私心理、狭隘眼界做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自己。应当说，三队的这些农民，虽然是在闹分队，却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想把社会主义道路走好。本来对这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们，应该反躬自省自己平时的工作做得怎样？但如果这时有个人来说，你们集体经济弄不好，散伙吧，各人管自己去！这个人就太粗心浮气、很不负责任了。　　
　　他想起了一句理论性的话：“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这句话大约是马克思说的。也就是说：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事物自身的发展，而在发展中，有些部份将会瓦解，有些部份将得到改造。那么如果用在眼前第三生产队的情况上，“瓦解和改造”就有两种：　　
　　一种是像孙家墩这样的矛盾不断借着不同的人、程度不等地反复出现、长期得不到解决，从而妨碍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提高，以至于大家都受够了，赞成“散伙”，抛弃了集体经济这个形式，回到各人顾各人的单干道路上去，这也会使这些农民得到一种解放，虽然它将带来单干情况下农村社会的一切问题；　　
　　另外一种，就是在保持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在内部不断克服孙家墩这样的情况，从而维护大家的生产积极性，这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天天都可能发生争吵、月月都可能发生打架，生产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人们的思想觉悟，就在这痛苦而又有趣的伴唱中发展起来，就像喜剧电影《李双双》所表现的那样。三队的农民就正在自发地进行这种内部的“瓦解和改造”，他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是庄严、郑重、全身心投入的，你不能不对他们抱着一种敬意。　　
　　他因为接触到现实，而叹了一口气，深感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农村的生存发展，是很艰难的。解放前就有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知识分子，而且还借助当时军阀政权做过农村建设的试验，但看来他们由于主客观原因，都没有解决问题。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是不是就解决了农村问题呢？从事实看，确实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农业的前提，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正是这样对抗着帝国主义封锁而迅速强大起来，也不过才十年左右，当中还有或“左”或右造成的损失，有连续三年大旱这样的自然灾害，有苏修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困难。以生产力五要素（工人的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自然条件。）来分析集体化的农村，每一种要素比单干时期都有了很大进步。只是每天听队长吹哨子上工的农民在自由方面是受了束缚的。集体经济相对地注意到农民个人的自由是有必要的，但不应把个人小自由作为绝对的唯一的追求和标准，那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历史现实，如果拿这个来否定集体经济而重归小农经济，则农民、农业、农村的大自由将从根本上遭到损失，这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他从那个发狠的农民忽然想到，小农经济的“复辟”，确实是很容易的，一纸命令下来，把集体的钱粮财物一分，把田亩一划，回到一家一户，就大功告成了。他的心乱跳起来，那样的话，人是多么自由啊，可是那自由的前景，必定是往回朝着旧社会的情况走去的，而且势必要跟国家工业化发生冲突，除非你再往后退一步，把国家的工业变成私人的工业，那更不可思议！国家何必要那样做？国家那样做，国家将失去自由。果真能成功走出一条与毛主席的主张不同的路来吗？他不敢相信。　　
　　如果现有的集体所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当然应该被农民抛弃。事实上，土改之后，单干时间很短，单干的积极性确实还有待发挥出来。你说“不能走那条路”，农民却充满个人发家的幻想，许多人想走单干的路。合作化之后，这好像存了一段不了情在农民阶级，特别是中农以上农民的心中。只要这种不了情释放出来，集体就会“散伙”，土地成为自由的土地，资本主义将自然而然地从复苏到迅速成长，土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以便为少数人发挥出经济利益来；社会工作部门仍然是大有作为的，只是所忙的事情却越来越不同了，将整天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事情……　　
　　这是可能的。这是随时可能的。这是很容易的。这比想象的还要容易。这就是“和平演变”。一切可能都已经包含在现实的情况之中，有多种而不是只有一种发展可能，要不然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场大争论了。那么，究竟往哪里去是乌托邦，往哪里去是现实之路呢？怎样是进步，怎样是退步？进步如何，退步又如何？这笔账究竟要怎样算，才算得过来？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句话，经过了如此反复的计算吗？能够被修正吗？确实有人像怀有“和氏璧”那样，拥有更好的和最好的东西吗？他们对现实矛盾的这种“散伙”式的“瓦解和改造”，比毛主席还正确吗？他不敢肯定。　　
　　卢梭的一句话大约会让所有的人们都要悲观和深思，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看来，自由以不自由为前提或后果。存在着不同的自由、不同的不自由。往往你的自由就是我的不自由，少数人的自由可能以多数人的不自由为代价，长久的根本的不自由可能以一时的局部的自由为诱惑，如此等等。总之，自由是一个双面体，而不是只有一面。人们有选择自由的自由，人们也有离开不自由的自由。人们无不希望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不正确的选择有可能是灭顶之灾，那时死亡就成了唯一的自由。所以，自由是一个有风险的话题。　　
　　把人囚禁于天地之间，看着人们徒然挣扎、左冲右突的那个力量，是多么幸灾乐祸、洋洋得意啊，它在西方文化中被命名为魔鬼，是上帝的对立面，而在中国文化中，叫做“天地不仁”……。活着的人总是要戴着卢梭所说的“枷锁”的，问题是戴哪一副“枷锁”好一些？这是一种数学关系，人们只能两利相较取其大，两害相较取其轻。　　
　　他感慨着，无章无序地思想着，就像山里人的头脑里总是有山，沙漠人的梦中也会有沙漠一样，他散步在田野上，处在“文革”中，而考虑着农村，考虑着“两条道路”与人的自由的问题。他继续漫步，觉得双脚踩得比较坚实一些了，脚下土地似乎像他一样深思而不安，跟他有着思想情感的交流。　　
　　但他就看到宗有栋、宗子瑜一些人急忙奔三队场上而去，样子像是救火队一样。他的心为之一紧。他们是去支持分队呢，还是去阻止分队？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去支持分队的可能是不大的。但如果阻止分队，他们就应当拿出能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应当帮助农民选出一个公道而又能干的好队长，同时还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幸好他刚才没有对农民说什么话，他保持了距离，避免了是非。中央的布告让他这样的人不要回乡，使他心中不舒服，但现在却理解到这也是有所预见和好心好意。　　
　　他向旷野走去。他的目光，不觉就停留在远处那片树林茂密的地方。冬季的树林，木叶尽脱，无数的枝条在空中聚集起一团淡淡的青色和生意。树林的下面，到处是枯黄的芦竹在风中摇曳。芦竹的冬季含蓄的生机，不像树林那样表现在傲然矗立的光秃秃的枝条上面，而是暗藏在下面的泥土中，它的密布的顽强的根系，将在阳春三月几乎一夜之间长出剑林一样的新的家族。他止住脚步，久久凝望树林那片地方。对于别人，也许就只是一片无动于衷的乱坟地，而对于他，却总是意味深长。好像只要他站到那里，哥哥就会来到他的身旁；只要他轻轻喊叫一声，就会从冥冥中得到确切的回应。他没有朝前走，他只是远远凝望着，让那不幸压在心头，流下泪来。　　
　　他在田野上又转了好一会，有时在田埂上、小河边坐下来沉思万事，有时站到大圩上远眺平原，还有时仰望天空，似乎想与天地通感、获取启示，一劳永逸捕捉住什么根本的绝对的东西……。但历史上向人类提供这类东西的学者、大师，还少吗？后人又从而不断地向人类提供着，至今依然莫衷一是而又绵绵不绝，只是让全世界图书馆里的各种经典无穷地增加，彼此冲突，谁也没有说服谁。　　
　　有哲学和宗教说，人类永远在黑暗之中，人类永远不能得救。而佛教则坚定地说，西方有极乐世界，现实人间只是苦海。一死生，齐彭殇，绝圣弃智，清静无为——道家力求逍遥，赞美大鹏的高飞远举、仙人的遗世独立，这条逃避人生的思路，给了无数人以精神的自慰，真正的情绪却是悲观。儒家脚踏实地，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孔子以来坚持不懈，自强不息，至大至刚，可歌可泣，出现过许多站到精神高峰上永垂不朽的人，但儒家的另一面也被奴性弄成封建礼教，并且占了上风，终于也没有能匡齐天下、收拾人心，最终从国家指导思想的崇高地位上偃旗息鼓退了下来，而让位于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再好的学说也会被腐败的统治者弄成为我所用的东西的，何况是本来自身就包含着某种欠缺的儒学呢？它被人导向腐朽没落的封建礼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直到帮着封建统者把中国弄完，让帝国主义强盗打了进来大肆抢掠。虽经两千多年努力，天下距离儒家理想的文质彬彬、至真至善、至美至和、至乐至同的境界，不知还有多远，但这理想永远是不错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宣布它是儒家的“乌托邦”。　　
　　资本主义虽仍强大，却已经遭到马克思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们的彻底批判，而社会主义，有许多亿人口正处于它强有力的实践范围之内，可是，社会主义内部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分歧，甚至可以说产生了危机，“文革”的爆发以及它的“反修防修”的旗号就是明证。　　
　　暮色茫茫之中，他多么想嚎啕大哭，或者仰天长啸。然而，就连适合狂啸的旷野也没有了，到处都是人，大地上人满为患。你在如此密集的人群中实际上就很难有阮籍式的嚎啕大哭、陶渊明式的仰天长啸、王维式的自得其乐，这种说法也已经成了美文学的东西。　　
　　刚解放时全国人口四亿五千万，十七年过去，现在七亿人口了，据说全国人口平均年龄从解放前的三十五岁达到了六十五岁，这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惊人成绩，而死亡率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逐年下降。这些，当然是好，可也不觉得更好，然而，“更好”是什么？谁能拿一个“更好”来？一切只有从这实实在在的土地上生长出来。　　
　　就带着某种压抑的心情，他回到家中，并且也有些疲倦。　　
　　父亲正在家里等他，一起到文槐家里去吃喜酒。小粉子娶走了？娶走了。这么说，是抢亲成功了？成功了。父亲的回答虽然是淡淡的，却也流露出一种农民式的质朴的兴奋。他的精神不觉为之一振，生活立即展示出了美好的一面！于是，他们父子二人一起到老俊德家去。父亲还买了一对搪瓷彩绘热水瓶作为礼品。　　
　　父亲毕竟在供销社工作，生产队去买化肥农药、农民个人去购买东西，常得到父亲照应，而他是在城里做老师，也是人上之人，而且他们带来了鲜亮的礼品，先前还有十元的红封（亭州城里人去吃喜酒送的红封一般只有五元），在众多农民当中，他们父子是尊贵的客人，纷纷问候，老俊德心中感激，几乎又要下拜，被他们一把扶住，老俊德抹着眼泪把他们让进屋里。屋里的人们都站了起来，又是纷纷的问候。　　
　　屋里摆了两桌，门外搭的棚子下面还有三桌。门里门外，租来三张汽油灯，照得雪亮。厨房披子那里烟汽腾腾，飘逸着炒菜的香味，妇女们穿梭一样的跑忙。气氛在喜气中还有一种心照不宣的紧张，似乎格外地喜气洋洋了。　　
　　互相让了一下，民兵营长坐了上席，因为他是到场的具有大队干部身份的人，算是父母官，而大队现在当家的两个新干部虽请没来。又让了一下，左右坐下的是父亲和文槐的舅舅，再依次就是生产队长和会计，然后是他和生产队保管员。一桌十二个人，亲友之外，队里每家来一位男子吃喜酒，这是不需要出礼的。他的身边坐的就是老宝顺，他有意跟老宝顺说说话，让这位不幸的父亲进一步转变心情。　　
　　民兵营长是个很显著的马脸，而且眼如葵花籽，小得难看，身上穿着褪色的旧军装棉袄，戴着旧棉军帽。只见他站了起来，说，我姓马，当的养马兵，嗳，生的也是马脸。我们连长后来说，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适合养马。结果，当兵三年，就养了三年马，混了个班长。“养马班有个马班长，军马养得健又壮”，战士演出队给我编了个“数来宝”，表扬我的工作，我在全团都出了名。后来自己想想，比当三年养猪兵总要好一点。退伍回家相当长的时期内谈不到老婆，原因就是这张马脸，连做媒的看到我，都觉得没有信心。我也不急，我晓得不是难看不难看的问题，是个缘份的问题。缘份不到，哪有老婆？嗳，这话不假，结果有一回出去开水利现场会，我就把个老婆现场回来了。回头一想，不奇怪，我丈人家那地方，虽然名叫向阳大队，其实以前就叫马家庄。　　
　　这番话引起众人一阵阵的笑。民兵营长继续说，来，今天，我就一马当先，先敬老宝顺的酒，喜事啊，缘份啊！老宝顺也许一辈子不曾受到过这样的抬举，那双粗糙的大手，有点颤颤的拙拙的端起酒碗，站了起来，于是大家都一齐敬他，说大喜、大喜、缘份、缘份。只见老宝顺艰难地喝下了一口酒，大家都连声说好，也就都饮了一口，然后坐下来，筷子一齐伸向桌子当中那一大碗切得四四方方、烧得红红油油的红烧肉，送进嘴里，愉快地咀嚼着。喜酒就这样吃起来了。　　
　　酒至半酣，舅舅高声说，文槐呢，怎么不出来？家织布的印花蓝门帘一动，文槐就从房间里愧愧的出来了，点着头称叫着营长、队长、各位长辈，而后站到舅舅身边。舅舅却不跟他说，而是把腰挺了一挺，说，我唱一段《借东风》助兴。手拿一只筷子在碗边上敲起板眼，放开粗哑的喉咙，唱了起来：　　
　　学天书，玄妙法，易如反掌；　　
　　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　　
　　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　　
　　领人马，下江南，兵扎长江……　　
　　跑忙的妇女们都挤到门口来听唱。以他这个外行听来，唱得是有板有眼，嗓门虽粗，却是婉转有致。一直唱到最后：　　
　　这也是，大数到，难逃罗网；　　
　　诸葛亮，在坛上，祝告上苍。　　
　　啊！一刹时，东风起，从空而降；　　
　　为什么，有一道，杀气红光！　　
　　唱毕，都喊一声好。舅舅神不动，气不喘，对身边的文槐说，听清后面的唱词没有？大数到，难逃罗网，有一道，杀气红光！好在你暗中得贵人相助，化险为夷、因祸得福，但还要逃出罗网！明天一早，跟我走！　　
　　想不到这段唱的用意在这里。营长说，对，跟舅舅学烧窑去，一世的饭碗不用愁了，哪个社会不要砖瓦盖房子！等我们集体经济发达了，要统一布局，给家家盖楼房！众人都附和。舅舅说，你从小舅舅就看在眼里，正考虑带你出去烧窑，你造反了，还做了出头椽子，当“文革”主任，我心里就说，不是好事。那时劝你是劝不下来的。想不到，没有等人家当权派反巴掌拍过来，你自己就下台了。这是好事。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有一天，求你的人多呢。说舅舅有钱，你比舅舅还要十倍百倍的有钱。酒也不要你多敬了，这碗酒，你把营长、老姑□、二先生、你丈人四个人敬一下，别的我来代你敬，你也累了，敬了酒就到房里去，跟小粉子谈谈心，道个歉，以后一世的夫妻，还要靠她给你当家。　　
　　文槐遵照舅舅吩咐，端了酒碗，依次敬酒，最后到了老宝顺面前，清清楚楚喊了一声“□□”，饮尽了碗中酒，老宝顺虽没应声，也没有站起来，但饮了酒。大家说，好！好！文槐把酒碗送还舅舅面前，给大家恭恭身，就进了房门。舅舅给自己重新斟满，端起酒碗，说，今天情况有点特殊，所以我不让他多喝，不到之处，我做舅舅的代他来敬。我把这一碗一口气喝下去，算是敬队长、会计、保管员各位，还有营长、老姑□、二先生！敬各位贵人！说罢，端起那满满一碗酒，当真一口气啯啯的喝了下去，众人都吃惊，喊一声好，忙请舅舅用菜。舅舅说着请请，伸出筷子夹了一块亮晶晶四方方的大肥肉送进嘴里，说，我们农村就是上规矩，切肉都符合孔夫子要求，叫做“割不正，不食”，二先生，可是这样？想不到这烧窑师傅还知道《论语·乡党》这一句，他说，对对，你说得对！舅舅伸手取过那二斤装的酒瓶来，先给众人都斟了酒，而后把自己的酒碗又斟满，放下酒瓶在自己面前，说，说过了孔夫子，我再来一段诸葛亮！众人喊一声好，舅舅用筷子敲着碗边，又粗门大嗓唱了起来：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第五章   聚散　　
　　一　　
　　第二天一早，文槐果然跟舅舅走了，小粉子泪眼红红的送行到门口路边。这情况很快传遍了家家户户，引出一些叹息，事情也就算过去了。三队那里，他听说，分队被阻止了，但顺从群众意愿，让分队后新选的队长做了队长，是群众公举的一个正派能干的年轻人。　　
　　因为母亲生感冒，而父亲的挨批斗还没有结束，他在家里又过了几天。后来，再不能呆了，因为怕被人用中央的那个指示来找麻烦，他出发到乔丽的农场去。从家里出来，向北走过一片田野，上了大圩，摆渡过河，那边是一个小集镇，人口不多，空旷旷的。两县城之间的九十里县际公路有一个停靠点就在集镇边上，上下午来回四班汽车，过时不候。有一个妇女负责卖票，提前十分钟笑嘻嘻的来卖了票，一共五个人。过了一会儿，汽车也就到了。卖票妇女吹哨子挥动小红旗以示停车。车门开处，没有下车的，他们五个人上了车。妇女跟司机做了交接，谈了一句家常话，也就吹哨子挥动小绿旗发车。车上有个农民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又一个农民说，人家在县汽车站拿正式工资呢！第三个农民说，乖乖，要多大的关系才有这样的好事？住在乡下拿城上的工资！　　
　　四十分钟后到了射阳县汽车站，买到了半个小时以后开往农场方向的车票。两个多小时之后，他到了上次到过的那个小镇。　　
　　他带了干粮，是妈妈做的两块饼和两个熟鸡蛋。找个路边坐下来，就可以把午饭吃了，但他想到上回那个老汉家，不妨到那里去吃个饭，歇一歇，顺便也跟老汉聊聊，了解些情况。他依照记忆找到了那个老汉家。老人一眼认出了他，很热情的让进屋，请他坐下，说，你又来看望家属了？我弄水你洗个脸，马上弄饭给你吃。他问，你的孙子呢？老汉说，到他姨妈家去吃饭了。他说，那我也不麻烦了，我带了干粮，跟你要一碗开水，就行了。老汉说，开水现成。你这个同志眼尖，看出我冰锅冷灶、没有做饭。今天我确实没有做饭，因为孙子不在家里吃，马上自己把冷饭烫一下，两块萝卜干就行了。不过你如果要吃饭，我马上弄，还是蛋炒饭，也快。他说，不要费事了，我有干粮，不吃掉也累赘。老汉一听，说，对对。就去弄了水来，让他洗了脸，又倒了开水来，里面还是放了他自家做的茶叶。　　
　　他拿出饼和熟鸡蛋来，请老汉一起吃，老汉说，我早上吃得晏，肚子不饿，你吃你的，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可能你就是得到这个好消息才来的吧？　　
　　他一听，请老汉说是什么好消息？老汉说，农场要解散了，移交给地方，犯人已经遣散了一批……。他一听，真是无比重要的好消息，但是不是确切，还不能断定。他问，犯人是遣散还是转移？怎么可能把犯人遣散？老汉说，当然是遗散，农场的田地房屋物资都要移交地方了，二十年以下的，全部遣散，二十年以上的转移。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指示？他感到越听越糊涂。　　
　　毛主席的指示那管的就宽了，不光是这个农场，那是全国的事情。老汉回答得很明白，可是他更糊涂了，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疑在梦中。　　
　　先放那些三年五年以下的，后放那些十年八年的，最后放那些十年以上的，都放回家，哪里来哪里去，交给当地管，放在群众当中。只留极少数的集中到别的地方去。你家属我记得上回你说是十五年的，而且是冤枉，你来得正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呢！　　
　　老汉越说越像是真的了，他的心嘣嘣直跳，确实还不敢相信有这样的好事情。　　
　　他赶快吃了干粮，喝了水，道谢老汉，从带给乔丽的糖果里抓出两把来，留给老汉的孙子。老汉笑道，这糖我收下，我是报喜的，该吃你的喜糖！他不敢接受这一简直很“冒进”的说法，但他还是很感激地点了头，告别老汉，就朝农场走去。他要赶快见到徐场长，究竟如何，一切就都清楚了。　　
　　毛主席真的会有这样的指示吗？在没有见到徐场长之前，是不敢肯定的。但从道理上说，除了那种真正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凶恶犯人，不得不让他们坐牢，其余的，确实可以放在人民群众之中，利用群众的力量管制、教育，有利于减少对抗性。他相信毛主席对这个问题，会有这样的思路。像乔丽这样的“犯罪”，何必一定要判十五年徒刑呢？何必一定要送来劳改呢？假如明文规定这种“软性”的问题是放在群众中教育改造，宗进庭给他的这一打击报复也就不可能实施到这种程度。　　
　　他胡思乱想着。渺小的他想得再多再合理也没有用，但他还是不可自止地要这样胡思乱想。人区别于动物，就是他有思想的本能，而且可以被实践证明是有预见的。说到预见性，其实动物也有，它知道怎样找到水和食物，但这与人的思维大约不是一回事。　　
　　他还没有到达农场，就已经从事实本身判断到，老汉所说，大约是真的。因为他看到有不少人带着简单的行李，迎面走来，而这些人分明是从劳改农场释放出来的。他们苦兮兮灰蒙蒙、以至有些麻木的脸上，有了一种光，一种获得解放的光，一种希望的光；他们步子走得急切，身子都向前倾着、向前冲去一样；他们的心已经飞到自己家中，哪怕那只是一个茅草棚，也是他的温暖的家；家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的自由、有他愿意去做的劳作和收获，就连痛苦也不一样……　　
　　他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从眼前走过，感受到他们心中的一切，并为这种大批犯人获释而出的场面所感动。　　
　　这情况到了农场门口，更得到了证实，有更多的拿着自己简单行李的人，带着那种同样的特征和表情，从里面急切地走出来，在岔路口朝不同方向散去。　　
　　他赶忙进了农场，直奔场长室。他一眼看到了徐场长，一颗心放了下来。农场里正在做这样大的工作，而徐场长的办公室里却仍然只有她一个人，但桌子上堆很多材料，显出正在处理的事情较多。　　
　　你来得正好！是听到什么消息的吗？徐场长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问他，一边隔着桌子向他伸出大手来。　　
　　他卑谦地跟徐场长握了手，回答说，我来的时候没有听到什么消息，到了这里小镇上听到了有关说法，而且看到正在释放人，是真的吗？　　
　　徐场长哈哈笑了起来，说，当然是真的，你都亲眼看到了，还不真吗？真是大知识分子！徐场长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给他倒了一杯开水，递给他，而后又回到办公桌后面去，坐下来，说，我们这个农场整建制撤销，土地房屋移交地方！不光是我们，也不光是我们省，但我们省的行动是比较快的，有的省比我们还要快一点。全国的劳动改造单位要大大减少！《九评》上就有一段跟我们工作有关的话，写在“理论和策略”的第十三条，说“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现在，又有了新的指示，更具体了，说“不需要这么多监狱。把监狱里这些人放到群众中改造，这个办法好，天塌不下来。”老郁啊，其实毛主席的意思在原则上早就说过多次，可我们领会不深。毛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嘛，人民应该得到最好的对待，他犯了错误跟在旧社会犯了错误不应当是一样的结果。你记得吗，一九六O年撤销过检察院，一九六二年又恢复，公检法一会儿分开办公，一会儿合署办公。一切都在实践之中，目的只有一个，怎样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怎样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毛主席说，要搞群众监督，不能监督群众。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主要靠群众监督。还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有反必肃，有错必纠。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改造人第一，生产第二。要把犯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真是一系列的指示啊，我条条都记得！现在，正在劳改的这些人的多数，都放到群众中去，让他们带着释放证，到当地派出所、居委会报到。只有极少数的人，才需要圈起来坐牢，而且要得到省一级的批准。我们这里，重大犯人都解走了，集中到少数几个监狱里去。这是个大行动啊，这是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思想！　　
　　他一听，喉头就紧了一下。徐场长说，乔丽的事情，本来就不该这样处理，但我们只有接收、执行的权利。她是十五年期的，已经服刑五年。一个月之后才释放到她这一档，看来还得在农场过年。这个我不好提前，工作不能乱。　　
　　尽管如此，他一听到乔丽很快可以获释，就哭了下来，捂住眼，弯下身；他抑制住不发出哭声，身体不自主地剧烈抖动起来。徐场长说，你就把声音放开来哭一下。但他却控制住了，他坐直了身子，抬头看了一眼毛主席像，由衷地地说，感谢毛主席！　　
　　徐场长用手揩了一下眼睛，说，这几天，我们这里，犯人释放时都喊毛主席万岁，就是天上的神仙、地下的阎王，也要感动。现在，你既然来了，我就做个特殊处理，安排招待所，让你跟乔丽过三天，以后到时你再来接她回去。行不行？我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写给你。　　
　　他忙站起来，连声“嗯嗯”答应着，双泪直滴，也就取出本来就准备送给徐场长的一斤糖果来，送上，说，这是糖果，一点心意。徐场长说，行，收下，及时，算是你的喜糖吧，我代你发。你在这里歇一会儿，我去把这事情具体布置一下。这虽然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但还是头一回，以后也没有第二回。　　
　　徐场长把让他以后联系的电话号码写给他，出了办公室。他一个人坐着，渐渐从一种高度的激动中平静下来。他将要面对的，是跟乔丽过三天，可是将怎么相处、怎么在一起过，似乎成了大问题。他还简直不能相信这将是真的。可是他急切期待着这马上就要实现的事情。他的心，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特殊的幸福，而不听话地怦怦乱跳起来。他这时的心情，和那些灰头土脸的赶路的人们，其实是很相似的。　　
　　他又抬头看了一眼毛主席像，希望从心中找出一点宗教情感来，好让自己能最流畅地表达最真诚感激的心情，可是他找不出这时候似乎能适用的那种宗教情感，还有某些必要的宗教动作。他是中国人，是中国的读书人，最缺少的就是这个。虽能懂得，却没有。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大的作家，也有那样深的宗教情感，而黑格尔把宗教摆在艺术和哲学之上，列为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从黑格尔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就有点不可思议了。至于中国的若干民众，多多少少是有宗教意识的，可惜与鬼神迷信难以分清，就连一些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中国人到底有无宗教？也许不如说中国人的宗教是“治国平天下”，是唐诗宋词。　　
　　他试着能在自己心中唤起“吾皇万岁”的诚惶诚恐的“忠君”情感，以表达自己深深的感激之情，可是这也徒然不能，因为时代不一样了，那种境界，那种“形式”，他进不去了。然而，当多少人在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却是感动的，也感到很自然。这时这个“万岁”，也就相当于一声欢呼吧，就像俄国人高呼“呜啦”一样。　　
　　他想起了《论语》，有这样几句“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仁者爱人。　　
　　刚才徐场长所说的那些毛主席的思想，在“形式”上抽象出来说，不是跟孔夫子一致吗？也就是以“爱人”为主导，以法制为辅佐，这就是“仁政”。从逻辑上说，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才能真正地和最广泛地实现“仁政”，这并非“仁者”所赐，而是人民国家的性质理当如此。　　
　　他不敢把毛主席说成儒家，但毛主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要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毛主席要求的是批判地继承，他自己的文章、思想、政策，就浸染和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成份，有时还赋予新意地直接引用孔夫子的话。但是，说毛主席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儒家传统，这样的话却不可以随便言说，因为有一种无知的或紧张的态度，能把你的好意当成反动去恐惧和揭发批判。“文革”以前，就有这种情况，“文革”中，有所泛滥。这是不正常的，也是一种“精神奴役的创伤”，来自历史，还在现实中加深，有点像长期存在、可以传染的疾病。不用说他和乔丽，就连刘镇琛那样年轻的学生，包括那个上台发言批判刘镇琛的女生，也都遭受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并且不能自拔。看来，伟人也不可能一挥手就为人民消除所有历史因袭的负担。小于历史的人，挣扎于历史；高于历史的人，也只能因势利导地改变历史。“文革”，一方面宽松、解放了人们的某些思想，一方面，又绷紧了人们的某些神经。绷紧的与宽松的似乎有着辩证的关系，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你不能只要一面而不要另一面。这一切正呈现为一种巨大的矛盾运动，中国正处在这个巨大的漩涡之中。有人兴奋，有人沮丧，有人叹息，有人担心，有人诅咒。就像狄更斯针对大革命时期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徐场长回来了，他站了起来。徐场长说，别着急，你坐下来。徐场长到办公桌后面坐定，对他说，我布置下去了，不会有问题的。我们食堂旁边有个小浴室，这会儿你没有事，又坐了这么远的长途，先去洗个澡。我也有点事。你洗好澡，跟食堂要点开水，到学习室去歇歇，喝喝水，看看报，到时我派人去叫你，让人带你去跟乔丽见面，并且跟她一起过三天，时间上跟你定一下：从今天算起，今、明、后，第四天上午你就要回去，为接乔丽回家做些准备。你的东西就撂在这儿，你到食堂去吧。　　
　　这种关心虽然刻板生硬，但好像唯其如此，而更令他感动。他按照徐场长的指引，到食堂去。所谓小浴室，在食堂大厨房里，确实不大，只有两个平方，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有个下水道槽子通向外面，用铅丝网拦住了杯口大的墙洞。里面有个冷水缸。食堂里提供了一桶热水，一个舀子，一个脸盆，一条半旧的但晒干了的干净毛巾。有一块“大运河”牌的肥皂现成地在眼前的一个墙洞里。至于衣服，墙上有一个挂衣服的东西，还挺精致。一双木拖鞋守候在地上，等你使用。屋顶上有个不大的玻璃天窗，透进光线。至于门，可以关起来，但里面没有插销，而是在门外有个牌子，一面写着“有人”，一面写着“无人”。他进来时，就把“有人”的一面翻转朝外，别人就不好进来了。一切至为简陋，但不缺什么了，唯一缺的就是蒸汽。但北墙的那边就是食堂大灶的锅膛，所以小浴室里竟有点暖烘烘的。也可算因陋就简，精心设计，而且是“节约闹革命”了。他脱了衣服，洗起澡来。一桶热水很充裕，多冲几遍，渐渐也就不冷，最后竟微微出了汗。　　
　　在洗浴的享受之中，他忽然想到法国人民的攻陷巴士底狱，那上面有一尊对着人民的大炮，这成了某种可恨的象征，于是被人民推倒。革命好像不免要跟监狱发生一点关系。那么，毛主席在“文革”这时，采取这个削减监狱的措施，倒也不是出于偶然？但这件事，除了他这样的当事人，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亭州的百姓们、造反者们就不知道，也许只有公检法里看到文件、得到传达的少数人知道。　　
　　身体的清洗，带来精神的轻松愉悦，他向食堂人员道了谢，要了一瓶开水，一只碗，就到旁边的学习室去，他上次去过的。门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报纸依然管理得很整齐。他就看起最近的报纸来。　　
　　他注意到在一月底的报纸上连续几天都有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最坚定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支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人民解放军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号召，握紧枪杆，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　　
　　一月二十九日的报纸说，阿尔巴尼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国防部长巴卢库，“在广州热情歌颂毛主席和我国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保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胜利。谁反对中国，谁就是反对马列主义，谁就是反革命。”　　
　　他还特别注意到，一月底的报纸上，有“青岛二十三个革命造反团体联合起来，夺了青岛党、政、财、文大权”，有《人民日报》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有《红旗》杂志社论，提出“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夺权斗争”，这就是“革命三结合”。　　
　　接着，二月份有点“捷报频传”的势头，以“西南的春雷”报导了贵州省的夺权，以“东北新曙光”报导了黑龙江省的夺权，《红旗》评论员文章说，“一切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应当站出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决地进行斗争，而不管他们的什么‘纪律’，他们已经不是革命的上级，而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他觉得他对形势突然地得出了一个整体的估计，感到他竟然心有灵犀知道了毛主席在做什么，也知道处在运动中的各种不同的人们各自怀着怎样的心思。毛主席正掌握着现实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矛盾运动体，用他的矛盾斗争理论，在引导运动“收”，并且要“收”到符合文化大革命的要求上，而这是面临各种困难的，有革命造反群众方面的，有各级干部方面的，这其中要让军队发挥工作队的作用，因为军队不言而喻最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有人来喊他了，他归还了热水瓶和碗，就回徐场长办公室去。徐场长定睛把他一看，说，好，新鲜气出来了，还挺英俊。你坐下来，马上让你去，估计新娘子还没有到呢。他一听，脸上烘的一下，体会到作为男人的卑下无奈、厚颜无耻，同时却被理解为“幸福”，而且会得到祝贺。他以为豪迈的徐场长会爆发出让他难堪的笑声来的，不料，却见徐场长擦起了眼泪，他的心被触动了某个部份，眼泪也涌了出来。　　
　　他觉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在推动着他，他说，徐场长，虽然我们岁数差不多，但以后让我叫你徐大姐，好吗？　　
　　好的。徐场长揩着眼泪点了头。徐场长的眼睛因为流泪而红了。问他，你有姐姐妹妹吗？他说没有。徐场长说，我知道你三十九岁，我比你大两岁，我不做你们临时的大姐，而要做你们一辈子的大姐。他更为感动地答应了徐场长。　　
　　徐场长忽然问他，你们那里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他就把大致情况说了，只是没有讲宗进庭等人竟在造反群众要求下被投进看守所，他怕徐场长听了会“很不理解”。　　
　　徐场长问，闹到现在，抓出了几个走资派？他说，当权派一般都靠边站了，但当然不等于就是走资派。一个人真正被定为走资派，大约也不容易。徐场长说，但走资派这三个字，也不至于仅仅是一种词语吧？全国人民这么高的革命热情，都是在跟某个词语做斗争？这有点不可思议吧？词语的下面总有实质性的东西。　　
　　他说，对的，词语、概念本身，就是对某种实质性东西的概括，而不光是词语上的存在。但把这个实质性的东西，具体落实到某个领导干部身上，说他就是走资派，这个却不容易，群众也没有这样做。运动要打倒的对象在词语上很明确，在具体上不是看得很清楚。这大概就是这次运动的一个特点吧。根本原因可能是大多数干部没有多大问题，严重的问题不在下层，而在上层、在路线。这个在政策上已经预先有了规定，《十六条》说，走资派问题的最后处理，是“给出路、重新做人”，说明是要当认识问题对待、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一种说法，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演习，那么更主要的就不是为现在，而是为将来。这大约好比我们小时候读书，先读下去，等到长大了以后才真正懂得，有句老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　　
　　徐场长挺严肃，说，不，这不是小孩子念书！矛盾虽然不像斗地主、不像战场上那样明显，但矛盾还是能从社会上感觉得到的，人民群众能这样发动起来，原因就在这里。我们的社会是有矛盾的，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而最重要的是上面不能出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这些不是空洞地说说的词语。可能矛盾还没有到尖锐的地步，还没有十分明显。但毛主席怎么能让矛盾发展到那一步再来搞运动呢？那不就太迟了吗？而且，从路线上说，在中央一定已经很明显了。毛主席这么大岁数了，他这是对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无产阶级做一个大交代，哪怕打碎一些坛坛罐罐、生产生活受一些影响！他不亲手做这事，谁又有魄力、能力来做这事？而且我看出来了，他老人家也是被逼上梁山！有些人野心确实大！我只是担心，这样难搞的运动怎么收场呢？　　
　　他真的佩服徐场长的很质朴直率的见解，他说，毛主席总有办法吧。　　
　　徐场长又说，我还想，假如若干年以后，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了，那时天安门上没有伟大领袖发号召，没有《十六条》这样的文件颁布下来，学生、工人怎么敢起来造反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既然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要团结，也就是继续当干部，这些人因为这个运动是跟群众结了仇的，会整群众，怎么办？第三，他们不但跟群众结了仇，还跟这个运动结了仇，甚至跟毛主席有意见，到时物极必反、齐起心来，接受和平演变的一套，使我们真的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那又怎么办？虽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但不就走了大弯路吗？　　
　　他觉得他已经回答不了徐场长的问题。他说，你这个问题问得深，我回答不了，真的回答不了。　　
　　徐场长突然放松，哈哈一笑，说，既然你也回答不了，那就随它去吧，天掉不下来。反正我们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做，自他的道理，现在看不清，将来也会明白。如果他老人家认为确有必要，那就应该不惜代价。他不能留下修正主义尾巴，他考虑得很远，他是为人民的。意义对于明天，确实比今天还大。但今天的意义也有，不是放空炮，不是跟词语作斗争。搞这个运动也是党中央通过的，只要有半数以上举手就行了，但不曾听说有一个人举手反对。搞一下，确实让人头脑清醒，搞比不搞好。既然如此，那就要进行到底，取得胜利！他忙回答，是的，是的。他真的佩服这个人高马大的女干部，考虑问题明明白白。　　
　　一个女管教人员来给他带路。徐场长说，你去吧，这三天，夫妻二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是自由的，我准许的，不要怕，也很安全。你们好好商量以后的打算，日子还长呢。以前害你们的人，不要记恨他，让他自己去想。　　
　　徐场长这几句话，他又感动又心悦诚服，连连称是。　　
　　路上，女管教员自我介绍说，我姓赵，是乔丽她们的队长。我跟乔丽很好的，虽然我是管她们的，但时间长了，这个界限也就是表面上的了。他连说感谢你，感谢你，并且说，以后一定请到亭州我们家里做客，跟徐场长一起去。赵队长听了很高兴，说，一定去！他想起来了，乔丽信上是提到过这位赵队长的。五年来，乔丽多亏了徐场长、赵队长，得到着照顾，如果相反，得到的是无情的或阴险的对待，那可就完全不同了。他多么感谢这不幸之中的万幸，他和乔丽简直又该算是幸运的人了！　　
　　赵队长领他走了一段路，来到有几间房子的地方，旁边一口井，长着一些树，树木之间还拉着晾衣绳。赵队长很远就停住了脚步，遥指着说，那就是我们的招待所，跟城上不好比，乔丽在二号房间，看见吗，门上写着号，她已经在里面了。这个小院子就是你们的活动范围，不要走远。安全你们放心，不会有闲人来。目前也没有别的客人住，这里就你们两个人。三顿饭会有人送，这是我们的规矩，送来就吃，别的不要问，也不用给钱。去吧，好好团聚！赵队长说罢，跟他点个头，转身折回，把他丢在那里。　　
　　二　　
　　他望着门上写着很大的2字的那一间，顿时浑身热热的，头脑烘烘的，心跳加快起来，比热恋中的人即将会到心上情人还要激动万分。一股内在的火燃烧着他，推动着他，他好像没有走几步就站在了2号房间的门口。里面没有一点声音，乔丽怎么样？她在哭吗？他轻轻推开门，乔丽坐在铺边上，穿着家里的旧棉袄，确实低了头在流泪。他的心顿时碎了，他快步走过去，扑在了乔丽脚下，抱住了她的双腿，后来就把她拦腰紧紧抱住，不住地轻声喊着“乔丽，乔丽……”。　　
　　乔丽伏在他肩上“呜呜”地哭出了声。他抱着她，他的泪也无声地汹涌地流着。他不住地说着，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吃这么大苦，让你吃这么大苦。他们哭了好一阵，他拧了毛巾给乔丽，让她揩了眼泪，他自己也揩了眼泪。他说，徐场长真是好人，徐场长对我说，让我们一起过三天，一个月以后我来接你回家，她把电话号码写给了我。我想，这个月底、下个月初，就可以来接你了。还有一个月时间。快了，苦到头了。我们的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我们会像从前那样正常工作、生活，这是一定的。啊，我倒忘了问你，你好吗？身体怎么样？乔丽点点头。他说，太好了，只要你身体好，我们什么都不用愁了。我们从头开始！　　
　　他跟乔丽对面站着，他看着乔丽的眼睛，看着他熟悉而久违的脸庞，黑了些，结实了些，多了些沉着的气质。他说，我们重新开始，而且会越来越好！乔丽看着他，一声不响地看着他，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头发，看他的脸，也在看他起了什么变化没有。他从乔丽这样看着他的眼睛里，看出了乔丽对他的爱，对他的挂念。他心中一疼，把乔丽拥进怀里，开始吻她，轻轻地吻她的脸，吻她的额头，吻她的脖子。乔丽推开他，说，我们到外面走走。这是乔丽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把他带到了以往的岁月，从前在家里，到时乔丽就会说，我们到外面走走。他的散步，总是这样依赖着乔丽的提醒，要不然他就会一直地把书看下去。他朝乔丽会意一笑，他从乔丽沉静的眼神里也看到了会意，于是，一切都沟通了，一切都抹平了，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可以而且已经重新开始了。　　
　　他和乔丽真的就在农场招待所里过了三天，享受来场外调工作人员的待遇。乔丽的倾诉，让他了解到他的真正的错误有多大，虽然他以前多少也想到过的，但没有这样具体，没有这样肯定。他无数次把乔丽搂在怀里无言地抚慰着，他也无数次检讨着，说都是由于他头脑迂腐、处置不当，加重了她的困难，吃这么大的苦。乔丽的泪水流湿了他的衣服。乔丽把他身上咬出了许多的伤口，他不仅不喊疼，还鼓励她咬，让她咬得狠一点、再狠一点。他们就在爱与恨之中翻来覆去、颠来倒去，好像这样就可以补偿一切似的。他从未有过地吻遍乔丽的全身，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怎么也吻不够。他产生了不知从何而来的宗教情感，把乔丽当作受难女神，一遍一遍地，崇爱而贪婪地吻她、抚摸她、折腾她，然后跟她无数次地结合在一起，无数次地喊着她的名字，一次一次地好像要把自己完全倾注到她的身体里去。乔丽抱着他哭，骂他，打他，咬他，又紧紧抱着他，生怕马上就会失去他一样。那种爱啊，是失而复得，是久别重逢，是死而复生。他们睡着了，乔丽像一只小猫一样蜷缩着睡卧在他的身上，而他就那样躺着承载着她，并且双双很香甜地睡去。这就是他们每天一觉睡到天亮的姿势，真是一刻也不肯分离。　　
　　他发现，乔丽对今后的日子，怀有忧虑。他劝慰着她，他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是法国作家萨特写的一个戏剧，叫做《恭顺的妓女》。说的是，有一个早晨，突然有人敲一个妓女的门，妓女以为警察来了，赶紧叫屋里的一个白人青年藏起来。开门一看，是个黑人，而且是妓女在火车上见到过的。黑人寻找到这里，是求妓女作证，当时在火车上有几个白人青年欺侮两个黑人，开枪打死一个，逃走一个。这个黑人就是逃走的那个。他请妓女为这事作证。妓女答应了他。黑人走后，白人青年走了出来，他纠正这个故事说，是两个黑人在火车上要强奸这个妓女，而几个白人青年上前解救，于是开枪打死了一个黑人。妓女认为事实不是这样。白人说，他是议员的儿子，打死黑人的是他的表兄，而他的表兄是一个很重要很有用的人，不能为此去坐牢，他就是为这事而来的，他以五百元贿赂妓女作伪证。妓女不肯这样做。这时又有人敲门，这回来的真是警察，惊魂未定的妓女发现，警察竟然跟这个白人青年是一伙的，他们威胁妓女，但妓女仍不屈服，他们除了发火，毫无办法。这时议员本人来了，千方百计软化妓女，认为只要她按照他们说的那样作证，不但那个犯事的白人青年的母亲会无比感谢她，把她当自己的女儿，而且全城的母亲都会感激她，认为她做得对。在这样诱惑下，议员拿起妓女的手在伪证上签了字，犹豫不决的妓女没有反抗。打死黑人的白人青年无罪释放出来了，妓女天真地以为议员许诺的一切都会出现，贵夫人会给她送花来，把自己的照片签名送给她，当自己的女儿一样爱她。但结果，议员给了她一个信封，里面不过是一百元钱，这就是全部的感谢，而他儿子当初要给她的却是五百元。妓女知道自己受骗了。妓女一个人在家里伤心。那个黑人又突然逃来，说白人正在追捕他，要把他烧死。妓女拿出手枪来给黑人，说如果他们来了，你就打死他们，我给你作证你是好人。但黑人不敢，说他不敢打白人。情况紧急，妓女让黑人藏了起来。许多白人追到了这里，妓女把他们骗走了。白人青年来了，想跟妓女亲热，却发现屋里藏有人，黑人于是往外逃，白人青年追出去开了枪。白人青年回到妓女屋里，说黑人逃走了。妓女拿枪对着他，恨他，他在枪口下向妓女陈说自己血腥而高贵的家族，而且祖父跟华盛顿是朋友，精神上镇住了妓女，结果缴了妓女的枪。他并没有惩罚妓女，反而表示说喜欢她，要把她养在一座别墅里，做他的情妇，有花不完的钱。在这样诱惑下，妓女渐渐依顺在白人青年的怀抱里。　　
　　真是戏剧，一会转变到这个方向，一会儿转变到那个方向。乔丽说。　　
　　你说得对，这就是戏剧，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但这只是戏剧的形式，形式下面还有内容，内容里面还有主题。你说这出戏的主题是什么？他问乔丽。　　
　　乔丽说，反对种族歧视。揭露为富不仁。批判社会黑暗。嘲笑法律虚伪。同情被压迫阶级。　　
　　他笑道，你说得都对，但都不是这个戏剧的主题，而是一些表面上的意义，这些表面意义是作者现成地用的别人的思想，以满足一些表面上的思想需要，便于认同这些表面意义的观众进入戏剧。正如到山洞里取宝贝，这是一路上见到的引人入胜的小宝贝，虽然也可以装进口袋算作收获，但还不是最后的最重要的大宝贝。　　
　　还有大宝贝？我想不出来。乔丽说。　　
　　他说，萨特不仅是作家，他还是哲学家，他的戏剧，还有小说，最后都有一个哲学的大宝贝藏在里面，这个大宝贝的名称，只有两个字，叫做“选择”。　　
　　他就给乔丽讲起来：萨特认为，人天生是自由的，所以人实际上随时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了选择。正因为人是自由选择的，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乔丽说，对，我虽然落到这步田地，但归根到底，是我自己的选择，并不曾有人逼着我抱着亮亮走到河里去，虽然社会环境对我确实不好，但我做的事，都是我自己去做的，我应当对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你也是这样，虽然人家给你造成冤案，但以后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负责自己了，你为什么不选择做一个无赖的丈夫赖在我的小屋里跟我们在一起呢？你为什么不能把一切做得更正确更合理一些呢？那以后的事情就会完全不同。那个美国妓女，当她选择正义，她就是正义的，并不因为她是妓女她就不高贵；当她被议员拿起手签字的时候，她好像没有选择，其实是选择了相信议员说的那些欺骗，她心里软弱了，所以她还是要对作伪证负责；当她拿枪对着议员的儿子时，她选择的是报仇雪恨，因为他们欺骗了她，她的形像这时又高大起来，但当议员儿子允诺她那么好的条件时，她选择了依顺，这是对生活的选择，她需要好的生活，她认为做富人的情妇好于做一般的妓女，她抓住了这个机会，这样她就彻底背叛了正义，这是她最终的选择，作者也好像说，妓女毕竟是妓女，但这仍然只是一种表面的意义。确实，说“选择”是主题，要深刻得多，所有表面的意义都是这个真正意义的包装。　　
　　他说，你的理解力真好，也表达得好！这个戏就是把“选择”作为人生的最重大的课题。但所谓人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还有另一面的含义，也就是，被选择者是由选择者决定的，被选择者成为什么样的，也要由选择者负责。比如，当妓女选择不屈服时，议员的儿子与做帮凶的警察就拿她没有办法，他们成了无能的人。当妓女选择了依顺议员的儿子，她以前表现出的正义就都付之东流，她所作的伪证也将继续起作用，她实际上成了一个帮凶，而议员和他的儿子那些人胜利了，否则，他们再强大、再能左右法律，也不能算是成功的，他们可能失败，至少可能在舆论上要声名狼藉。选择，就是你硬它就软，你软它就硬。对方的硬，还是软，是由你决定的，不是由对方自己决定的，哪怕对方是铁，如果你硬，你就有办法让铁也软下来。哲学上叫做“对象的意义被自由选择的人所赋予”。日本鬼子打来了，你如果选择逃跑、选择投降、选择“曲线救国”，那鬼子就是不可战胜的，是你自己让鬼子不可战胜的，你要对此负责。因为中国人民总的来说选择了抵抗，选择了打击汉奸，所以鬼子最后被中国人民战胜了。即使没有美国的原子弹，没有苏联出兵东北，鬼子最后还是要被中国人民所战胜。鬼子的强大与否，倒不是由它自己决定的，倒是由被侵略的中华民族、由被他损害和侮辱的人们决定的。萨特提出“自由选择”这个概念的战斗意义，就在这里，作为一个欧洲人，他是启发人们起来抵抗德国法斯西，不让法西斯显得强大，要把它变成纸老虎。　　
　　乔丽说，原来如此。　　
　　他说，萨特用这个主题写了好几部戏，几乎可以运用到一切题材上去，这也说明这个哲学命题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它能指导人类。再深入一步说，一个人与一块石头，都是存在，但石头是“自在的存在”，人是“自为的存在”。石头就是石头，叫做“是其所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人就不同了，人是活的，人有“自为”性，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如何。这个自为，就是自由，却不一定对人有利。比如上面说的那个妓女，她是人，她是可以自为的，但她的自为的过程，是那样痛苦，她的自为的最后结果，一是害自己，二是害别人，三是让黑暗的欺骗的势力更加强大。她倒底算是什么人呢？她一会儿是正义的，一会儿又变了，最后变成了帮凶。就是说，本来善良正义的妓女，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了。这面目全非，就叫做“不是其所是”，而“是其所不是”，她异化了。人要不发生这样的“异化”，就要克服软弱性，就要作出正确选择，也避免使邪恶逞强。　　
　　乔丽说，你是教我以后坚强些。　　
　　他说，也有这个意思。但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　　
　　还有啊？乔丽笑道，哲学家真是太厉害了。　　
　　还有，就是“他人的目光”，这也是萨特的概念。人虽然是自由的，但人毕竟生活在人类之中，时时刻刻处在“他人的目光”之下。“他人的目光”看你是好的，你就是好的，“他人的目光”看你是不好的，你就是不好的，你就被错看了，甚至连你自己也会不自信起来，由自卑到自毁自灭，你就“是其所不是”，而“不是其所是”了。　　
　　比如，我出事之后，“他人的目光”就变了，看我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而不是从前的人，我浑身长嘴，也无法对所有的“他人”作解释，所有的“他人”也不会相信我。如果我的冤案几十年得不到改正，我渐渐老去、死掉了，“他人的目光”就给我盖棺定论，说我这个人就是那么一个人。至于我这个人其实是个什么人，也许多么好，多么没问题，多么有才华，多么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都不存在了，都被“他人的目光”无视、蔑视、否定掉了。我这个人最后落得一个“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这个“他人的目光”厉害不厉害？鲁迅写的“孔乙己”这个人物，最后的悲剧结果就是这样，“他人的目光”把他都瞧扁了。只有鲁迅发现了真正的孔乙己，同情地把他写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写在那个表面上的孔乙己底下，让读者自己去分析。　　
　　这一点，你也是深有体会的。以前你就吃了这个亏，弄得“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最后来到了这个地方，但其实，在人们逐渐看错了的乔丽里面，一直有一个真正的乔丽。真正的乔丽以前被“他人的目光”埋葬了，今后那种“他人的目光”，如果抵挡不住，仍然很可怕。如果屈从于它，就会精神压抑，甚至自暴自弃、不能好好生活。那时，乔丽就进一步不是乔丽，又一次顺从了“他人的目光”，将永远地“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虽然回到社会，却没有结束悲剧。但今后如果你坚决选择看破“他人的目光”，不在乎“他人的目光”，正确对待“他人的目光”，你就会自信起来，该做的做，该说的说，你就能正常生活，还能有所作为，起码能做一个正常的负责的好医生，让人们“刮目相看”，也就是你改变了“他人的目光”。归根到底只有你自己的选择能够改变你自己，也改变“他人的目光”。你运用“自由选择”的法则，选择了自信，选择了快乐，选择了勇敢地面对生活，而不是选择躲避，选择退缩，选择自卑，选择抬不起头，选择跟人们的狭隘眼界作无益的争吵。于是，由于正确选择，你终于胜利了，你不但没有输，你而且能在人们心中改写你的历史，把失去的都赢回来，而且远远超过！　　
　　自由并不万岁，只有正确的选择万岁！要说智慧，中国古人早就具有这一智慧。老子说，不争，故莫能与之争。在哪些方面争，在哪些方面不争，这就是选择。从一个人，到一支军队，到一个国家，随时都会面临选择，回避是不行的，只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从这个角度说，萨特戏剧中的那个妓女的处境，就是人类的处境！　　
　　他对乔丽瞪着眼，做着有力的手势。他看到乔丽眼里满是泪水，而且十分可怜，好像小学生一样面对着他这个思想的巨人。他把乔丽拥进怀里，乔丽伏在他肩上哭了起来，他也泪如雨下。这才是真正的痛彻肺腑、伤心之泪啊！　　
　　他觉得需要把他自己的，以及亭州的一些情况，如实告诉乔丽，因为好多事情是乔丽不知道的，而且她已经五年与世隔绝，要让她有个思想准备。他说，外面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至于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我来接你回去以后，你就会亲眼看到，而且我会把前前后后的一些文章、材料，给你看，把一些事情，讲给你听，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因为运动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个运动，可以说，我并没有参加。但我是被动地参加了。运动到现在已经半年多，我就两次被拘捕，关进看守所。但两次都把我无罪放了出来。这其中原因，说破了其实一文不值，很好理解，但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不过我没有怕，因为我有数。有一个情况我没有告诉你，就是我一九五九年“审干复查”的案子，跟亭州的一个领导人有关，他姓宗，叫宗进庭。他在亭州负责这方面工作，是一手遮天的，他是我的老家的人，家族史上的矛盾使他认为我是他的仇人，要把我消灭掉。你的事情，判得这么重，也跟这个人有关，跟他恨我这个人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他又趁机打击我，而且想用打击我，来让运动朝适合他心意的方向上进行，他很固执，一次抓了我，二次又抓我。　　
　　那是什么人把你放出来的呢？乔丽问。　　
　　他说，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总的来说，是毛主席把我放了出来。　　
　　啊？乔丽惊呆着。　　
　　并不是毛主席直接知道我，而是毛主席的路线不让这样做，运动中有理解和拥护毛主席路线的，有不理解和抵制毛主席路线的，双方发生斗争，此起彼伏，不理解的一边占上风时，我就被抓起来，理解的一边占上风时，我就被放出来。那个把我当仇人的领导人，站在不理解和抵制毛主席路线的一边，要把理解和拥护的这一边打下去。这一边说他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那一边就说这一边是“牛鬼蛇神翻天”。　　
　　乔丽听了，似懂非懂，叹了口气。　　
　　目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边失败了，拥护毛主席的一边胜利了，像那个打击我的领导人，竟然反过来被造反的群众要求市委把他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关进了看守所，而且碰巧跟我关在一个号子里，合睡在一张铺上过了一夜，我们交谈得很好，沟通了一些思想认识。　　
　　啊！乔丽又一次惊呆了。　　
　　他说，是的，这简直是破天荒，以运动前的眼光看，确实就简直是牛鬼蛇神翻了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人，就觉得那也很自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是有来龙去脉的，并不真的是牛鬼蛇神翻天，而正是为了国家永不变色。你可能还听不懂，以后会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