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大道》连载（五）

 第三部

　　                       一     前进的列车

　　这个长长的、曲里拐弯儿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三年。春节前后，高大泉的脾气变得有点儿怪，动不动就发烦发躁。在门口以外他还能够压着、摁着自个儿；一回到家里，总是忍不住地往外冒。小龙淘气，在炕上折跟斗玩儿，用脚丫子把新棚不久的窗户纸儿，给捅破一个大窟窿。高大泉见了，不骂儿子，不打儿子，却急赤白脸地把媳妇吕瑞芬怨一顿。吕瑞芬为这个，对他很生气。当然啦，夫妻没有隔夜“仇” ，吵闹过后，晚上往一个被窝里一钻，全都烟消云散。高大泉和吕瑞芬这样一对共过患难的恩爱夫妻，更说不上什么“仇”不“仇”的啦！（原来书里写的高大泉一心为公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不过是详写。私人生活略写，不是没有。高大泉儿女双全。估计这一段应该是后来有改动，发现三四部有一些一二部没有的情调和用词，当然很少。一二部出版在1976年以前，我手头的四部齐全的纸质书是1995年版的。而且我发现电子版的第一第二部好像比这版的纸书多一些内容，估计一二部的电子版，不是来源于这套纸书。而到三四部的时候，就基本一致了。）　　老支委周忠，对高大泉的情绪脸色早有察觉，也摸得透。他暗地里对另一个支委朱铁汉说：“咱支书是劳心费神儿过了度闹的，到外边散散心、败败火就好了。查对范克明根底的事儿，咱们就撺掇他去办吧！” 

　　高大泉就这样出了一趟远门儿：去唐山，又查到个靠山的村子；随后急忙往回返，不料想中途遇上坏天气。

　　风卷着雪，雪绞着风，像浓烟稠雾，把冀东的大平原塞满了，把土地和天空连接在一块儿了。从山海关那边开过来的火车，顶上盖着厚厚的雪被，窗上挂着条条的冰帘，朝着正西的方向，徐徐地开动着。

　　乘车的旅客特别多，不仅没有空闲座位，连站人的通道上，也堆积着行李、包裹、口袋和装着杂七杂八东西的篮子。没抢着座儿的人，就都侧着身子，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式各样的穿戴，相互不同的表情；有高腔大嗓说笑的，有嘁嘁喳喳“咬耳根”的，有闭着眼睛养神儿的。从外表看，很难断定他们都从事哪一种行业，又为啥去忙碌奔波。整个车厢，在烟雾腾腾的热气里，混合着甜咸腥香的种种食品味道，让心中有急火的人憋得冒汗，把不习惯出门旅行的人熏得头晕。

　　高大泉站在临近车厢门口那一排长条椅子的边上，就有点受不住这里的气味。这个天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三十岁刚出头的庄稼汉，头上戴着一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帽子，身上披着一件赶大车人常穿的那种既沉重又破旧的棉大衣。他的脸色通红通红，眉头皱个疙瘩，两只眼睛好似发怒一般，盯着对面那张挂了冰凌的车窗，好久都没有动弹一下。

　　列车上响过一阵根本听不清的广播之后，“嘎登”一下停住了。接着那些提包裹，举篮子的人，一个跟一个，急匆匆地往车下挤。同时，拥在月台上的人，提着行李，背着布袋，急火火地往车上挤。车上车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被这种异常的骚动干扰和牵动，变成乱哄哄的一团。

　　站台上一阵“铃铃”的信号声。火车的下端一阵“嗤嗤”的放气声。火车头那边，发出“呜—— 呜”的长叫声。整个车厢里的人一拥，挂在行李架上的东西一摇，窗外的站牌子和树木开始移动，列车又向着前边的一个什么车站奔驰了。

　　刚刚登上火车的人一边四下张望地移动着，一边嘴里嘟囔：“哎呀，没想到今天这么多的人！”

　　原来在车上的人，一边把身子坐牢靠，一边嘴里抱怨：“真是的，这车挤得真厉害！”

　　有人说：“坐车的多，车显着少哇！”

　　另一个人附和一句：“这车还是从旧铁路局接收下来的破烂货哪。工人们想了好多办法，才让它起死回生。要说也够不容易的了。”

　　旁边的人搭腔：“别忙，我们自己很快就要造出新火车啦。车辆厂的工人和工程师们，没白天没黑夜的拼哪！”

　　挨着他的人点点头：“应当给工人同志写个信，让他们快点儿制造。坐坐自己出产的火车，那该有多神气！”

　　一个列车员和颜悦色地挤过来，左右看着，帮着旅客把行李架上的东西放正，让几个人把吊在窗帘挂勾上的东西摘下来。随后，他挤在高大泉的跟前停住，指着他身边座位上一条饱饱满满的口袋，问：“旅客同志，这东西是你的呀？” 

　　高大泉摇摇头。

　　列车员又转脸问一个挨着高大泉站立的中年妇女：“同志，口袋是你的吗？” 

那个妇女也摇摇头。

列车员用眼睛扫视着座位上的人：“这口袋是哪位旅客的呀？” 座位的里端，有个把脸贴着窗户朝外张望的胖老头，很不情愿地轻声地回答一句：“我的。”

　　列车员说：“请你把它放到座位下边。”

　　老头说：“就放在这儿吧。”

　　列车员说：“座位是坐人的，不能放东西。”他说着，就要帮着提那个口袋。

　　老头子转过头来，用手捂住不让动。

　　列车员已经抓住口袋嘴儿，拉几下没有拉起来、就停住问：“这么沉？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　　老头打个沉才回答：“吃的粮食。”

　　列车员那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是粮食。我们是客运车，不是货车；旅客携带多少东西有规定，你这粮食超过了重量，请到三号车厢打行李票吧。”

老头怒气地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行李票！”　

　列车员说：“那是不对的，因为你没被发现。”

　　老头要耍赖：“下次再打，这回我没带钱。”

　　这当儿，一名很壮实的乘警挤过来。他听列车员把情况一说，朝那个胖老头看一眼，忽然皱起眉头：“又是你呀？你怎么还搞这种事儿？” 

　　胖老头一见那个乘警来到，就显出有点紧张，听到追问，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办法，我没粮食吃嘛…… ”

　　乘警说：“你一个星期鼓捣两趟，每一趟起码得有三百斤，都弄到哪去啦？” 

　　“反正我扔不了。”

　　乘警让那个胖老头拿出证件。

　　胖老头强词夺理地说：“有买有卖，有卖有买，古之常规，还有什么证件？粮食是我花钱买的，犯什么法啦？” 

　　乘警说：“你为什么不花钱打行李票呢？走吧，到车长那儿说说去。”

　　胖老头不肯动，还拿出一副很凶的样子大嚷大叫：“弄点粮食你们也管？这不是新社会吗？凭啥叫我们饿肚子？这行李票我偏不打…… ”　　好多旅客挤过来，都帮着乘警斥责胖老头。

　　“管不着你买粮食，管得着你坐车，不打行李票就是犯法行为！” 

　　“他再耍赖，到下站把口袋给他扔下去。这种人非治治不可！”高大泉早被这个蛮不讲理的胖老头激怒了。可是他既不吵嚷，也不瞪眼，而是一声不吭地伸出大手，抓起那个装满粮食的口袋嘴。几乎没用什么力气，那沉重的粮食口袋就被他拖到通道上了。胖老头急了眼，气势汹汹地要夺口袋。

　　高大泉把身子一横，挡住了去路；有几个旅客也跟他站在一起，好像垒起一道墙壁。

　　胖老头一见引起众怒，不敢再硬往这“墙”上碰撞，只好嘟嘟囔囔地站起身。

　　乘警赞许、感激地朝高大泉和他旁边的几个人看一眼，随即又弯下腰朝座位底下看看，直起身，盯着胖老头问：“喂，下边这口袋也是你的吧？” 

　　胖老头小声地说：“是我的，是我的。”接着，他就狼狈不堪地蹲下身，把藏着的另一袋装满粮食的口袋也拉了出来。

　　众人更加气愤地嚷嚷开了：

　　“你的胃口可真不小，搞这么多！”

　　“你一定是个粮食贩子。”　　乘警和列车员带着那个胖老头挤出车厢之后，众人仍然不平地议论纷纷：

　　“这两年没听说什么地方闹大灾呀，这吃的粮食怎么还是忽紧忽松的呢？” 

　　“就是嘛，都士改了，农民怎么还打不出粮食来呀？” “人口增加了，吃糠咽菜的人少了，供不足呀！”（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新中国，人人都有饭吃，但不见得马上就能吃得饱饱的。右派攻击毛泽东时代饿肚子。民国时代不饿肚子吗？只不过私有制下饿肚子是“你没本事”，“政府管不着”。新中国了，饿肚子就不行了。旧社会几十年人口不增长，没人声讨“饿死几个亿”，新社会遇到三年饥荒，死了一些人，立马就把“饿死几千万”的谣言，传播的全世界知道。除了有些人别有用心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对司空见惯的事情，变得麻木，比如旧中国多少儿童夭折、多少“倒卧”清晨大车被拉出城外，埋在乱葬岗。但是对偶然的事情记忆颇深，比如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挨饿了，哪哪饿死人了。）

　　一个穿着铁路工人服装的壮年，从车厢的另一边挤出来，把高大泉端详一阵儿，忽然喊道：“哟嗬，这不是高大泉吗？” 高大泉扭头一看，惊喜地把两只手一齐伸出，使劲儿抓住那个人的肩膀，兴奋地说：“老站长，老站长！ 咱们好几年不见了。”老站长说：“是呀。你带着一伙人到车站上做小工，是一九五O 年冬天吧？那会儿，你总嚷嚷着让翻身农民长起翅磅来。听说，你们已经起飞了。”

　　高大泉笑笑说：“刚离地皮，飞得还不高，跑得还不远。我这回到唐山那边办点事儿，听说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传达了。我们农村干啥？咋干？我急着赶回去，想快点摸个底儿。”“是呀，我跟你一样也在急着赶路。”

　　“您到哪儿去？” 

　　“我又调动工作了。到海边上开荒地，创建一个国营农场。发展国营农场。也是五年计划里边的一项任务。粮食是宝中宝，棉花是工业原料，没有它们，啥建设也难搞。咱们又得一块儿学、一块儿闯啦！”（是不是军粮城农场啊？离着塘沽海边很近啊！据我所知，光河北饶阳就去了很多人。）

　　他们挤在旅客中间，旁若无人地畅谈起来；一直谈到老站长到站下车，才不得不把说不完的话扯断。

话儿断了，思绪难断。高大泉回想起那件有意义的往事：土地改革以后的第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他为了让几个困难户，能有本钱把分到手的土地播撒上籽种，就带着他们到北京一个小火车站做了一阵子小工。那个站上的老站长和工人们，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真给那伙庄稼人开了脑筋，鼓了劲头。他们回村以后，能那么快速地办起互助组，又搞起农业社，得算上老站长和工人老大哥们的一份功劳。

高大泉的心里，又品味起老站长刚才对他说的那句话：“…… 粮食是宝中宝，棉花是工业原料，没有它们，啥建设也难搞。咱们又得一块儿学、一块儿闯啦！”老站长是个苦出身的老革命。当年，他从一个赶驴驮运粪土的庄稼孩子，变成一个骑大马、举大刀的杀敌战士；后来，他又变成一个冒严寒装卸货物、提红灯指挥车辆的铁路工人；如今，这位老党员，将到大海边沿的千里荒滩上，调遣新式的农具拖拉机， 人家这才叫真学、真闯，真进步呀！ 得跟这样的人看齐才对呀！（有人说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不懂经济，不懂经济？这些国民经济的布局是蒋介石派特务过来搞的？）

　　他想到这儿，有些兴奋，挪动脚步，往门口挤，想到车长室，听一听那个鼓捣粮食的胖老头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安部门会用什么办法整治这种人。可是他挤了挤，实在费劲儿，就朝旁边靠靠，停在上下车的门口。

　　　他望着门窗外边闪过的雪景，思绪又转移到刚才因为胖老头那两布袋粮食而引起的议论上面。许多二十年前的往事，一件件地涌到他的眼前：那个瘦骨嶙嶙的爹爹，饥病交加，躺在破床铺上绝望地叹息；蓟运河边，要投水自杀的女人，后边追赶着她的孩子；田雨和一伙拔麦子打短工的人，一口一口呕吐的绿色的野菜水，这是一幅幅多么凄惨的情景！ 

　　他想，回到芳草地以后，一定要把新成立起来的农业社巩固住，尽快地发展下去，给多数还单干的庄稼人做个好样子，让大家都看到走集体的道路比走单干的道路优越，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地种好，才能够多打粮食。旧社会的那些悲剧才不会重新登台再唱起来！

　　他不知不觉地又想起县长谷新民。在芳草地成立农业社那个喜庆日子里，一个全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高兴得抿不上嘴，可他，为什么那么冷冷淡淡的样子呢？党中央发出了互助合作决议，今后的目标、辙眼都定准了呀！难道说，谷新民县长还没有弄明白吗？'

　　高大泉还想起，去年冬天，区里召开党员大会的情景。那一年里，天门区的工作大有起色，受到县里的表扬，得到周围区的赞美，区委书记王友清应当明白，那个起色是互助合作组织做出了好样子，把农民带动起来的结果。那么，在会议发言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让芳草地介绍办农业社的经验，偏让讲搞互助组的办法呢？难道说，他还敢不待见积极搞互助合作的人吗？

　　高大泉很自然地联想到张金发。在他动身出门的头一天晚上，那个搞了一年假互助组的村长，忽然匆匆忙忙地向支部报告，说办起一个农业社。他们把这件事情做得挺神秘，私下里悄悄地串联，牌子都写好要挂出来了，才公开声张。而且被他们拉进去的社员，都是一些中农以上的富足户，不仅有冯少怀，还让他当了那个社的社委委员。他到处鸣锣敲鼓地嚷嚷，要大干一场，要赶过东方红农业社。那么，这一回，张金发到底是真要回头干好事儿，还是换汤不换药呢？

　　高大泉的眼前，又出现了范克明的影子。去年秋后，朱铁汉和周永振为了调查范克明的情况，到唐山跑了一趟，拿到几份证明材料。有一 个曾经跟范克明一块儿扛过长活的老人，最了解范克明在地主家活动底细，可惜，正巧赶上老人家到东北看儿子，没有找到。这一回高大泉亲自找到了那个老头和朱铁汉他们访问过的人，作了详细调查。所有被调查的人，全都证明范克明是个苦大仇深的穷长工。高大泉一路上不断地思考，既然范克明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总是那么阴阳怪气的呢？是被张金发串通得变坏了，还是另有缘故？

　　高大泉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庄稼人为了奔个好日子，从土地改革开始，遭了多少难处，伤了多少脑筋，才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往后的日子长着哪，谁能推算出来，还有多少沟，多少坎儿？思虑起来，真叫人发怵呀！（高大泉真有远见啊！）

　　他轻轻地叹口气，心里说：再苦再难，也得干下去；自个儿早发誓把浑身一百多斤交给党了，能反悔？能抹桌子不算数？那叫啥人？咱至死也不能丢那份儿脸！ …… 他故作轻松地往关闭着的车门前靠近，用嘴里的热气哈了哈车门玻璃上的冰花；见冰花融化以后，又用他那粗大的手掌擦了擦。

　　外面的一切，显得清楚多了。辽阔的大草甸子上，被白花花的大雪覆盖住；仍在飘洒着的雪花，像面粉在箩底下流泻，像棉花在弹弓上飞舞 大草甸子是肥沃的，有劲的，是个粮食囤、棉花垛哟！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条跟铁道线的路基横插着的小路上，有几团人影，像等火车过去以后再穿行到那一边去。忽然，他的心猛的一动， 不由自主地拍打起玻璃，连声喊：“喂，喂，梁同志，梁同志！” 

他喊了几声，立即意识到，这是毫没用处的举动。见旁边人在奇怪地看他，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二    初春的风雪

　　县委书记梁海山，昨天上午从春水河赶到芳草地，晚上住在天门镇。他原计划在一个区里花上二到四天时间，到主要的村庄走一走，看一看。这样，他就能够在春耕大忙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把全县十几个区都跑上一遍。没想到，傍晚时分，突然降落了这样一场暴风雪。风雪给他的行动造成不小的困难，在天门区耽搁的时间势必要延长。

　　梁海山是个从不甘心被意外事故打乱计划的人。早晨起来的时候，风雪小了点，他就让警卫员小苏把自行车打足了气儿，带着陪同他走访的王友清和田雨，从天门镇冲出来，打算闯一闯。铺着雪的路面很软，顶着风，雪花如同沙子粒一样抽脸，他们骑了一段，怎么使劲儿，也挪不动那两个轴辘，只好推着走。他们在风雪里推着几十斤重的东西行路，非常艰难；没走多远，身上的衬衣全被汗水浸湿，两只手冻得摸不住车把。（看看当时干部的装备）

　　跟在县委书记身后的三个人，心境是很不相同的。

　　田雨是这个冒险行动的积极支持者。他觉得，这一年来，天门区的工作虽然有些起色，但是各方面的问题还是不少的。他希望县委书记多走几个村庄，多看一些实际情况，多听一些群众反映；这样，就能给天门区委的工作多出一些具体的方法和主意，有利于今后开展工作。王友清却认为，县委书记这样奔波，不仅耽误时间，也很难摸清天门区的全面情况，不如在区公所召开一个会议，让各行业的人都作一个详细的汇报，效果会更好一些。他觉得，自从去年冬天宣传，贯彻党的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以来，天门区发生了从来没有的变化，取得惊人的成绩，但是一直没有很详细地向县委领导反映；这几天正是让县委书记亲耳听听功劳簿的极好机会，如果错过了，实在有点可惜。小苏没有他们两个想得那么多。他的任务是保护领导同志的安全，而这样的走访，是很不安全的。因为只有他知道，梁海山正害感冒。前天才退了烧。（借警卫员的内心活动，侧面描写梁海山的拼命精神。）

　　王友清勉强地走着，越走越觉得应当停止前进，返回天门镇。他见浑身是雪的梁海山仍然兴致勃勃，恐怕直接出面劝阻挨批评，就靠近小苏，说：“这风雪一阵比一阵儿大，走到天晚，路也难找了。你劝劝梁书记，反正天门也有工作干，等天晴了再下乡，多方便哪！ ”

　　小苏对这个提议自然十分赞成，就追上前面的梁海山和田雨，大声地喊：“梁书记，不能在往前走啦！”　　风雪的呼啸，把年轻人的喊声撕扯得零零碎碎。他又接着喊了好几声，前边的两个人才听到。

　　梁海山扭过头来问：“小苏，谁不能往前走啦？” 

　　小苏使劲追到跟前，回答说：“咱们呗！” 

　　“咱们怎么啦？” 

　　“这天气太坏，路太难走…… ”

　　梁海山抬起一只手指指，说：“你看那车跑没跑哇？” 

　　“人哪能跟火车比呀！” 

　　“火车不是人造的吗？人造的火车能跑，人自己倒不能跑了，这，是啥道理呢？” 

　　小苏被这句话给问住了，半晌才说：“火车能跑，因为上边有机器…… ”

　　梁海山说：“我们应当比火车更优越、更棒，因为我们有头脑，有一个能思想的头脑。”

　　“火车里边还有火哪！” 

　　“你心里没火？没火，你这头上怎么直冒汗？” （领导和警卫员之间看来是常开玩笑。）

　　走在一旁的区长田雨，先被这句话给说笑了。

　　小苏故意不笑，把车子猛往前一推，一搬车把，横在梁海山的车前面：“今儿个说什么，我也不让你走啦。咱们赶快转回去。” 梁海山故意绷起脸来：“嗨，老田，你看见没有，这样的警卫员，不赶早撤职，行不行？” 

　　小苏说：“撤职也得回到县里才能撤，这会儿你就得听我的。”梁海山又冲着田雨说：“你听听，他糊涂到什么程度，全弄反了，上级得服从下级。真是岂有此理！不行，咱们得坚持原则，快赶路！” 

　　王友清见小苏也碰了钉子，就插言说：“梁书记，今天咱们先转回去，明天再到这边来。这样只是把次序前后调了调，仍旧是按您那打算进行的，并没耽误什么。”

　　梁海山说：“你这个折衷办法，实际上把我们的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就要先看看实在的，自己过过脑子，再听你们的汇报；不能先在上边带上个框框，再到下边套一套，就万事大吉，照你说的，颠倒过来做，我的打算变没变呢？这样干工作，有没有可能贻误大事呢？” （工作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次序）

　　王友清觉着县委书记这句话是一种批评，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就不吭声了。

　　田雨说：“我提个建议吧。咱们照旧往前走，过铁路，顺便找一个近便的村，跟群众和村干部谈谈，就手休息一下，暖和暖和。那时候，咱们看一看这风雪大小再定下一步。”

　　梁海山问小苏：“你说这样办行不行？”　　小苏一晃脑袋：“我说行你就听啦！ ”

　　梁海山说：“不论谁，只要推着我往前走，我就听；变着法子拖我的后腿，那就请靠边吧！”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能不进步吗？）

　　小苏这回笑了。一来因为梁海山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气特别逗笑，最重要的一条，是梁海山听了劝告，不再硬奔那个离这里还很远的村庄，能让领导休息一下。

　　他们过了铁路，接着又左右探视寻索着往前赶。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既看不清道路的痕迹，也找不到可以指示的目标。身边的风，越来越猛；脚下的积雪，也越来越厚，好像发了疯似的，要把一切空间都封闭起来。

　　梁海山奋力地往前移动着脚步，急于想找到一个地庄，找到村干部和群众，好跟他们谈谈心思，听听他们在新形势下，头脑里正想着什么问题，又是怎样解答的。他觉得，自己摸清了这一切，返回城里，才能在县委会上讨论制定全县的方针大计，才能按着党的政策原则，指点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实现美好目标的斗争。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认识到跟基层干部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就如同空气和水对人那样不可脱离。每当被会议或其他公事缠在城里的办公室，他就感到十分别扭，眼睛不明，耳朵不灵，思考问题的时候，脑子也转动得缓慢。特别是现在（过了六十多年了，有些人反而觉得深入群众才别扭，甚至用行政手段把自己和群众隔离开来。小事拖大，大事拖死。）。他觉得一寸光阴比一寸金子还贵重。一九五三年，是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这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几年的生产恢复，憋足了劲头，要朝着既定的目标开始奔跑的第一步。县委书记想，从农业这个角度看，如果全国的每一个县，今年都能保证完成它担负的粮棉任务，那么，整个五年计划就有了良好的开端，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对今后的四年有决定意义，甚至于第二、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及对实现最终的奋斗目标，影响都是很大的。他想，就自己所负责的这个县来讲，经过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和“五反”等等运动，特别是贯彻了中央的互助合作决议，每个区都试办了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社，每个村都成立了互助组，集体的力量得到初步显示，集体组织受到更多的人注目和关心，人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都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县委书记同时也十分冷静和清醒地考虑到，共产党人要彻底改造中国的伟大创举，还会遇到种种预料不到的具体困难，只有勇敢地克服这些困难，才能取得胜利。他一再提醒县、区、村三级干部，千万要防止那种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不注意深入基层、不扎扎实实地做些具体事情的危险倾向，这几天，他跑了几个区，跟各种人谈了话，也亲眼看到一些情况。他急于想多听，多看，多征求意见，以便使自己的认识更明朗，更能够下定决心。在这样的时刻里，他怎么能够顾及个人的劳累，又怎能畏惧风雪严寒呢？（给上面的行动一个解释、一个理由。）

　　他向前走着，四面观看着。忽然，他发现左前方有一个小黑点儿，在白皑皑的大雪里蠕动。他收住步，对身旁的人说：“你们看，那边过来一个人。”

　　田雨也看到那个一直朝着这边急行猛走的身影，就说：“是一个人，跑得真快呀！”

　　小苏眼盯着那边插一句说：“准是有急事儿。看看，空着手走路，比咱们弄这么一个自行车方便多了。”

　　梁海山微笑地说：“你这句话讲对了。急火，急火，有急事儿的人心里有火，有火才能发动机器向前进。没自行车，就是没包袱，轻装前进。你呢？心里有个包袱，就是休息牌的灭火机！”小苏和田雨两个人都嘿嘿地笑了。

　　说话之间，那个朝他们奔跑过来的人临近了，一边跑着，还一边冲着他们喊叫；因为风的呼啸，听不清楚喊的是什么话。小苏警惕地推起车子，迎上前去。

　　梁海山没等小苏迎到那个人的跟前，就认出来了，高兴地对田雨说：“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你们芳草地的高大泉！”

　　田雨也似乎认出，奇怪地说：“他到唐山那边调查范克明的情况，怎么到这儿来了？” 

　　“许是刚回来的。”

　　“他回家不该在这个站下车呀！” 

　　浑身上下披着雪，脸上流着汗的高大泉，终于跑到县、区领导跟前了。他异常兴奋，连呼带喘地说：“老梁，老田，嘿，真巧，在这儿碰上了！”

　　梁海山握着高大泉的手，笑眯眯地上七下下打量他。田雨说：“梁书记远远地就发现了你，我还当是认错了人哪！” 高大泉说：“我在火车上看见你们站铁路边上，我就在这一站下车了。后边那位是谁呀？”　　小苏说：“是区里的王书记。”

　　高大泉看看梁海山，又看看田雨，问：“这么大的风雪，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呢？” 

　　田雨回答：“想找一个村子访问访问，再暖一暖。让风雪这么一搅，我也认不清村子在哪个地方了。”

　　高大泉说：“再往前走，好远才能到村子。到那边去吧。那边有个破窑，先进去避避风。”

　　小苏说：“这附近哪有窑哇？” 

　　高大泉从梁海山手里接过自行车，冲着小苏朝前打个手势：“走吧，我说有准有，几步就到。”

　　他们拐了一个弯儿，越过一道积雪挺厚的沟。不远的坡坎下边，果然有一个破旧的土窑。土窑的四壁完好，就是顶子塌了一块，雪花从那里漏下来。地下堆起盆口那么大一片，好似镶嵌着一块玉石。窑顶上的破口地方，有一根树枝，一片暗红色的叶子挂在上边，微微地抖动。

　　他们进了窑，避开了风雪的袭击，把车子靠在壁上，使劲儿跺着脚。这个寂静的场所，立刻就充满了活跃气氛。

　　高大泉说：“你们先等一下，我去迎迎王书记，别让他找不到，迷了路，跑到别处去。”（哈哈，有理。）他说着，弯腰出了破窑，见坎子边上的雪里露出几棵秫秸梢，就顺手扯下来，走几步，见一棵树被雪团压弯了枝子，他伸手扳住，“嘎巴、嘎巴”地撅了几根，连同秫秸一齐抱在怀里。他到了拐弯的地方，正好迎上了从后边跟上来的王友清。这一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几个月以前是很别扭的，如今己经起了变化。这是因为芳草地的互助合作组织几乎是自发地开展起来，正巧符合了党的“决议”精神和上级的要求，不仅给天门区带来了能跟燕山区并立比美的光彩；也为天门区的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在这一点上，王友清还没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甚至连自己为啥过去不支持芳草地搞互助合作，为什么在过去那样的情况下，芳草地偏偏迈正了步子、走对了路子，这样一个起码的问题，他都没有细细思量思量。他却自然而然地把芳草地取得的成绩，全看成是自己的（这样的干部，不，应该尊称为“官员”，实在是太多了）。尽管王友清肚子里边对高大泉还有点疙瘩，但是，在打交道的时候，比过去融洽得多了。高大泉明知他跟这位领导没有达到贴心的地步，也为区委书记有所转变而高兴。王友清这会儿被众人丢在后边，正往前追赶，听到前边有人喊叫，抬头一看是高大泉，不由得愣了一下：“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高大泉回答说：“我刚下火车…… ”

　　王友清这才想起高大泉出差的事儿。关于芳草地的几个干部对区公所的炊事员范克明产生根本性的怀疑，紧接着又派人调查，王友清是不赞成的。他说，调查一回，证明人家没有啥政治问题，就算了，何必小题大作，纠缠不休呢？为这件事情，王友清还跟田雨争论过两次。这会儿，他把高大泉打量一下，几乎带着几分好奇心地问：“你又辛苦了一趟，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呢？” 

　　高大泉说，“跟铁汉他们了解的差不多。”

　　王友清“哼”了一声，一边推着车子，艰难地往前移动脚步，一边借机会教训高大泉说：“老范这个人是有点小毛病，我也不是看不出来。但咱们是领导干部，不能因为他有点小毛病，就从根子上怀疑人家。要是把这样的方法变成套套，同志们之间怎么在一块儿过日子呀？”　　高大泉分辩说：“他是在大军进关的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落户到我们村的，又是我们村长把他介绍到区公所去的；他露出好多让人犯疑的东西，设法把他的根底摸清楚，能更好地对症下药帮助他。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王友清摇摇头：“其实呀，你是白操这份心，白跑这种冤枉路。事前我要是一定不让你去，你嘴上不说，心里也准得怪我包庇他。这回就踏实了吧？” 

　　高大泉认真地说：“不，王书记。对这个人，我怎么着也不能把心踏下来。”

王友清一翻白眼：“这是为什么呀？”　　

高大泉心中有数地回答：“就算他根子上没问题，梢子上也有问题。”

　　“你有什么根据还要怀疑人家？” 

　　“不是怀疑，是他的行踪有鬼！ 他总往村里跑，拉一个，打一个，到处乱挑动，这不是根据吗？我希望区委领导要好好地教育他。”

　　“嗨，你还指挥到区委身上了？” 

　　“不能指挥，我能提意见，他是区里的人，他的任务就是做好饭菜，他有啥权力到处乱插手呢？往后他要是再到芳草地乱搅和，我就发动群众当面揭他！”　　王友清停住，皱着眉头盯着高大泉的脸，用一种挖苦的口气说：“大泉同志，一个堂堂的党支部书记，跟一个炊事员过不去，有意思吗？” 

　　高大泉被区委书记的这副蛮横神态和这句挖苦人的话激得冒火了：“就因为我是党支部书记，对他的所作所为才应当一分一毫不含糊。您还应当弄清楚，不是我们跟他过不去，是我们要往前走，他偏跟一些人扯成伙，横拦竖挡，想让我们迈不开步！您说说，这个意思还不够哇！”（大泉就是直率，而这种直率只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才会被容纳）

　　王友清把车子往前一拥，赌气地说：“好，好！你是县委重视的干部，区里管不了，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这样说着，就丢下高大泉走了。

　　高大泉望着他的后背，心里的火还是一拱一拱的。他暗想：一个区委领导，对待下级的同志，怎么能这样随便耍态度呢？他又反过来想：王友清的这种作风，不是一般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肚子里边还跟芳草地农业社结着疙瘩，所以就分不清是非曲直，遇到什么事儿，免不了要拧着劲儿看，拧着劲儿办，拧着劲儿说。他想：既然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刚才就不该对他冒火，不该用不好的态度对不好的态度。他想：自己入党好几年了。又在村里担负了领导工作，对自己要求的尺子得高一点儿，我得好好地磨练呀！（想了半天就是没想领导会给自己小鞋穿，这样的胸襟！） 

　　他这样想着，一边走，一边从雪地里扒拉出于树枝和柴禾节儿，一根一根地拣起来。最后，他弄了一大抱，回到破窑里。小苏从他怀里接着柴禾说：“嘿，还是你有办法。我这儿冷得干着急，却没想到找点柴禾去。” 

　　高大泉笑笑，蹲下身，把秫秸棍和树枝子撅成一截一截的，同时又横两根竖两根地搭起来。

　　梁海山用抽烟划着的火柴，把那个己经成了塔形的小柴禾垛从底下点着。

　　燃烧起来的柴草，剥剥地响着，先冒青烟，后翻白烟，又卷起浓烟；接着，火苗儿渐渐地扩大、升高，烟雾像蘑菇云似的，渐渐地飞到窑顶上去了。

　　大家围上火堆，伸出手来烤，立刻感到一种非常舒适的温暖；一根根曾被冻得发僵的手指变得灵活了，一张张曾被冷风吹得发白的脸孔变得红润了；所有人的情绪都随着跳动的火焰活跃起来。田雨间高大泉：“你这回去一趟，调查来的情况有什么进展没有？” 

　　梁海山接过来说：“这还用问。要是有了重大发现，一见面他就对你讲了。”

　　王友清因为刚才的火气没有消，有意地插了一句：“事实就是那样的事实，还能有什么重大发现呢？

　　高大泉听了三位领导的话，说了一句本来无意顶撞王友清，实际上却起了同样的作用的话。他说：“说实在的，这一次我还真有个发现…… ”

　　王友清以一种讽刺的口气接着话音追问：“你发现他什么历史问题了？当着梁书记的面汇报汇报吧！” 

　　高大泉打个沉，想尽力注意自己的态度，不把回答的话变成争论。他说：“不管他有历史问题，还是没有历史问题，反正，凭他这几年留下的声音，跺下的脚印儿，我就信不住他！……”

　　梁海山故意岔开话头，告诉高大泉说：“我们在你们芳草地呆了一天，生产工作啦，春耕准备啦，大伙儿的心气啦，牲口膘啦，都是挺不错的，据田雨同志说，朱铁汉那个同志过去年轻，火气冲，处理事儿有些头脑简单，如今也长进了。我挺喜欢他，他是个爽快人儿，很有冲劲。支部还主动地办了个党员训练班，民校也扩大了。看样子，你们那个农业社能巩固发展下去。这就是咱们搞农村工作的胜利保障。”

　　高大泉听到这些，很高兴，对家里的事儿也放心了。他问：“您对我们的工作有啥指示呢？” 

　　梁海山说：“我回去只是听和看，说得少，因为我正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咱全县人，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咋出力的事儿…… ”高大泉蹲在火堆旁边，想接着往下听，县委书记却把话收住，只顾用一根小棍儿拨拉火灰。他有几分着急，就又叮问一句：“梁书记，上级又给咱农村布置新任务了？” 

　　“任务还用布置，跟在五年计划的后边，自个儿就来了。”梁海山这样回答一句，头也没抬，好似在观察火堆里边的奥妙；接着，一边沉思，一边说，“城市跟农村要吃的，工厂跟农村要原料，让农村跟着他们的步子，一二一地一齐往前走。可是，我们的农村是啥样的农村呢？这个你们比我清楚。怎样让农业生产也纳入国家计划经济？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组织跟这种纳入关系是什么？农民把土地、牲口合伙集体了，小农经济的思想、习惯要不要改变？怎么培养他们的国家观念、集体主义思想？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多得很，都是任务！ 都是我们今儿个围在火堆旁边这三级领导的具体任务。你们还挺轻松的吧？我可感到肩膀头压得受不住啦！” 

　　破窑外边，风刮着，雪飞着，挤在门口，“哞哞”地叫唤。窑顶破洞上的那片暗红色的叶子，使劲儿抖动。

　　田雨不声不响地往火堆上加了一把撅折的树枝子。王友清把屁股底下坐的砖头，往前挪挪，两只手一下一下地扑捉飘呼的火苗子。

　　高大泉没有动一下。不知为什么，县委书记所说的压力，使他的眼前浮现起火车上的情景：倒卖粮食的胖老头，老站长那些语重心长的话。…… 

　　“哈哈哈！ 哈哈哈！”县委书记梁海山突然大笑起来，说，“让我把你们给吓住了。我可不是安心要吓唬你们呀！我是想让你们跟我一块儿把脑瓜子转转弯儿，转到五年计划的轨道上，一块儿观察观察问题，琢磨琢磨办法，把各自分工的工作搞得漂亮一点儿。有啥怕的？对共产党人来说，压力就是动力，它逼我们增智慧、长本事；它逼我们下决心，排万难，夺胜利！对不对呢？来，来，来，都往前坐坐，一块儿谈谈心思。”

　　                                三    阴谋

　　芳草地“竞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辆大车，也受到这场大风雪的牵制，被阻截在天门镇。

　　他们这一次出车，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到县城里拉回一些喂牲口用的豆饼。他们却故意用新油漆过的胶轮，套新买来的大马，连套绳和鞍子都是一水新的。而且还由社主任张金发亲自跟车，副业股长冯少怀亲自赶车。这样的铺排，完全是为了“郑重其事”。他们想用这样的行动，向区里领导和芳草地的人显示：在一九五三年里，竞赛农业社要“货真价实”地大干一场。

　　在去年冬天整党的时候，张金发挨了批评，作了检讨，下狠心来个“光棍回头”，要争一口气。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生拼硬凑地办起一个比高大泉那个东方红农业社阔气十倍的农业社。他原来那个挂牌子的互助组一分两半儿。秦富说什么也不肯入农业社，好说好散，宣布离开了他们这一伙；滚刀肉自己愿意入，只有张金发点头，别的人说什么也不肯要他，吵闹一场，也退出去了；刘万和高二林加入了东方红农业社，谁也没有本事再把他们拖回来。这样一闹，留在张金发身边的人太少、太不成阵势，他就跟冯少怀两个人一块儿商量，使了一些小手腕，圈拢了一伙中农户，抓住了一个贫农出身的团员秦方，用“交情”，拉住了在村里有头有面的周士勤。这样七拼八揍，总算把一个农业社的架子支了起来。他们匆匆忙忙地开了个成立会议，订了一份简短的社章，挂起一块又宽又长的木牌子。因为他们憋着劲要在收入和名声方面，都超过东方红农业社。所以就给这个社起了个名字叫“竞赛”。那天上午，县委书记梁海山由区委书记和区长陪同，在芳草地开了个干部和群众的座谈会，让大家谈心思、摆想法；最后，还听了两个社的工作汇报。梁海山虽然提了好多问题，可是既没有表扬东方红农业社，也没有说一句批评“竞赛”农业社的话。临散会的时候，这位县委书记还挺和气地对张金发说：“金发同志，你们区里领导跟我说，对你是抱着希望的。你应当按着正道儿干呀！”张金发对这句话动了心，反复地品滋味，掂分量，揣摸猜测着每一个字儿里边都包含着什么意思。可惜，他心里折腾好久，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最后，他抓个空子，把王友清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墙角，拐弯抹角地让王友清给他解答。王友清说：“你怎么这样迟钝！梁书记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争气，希望你还像土地改革那样先进—— 跟我是一个意思，跟区委一块儿扶着天门区这杆先进的红旗别倒下呀！ ”这一次张金发可真动了感情，心想：他高大泉能干的事情，我张金发为什么不能干？他暗暗发誓：这回我要真干，大干，绝不挂牌子。可是县、区领导一走，他又有点发懵：真干，干什么呢？大干，又怎么干呢？挂牌子搞互助合作，跟“货真价实”地搞互助合作，根本上的区别是什么？他对这些都是似知非知、糊里糊涂的。幸好那天他看见周忠和秦恺到天门镇去买豆饼，这才使他抓住竞赛的具体目标。他说：“这还不好办，他们买一车，咱们买他二十车？ ”当天晚上他就套起大车进城了。跟随他的冯少怀，这一回也显着很卖劲儿。如果说，因为搞假互助组害人挨“围攻”以前，他靠近张金发完全出于“现得利”的利用的话，那么，现如今由于形势所迫，前程所需，已经改为“放长线，钓大鱼”了。他要紧紧地靠在张金发的身上，真心实意地扶植张金发。他这样做，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土改那伙积极分子，特别是高大泉和朱铁汉几个铁腕人物，想把他冯少怀划成富农分子的心没死，他冯少怀在芳草地的党内没有个牢固的靠山可不行。二是李国柱和他断交，高二林和他决裂，东方红农业社越来越火爆兴旺，大多数庄稼人都把他看成“白脸的奸臣”，他再不找个伴儿，平时难以施展身手，一有风吹草动，那就会成为孤军作战。第三，是一点若明若暗、闪烁不定的光点点，给了他还能挺身而起的希望。例如，谷新民对农业社的冷淡，王友清对张金发感情上的暖昧，苏存义往地里埋界石，那个肥溜溜的小算盘秦富，连张金发这样的社都死也不肯入，这一切都说明芳草地这盘棋没有定局，中国要变成个啥样子，也没有板上钉钉！他忽然绝路逢生般地想：别人可以在大旋风里边跟着转、混着看，我冯少怀为什么不能够把守势改成进攻，把偷偷摸摸的变个冠冕堂皇的呢！于是，他来了个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决定加入他恨之入骨的农业社，把他的看家宝贝大黑骡子和大胶皮车也都写到集体财产的帐本上了。在各入社的户往一块儿合并的时候，连周士勤都死乞白赖地要多留自留地，他冯少怀却一亩也没留；甚至声明，要是社里需要和政策允许，住的房子也可以献出来。女人紫茄子为这件事情跟他吵吵，跟他哭啼，上吊抹脖子地闹了好几天。他故意当着劝架的和看热闹的人喊叫：“搞社会主义，就得舍得把个人私有的东西，都变成大伙儿公有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现在还有人这样胡咧咧），共产主义嘛！来真格儿的，我冯少怀比他们哪一个都更有坚决性儿！”等到夜静更深钻进被窝里，他又嘴巴贴着紫茄子的耳朵小声说：“如今的世事，不能死心眼儿，得随机应变，花样翻新，才能得到好处。你掂量掂量：土地好像是归伙了，实际上呢，农业社里有人给你耕，给你种，不投工本，不花粮种，不操心费力；到了秋收，地六劳四，干分地股子红，比咱们自己经营，那可合算多了。再又说，咱闹发财，也不能光指望从土圪垃里往外刨呀！我得从地里腾出手来，往能伸手的地方抓钱！”（把农业社当成自己的“长短工”了，“小算盘”自愧不如啊）紫茄子自然很信服这个有本领的丈夫，终于被他说服。他入社了，他登台了，他要开始扮演新节目了。可是，张金发这个靠山怎么个长期依靠法？农业社这个风怎么个顺顺当当地借法？那个冠冕堂皇地进攻怎么个十拿九稳地进法？他的脑袋里没有数，肚子里没有谱，感到空空荡荡，渺渺茫茫，像个输红了眼的赌棍，举着手，不知道这个宝该往哪儿押。就在这个时候，耳目灵通、鼻子眼尖的冯少怀，从报纸上，从县、区干部下达的指示上，听到国家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他又在县城里看到一点动向，闻到一点味道，脑瓜子里转了九十九道弯之后，忽然灵机一动，觉着他奉为活命的“发财之道”又能够通行了。这样，他就拿跟随张金发出门买豆饼的名义当引子，把张金发引到天门镇。

　　他们两人迎着风，冒着雪，赶着牲口，拐进西门，来到大街上的十字路口。

　　冯少怀勒住缰绳，扭头问张金发：“我说社长呀，咱们得找个合适的地方喝点热水，喂喂牲口了。”

　　车上边缩在大皮袄里的张金发说：“真是冷得要命，得暖和暖和了。那就上大车店吧。”

　　冯少怀说：“大车店人多杂乱，又不干净，那怎么呆呀！ 咱们到老沈的柜上坐坐得啦。”

　　张金发有点犹豫：“我可好久没登他的门坎儿了，这么冷不防地去那儿好吗？” 

　　冯少怀说：“工农兵学商，全是人民群众；人家不沾灰，不带土，是个光溜溜干净身子的商人，去他那儿有啥不好的！” 

　　“别人看见，传到高大泉耳朵里边，又得说我的闲话。还是少给他们开点下蛆的缝儿为妙。”　　“这会儿冰天雪地，哪有什么行人走路。咱们从后门进去，到柜房里边的小屋坐，暖洞一般，严密极啦。”

　　张金发轻轻地摇摇头：“三反五反那场乱子，就因为我跟他有那么一点点来往，差点掉进去，我真不想多沾他们了…… ”冯少怀立刻抓住这句话说：“你要还记着这个，今儿个更得到那儿去一趟啦。老沈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好汉子。三反五反那时候，把他整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都没有咬我一口。你是最讲义气的，这样的人不交，还交谁呢？” 

　　张金发听着，不仅明白了弘外之音，还动了心。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怀里揣着的表。这只金壳怀表，是大资本家权经理赠送的。张金发伸手接表的时候，沈义仁是在场的：“三反五反”开始，姓权的往给志愿军包做的鞋底里掺纸，犯了罪，好多替他在农村经手搞纳鞋底事儿的人，都受到牵连，唯有张金发平安无事。受贿的表，既没失掉，也没有给张金发招来什么灾祸。这样的结果，靠的什么，这还不清楚？他想：沈义仁如此讲交情，我也不能不够朋友；况且，往后要跟高大泉那个社赛个高低，沈义仁也许是个有点用处的人；再说，如今“三反五反”运动已告结束，雨过地皮湿，跟沈义仁走动走动，就算有人说什么闲话，又该怎么样呢！

　　冯少怀一见张金发这副举棋不定的样子，就明白了他的心思，赶紧吆喝牲口，让大车拐到后街，进了粮店的后门。

　　三合顺粮店的实在东家是沈义仁，为了各方面都方便，他让那个被他使用了多年的帐房先生李财当挂名的掌柜。他对外人讲，那粮店，他自己只是入了点股子，在天门镇的街面上，别看这个店铺的门面不大，院子也不深，实际上很有根底，很有威力。它对天门镇粮食市场，如同称杆上的秤砣，能够掌握上市量的繁盛萧条，左右粮食价码的高低；沈义仁要想掐集镇的脖子，两只手轻轻地一攥，就会使天门镇感到出气不均匀。这样的神通，倒不是单靠金钱的资本，主要是他们在此地盘踞的时间长，手伸得远，东西南北几十里之内的乡村里，都有他们的老主顾、老世交。他们跟各种各样的机灵人互助挂着钩，形成一张虽然看不到踪影，却很细密的罗网。大草甸子上的冯少怀，是这张罗网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今，又要套上张金发这么一个扣眼，势力更显得壮大了。

　　李财一见张金发和冯少怀两个人浑身是雪地走进来，如逢喜神天降，满脸堆笑，迈着又轻又快的步子，迎到雪地里，连声不迭地招呼：“哎呀，哎呀，稀客哟！一快请到屋里坐，快请到屋里坐。”

　　冯少怀是这个粮店的股东，自然不会客气，只是朝他点了点头，就大摇大摆地往里走。

　　张金发总算门口不熟，不好随便，就笑着跟李财客套几句，又说：“等我把牲口安置一下。”

　　李财拉扯着他衣袖：“到家了，还让张村长您受累？快请吧！ ”他转身朝厢房喊：“小伙计，卸车，给牲口加点好料，把大车用席子苫上！” 

　　张金发见两个小伙计应声跑了出来，这才跟冯少怀一起进了正房的小屋里。

　　李财拿过短把的小笤帚，替张金发扫身上的雪，嘴里依旧像抹了蜜一般地说：“张村长，好久不光临了，我们都很想念您。如今您显着清瘦些。几百户的大村庄，操心哪！听说您又办起一个财源兴隆的农业社…… ”

　　张金发对后边这句话极爱听，就何：“你们这里边也听说我办农业社了？” 

　　李财说：“唉，咱全天门区，就是芳草地有两个农业社，一穷一富，一软一硬，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 

　　张金发嘻嘻地笑了。他心里想，如今是窗户纸里边吹喇叭，已经名声在外了；只要有了这样的名声，我张金发就不再比他高大泉矮一头。

　　他们喝了几口热茶以后，冯少怀冲着李财问：“沈掌柜出门了吗？” 

　　李财说：“他这几夫正在布店处理善后。我马上打发人请他来。”

　　冯少怀本来知道真情，却故意问：“他处理什么善后呀？” . “那个布店开不下去啦！”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入冬以来，这种货物显着匾乏；门板儿开着，只能出，不能进…… 这不好办哪！”

　　这会儿，外面的柜房里，突然有人大声地说话。接着，一个中年伙计揭开门帘子，探进脑袋，低声细语地说：“李先生，有请。”李财立刻收住话茬儿，对张金发和冯少怀两个人连连点头道歉：“对不起，请二位喝茶、抽烟、稍候片刻。”他说着，就跟伙计走到柜房，隔着那高高的盛面装米的大柜子和吊着的秤杆儿，朝外看一眼，他见挨炉子坐着一个农民打扮的“半大”老头。细看才认出，那是区公所的炊事员范克明。李财那份随时准备着的现成的笑容又赶忙挂在脸上，迎出柜台：“范师傅，够忙的吧？” 

　　范克明说：“锅灶刀勺，一天三阵儿，老样子呗，有啥忙呀闲的。”

　　李财提过茶壶倒水，对伙计说：“给范师傅拿烟来。” 范克明一边接碗，一边盯着李财的眼睛问。“你里边有客人吧？” 

　　李财故意打岔：“您不就是客人嘛！” （现在我们是不是经常说这样的话？都会买卖腔了。）

　　范克明说：“我看见雪地上有大胶皮轴辘印子，一直弯到你们的后大门去了。”

　　“那是拉粮食来的…… ”

　　“嗨，你们还拉粮食哪？每一集上市的粮食，都让你们给抓空了，又朝外头伸出手去啦？” 

　　“哪里，哪里，您不知道，我们这粮店，供着一个镇的人吃用，还勉勉强强地够对付的，附近的学校、施工单位也到这儿来买米称面，可就供不应求，只能扫囤底了。”

　　“算了，又不搞‘粮改’跟我诉什么苦哇？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你这儿弄点白面。先给我闹上十袋吧…… ”

　　“多少？” 

　　“十袋。”

　　“我的范师傅，您要这么多面干什么？” 

　　“开饭店的不怕大肚汉，卖粮食的不怕大锅伙，你怎么一见政府的人，就来这一套。我们白吃不给钱哪？” 

　　“瞧范师傅，您真会开玩笑。我们这小买卖人，靠的就是国家，爱的也是国家，还有什么别的套套呢？我是觉着您要这么多面太少见。”

　　“吹饭的人多啦嘛！” 

　　“区公所增加了干部？” 

　　“县里的梁书记来天门视察，让县里的粮食公司在镇供销社辟一个米面代销部。加上一个新门面，就得收购；收购了粮食，就得盖仓库住房。他们找来一群木瓦工，还有一群小工，都就近在区公所吃饭，可把我给忙苦了。就这么一回事儿，明白了吧？李先生！”（阶级意识超强的义务情报员） “是这样啊！ 好，好，我们为多大难，也要给您凑上这个十袋面的数儿，回头让伙计送去吧。”

　　范克明喝了一口茶水，又说：“告诉你，这只是开个头。过几天，车辆一多，在我那儿吃饭的就得跟着多，到你这儿买粮的也少不了。你们这一下子可发财了。”

　　李财赶紧问：“车辆怎么还要多？” 

　　范克明说：“这也是梁书记亲自指示的。供销社要从北京、天津、通州调一火车工业品，专门供应乡村，好从农民手里换粮食—— 工农联盟嘛！”

　　李财连连点头：“这样好。我们尽力办吧。”

　　范克明站起身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可得早点送去，别误了我的事儿。不论谁没有粮食做饭吃，什么也干不成啦！” 

　　这个做粮食交易的门面，跟里边那个内柜房，只隔着一道糊着彩纸的雕花格子的隔扇，外边的人说什么，里边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张金发听完范克明和李财的交谈，神色有些异常地问冯少怀：

　　“怎么又闹起粮荒来了？” 

　　冯少怀心里有数地笑笑，说：“这不过是开台锣鼓，闹粮荒的大戏还在后边唱哪！过个一年两年，你再看吧—— 说老实话，咱们不看远点可不行呀！”

　　“这是为啥呢？” 

　　“那天你没去区公所开会？今年政府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了呀！”

　　“我听田区长作了个报告。国家搞五年计划，跟闹粮荒有啥关系呢？” 

　　“五年计划，就是搞建设：在城里修盖办公事的楼房，建造飞机大炮的工厂，往城里边大量增加光吃粮食不种粮食的人。远处咱们没见着，就拿咱天门镇来说吧，这一冬一春，建了多少工厂、机关、学校，添了多少张嘴巴？嘴巴通着肚子，肚子空着办不了事儿，哪一天都得往里边填个三回两回的。这么一来，粮食还不紧哪？”张金发觉得冯少怀这几句话有道理，就接着发起感慨：“是呀，是呀。粮食是命根子，一家一户过小日子，这玩艺缺不得少不得，过一个国家的大日子，更是大事一宗。”

　　冯少怀说：“粮食不光是命根子，也是宝葫芦。我心里边已经有个谱。咱们这个竞赛社，要是真能一心抱住它，就得有点绝招。绝招一使起来，我跟你打保票，不用说赛过高大泉那个穷光蛋社，就是全河北省挂名的社，咱也能比倒它！”　　张金发对冯少怀这番话里包含着的意思，已经心领神会地听明白了；却故意问：“你讲清楚点儿，怎么个抱法？用啥绝招？” 冯少怀从椅子上拾起屁股，坐到张金发跟前的炕沿上，小声说：“你想，东方红农业社，要说人力地亩都不比咱那社差。咱们要是两眼只盯着土块，两手只折腾地块，跟东方红赛起来，使出吃奶的劲，也难保险输赢。从头说吧，整地，挖井，春种，夏锄，秋天收拾，一颗一颗地伺候，一粒一粒地数点，让那地皮上给你增加一成收成，得费多大的事？这还得老天爷发慈悲，肯赏给你，它要是一不高兴，下一场雨，刮一次风，扔下一阵冰雹，再不就给你来个滴水不送，旱起来—— 老兄，得啦，一个粒你不用想得到，伸手丫子、张嘴巴子哭吧！” 

　　张金发点着头插一句：“是这样，种地就是出苦力、撞运气的事儿。” 

　　冯少怀继续说：“咱们要是有点见识，又有个胆子，趁如今春荒没到，快点动手，把钱凑到一块儿，买一点棒子、小米，存起来；过了麦收，庄稼人就要以细换粗，咱们一斗棒子，就能换一斗半麦子，一斗小米能换两斗半麦子；再到大秋后，庄稼人种麦子急着要种子了，一斗麦子，又能换上二斗半棒子，或是一斗半小米。你算算，就这么一转手，得顶多少顷地的收成呀！”（国家紧俏物资就是投机分子——火车上的老头，现在粮店里的这几个人——的伸手对象。）

　　张金发被冯少怀这番话给说得两只眼睛直眨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在这一小会儿的工夫，他的脑子里，像“拉洋片”的一样，一张又一张，闪过许多的各种颜色的图景。他想起年少时候就雄心勃勃，想要发财过好日子。为了发财，他要做买卖没有本，要耍手艺啥不会，要攀个高枝儿没有门口，才不得不去给歪嘴子打长工、当打头的。他拼着命地干，生着法讨东家的好，到头来好梦没做成，闹个两手空。他想起土改以后，埋藏在心头的那一股子发财之心，曾经又还了魂。为了发财，他跟随工作组闹斗争，不怕担风险，不惜得罪人，拼了命干工作。他辛辛苦苦闹一遭，结果呢，趁水和泥没和成，反而差一丁点儿让高大泉给撂倒在地。紧接着，倒霉的事儿不断地找他，连续地摔跟斗，撞钉子。他想顺着风干，变个法儿，搞个假互助组，另外趟一条路，再奔发财的目标。他虽然费尽了心机，使绝了计谋，这回更惨：节节往下败，步步往下溜，逼得他不得不下狠心，放下那个单纯发财的心，搞起这个“竞赛”社。他妄想用这万不得已的办法，把好不容易得到的荣誉地位再捞回一点儿来；可是，从许多窗户门口往远看，要是跟高大泉顺着一条道儿、肩膀贴肩膀地比，十有八九赛不过他高大泉。到了最后，如果再闹个名得不到，利收不来，白白跳跶一年，那可真糟心！他想，要是让自己操办起来的农业社按照冯少怀刚才说的那条道走一走，真是要本钱有本钱，要人才有人才，要力量有力量，要门路有门路，那可就顺当多了。他想到这里，心口窝直扇小翅膀，瘦黄的脸上冒出一层细小的汗珠子。冯少怀一见张金发神态的变化（冯少怀是自学成才的“心理咨询师”），就知道这个财迷心窍的人入了垄；他跟三合顺几个同伙暗地里策划着要搞的名堂，在面前这个党员、村长的身上，已经有了大功将成的希望，冯少怀心里边很高兴，却不露出来，就朝返转回来的李财挤了挤眼，快说：“请沈掌柜的去吧，我们张村长还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洽哪！” 

　　李财会意，连忙点头退出屋。

　　过了一小会儿，沈义仁扭着肥胖的身子，笑呵呵地走了进来，扑到跟前，一把拉住了张金发的手：“仁兄，我正要登门拜访，不想今日驾到，真是天助我也。”他转头吩咐，“李先生，今日咱们得到聚仙楼开个雅座，乐呵乐呵！” 

　　张金发推辞说：“不要太破费了。”　　沈义仁说：“不，不。今儿个一定得喝上几杯。第一祝贺张村长的农业社像一杆旗，插在咱天门大草甸子上，第二祝贺我的布庄关了张…… ”　　张金发不解地说：“布庄关张还祝贺什么呀？” 

　　沈义仁说：“那种买卖没有多大油水，不如把布匹存起来等行情，多花心力跟李先生共同把粮行掌管好。如今国家最急需的是粮食。我们爱国家嘛，就得投上全部资本多进粮，以便供应急需，活跃市场，繁荣经济。”（特么真会说，要是掌握了媒体，还不定吹成什么样呢！）

　　冯少怀故意竖起大拇指：“实在是高招儿。我和张村长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合伙干一场！ ”

　　沈义仁拱手作揖：“多谢，多谢！有张村长，还有他的农业社给我当财东，我的腰杆更硬了。既然如此，今日就更得一醉方休了！” 

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四    挑动

　　冯少怀回到家里、卸了大车，脚也没歇，就让紫茄子和小童养媳妇帮着他，动手收拾那间空闲着的西屋，从屋顶到地下，都十分仔细地打扫了一遍、

　　紫茄子为这个起了疑，当是冯少怀要把先头女人撂下的那个儿子从外边找回来成亲，心里边又酸，又辣，又紧张。自从高二林两口子从他们拉拢的圈套里分裂出去以后，冯少怀叨念好几回，说缺人手干活儿，还是亲骨肉靠得住。紫茄子横挡竖挡地不愿意，加上一时也找不到那小子的下落，就慢慢地把那件事儿给放下了。今儿个冯少怀从城里、镇上转了一趟回到家，一下子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愁眉苦脸的瘟神的样子，又像三年前买回大骡子示威一般兴高采烈，这不能不让紫茄子害怕。

　　“当家的，腾房子干什么呀？” 

　　“盛东西。”

　　“盛什么东西呀？” 

　　“你就快着点儿干吧！” 

　　紫茄子越察颜观色地追问，冯少怀越支支吾吾地不肯说，紫茄子越发肯定了自己的猜疑。她一急一气，扔下笤帚，解下头上遮土的手巾，嘟嘟囔囔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往炕上一躺，再也不肯动弹。冯少怀“噌”地一下追了过来。

　　紫茄子吓一跳，像一只被堵在死胡同里的老母鸡。扎撒起全身的羽毛，准备豁出去，跟男人来一场大吵大闹。

　　冯少怀是发火，还是没发火呢？他的眼睛不像逮鸡的狼，却像猫。他两手按着炕沿，身子朝前探着，嘴巴贴在紫茄子的耳朵上说：“你呀，傻瓜，知道吗？好日子又来到咱们的家门口了！” 紫茄子不肯轻易地解除警戒。死死地盯着冯少怀的眼睛：“你说清道明，啥好日子？” 

　　冯少怀朝屋门看一眼，压着声回答女人：“共产党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工业，一迈步就遇上了大风大雪大难关：缺粮食，少原料，不能施工，不能生产；好多农村的地盘闹了灾，还张着嘴巴等着国家拿粮食去喂肚子，拿布匹遮身子，就连镇子上的集市，这一程子，粮食都吃紧了，布店也关张了！ …… ”

　　紫茄子半信半疑地说：“人家正在搞农业社呀！”

　　冯少怀“哼”了一声：“搞起农业社就成仙得道啦？他们能头一天撒下籽儿，睡一夜觉起来，就能掰棒子？就能摘棉花？他们就能够把一亩地变成一百亩地呀？自古以来，中国就连年灾荒不断线，饥饿不断头，哪个掌权的人有本事把这样一个国家、几亿人的肚皮填饱呀？将来的人口越来越多，共产党的包袱会越来越大。我跟老沈已经估摸透了，不用蒋介石反攻大陆，也不用美国人跳过鸭绿江，光是粮食这一个难题解不开，就得饿软了他们，压垮了他们！”（粮食问题很严重，还是那句话：在新社会，人人都要吃饱饭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在旧社会，吃饱吃不饱是你个人的事，“政府管不着”）紫茄子听到这儿，身子一抬，大腿一收，爬了起来，依旧顺着她自己的心思问：“那你腾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冯少怀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存放粮食，一个粒儿也不给他们吃！”　　“啊，你要存粮食呀？”　　“对！把以前放债放出去的粮食收回来，把手里的攒着的钱买上粮食；用大锁头把仓库的门儿锁起来，掐住他们的脖子！等有朝一日，我要一个粒一个粒地当金豆子那样舍给他们！”

　　紫茄子这一听，可欢了，“腾”地跳下地，指点着男人的鼻子说：“这样好的事儿，你该早点告诉我呀！”

冯少怀说：“这是机密的勾当，我瞎吵嚷什么？咱们得神不知鬼不觉地偷着整治他们。”

“我还能给你往外边抖落去？”

“小童养媳妇不是在旁边吗？家贼难防！”

“她傻头傻脑的懂个屁！”

“你还不接受李国柱、高二林这两个忘恩负义人的教训呀！如今是个人心大变的糟糕的时代，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不加上十二倍的小心。”

紫茄子明白了男人的心意，这下子就来了神，有了劲。等到收拾起屋子，她的脸也笑了，手也快了，跟在冯少怀的屁股后边团团转。

他们先腾出正房西屋，后腾了厢房北间，紧接着又打扫起二门外边的两个大粮仓。

冯少怀在打扫粮仓的时候，可就不完全保密了。他钻到里边，故意弄得叮当乱响，扬得暴土狼烟。过了一阵子，他悄悄地从仓口里边伸出脖子（啥形象啊！），朝东邻居那边看一眼。正像他估计的那样，跟邻家相隔的那个土墙头上，果真有一个人正往这边探头探脑。他就故意搭腔说：“老哥，过来呆会儿吧。”

小算盘秦富假装用手扒拉着墙头上的雪，回答说：“不啦。我怕雪化了，成了水，把压上的泥土弄松散啦。”

冯少怀笑着说：“唉，好几年的大雨都混过来了，那么一丁点雪水，还能坏了你的墙头？”

秦富说：“大雨是急的，一阵儿就过去了；这雪水是慢劲，悄悄地往里渗，更能毁东西。”

冯少怀联想起他正搞的勾当，不由得点点头：“倒也是呀。慢劲儿，比猛劲儿更厉害。你打扫完了，过我这边坐坐，抽袋烟吧。”

“等我把粮食装上车，把文吉打发走了，抽个空再跟你唠嗑。”

　　“文吉要干什么去呢？” 

　　. “真会问。你们那个竞赛社，昨天干什么去啦？” 

　　“噢，你家也要买水车？” 

　　“去年吃亏了，今年得真干啦！”

　　“镇上供销社进了好多水车。明天起大早，让孩子们赶车拉去就是了，还装什么粮食呢？” 

　　“不装点粮食，到那儿伸出手丫子，人家白给吗？” 

　　冯少怀装做吃惊地说：“你要拉粮食去换水车？”他见秦富点点头，就从仓里爬出来，站到墙头下边，仰着脸，更加神秘地小声说：“咱们哥俩是过心的人，换个人我一个字也不能透给他…… ”秦富心里打个沉，转个弯儿。冯少怀突然在这青黄不接的春天打扫粮仓，本来就让他挺纳闷儿，这个能人，又这么故弄玄虚，使得他更急着想讨个根底儿，就伸长脖子、侧过耳朵，说：“到底又出了啥事儿，快告诉我。”

　　冯少怀左右瞧瞧，压着声说：“这个你还算计不到？看眼下这个情势，人民币要毛…… ”

小算盘一惊。他的前半辈子吃过好几次纸票子“毛”的亏了。日本侵略军占领时候的“大备票”，蒋介石占领时候的“金元券”，他都曾经像性命一样爱惜过。可是，等他把那些带着油墨味儿的硬纸片子数烂了，攥热了。到后来，不得不淌着泪水扔在坑上，让他的女人糊了烟笸箩。眼下人民政府的人民币也会“毛”起来吗？他眨巴着眼，进一步地试探冯少怀的口气说：“这两年，从城里边运下来的洋货，价钱都是挺稳当的，不至于再闹出那种坑死人的事儿了吧？” 冯少怀说：“票子毛不毛，是有一定之规的。不论工业品还是什么日用货，它们的价钱起落，都要追着粮食的屁股后边转悠；粮食的价钱要是一涨，别的也得跟着往上窜。你这些日子没有上集去转转，也没听别人说粮食市的买卖稀拉了？”（那些个攻击新中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人，怎么不想想新中国二十多年物价稳定所带来的好处呢？）　　

小算盘说：“文吉倒是叨念几回，我没往心里放它。我觉着，眼前不是正在麦不麦、秋不秋的春天吗？粮食市上还能热闹得了？”冯少怀一撇嘴：“病根就在这儿？你呀，别看是个勤俭治家的好手，还是缺少点算计。其实，这也用不着多费心思，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嘛！ 不用说别处，光拿咱芳草地来说吧，这两年里边娶了多少媳妇？生了多少孩子？添了多少人口？连咱那位大支书家，就四口人变成了六口人。再过两年呢？人丁猛着劲儿地加数目，土地可是不像发面馒头，用锅一蒸就变大。你算计算计，要是像这个样子不打盹儿地增数加码，再好的麦季，再丰收的秋季，打出来的粮食就够嚼了？” 

　　小算盘越听越觉着这些道理对味、对路、非同小可。他被冯少怀说得直了眼，再没有理由不信，心里“嘭嘭”地打起鼓来。冯少怀见小算盘的心思已经被他引入门口，又往深一层里说：“古人之言很有道理哟，人无远虑，必有近优。国家还有个计划，过小庄稼日子，没个打算还行？依我的看法，有钱快花，最好花到粮食上边。趁着钱还没毛，紧抓一点攥到手里，摆在炕头上，搁在眼底下。这样子，它票子爱咋毛咋毛，反正有了实货在手，那才叫稳坐钓鱼台。”

　　小算盘没有再说什么。打从两个农业社先后挂上牌子，三儿子秦文庆再不吵吵入社，那些积极分子们也没有跟他说起这类事，他觉着一大道关又算混了过去。现在，他那安定了几天的心，又被冯少怀的这番话挑动得不安定了，刚才的一番闲谈，使得他不仅从冯少怀嘴里讨了底，也从冯少怀的行动得到证实；他弄明白冯少怀为什么这个时候打扫粮仓：不用说，这个耳目灵通，能掐会算，又贼大胆的家伙，打定主意，要抓粮食，要存起来，将来好发大财！ 他离开墙头，摇摇脑袋，不由得哼了一声。“冯少怀他又美啦，阔啦。芳草地的人，挨着脑袋摸，谁也斗不过他呀！”

　　大儿子秦文吉在屋子里正跟秦富的老伴应声虫往口袋里装粮食，那一粒粒小米子，像金子一样，从簸箕沿儿往口袋里流；一流进口袋嘴，就不见了踪影。

　　秦富走过来。伸手按住口袋嘴，说：“先别忙着装，等咱们再磋商磋商吧。”

　　秦文吉本来是满心高兴的。这个小农经济忠实可靠的继承人，凡是要添置家产，都是最可他心愿的事。平时，哪怕是买一双筷子，也能让他心里边舒服一阵子，更不用说买一架大水车了。为啥这样？其道理既浅显，又深沉。因为，家里添置了水车，就再不用他拿肩膀子去挑水浇地，就能跟那些搞集体的人比比优越性，秋天就能给他增收财物；等到将来，哥仨分家的时候，这一辆水车，即便不一定能分到他的手里，可是水车能顶替别的东西，兄弟分去水车，他得了别的东西，结果并不吃亏。这会儿，他见爸爸到外边走一趟，回来变了卦，就皱了皱眉头问：“磋商了八百六十天了，还磋商个啥？不买水车啦？” 

　　小算盘说：“买还是不买，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反正这粮食不能动了。”

　　秦文吉说：' “这还是前年的陈小米子，都让虫子咬了不少眼儿，再留着就成荞麦皮啦。”

　　小算盘说：“荞麦皮也能挡个饥饿，总比一把废纸片子贵重有用。”

　　秦文吉一时没有把他爸爸的话听懂，就赌气地停住了手。小算盘拉着儿子进了里间屋，把刚才冯少怀往他耳朵里吹的那些风，又如此这般地吹给了大儿子。

　　秦文吉听完，立刻就晃出十分发慌的样子，他常常出车跑外，经得多些，见得广些，比他爸爸心膛宽绰，也比他爸爸的脑瓜转得快。春节前后，他赶车经过集市，也曾发现卖粮的人少，买粮食的人多。因为他当时一心只想抓钱，就没有对这类的事情过脑子；听爸爸传达了冯少怀的“理论”，他好像猛一下子被惊醒，越琢磨越有道理。人民币并没“毛”，他先“毛”了，因为这几年，他那私房的小库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存，偷偷留着的全是人民币；如若钱“毛”了，那不就等于白白地苦心抓挠了两年，白白地提心吊胆了两年，何苦呀！ 他想到这儿，忙藏起自己的心事，跟他爸爸商讨起这个小院子里的大计方针。他说：“少怀叔的话可不能当耳旁风，咱们家那些钱，是该盘算盘算怎么打发；咱们家那些粮食，也得合计合计怎么处置最合适。”　　小算盘叭哒着烟袋说：“那难办呀，冯少怀这个人，有本事，有胆子，我佩服他，话说回来，咱们家的人跟他那号人，从皮到瓤总不全是一个路子，全照他的样子描画，可不保险。”

　　秦文吉说：“您是看到他入农业社了，对不对？这个我知底。他的那一手不过是个障眼法儿，他绝不会来个真正的脱鞋扒袜子往前趟，”

　　小算盘摇摇头说：“我指的还不是这个。是人性。咱们是靠安分守己奔好日子的。他不一样。他总爱冷不防地搞点歪的邪的。对他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那怎么办呢？” 

　　“水车还要买…… ”

　　“把粮食抖落出去？” 

　　“不用粮食，用钱。多留粮，少留钱，哪样也别缺。” 

　　秦文吉见爸爸虽说拿定了主意，心神还是很不安生的。他想了想说：“少怀叔这个人，除了胆大敢干，背后还靠着个村长，上上下下都通气儿，咱迈步子，不能不看看他的脚印儿。这样吧，吃过晚饭，我到他那儿再仔细地摸摸底，回头再定咱家怎么抬腿。”（想起了股市中的“消息”，看来不依靠创造使用价值，而是依靠抢夺使用价值为生活手段的人，“消息面”是必不可少的。）秦家小院本来是一种平平静静的气氛，横着插进来这一杠子，立刻变了味道。

　　小算盘愁眉苦脸。

　　秦文吉坐立不安。

　　应声虫不敢多嘴，也不知道该怎么搭腔，只能陪着父子俩唉声叹气。

　　只有刚刚回家来吃饭的老三秦文庆是高兴的。自从去年冬天，他参加了整党活动以来，一直没有皱过眉头嘬过嘴巴。过去，他年纪小，经的事情少，总想从这个落后自私的小院子里，找到前进的支持、荣誉的满足、生活的幸福。结果，闹了遭儿啥也没有找到，能不苦恼？如今，他让自己的心意从这儿跳出去了。他要到这四面墙以外去找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已经开始得到了。他想，这个小院子爱啥样啥样，既影响不到他走社会主义的路，也碍不着芳草地走社会主义的路，就破罐子破摔由着它去吧！这会儿，心里边高兴的小伙子丢下饭碗，拿起课本子和粉笔盒，谁也不看一眼，就不声不响地往外走。

　　正在堂屋锅台旁边刷碗的嫂嫂赵玉娥，直起身，堵住门，小声地对他说：“文庆，等着我一块儿走吧。”

　　“你总是磨靡蹭蹭的，我可等不起。”

　　“谁磨蹭了？你帮我刷锅洗碗？” 

　　“哪有老爷儿们家干这个的。”

“你们老爷儿们要是看不起这个活，就不应该吃饭！”

“同志，在民校里，我怎么教你的？这叫互相帮助。”

“噢，让别人伺候你，还叫互相帮助？” 

　　“算了，你们别老觉着吃亏了。我一个人劳动生产，我一个人是吃用不完的…… ”

赵玉娥瞪起眼睛说：“我是半个人劳动？我就没有自己养活自己吗？是你们剥削了我的劳动力，还是我剥削了你们的劳动力？你说说！”　　

秦文庆忍不住笑了：“哈哈，闹半天，民校没有白上，讲开政治经济学了！”（虽然没有电，但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仍然丰富。） 

　　赵玉娥见秦文庆笑着绕过去，接着往外走，就追到门口喊：“哎，哎，你到那儿给我占个座位！” 

　秦文庆边走边扭过头来说：“这个事儿还用得着我呀？瑞芬嫂子早用她的书包把座位替你占上了。那木头凳子想跑也跑不了啦！”

　　赵玉娥冲着他的背后小声地骂道：“可恨，自私，全是一个缸里染出来的货！”

　　这时候，秦文吉正好从屋里走出来。他见叔嫂俩这样说说笑笑，心里边特别别扭。一年多来，他们这对小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冷漠了。赵玉娥在这个小院子里边，对兄弟秦文庆有说有笑；走出这个小院子，对两姓旁人说笑得更是热闹；唯独一见到他这个丈夫秦文吉，就紧闭住嘴巴，硬皱起眉头；兄弟不在家的时候，媳妇在这小院里，就好似活动着一个哑巴。尽管钱财对秦文吉的吸引力是强大的，并且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然而，他毕竟是人！ 这个年轻的壮汉子，还有一些空隙的时间、剩余的精力，更有夫妻间恩爱的欲望和需求。可惜，他竟然越来越不能够从赵玉娥那里得到这些方面的满足。看一看，明天秦文吉就要赶车出门，去办那样大的增添财产的事情，媳妇却无动于衷，不仅不过问一句，不帮助做点什么，甚至还急着往外跑。这件事如果出在往日，他会出面阻拦媳妇，拿家务事情或孩子占住她的手，绊住她的脚，有时候还是可以成功的。今天秦文吉没有阻拦，还有点希望媳妇快点走开。因为他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

　　当赵玉娥奶着了孩子，把他轻轻地放在奶奶的炕头上，随后挟着书包匆匆忙忙地跑出秦家小院的时候，秦文吉一声不吭地跟了出来。在大门外边，这对小夫妻背对着背地分手（意味深长）。秦文吉朝媳妇消失的方向瞥一眼，就像野猫过街一样，“噢”地一下拐进冯家的大院子里。

　　冯家院同样很安静。猪圈旁边，站着个人，在积雪的地上，轻轻地跺着脚。

　　秦文吉走到跟前一看，那个人是紫茄子，心里就想，这么冷的夜晚，她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紫茄子见了秦文吉，赶紧迎到跟前，小声说：“你真沉得住气，我等你半天了。”

　　秦文吉停住步问：“啥事儿呀？” 

　　“咱们手里可不能留着钱啦！”（咱们就是指眼下的俩人：一个瞒着丈夫、一个瞒着爸爸各自藏私房钱）　　“你们到底得到了什么风声？”

　　“将来呀，钱是一堆废纸，粮食就是金豆子，…… ”

　　“真的…… 我那点钱怎么办呢？” 

　　“快点买上粮食吧。”

　　秦文吉为难地说：“粮食一大堆，跟钱可不一样，我往哪儿塞，往哪儿放啊？” 

　　紫茄子说：“我等着你，就是要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看哪，最保险的办法是，咱娘俩再搭股子，把粮食存在我家的这仓里，过后再另想个妥当的出路。”

　　“怎么搭股子？” 

　　“把钱放到一块儿，买上粮食；别露我，跟你叔说全是你的

　　秦文吉笑了笑，走进屋里去找冯少怀。

　　这两个人各有自己的“鬼”又同病相怜：紫茄子怕前房撂下的那个儿子瓜分财产，背后给亲生的儿子搂“贴己”钱；秦文吉怕两个同胞兄弟瓜分财产，背后给自己搂“贴己”钱。这个秘密，还包藏得挺严实哪！

　　过了一阵儿，当冯少怀送走秦文吉，紫茄子又装腔作势地埋怨冯少怀说：“你不说这是机密的事儿，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干吗？你怎么自已还没动步子，先催着小算盘迈脚呀？” 

冯少怀伸出两只干树枝一样的手丫子，一边用劲儿比划着，一边咬牙切齿地说：“哼，不让这样的东西迈腿动手，光咱们这么几个人闹腾，就能把跟着共产党跑的几亿人的脖子掐住吗？”（心太大了！） 紫茄子打了个寒颤，连忙点了点头。

　　                       五   希望

　　秦文庆兴致勃勃地离开家，穿过胡同，拐进大街，往高台阶走。他忽然感到，前边的天空中好似扑来一阵风声，地下的雪路上传来一串鼓响；抬头一看，只见急蹿猛跑的朱铁汉来到跟前。朱铁汉刹住脚步，喘着粗气，说：“文庆，今晚上民校不要上课了，让他们自习吧。”

　　秦文庆摸不着头脑，就说：“高大泉哥亲自嘱咐过，一般的事儿，不能挤掉上课。”

　　“要开党支部大会，是一般的事儿吗？”　　“你开你的去吧，碍着我啥啦？” 

　　“大泉哥让你去列席…… ”

　　“啊！ 大泉哥回来啦？” 

　　“当然！” 

　　“难怪，你那股子活泼劲儿又变回来了。”

　　“胡说八道！” 

　　“真的，村里的人都说，自从大泉哥一出门，铁汉就变得斯斯文文，走路变了样，说话变了腔，一步三看，一句三思—— 闹了半天，你是故意端着一副架子呀。”

　　“呸！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会说轻悄话。芳草地的形势这么复杂，他出门去了，一副重担子压在我的肩膀头上，我不小心着点儿，出了差错，谁负责任？” 

　　　“嗬，真会抢功劳！ 大泉哥没在家这些日子，芳草地的天下是你一个人包打的呀？”　　“反正你没有我费的心思多。不信，你谋摸我这胳膊腕子，瘦没瘦。”.

　　秦文庆用一只手把朱铁汉举过来的胳膊托起来，用另一只手捏了捏那只又粗又壮的腕子，心想：这小子壮得赛过一只牛犊子，却总嚷嚷自己瘦了。他啪地朝腕子打了一巴掌，装作认真地说：“你是掉膘了。”

　　朱铁汉爱听这话，得意地笑笑：“对吧？就是累得够呛嘛！”“哼，你那是想对象想的。”

“你怎么跟冯少怀学，净造谣哇？谁是我的对象？我想谁去？” 

“大婶说，一过春节，就屁股盯屁股地来过五个媒人找你，…… ”

　　“来八个管什么？都让我给撵走了。正经的工作还忙不过来，谁有闲心思嘀咕那号事儿呀，别扯淡了，快着点儿吧，会场在新办公室西屋。我去找你叔秦恺。”

　　秦文庆见朱铁汉又一溜烟似地没影子了，不由得笑笑，盯着朱铁汉消失的地方，愣了一会儿神。

　　在芳草地，如果说高大泉是秦文庆崇拜的人物，那么。朱铁汉就是秦文庆羡慕的人物。过去秦文庆羡慕朱铁汉有一个好的家。那个“家”愿意朱铁汉进步，由着朱铁汉在村子里积极地参加活动。现在秦文庆又羡慕朱铁汉所处的优越地位。这个优越地位，倒不是朱铁汉在党支部、在民兵队或是在青年团的职务，而是朱铁汉有机会成为高大泉的一个助手。实际上，朱铁汉已经成了高大泉的一个很得力的助手。高大泉在家里的时候，朱铁汉就按着他的主意，什么也不顾虑地往前冲打，处处跑到前边；高大泉不在家里的时候，朱铁汉又按照他的安排，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一点也不打折扣。朱铁汉越来越能干，高大泉对他越来越放手，积极分子们对他越来越重视，群众对他越来越放心。秦文庆呢，对他也就越来越羡慕了。秦文庆常常暗暗地在心里跟朱铁汉作比较：论年纪，他跟朱铁汉不相上下，论对革命的积极性，他跟朱铁汉一样高，论工作能力，他自己用公平的尺子量了多少遍，自认为不比朱铁汉低多少。可是他秦文庆却没有能够成为党支部书记高大泉的一个得力的助手。为什么呢？因为秦文庆后背上有个大包袱，这个大包袱就是他那个封建式的家庭，那个顽固不化的爸爸，那个落后自私的哥哥。这个包袱压着秦文庆的肩头，使他直不起腰杆子。这个包袱绊着秦文庆的腿脚，使他迈不开步子。这个包袱拴着秦文庆的手，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热情和能力。这个包袱是这样地使秦文庆厌恶、憎恨，可是他又不能痛痛快快地把它甩掉。秦文庆并不想讲什么骨肉情义了。话不能见面，心不能见面，追求的目标完全拧着劲儿，还有啥情义可讲呢？那个他出生、长大的秦家院，更没有任何一点可让他留恋的东西；那里充满自私、猜疑、忧虑、 吵嘴，没有丝毫积极向上的生气，留恋个啥劲儿呢？秦文庆总是想一刀两断地把这个包袱甩掉，哪怕是从此断绝父子关系，他也不在乎；哪怕不要一垄地，不要一间房，光杆一根地搬出来，他也不可惜，秦文庆之所以不能甩掉这个包袱，是因为党组织不同意，具体地说，是高大泉不让他甩掉。高大泉说，这是关系着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事情，关系着团结教育农民的事情，还关系着农业社名誉和发展的事情，劝秦文庆不要任性胡来。秦文庆只好把这口苦水吞进肚子里，慢慢地忍着，等着。他暗暗地下了这样决心：自己不能起个帮助高大泉推车、拉套的好作用，也不能起个拖车尾巴和垫车腿儿的坏作用。去年冬天，因为高大泉互助组里的人都增加了收入，都挺起胸膛，又发展成农业社；因为高二林的事儿，冯少怀摔了跟头，缩进脖子；因为假互助组的事儿，张金发挨了批评，芳草地的人对高大泉、对互助合作的态度有了一些更改，所以整个形势都有了变化。于是，秦文庆那个家，那个爸爸，那个哥哥，也不能不跟着往前挪了一丁点儿：他家在名义上算是入了互助组，秦文庆当了互助组的组长。当时，他那个爸爸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条件：得让秦文吉在组外边赶大车拉脚挣钱。这事把秦文庆气得够呛，跟爸爸吵了好几天。组里人为了能有秦文庆这样一个得力的组长，只能勉强地同意了那个特殊条件，把互助组搞起来了。闹腾一冬天，这个组干得也算不错。如果照样儿再干上一年，说不定秦文庆这个家，这个爸爸，这个哥哥，还能跟着历史的潮流再往前边挪动一点儿—— 这便是青春年少、热情很高的秦文庆的一线希望。这一线希望支持着秦文庆的精神，使他能够在这个家里混日子，使他能照着高大泉的指点干下去，而不像过去那样，痛苦得不能忍受了。

　　秦文庆一边走，一边胡乱地想着，不知不觉地上了高台阶。他打算把民校的学员们安排一下，好快些去参加党支部会，听听高大泉又带回什么新的指示。他不知道高大泉外出去到哪儿，更不知道高大泉到外边去做什么。但是，秦文庆从朱铁汉一系列行动感觉到，高大泉不是一般性出门办事的。那几天，朱铁汉是那样热心地对待高大泉行前的安排，是那样焦急地等待高大泉的归来，又是那样严格地管住自己的嘴巴，不向任何人，包括秦文庆这样要好的朋友在内，吐露半个字。这一切，使秦文庆揣摸到，高大泉离开村，一定去办大事情。他想，党里的秘密事，不让自己知道，也应当遵守纪律，不去打听。但是，年轻人所具有的积极性和好奇心，又使他不断地东猜西想，恨不能立刻知道底细，弄个明白。现在高大泉终于回来，进村就开党支部会，肯定传达上边的新的指示精神，外出的秘密自然会在支部会上亮出来。秦文庆哪能不急着奔会场呢？汽灯的光亮，透过教室的窗纸，映在院子里的积雪上。许多人的影子叠合在一块儿，遮住半面窗户。那些影子一点儿都不动。往日里，在上课之前，整个教室被唱歌的，念书的，说笑的，弄得乱乱哄洪。今日，这儿显得格外安静，像已经正式地讲起课来一样安静。秦文庆推开门，朝里一看，瞧见没有一个学员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都挤在火炉子跟前，围着一个人，听那个人讲话；挤不进圈里的人，就侧着耳朵，或探着头，认真地听。秦文庆想；准是党支部会的人还没到齐，支书来教室看看，被大家拖住，让他讲新的指示精神，或是讲他在外边的见闻。秦文庆朝前凑凑，仔细地一听，不是高大泉的声音。他又朝人群跟前凑凑，跷着脚一看，只见汽灯那银色光亮，照着一个抱着孩子的青年妇女。这个妇女虽然很热情地说着话，仍不失平时的端庄和含蓄的神态—— 原来是支书的媳妇吕瑞芬。秦文庆心里挺纳闷地想：吕瑞芬在人多的场所，从来都是少言寡语的，连在街上大说大笑的情形都少见，今天怎么在这儿“讲演”起来，又把这么多的人都吸引住了呢？他好奇地停在人群外边，想听个底细。

　　吕瑞芬坐在炉子旁边的一只方凳子上，奶着怀里的小闺女。她那两只贤慧的眼睛，闪动着兴奋的神色，看着坐在身边那个白发满头、皱纹满脸的邓三奶奶，不紧不慢，却又十分有力地说着。“这回呀，咱们这些人，投奔的目标更亮堂了。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完成了，还有第二个五年计划。闹完仨俩的五年计划，我们新中国可就大变样了！咱们社员的任务呢，就是猛着劲地多生产粮食，越多越好。多生产粮食，可不光为了不饿肚子啦。从打组织起来，谁家还饿过肚子呀！多产粮食，吃不了的，送到大城市里去，支援工人老大哥。过去那几年，总提这个‘支援’如今可叫了劲儿，工人老大哥急着用粮嘛！ 小龙他爸爸说，光一个开滦煤矿，就有好几十万工人。人家干活，跟咱们种地的不一样，不是天亮了下地，日头一落就回家。人家一天三班倒，日夜不停手，可忙啦。人家到那么深的并底下，给咱们挖煤，好炼钢铁，打菜刀…… ”

　　不知是谁，听到“打菜刀”这个词儿，忍不住地“噗嗤”一声笑了。

　　邓三奶奶扭动着头，左右寻找那个发笑的人，没有找到，就斥责说： “谁这么浅薄？笑什么呀？听说‘打菜刀’就好笑啦？谁家不用菜刀？光是老娘儿们心里惦着它？你吃菜吃肉就不切不剁，整个儿往肚子里边吞呀！”

　　哗地一声，好多人都笑了起来。

　　邓三奶奶自己也笑了。她习惯地用手背揉了揉眼睛（这是描写邓三奶奶的常用动作），又先停住笑，用拐杖使劲戳着地皮说：“别笑啦，别笑啦，快让小龙妈说下去。这一回，大泉还带回什么新闻。都给我们讲讲，我们听听，好开开耳目。”

　　吕瑞芬并没有因为她的话被打断，而减弱要倾吐自己心思的兴致。她轻轻地拍着孩子，又接着说：“有的人可恨极啦。他们明目张胆地用拉人的火车倒运粮食，不是一回半回的，还故意不打票。他们这是安的什么心？” 

　　邓三奶奶插言说：“那些虫子、老鼠，可会坑人啦！前些日子，我儿子给我寄点钱来，让春江到天门给我买几斤大米。上集还两毛钱一斤，转了一个集，那个贼李财笔头子一转，就改成三毛一斤了。有这么贵的大米吗？” 

　　一直伸着脖子听新闻的邓久宽接过话茬说：“咱们庄稼人自己不生产的东西，用起来就是得挨算计。眼下是农业社集体了，啥事不能干？咱们跟大泉说说，干脆，拨出一块地，种上几亩大米吧。”（久宽只解决自己不受骗的问题，这种思想发展到几十年后，就是自己弄一块地种些无公害粮食蔬菜自己吃——全社会都是如此，进入秦二世——“胡亥”模式。）站在他旁边的苏存义，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说：“你别老赶啦，得说种稻子。” 

　　邓久宽梗着脖子说：“管他大米、稻子，反正咱们得自己生产。要不然就得吃亏。”

　　苏存义说：“种稻子这玩艺儿得有好土、好水，咱们这个地方，不认这东西。过去歪嘴子都没有种成。” 

　　邓久宽说：“他算什么东西？再大的地主，能跟咱们农业社比力气呀！ 这个你还看不透吗？只要咱们一心干，准能干成！你不干，人家掐你的脖子呀！ ”

　　邓三奶奶“嘿嘿”地笑起来：“久宽这小子，傻头傻脑地也变伶俐了。”

　　秦文庆听到这里，心里忽然一动，就大声说：“喂喂，大家静静，我提个建议！”

　　吕瑞芬赶紧站起身，说：“老师来了，别扯闲篇了，快让他上课吧。” 

　　秦文庆对她说：“我今儿个没空儿上课，干脆请你给大家上一课。”

吕瑞芬说：“你怎么也跟我开起玩笑来啦？”　　

秦文庆说：“是正经的。我要列席党支部会去。” 

　　吕瑞芬说：“那就快找姜老师替换你吧。”

　　邓三奶奶说：“姜老师是个党员，商量重要事儿他之能缺席呀！” 

吕瑞芬说：“换个别人也行呀。上课的事儿，哪能轮到我的头上呢？”　　

秦文庆说：“就把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再跟大伙儿正正经经地讲上一遍，就是上课了。”

　　吕瑞芬见秦文庆说得挺认真，越发觉着不好意思，就红着脸说：“文庆你快别出我的洋相了。就是吃饭那工夫，你大泉哥跟周忠大伯和铁汉谈论这些事儿，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着挺开脑筋。到了这儿，我跟邓三奶奶磨叨磨叨。不成套，也不成句的，你让我怎么跟大伙儿正正经经地讲一遍呢？”（本节是吕瑞芬成长的一个台阶——这是从把“爱国主义”说成“爱国都去”走来的她的一大进步。） 

　　秦文庆主意拿定，不再跟她争论，顺手从身旁朱荣手里扯过课本，翻到一页，用手指点着说：“就结合温习第三课，你给大家讲讲体会，还不行吗？” 

　　邓三奶奶问：“第三课是说啥事的？” .

　　邓久宽回答说：“说工农联盟的。”

　　邓三奶奶点头说：“是得多多温习，可别忘记这个。”她又扭头，对秦文庆说：“你快去开你的会吧，这一课，我帮着小龙妈，跟大伙儿温习温习。”

　　秦文庆问吕瑞芬：“有了撑腰的，行了吧？” 

　　吕瑞芬仍然有些为难地说：“让三奶奶主讲，我在一边帮两句腔倒行…… ”

　　秦文庆笑笑说：“反正这个任务我交出去了，你们大伙儿一块学吧。”他说着，转身到门口，发现嫂子赵玉娥站在黑灯影里，就问：“你啥时到的？收拾得这么快？” 

　　赵玉娥说：“我比你还先到哪！”

　　秦文庆说：“怎么没见你过来呢？” 

　　赵玉娥说，“就是你站在街上跟铁汉说话那工夫，我从你们身后边走过来的。人家在这儿议论国家的大事情，你们俩呢？哼，你们这些老爷儿们呀，最没出息，人背后光是对象长对象短的，也不害操！”

　　秦文庆忍不住地笑了：“跑到外边偷听人家讲话，还有脸说呀！” 

　　赵玉娥认真地说：“算了吧，不到外边听，在你们家那个院子里，我长八只耳朵能听到什么好话？看人家瑞芬嫂子，从家里吃一顿饭的工夫，就听了那么多的新道理。人家哪能不进步呢？”　　秦文庆见嫂子对这件平常的事情也动了心，就宽慰她说：“你别急，都能进步。大泉哥说了，今年让咱俩把这个互助组搞好点，搞出优越性来，爸爸看了心里一活动，说不定秋后就能入社哪。”

　　赵玉娥说：“就他那榆木根的脑袋，一时半晌地活动得了吗？还不得让咱们等到白毛老呀！” 

　　秦文庆说：“没那事儿。大家都往前跑，没人等着他；将来全国的农民都入了农业社，光剩下他孤家寡人，他钻天，还是入地去？再说，五年计划一实现，农业社就使上了拖拉机。他看了不动心？他一家一户能买得起？到那时候，他不红了眼入社才怪哪！” 

赵玉娥想到姜波老师常讲的，农村将来种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美好光景，心里热乎乎的。她见民校的学员们都忙匆匆地找自己的位子，要开始温习功课了，就冲小叔子点点头说：“你这话倒也是呀。唉，就这么一点点透光的缝儿，等着，熬着，快到这一天吧。”秦文庆说：“这就是希望。这希望就给我们力量和勇气—— 我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快去学习吧。”他说着，大步地走出教室，怀着年轻人对未来美好前程的强烈的希望，直奔党支部会的会场去了。（当年的农村生活，只有坚持集体经济，才会有如此丰富的农村的文化生活。看看今天那些坚持集体道路的村庄，再看看那些空巢农村，那些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六    要大干猛拼

　　党支部的会场，设在新盖的办公室西屋，跟村公所是一条脊的房子。

　　柔和的月色，笼罩着这个大院落糊着茅草纸的那个小窗户，被灯光托出来，像在巨大的黑色夜空中悬挂起一块金丝绒的幕布；地上的积雪跟它相互反射辉映，给人一种格外神秘的感觉。刚才这儿很寂静。只有高大泉一个人擦灯罩、掏炉灰、撅棒子骨头、搓收煤球。连他划火柴的声音都显着特别响。不常呆人的冷飕飕的气息，被发香的柴烟味儿替换了。当支部书记手脚麻利地把大铁壶灌满水，放到燃烧起火苗的炉子上，又把铺了青砖的屋地打扫干净，这儿立刻就变得暖融融的，热气扑脸儿。

　　朱占奎一进门，就摊开两只手说：“看看，今儿个支部书记来个包办代替，闹得我都失业了。”

　　吕春江跟过来，笑着小声问：“大泉哥，我瞧你今儿个特别高兴，一定有新任务吧？” 

　　高大泉拍打着棉袄襟上的灰土，含蓄地点点头，问朱占奎：“金发回来没有哇？” 

　　朱占奎回答说：“我见到他们那辆新车了，又是泥又是雪的。他媳妇硬说他没回来。” 

　　吕春江说：“我再去喊他一声试试。”

　　朱占奎说：“快别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反正通知到了，来与不来，由他的便！”

　　参加会的党员和列席的积极分子，都陆续地到齐了，围上高大泉。他们都是那么满有兴致地寻问外地的新闻，打听那边的互助合作开展的情况、物品的价钱、风土人情，还有好多跟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毫没关系的事儿。

　　高大泉尽自己所见所闻，回答着大家。可是他很快地就把这种无目的的闲谈拉到正道上。（三句话不离本行，大泉的本行就是搞社会主义，就是挖穷根子。）他讲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神，传达梁海山的指示，发表自己的感想，引着同志们跟他一块儿动心思、想办法。他眉开眼笑，脸色特别红亮。这不是风吹雪打的，也不是那旺盛炉火烤的，而是心里发热，又有些发急。他说：“粮食是宝中之宝，是搞工业的原料，咱们搞建设，没有它不行，少了也不行，咱们得千方百计地多增产。粮食和棉花都增产了，国家就有了原料，农业社就显示了优越性，这是一回事儿。跟工人老大哥一块儿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就等于给咱国家工业化铺了底子；国家工业化了，咱农村才能机械化，这又是连环套的。大伙儿都是老行家，种庄稼跟干别的事情不一样，你误地一天，地就误你一年；一个节气抓不上，这一年的计划就落空。咱们党员都要把劲头拿出来，往增产粮食和原料上边使，往支援工人老大哥搞建设上边使，得豁出这浑身一百多斤！”（那些摒弃这些“大道理”，并说“不要给我讲”的人，请问，你们今天几个进入1%或者20%的行列了？） 

　　众人的情绪很快就被他扇热了：

“没问题，党往哪指，咱们就往哪儿大干猛拚！”　　

“今儿个开个通宵，也要把增产计划安排停当。”

　　“我把油瓶子都提来了，这个会就撒开时间开吧！” 

村长张金发，在会议开始了好长时间才匆匆忙忙地赶来。这一次，他可真不是故意迟到的。在天门镇的聚仙楼上，他多喝了几杯烧酒，回到家，想往被垛上靠一靠，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朱占奎下通知开支部会，陈秀花答应下来，到了时间，却没有叫张金发。等他自己醒来，直对女人发脾气：“开会嘛，你为啥不叫我呀？” 

陈秀花说：“我看你睡得挺香甜。”

　　张金发说：“睡得多香，他召集支部会，我也得爬起来参加。我是堂堂的共产党员嘛。在这点上，我不能自己蹲下，他也不用想抓我的有把儿烧饼。”

　　他从寒冷的街道走过，进了热气腾腾的会场。他对这一伙人，怀有一种说不出滋味儿来的怯惧心理，反而强打精神，端着一副高傲的架子。他没有看任何人，只用眼睛找座位。可是他感到许多人都在看他，而且都是一种极不和善的眼光。

　　朱铁汉尽管想讲团结，硬强地压住不满，却仍然用一种很不客气的口气对他说：“你怎么来得这样早哇？” 

　　张金发放下屁股，解嘲地般牙一笑：“打个盹儿，没有醒过来嘛。”

　　朱铁汉说：“这会儿总该醒过来了吧？大伙儿都表了态，轮着你发言啦。如今国家搞五年计划，搞工业建设，急需粮食和原料。农业社得带动互助组，互助组得带动单干农民户，你那个社打什么主意？你们的生产计计划怎么修订，想什么办法提高产量？”张金发一边往烟锅里装着烟末子，一边不以为然地说，“这个呀，你就不用发急了。反正有你们社，有我们社，高低上下全都能比出来，保险落不到后边呀！ ”

　　朱占奎插言说：“金发，我看你还是别打这个保票吧。政府发下来的优良品种白棒子，那是增加产量的一项措施。拨给你们社的那一些，你们就没有想往正地方用。今个早上，你们饲养员张老八，把白棒子种子背到碾房去轧，要喂牲口，亏了让周丽平发现，给拦住了…… ”

　　张金发眼一翻白，手一摆，说：“嗬，光是种子这一点儿事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就能让你们社给丢下几千几万里呀？你就没有睁眼看看我们的车和马！”

　　朱占奎说：“那车马得靠人使！” 

　　张金发说：“人怎么着？我们社的人就不是一只鼻子两只眼？ 比你们的人多一只还是少两只呢？”　　

教员姜波帮着朱占奎说：“占奎同志所讲的，是指人的政治思想觉悟。我看这句话很有道理。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如同打仗，武器再强，如果人不勇敢，也难以克敌制胜…… ”

　　张金发打断他的话说：“唉，盘山不是堆的，胖牛不是吹的，说空话顶个啥用！不信你们就看着，看我那社里的人从今以后，是勇敢还是不勇敢！” 

　　朱铁汉一直横着眼睛看着张金发，见他那股子财大气粗的傲慢劲儿挺不顺眼，就大声地说：“勇敢得分别分别啥勇敢，为公，还是为私，就不一样。咱们党员得一个心眼地搞社会主义，才是正当的。”

　　张金发又冲朱铁汉说：“你们是农业社，我们也是农业社，我们不是搞社会主义，是搞什么主义？你说说！ ” 

　　高大泉坐在旁边，没有插嘴，有意地细听大家的争论。这种争论，表面上很随便，实际上是有意义的。他觉得朱占奎给张金发提出的问题极好，朱铁汉给张金发提出的问题更好。他想，张金发去年冬天整党挨了批评，发狠地把那个挂牌子互助组收了摊子，一转手又办起个大杂烩的农业社；他们到底会搞成什么样子，得看看再说。他想，眼下评论这个为时过早，敲敲警钟就够了，应当抓住这个支部会的中心，讨论决定重要问题。于是，他就制止他们争论说：“今天开的是党支部会，咱们研究的是整个芳草地为实现五年计划怎祥出力气的要紧事儿。每个党员心里边都得装着整个芳草地，不要你们社我们社的闹分家。金发你来迟了，前边的话没有听见，我再给你说说。”接着，他把路上怎么见着县、区领导，领导对当前形势怎么分析，对芳草地今后工作的一些具体指示，全都对张金发讲述了一遍。

　　张金发一听这些话，正好跟他从沈义仁、范克明嘴里得到的消息对了路，心里也冒起了一种欲望的火苗子，他暗暗地想：看起来，粮食要吃香了，大伙儿全都盯上它了；要是下狠心，抓住粮食这个宝贝，是自己发财的一条门路，非得好好地闯一闯不可。（都在关注粮食，可想的不一样，后来干的也不一样。同一个题目，能做出不同甚至相反主题的文章）他想，就不信我张金发总让你高大泉压一头，就不信我那人强马壮的社，干不过你这穷棒子骨头社。他又想。在这里开会的党员，都是他们东方红社的，我坐在这儿耽误工夫，等于聋子的耳朵白配搭，不如赶快找自己社里的几个社干部商量一下，到底怎么快点动手干起来。他又想，刚到会场，马上就走不太合适，一定会招惹闲话；不如再忍耐一会儿，假装出去解手，溜之大吉。他想到这儿，把凳子往靠墙边的黑灯影里拉了拉；随后，抽着烟，心里盘算起他那个竞赛社如何眼东方红社竞赛的事儿；尽管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他东听一句，西听一句，连不成串，实际上等于没有听到。

　　高大泉见绝大多数同志对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的意义认识上统一了，意见一致了，打算结合实际，研究一些具体的措施，就转动着身子寻找老周忠。他小声问朱铁汉：“周忠大伯没来呀？”朱铁汉被这句话提醒，抽身站起，四下一看，奇怪地说：“真有意思，怎么把他给丢下了？丽平，你没告诉你爸爸来开会呀？” 周丽平回答说：“这个会，是你们一起在支书家定下的，还用我告诉他？我是从民校过来的，压根儿没见到他。”

　　朱铁汉说：“那他到哪儿去了呢？把会场的地址听错了？” 张金发对这话耳朵倒挺灵，立刻听见别人说了什么，就使劲儿把烟袋锅子往鞋底子上磕打着，说开风凉话：“我还当只有我一个人迟到了呢，敢情还有比我晚的… ，！”

　　周丽平对张金发这话挺不满，赌气地站起身，说：“你们接着开会，我去找他！”

　　就在这时候，会场的玻璃门“嗒”的一声打开了。一股寒风扑进屋，一个人跨进门坎儿。

　　身材魁梧的老周忠，肩上披着白茬的羊皮袄，一手提着风灯，一手提着木棒，被冻得变了颜色的脸孔，流露着十分庄严的神色。周丽平埋怨他说：“您知道开会，为啥不早来！” 

　　朱铁汉一面让出一截儿凳子，一面也有几分不悦地对周忠说：“快坐下从头听听吧！”

　　周忠把红灯放在桌子上，把木棒靠在窗台上，跺了跺脚上的泥雪，不慌不忙地解释说：“吃过饭，我到地里转了一圈儿，想转回来误不了开会。我正往回赶，听见西官道上又喊又叫。我就过去看看。原来是雁庄一个互助组的大车到天门镇去拉水车，回来贪了黑，过小河沟子，车轱辘陷到冰窟窿里去了。我跟那个车把式弄了半天，才算把车弄上来…… ”

　　周丽平听到这儿，神情立刻变了，就说：“您应该回来找几个人一块弄嘛！” 

　　周忠说：“我估摸着一掀一推，就上来了，哪知道鼓捣这么久啊。搞半截，再回来找人，那不更误时间啦。”

　　朱铁汉的脸上露出笑容说：“我想您是不会轻易耽误开会的，快到炉子跟前烤烤吧。”

　　周忠说：“闹了一身汗，一点也不冷啦。”

　　高大泉把大家讨论的情形，简单地跟周忠述说了一下，补充几句：“咱们这块地盘，正巧在大草甸子的溜边溜沿的地方，十年得有九年涝。这东西，实在是咱们夺丰收的一个大祸害！从打去年伏天一闹水，好多同志就叨咕，要治治它。那会儿，咱们还没有办起农业社，老习惯的绳子也拴着脑筋，胆儿小，看得短，没有敢大干，也不敢想大干。不敢想，又不敢干，集体的优越性咋发挥出来呢？不发挥出优越性，咋把咱这农业变成工业的根基呢？这回我看火候到了，咱们要可着劲地大干一下子，把旧习惯冲冲，把新门路打开。周忠大伯，您就把心里边想的那个开渠的谱子给大家摆一摆，哪儿不齐全，再让大家补充；齐全了，也让大家心里有底，好一块儿带着群众干。” 

　　周忠移到桌子前边，先从右边的衣兜里掏出老花镜戴上，又从左边衣兜里掏出一卷子报纸，放在桌子上；再从右边衣兜里掏出一个已经掖皱了的小本子，轻轻地打开；翻出一张叠着的纸条，铺在桌面上，用几根粗大的手指头摁着边缘，这才开口：“咱得把丑话说在头里。大泉说到的那个谱儿，都是我瞎想的，缺胳膊短腿儿，不成个、不齐全、就算出个题吧。刚才大泉讲过了，咱们芳草地村南边那些土地，年年吃亏就吃在涝上，等着沥水淹到了庄稼脖子，发了急、抓了瞎，火烧眉毛再动手排泄，那是上眼药面的事儿，治不了根子。我跟朱旺、宋老五和秦恺几个人，琢磨了好长一阵子，总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偏巧，有一天晚上我翻报纸的时候，看到上边登着一篇介绍海河那边治涝地的经验（老农经验加文化，等于农业科学家）。我跟他们几个一念叨，都说行，我也就有了主心骨。本来想多琢磨琢磨，再跟大家商量。今儿个傍晚，大泉回来了，我跟他一说，他比我还热心，立刻就让我提到支部会上讨论。这一下可将了我的军。我赶快又跑到地里去看看地形，翻过来倒过去地又想想。我不能把一个二五眼的方案拿到支部会上来呀！” 

　　众人一听，这才明白老周忠大黑天跑到地里去干什么，也明白了他迟到会场的原因。

　　周丽平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不由自主地朝那个耷拉着脑袋不吭声的张金发看了一眼。

　　朱铁汉忙给周忠倒了一碗白开水端过来，催他说：“快摊开您那办法吧，行与不行，让大家听听评评嘛。”　　周忠说：“要说办法倒也简单，只怪单干那会儿不敢想，以后组织起来了，脑袋瓜也没有立刻跟着转过弯子。（这种情况我就常有，想必是一种思维定势）我们的打算，就是不要傻等水来土屯，得先迈步，跑到前头，一开春就动手挖泄水沟。这样有备无患，省得临时挖来不及。又毁庄稼又糟蹋地。我怕大家听不明白，画了个施工草图，一块儿斟酌斟酌吧。” 

　　大家一听，全都站起身凑过来，扳肩探头地观看那张简单的图纸。

　　周忠指点着说：“你们看，从这儿开始挖，沿着这块地边，顺着原来这道水沟子，往东弯，再穿过这两块地，正好是一条从高到低的直沟；地里存了水，就通过渠，顺到沟里，从沟里一直泄到大草甸子里去了…… ”（都是村里干了多年活的庄稼人，不用太具体说，一指一比划，就全明白了。）

　　朱铁汉没等周忠把话说完，就拍着手说：“满好，满好，老家伙简直成了工程师！” 

　　朱占奎拿过图纸，仔细地看看，又放到桌子上，用手指点着说：“我看整个的打算都行。就是这个地方，最好来个小斜沟，把刘祥大叔那块地就接上了。”

　　周忠扭过头问他：“那地低，够不着吧？” 

　　朱占奎说：“用眼睛看着好像低，实际并不低。土改前一年，歪嘴子刚把这块地夺到手，就种了瓜。我给他看瓜园，晴天雨天不离开。我亲眼看见，不管雨水还是沥水，都往您画的这个泄水沟方向流。”

　　吕春江也帮着说：“没错，是这么回事儿。去年咱们挖那个临时泄水沟的时候，我就看见，这边一通，那块地里的水也跟着流出来了。”

　　周忠又眨着眼想想，说：“对，对，就这样吧。”他说着，从兜里摸出一支铅笔头，用舌头尖舔一下，小心翼翼地在图纸上画了一条斜线。他转动着身子征求意见：“大家还有什么新主意，撒开提吧。”朱铁汉说：“没啦，没啦，就这么办吧。”

　　周忠说：“你别包办代替呀。让大家有主意就出，有建议就提，越完善越好嘛！这是咱们庄稼人亘古以来没办过的事儿，谁能一下子就想完善呢？靠众人都动脑筋，才会更有把握。”

　　朱铁汉笑笑说：“好，好，大家发言吧！”他说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见大家都含笑不语，就拍着周忠的肩头说：“看见没有？都把话讲完了，明摆着的事儿嘛，党支部会，有意见还能不提？再留一手，回家藏在柜子里去呀？当然啦，个别人故意闹别扭，有话揣在怀里，总是难免的。那就随便吧，反正影响不了支部决议。”

   张金发朝朱铁汉的背后白瞪一眼，没有吭声，又接着想自己的心事。

众人商讨了一阵儿，确实没有什么新鲜的意见可提了，每个人心里，都在兴致勃勃地琢磨着，就要在大草甸子上第一次出现的、主动向大自然进攻的泄水渠。去年搞互助组的时候，这一片地里都打了井，春旱是不怕了；如果再挖一道泄水渠，夏涝的威胁，又得到解除。这样一来，就成了旱涝保收的土地。有了这样的土地，东方红农业社一九五三年增加粮食产量，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作贡献，那就打了保票了！人们想到这些，一个个浑身鼓了劲。

周忠心满意足地喝了一口已经放凉了的白开水，小心地叠起他的图纸，冲着那个一直在倾听众人议论的高大泉说：“大家都没有别的看法，算不算通过啦？”

高大泉从周忠手里要过图纸，放在自己手掌上掂了掂说：“水没到，先挖泄水渠，表面看事情不大，实际上是一场了不起的革新。估计困难不会少碰到。我们得好好地发动群众。党支部通过了，还要交社员们讨论；社员们都赞成了，支委会再最后决定具体办法。”

周忠说：“我跟朱旺和秦恺，从打动了这份心思，就找社员们商量，差不多挨门都走遍了。让社员们讨论，也只能越来越完善，不会有人不赞成干这个。”

朱铁汉说：“今儿个支部通过，明天就开社员会，好好地讨论一下，顺便就把大家的热劲给扇起来了。”

高大泉说：“除了社员讨论，还应当向全村的群众宣传，也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让他们看看集体优越性和开脑筋的机会，得抓住不放。农业社起个头，把互助组、单干户都带动起来，一齐想办法夺丰收，这才是我们挖泄水渠的用心。”

朱铁汉说：“姜老师，你把那个图复写几份，按照群众小组发下去；再让丽平把这件事儿登在黑板报上…… ”（看来高大泉及其同志们比摩西高了一筹，摩西只是引领人们的行动，高大泉他们在引领行动的同时，还引领人们的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大家（包括他们自己）的主观世界。）

　　吕春江插言说：“我跟文庆两个人管广播。”

　　朱铁汉说：“对，这样一来，你看声势大不大。”

　　高大泉说：“除了造声势，还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后边这个比前边那个费力气。”（诚然）他说着，打开图纸，“你看，如果按照周忠大伯琢磨的这个泄水渠线路，要通过东方红农业社外边的三块地。我们得跟人家好好地协商；协商妥当了，再宣布具体方案，要不然，不就等于农业社给人家下命令，强迫人家按照咱们划下线儿做啦？” 大家一听，都觉得高大泉对事情看得深沉，想得细致。周忠说：“这一程子，我们几个的脑筋全都沾在怎么开渠这件事情上，真没想到这一层。”

　　朱占奎说：“这一层是挺要紧的。想不到的毛病，多半得从这上面冒出来。”

　　姜波又习惯用理论性的话来肯定高大泉的想法。他说：“对任何事情，都要既看到有利因素，又要看到不利因素；尔后，发展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这是我们幼苗一样的农业社能够茁壮成长的关键。”

朱铁汉恐怕一摆这些“不利因素”，给大家泄了劲，就忙说：“搞泄水渠，占的都是洼坑地，挖不到房基，也碍不着场院、菜园，没啥难办的。再说，挖了泄水渠，被占地的户也得利益，现成的好处送上门，谁能往外推呢？还有，你们看，这三块插花地，有两块是金发那社的。他总不会故意找我们的别扭吧？是不是呀金发？” 到了这个时候，关于开泄水渠的事情才引起张金发的往意。他扭着脖子，朝高大泉手上的图纸看一眼，心里不由得一沉。东方红社打算修的渠道，要占用他们竞赛社的那两块地，一块是他张金发的，一块是周士勤的。他想：搞一条泄水渠，挖不出人民币，也流不出棒子粒，没啥了不起的，就是不应当让高大泉他们顺心如意。他想，自己是党员，又是支部委员，在这样的会上提出反对意见，准得让这伙人抓住小辫子；闹一大遭，最后还得由着他们的心思办，实在不上算。他想，周士勤这个人，眼下正是心软嘴也软的时候，因为去年高大泉要权术，让出一辆大车贷款，买下周士勤的情。周士勤就是不乐意，也得把这道难题往社里推，不会亲自出头露面护着地不让挖。他想这样一来，我们那个社，不就等于给他们这个社做菜吃了？他越想越别扭，甭提多烦啦。

高大泉见张金发看图纸，就要把图纸递给他，说：“你仔细想想，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咱们再商量。”

张金发没有接图纸，装作无动于衷地拖着长腔说：“没啥，没啥。对这件事，我基本上同意……”

朱铁汉嘲讽地说：“嘿，你可真会用词儿。什么叫基本上呢？解释解释，咱开开脑筋！”

张金发绷起脸，冲朱铁汉说：“这怎么是用词儿。就是这么一个理儿嘛！那块地虽然是我的，可是入了社，归集体用了。我不能在这儿讨你个喜欢，冲着你当红脸汉子，来个大包大揽。我们社是民主办社，我总得回去跟社员们商量一下呀！”

高大泉说：“不光要回去商量一下，还要充分地商量。因为老周忠这个图，只是一个示范，是个样子；如果行得通，又见了成效，今年秋后，咱们支部就应当积极推广，在芳草地多搞几条这样的泄水渠，好让更多的土地减少水患。金发你领导的那个社，不可以马上就动手，跟着这样子试一试吗？”

张金发摇摇头，说：“搞那玩艺儿，太费工了……”

高大泉说：“为了保丰收，多增产，特别是改造旧习惯、老套子，可不能惜工惜力。”

张金发说：“不是惜工惜力，是我那个社人手不够用，心有余力不足哇……”

高大泉说：“如今是试验，我不勉强你一定做；东方红社要这样做，今天的支部会上没有人提反对意见，这就是支部大会决议，你要认真执行。你回去跟社员讲讲，搜集了意见再向支委会汇报。”张金发一边听着，一边心里长牙，暗想：闹了半天，我自己另铺摊子搞了个农业社，还得在你高大泉的管辖之下呀！你算抓住我不放手啦！真绝。

　　就在这个时候，会场外边的窗户外边有人小声地叫：“金发，出来一下呀！” 

　　张金发听见叫声，没顾分辨一下是谁，就趁着坎子下毛驴，急忙站起身，走出屋；到了二门外，才看清楚站在那儿的是冯少怀。冯少怀低声地埋怨他：“我说金发，咱社里那么大的事儿搁着，你不去快着点儿主持处理，跑到这儿凑啥份子呀？” 

　　张金发说：“我正发烦哪。他们把我硬拉来当陪绑的，有啥办法哟！”

　　冯少怀说：“快走吧。刚才，我到办公室里，把咱俩的那个初步打算跟大伙一宣布，把他们都给乐得顶破房檩了。就等你去一锤定调，立刻就来个大干猛干。”

　　张金发见冯少怀一副喜庆样子，问：“干部们全都同意了吗？” 冯少怀更加得意地说：“人心齐，泰山移。你看看咱们竞赛社，真是一呼百应，太顺心啦！” 

　　张金发叹口气：“唉，这边又给我添了点儿不顺心的事儿。”冯少怀追问：“又出啥事啦？” 

　　张金发回头看看，推他说：“到外边说。”

　　他们两个一齐下了高台阶。张金发把东方红农业社计划开挖水渠的事儿，从头到尾地给冯少怀讲了一遍。

　　冯少怀听了，一跺脚说：“真是锔锅（这个“锔”字连找都不好找喽——电子版上“锔锅”原来是“锅锅”，根据这个歇后语，我知道应该是“锔”，锔锅、锔碗是已经淘汰的行当了。就是用金属丝——一般是铜丝——俗称“锔子”，把锅碗瓢盆裂的地方，重新“锔住”，https：//ba！ke.ba！du.com/！tem/%E9%94%94%E7%93%B7/10811426百度里还有，自己可以查一下）的戴眼镜，专找你的茬儿。他们穷得打哆嗦，还总想往别人身上吹冷气儿！没关系，让他们干这种没出息的事儿去吧，看老天爷给他们往地里撤金豆子不。咱们得铆足劲，赶快抓挠粮食！” （文革后有个记者抹黑大寨，就用大寨劳力干一天的产值说话，说什么在西方国家干一天赚不了多少美元就不能干，以此贬低大寨。却不知或是故意不提大寨人改造山河的长远效益。不提创造财富和掠夺财富的根本区别。比如明星的广告费并不是他们创造出了多少财富的象征，只是他们瓜分剩余价值的一种计量。）

　　张金发说：“那位大支书，还口口声声让我们学他的样子，也跟着他挖沟哪，…… ”

　　冯少怀说：“你放心吧，他们这个沟挖不成，你也就不必学习了。”

　　“怎么啦？” 

　　“你那脑袋怎么不会转弯呀？我刚才站在窗户外听了几句，按着他们说的谱儿，除了你和周士勤那两块地跟他们的地插着花，不是还夹着一块肉馅儿——秦富的一块地嘛！” 

　　“啊…… ”

　　“你想想，那个小算盘，能够轻易地让别人在自己地里边横着挖一条沟？” 

　　“他也得利…… ”

　　“那看怎么算计。小算盘的珠算盘。芳草地的哪个人也甭想替他拨拉！”　　张金发听到这儿，觉得有道理，在黑暗中呲牙一笑。（设置的障碍会成为起点。克服困难，变为动力扩大社会主义因素。）

　　党支部的会场上走了个张金发，而且一去不回头。大家顾不上等他，又接着讨论起来。会议一直开到快半夜，该研究的问题都研究透了。他们决定，先从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精神、增产粮食、原料，支援工业建设这个大方向入手，随后再落实修泄水渠的具体措施。他们要用自己大干猛拚的行动，用集体劳动的优越性，把互助组和单干户带动起来：带动大家一齐爱国家，多增产，带动大家为实现国家的建设计划出力气。

　　宣布三次散会，人们才肯站起身，往外走。

　　高大泉把支委留下，又到门外喊住秦文庆。

　　秦文庆来到会场上以后，一直保持着“列席”会议者的身份，只用耳朵听，没有多说话。这会儿散了会，他撒欢地跟吕春江和周丽平谈起他们热火炭一般的感想。听到叫声，急转身，跳起来，冲着高大泉异常兴奋地说：“今天这个会，真给人鼓劲。明天一早我就召开互助组会，让他们都把支部会的精神吃到肚子里去，跟着农业社一块儿干！”

高大泉笑着说：“我还得给你加个任务……”

“你就说吧，没问题！”

“回去先给你爸爸透个信，摸摸他的想法，随后我再找他谈谈。”

“挖泄水渠的事呀？”

“对。”

“我估计没啥难办的。我们那块地在洼坑，十年九涝，一涝准扔，这回正好沾了农业社的光。沾光得便宜的事儿，他还不抢着干哪？”

高大泉说：“文庆，你可不要把自已的想法代替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算盘。凡是新事儿，他都容易把算盘珠子拨拉乱。会上我说了这一回，从表面上看，要挖一条渠，实际上是一场革新。只要是新事儿，没有一件能够顺顺当当做成的。我们要大干猛拚，也得小心谨慎。对你爸爸，要耐着性子说服动员。争取他自觉自愿，不要出什么漏洞。你得出一把子力，帮着支部，也帮东方红社办好这件事。”

秦文庆虽然还不能估计到能出什么漏洞，但是，他从支部书记的表情和语气里，掂出这个任务的份量，就严肃地点了点头。

　　                    七    要一步一个脚印

　　三星平西的时候，高大泉才算结束了这一天的繁忙的工作。他回到家，躺在被窝里，好久睡不着；刚迷糊一下，又被小女儿的哭声惊醒。他睁眼一看窗户纸，已经发白，就急忙坐起身来穿衣裳。吕瑞芬也被他惊动，就扯住他的胳膊问：“这么早，你起来干什么去呀？” 

　　高大泉冲着窗户说：“天都亮了。” 

　　吕瑞芬说：“那是让地下的雪照的，离着天亮还有一阵儿哪。你就再睡一会儿吧。”

　　高大泉只好又躺下，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入睡。

　　多么重的担子压在这个党支部书记的肩上呀！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刚成立不多日子，不要说周围的群众，就是社里的人们，都眼睁睁地盯着这个新事物，看看它怎么生、怎么长、怎么样显示出这条道路走得正确，走得通畅。在这第一年里边，农业社要是不能比互助组显示出更大的优越性，要是不能使所有社员们都增加收入，谁能再加入你这农业社呢？谁还肯留在你这农业社混下去呢？（公知们看看，这是你们批判的穷有理？穷过度？）再说，农民还有个多供给国家粮食和原料的重要任务呀！他暗暗地嘱咐自己：不论工作有多压头，也别再发愁，别再发烦，这回一定要沉住气。（不管你赞同他与否，他这种精神应该学习。）

　　高大泉翻个身，枕着胳膊，趴在炕上，继续琢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并不是漫长的，节气一个接一个，稍一放松，就滑溜过去了。要修渠，要整地，要修理工具，还要捣粪、送粪。…… 他想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冒上心头：要想让庄稼长得好，就让小苗做好胎子，这要靠多施底肥。眼下猪少、大牲口少，粗肥也就不多。况且，农业社正处在刚创业的阶段，家底薄，开销大，如果化肥用得多，秋后就会影响社员们的分红。那么肥料从哪儿来呢？压绿肥不是季节，挖坑泥要用很多人力。虽说周忠到天门镇联系了几个机关和工厂的厕所，人家答应让东方红社去掏粪。那是远水，解不得近渴。窗外窝里的公鸡喔喔地打起鸣来，村外西官道上，传来大车轮子哐哐的响声。

　　吕瑞芬拉了拉男人说：“看你，都滚到褥子下边去了。炕板多凉呀！” 

　　高大泉朝媳妇跟前挪动一下，伸出大手，摸了摸炕席，忽然想：能不能拆了炕，把炕土换下来当底肥？这东西肥劲大，弄到手来也容易；全社几十户人家，一家拆一个炕，那可就堆成小山了。他想到这儿，又一翻身，脸冲着媳妇，小声问：“你没有睡着？” 

　　吕瑞芬回答说：“你在旁边翻来倒去地总不消停，谁还能睡着呀？”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说吧。”

　　“你明天带上孩子，到二林那屋去睡，我搬到社办公室去睡。”“干什么呀？” 

　　“把咱屋这炕拆掉，当肥料用。”

　　“这还商量什么。就是这个季节拆炕太早了。动泥动水，到处冰凉的，能托坯吗？” 

　　“别忘了咱们是农业社呀！ 农业社就得敢打破常规，创建新章程。我盘算，有两个炕的社员家，动员他们并炕住，倒着拆，搭上一个新的，再拆一个旧的，不会太困难。”

　　“就怕有的人家不习惯这个时候动泥水活。”

　　　　“县委老梁同志这回提醒我，搞农业社，不光要把人组织起来，也是帮他们生长集体思想、生长先进思想。从今以后，我打算不论在大事小事上，都要领头破旧习惯、兴新做法，拆炕的事儿，有咱们党员和干部家带头干，群众就会跟上来，你说呢？”（我听着都犯怵）　　“好吧，反正我由着你。”

　　“光是由着我不成，你还得帮助我发动妇女。拆旧炕搭新炕，只要妇女一通，就算成了大半。”

　　“我找丽平一块儿去发动吧。”

　　“再请上邓三奶奶帮助你们一把。”

　　吕瑞芬忽然嘻嘻地笑了起来。

　　高大泉被笑得挺奇怪：“你怎么啦？”　　吕瑞芬停住笑说：“你呀，真成了‘小算盘，了，就这么一丁点儿小事，也至于折腾得一夜睡不安生？” 

　　高大泉半开玩笑地说：“我是‘大算盘”跟那个‘小算盘’完全是两祥的。你可别把农业社种地的事儿小看，有一点地方计算不到，出了闪失，就会把咱们堵在半途路上。不用说别的，等庄稼一上场，比单干的农民就是减产半升，社里的人往前走还有劲吗？社外边的人还肯奔你这儿来，跟你走一条道儿吗？” 

　　吕瑞芬觉得男人这话很对。但是她满有把握地认为：农业社一定能增产，绝不会比单干的人减少丝毫；农业社一定能不断地向前迈步，不会停留，更不会退回去。对于这样的信心，她还没有能力清楚地、条理地列举出根据，但是，两年来亲身经历，使她对集体的力量，有了许许多多最实际的体会，她每天跟社员们一块儿干活儿，一块儿上民校，她最了解社员们往前奔、夺丰收的心气。她本人就是个例子。她盼望农业社搞得棒棒的，步步登高，让社员有吃的，让工人老大哥有用的，让芳草地的人都看着农业社眼馋，投奔过来，一块儿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每当她瞧见男人为工作发愁叹气、睡觉不踏实，她就想：土改后最困苦的一段日子都闯过来了，还有什么难处能够挡住翻身农民呢？从五一年那么一个穷得叮峭响的小互助组，变化成一个有车有马，人多势众的农业社，谁还割舍得退回去呢？一扑心地干吧，越往前走，会越美满。她想到这些，心里是热乎乎的。她见窗户纸真的亮了，就轻轻地坐起，对男人说：“我去做饭，等烧着火你再起来——别想了，再睡一会儿吧！” 高大泉领会了媳妇的深情，微笑一下，立刻又故意闭上眼睛。他听见媳妇开门出了屋。他听见媳妇在屋外边抱柴禾。他听见媳妇抱柴禾奔向西院的脚步声，他又睁开眼睛装上一袋烟。他的思绪是反复不断的。肥料的问题刚有点模样，他又开始想到排水防涝的事情。他想，老周忠对整治土地有经验，平时喜欢看书读报，思路也开阔；琢磨出这个先修泄水渠防备涝害的办法，益处是很多的。他想：春天没播种的时候就开挖，能够闲治忙用，那一片低洼地，水涝的危害就解除了；同时，可以在渠的两坡上种些豆子一类的庄稼，这样，渠道占用土地的面积实际上减少了。他想；这件事情，一宣传，社员们肯定拥护，对互助组和单干的农民肯定有好的影响；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水渠生了效，对人们的思想影响一定会更大。他想：渠道要通过三户社外人家的土地，张金发被大道理管着，公事公办，通更好，不通就拿到支部会上解决，一定得通；周士勤那边，因为种种原因，他也不至于对东方红社采取刁难的态度；比较难办的，就是秦富，一定得集中力量，重点解决这个人的问题。他想：秦富这个人，在如今的农村里，可真够典型了；农业社要是把这样一个人教训过来，实在不容易，但是应当有这份信心。他想，曾经硬抗着组织起来的刘万能转变，跟亲哥哥搞分裂、扎到冯少怀怀里的高二林能回头，证明啥样的人都可以变。只要照着党的。政策办事情，耐心地多做工作，秦富这个人再顽固，脑瓜子也得开缝儿；也甭发怵，甭发急，他终究会看清他应当走的道路。西院里传过来谈话的声音。

　　钱彩凤说：“我已经烧着火了。你弄着孩子，这么早起来干什么？”

吕瑞芬说：“看看都到啥时候了，还早哇！怎么你挑水去啦？”

“二林爬起来，就到饲养场帮着修车。”

“吃过饭，咱们动手拆炕吧。”

“哟，拆炕干什么呀？”

“这回闹增产，社里缺肥料，咱们干部家得带个头。今个晚上，我们娘仨可要到你这屋炕上挤着睡啦。”

高大泉听到这儿，赶忙爬起，穿衣服下炕，抓过帽子往头上戴，就走出屋

钱彩风把水倒进缸里，正转身往外走，见高大泉要接扁担，就说：“我去吧，再有一挑，那缸就满啦。”

高大泉说：“你嫂子做饭，你过去收拾收拾屋子，等我们回来，好一齐动手拆炕。”

钱彩凤把扁担递过去，说：“你忙社里的事去吧，家里这点活计，用不着这么多的人。”

高大泉挑上水桶，想到井台上等等秦文庆，问一问他跟秦富谈过挖渠的事情没有，结果怎么样，以便安排下一步的工作。他刚到街上走几步，正好碰上秦富背着粪箕子从村外走回来。

这个勤俭的庄稼人，一年三百多天，天天都起大早拾粪。他那破帽子的边沿，他那花白的眉毛和胡须上，都挂着霜花；两只大棉鞋踩得地上的积雪“嘎吱”、“嘎吱”乱响。

高大泉停下来等他，离着老远就打招呼：“大叔，又这么早？”

秦富边走边回答：“这么早，还走到你们社里人后边。看看，害得我白挨冻，白跑路，空着手回来啦！”

高大泉笑笑，朝跟前迎了两步，又问：“文庆跟您商量那件事情了吗？”

秦富立刻警惕地看看高大泉，回答说：“你们总是点灯熬油地开夜会，他回来那会儿我都睡了两觉；我起来那工夫，他还在梦里哪，谈个啥呀！”

　　高大泉一听，心里边转个弯子：是直接跟他谈呢，还是等秦文庆给他透个信，摸摸他的心思再谈呢？他想，昨晚上张金发参加了支部会，回到竞赛社，一定会把会上的一些消息透露给冯少怀；冯少怀这个人对东方红社恨之入骨，会不会又借机会打鬼主意，插手使坏？为了防备从冯少怀那儿出漏子，得抓住跟秦富偶然碰上面的机会，先给他透透气，也许能够起一点防护的作用。高大泉想到这儿，就朝秦富跟前移动了一步，说：“我们支部准备召开个群众大会，给大家讲讲国家建设新形势。您从近处也能看到，光是天门镇，这一年的光景，就添了多少工厂，增了多少机关、学校！这是咱们国家发达起来的好事情。城市的人口多了，用原料，用粮食的地方多了，咱们农民就应当积极增产，支援城市；城市有了原料和粮食，会更多地制造咱们农村需要的机器啦，布匹啦，自行车、胶皮轱辘啦，帮咱们搞好生产，过好生活。这就是工农联盟，齐心建设新中国嘛！”

　　秦富听着，想起他在集市上亲眼见到的情景，也想起冯少怀昨天往他耳朵里吹的新闻，就插言说：“是呀，是呀，粮食是个宝，谁也离不了。不多增产还行！” （看到了粮食的重要性，高大泉乃至秦富都能想到生产，而张金发冯少怀却只想到囤积、投机。甚至特么的破坏——不剧透了，想着看“栽苗子”一节。）

　　高大泉说：“增产粮食，靠走老路，搞单干是不行的…… ”秦富连忙说：“我们就是照你说的，办了互助组呀。”高大泉含笑地说：“大叔哇，可不能总把互助组当个牌子挂着，得把心扑到上边才能见成效。”

　　秦富嘟嘟囔囔地说：“这牌子到底啥样儿，得让我比一比，看一看。它要真是一条发家过好日子的路，还用得着你们这样费心费力地拉呀赶的，谁不拚命地往里挤呀！”

　　高大泉说：“您可以比，也可以看，心里头得总装着这件事儿。可别先打定了千斧子也不让劈开的主意，一条道跑到黑，闪着光亮的地方就在眼前摆着，也不去瞧瞧呀！” 

　　秦富非常腻烦村里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总是抓住各种机会，给庄稼人宣传什么“社会主义”， “组织起来”。这会儿，他见高大泉清早拦住他，又是这一套，就要告辞回家去吃饭，好早一点打发大儿子出车上路。

　　高大泉见他要走，就说：“大叔，别忙。，我还要跟您商量一件具体的事情。”

　　“啥事，你就说吧。”

　　“我们东方红社，打算修一条泄水渠…… ”

　　“还没等下雨就干这个？” 

　　“下雨再干，那就抓瞎了。修上一条永久性的渠道，在前边等着，临到夏天，连阴雨一多，就让它随着下，随时流走。您看这有多保险！”　　“那倒是。”

　　“我们那条渠要经过您村南那块地…… ”

　　“我们家可抽不出人手干那个去呀！”

　　“不用您出力，就是要占用您一点儿地皮…… ”

　　“挖多宽哪？” 

　　“总得三尺吧？” 

　　“沟子就三尺宽，两边还得堆土埂哪！ 起码得六七尺！好家伙，我那地是横宽的…… ”

　　“这不要紧。占您多少地，我们再从别处拨给您多少，补上。您看行不行？” 

　　“拨给我哪儿的？” 

　　“把我家自留地拨给您。”

　　“秦富听到这句话，打个愣，眯着眼，把高大泉的脸色仔细地审查一遍，说：“这合适吗？” 

　　高大泉故意问：“您说谁不合适呢？” 

　　秦富说：“你家的地都归了集体，就在离村近的地方留下那么一丁点，再割给我一条子，这可让你吃了大亏呀！” 

　　高大泉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您别替我算计，有了集体地里增产，就有了我家的好日子过。自留地不算啥，只要您支持我们社搞好这项工程，就算两厢情愿，全都合适。”

　　秦富眨了眨眼，说：“这个事，我得琢磨琢磨。”

　　高大泉爽朗地说：“可以。您琢磨好了，早点给我们一个回话。大叔哇，我希望您琢磨这件事情的时候，把路子想得宽点儿。个体单干，好比北边乱山丛滚下来的山水，一条一道，祖祖辈辈，就是乱流乱淌过来的（祖祖辈辈都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时代变了，水流千遭要归大海。您终归得成为走上社会主义道的人。从这点上说，您成全农业社修渠，也是成全您自己。还有重要的一点，如今咱们当家做主了，国家是我们自己的。跟工人齐心合力地把工业建设好，咱们国家才能富强，咱们这主人才能当牢靠。从这点上说，您成全农业社，也是对国家出了力。”（可惜真正知道这个道理的工人农民太少了，现在是一盘散沙全交待了。）秦富对高大泉后边说的这篇大道理，几乎没有用心听，两只耳朵捉住不放的，是高大泉前边提的那件实实在在的事儿。事实上，高大泉一边说着修渠的问题，他就一边偷偷地在心里把小算盘拨拉好了：自己并不吃亏，高大泉这个人办事情周到细密，不找便宜，让别人过得去。本来，他可以马上答应下来。他那个多年养成的习惯，使他缺乏这种果断的劲儿。他还得仔细琢磨，绝不能在任何事情上使自己失算。于是，他敷衍地点着头，赶紧告辞，转身往回走。高大泉从秦富的语气和表情上看出来，修渠占地的交涉，已经事成八九。尽管秦富这种性气跟他很不投合，为了设法团结、争取这个中农“典型”，他能容忍。同时，他也准备着另一手：秦富很可能提出过高的要求，钻农业社的空子，多捞一点油水。他想：在这方面的让步一定做到合乎分寸，不能破了格。（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拆迁）

　　井台上，好多从热被窝爬出来的人，脸没洗，饭没吃，就在那儿等着打水，热烈地聊着天。

　　高大泉来到他们中间，找个机会插几句话。都是用闲谈的方式，向他们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述说增加生产、支援国家建设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道理。因为起早挑水的，大多数是年轻人，不论他们的家长拖着他们走着什么样的道路，他们对面前这个支部书记都是佩服的。支部书记的话，立刻就把他们那些好强好胜的心气，给激发起来，一个个都怀着兴奋和热情回到家里去了。（青年是时代先锋，有什么样的带头人很重要）

　　高大泉见秦文庆没有来，又见时间已不早了，就打满两桶水，挑起来。两只荡着清水冒着热气的桶，在他身前身后颤颤悠悠地摆动。路面上已经变化成冰碴的雪，在他的脚下欢乐地粉碎着。新垒抹的院墙，呈现着一种沉稳的黄色，新编绑的排子门，那些没褪净的高梁叶子和春节张贴的红色春条，在微风中飘动。墙根下边，白皑皑的积雪上，堆了一片乌黑色的炕坯，散发着一股子烟熏的味道和火烧过的热气。

　　高大泉一见这炕坯，不由得乐了。

　　吕瑞芬和高二林伙抬着一筐炕坯，一溜小跑地从里边冲了出来。　　高大泉一边让路，一边说，“你们真是雷厉风行呀，说拆就拆起来了！”

　　吕瑞芬含笑说：“你不是正宣传大干猛拚吗？” 

　　高二林说：“我嫂子怕一时托不出那么多的坯，又不能久等；我们仨商量，干脆先拆，等托了坯，把别人家的炕都搭完了，咱们再搭。” 

　　高大泉点点头，挑水往屋走。他一进门，又听见高二林的屋子里“嘭嘭”响，就冲屋里大声问：“不是拆我住的那屋的吗，怎么先拆这屋的啦？” 

　　钱彩凤在屋里回答说：“我们决议啦，两个屋的炕一齐拆，多给社里弄点肥料。”

　　“你们到哪去睡觉哇？” 

　　“我跟嫂子到邓三奶奶家，二林找铁汉做伴儿，你去看守村公所。”（我天哪，太“激进”啦。看钱彩凤说话的劲头，说明她已经开始了有说有笑的生活，显出了她活泼的一面。）

　　高大泉听到这儿，又笑了。

　　这当儿，门口外边围上了好多刚刚搁下饭碗的人，一片热烈的议论声传进院子里：

　　“农业社开春就拆坑，真是打破常规啦！”

　　“支书家给咱们起带头哪！” 

　　“他呀，办啥事情都是先干后说，一步一个脚印儿！” 大个子刘祥牵着牲口从门口经过。他看了一阵子，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情以后，就把那个背着书包要上学的小春禧叫到跟前，小声说：“你先回趟家，让你妈把屋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我喂好牲口，回去拆炕。”

好几个准备干别的活的社员，都中途转回家，商量拆炕的事儿去了。（榜样的力量，但是牺牲也很大啊。王国福为什么英年早逝？）

八   秦家院的风波

　　秦富背着粪箕子拐过胡同口，就瞧见冯少怀把他家的那头大黑骡子拴在大门外的槐树上，用铁挠子一下一下给黑骡子挠皮毛。这头大黑骡子名义上入了社，实际上还是由冯家专使专用。跟它的主人一样，不像前两年那样精神抖擞了。可是，它的膘没有掉，骨架儿没有塌，看上去还是满威风的。它照样能使小算盘既喜欢、又眼馋。

　　冯少怀好像后脑门有眼，老远就看到了秦富。他停住手，转回身，咧嘴一笑，又呼呼地吹了吹沾在手指头上的牲口毛，凑过来说：“大哥呀，我看你这副没啥事儿的样子，得先给你透个信，免得事到临头把你吓一跳。”　　秦富被他这句话闹得不摸头脑，就问：“看你说得那么邪乎劲儿，啥事这么怕人呀？” 

　　冯少怀左右看看，压低声音说：“那个东方红农业社里的头目，又在背后算计你哪！”

　　秦富故作不在乎的样子说：“我又没有埋着金子银子大元宝，他们算计我个啥呢？” 

　　冯少怀说：“金子银子倒不一定比这个贵重。庄稼人指望着什么活呀？土地！他们要把你的地，跟他们社的地掺和在一块儿，这不比抢金子、夺元宝厉害？”

　　“哼，我又没入他那社，凭啥掺和？” 

　　　　“瞧你说的，总得入社才能掺和？手腕多着哪。你想啊，你那祖传的地，几辈子绣花一般伺候，多肥呀！ 他们那地呢，全都是土改刚分到手的，办社又归了堆儿，光想挤奶水，不想喂草料，瘦得像大把骨。要是从地中间挖上了一条沟，下点雨水一串通，不就等于掺到一块儿了吗？” 

　　“这不要紧。反正一下雨，也得冲刷一家伙，那点肥劲，还不是流到大草甸子里去呀？” 

　　冯少怀一见这手没有把秦富的心抓住，又使第二手：“一条沟，可占不少的地哪。咱这地方虽说十年九涝，总有一年不涝吧？今年要是不涝，占去的地盘得少打多少粮食？昨天我对你说了，粮食这东西可是越来越要珍贵了。”

　　秦富说：“他们要是占我的地，还能嘴头子抹石灰，来个白吃白吞呀？这个我心里有数，也有谱子。”

　　冯少怀一见这第二手又没有把秦富的心抓住，可就有点慌神了，赶忙使第三手——也是他的拿手戏，说：“前边说的这些个，当然都是小事一宗。最要紧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人家要设个圈套，拴住你，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拖进他们的社里，戴上笼头，给人家拉套去吧！” 

　　秦富眨巴着眼睛说：“你这些都是曲里拐弯的话，我一点儿都听不明白。”

　　冯少怀转身往骡子跟前走，拉着长声说：“不明白呀，就先糊涂着去吧。等你觉着疼了，也就明白了。”

　　秦富追过来说：“瞧你这个人，怎么咬着舌头说半截子话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就直着晾不好吗？” 

　　冯少怀又继续给黑骡子挠着毛，冷冷淡淡地说：“我看透了，你吃了迷魂汤，执迷不悟。我就是晾得再明白，你也听不进去。”秦富说：“那得两说着。我又没有老糊涂，你的话要是真对路，我能不听吗？”他见冯少怀，仍旧装腔作势不开口，就越发想听听，扯住了冯少怀的胳膊紧催，“快说说呀！”

　　冯少怀见秦富真着急了，又左右看看，说：“对你晾底吧，昨晚上人家开党员会，把你那进步的儿子，积极的儿媳妇都找了去，嘀咕到半夜三更。他们说，要是直接了当地动员你入社，看样子办不到，干脆绕个弯子。用一条沟，先把你村南的地圈过去。过些日子，再挖一条沟，把你村西的地圈过去。三圈两圈，你那几块地全入了圈，这是第一步。沟挖成了，农业社显出优越性了，你那儿子、媳妇更不情愿跟着你过这单干的日子了，再来第二步，总进攻，你入社不入？不入？好，你唱‘空城计’去吧！”

　　这一番鬼话连篇，明眼人立刻就能听出许多漏洞和混乱，可是小算盘的心却被抓住了。头一条，他对高大泉的一片好心发生了怀疑。高大泉一心要搞农业社，一心要把全村的庄稼人都拉进农业社，这是许多人，包括秦富在内，都看得出来的事情。高大泉自己对这个用意也从不隐瞒，大会小会经常说，碰面聊天不断讲（阳谋）。那么，他秦富死不肯入社，连参加互助组，也是汤泡饭、对付事儿，高大泉为什么不急不恼，不拉不扯，反而十分和气。十分耐心，好多事情都是按着秦富两只脚的尺寸做鞋做袜子？这里边是不是有手腕呢？第二条，秦富对自已应当不应当成全农业社，忽然间有了“醒悟”。他从来不想坑害高大泉办的那个农业社，同时，他更不情愿让农业社地里的庄稼比他秦富地里的庄稼长得好，更不情愿让农业社里人的日子比他秦富的日子过得富足。因为农业社的庄稼和日子超过他秦富的话，会使他这个跟农业社顶着牛的人，在全村父老乡亲跟前，特别是在全家人跟前丢失面子。等于自已打了自己的嘴巴。尤其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他的舌头会短半截儿，会使他失去钳制儿子和媳妇的威风和力量！（从一心发家致富过好日子，变成了一心不成全合作化，初心好像有点偏移哟。）

这会儿，秦富十分地感激冯少怀。冯少怀又在紧要关头拉了他一把，冯少怀又在他迷糊的时候提醒了他。（清醒迷糊都是辩证的，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他想：要保住这个子孙满堂的秦家小院，要保住他走惯了、又迷恋的道路，一定得约束住子女们；要约束他们的腿脚，必须得拢住他们的心思；要拢住他们的心思，就应当跟农业社的人比个高低上下，要显示出自己这个小院，自己这条老路的“优越性”。要不然，他的一切如意算盘，到头来都会闹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真得让高大泉给拖进农业社，戴上笼头，给人家去拉套！他想，农业社要在我的地里挖沟？要让我帮你们的忙？哼，别说补我点地，就是给我十万两黄金，我也不干。不管什么手腕，我给你们来个不沾边儿。”　　

秦富主意打定，刚要迈门坎儿回家，秦文庆满脸喜气地从后边赶上来：“爸爸，您没吃饭哪？” 

　　“人没齐，我咋吃！” 

　　“我哥都赶上车走了？” 

　　“还不是等你不来着急了。唉，连个团圆饭也吃不上，这叫个啥呀！”　　秦文庆早起挨门挨户地找了互助组员，把昨晚上支部会的精神传达下去，又被农业社拆炕的热潮吸引住。在街上，他遇见了高大泉，得知高大泉赶到自己前边，把挖泄水渠的事儿跟爸爸谈过，并且已经谈妥。他心里边自然高兴，见了爸爸，脸色语气也和气了许多。

　　秦富进了院子，把空粪箕子扔到猪圈墙下边，没理儿子，要奔二门。

　　秦文庆跟过来问：“爸爸，农业社修泄水渠的事儿，跟你定下来了？” 

　　秦富说：“他们农业社修什么，有什么神通显什么神通得了，还让我定什么？” 

　　秦文庆一听这话不对味儿，就盯住他说：“挖那条渠，要从咱们的地里过呀！” 

　　秦富使劲儿摇着脑袋，说：“我不沾他们，他们也别沾我，两方便吧。”

　　“哎，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我答应谁了？” 

　　“支书哇！”

　　“哼，我才不是那号傻瓜蛋哪。”　　“这是啥话？”　　“起码我不能给别人抬轿子！” 

　　“这是互相帮助，人家又不白占你的地…… ”

“农业社不是有优越性吗？不是比单干强吗？他们还求我这个单干户干什么？”　　

秦文庆被这几句话噎得脸色发青，见爸爸进了二门，好久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赵玉娥端着一盆子泔水走出来，看秦文庆一眼，把泔水倒在猪食槽子里，这才小声问：“怎么啦，又碰了钉子？” 

　　秦文庆气呼呼地说：“他都答应人家大泉哥了，转脸又变了卦，真不像话！” 

　　赵玉娥说：“别泄气，咱俩一块儿劝劝他。”

　　秦文庆看看她，说：“你也要出马啦？”　　赵玉娥说：“我为什么总当个袖手旁观的人呢？我不能用自己的心和手为社会主义效点力吗？” 

　　秦文庆打个沉说：“那就试试吧。就怕加上你这个帮手也劝不动他，看样子咬得很死。”

　　赵玉娥说：“劝不动，也得劝。你早上还对我说，大泉哥说挖这条渠是一场革新。看了这两年，我弄懂一条道理，怕这怕那，是干不了革命的。告诉你，我今儿个要冲锋啦！” 

　　秦文庆见嫂子满脸通红；好像憋着一肚子火，憋着一身的劲，就说：“大泉哥常嘱咐我对爸爸要耐心，这是关系到党的政策的大事。咱们得照着做。”

　赵玉娥说：“你是团员，多讲究一点，应当。我怎么干，碍不着政策，也碍不着农业社。”

　　秦文庆说：“这样吧，我先去劝劝，通了更好，通不了，你在旁边帮几句就可以了。”

　　赵玉娥忍不住地笑笑说：“瞧你这副受气的样子。为了可怜你，我照你说的样子，‘耐心’、‘耐心’就是了。”

　　秦文庆进了堂屋，一眼就瞧见了北墙根下被草帘子盖着的两口袋粮食。就问那个正在从灶膛里往火盆里扒灰的妈妈：“我哥拉水车去了，怎么没带粮食呀？” 

　　妈妈小声回答：“你爸爸说，拿粮食跟国家换水车不上算，让你哥带钱去的。”

　　秦文庆哼了一声：“对国家办事儿还找上算，还有点中国人的味儿吗？”他说着一撩门帘子进了里屋。这个一直遵守着“耐心”，刚才还劝嫂子“耐心”的青年人，这会儿，一见爸爸那两只正迎着他的、仇视他的目光，再也“耐心”不住了，开口就说：“咱们把话讲清楚，农业社要在咱家地里修渠的事儿，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坐在炕上等着吃饭的秦富，一见儿子单刀直入地杀上来了，立刻还击。“只要他农业社不宣布一条共产的法律，我就不答应！”“你为什么要一心跟农业社作对呢？” 

　　“是他们跟我作对，还是我跟他们作对？我算计他们啥啦？” “你要从房顶上扒门儿，就再也求不着人家啦？”　　“我只求他们别搅乱我的好日子就知足了。求他们什么？我死了，也不求他们来抬棺材，别说我还活着。”

　　“这是胡搅蛮缠不讲理的混话！”　　“什么，什么，我听你再说一句！”　　已经不“耐心”，又被秦文庆说服得“耐心”下来的赵玉娥，听到屋里谈崩了，赶忙进来，和颜悦色地对公爹说：“您别发这么大的火，也别把话说得这么绝…… ”

　　秦富一见儿媳妇插了嘴，越发断定他们跟农业社的人搭好了窝，设好了套，更加怒气难消，就冲着赵玉娥瞪着眼说：“你去干你的活儿去！”

　　赵玉娥说：“人家农业社为了增产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才要修那条泄水渠；这渠一定得从咱家地里过，这对咱家也并不吃亏。”

　　秦富用巴掌一拍桌子：“你别管这个事儿！”

　　赵玉娥仍旧耐着性子说：“我不管，您又不答应，这不耽误人家开工吗？” 

　　“我们的事儿，你别掺杂！ ”

　　“我是这个家的人，我得说说我的心意…… ”

　　“谁让你们老娘儿们家多嘴多舌？” 

　　“哟，老娘儿们不是人吗？是猪是狗吗？” 

　　秦富被触犯了，发疯般地拍着炕桌子，扯着嗓子大喊大叫。“你，你，你好大的胆子，敢顶撞我！”

　　秦文庆在一旁助威说：“该顶就得顶，该斗就得斗，要不然，我们都得让你害得绝了路！”

　　秦富“噌”地跳下炕，从地下拾起鞋底子：“妈的，我打死你个免患子！”

　　赵玉娥怕秦文庆皮肉吃亏，就一跨步，挡着秦文庆，拦住了秦富。

　　秦富倾着身，弓着腿，拿着鞋底子，浑身打抖。按照孔孟之道的传统礼法，当公爹的可以使用各种手段虐待、侮辱儿媳妇，甚至，可以借儿子、老伴的手要儿媳妇的性命，但是不能亲自动手打。（这部书应该写于1974年）秦富自然不肯逾越这样的礼教规章，就跳着脚大骂，又招呼老伴“应声虫”： “你，你，进来，给我打她，打死她这个不懂妇道的混帐！ 打呀，打呀！”

　　应声虫什么都肯应声，唯独打人例外。如果她有一点敢于打人的勇气的话，她一早把秦富打得落花流水，乖乖听喝，哪能受半辈子气，挨半辈子打骂呀！（妙笔！）她这会儿站在屋门口，脸色发黄，浑身哆嗦，不要说动手，连嘴巴都不知道怎么张了。

　　秦文庆大声地喊着：“告诉你，打人是犯法的，敢动手，看咱们谁能打过谁？” 

　　秦富被撂在那儿，没个台阶下，就用更凶的喊叫给遮丑解围，“你小子翻天了，你小子翻天了！ 你们是搭好伙儿灭我呀！” 秦文庆说：“你把人逼得再没路可走，咱们今个非得说清楚道明白不可。你这回要是不答应农业社挖泄水渠，看我有办法治你没有！”

　　秦富“嘭”地往炕上一躺，手脚乱蹬乱刨地大哭大叫，“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 你个怜逆不孝的畜生！ 我白养活你了，我白养活你了！”

　　冯少怀一直在大门外等着听这场戏，而今这场戏真的由着他的导演，热热闹闹地唱起来了，就藏起那一副得胜者的奸笑，假惺惺地跑进来劝架。

　　秦文庆一见冯少怀挂着一副怪模样进屋来，猛然想起刚才爸爸在外边跟他说过话儿；看来不像一般地闲聊，准是在占地挖渠这件事情插一杠子、使了坏水儿，挑拨起这场风波。于是，正在盛气中的年轻人故意不给他好颜色看，对他怒目而视。

　　赵玉娥虽然不知道秦文庆估摸的这一段过节，但是，她平时有观察，有感觉，早知冯少怀不是好人，就趁机一旋身子出了屋，躲开了。

　　应声虫却感到冯少怀来得是节骨眼儿，连忙让坐，说：“你大叔，快劝劝他们吧，快劝劝他们吧。”

　　冯少怀先安慰哭闹的秦富：“挺美的日子你不过，这是要干什么呀？对孩子，不能一个真字穿到底；又得管，又得哄才行。好说好道，他们能不听你的指教？你为谁？收一千，存一万，一伸腿，能带到棺材里去？还不是给他们留下？他们哥们，一个个都是顶聪明的人，终归还不能算清这笔帐吗？你别发火，别着急嘛！” 小算盘秦富也怕再闹下去，传出小院，让外姓人笑话，就停止了哭叫。

　　冯少怀又端出一副长辈的架子，规劝怒气不息的秦文庆：“你是念书明礼的人，忠孝节义总是懂得的。在这个院子里，孝字就是第一号。当父母的，把你们拉扯这么大不容易，父母说话就得听，说一不能有二…… ”

　　秦文庆哼了一声，打断他的话说：“他拖着我们走死路，往火炕里爬，也得听吗？” 

　　冯少怀说：“天底下没有这样的父母，父母就算再不好，也得听他们的话。人家古代的贤人，父母要吃人肉，都高高兴兴地从自己的大腿上往下割。我就佩服这样的孝子！”

　　秦文庆揭他的底说：“你自己为啥不当一个这样的孝子呢？当初，你逃荒到这里发了财，你妈拄着棍子，讨要着来找你，你怎么把她赶走啦？…… ”

　　冯少怀被揭疼了：“你这孩子，怎么乱咬起我来了？” 秦文庆说：“你自找！不要背后使坏，当面充好人。你那一套仁义道德，连擦屎布都不如！” （好！）

　　冯少怀被说得脸色苍白，连着摆着手说：“好，好，你们家的事儿，我不管。碍我啥了？将来谁败家，谁受罪！” 

　　应声虫小声对儿子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秦文庆说：“你们吞着迷魂药，硬充明白人，早晚会醒过梦来。凡是听信冯少怀的黑话，让冯少怀当皮影人耍的人，才是最不懂事的，到头来非得受他的害不可！ ”他说着，就往外走。

　　应声虫追上他说：“别走，快去给你爸爸消消气，别把他气坏楼！” 

秦文庆说：“这两年，快把我的肚子气崩了，谁管过我？他放着大道不走，昧着良心去爬独木桥，我们绝不会向他投降！” 正在厢房里伤心的赵玉娥，听到秦文庆这句话，立刻长了精神。她开始考虑：做为秦家院一个最没基本权利的小媳妇，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永远不向旧势力投降的新社会的妇女。　

　　                   九   秦恺献计

　　宣传爱国增产的广播声，在村东村西响起来了。

　　宣传爱国增产的黑板报，在前街后街出现了。

　　芳草地的庄稼人，平生第一次听到“五年计划”这样的词句，很难一下子弄懂它的深刻的含义。但是，他们从村子里突然出现的异常声势里，从东方红农业社社员们的喜眉笑眼和拆炕积肥的行动上，真切地感到，又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在大草甸子上开始了。听广播和看黑板报的人们，十分新奇地议论着：

　　“国家还有个发展计划，真有意思。”

　　“没有个计算，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么大个国家，能喊一二一口令，就一块抬腿迈步子？” “要不就提倡组织起来了。”

　　“这倒是。看人家农业社，一声令下就齐步走。” 

　　东方红农业社的人，的确是心齐、手齐、行动齐的。看他们一个个都多高兴啊！他们生在这个大草甸子里，长在这个大草甸子里；他们在这个大草甸子上撸锄杠，摔汗珠，谁没有吃过沥涝水淹的苦头？过去那年月，刨土坷垃的庄稼人，只能等大自然给，靠老天爷赏，如今，他们抱成了一个团，有力量跟大自然碰一碰，跟老天爷争一争了。他们都知道，修了泄水渠，土地保了险，丰产就有了指望。而且，只有组织起来的庄稼人，把粮食收到自己的手里，才能扬眉吐气地生活，才能随心所愿地过日月。这样的好事儿，连小孩子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在这些社员里边，秦恺是个最得意的人。因为挖泄水渠这件事情，是他头一个想到的，是他想了很久很久的一桩大事情，跟他哥哥小算盘分家单过那一年，秦恺才二十岁出头。年轻力壮，刚分家，过日子的心气盛，也赌着一口气想超过他那个“没好心”的哥哥。所以他跟媳妇一天到晚不停歇地收拾村南那几亩地，庄稼苗长得真不赖，穗头挺大，颗粒很饱。眼看粮食就到了嘴边上，不料想，哗啦一场雨。北部山区的洪水，漫过河堤，铺天盖地往大草甸子的方向压过来，红艳艳的高粱地，一下子变成了白茫茫的大水洼子。这个挺有志气的小伙子，在地硬子上，“哇哇”地大哭。媳妇趟着水，到地里找他，给他说开心话，劝他回家吃饭。他抹着泪，说：“我要挖一条挺大挺大的沟，水来了，顺着沟流到大草甸子中间去，把咱这高粱全保住。”媳妇听到这句话，当他得了疯病，好多日子都是提心吊胆的。第二年春天，他果真要照他的想法干一下。可是，没容他动手，难题就来了。紧靠着他那块地的南邻，是他哥哥的；哥俩不说话，自然行不通。紧靠着他那块地的左邻，是一个光棍汉的，断了粮食揭不开锅，到外地熬硝度日去了；不商量好，自然行不通。紧靠着他那块地的右邻，是地主歪嘴子的，那个时代，谁有胆子敢跟那样地位的人搭话说事儿？秦恺没办法，就用土在自己那块地的四周搭上了一圈儿小土捻。整整一个春天，日日夜夜地加班干，把捻硬是搞得很结实挺保险，夏天一场大雨过后，他跑去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好家伙，用他哥哥秦富的话说，那块庄稼地变成了一个“大水箱子”。秦恺站在他那“大水箱子”边土看一眼，没有哭，倒“哈哈”地一阵大笑。跟在身后边的媳妇吓慌了神，当他这回真疯了。秦恺却说：“碰这么几下子，我变伶俐了。”秦恺越活越伶俐，几十年过来，他再也没有想过这件伤心事。如今，他是跟着大队人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员了，自然更加“伶俐”。那一天，他到邓三奶奶家串门儿，聊起一九五三年的生产。他顺口搭音地说：“水淹是咱们这儿一大害。如今土地连了片，要是在地里挖个泄水的沟子就好了。”不料想，周忠听着有心，拉着宋老五、朱旺这一伙老庄稼主，挺认真地琢磨了好多日子；刚有一点谱，周忠又把它提到社委会上讨论。党支部书记非常支持这个建议，还当众表扬了秦恺。说干，就要领着大伙儿干起来。秦恺那个多年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他美滋滋地想，这件好事要是办成了，不光给农业社立了功劳，也给后代立了功劳；多少年以后，谁要提起来，谁能忘了这一伙创业人呢？真是太美气了！ 秦恺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地干一场，一定要把这件好事干成功。

　　刚才秦恺去找周忠，正赶上高大泉跟周忠议论探渠动工的事儿。高大泉告诉秦恺，秦富已经答应农业社的渠道从他家地里走，这就算板上楔钉子，实实稳稳的了。秦恺回到家里，想弄一根棍子，做个量地、划线的五尺杆；左寻右找，没有个合适的。他在院子里转了两圈，一咬牙，把房子后边的一棵鸡蛋粗的小榆树给砍了。老伴推碾子回来，发现他砍了树，心疼地喊起来了：“我的天哪，好好的一棵树，再过个一两年就成了椽子材料，你毁了它干啥呀？” 

　　秦恺笑眯眯地说：“社里有大用，不砍不行。等把渠修成，要啥有啥，你别心疼这点东西。”

　　“修渠的事儿，靠准了吗？” 

　　“只差动工了。”

　　“文吉他爸爸让咱们挖地？” 

　　“支书跟他一说，就点了头。”

　　老伴儿疑惑地说：“没有这么顺当的事儿吧？他是个啥人性，你还不知道？” 

　　秦恺满有把握地说：“这回倒像个人样儿。其实，社里挖泄水渠，对他也有好处，他能计算。”

　　“我听活电报说，他们家这会儿正吵架哪。”

　　　　“为啥事情吵呢？跟占他们那块地的事情有关联吗？” “我路过门口，听几句，好像就为这个。”

　　秦恺想了想说：“他大概是想占便宜。要多换些地，让文庆驳了他。哼，他见了农业社这个大头还不捉？”

　　“咱农业社不该沾他。”

　　“你净说这种没有边沿的话。不沾他，渠咋修呢？能从半空中飞过去呀！” 

　　秦恺这样说着，转过身心情不安地往外走。

　　农业社修泄水渠的事情，能不能搞起来，最后能不能搞成功，秦富那块地是个关节眼儿。前几天，当秦恺一萌起这个新的念头，想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这个。秦富今天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农业社的要求，不仅给秦恺那鼓起来的一身热劲加了火候，而且，还使他几十年来，头一次对自己的同胞哥哥产生了一丝好感。他没有料到，秦富这样轻易地答应社里人在地里挖渠，另外还会有企图。秦恺这会儿猜想，小算盘要捉农业社大头的胃口一定很大；要不然，秦文庆不会在这时候跟他大吵；得赶紧想个办法，既能保证修渠的工程顺顺当当地进行，又不能让社里吃亏，不让秦富讨太大的便宜。

　　单干户苏贵俭，一个个子矮小的“半大老头”，老远就冲秦恺打量，用一种怀疑的口气说：“嘿。你们农业社真会想新鲜事儿，听说要在地里挖泄水渠？” 

　　秦恺故意理直气壮地回答说：“那当然啦。” 

　　“常言说，水火无情，哗一下子满世界的水，你们让它从哪儿走它就听你们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详细地查看了水路，保准行。”

“能保准好哇。我正要开开眼呢。”

　　“你就等着开吧。保证把你吓一跳。”

　　苏贵俭不信任地笑笑。话里带刺地说：“我没那么胆小。秦恺呀，如今咱们 可是脑袋上有白头发的人了，你可别再给高大泉闹个大水箱子呀！” 

　　秦恺的胸口被戳了一下子。这个稳重的人，强忍疼痛，不露声色地说：“贵俭呀，要是你这样的户想干这种事儿，跑不了得闹个大水箱；如今是农业社的年月了，我还能演老戏、唱旧调吗？” 苏贵俭一摆手：“你先不用吹，我得看实在的。”

　　秦恺说：“这个实在的呀，不用久等。你想想，论起人力、物力，还是什么，我们农业社哪样缺？特别是人心这份儿齐劲儿，谁比得了？你用不着对我们画问号。” 

　　苏贵俭说：“实话对你讲，对你们画问号的可不是我独一户，多啦。从我这边说，我想给你们烧香求佛，保佑你们万事如意。那渠真要按照你们梦里想的那样挖成了，我这个单干户，也能沾上一点光呀！” 

　　秦恺咧嘴一笑：“要我看哪，你不该见外，快到火堆跟前来吧，别总等着沾光…… ”

　　苏贵俭挺不客气地一摆手，说：“我不搽胭脂抹粉地装样儿。实说，我没有你这么开明，瞎扑通的买卖我不干哟。我别找你不待见，咱们走着瞧吧！” 

　　秦恺冲着苏贵俭走去的背影，心里想：苏贵俭这个人，在芳草地不能算个刺儿头，今儿个对农业社都说开了风凉话，可见对挖泄水渠抱怀疑的人很不少。用高大泉的心思看问题，凡是新鲜事儿，开头的时候，总有人不相信，也总有人反对；看来，这回修泄水渠，两种心性的人都得遇上；对苏贵俭这样的人，没有别的办法，一定得把泄水渠挖成，教训教训他们！ 秦恺这样琢磨着，走了几步，成功的欲望更加强烈起来，甚至一咬牙，下了这样的狠心：小算盘要揩油，就让他揩点去；学习党支部书记的样子，把我那块自留地也割给小算盘一点儿。这样，农业社没吃亏，大事也就办成了！ 他的主意打定，不仅有了十足的成功把握，而且从心坎上升发起一种自豪感。他要马上去找支书，脚步一阵比一阵加快。就在这个时候，朱铁汉、周永振和张小山一伙青年，一个个怒气满脸，拥着无精打采的侄子秦文庆从小胡同口里走过来。秦恺连忙迎上几步，把他们每个人看一眼，问：“怎么啦？又出了岔子？” 

　　朱铁汉绷着脸说：“正是出了岔子。别急，咱们研究一下再说。”秦恺说：“不用研究，这回一定能办成。”

　　朱铁汉说：“怎么办成，得费点事儿了。”

　　秦恺说：“费不了大事儿。我兜着，我保险。”

　　周永振让他这句话和神态给弄得莫名其妙，插嘴说：“我看您兜不了，也难保险。小算盘又把说出的话吞回了。”

　　秦恺紧问：“他咋吞回去？不就是又向咱农业社伸开了大口袋吗？” 

　　张小山说：“刚才发了声明，就是给一座金山，也不让挖他的地。”

　　秦恺吓了一跳，追问侄子：“真的吗？” 

秦文庆挺不好意思地说：“这个死顽固脑袋，一点理都不讲。” 

秦恺疑惑地说：“他那个声明是借口吧？心眼里还是打着捞一把的主意吧？” 

　　秦文庆说：“不像。他明明白白地要跟农业社作对头，让农业社为难。” 

　　“你得好好给他算个帐啊！ ”

　　“他听我的？冯少怀放个屁，他也闻着香。”

　　“他总拿丧门星当财神爷，小算盘早晚得吃个大亏。”“把我给气疯了…… ”

　　“你光气不行，得跟他斗！” 

　　“都吵翻江了……”

　　秦恺不想接着往下说了，扭头走了几步，又转回来，在原地兜了个圈子。他万没想到，他那小算盘哥哥变得这么坏。贪便宜、爱小，已经够让人讨厌了；如今又出了格，故意刁难农业社，简直跟冯少怀能卖一个价钱了！ 他冲着侄子说：“光吵不行，你得想个最能治他的办法。”

　　秦文庆为难地摇摇头：“他软的不吃，硬的不吃，死粘鱼，不张嘴儿。您说有啥法子治他呢？” 

　　秦恺又兜个圈子，眨巴着眼睛想想，左右看看，忽然对朱铁汉说：“你去忙别的工作吧，这事你不用管了。我先跟他们几个商量个办法。”　　朱铁汉说：“这事峭悬在半空中，我哪有心绪干别的。我跟你们一块儿商量商量，有啥高招，好向支书汇报哇。” 

　　秦恺摇头说：“你别参加我们这个。”

　　朱铁汉不解地打量着他问：“这是为啥呢？” 

　　秦恺挺认真地小声说：“因为你是党员。你掺合进来不合适。”朱铁汉一听这话更加纳闷，紧紧地盯着秦恺，非要刨根问底不可。

　　秦恺说：“你不用猜，一会儿就能明白。好铁汉，你去吧。这回，我保证能办成。”他说着，就扯住秦文庆的袖口，“走，咱们到家去，我有个好主意。”

　　周永振当然跟众人一样，为这道突然出现的难关急得不得了；如今秦恺有好办法，更是求之不得，恨不能马上弄明白，就拦住朱铁汉说：“有我跟着他们，你还有啥不放心的呢？事到如今，得多想几个办法，要不然，咱们那件挖渠的大事就得吹灯。”

　　张小山也帮着说：“是呀。发动社员们人人献计，秦恺二叔得算一个；回头你们领头的人碰到一块儿再挑选，哪个合适用哪个，还。不行吗？” 

　　朱铁汉犹豫了一下，心里想：秦富变卦的事情，得赶快告诉高大泉，免得放久了，再出别的岔子，更难解决，所以不能在这儿纠缠；秦恺虽然是个有深浅的人，是社里的领导干部，只是跟当事人秦富像仇敌一样，说不进话去，掏不出治病的灵丹妙药，用不着在这儿白耽误工夫。他想到这儿，就嘱咐说：“想出啥高明的办法，赶紧到办公室报告，咱们好一块儿掂量执行。听见没有？” 周永振和张小山连连答应，见朱铁汉转身走了，就追进秦恺家的砖门楼。

　　秦恺这会儿正站在院子里严肃地教训他的侄子：“这条泄水渠要是修成功，农业社的一半土地都保了险。农业社成立第一年，五年计划第一年，全都闹了个开门红，这有多光彩！这条泄水渠要是修不成，美事儿就变成了丑事儿，不要说收成没有把握，农业社也得赚回一堆闲话；像苏贵俭那些人，更得指着鼻子挖苦我们。全区的头一个农业社要搞的大事情，竟让你们家给破坏了，这还得了？文庆，事关紧要，你得真学人家大泉的样子，拿出点干革命的劲儿呀！”

　　秦文庆点着头说：“是呀，这一些我都想到了。”

　　秦恺说：“再把话说准点儿，农业社的泄水渠是成功，还是失败，关节全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社员们都睁着眼睛盯着你哪！ ”秦文庆越发感到压力，惊慌地看看走进来的周永振和张小山，还有从屋里出来，站在一边的婶子，心里一阵难过，泪水围着眼圈转起来。

　　秦恺还在不放松地拧弦子、上紧儿地说：“这一回，是你给芳草地搞社会主义立功劳的机会。听叔的话，你可千万别缩回去。”秦文庆叹口气：“您说我有啥办法呢？” 

　　秦恺摇摇头：“你爸爸那个老东西，把人气苦了。两姓旁人没办法，我不信你就治不住他。”

　　秦文庆说：“吵也吵了，闹也闹了；除了跟他分家，再没有他害怕的事儿了！”

　　秦恺就等着这句话，这句话也正是他想到的唯一的主意，眼睛不由得一亮。按照传统习惯，挑唆别人分家，是最不道德的行为，亲叔叔动员侄子分家，更是少有的事儿。今天的秦恺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最道德的，是理所应当的（想到几个词的本意——对：对正，错：没有对正；过：超过了“对正”，不及：没达到“对正”。所以说“过犹不及”、“过错”、“真理向前跨进一小步就成为了谬误”。浩然老师把个性与共性的描写真是写到家了。这就是要求进步的中农秦恺想出的办法，很符合人物的身份、个性）。他想，小算盘把农业社逼到这一步，再没有另外可以下脚的地方，而这样的主意，农业社的人，不论谁，就是心里想这样办，也不好说出口，唯有他这个当叔的最合适。他决心勇敢地承担。于是，他朝侄子跟前凑一步，压低了声音，说：“文庆，说心里话，分家这一手，你有没有胆子使一家伙？” 

　　秦文庆明白了：如果他跟小算盘的爸爸分了家，把那块地分到手，让农业社挖水渠，一切全会一通百通。他真想这样做呀！可是他却摇摇头：“大泉哥不让啊！” 

　　周永振插言说：“要不是支书拦着，他们秦家院，五个家也分了 。”

　　张小山也叹口气说：“这一手最灵验，最有效，可惜又拿不出去。”

　　秦恺说：“我看拿得出去。支书人家是掌握政策的人，当然不会同意你这么干。你不会瞒着他吗？” 

　　秦文庆心里好像开了点缝儿：“这事哪能瞒住人？他知道了，要批评我呢？” 

　　秦恺说：“他当然得批评几句，不然，别人会说闲话嘛，你一口咬定非分家不可，支书也不会强迫你。限制你自由，也是违反政策的嘛！ 闹腾一阵子，你爸爸知道了要分家是你自己的主意，群众也看得清楚了，这就把支书给摘了出去，把农业社给洗干净了。这样，招不来什么麻烦，就把事办妥当，把农业社也成全了，该有多好！” 周永振听到这儿，心里先通了缝：“哎，我看这办法行。只要咱们别把支书裹进去，文庆，你就跟他分。”（周永振没有入党，也是有原因的。境界还没有达到父亲和妹妹的水平。）

　　张小山说：“我也赞成。这样做，准能把事情办成，还不出差错。眼下，修成泄水渠，是天大的事，咱们团员，得拿出点战斗精神，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

　　秦文庆本来就有这样的打算，听他们又说得很有道理，也很有把握，就渐渐地拿定了主意。他想，农业社这个泄水渠是在芳草地给组织起来的农业社打局面、造声势的大事，是支部书记决心要干成功的大事，非挖不可；挖不成，就等于在单干户面前丢了脸，整个增产计划，发展互助合作的打算，都等于宣告失败。绝不能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他想，看样子，爸爸是一口咬定不让步的，这样做事情，实在欺人太甚，实在不近人情，实在不给人留一点路子；除了分开家，把那块地划出来，也没别的办法能把他说服通。他想，刚才自己已经跟爸爸撕开了面皮，如果马马虎虎地过去，又来一个有头无尾，等于向他们投了降；这样养成他们的习惯，他们更没的可怕，会更敢欺负农业社，这还得了吗？秦文庆想到这儿，一咬牙，说：“就这么办。我去找他，嘎巴干脆，立刻分家！” （想干什么，总能找出理由）

　　秦恺对侄子的态度挺满意，又叮嘱侄子说：“这一回可别再放空炮，你可得坚决点儿呀。”　　秦文庆说：“要干，我就跟他干到底啦！”

　　“谁说什么，你可别动撼。”

　　“行。”

　　“包括大泉出面，你也得一口咬定分家。”

　　“我明白。”

　　秦恺点点头：“这还像个青年团员的样子。”

　　女人听到这儿，凑过来，对男人说：“你给文庆出这样的主意，合适吗？” 

秦恺说：“讲句实话，在芳草地除了我以外，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不管怎么说，我跟他爸爸是亲兄弟，跟文庆是亲叔侄；他爸爸骂我也罢，找我吵架也罢，我全不在乎。反正他怎么不了我，乡亲们也说不出啥。我已打好主意，这次分家要是又刮什么邪风，我就站出来承认，是我挑拨的，不让支书和农业社背黑锅，就是告到县政府，我也认可：你们修你们的渠，我一个人盯着跟他打官司！” 

　　大家越听越觉得秦恺言之成理。他们还商量好，对这件事只有他们在场的人知道，严守秘密，对任何人都不讲；秦文庆马上去提分家，张小山和周永振跟去听消息，秦恺在家等候；大功告成，再去找社里的领导干部。

　　这几个青年人，刚才还是垂头丧气的样子，这回，一下子都打起了精神。

秦恺听着周永振和张小山又帮秦文庆作具体行动的详细策划，心里边美滋滋的。

　　　　                十   不能掺一点假

　　高大泉饭还没顾上吃。他在邓三奶奶家，正跟周忠、朱旺、宋老五几个老人，细密地商量挖泄水渠的具体计划。这当儿，朱铁汉跑进来，报告一个使人十分意外的消息，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全变了。

　　几个老人几乎是一齐开口，追问起朱铁汉。

　　“小算盘什么条件也没摆，就说不让挖地？” 

　　朱铁汉说：“就是呀，一口咬定，没有一点儿余地。”

“是不是文庆没把话说圆满，他怕咱们社白占他的地呀？”

 朱铁汉说：“文庆一张嘴，他就封了门儿。”

　　“总得有个理由吧？” 

　　朱铁汉说：“他要是像个正经人的样儿，提几条理由，咱们还摸了底，好做工作了呢。”

　　“唉，小算盘真是个怪人！” 

　　“哼，不知又拨拉哪个算盘珠儿哪！” 

　　高大泉没有多问，也没有过分的表情变化。他装上一锅烟末，抽着，尽力让自己冷静一些，思考出对策；秦富变了卦，不让农业社占地开渠。秦恺拉下秦文庆，要想办法把渠开通，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问题呢？他想：秦富这个突然变化里边肯定有文章，秦恺这个举动也有些奇怪：他跟秦富分家多年，从不来往，走对面如同仇敌，谁也不搭理谁；一提秦富，他就恨得咬牙，那么，他有啥好办法教给侄子，对待秦富呢？事关紧要，一定得马上弄清楚。

　　老周忠也动了一番心思。他想：秦富多变，这是用不着惊怪的，秦恺亲自插手解决这个问题，倒是让人不明白。他问朱铁汉：“你看秦恺那样子，他是想跟秦文庆一块儿去劝说小算盘吗？” 朱铁汉说：“看不出他有这样的肚量。”

　　邓三奶奶插言说：“秦恺要是真能登他哥那门儿，也许能管点事儿。”

　　高大泉从炕上跳下地说：“我先找他们摸清了再说吧。秦恺是农业社社员了，他应当进秦家院，替我们做些工作。要我看，眼下他还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们几位不是接着研究修渠的计划—— 多想几条路，想小算盘那块地不让咱们通过、咱们怎么走过去的路。我跟铁汉先找找秦恺和文庆。再找找小算盘，得把问题砸实着，不能让他拖住我们，更不能让他挡住道儿！”

　　周忠说：“你们去吧，我们这边，多花点心思，一定把路子想宽点儿。”

　　高大泉和朱铁汉两个人，急急忙忙地来到秦恺家。

　　院子里这几个人，因为有了成功的办法，说得正热闹；一见高大泉进来，立刻都把得意的神色藏起来，装作没有什么事情的样子。

　　高大泉把每个人看一眼，问秦文庆：“听铁汉说，你爸爸又改变了主意？” 

　　秦文庆用轻松的口气回答说：“不用管他。你们按照计划开工修渠就是了。” 

　　高大泉说：“我们得想办法让你爸爸把思想打通；他的思想不通，不能自愿，农业社修渠的计划宁可改变。”

　　秦文庆连忙说：“可别改变社里的计划。你就放心吧，我有办法了。”

　　高大泉追问：“你说清楚，有了什么办法呢？” 

　　　　“等明天，最迟后天，我再告诉你。”

　　“你应当现在就告诉我，合适还是不合适，大伙也好帮你拿拿主意呀！”

　　秦恺在一旁连忙说：“支书你就别追问他了，他年轻，你不放心，对我，你总能放心吧？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你们去等现成的，行吧？” 

　　高大泉说：“不管包在谁身上，也得把办法摆到桌子面上，集体讨论决定。”

　　秦恺说：“这事碍不着集体，纯粹是我们私人的…… ” 高大泉摇摇头：“你是东方红社的社员，明明办的是东方红社集体公事，咋会成了私人的？” 

　　秦恺着急地搓着手说：“支书，我让你别问，你就别往下问了！你知道了底细不好…… ”

　　朱铁汉在一旁说：“秦恺你今儿个真怪，怎么跟我们搞起秘密活动呀！ ”

　　高大泉好像已经摸到他们的打算，就问秦文庆。“你是不是又想拿老一套的办法对付你爸爸？” 

　　秦恺赶忙朝秦文庆摆手，不让秦文庆开口，又用手推高大泉：“支书，你有事就去忙。话说到这儿，就够了；无论如何，不能再往下讲。”

　　高大泉避开秦恺，冲着秦文庆非常严肃地说：“你是共青团员，你得遵守纪律，办什么事情，对党组织可不能搞自由主义。明白吗？” 

　　这一句话，首先把秦恺说得不好再开口了，只能戳在那儿干着急。

　　朱铁汉对秦文庆说：“你不快点儿汇报，还掂什么分量、讲什么价钱吗？” 

　　秦文庆被高大泉和朱铁汉用话挤得无处躲避。他觉着，高大泉已经把事情看透，实际上，也把他们的秘密捅开了，不能再捂着了，就说：“大泉哥，我们的办法虽然是老一套，可是这一回，我要坚决使用，再不更改！” 

　　朱铁汉说：“闹半天，你还是闹分家呀？” 

　　秦文庆说：“对。这回非分不可！” 

高大泉说：“就算你跟他分开家，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吗？” 

“能，一定能！分了家，我要出那块地，你们爱怎么挖，就怎么挖，多痛快，多彻底！ ”

　　高大泉摇了摇头：“不。不。我们跟你没有想到一块儿。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光是挖渠占地，还得通过这场交道，让秦富跟咱们解开点疙瘩连上点心。用你们这样的办法对待秦富，他跟咱们的疙瘩会系得更死，跟咱们更得往两下里掰呀！”

　　秦恺说：“这回我保证，他赖不上农业社，也赖不上你。你们就不用管了。”

　　朱铁汉看秦恺一眼，说：“噢，我弄明白啦，这个主意是你刚才给文庆出的？” 

　　秦恺说：“对，是我出的。跟你们党员没关系…… ”

　　朱铁汉一摆手：“瞎扯。我们党员带头办的农业社要修渠，闹得秦文庆去分家，怎么没关系呢？'

　　秦恺说：“你们怕背黑锅，这好办。我马上爬到高台阶的老槐树上，用广播去喊，告诉全村的人，是我挑拨文庆分家的。打官司，我随着，挨骂，我听着。只要能把农业社的泄水渠修成，什么话我也不在乎了。”

　　高大泉说：“二叔，你这个想法，完全错了。我们修渠为什么呢？为了爱国增产，显示出农业社的优越性，把更多的人都吸引到农业社这条道上来；人多力量大，才能多打粮食，往我们的大目标跨步子。如果闹腾了半天，一个鲜红耀眼的农业社非得靠单干户分家，才能办成它应当办的事情，您说说，这叫啥优越性呢？这种名声传出去，是露脸了，还是丢脸了呢？” 

　　秦恺被这句听着普通、又字字有力的话问住了。他沉吟片刻，痛苦地说：“办法独有这一个，又不行，咱那修渠计划就眼瞅着它吹了，这光彩？” 

　　高大泉说：“照您这办法，把泄水渠修成功了，把群众给推开了，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也等于吹了。起码，跟秦富的脑筋、心里差不多的人，更得对农业社抱怀疑。为了占用一点儿地，花这么大的本钱，不能干！”

　　秦文庆说：“大泉哥，你对我爸爸够宽宏大量的了，大事小事都对得起他。这是全村人都清楚的。我分出来，对农业社不会有啥不好的影响。” 

　　高大泉说：“事情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你要知道，有的人，正瞪着两只银睛盯着农业社，等着钻农业社的空子，好给农业社挖沟迭坎儿！” 

　　秦恺挺为难地想了片刻，又低声对高大泉说：“对刚才说的这件事情，你就当不知道，让文庆自己去办…… ”

　　高大泉说：“我已经知道了呀！” 

　　秦恺说：“你就装做不知道嘛！” 

　　高大泉忍不住地笑了起来。他说：“搞社会主义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不能掺一点假；社会主义一定能搞成，用不着使手段，这种信心一定得有。掺假，使手段，那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呢？” 

　　秦恺的脸一下子红了。

　　高大泉明知这句话秦恺会受不住。他故意要这么说，说完了以后，发现秦恺脸色的难堪，也不想缓和一下。在他看来，秦恺这个举动，好像出于好心，出于维护农业社的集体利益，实际上，正是梁海山曾经指出的那种“农民意识”的一次暴露。对这种东西，党支部和农业社集体恰恰应当帮助所有社员，包括秦恺这样的积极分子，逐步地克服掉，绝不能有半点含糊不清。

　　　秦文庆也受到高大泉那句话的刺激。他带着几分气恼的情绪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只许我爸爸这号人百般刁难农业社，农业社就不能整治整治他呢？” 

　　高大泉说：“我们的责任是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绝不能整治农民。教育农民，得用社会主义的思想，不能用农民意识对付农民意识。”（现在面对“港独”，开跑车“轰炸”、骂“穷逼”都是上不了台面的。）

　　秦文庆痛苦地发起牢骚：“我们那个小院子堆在那儿，明明白白是芳草地搞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为啥不应当拆散它呢？再这样哄着捧着混下去，我们这些人，就等于成了他们的保护人啦！”高大泉说：“不。那个小院子早晚要拆，这块绊脚石早晚要变；眼下还没到火候…… ”

　　秦文庆几乎喊叫起来：“你就让我这样忍气吞声地等下去了？你给我订个日期，何年何月算等到了头？” 

“坐等它不会散，坐等它不会变。咱们要做工作！”　　

“分家就是做工作，他最怕这一手，这招儿最灵验。你为啥偏偏要横拦竖挡不答应呢？” 

　　“这一手不符合党的策略，也不符合我们的心意，就是不能答应。”

　　秦恺不高兴地对侄子说：“别争竞了。咱这手不行，咱不用。党支部这回总得给咱拿个主意呀！”　　秦文庆也赌气地冲着高大泉说：“你说怎么办吧！”

　　高大泉不急不火地回答说：“认准了这场乱子的真眉目，才能拿出妥善的主意。我觉着，眼下，咱们还没有把这件事儿的根子、蔓儿摸清楚。”

　　秦文庆说：“你怎么看，你快说呀！”　　“你爸爸刚刚亲口答应我的事，转过脸去，突然变得这么怪，变得这么反常，背后里肯定有人使了坏。”

　　“这还用说、就是冯少怀背后嘀咕的。我都亲眼看到了嘛。”

　　朱铁汉插一句：“瞧你这个糊涂人，刚才怎么不对我说这个关节呢？” 

　　一直站在一旁没吭声的周永振，也忍不住带着埋怨的口气说：“这可是顶重要的呀！”

　　秦文庆分辩说：“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嘛！全村人谁不知道我爸爸跟在冯少怀的屁股后边？冯少怀迈步，他就抬腿，还用得着我说。”

　　高大泉拦住他们说：“先别打岔，让文庆把冯少怀今天的活动再讲得详细点儿。”

　　秦文庆把他从街里转回家，在门外见到冯少怀跟他爸爸嘀咕，以及他跟爸爸吵起来以后，冯少怀怎么假惺惺地去劝架，又从头到尾地摆了一遍。

　　朱铁汉一拍大腿说：“没跑，小算盘变了卦，一定是冯少怀背后挑拨的！”

　　周永振也跳起来说：“咱们再像去年秋天那样，把冯少怀整治整治！” 

张小山说：“对，开他个群众会，让他坦白！这一回绝不能轻易饶了他！”　　

高大泉伸出大手，比划着说：“同志们，这只是一根丝，到底是红蜘蛛，还是黑蜘蛛，还没有看清，更没有抓着；马上揭开盖子，冯少怀不会老实，秦富不会服气，群众也受不到教育。这时候我们要是凭着感情干事情，支持文庆闹分家，就算文庆能分出来，秦富呢？文吉呢？不明真相的和跟他们眼光一样的人呢？那还不都呼呼啦啦地跑到冯少怀一边去了吗？挖泄水渠，没有侵犯秦富的利益，对他反倒有好处。他本来不应当跟农业社作对。可是他听了别人使坏，偏偏作对。我们应当更加小心。来个正正道道地进攻，先把这件事稳住，耐心争取秦富，想方设法，不要让挖渠占地的事儿把秦富往冯少怀身上推，最好能朝我们这边拉一点儿。只要秦富一觉悟，他冯少怀到底是什么色的蜘蛛，就彻底晾出肚皮了。” 

　　这几句话，很快就把院子里的这些积极分子的波动情绪给“稳”住了。他们开始像高大泉那样，平心静气地思考着用什么办法，才能够顺顺当当地闯过目前这一道沟坎儿。

　　心里最乱糟的当然是秦恺。他还不能完全明白高大泉的心意，可是他又没有理由反对。农业社的泄水渠不能修成，还因为给侄子出了个主意丢了点脸，他能痛快？他退到人群外边，六神无主地来回走了几步。他把那根五尺杆丢到靠墙边的柴草垛上，发狠地抽起烟来。

　　高大泉明白他的心情，微笑了一下，用一种温和，又很有力的口气说：“二叔，用不着犯愁。我告诉您一个实着底儿：不论什么人，他们就是闹出天塌地陷的大乱子，也挡不住我们决心要走的路。走吧！咱们一块儿到邓三奶奶家找周忠他们去。那边的老几位等着您研究修渠划线哪。”

　　朱铁汉见秦恺的脸色十分难看，迟迟疑疑地不肯动，也帮着高大泉开导他说：“您不用不顺气。说心里话，由着性子干，我支持您的主意。可是，干社会主义不能由着个人的性子呀！支书说的话，是对的。”

秦恺没吭声。他心里想：那水渠不能挂在天上，也不能钻到地里，线可怎么划呢？

　　                    十一   又起一波

　　秦家院的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小算盘的儿子秦文吉打了媳妇。在打之前，或者说在动手之前，秦文吉几乎没有一点具体的酝酿和具体的精神准备。

　　这个旧社会就成了人的青年，曾经是芳草地年轻一伙中，日子过得最得意的一个。用他那个小算盘爸爸的话说，他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骑着毛驴去赶集，前边有人坐着轿，后边又有推车的，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当年，吕春江、张小山这一群孩子，每天得背着一个笆篓筐子，冒着冷风到大野洼里打青草、拾柴禾的时候，他秦文吉能挎上一个用旧布片缝上的书包，坐在财主家少爷们的后边，念起《 百家姓》 、《 千字文》 和《 弟子规》 这些圣贤之书了。以后，比他秦文吉年纪大许多的朱占奎、朱荣这群棒小伙子，娶不上媳妇熬光棍的时候，秦文吉却换了小贴、过了彩礼，很快就成亲了。土地改革的时候，尽管他秦文吉担了一阵惊，受了一阵怕，到头来，小学校的于保宗、歪嘴子的儿子这几个人，都被定成“地主”或“富农”家庭出身，秦文吉却是被共产党团结的中农后代；别人都有所失，他却有所得——从那以后，既没有财主秧子威胁他过日子的了，也没有这种人敢瞧不起他，甚至于，他这个家庭，在被“斗争户”和翻身户中间都变得挺吃香。另外，加上再听不到枪鸣炮响，天下太平；仓满囤尖，人多手齐，这都是奔富日子的大好时机呀！可惜秦文吉反倒不是个称心如意的人。爸爸不称秦文吉的心。尽管他们父子俩志同道合，小算盘却像芝麻粒那么大一个胆子，不敢放开手干。兄弟不称秦文吉的心。尽管兄弟聪明能干，却有劲不往这个小院子里使，偏有往别人身上添油加肉的瘾。媳妇也不称秦文吉的心。要论人头，秦文吉的媳妇在芳草地可以说是第一流的。朱荣的媳妇跟她比，显得轻挑；周永振的媳妇跟她比，显得窝囊。吕春江的媳妇跟她比，显得长相难看得多；就算春芳、玉环这些拔尖的姑娘，也没有秦文吉的媳妇手头巧、能担辛苦。媳妇样样好，秦文吉是喜欢自己的媳妇的。那么，媳妇不喜欢秦文吉吗？好像并没有达到这一步。可是，媳妇对秦文吉那种勉强的应付，隔着心的冷淡，总想往小院子外边走，往高台阶跑的行动，常常在秦文吉心里激起一种酸溜溜、辣呼呼、苦涩涩的怒火！有时候，秦文吉甚至毫无根据的判断，媳妇有了“外心”　　这一切，大概就成了秦文吉打媳妇的拐弯抹角的“远因近由”吧。　　这天早起，秦文吉早饭没吃，就赶到天门镇买水车，交了钱，装了车，赶忙奔粮食市。他手里抓着钱，一心想买粮食，却十分的不顺当。他进镇的时候，市上的粮食口袋并不少。谁料想，转头回来就空了市呢？最使秦文吉焦急的是，粮食涨了价。如若再这样地涨上去，他兜里装着的钱，家里藏着的私钱，那就算“毛”了。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芳草地，在村口苇子坑边上，碰见冯少怀。冯少怀像个贪心的钓鱼人，正坐在河坡水边等着上钩的。早上，他使了个手腕，挑拨得秦家小院闹起了一场风波，给东方红社挖了一道沟坎；东方红社想修泄水渠，妄图抓一招鲜，肯定吹了灯。可是，冯少怀总觉着让高大泉这样平平安安地过去，不上算，不过瘾。因为，光是泄水渠修不成，动不了高大泉的根基，得设法再掀波浪，把事情闹大点儿，让高大泉无法收拾，让秦家院的人跟高大泉结上永远难解的仇疙瘩。这样，才算他冯少怀没有白费事一场。于是，冯少怀专门呆在竞赛社办公室里，跟张金发抽烟、喝茶，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西官道。当他的视线里刚出现一辆大车的影子，就总忙出屋，跑到村门来迎接秦文吉。

　　秦文吉还以为是在这儿凑巧碰上冯少怀的。他想；正好趁左右没人，把粮食市上的情形告诉冯少怀，摸摸冯少怀的心思，讨教个妥当办法，就摇了下鞭子，轰牲口快走几步。

　　冯少怀到了秦文吉跟前，装出一副焦急不安的神态，说：“你快着点赶吧，你那个家砸锅了！” 

　　秦文吉一惊，赶紧从车辕子上溜下来：“怎么啦？” 

　　“你一离家就吵架，吵塌了房顶…… ”

　　“谁跟谁吵啦？” 

　　“你兄弟拉上你媳妇，合起伙来整你爸爸哪，比闹土改斗地富还厉害几倍。”

　　“为啥呀？” 

　　“他两个要逼你爸爸答应，让高大泉那个农业社，在你家村南地里挖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 

　　“挖什么沟？” 

　　“你没听说粮食又珍贵了吗？人家社里想多产点粮食，挖空心思，打尽了主意；他们好像做梦一般，说什么，在地里挖上一条沟，就能泄水，不淹他们社的庄稼。”

　　“他泄他的水，凭什么挖我的地？” 

　　“你爸爸也是这个说法。谁知道，你那兄弟和你那媳妇早就让人家社里人给串通好了。他们想，趁着你不在家的空子，先把你爸爸收拾软了，立刻动手，来个生米做成熟饭，等你回来，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

　　“结果咋样了？” 

　　“你爸爸不干，说等你回来再说。他们不答应，就收拾你爸爸。把你爸爸整得呜呜地哭，真可怜啊！” 

秦文吉听到这儿，有了气，慌了神儿，使劲地抽了一鞭子，让牲口撒开腿跑。　　

秦家院里，这两年大大小小的磨擦是没有断过线的。但是，每一方，每一个人，都因为各种原因抑着性子、压着火气，大吵大闹时候还少有。特别是媳妇赵玉娥。她的心里憋着劲儿，秦文吉能体察出来。如今竟严重到跟公爹面对面干仗的地步，却大出秦文吉的意外。而且这回干仗，又是因为高大泉农业社要侵犯他们秦家的家产引着的火。更使秦文吉不能容忍。秦文吉这回下决心要管教管教媳妇。他觉得，借这个机会管教，占理，有利，也一定顶用。他想，农业社要在单干农民地里挖沟，本身就是欺负人的勾当，是有意挤兑秦家院。秦家院的人都理所当然要维护秦家院的利益，媳妇偏偏胳膊肘往外扯，说明媳妇的心肠变化到什么程度。当媳妇的应当安分守己，可是这个媳妇不仅多嘴多舌，而且跟公爹吵闹，实在大败风俗，街坊邻居不会有人向着这样的妇道人！

　　他想，这回一定要抓住这个借口，给媳妇一点厉害，刹刹媳妇的威风，往后老实点儿。借机会讨好一下爸爸，往后更能喜欢、信赖他这个儿子；同时，也能给高大泉一个颜色看看，警告他往后别再打秦家院的主意。

　　大车弯进村，拐进街。　　呆在街上的好多妇女和孩子，都有点神态异常地朝秦文吉指指点点地说什么机密话。

　　秦文吉装作没察觉，不看谁，更不理谁，照直走。车到门口，他不顾卸牲口，就冲进了院子。

　　应声虫一见儿子的面。委屈难过一齐来，两只手捂着脸，呜呜地哭开了。

　　秦文吉没吭声，虎着脸蛋子，迈着慌乱的步子，急忙走进正房，躺在炕上的秦富，接着茬儿发开了疯：“我的儿呀，你可回来了！你再晚到一步，咱们爷俩，就得等到阴曹地府再见面了。” 秦文吉压住怒气和惊慌，朝他那可怜巴巴的爸爸迫问：“你们到底是怎么啦？快对我说呀！”

　　秦富拍打炕席说：“你还问怎么啦？我都让你那兄弟、你那媳妇整成个半死了！你说说吧，这日子可怎么过，我还怎么活下去哟！ ”秦文吉瞧见爸爸两只眼睛红肿得像桃子一样，说话的时候，又流鼻涕又淌泪。他的胸膛里的那一股子怒火，蹿得更高了。他转身冲出正屋，站到院子里，如同古庙山门两旁的哼哈二将，跑到这儿一个，脸冲着自己的厢屋，横眉立目，吼吼地叫喊开了：“你给我滚出来，你给我滚出来！” 

　　屋里响起下炕抡被子的响声，没有回音。

秦文吉又跺着脚喊叫：“你赶快到北屋给老爷子陪个不是，咱们算完；要不然，我今儿个饶不了你！”　　

屋子里有开柜子，抖落东西的响声，还是没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