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一 前进的列车
这个长长的、曲里拐弯儿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三年。春节前后，高大泉的脾气变得有点儿怪，动不动就发烦发躁。在门口以外他还能够压着、摁着自个儿；一回到家里，总是忍不住地往外冒。小龙淘气，在炕上折跟斗玩儿，用脚丫子把新棚不久的窗户纸儿，给捅破一个大窟窿。高大泉见了，不骂儿子，不打儿子，却急赤白脸地把媳妇吕瑞芬怨一顿。吕瑞芬为这个，对他很生气。当然啦，夫妻没有隔夜“仇” ，吵闹过后，晚上往一个被窝里一钻，全都烟消云散。高大泉和吕瑞芬这样一对共过患难的恩爱夫妻，更说不上什么“仇”不“仇”的啦！（原来书里写的高大泉一心为公只是生活的一个方面，不过是详写。私人生活略写，不是没有。高大泉儿女双全。估计这一段应该是后来有改动，发现三四部有一些一二部没有的情调和用词，当然很少。一二部出版在1976年以前，我手头的四部齐全的纸质书是1995年版的。而且我发现电子版的第一第二部好像比这版的纸书多一些内容，估计一二部的电子版，不是来源于这套纸书。而到三四部的时候，就基本一致了。） 老支委周忠，对高大泉的情绪脸色早有察觉，也摸得透。他暗地里对另一个支委朱铁汉说：“咱支书是劳心费神儿过了度闹的，到外边散散心、败败火就好了。查对范克明根底的事儿，咱们就撺掇他去办吧！”
高大泉就这样出了一趟远门儿：去唐山，又查到个靠山的村子；随后急忙往回返，不料想中途遇上坏天气。
风卷着雪，雪绞着风，像浓烟稠雾，把冀东的大平原塞满了，把土地和天空连接在一块儿了。从山海关那边开过来的火车，顶上盖着厚厚的雪被，窗上挂着条条的冰帘，朝着正西的方向，徐徐地开动着。
乘车的旅客特别多，不仅没有空闲座位，连站人的通道上，也堆积着行李、包裹、口袋和装着杂七杂八东西的篮子。没抢着座儿的人，就都侧着身子，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式各样的穿戴，相互不同的表情；有高腔大嗓说笑的，有嘁嘁喳喳“咬耳根”的，有闭着眼睛养神儿的。从外表看，很难断定他们都从事哪一种行业，又为啥去忙碌奔波。整个车厢，在烟雾腾腾的热气里，混合着甜咸腥香的种种食品味道，让心中有急火的人憋得冒汗，把不习惯出门旅行的人熏得头晕。
高大泉站在临近车厢门口那一排长条椅子的边上，就有点受不住这里的气味。这个天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三十岁刚出头的庄稼汉，头上戴着一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帽子，身上披着一件赶大车人常穿的那种既沉重又破旧的棉大衣。他的脸色通红通红，眉头皱个疙瘩，两只眼睛好似发怒一般，盯着对面那张挂了冰凌的车窗，好久都没有动弹一下。
列车上响过一阵根本听不清的广播之后，“嘎登”一下停住了。接着那些提包裹，举篮子的人，一个跟一个，急匆匆地往车下挤。同时，拥在月台上的人，提着行李，背着布袋，急火火地往车上挤。车上车下，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被这种异常的骚动干扰和牵动，变成乱哄哄的一团。
站台上一阵“铃铃”的信号声。火车的下端一阵“嗤嗤”的放气声。火车头那边，发出“呜—— 呜”的长叫声。整个车厢里的人一拥，挂在行李架上的东西一摇，窗外的站牌子和树木开始移动，列车又向着前边的一个什么车站奔驰了。
刚刚登上火车的人一边四下张望地移动着，一边嘴里嘟囔：“哎呀，没想到今天这么多的人！”
原来在车上的人，一边把身子坐牢靠，一边嘴里抱怨：“真是的，这车挤得真厉害！”
有人说：“坐车的多，车显着少哇！”
另一个人附和一句：“这车还是从旧铁路局接收下来的破烂货哪。工人们想了好多办法，才让它起死回生。要说也够不容易的了。”
旁边的人搭腔：“别忙，我们自己很快就要造出新火车啦。车辆厂的工人和工程师们，没白天没黑夜的拼哪！”
挨着他的人点点头：“应当给工人同志写个信，让他们快点儿制造。坐坐自己出产的火车，那该有多神气！”
一个列车员和颜悦色地挤过来，左右看着，帮着旅客把行李架上的东西放正，让几个人把吊在窗帘挂勾上的东西摘下来。随后，他挤在高大泉的跟前停住，指着他身边座位上一条饱饱满满的口袋，问：“旅客同志，这东西是你的呀？”
高大泉摇摇头。
列车员又转脸问一个挨着高大泉站立的中年妇女：“同志，口袋是你的吗？”
那个妇女也摇摇头。
列车员用眼睛扫视着座位上的人：“这口袋是哪位旅客的呀？” 座位的里端，有个把脸贴着窗户朝外张望的胖老头，很不情愿地轻声地回答一句：“我的。”
列车员说：“请你把它放到座位下边。”
老头说：“就放在这儿吧。”
列车员说：“座位是坐人的，不能放东西。”他说着，就要帮着提那个口袋。
老头子转过头来，用手捂住不让动。
列车员已经抓住口袋嘴儿，拉几下没有拉起来、就停住问：“这么沉？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 老头打个沉才回答：“吃的粮食。”
列车员那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又是粮食。我们是客运车，不是货车；旅客携带多少东西有规定，你这粮食超过了重量，请到三号车厢打行李票吧。”
老头怒气地说：“我从来没有打过行李票！”
列车员说：“那是不对的，因为你没被发现。”
老头要耍赖：“下次再打，这回我没带钱。”
这当儿，一名很壮实的乘警挤过来。他听列车员把情况一说，朝那个胖老头看一眼，忽然皱起眉头：“又是你呀？你怎么还搞这种事儿？”
胖老头一见那个乘警来到，就显出有点紧张，听到追问，却故作镇静地说：“这有什么办法，我没粮食吃嘛…… ”
乘警说：“你一个星期鼓捣两趟，每一趟起码得有三百斤，都弄到哪去啦？”
“反正我扔不了。”
乘警让那个胖老头拿出证件。
胖老头强词夺理地说：“有买有卖，有卖有买，古之常规，还有什么证件？粮食是我花钱买的，犯什么法啦？”
乘警说：“你为什么不花钱打行李票呢？走吧，到车长那儿说说去。”
胖老头不肯动，还拿出一副很凶的样子大嚷大叫：“弄点粮食你们也管？这不是新社会吗？凭啥叫我们饿肚子？这行李票我偏不打…… ” 好多旅客挤过来，都帮着乘警斥责胖老头。
“管不着你买粮食，管得着你坐车，不打行李票就是犯法行为！”
“他再耍赖，到下站把口袋给他扔下去。这种人非治治不可！”高大泉早被这个蛮不讲理的胖老头激怒了。可是他既不吵嚷，也不瞪眼，而是一声不吭地伸出大手，抓起那个装满粮食的口袋嘴。几乎没用什么力气，那沉重的粮食口袋就被他拖到通道上了。胖老头急了眼，气势汹汹地要夺口袋。
高大泉把身子一横，挡住了去路；有几个旅客也跟他站在一起，好像垒起一道墙壁。
胖老头一见引起众怒，不敢再硬往这“墙”上碰撞，只好嘟嘟囔囔地站起身。
乘警赞许、感激地朝高大泉和他旁边的几个人看一眼，随即又弯下腰朝座位底下看看，直起身，盯着胖老头问：“喂，下边这口袋也是你的吧？”
胖老头小声地说：“是我的，是我的。”接着，他就狼狈不堪地蹲下身，把藏着的另一袋装满粮食的口袋也拉了出来。
众人更加气愤地嚷嚷开了：
“你的胃口可真不小，搞这么多！”
“你一定是个粮食贩子。” 乘警和列车员带着那个胖老头挤出车厢之后，众人仍然不平地议论纷纷：
“这两年没听说什么地方闹大灾呀，这吃的粮食怎么还是忽紧忽松的呢？”
“就是嘛，都士改了，农民怎么还打不出粮食来呀？” “人口增加了，吃糠咽菜的人少了，供不足呀！”（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新中国，人人都有饭吃，但不见得马上就能吃得饱饱的。右派攻击毛泽东时代饿肚子。民国时代不饿肚子吗？只不过私有制下饿肚子是“你没本事”，“政府管不着”。新中国了，饿肚子就不行了。旧社会几十年人口不增长，没人声讨“饿死几个亿”，新社会遇到三年饥荒，死了一些人，立马就把“饿死几千万”的谣言，传播的全世界知道。除了有些人别有用心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对司空见惯的事情，变得麻木，比如旧中国多少儿童夭折、多少“倒卧”清晨大车被拉出城外，埋在乱葬岗。但是对偶然的事情记忆颇深，比如新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挨饿了，哪哪饿死人了。）
一个穿着铁路工人服装的壮年，从车厢的另一边挤出来，把高大泉端详一阵儿，忽然喊道：“哟嗬，这不是高大泉吗？” 高大泉扭头一看，惊喜地把两只手一齐伸出，使劲儿抓住那个人的肩膀，兴奋地说：“老站长，老站长！ 咱们好几年不见了。”老站长说：“是呀。你带着一伙人到车站上做小工，是一九五O 年冬天吧？那会儿，你总嚷嚷着让翻身农民长起翅磅来。听说，你们已经起飞了。”
高大泉笑笑说：“刚离地皮，飞得还不高，跑得还不远。我这回到唐山那边办点事儿，听说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传达了。我们农村干啥？咋干？我急着赶回去，想快点摸个底儿。”“是呀，我跟你一样也在急着赶路。”
“您到哪儿去？”
“我又调动工作了。到海边上开荒地，创建一个国营农场。发展国营农场。也是五年计划里边的一项任务。粮食是宝中宝，棉花是工业原料，没有它们，啥建设也难搞。咱们又得一块儿学、一块儿闯啦！”（是不是军粮城农场啊？离着塘沽海边很近啊！据我所知，光河北饶阳就去了很多人。）
他们挤在旅客中间，旁若无人地畅谈起来；一直谈到老站长到站下车，才不得不把说不完的话扯断。
话儿断了，思绪难断。高大泉回想起那件有意义的往事：土地改革以后的第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他为了让几个困难户，能有本钱把分到手的土地播撒上籽种，就带着他们到北京一个小火车站做了一阵子小工。那个站上的老站长和工人们，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真给那伙庄稼人开了脑筋，鼓了劲头。他们回村以后，能那么快速地办起互助组，又搞起农业社，得算上老站长和工人老大哥们的一份功劳。
高大泉的心里，又品味起老站长刚才对他说的那句话：“…… 粮食是宝中宝，棉花是工业原料，没有它们，啥建设也难搞。咱们又得一块儿学、一块儿闯啦！”老站长是个苦出身的老革命。当年，他从一个赶驴驮运粪土的庄稼孩子，变成一个骑大马、举大刀的杀敌战士；后来，他又变成一个冒严寒装卸货物、提红灯指挥车辆的铁路工人；如今，这位老党员，将到大海边沿的千里荒滩上，调遣新式的农具拖拉机， 人家这才叫真学、真闯，真进步呀！ 得跟这样的人看齐才对呀！（有人说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不懂经济，不懂经济？这些国民经济的布局是蒋介石派特务过来搞的？）
他想到这儿，有些兴奋，挪动脚步，往门口挤，想到车长室，听一听那个鼓捣粮食的胖老头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安部门会用什么办法整治这种人。可是他挤了挤，实在费劲儿，就朝旁边靠靠，停在上下车的门口。
他望着门窗外边闪过的雪景，思绪又转移到刚才因为胖老头那两布袋粮食而引起的议论上面。许多二十年前的往事，一件件地涌到他的眼前：那个瘦骨嶙嶙的爹爹，饥病交加，躺在破床铺上绝望地叹息；蓟运河边，要投水自杀的女人，后边追赶着她的孩子；田雨和一伙拔麦子打短工的人，一口一口呕吐的绿色的野菜水，这是一幅幅多么凄惨的情景！
他想，回到芳草地以后，一定要把新成立起来的农业社巩固住，尽快地发展下去，给多数还单干的庄稼人做个好样子，让大家都看到走集体的道路比走单干的道路优越，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地种好，才能够多打粮食。旧社会的那些悲剧才不会重新登台再唱起来！
他不知不觉地又想起县长谷新民。在芳草地成立农业社那个喜庆日子里，一个全县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高兴得抿不上嘴，可他，为什么那么冷冷淡淡的样子呢？党中央发出了互助合作决议，今后的目标、辙眼都定准了呀！难道说，谷新民县长还没有弄明白吗？'
高大泉还想起，去年冬天，区里召开党员大会的情景。那一年里，天门区的工作大有起色，受到县里的表扬，得到周围区的赞美，区委书记王友清应当明白，那个起色是互助合作组织做出了好样子，把农民带动起来的结果。那么，在会议发言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让芳草地介绍办农业社的经验，偏让讲搞互助组的办法呢？难道说，他还敢不待见积极搞互助合作的人吗？
高大泉很自然地联想到张金发。在他动身出门的头一天晚上，那个搞了一年假互助组的村长，忽然匆匆忙忙地向支部报告，说办起一个农业社。他们把这件事情做得挺神秘，私下里悄悄地串联，牌子都写好要挂出来了，才公开声张。而且被他们拉进去的社员，都是一些中农以上的富足户，不仅有冯少怀，还让他当了那个社的社委委员。他到处鸣锣敲鼓地嚷嚷，要大干一场，要赶过东方红农业社。那么，这一回，张金发到底是真要回头干好事儿，还是换汤不换药呢？
高大泉的眼前，又出现了范克明的影子。去年秋后，朱铁汉和周永振为了调查范克明的情况，到唐山跑了一趟，拿到几份证明材料。有一 个曾经跟范克明一块儿扛过长活的老人，最了解范克明在地主家活动底细，可惜，正巧赶上老人家到东北看儿子，没有找到。这一回高大泉亲自找到了那个老头和朱铁汉他们访问过的人，作了详细调查。所有被调查的人，全都证明范克明是个苦大仇深的穷长工。高大泉一路上不断地思考，既然范克明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总是那么阴阳怪气的呢？是被张金发串通得变坏了，还是另有缘故？
高大泉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庄稼人为了奔个好日子，从土地改革开始，遭了多少难处，伤了多少脑筋，才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往后的日子长着哪，谁能推算出来，还有多少沟，多少坎儿？思虑起来，真叫人发怵呀！（高大泉真有远见啊！）
他轻轻地叹口气，心里说：再苦再难，也得干下去；自个儿早发誓把浑身一百多斤交给党了，能反悔？能抹桌子不算数？那叫啥人？咱至死也不能丢那份儿脸！ …… 他故作轻松地往关闭着的车门前靠近，用嘴里的热气哈了哈车门玻璃上的冰花；见冰花融化以后，又用他那粗大的手掌擦了擦。
外面的一切，显得清楚多了。辽阔的大草甸子上，被白花花的大雪覆盖住；仍在飘洒着的雪花，像面粉在箩底下流泻，像棉花在弹弓上飞舞 大草甸子是肥沃的，有劲的，是个粮食囤、棉花垛哟！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条跟铁道线的路基横插着的小路上，有几团人影，像等火车过去以后再穿行到那一边去。忽然，他的心猛的一动， 不由自主地拍打起玻璃，连声喊：“喂，喂，梁同志，梁同志！”
他喊了几声，立即意识到，这是毫没用处的举动。见旁边人在奇怪地看他，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二 初春的风雪
县委书记梁海山，昨天上午从春水河赶到芳草地，晚上住在天门镇。他原计划在一个区里花上二到四天时间，到主要的村庄走一走，看一看。这样，他就能够在春耕大忙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把全县十几个区都跑上一遍。没想到，傍晚时分，突然降落了这样一场暴风雪。风雪给他的行动造成不小的困难，在天门区耽搁的时间势必要延长。
梁海山是个从不甘心被意外事故打乱计划的人。早晨起来的时候，风雪小了点，他就让警卫员小苏把自行车打足了气儿，带着陪同他走访的王友清和田雨，从天门镇冲出来，打算闯一闯。铺着雪的路面很软，顶着风，雪花如同沙子粒一样抽脸，他们骑了一段，怎么使劲儿，也挪不动那两个轴辘，只好推着走。他们在风雪里推着几十斤重的东西行路，非常艰难；没走多远，身上的衬衣全被汗水浸湿，两只手冻得摸不住车把。（看看当时干部的装备）
跟在县委书记身后的三个人，心境是很不相同的。
田雨是这个冒险行动的积极支持者。他觉得，这一年来，天门区的工作虽然有些起色，但是各方面的问题还是不少的。他希望县委书记多走几个村庄，多看一些实际情况，多听一些群众反映；这样，就能给天门区委的工作多出一些具体的方法和主意，有利于今后开展工作。王友清却认为，县委书记这样奔波，不仅耽误时间，也很难摸清天门区的全面情况，不如在区公所召开一个会议，让各行业的人都作一个详细的汇报，效果会更好一些。他觉得，自从去年冬天宣传，贯彻党的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以来，天门区发生了从来没有的变化，取得惊人的成绩，但是一直没有很详细地向县委领导反映；这几天正是让县委书记亲耳听听功劳簿的极好机会，如果错过了，实在有点可惜。小苏没有他们两个想得那么多。他的任务是保护领导同志的安全，而这样的走访，是很不安全的。因为只有他知道，梁海山正害感冒。前天才退了烧。（借警卫员的内心活动，侧面描写梁海山的拼命精神。）
王友清勉强地走着，越走越觉得应当停止前进，返回天门镇。他见浑身是雪的梁海山仍然兴致勃勃，恐怕直接出面劝阻挨批评，就靠近小苏，说：“这风雪一阵比一阵儿大，走到天晚，路也难找了。你劝劝梁书记，反正天门也有工作干，等天晴了再下乡，多方便哪！ ”
小苏对这个提议自然十分赞成，就追上前面的梁海山和田雨，大声地喊：“梁书记，不能在往前走啦！” 风雪的呼啸，把年轻人的喊声撕扯得零零碎碎。他又接着喊了好几声，前边的两个人才听到。
梁海山扭过头来问：“小苏，谁不能往前走啦？”
小苏使劲追到跟前，回答说：“咱们呗！”
“咱们怎么啦？”
“这天气太坏，路太难走…… ”
梁海山抬起一只手指指，说：“你看那车跑没跑哇？”
“人哪能跟火车比呀！”
“火车不是人造的吗？人造的火车能跑，人自己倒不能跑了，这，是啥道理呢？”
小苏被这句话给问住了，半晌才说：“火车能跑，因为上边有机器…… ”
梁海山说：“我们应当比火车更优越、更棒，因为我们有头脑，有一个能思想的头脑。”
“火车里边还有火哪！”
“你心里没火？没火，你这头上怎么直冒汗？” （领导和警卫员之间看来是常开玩笑。）
走在一旁的区长田雨，先被这句话给说笑了。
小苏故意不笑，把车子猛往前一推，一搬车把，横在梁海山的车前面：“今儿个说什么，我也不让你走啦。咱们赶快转回去。” 梁海山故意绷起脸来：“嗨，老田，你看见没有，这样的警卫员，不赶早撤职，行不行？”
小苏说：“撤职也得回到县里才能撤，这会儿你就得听我的。”梁海山又冲着田雨说：“你听听，他糊涂到什么程度，全弄反了，上级得服从下级。真是岂有此理！不行，咱们得坚持原则，快赶路！”
王友清见小苏也碰了钉子，就插言说：“梁书记，今天咱们先转回去，明天再到这边来。这样只是把次序前后调了调，仍旧是按您那打算进行的，并没耽误什么。”
梁海山说：“你这个折衷办法，实际上把我们的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就要先看看实在的，自己过过脑子，再听你们的汇报；不能先在上边带上个框框，再到下边套一套，就万事大吉，照你说的，颠倒过来做，我的打算变没变呢？这样干工作，有没有可能贻误大事呢？” （工作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次序）
王友清觉着县委书记这句话是一种批评，脸上有点挂不住劲，就不吭声了。
田雨说：“我提个建议吧。咱们照旧往前走，过铁路，顺便找一个近便的村，跟群众和村干部谈谈，就手休息一下，暖和暖和。那时候，咱们看一看这风雪大小再定下一步。”
梁海山问小苏：“你说这样办行不行？” 小苏一晃脑袋：“我说行你就听啦！ ”
梁海山说：“不论谁，只要推着我往前走，我就听；变着法子拖我的后腿，那就请靠边吧！”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这样的领导身边工作能不进步吗？）
小苏这回笑了。一来因为梁海山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气特别逗笑，最重要的一条，是梁海山听了劝告，不再硬奔那个离这里还很远的村庄，能让领导休息一下。
他们过了铁路，接着又左右探视寻索着往前赶。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既看不清道路的痕迹，也找不到可以指示的目标。身边的风，越来越猛；脚下的积雪，也越来越厚，好像发了疯似的，要把一切空间都封闭起来。
梁海山奋力地往前移动着脚步，急于想找到一个地庄，找到村干部和群众，好跟他们谈谈心思，听听他们在新形势下，头脑里正想着什么问题，又是怎样解答的。他觉得，自己摸清了这一切，返回城里，才能在县委会上讨论制定全县的方针大计，才能按着党的政策原则，指点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实现美好目标的斗争。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认识到跟基层干部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就如同空气和水对人那样不可脱离。每当被会议或其他公事缠在城里的办公室，他就感到十分别扭，眼睛不明，耳朵不灵，思考问题的时候，脑子也转动得缓慢。特别是现在（过了六十多年了，有些人反而觉得深入群众才别扭，甚至用行政手段把自己和群众隔离开来。小事拖大，大事拖死。）。他觉得一寸光阴比一寸金子还贵重。一九五三年，是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这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几年的生产恢复，憋足了劲头，要朝着既定的目标开始奔跑的第一步。县委书记想，从农业这个角度看，如果全国的每一个县，今年都能保证完成它担负的粮棉任务，那么，整个五年计划就有了良好的开端，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对今后的四年有决定意义，甚至于第二、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及对实现最终的奋斗目标，影响都是很大的。他想，就自己所负责的这个县来讲，经过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和“五反”等等运动，特别是贯彻了中央的互助合作决议，每个区都试办了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社，每个村都成立了互助组，集体的力量得到初步显示，集体组织受到更多的人注目和关心，人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都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县委书记同时也十分冷静和清醒地考虑到，共产党人要彻底改造中国的伟大创举，还会遇到种种预料不到的具体困难，只有勇敢地克服这些困难，才能取得胜利。他一再提醒县、区、村三级干部，千万要防止那种只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而不注意深入基层、不扎扎实实地做些具体事情的危险倾向，这几天，他跑了几个区，跟各种人谈了话，也亲眼看到一些情况。他急于想多听，多看，多征求意见，以便使自己的认识更明朗，更能够下定决心。在这样的时刻里，他怎么能够顾及个人的劳累，又怎能畏惧风雪严寒呢？（给上面的行动一个解释、一个理由。）
他向前走着，四面观看着。忽然，他发现左前方有一个小黑点儿，在白皑皑的大雪里蠕动。他收住步，对身旁的人说：“你们看，那边过来一个人。”
田雨也看到那个一直朝着这边急行猛走的身影，就说：“是一个人，跑得真快呀！”
小苏眼盯着那边插一句说：“准是有急事儿。看看，空着手走路，比咱们弄这么一个自行车方便多了。”
梁海山微笑地说：“你这句话讲对了。急火，急火，有急事儿的人心里有火，有火才能发动机器向前进。没自行车，就是没包袱，轻装前进。你呢？心里有个包袱，就是休息牌的灭火机！”小苏和田雨两个人都嘿嘿地笑了。
说话之间，那个朝他们奔跑过来的人临近了，一边跑着，还一边冲着他们喊叫；因为风的呼啸，听不清楚喊的是什么话。小苏警惕地推起车子，迎上前去。
梁海山没等小苏迎到那个人的跟前，就认出来了，高兴地对田雨说：“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你们芳草地的高大泉！”
田雨也似乎认出，奇怪地说：“他到唐山那边调查范克明的情况，怎么到这儿来了？”
“许是刚回来的。”
“他回家不该在这个站下车呀！”
浑身上下披着雪，脸上流着汗的高大泉，终于跑到县、区领导跟前了。他异常兴奋，连呼带喘地说：“老梁，老田，嘿，真巧，在这儿碰上了！”
梁海山握着高大泉的手，笑眯眯地上七下下打量他。田雨说：“梁书记远远地就发现了你，我还当是认错了人哪！” 高大泉说：“我在火车上看见你们站铁路边上，我就在这一站下车了。后边那位是谁呀？” 小苏说：“是区里的王书记。”
高大泉看看梁海山，又看看田雨，问：“这么大的风雪，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呢？”
田雨回答：“想找一个村子访问访问，再暖一暖。让风雪这么一搅，我也认不清村子在哪个地方了。”
高大泉说：“再往前走，好远才能到村子。到那边去吧。那边有个破窑，先进去避避风。”
小苏说：“这附近哪有窑哇？”
高大泉从梁海山手里接过自行车，冲着小苏朝前打个手势：“走吧，我说有准有，几步就到。”
他们拐了一个弯儿，越过一道积雪挺厚的沟。不远的坡坎下边，果然有一个破旧的土窑。土窑的四壁完好，就是顶子塌了一块，雪花从那里漏下来。地下堆起盆口那么大一片，好似镶嵌着一块玉石。窑顶上的破口地方，有一根树枝，一片暗红色的叶子挂在上边，微微地抖动。
他们进了窑，避开了风雪的袭击，把车子靠在壁上，使劲儿跺着脚。这个寂静的场所，立刻就充满了活跃气氛。
高大泉说：“你们先等一下，我去迎迎王书记，别让他找不到，迷了路，跑到别处去。”（哈哈，有理。）他说着，弯腰出了破窑，见坎子边上的雪里露出几棵秫秸梢，就顺手扯下来，走几步，见一棵树被雪团压弯了枝子，他伸手扳住，“嘎巴、嘎巴”地撅了几根，连同秫秸一齐抱在怀里。他到了拐弯的地方，正好迎上了从后边跟上来的王友清。这一对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几个月以前是很别扭的，如今己经起了变化。这是因为芳草地的互助合作组织几乎是自发地开展起来，正巧符合了党的“决议”精神和上级的要求，不仅给天门区带来了能跟燕山区并立比美的光彩；也为天门区的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在这一点上，王友清还没有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甚至连自己为啥过去不支持芳草地搞互助合作，为什么在过去那样的情况下，芳草地偏偏迈正了步子、走对了路子，这样一个起码的问题，他都没有细细思量思量。他却自然而然地把芳草地取得的成绩，全看成是自己的（这样的干部，不，应该尊称为“官员”，实在是太多了）。尽管王友清肚子里边对高大泉还有点疙瘩，但是，在打交道的时候，比过去融洽得多了。高大泉明知他跟这位领导没有达到贴心的地步，也为区委书记有所转变而高兴。王友清这会儿被众人丢在后边，正往前追赶，听到前边有人喊叫，抬头一看是高大泉，不由得愣了一下：“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高大泉回答说：“我刚下火车…… ”
王友清这才想起高大泉出差的事儿。关于芳草地的几个干部对区公所的炊事员范克明产生根本性的怀疑，紧接着又派人调查，王友清是不赞成的。他说，调查一回，证明人家没有啥政治问题，就算了，何必小题大作，纠缠不休呢？为这件事情，王友清还跟田雨争论过两次。这会儿，他把高大泉打量一下，几乎带着几分好奇心地问：“你又辛苦了一趟，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呢？”
高大泉说，“跟铁汉他们了解的差不多。”
王友清“哼”了一声，一边推着车子，艰难地往前移动脚步，一边借机会教训高大泉说：“老范这个人是有点小毛病，我也不是看不出来。但咱们是领导干部，不能因为他有点小毛病，就从根子上怀疑人家。要是把这样的方法变成套套，同志们之间怎么在一块儿过日子呀？” 高大泉分辩说：“他是在大军进关的节骨眼上，独自一个人落户到我们村的，又是我们村长把他介绍到区公所去的；他露出好多让人犯疑的东西，设法把他的根底摸清楚，能更好地对症下药帮助他。我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王友清摇摇头：“其实呀，你是白操这份心，白跑这种冤枉路。事前我要是一定不让你去，你嘴上不说，心里也准得怪我包庇他。这回就踏实了吧？”
高大泉认真地说：“不，王书记。对这个人，我怎么着也不能把心踏下来。”
王友清一翻白眼：“这是为什么呀？”
高大泉心中有数地回答：“就算他根子上没问题，梢子上也有问题。”
“你有什么根据还要怀疑人家？”
“不是怀疑，是他的行踪有鬼！ 他总往村里跑，拉一个，打一个，到处乱挑动，这不是根据吗？我希望区委领导要好好地教育他。”
“嗨，你还指挥到区委身上了？”
“不能指挥，我能提意见，他是区里的人，他的任务就是做好饭菜，他有啥权力到处乱插手呢？往后他要是再到芳草地乱搅和，我就发动群众当面揭他！” 王友清停住，皱着眉头盯着高大泉的脸，用一种挖苦的口气说：“大泉同志，一个堂堂的党支部书记，跟一个炊事员过不去，有意思吗？”
高大泉被区委书记的这副蛮横神态和这句挖苦人的话激得冒火了：“就因为我是党支部书记，对他的所作所为才应当一分一毫不含糊。您还应当弄清楚，不是我们跟他过不去，是我们要往前走，他偏跟一些人扯成伙，横拦竖挡，想让我们迈不开步！您说说，这个意思还不够哇！”（大泉就是直率，而这种直率只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才会被容纳）
王友清把车子往前一拥，赌气地说：“好，好！你是县委重视的干部，区里管不了，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他这样说着，就丢下高大泉走了。
高大泉望着他的后背，心里的火还是一拱一拱的。他暗想：一个区委领导，对待下级的同志，怎么能这样随便耍态度呢？他又反过来想：王友清的这种作风，不是一般的态度问题，而是在肚子里边还跟芳草地农业社结着疙瘩，所以就分不清是非曲直，遇到什么事儿，免不了要拧着劲儿看，拧着劲儿办，拧着劲儿说。他想：既然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刚才就不该对他冒火，不该用不好的态度对不好的态度。他想：自己入党好几年了。又在村里担负了领导工作，对自己要求的尺子得高一点儿，我得好好地磨练呀！（想了半天就是没想领导会给自己小鞋穿，这样的胸襟！）
他这样想着，一边走，一边从雪地里扒拉出于树枝和柴禾节儿，一根一根地拣起来。最后，他弄了一大抱，回到破窑里。小苏从他怀里接着柴禾说：“嘿，还是你有办法。我这儿冷得干着急，却没想到找点柴禾去。”
高大泉笑笑，蹲下身，把秫秸棍和树枝子撅成一截一截的，同时又横两根竖两根地搭起来。
梁海山用抽烟划着的火柴，把那个己经成了塔形的小柴禾垛从底下点着。
燃烧起来的柴草，剥剥地响着，先冒青烟，后翻白烟，又卷起浓烟；接着，火苗儿渐渐地扩大、升高，烟雾像蘑菇云似的，渐渐地飞到窑顶上去了。
大家围上火堆，伸出手来烤，立刻感到一种非常舒适的温暖；一根根曾被冻得发僵的手指变得灵活了，一张张曾被冷风吹得发白的脸孔变得红润了；所有人的情绪都随着跳动的火焰活跃起来。田雨间高大泉：“你这回去一趟，调查来的情况有什么进展没有？”
梁海山接过来说：“这还用问。要是有了重大发现，一见面他就对你讲了。”
王友清因为刚才的火气没有消，有意地插了一句：“事实就是那样的事实，还能有什么重大发现呢？
高大泉听了三位领导的话，说了一句本来无意顶撞王友清，实际上却起了同样的作用的话。他说：“说实在的，这一次我还真有个发现…… ”
王友清以一种讽刺的口气接着话音追问：“你发现他什么历史问题了？当着梁书记的面汇报汇报吧！”
高大泉打个沉，想尽力注意自己的态度，不把回答的话变成争论。他说：“不管他有历史问题，还是没有历史问题，反正，凭他这几年留下的声音，跺下的脚印儿，我就信不住他！……”
梁海山故意岔开话头，告诉高大泉说：“我们在你们芳草地呆了一天，生产工作啦，春耕准备啦，大伙儿的心气啦，牲口膘啦，都是挺不错的，据田雨同志说，朱铁汉那个同志过去年轻，火气冲，处理事儿有些头脑简单，如今也长进了。我挺喜欢他，他是个爽快人儿，很有冲劲。支部还主动地办了个党员训练班，民校也扩大了。看样子，你们那个农业社能巩固发展下去。这就是咱们搞农村工作的胜利保障。”
高大泉听到这些，很高兴，对家里的事儿也放心了。他问：“您对我们的工作有啥指示呢？”
梁海山说：“我回去只是听和看，说得少，因为我正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咱全县人，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咋出力的事儿…… ”高大泉蹲在火堆旁边，想接着往下听，县委书记却把话收住，只顾用一根小棍儿拨拉火灰。他有几分着急，就又叮问一句：“梁书记，上级又给咱农村布置新任务了？”
“任务还用布置，跟在五年计划的后边，自个儿就来了。”梁海山这样回答一句，头也没抬，好似在观察火堆里边的奥妙；接着，一边沉思，一边说，“城市跟农村要吃的，工厂跟农村要原料，让农村跟着他们的步子，一二一地一齐往前走。可是，我们的农村是啥样的农村呢？这个你们比我清楚。怎样让农业生产也纳入国家计划经济？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组织跟这种纳入关系是什么？农民把土地、牲口合伙集体了，小农经济的思想、习惯要不要改变？怎么培养他们的国家观念、集体主义思想？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多得很，都是任务！ 都是我们今儿个围在火堆旁边这三级领导的具体任务。你们还挺轻松的吧？我可感到肩膀头压得受不住啦！”
破窑外边，风刮着，雪飞着，挤在门口，“哞哞”地叫唤。窑顶破洞上的那片暗红色的叶子，使劲儿抖动。
田雨不声不响地往火堆上加了一把撅折的树枝子。王友清把屁股底下坐的砖头，往前挪挪，两只手一下一下地扑捉飘呼的火苗子。
高大泉没有动一下。不知为什么，县委书记所说的压力，使他的眼前浮现起火车上的情景：倒卖粮食的胖老头，老站长那些语重心长的话。……
“哈哈哈！ 哈哈哈！”县委书记梁海山突然大笑起来，说，“让我把你们给吓住了。我可不是安心要吓唬你们呀！我是想让你们跟我一块儿把脑瓜子转转弯儿，转到五年计划的轨道上，一块儿观察观察问题，琢磨琢磨办法，把各自分工的工作搞得漂亮一点儿。有啥怕的？对共产党人来说，压力就是动力，它逼我们增智慧、长本事；它逼我们下决心，排万难，夺胜利！对不对呢？来，来，来，都往前坐坐，一块儿谈谈心思。”
三 阴谋
芳草地“竞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辆大车，也受到这场大风雪的牵制，被阻截在天门镇。
他们这一次出车，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到县城里拉回一些喂牲口用的豆饼。他们却故意用新油漆过的胶轮，套新买来的大马，连套绳和鞍子都是一水新的。而且还由社主任张金发亲自跟车，副业股长冯少怀亲自赶车。这样的铺排，完全是为了“郑重其事”。他们想用这样的行动，向区里领导和芳草地的人显示：在一九五三年里，竞赛农业社要“货真价实”地大干一场。
在去年冬天整党的时候，张金发挨了批评，作了检讨，下狠心来个“光棍回头”，要争一口气。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生拼硬凑地办起一个比高大泉那个东方红农业社阔气十倍的农业社。他原来那个挂牌子的互助组一分两半儿。秦富说什么也不肯入农业社，好说好散，宣布离开了他们这一伙；滚刀肉自己愿意入，只有张金发点头，别的人说什么也不肯要他，吵闹一场，也退出去了；刘万和高二林加入了东方红农业社，谁也没有本事再把他们拖回来。这样一闹，留在张金发身边的人太少、太不成阵势，他就跟冯少怀两个人一块儿商量，使了一些小手腕，圈拢了一伙中农户，抓住了一个贫农出身的团员秦方，用“交情”，拉住了在村里有头有面的周士勤。这样七拼八揍，总算把一个农业社的架子支了起来。他们匆匆忙忙地开了个成立会议，订了一份简短的社章，挂起一块又宽又长的木牌子。因为他们憋着劲要在收入和名声方面，都超过东方红农业社。所以就给这个社起了个名字叫“竞赛”。那天上午，县委书记梁海山由区委书记和区长陪同，在芳草地开了个干部和群众的座谈会，让大家谈心思、摆想法；最后，还听了两个社的工作汇报。梁海山虽然提了好多问题，可是既没有表扬东方红农业社，也没有说一句批评“竞赛”农业社的话。临散会的时候，这位县委书记还挺和气地对张金发说：“金发同志，你们区里领导跟我说，对你是抱着希望的。你应当按着正道儿干呀！”张金发对这句话动了心，反复地品滋味，掂分量，揣摸猜测着每一个字儿里边都包含着什么意思。可惜，他心里折腾好久，也没有完全弄明白。最后，他抓个空子，把王友清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墙角，拐弯抹角地让王友清给他解答。王友清说：“你怎么这样迟钝！梁书记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争气，希望你还像土地改革那样先进—— 跟我是一个意思，跟区委一块儿扶着天门区这杆先进的红旗别倒下呀！ ”这一次张金发可真动了感情，心想：他高大泉能干的事情，我张金发为什么不能干？他暗暗发誓：这回我要真干，大干，绝不挂牌子。可是县、区领导一走，他又有点发懵：真干，干什么呢？大干，又怎么干呢？挂牌子搞互助合作，跟“货真价实”地搞互助合作，根本上的区别是什么？他对这些都是似知非知、糊里糊涂的。幸好那天他看见周忠和秦恺到天门镇去买豆饼，这才使他抓住竞赛的具体目标。他说：“这还不好办，他们买一车，咱们买他二十车？ ”当天晚上他就套起大车进城了。跟随他的冯少怀，这一回也显着很卖劲儿。如果说，因为搞假互助组害人挨“围攻”以前，他靠近张金发完全出于“现得利”的利用的话，那么，现如今由于形势所迫，前程所需，已经改为“放长线，钓大鱼”了。他要紧紧地靠在张金发的身上，真心实意地扶植张金发。他这样做，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土改那伙积极分子，特别是高大泉和朱铁汉几个铁腕人物，想把他冯少怀划成富农分子的心没死，他冯少怀在芳草地的党内没有个牢固的靠山可不行。二是李国柱和他断交，高二林和他决裂，东方红农业社越来越火爆兴旺，大多数庄稼人都把他看成“白脸的奸臣”，他再不找个伴儿，平时难以施展身手，一有风吹草动，那就会成为孤军作战。第三，是一点若明若暗、闪烁不定的光点点，给了他还能挺身而起的希望。例如，谷新民对农业社的冷淡，王友清对张金发感情上的暖昧，苏存义往地里埋界石，那个肥溜溜的小算盘秦富，连张金发这样的社都死也不肯入，这一切都说明芳草地这盘棋没有定局，中国要变成个啥样子，也没有板上钉钉！他忽然绝路逢生般地想：别人可以在大旋风里边跟着转、混着看，我冯少怀为什么不能够把守势改成进攻，把偷偷摸摸的变个冠冕堂皇的呢！于是，他来了个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决定加入他恨之入骨的农业社，把他的看家宝贝大黑骡子和大胶皮车也都写到集体财产的帐本上了。在各入社的户往一块儿合并的时候，连周士勤都死乞白赖地要多留自留地，他冯少怀却一亩也没留；甚至声明，要是社里需要和政策允许，住的房子也可以献出来。女人紫茄子为这件事情跟他吵吵，跟他哭啼，上吊抹脖子地闹了好几天。他故意当着劝架的和看热闹的人喊叫：“搞社会主义，就得舍得把个人私有的东西，都变成大伙儿公有的东西（这就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现在还有人这样胡咧咧），共产主义嘛！来真格儿的，我冯少怀比他们哪一个都更有坚决性儿！”等到夜静更深钻进被窝里，他又嘴巴贴着紫茄子的耳朵小声说：“如今的世事，不能死心眼儿，得随机应变，花样翻新，才能得到好处。你掂量掂量：土地好像是归伙了，实际上呢，农业社里有人给你耕，给你种，不投工本，不花粮种，不操心费力；到了秋收，地六劳四，干分地股子红，比咱们自己经营，那可合算多了。再又说，咱闹发财，也不能光指望从土圪垃里往外刨呀！我得从地里腾出手来，往能伸手的地方抓钱！”（把农业社当成自己的“长短工”了，“小算盘”自愧不如啊）紫茄子自然很信服这个有本领的丈夫，终于被他说服。他入社了，他登台了，他要开始扮演新节目了。可是，张金发这个靠山怎么个长期依靠法？农业社这个风怎么个顺顺当当地借法？那个冠冕堂皇地进攻怎么个十拿九稳地进法？他的脑袋里没有数，肚子里没有谱，感到空空荡荡，渺渺茫茫，像个输红了眼的赌棍，举着手，不知道这个宝该往哪儿押。就在这个时候，耳目灵通、鼻子眼尖的冯少怀，从报纸上，从县、区干部下达的指示上，听到国家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他又在县城里看到一点动向，闻到一点味道，脑瓜子里转了九十九道弯之后，忽然灵机一动，觉着他奉为活命的“发财之道”又能够通行了。这样，他就拿跟随张金发出门买豆饼的名义当引子，把张金发引到天门镇。
他们两人迎着风，冒着雪，赶着牲口，拐进西门，来到大街上的十字路口。
冯少怀勒住缰绳，扭头问张金发：“我说社长呀，咱们得找个合适的地方喝点热水，喂喂牲口了。”
车上边缩在大皮袄里的张金发说：“真是冷得要命，得暖和暖和了。那就上大车店吧。”
冯少怀说：“大车店人多杂乱，又不干净，那怎么呆呀！ 咱们到老沈的柜上坐坐得啦。”
张金发有点犹豫：“我可好久没登他的门坎儿了，这么冷不防地去那儿好吗？”
冯少怀说：“工农兵学商，全是人民群众；人家不沾灰，不带土，是个光溜溜干净身子的商人，去他那儿有啥不好的！”
“别人看见，传到高大泉耳朵里边，又得说我的闲话。还是少给他们开点下蛆的缝儿为妙。” “这会儿冰天雪地，哪有什么行人走路。咱们从后门进去，到柜房里边的小屋坐，暖洞一般，严密极啦。”
张金发轻轻地摇摇头：“三反五反那场乱子，就因为我跟他有那么一点点来往，差点掉进去，我真不想多沾他们了…… ”冯少怀立刻抓住这句话说：“你要还记着这个，今儿个更得到那儿去一趟啦。老沈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好汉子。三反五反那时候，把他整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都没有咬我一口。你是最讲义气的，这样的人不交，还交谁呢？”
张金发听着，不仅明白了弘外之音，还动了心。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怀里揣着的表。这只金壳怀表，是大资本家权经理赠送的。张金发伸手接表的时候，沈义仁是在场的：“三反五反”开始，姓权的往给志愿军包做的鞋底里掺纸，犯了罪，好多替他在农村经手搞纳鞋底事儿的人，都受到牵连，唯有张金发平安无事。受贿的表，既没失掉，也没有给张金发招来什么灾祸。这样的结果，靠的什么，这还不清楚？他想：沈义仁如此讲交情，我也不能不够朋友；况且，往后要跟高大泉那个社赛个高低，沈义仁也许是个有点用处的人；再说，如今“三反五反”运动已告结束，雨过地皮湿，跟沈义仁走动走动，就算有人说什么闲话，又该怎么样呢！
冯少怀一见张金发这副举棋不定的样子，就明白了他的心思，赶紧吆喝牲口，让大车拐到后街，进了粮店的后门。
三合顺粮店的实在东家是沈义仁，为了各方面都方便，他让那个被他使用了多年的帐房先生李财当挂名的掌柜。他对外人讲，那粮店，他自己只是入了点股子，在天门镇的街面上，别看这个店铺的门面不大，院子也不深，实际上很有根底，很有威力。它对天门镇粮食市场，如同称杆上的秤砣，能够掌握上市量的繁盛萧条，左右粮食价码的高低；沈义仁要想掐集镇的脖子，两只手轻轻地一攥，就会使天门镇感到出气不均匀。这样的神通，倒不是单靠金钱的资本，主要是他们在此地盘踞的时间长，手伸得远，东西南北几十里之内的乡村里，都有他们的老主顾、老世交。他们跟各种各样的机灵人互助挂着钩，形成一张虽然看不到踪影，却很细密的罗网。大草甸子上的冯少怀，是这张罗网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今，又要套上张金发这么一个扣眼，势力更显得壮大了。
李财一见张金发和冯少怀两个人浑身是雪地走进来，如逢喜神天降，满脸堆笑，迈着又轻又快的步子，迎到雪地里，连声不迭地招呼：“哎呀，哎呀，稀客哟！一快请到屋里坐，快请到屋里坐。”
冯少怀是这个粮店的股东，自然不会客气，只是朝他点了点头，就大摇大摆地往里走。
张金发总算门口不熟，不好随便，就笑着跟李财客套几句，又说：“等我把牲口安置一下。”
李财拉扯着他衣袖：“到家了，还让张村长您受累？快请吧！ ”他转身朝厢房喊：“小伙计，卸车，给牲口加点好料，把大车用席子苫上！”
张金发见两个小伙计应声跑了出来，这才跟冯少怀一起进了正房的小屋里。
李财拿过短把的小笤帚，替张金发扫身上的雪，嘴里依旧像抹了蜜一般地说：“张村长，好久不光临了，我们都很想念您。如今您显着清瘦些。几百户的大村庄，操心哪！听说您又办起一个财源兴隆的农业社…… ”
张金发对后边这句话极爱听，就何：“你们这里边也听说我办农业社了？”
李财说：“唉，咱全天门区，就是芳草地有两个农业社，一穷一富，一软一硬，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呢！”
张金发嘻嘻地笑了。他心里想，如今是窗户纸里边吹喇叭，已经名声在外了；只要有了这样的名声，我张金发就不再比他高大泉矮一头。
他们喝了几口热茶以后，冯少怀冲着李财问：“沈掌柜出门了吗？”
李财说：“他这几夫正在布店处理善后。我马上打发人请他来。”
冯少怀本来知道真情，却故意问：“他处理什么善后呀？” . “那个布店开不下去啦！”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入冬以来，这种货物显着匾乏；门板儿开着，只能出，不能进…… 这不好办哪！”
这会儿，外面的柜房里，突然有人大声地说话。接着，一个中年伙计揭开门帘子，探进脑袋，低声细语地说：“李先生，有请。”李财立刻收住话茬儿，对张金发和冯少怀两个人连连点头道歉：“对不起，请二位喝茶、抽烟、稍候片刻。”他说着，就跟伙计走到柜房，隔着那高高的盛面装米的大柜子和吊着的秤杆儿，朝外看一眼，他见挨炉子坐着一个农民打扮的“半大”老头。细看才认出，那是区公所的炊事员范克明。李财那份随时准备着的现成的笑容又赶忙挂在脸上，迎出柜台：“范师傅，够忙的吧？”
范克明说：“锅灶刀勺，一天三阵儿，老样子呗，有啥忙呀闲的。”
李财提过茶壶倒水，对伙计说：“给范师傅拿烟来。” 范克明一边接碗，一边盯着李财的眼睛问。“你里边有客人吧？”
李财故意打岔：“您不就是客人嘛！” （现在我们是不是经常说这样的话？都会买卖腔了。）
范克明说：“我看见雪地上有大胶皮轴辘印子，一直弯到你们的后大门去了。”
“那是拉粮食来的…… ”
“嗨，你们还拉粮食哪？每一集上市的粮食，都让你们给抓空了，又朝外头伸出手去啦？”
“哪里，哪里，您不知道，我们这粮店，供着一个镇的人吃用，还勉勉强强地够对付的，附近的学校、施工单位也到这儿来买米称面，可就供不应求，只能扫囤底了。”
“算了，又不搞‘粮改’跟我诉什么苦哇？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你这儿弄点白面。先给我闹上十袋吧…… ”
“多少？”
“十袋。”
“我的范师傅，您要这么多面干什么？”
“开饭店的不怕大肚汉，卖粮食的不怕大锅伙，你怎么一见政府的人，就来这一套。我们白吃不给钱哪？”
“瞧范师傅，您真会开玩笑。我们这小买卖人，靠的就是国家，爱的也是国家，还有什么别的套套呢？我是觉着您要这么多面太少见。”
“吹饭的人多啦嘛！”
“区公所增加了干部？”
“县里的梁书记来天门视察，让县里的粮食公司在镇供销社辟一个米面代销部。加上一个新门面，就得收购；收购了粮食，就得盖仓库住房。他们找来一群木瓦工，还有一群小工，都就近在区公所吃饭，可把我给忙苦了。就这么一回事儿，明白了吧？李先生！”（阶级意识超强的义务情报员） “是这样啊！ 好，好，我们为多大难，也要给您凑上这个十袋面的数儿，回头让伙计送去吧。”
范克明喝了一口茶水，又说：“告诉你，这只是开个头。过几天，车辆一多，在我那儿吃饭的就得跟着多，到你这儿买粮的也少不了。你们这一下子可发财了。”
李财赶紧问：“车辆怎么还要多？”
范克明说：“这也是梁书记亲自指示的。供销社要从北京、天津、通州调一火车工业品，专门供应乡村，好从农民手里换粮食—— 工农联盟嘛！”
李财连连点头：“这样好。我们尽力办吧。”
范克明站起身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可得早点送去，别误了我的事儿。不论谁没有粮食做饭吃，什么也干不成啦！”
这个做粮食交易的门面，跟里边那个内柜房，只隔着一道糊着彩纸的雕花格子的隔扇，外边的人说什么，里边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张金发听完范克明和李财的交谈，神色有些异常地问冯少怀：
“怎么又闹起粮荒来了？”
冯少怀心里有数地笑笑，说：“这不过是开台锣鼓，闹粮荒的大戏还在后边唱哪！过个一年两年，你再看吧—— 说老实话，咱们不看远点可不行呀！”
“这是为啥呢？”
“那天你没去区公所开会？今年政府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了呀！”
“我听田区长作了个报告。国家搞五年计划，跟闹粮荒有啥关系呢？”
“五年计划，就是搞建设：在城里修盖办公事的楼房，建造飞机大炮的工厂，往城里边大量增加光吃粮食不种粮食的人。远处咱们没见着，就拿咱天门镇来说吧，这一冬一春，建了多少工厂、机关、学校，添了多少张嘴巴？嘴巴通着肚子，肚子空着办不了事儿，哪一天都得往里边填个三回两回的。这么一来，粮食还不紧哪？”张金发觉得冯少怀这几句话有道理，就接着发起感慨：“是呀，是呀。粮食是命根子，一家一户过小日子，这玩艺缺不得少不得，过一个国家的大日子，更是大事一宗。”
冯少怀说：“粮食不光是命根子，也是宝葫芦。我心里边已经有个谱。咱们这个竞赛社，要是真能一心抱住它，就得有点绝招。绝招一使起来，我跟你打保票，不用说赛过高大泉那个穷光蛋社，就是全河北省挂名的社，咱也能比倒它！” 张金发对冯少怀这番话里包含着的意思，已经心领神会地听明白了；却故意问：“你讲清楚点儿，怎么个抱法？用啥绝招？” 冯少怀从椅子上拾起屁股，坐到张金发跟前的炕沿上，小声说：“你想，东方红农业社，要说人力地亩都不比咱那社差。咱们要是两眼只盯着土块，两手只折腾地块，跟东方红赛起来，使出吃奶的劲，也难保险输赢。从头说吧，整地，挖井，春种，夏锄，秋天收拾，一颗一颗地伺候，一粒一粒地数点，让那地皮上给你增加一成收成，得费多大的事？这还得老天爷发慈悲，肯赏给你，它要是一不高兴，下一场雨，刮一次风，扔下一阵冰雹，再不就给你来个滴水不送，旱起来—— 老兄，得啦，一个粒你不用想得到，伸手丫子、张嘴巴子哭吧！”
张金发点着头插一句：“是这样，种地就是出苦力、撞运气的事儿。”
冯少怀继续说：“咱们要是有点见识，又有个胆子，趁如今春荒没到，快点动手，把钱凑到一块儿，买一点棒子、小米，存起来；过了麦收，庄稼人就要以细换粗，咱们一斗棒子，就能换一斗半麦子，一斗小米能换两斗半麦子；再到大秋后，庄稼人种麦子急着要种子了，一斗麦子，又能换上二斗半棒子，或是一斗半小米。你算算，就这么一转手，得顶多少顷地的收成呀！”（国家紧俏物资就是投机分子——火车上的老头，现在粮店里的这几个人——的伸手对象。）
张金发被冯少怀这番话给说得两只眼睛直眨巴，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在这一小会儿的工夫，他的脑子里，像“拉洋片”的一样，一张又一张，闪过许多的各种颜色的图景。他想起年少时候就雄心勃勃，想要发财过好日子。为了发财，他要做买卖没有本，要耍手艺啥不会，要攀个高枝儿没有门口，才不得不去给歪嘴子打长工、当打头的。他拼着命地干，生着法讨东家的好，到头来好梦没做成，闹个两手空。他想起土改以后，埋藏在心头的那一股子发财之心，曾经又还了魂。为了发财，他跟随工作组闹斗争，不怕担风险，不惜得罪人，拼了命干工作。他辛辛苦苦闹一遭，结果呢，趁水和泥没和成，反而差一丁点儿让高大泉给撂倒在地。紧接着，倒霉的事儿不断地找他，连续地摔跟斗，撞钉子。他想顺着风干，变个法儿，搞个假互助组，另外趟一条路，再奔发财的目标。他虽然费尽了心机，使绝了计谋，这回更惨：节节往下败，步步往下溜，逼得他不得不下狠心，放下那个单纯发财的心，搞起这个“竞赛”社。他妄想用这万不得已的办法，把好不容易得到的荣誉地位再捞回一点儿来；可是，从许多窗户门口往远看，要是跟高大泉顺着一条道儿、肩膀贴肩膀地比，十有八九赛不过他高大泉。到了最后，如果再闹个名得不到，利收不来，白白跳跶一年，那可真糟心！他想，要是让自己操办起来的农业社按照冯少怀刚才说的那条道走一走，真是要本钱有本钱，要人才有人才，要力量有力量，要门路有门路，那可就顺当多了。他想到这里，心口窝直扇小翅膀，瘦黄的脸上冒出一层细小的汗珠子。冯少怀一见张金发神态的变化（冯少怀是自学成才的“心理咨询师”），就知道这个财迷心窍的人入了垄；他跟三合顺几个同伙暗地里策划着要搞的名堂，在面前这个党员、村长的身上，已经有了大功将成的希望，冯少怀心里边很高兴，却不露出来，就朝返转回来的李财挤了挤眼，快说：“请沈掌柜的去吧，我们张村长还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洽哪！”
李财会意，连忙点头退出屋。
过了一小会儿，沈义仁扭着肥胖的身子，笑呵呵地走了进来，扑到跟前，一把拉住了张金发的手：“仁兄，我正要登门拜访，不想今日驾到，真是天助我也。”他转头吩咐，“李先生，今日咱们得到聚仙楼开个雅座，乐呵乐呵！”
张金发推辞说：“不要太破费了。” 沈义仁说：“不，不。今儿个一定得喝上几杯。第一祝贺张村长的农业社像一杆旗，插在咱天门大草甸子上，第二祝贺我的布庄关了张…… ” 张金发不解地说：“布庄关张还祝贺什么呀？”
沈义仁说：“那种买卖没有多大油水，不如把布匹存起来等行情，多花心力跟李先生共同把粮行掌管好。如今国家最急需的是粮食。我们爱国家嘛，就得投上全部资本多进粮，以便供应急需，活跃市场，繁荣经济。”（特么真会说，要是掌握了媒体，还不定吹成什么样呢！）
冯少怀故意竖起大拇指：“实在是高招儿。我和张村长一定助你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合伙干一场！ ”
沈义仁拱手作揖：“多谢，多谢！有张村长，还有他的农业社给我当财东，我的腰杆更硬了。既然如此，今日就更得一醉方休了！”
三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四 挑动
冯少怀回到家里、卸了大车，脚也没歇，就让紫茄子和小童养媳妇帮着他，动手收拾那间空闲着的西屋，从屋顶到地下，都十分仔细地打扫了一遍、
紫茄子为这个起了疑，当是冯少怀要把先头女人撂下的那个儿子从外边找回来成亲，心里边又酸，又辣，又紧张。自从高二林两口子从他们拉拢的圈套里分裂出去以后，冯少怀叨念好几回，说缺人手干活儿，还是亲骨肉靠得住。紫茄子横挡竖挡地不愿意，加上一时也找不到那小子的下落，就慢慢地把那件事儿给放下了。今儿个冯少怀从城里、镇上转了一趟回到家，一下子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愁眉苦脸的瘟神的样子，又像三年前买回大骡子示威一般兴高采烈，这不能不让紫茄子害怕。
“当家的，腾房子干什么呀？”
“盛东西。”
“盛什么东西呀？”
“你就快着点儿干吧！”
紫茄子越察颜观色地追问，冯少怀越支支吾吾地不肯说，紫茄子越发肯定了自己的猜疑。她一急一气，扔下笤帚，解下头上遮土的手巾，嘟嘟囔囔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往炕上一躺，再也不肯动弹。冯少怀“噌”地一下追了过来。
紫茄子吓一跳，像一只被堵在死胡同里的老母鸡。扎撒起全身的羽毛，准备豁出去，跟男人来一场大吵大闹。
冯少怀是发火，还是没发火呢？他的眼睛不像逮鸡的狼，却像猫。他两手按着炕沿，身子朝前探着，嘴巴贴在紫茄子的耳朵上说：“你呀，傻瓜，知道吗？好日子又来到咱们的家门口了！” 紫茄子不肯轻易地解除警戒。死死地盯着冯少怀的眼睛：“你说清道明，啥好日子？”
冯少怀朝屋门看一眼，压着声回答女人：“共产党要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工业，一迈步就遇上了大风大雪大难关：缺粮食，少原料，不能施工，不能生产；好多农村的地盘闹了灾，还张着嘴巴等着国家拿粮食去喂肚子，拿布匹遮身子，就连镇子上的集市，这一程子，粮食都吃紧了，布店也关张了！ …… ”
紫茄子半信半疑地说：“人家正在搞农业社呀！”
冯少怀“哼”了一声：“搞起农业社就成仙得道啦？他们能头一天撒下籽儿，睡一夜觉起来，就能掰棒子？就能摘棉花？他们就能够把一亩地变成一百亩地呀？自古以来，中国就连年灾荒不断线，饥饿不断头，哪个掌权的人有本事把这样一个国家、几亿人的肚皮填饱呀？将来的人口越来越多，共产党的包袱会越来越大。我跟老沈已经估摸透了，不用蒋介石反攻大陆，也不用美国人跳过鸭绿江，光是粮食这一个难题解不开，就得饿软了他们，压垮了他们！”（粮食问题很严重，还是那句话：在新社会，人人都要吃饱饭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在旧社会，吃饱吃不饱是你个人的事，“政府管不着”）紫茄子听到这儿，身子一抬，大腿一收，爬了起来，依旧顺着她自己的心思问：“那你腾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冯少怀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存放粮食，一个粒儿也不给他们吃！” “啊，你要存粮食呀？” “对！把以前放债放出去的粮食收回来，把手里的攒着的钱买上粮食；用大锁头把仓库的门儿锁起来，掐住他们的脖子！等有朝一日，我要一个粒一个粒地当金豆子那样舍给他们！”
紫茄子这一听，可欢了，“腾”地跳下地，指点着男人的鼻子说：“这样好的事儿，你该早点告诉我呀！”
冯少怀说：“这是机密的勾当，我瞎吵嚷什么？咱们得神不知鬼不觉地偷着整治他们。”
“我还能给你往外边抖落去？”
“小童养媳妇不是在旁边吗？家贼难防！”
“她傻头傻脑的懂个屁！”
“你还不接受李国柱、高二林这两个忘恩负义人的教训呀！如今是个人心大变的糟糕的时代，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能不加上十二倍的小心。”
紫茄子明白了男人的心意，这下子就来了神，有了劲。等到收拾起屋子，她的脸也笑了，手也快了，跟在冯少怀的屁股后边团团转。
他们先腾出正房西屋，后腾了厢房北间，紧接着又打扫起二门外边的两个大粮仓。
冯少怀在打扫粮仓的时候，可就不完全保密了。他钻到里边，故意弄得叮当乱响，扬得暴土狼烟。过了一阵子，他悄悄地从仓口里边伸出脖子（啥形象啊！），朝东邻居那边看一眼。正像他估计的那样，跟邻家相隔的那个土墙头上，果真有一个人正往这边探头探脑。他就故意搭腔说：“老哥，过来呆会儿吧。”
小算盘秦富假装用手扒拉着墙头上的雪，回答说：“不啦。我怕雪化了，成了水，把压上的泥土弄松散啦。”
冯少怀笑着说：“唉，好几年的大雨都混过来了，那么一丁点雪水，还能坏了你的墙头？”
秦富说：“大雨是急的，一阵儿就过去了；这雪水是慢劲，悄悄地往里渗，更能毁东西。”
冯少怀联想起他正搞的勾当，不由得点点头：“倒也是呀。慢劲儿，比猛劲儿更厉害。你打扫完了，过我这边坐坐，抽袋烟吧。”
“等我把粮食装上车，把文吉打发走了，抽个空再跟你唠嗑。”
“文吉要干什么去呢？”
. “真会问。你们那个竞赛社，昨天干什么去啦？”
“噢，你家也要买水车？”
“去年吃亏了，今年得真干啦！”
“镇上供销社进了好多水车。明天起大早，让孩子们赶车拉去就是了，还装什么粮食呢？”
“不装点粮食，到那儿伸出手丫子，人家白给吗？”
冯少怀装做吃惊地说：“你要拉粮食去换水车？”他见秦富点点头，就从仓里爬出来，站到墙头下边，仰着脸，更加神秘地小声说：“咱们哥俩是过心的人，换个人我一个字也不能透给他…… ”秦富心里打个沉，转个弯儿。冯少怀突然在这青黄不接的春天打扫粮仓，本来就让他挺纳闷儿，这个能人，又这么故弄玄虚，使得他更急着想讨个根底儿，就伸长脖子、侧过耳朵，说：“到底又出了啥事儿，快告诉我。”
冯少怀左右瞧瞧，压着声说：“这个你还算计不到？看眼下这个情势，人民币要毛…… ”
小算盘一惊。他的前半辈子吃过好几次纸票子“毛”的亏了。日本侵略军占领时候的“大备票”，蒋介石占领时候的“金元券”，他都曾经像性命一样爱惜过。可是，等他把那些带着油墨味儿的硬纸片子数烂了，攥热了。到后来，不得不淌着泪水扔在坑上，让他的女人糊了烟笸箩。眼下人民政府的人民币也会“毛”起来吗？他眨巴着眼，进一步地试探冯少怀的口气说：“这两年，从城里边运下来的洋货，价钱都是挺稳当的，不至于再闹出那种坑死人的事儿了吧？” 冯少怀说：“票子毛不毛，是有一定之规的。不论工业品还是什么日用货，它们的价钱起落，都要追着粮食的屁股后边转悠；粮食的价钱要是一涨，别的也得跟着往上窜。你这些日子没有上集去转转，也没听别人说粮食市的买卖稀拉了？”（那些个攻击新中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人，怎么不想想新中国二十多年物价稳定所带来的好处呢？）
小算盘说：“文吉倒是叨念几回，我没往心里放它。我觉着，眼前不是正在麦不麦、秋不秋的春天吗？粮食市上还能热闹得了？”冯少怀一撇嘴：“病根就在这儿？你呀，别看是个勤俭治家的好手，还是缺少点算计。其实，这也用不着多费心思，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嘛！ 不用说别处，光拿咱芳草地来说吧，这两年里边娶了多少媳妇？生了多少孩子？添了多少人口？连咱那位大支书家，就四口人变成了六口人。再过两年呢？人丁猛着劲儿地加数目，土地可是不像发面馒头，用锅一蒸就变大。你算计算计，要是像这个样子不打盹儿地增数加码，再好的麦季，再丰收的秋季，打出来的粮食就够嚼了？”
小算盘越听越觉着这些道理对味、对路、非同小可。他被冯少怀说得直了眼，再没有理由不信，心里“嘭嘭”地打起鼓来。冯少怀见小算盘的心思已经被他引入门口，又往深一层里说：“古人之言很有道理哟，人无远虑，必有近优。国家还有个计划，过小庄稼日子，没个打算还行？依我的看法，有钱快花，最好花到粮食上边。趁着钱还没毛，紧抓一点攥到手里，摆在炕头上，搁在眼底下。这样子，它票子爱咋毛咋毛，反正有了实货在手，那才叫稳坐钓鱼台。”
小算盘没有再说什么。打从两个农业社先后挂上牌子，三儿子秦文庆再不吵吵入社，那些积极分子们也没有跟他说起这类事，他觉着一大道关又算混了过去。现在，他那安定了几天的心，又被冯少怀的这番话挑动得不安定了，刚才的一番闲谈，使得他不仅从冯少怀嘴里讨了底，也从冯少怀的行动得到证实；他弄明白冯少怀为什么这个时候打扫粮仓：不用说，这个耳目灵通，能掐会算，又贼大胆的家伙，打定主意，要抓粮食，要存起来，将来好发大财！ 他离开墙头，摇摇脑袋，不由得哼了一声。“冯少怀他又美啦，阔啦。芳草地的人，挨着脑袋摸，谁也斗不过他呀！”
大儿子秦文吉在屋子里正跟秦富的老伴应声虫往口袋里装粮食，那一粒粒小米子，像金子一样，从簸箕沿儿往口袋里流；一流进口袋嘴，就不见了踪影。
秦富走过来。伸手按住口袋嘴，说：“先别忙着装，等咱们再磋商磋商吧。”
秦文吉本来是满心高兴的。这个小农经济忠实可靠的继承人，凡是要添置家产，都是最可他心愿的事。平时，哪怕是买一双筷子，也能让他心里边舒服一阵子，更不用说买一架大水车了。为啥这样？其道理既浅显，又深沉。因为，家里添置了水车，就再不用他拿肩膀子去挑水浇地，就能跟那些搞集体的人比比优越性，秋天就能给他增收财物；等到将来，哥仨分家的时候，这一辆水车，即便不一定能分到他的手里，可是水车能顶替别的东西，兄弟分去水车，他得了别的东西，结果并不吃亏。这会儿，他见爸爸到外边走一趟，回来变了卦，就皱了皱眉头问：“磋商了八百六十天了，还磋商个啥？不买水车啦？”
小算盘说：“买还是不买，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反正这粮食不能动了。”
秦文吉说：' “这还是前年的陈小米子，都让虫子咬了不少眼儿，再留着就成荞麦皮啦。”
小算盘说：“荞麦皮也能挡个饥饿，总比一把废纸片子贵重有用。”
秦文吉一时没有把他爸爸的话听懂，就赌气地停住了手。小算盘拉着儿子进了里间屋，把刚才冯少怀往他耳朵里吹的那些风，又如此这般地吹给了大儿子。
秦文吉听完，立刻就晃出十分发慌的样子，他常常出车跑外，经得多些，见得广些，比他爸爸心膛宽绰，也比他爸爸的脑瓜转得快。春节前后，他赶车经过集市，也曾发现卖粮的人少，买粮食的人多。因为他当时一心只想抓钱，就没有对这类的事情过脑子；听爸爸传达了冯少怀的“理论”，他好像猛一下子被惊醒，越琢磨越有道理。人民币并没“毛”，他先“毛”了，因为这几年，他那私房的小库里，一点粮食都没有存，偷偷留着的全是人民币；如若钱“毛”了，那不就等于白白地苦心抓挠了两年，白白地提心吊胆了两年，何苦呀！ 他想到这儿，忙藏起自己的心事，跟他爸爸商讨起这个小院子里的大计方针。他说：“少怀叔的话可不能当耳旁风，咱们家那些钱，是该盘算盘算怎么打发；咱们家那些粮食，也得合计合计怎么处置最合适。” 小算盘叭哒着烟袋说：“那难办呀，冯少怀这个人，有本事，有胆子，我佩服他，话说回来，咱们家的人跟他那号人，从皮到瓤总不全是一个路子，全照他的样子描画，可不保险。”
秦文吉说：“您是看到他入农业社了，对不对？这个我知底。他的那一手不过是个障眼法儿，他绝不会来个真正的脱鞋扒袜子往前趟，”
小算盘摇摇头说：“我指的还不是这个。是人性。咱们是靠安分守己奔好日子的。他不一样。他总爱冷不防地搞点歪的邪的。对他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
“那怎么办呢？”
“水车还要买…… ”
“把粮食抖落出去？”
“不用粮食，用钱。多留粮，少留钱，哪样也别缺。”
秦文吉见爸爸虽说拿定了主意，心神还是很不安生的。他想了想说：“少怀叔这个人，除了胆大敢干，背后还靠着个村长，上上下下都通气儿，咱迈步子，不能不看看他的脚印儿。这样吧，吃过晚饭，我到他那儿再仔细地摸摸底，回头再定咱家怎么抬腿。”（想起了股市中的“消息”，看来不依靠创造使用价值，而是依靠抢夺使用价值为生活手段的人，“消息面”是必不可少的。）秦家小院本来是一种平平静静的气氛，横着插进来这一杠子，立刻变了味道。
小算盘愁眉苦脸。
秦文吉坐立不安。
应声虫不敢多嘴，也不知道该怎么搭腔，只能陪着父子俩唉声叹气。
只有刚刚回家来吃饭的老三秦文庆是高兴的。自从去年冬天，他参加了整党活动以来，一直没有皱过眉头嘬过嘴巴。过去，他年纪小，经的事情少，总想从这个落后自私的小院子里，找到前进的支持、荣誉的满足、生活的幸福。结果，闹了遭儿啥也没有找到，能不苦恼？如今，他让自己的心意从这儿跳出去了。他要到这四面墙以外去找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已经开始得到了。他想，这个小院子爱啥样啥样，既影响不到他走社会主义的路，也碍不着芳草地走社会主义的路，就破罐子破摔由着它去吧！这会儿，心里边高兴的小伙子丢下饭碗，拿起课本子和粉笔盒，谁也不看一眼，就不声不响地往外走。
正在堂屋锅台旁边刷碗的嫂嫂赵玉娥，直起身，堵住门，小声地对他说：“文庆，等着我一块儿走吧。”
“你总是磨靡蹭蹭的，我可等不起。”
“谁磨蹭了？你帮我刷锅洗碗？”
“哪有老爷儿们家干这个的。”
“你们老爷儿们要是看不起这个活，就不应该吃饭！”
“同志，在民校里，我怎么教你的？这叫互相帮助。”
“噢，让别人伺候你，还叫互相帮助？”
“算了，你们别老觉着吃亏了。我一个人劳动生产，我一个人是吃用不完的…… ”
赵玉娥瞪起眼睛说：“我是半个人劳动？我就没有自己养活自己吗？是你们剥削了我的劳动力，还是我剥削了你们的劳动力？你说说！”
秦文庆忍不住笑了：“哈哈，闹半天，民校没有白上，讲开政治经济学了！”（虽然没有电，但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仍然丰富。）
赵玉娥见秦文庆笑着绕过去，接着往外走，就追到门口喊：“哎，哎，你到那儿给我占个座位！”
秦文庆边走边扭过头来说：“这个事儿还用得着我呀？瑞芬嫂子早用她的书包把座位替你占上了。那木头凳子想跑也跑不了啦！”
赵玉娥冲着他的背后小声地骂道：“可恨，自私，全是一个缸里染出来的货！”
这时候，秦文吉正好从屋里走出来。他见叔嫂俩这样说说笑笑，心里边特别别扭。一年多来，他们这对小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冷漠了。赵玉娥在这个小院子里边，对兄弟秦文庆有说有笑；走出这个小院子，对两姓旁人说笑得更是热闹；唯独一见到他这个丈夫秦文吉，就紧闭住嘴巴，硬皱起眉头；兄弟不在家的时候，媳妇在这小院里，就好似活动着一个哑巴。尽管钱财对秦文吉的吸引力是强大的，并且占用了他的全部精力，然而，他毕竟是人！ 这个年轻的壮汉子，还有一些空隙的时间、剩余的精力，更有夫妻间恩爱的欲望和需求。可惜，他竟然越来越不能够从赵玉娥那里得到这些方面的满足。看一看，明天秦文吉就要赶车出门，去办那样大的增添财产的事情，媳妇却无动于衷，不仅不过问一句，不帮助做点什么，甚至还急着往外跑。这件事如果出在往日，他会出面阻拦媳妇，拿家务事情或孩子占住她的手，绊住她的脚，有时候还是可以成功的。今天秦文吉没有阻拦，还有点希望媳妇快点走开。因为他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
当赵玉娥奶着了孩子，把他轻轻地放在奶奶的炕头上，随后挟着书包匆匆忙忙地跑出秦家小院的时候，秦文吉一声不吭地跟了出来。在大门外边，这对小夫妻背对着背地分手（意味深长）。秦文吉朝媳妇消失的方向瞥一眼，就像野猫过街一样，“噢”地一下拐进冯家的大院子里。
冯家院同样很安静。猪圈旁边，站着个人，在积雪的地上，轻轻地跺着脚。
秦文吉走到跟前一看，那个人是紫茄子，心里就想，这么冷的夜晚，她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紫茄子见了秦文吉，赶紧迎到跟前，小声说：“你真沉得住气，我等你半天了。”
秦文吉停住步问：“啥事儿呀？”
“咱们手里可不能留着钱啦！”（咱们就是指眼下的俩人：一个瞒着丈夫、一个瞒着爸爸各自藏私房钱） “你们到底得到了什么风声？”
“将来呀，钱是一堆废纸，粮食就是金豆子，…… ”
“真的…… 我那点钱怎么办呢？”
“快点买上粮食吧。”
秦文吉为难地说：“粮食一大堆，跟钱可不一样，我往哪儿塞，往哪儿放啊？”
紫茄子说：“我等着你，就是要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看哪，最保险的办法是，咱娘俩再搭股子，把粮食存在我家的这仓里，过后再另想个妥当的出路。”
“怎么搭股子？”
“把钱放到一块儿，买上粮食；别露我，跟你叔说全是你的
秦文吉笑了笑，走进屋里去找冯少怀。
这两个人各有自己的“鬼”又同病相怜：紫茄子怕前房撂下的那个儿子瓜分财产，背后给亲生的儿子搂“贴己”钱；秦文吉怕两个同胞兄弟瓜分财产，背后给自己搂“贴己”钱。这个秘密，还包藏得挺严实哪！
过了一阵儿，当冯少怀送走秦文吉，紫茄子又装腔作势地埋怨冯少怀说：“你不说这是机密的事儿，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干吗？你怎么自已还没动步子，先催着小算盘迈脚呀？”
冯少怀伸出两只干树枝一样的手丫子，一边用劲儿比划着，一边咬牙切齿地说：“哼，不让这样的东西迈腿动手，光咱们这么几个人闹腾，就能把跟着共产党跑的几亿人的脖子掐住吗？”（心太大了！） 紫茄子打了个寒颤，连忙点了点头。
五 希望
秦文庆兴致勃勃地离开家，穿过胡同，拐进大街，往高台阶走。他忽然感到，前边的天空中好似扑来一阵风声，地下的雪路上传来一串鼓响；抬头一看，只见急蹿猛跑的朱铁汉来到跟前。朱铁汉刹住脚步，喘着粗气，说：“文庆，今晚上民校不要上课了，让他们自习吧。”
秦文庆摸不着头脑，就说：“高大泉哥亲自嘱咐过，一般的事儿，不能挤掉上课。”
“要开党支部大会，是一般的事儿吗？” “你开你的去吧，碍着我啥啦？”
“大泉哥让你去列席…… ”
“啊！ 大泉哥回来啦？”
“当然！”
“难怪，你那股子活泼劲儿又变回来了。”
“胡说八道！”
“真的，村里的人都说，自从大泉哥一出门，铁汉就变得斯斯文文，走路变了样，说话变了腔，一步三看，一句三思—— 闹了半天，你是故意端着一副架子呀。”
“呸！ 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会说轻悄话。芳草地的形势这么复杂，他出门去了，一副重担子压在我的肩膀头上，我不小心着点儿，出了差错，谁负责任？”
“嗬，真会抢功劳！ 大泉哥没在家这些日子，芳草地的天下是你一个人包打的呀？” “反正你没有我费的心思多。不信，你谋摸我这胳膊腕子，瘦没瘦。”.
秦文庆用一只手把朱铁汉举过来的胳膊托起来，用另一只手捏了捏那只又粗又壮的腕子，心想：这小子壮得赛过一只牛犊子，却总嚷嚷自己瘦了。他啪地朝腕子打了一巴掌，装作认真地说：“你是掉膘了。”
朱铁汉爱听这话，得意地笑笑：“对吧？就是累得够呛嘛！”“哼，你那是想对象想的。”
“你怎么跟冯少怀学，净造谣哇？谁是我的对象？我想谁去？”
“大婶说，一过春节，就屁股盯屁股地来过五个媒人找你，…… ”
“来八个管什么？都让我给撵走了。正经的工作还忙不过来，谁有闲心思嘀咕那号事儿呀，别扯淡了，快着点儿吧，会场在新办公室西屋。我去找你叔秦恺。”
秦文庆见朱铁汉又一溜烟似地没影子了，不由得笑笑，盯着朱铁汉消失的地方，愣了一会儿神。
在芳草地，如果说高大泉是秦文庆崇拜的人物，那么。朱铁汉就是秦文庆羡慕的人物。过去秦文庆羡慕朱铁汉有一个好的家。那个“家”愿意朱铁汉进步，由着朱铁汉在村子里积极地参加活动。现在秦文庆又羡慕朱铁汉所处的优越地位。这个优越地位，倒不是朱铁汉在党支部、在民兵队或是在青年团的职务，而是朱铁汉有机会成为高大泉的一个助手。实际上，朱铁汉已经成了高大泉的一个很得力的助手。高大泉在家里的时候，朱铁汉就按着他的主意，什么也不顾虑地往前冲打，处处跑到前边；高大泉不在家里的时候，朱铁汉又按照他的安排，认真负责地开展工作，一点也不打折扣。朱铁汉越来越能干，高大泉对他越来越放手，积极分子们对他越来越重视，群众对他越来越放心。秦文庆呢，对他也就越来越羡慕了。秦文庆常常暗暗地在心里跟朱铁汉作比较：论年纪，他跟朱铁汉不相上下，论对革命的积极性，他跟朱铁汉一样高，论工作能力，他自己用公平的尺子量了多少遍，自认为不比朱铁汉低多少。可是他秦文庆却没有能够成为党支部书记高大泉的一个得力的助手。为什么呢？因为秦文庆后背上有个大包袱，这个大包袱就是他那个封建式的家庭，那个顽固不化的爸爸，那个落后自私的哥哥。这个包袱压着秦文庆的肩头，使他直不起腰杆子。这个包袱绊着秦文庆的腿脚，使他迈不开步子。这个包袱拴着秦文庆的手，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地施展自己的热情和能力。这个包袱是这样地使秦文庆厌恶、憎恨，可是他又不能痛痛快快地把它甩掉。秦文庆并不想讲什么骨肉情义了。话不能见面，心不能见面，追求的目标完全拧着劲儿，还有啥情义可讲呢？那个他出生、长大的秦家院，更没有任何一点可让他留恋的东西；那里充满自私、猜疑、忧虑、 吵嘴，没有丝毫积极向上的生气，留恋个啥劲儿呢？秦文庆总是想一刀两断地把这个包袱甩掉，哪怕是从此断绝父子关系，他也不在乎；哪怕不要一垄地，不要一间房，光杆一根地搬出来，他也不可惜，秦文庆之所以不能甩掉这个包袱，是因为党组织不同意，具体地说，是高大泉不让他甩掉。高大泉说，这是关系着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事情，关系着团结教育农民的事情，还关系着农业社名誉和发展的事情，劝秦文庆不要任性胡来。秦文庆只好把这口苦水吞进肚子里，慢慢地忍着，等着。他暗暗地下了这样决心：自己不能起个帮助高大泉推车、拉套的好作用，也不能起个拖车尾巴和垫车腿儿的坏作用。去年冬天，因为高大泉互助组里的人都增加了收入，都挺起胸膛，又发展成农业社；因为高二林的事儿，冯少怀摔了跟头，缩进脖子；因为假互助组的事儿，张金发挨了批评，芳草地的人对高大泉、对互助合作的态度有了一些更改，所以整个形势都有了变化。于是，秦文庆那个家，那个爸爸，那个哥哥，也不能不跟着往前挪了一丁点儿：他家在名义上算是入了互助组，秦文庆当了互助组的组长。当时，他那个爸爸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条件：得让秦文吉在组外边赶大车拉脚挣钱。这事把秦文庆气得够呛，跟爸爸吵了好几天。组里人为了能有秦文庆这样一个得力的组长，只能勉强地同意了那个特殊条件，把互助组搞起来了。闹腾一冬天，这个组干得也算不错。如果照样儿再干上一年，说不定秦文庆这个家，这个爸爸，这个哥哥，还能跟着历史的潮流再往前边挪动一点儿—— 这便是青春年少、热情很高的秦文庆的一线希望。这一线希望支持着秦文庆的精神，使他能够在这个家里混日子，使他能照着高大泉的指点干下去，而不像过去那样，痛苦得不能忍受了。
秦文庆一边走，一边胡乱地想着，不知不觉地上了高台阶。他打算把民校的学员们安排一下，好快些去参加党支部会，听听高大泉又带回什么新的指示。他不知道高大泉外出去到哪儿，更不知道高大泉到外边去做什么。但是，秦文庆从朱铁汉一系列行动感觉到，高大泉不是一般性出门办事的。那几天，朱铁汉是那样热心地对待高大泉行前的安排，是那样焦急地等待高大泉的归来，又是那样严格地管住自己的嘴巴，不向任何人，包括秦文庆这样要好的朋友在内，吐露半个字。这一切，使秦文庆揣摸到，高大泉离开村，一定去办大事情。他想，党里的秘密事，不让自己知道，也应当遵守纪律，不去打听。但是，年轻人所具有的积极性和好奇心，又使他不断地东猜西想，恨不能立刻知道底细，弄个明白。现在高大泉终于回来，进村就开党支部会，肯定传达上边的新的指示精神，外出的秘密自然会在支部会上亮出来。秦文庆哪能不急着奔会场呢？汽灯的光亮，透过教室的窗纸，映在院子里的积雪上。许多人的影子叠合在一块儿，遮住半面窗户。那些影子一点儿都不动。往日里，在上课之前，整个教室被唱歌的，念书的，说笑的，弄得乱乱哄洪。今日，这儿显得格外安静，像已经正式地讲起课来一样安静。秦文庆推开门，朝里一看，瞧见没有一个学员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都挤在火炉子跟前，围着一个人，听那个人讲话；挤不进圈里的人，就侧着耳朵，或探着头，认真地听。秦文庆想；准是党支部会的人还没到齐，支书来教室看看，被大家拖住，让他讲新的指示精神，或是讲他在外边的见闻。秦文庆朝前凑凑，仔细地一听，不是高大泉的声音。他又朝人群跟前凑凑，跷着脚一看，只见汽灯那银色光亮，照着一个抱着孩子的青年妇女。这个妇女虽然很热情地说着话，仍不失平时的端庄和含蓄的神态—— 原来是支书的媳妇吕瑞芬。秦文庆心里挺纳闷地想：吕瑞芬在人多的场所，从来都是少言寡语的，连在街上大说大笑的情形都少见，今天怎么在这儿“讲演”起来，又把这么多的人都吸引住了呢？他好奇地停在人群外边，想听个底细。
吕瑞芬坐在炉子旁边的一只方凳子上，奶着怀里的小闺女。她那两只贤慧的眼睛，闪动着兴奋的神色，看着坐在身边那个白发满头、皱纹满脸的邓三奶奶，不紧不慢，却又十分有力地说着。“这回呀，咱们这些人，投奔的目标更亮堂了。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完成了，还有第二个五年计划。闹完仨俩的五年计划，我们新中国可就大变样了！咱们社员的任务呢，就是猛着劲地多生产粮食，越多越好。多生产粮食，可不光为了不饿肚子啦。从打组织起来，谁家还饿过肚子呀！多产粮食，吃不了的，送到大城市里去，支援工人老大哥。过去那几年，总提这个‘支援’如今可叫了劲儿，工人老大哥急着用粮嘛！ 小龙他爸爸说，光一个开滦煤矿，就有好几十万工人。人家干活，跟咱们种地的不一样，不是天亮了下地，日头一落就回家。人家一天三班倒，日夜不停手，可忙啦。人家到那么深的并底下，给咱们挖煤，好炼钢铁，打菜刀…… ”
不知是谁，听到“打菜刀”这个词儿，忍不住地“噗嗤”一声笑了。
邓三奶奶扭动着头，左右寻找那个发笑的人，没有找到，就斥责说： “谁这么浅薄？笑什么呀？听说‘打菜刀’就好笑啦？谁家不用菜刀？光是老娘儿们心里惦着它？你吃菜吃肉就不切不剁，整个儿往肚子里边吞呀！”
哗地一声，好多人都笑了起来。
邓三奶奶自己也笑了。她习惯地用手背揉了揉眼睛（这是描写邓三奶奶的常用动作），又先停住笑，用拐杖使劲戳着地皮说：“别笑啦，别笑啦，快让小龙妈说下去。这一回，大泉还带回什么新闻。都给我们讲讲，我们听听，好开开耳目。”
吕瑞芬并没有因为她的话被打断，而减弱要倾吐自己心思的兴致。她轻轻地拍着孩子，又接着说：“有的人可恨极啦。他们明目张胆地用拉人的火车倒运粮食，不是一回半回的，还故意不打票。他们这是安的什么心？”
邓三奶奶插言说：“那些虫子、老鼠，可会坑人啦！前些日子，我儿子给我寄点钱来，让春江到天门给我买几斤大米。上集还两毛钱一斤，转了一个集，那个贼李财笔头子一转，就改成三毛一斤了。有这么贵的大米吗？”
一直伸着脖子听新闻的邓久宽接过话茬说：“咱们庄稼人自己不生产的东西，用起来就是得挨算计。眼下是农业社集体了，啥事不能干？咱们跟大泉说说，干脆，拨出一块地，种上几亩大米吧。”（久宽只解决自己不受骗的问题，这种思想发展到几十年后，就是自己弄一块地种些无公害粮食蔬菜自己吃——全社会都是如此，进入秦二世——“胡亥”模式。）站在他旁边的苏存义，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说：“你别老赶啦，得说种稻子。”
邓久宽梗着脖子说：“管他大米、稻子，反正咱们得自己生产。要不然就得吃亏。”
苏存义说：“种稻子这玩艺儿得有好土、好水，咱们这个地方，不认这东西。过去歪嘴子都没有种成。”
邓久宽说：“他算什么东西？再大的地主，能跟咱们农业社比力气呀！ 这个你还看不透吗？只要咱们一心干，准能干成！你不干，人家掐你的脖子呀！ ”
邓三奶奶“嘿嘿”地笑起来：“久宽这小子，傻头傻脑地也变伶俐了。”
秦文庆听到这里，心里忽然一动，就大声说：“喂喂，大家静静，我提个建议！”
吕瑞芬赶紧站起身，说：“老师来了，别扯闲篇了，快让他上课吧。”
秦文庆对她说：“我今儿个没空儿上课，干脆请你给大家上一课。”
吕瑞芬说：“你怎么也跟我开起玩笑来啦？”
秦文庆说：“是正经的。我要列席党支部会去。”
吕瑞芬说：“那就快找姜老师替换你吧。”
邓三奶奶说：“姜老师是个党员，商量重要事儿他之能缺席呀！”
吕瑞芬说：“换个别人也行呀。上课的事儿，哪能轮到我的头上呢？”
秦文庆说：“就把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再跟大伙儿正正经经地讲上一遍，就是上课了。”
吕瑞芬见秦文庆说得挺认真，越发觉着不好意思，就红着脸说：“文庆你快别出我的洋相了。就是吃饭那工夫，你大泉哥跟周忠大伯和铁汉谈论这些事儿，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着挺开脑筋。到了这儿，我跟邓三奶奶磨叨磨叨。不成套，也不成句的，你让我怎么跟大伙儿正正经经地讲一遍呢？”（本节是吕瑞芬成长的一个台阶——这是从把“爱国主义”说成“爱国都去”走来的她的一大进步。）
秦文庆主意拿定，不再跟她争论，顺手从身旁朱荣手里扯过课本，翻到一页，用手指点着说：“就结合温习第三课，你给大家讲讲体会，还不行吗？”
邓三奶奶问：“第三课是说啥事的？” .
邓久宽回答说：“说工农联盟的。”
邓三奶奶点头说：“是得多多温习，可别忘记这个。”她又扭头，对秦文庆说：“你快去开你的会吧，这一课，我帮着小龙妈，跟大伙儿温习温习。”
秦文庆问吕瑞芬：“有了撑腰的，行了吧？”
吕瑞芬仍然有些为难地说：“让三奶奶主讲，我在一边帮两句腔倒行…… ”
秦文庆笑笑说：“反正这个任务我交出去了，你们大伙儿一块学吧。”他说着，转身到门口，发现嫂子赵玉娥站在黑灯影里，就问：“你啥时到的？收拾得这么快？”
赵玉娥说：“我比你还先到哪！”
秦文庆说：“怎么没见你过来呢？”
赵玉娥说，“就是你站在街上跟铁汉说话那工夫，我从你们身后边走过来的。人家在这儿议论国家的大事情，你们俩呢？哼，你们这些老爷儿们呀，最没出息，人背后光是对象长对象短的，也不害操！”
秦文庆忍不住地笑了：“跑到外边偷听人家讲话，还有脸说呀！”
赵玉娥认真地说：“算了吧，不到外边听，在你们家那个院子里，我长八只耳朵能听到什么好话？看人家瑞芬嫂子，从家里吃一顿饭的工夫，就听了那么多的新道理。人家哪能不进步呢？” 秦文庆见嫂子对这件平常的事情也动了心，就宽慰她说：“你别急，都能进步。大泉哥说了，今年让咱俩把这个互助组搞好点，搞出优越性来，爸爸看了心里一活动，说不定秋后就能入社哪。”
赵玉娥说：“就他那榆木根的脑袋，一时半晌地活动得了吗？还不得让咱们等到白毛老呀！”
秦文庆说：“没那事儿。大家都往前跑，没人等着他；将来全国的农民都入了农业社，光剩下他孤家寡人，他钻天，还是入地去？再说，五年计划一实现，农业社就使上了拖拉机。他看了不动心？他一家一户能买得起？到那时候，他不红了眼入社才怪哪！”
赵玉娥想到姜波老师常讲的，农村将来种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美好光景，心里热乎乎的。她见民校的学员们都忙匆匆地找自己的位子，要开始温习功课了，就冲小叔子点点头说：“你这话倒也是呀。唉，就这么一点点透光的缝儿，等着，熬着，快到这一天吧。”秦文庆说：“这就是希望。这希望就给我们力量和勇气—— 我们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快去学习吧。”他说着，大步地走出教室，怀着年轻人对未来美好前程的强烈的希望，直奔党支部会的会场去了。（当年的农村生活，只有坚持集体经济，才会有如此丰富的农村的文化生活。看看今天那些坚持集体道路的村庄，再看看那些空巢农村，那些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六 要大干猛拼
党支部的会场，设在新盖的办公室西屋，跟村公所是一条脊的房子。
柔和的月色，笼罩着这个大院落糊着茅草纸的那个小窗户，被灯光托出来，像在巨大的黑色夜空中悬挂起一块金丝绒的幕布；地上的积雪跟它相互反射辉映，给人一种格外神秘的感觉。刚才这儿很寂静。只有高大泉一个人擦灯罩、掏炉灰、撅棒子骨头、搓收煤球。连他划火柴的声音都显着特别响。不常呆人的冷飕飕的气息，被发香的柴烟味儿替换了。当支部书记手脚麻利地把大铁壶灌满水，放到燃烧起火苗的炉子上，又把铺了青砖的屋地打扫干净，这儿立刻就变得暖融融的，热气扑脸儿。
朱占奎一进门，就摊开两只手说：“看看，今儿个支部书记来个包办代替，闹得我都失业了。”
吕春江跟过来，笑着小声问：“大泉哥，我瞧你今儿个特别高兴，一定有新任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