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在冯玉祥国民革命军和奉系军阀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失利，公然出兵干涉，于12日出动军舰炮击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守军，国民军开炮还击。日本帝国主义便以此为借口，纠集英、美、法等八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所谓“最后通牒”，妄图重演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丑剧，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3月18日，北京市各界人民和爱国学生五千多人，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赴段祺瑞的国务院请愿。反动当局竟下令卫队开枪，并用大刀铁棍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打死47人，打上150多人，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震骇人心的“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后，段祺瑞当局污蔑革命群众为“暴徒”，陈西滢、徐志摩等走狗文人也散布流言蜚语，为段政府帮腔。3月18日这天，鲁迅正在写《无花的蔷薇之二》，才写完三则，段祺瑞屠杀青年惨案的消息传来，鲁迅义愤填膺，立即进行抨击，写下了第四至第九则杂感，控诉了封建军阀的暴行，猛烈地抨击、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文人的罪恶。
《记念刘和珍君》是一篇激情洋溢、情文并茂的战斗篇章。鲁迅在文章中写道，“三·一八”惨案使他看到:“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这段话是全文的主旨，也是我们理解这篇文章的关键。鲁迅首先以极大的义愤声讨了段祺瑞当局残杀爱国群众的滔天罪行。刘和珍等爱国青年，为维护祖国的神圣主权，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动政府的投降外交而进行游行示威，这完全是正义的革命行为，可是段当局竟丧心病狂地命令卫队屠杀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反动派不仅用枪弹“攒射”，而且还以刀枪棍棒进行“虐杀”。惨案是反动当局蓄谋已久，一手炮制的。但是，他们却反咬一口，诬蔑爱国群众是“暴徒”，把自己打扮成镇压“暴徒”的“英雄”。鲁迅极其愤慨地讽刺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这些“伟绩”和“武功”，痛斥了他们屠杀人民的血腥罪行，形象地刻画出他们凶残无耻的嘴脸:“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鲁迅愤怒地指出:这是一个“似人非人的世界”。他把“三，一八”这一天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段祺瑞当局为了掩盖其暴虐的屠杀罪行，他们黔驴技穷，竟指使一批走狗文人陈西滢、徐志摩之流出来散布流言蜚语，诬蔑革命群众是受人利用，“自蹈死地”，并扬言“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妄图嫁祸于人，逃脱罪责。对于这种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卑劣行为，鲁迅感到极大的愤慨，他写道:“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目不忍视”和“耳不忍闻”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惨象”和“流言”之残酷和恶毒，而“已使我”，则更加衬托出了作者对陈西滢之流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的愤慨心情。但是，面对着这样刀光剑影的黑暗现实，鲁迅是不会沉默的，他紧接着“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一愤激反语，立即发出战斗的呼声:“我还有要说的话。”鲁迅指出刘和珍等爱国青年游行请愿，是“欣然前往的”。既是“欣然前往”， 当然出于自觉自愿，决不是“受人利用”。鲁迅说，“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是她们都被“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攒射”中了。这些血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走狗文人墨写的谎言，撕下了他们伪君子的假面具，深刻地揭露了反动派用“钢刀子”和“软刀子”屠杀革命人民的反革命两手策略，给段祺瑞当局以致命的一击。
《记念刘和珍君》是一篇声讨封建军阀罪恶统治的控诉书，也是一首赞扬“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的悲壮颂歌。在文章中，鲁迅首先追忆了刘和珍在艰苦的环境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莽原》是鲁迅当时编辑的一个文艺刊物，里面经常载有鲁迅抨击封建军阀统治的战斗文章。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这些文章，鲁迅通过这一极具特征的细节，有力地表现出刘和珍仇视黑暗现实，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政治态度。接着，鲁迅又通过女师大事件中刘和珍的言行，着意刻画了她鲜明的爱憎感情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著名的女师大风潮中，刘和珍“能够不为势力所屈”，奋起反抗广有羽翼的反动校长，说明她具有敢于蔑视权贵、对封建势力无所畏惧的斗争性格。对敌人，她横眉冷对，对师友，她和蔼可亲，“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同时她还具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在女师大斗争取得胜利后，“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鲁迅以极简括的几笔，就把一个热爱祖国，勇于斗争的爱国青年形象，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出来。
刘和珍等爱国青年的牺牲虽然使鲁迅“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但他化悲痛为力量，面对黑暗，继续战斗，热情地歌颂了刘和珍等爱国青年临危不惧、前赴后继的大无畏气概。他从刘和珍等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 看到了中国广大被压迫的妇女，敢于冲破几千年的封建罗网，起来斗争的英勇行为。对此，鲁迅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这正是中国女子的勇毅“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也是中国人民不会在沉默中死亡，必将在沉默中爆发的明证!鲁迅从这几个女青年身上看到了革命斗争的火焰扑不灭，人民的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的前景。“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爱国青年的牺牲一定会燃起人民的反抗怒火。“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对此，鲁迅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他在文章结尾写道:“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但是，怎样才能“奋然而前行”呢?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这次惨案的血的教训，他沉痛地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 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明确地告诉了人们，人类社会是在残酷的流血斗争中发展的，正如煤的形成需要大量的木材一样，要流很多的血，才能够有所前进。请愿是没有用的，因为“徒手请愿”根本不能动摇反动统治的基础，“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要使历史“前行”，唯一的办法只有进行“血战”。这也就是鲁迅在同一时期文章中所提到的， “别种方法的战斗”:“火与剑”。
鲁迅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正处在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因此，他还不可能明确提出用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的具体方针、路线，但是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到“三·一八” 惨案十几年阶级斗争实践出发，总结出这一“别种方法的战斗”的宝贵经验，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三·一八”惨案后，寻求新的斗争方式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愿望和要求。《记念刘和珍君》不是一般的纪念文章，而是一曲歌颂革命烈士的悲壮战歌。纪念，是为了战斗!我们今天重温《记念刘和珍君》，要学习和继承烈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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