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一篇揭露和批判托派匪帮的战斗檄文，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著名篇章。文章爱憎分明，说理深透，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说服力。在当时那个乌云翻滚、黑浪滔天的时刻给人们指引了斗争的方向。《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发表于1936年7月1日。当时正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1935年，在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毛主席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一系列光辉著作，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中华民族指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这时，“左”倾机会主义头子王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抹杀阶级界线，否认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提出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妄图把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变为国民党的附庸。周扬一伙秉承王明的旨意，在文化思想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投降主义的罪恶活动，他们背着鲁迅解散“左联”，疯狂鼓吹“国防文学”，掀起了一股右倾投降主义的黑浪。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在这风狂雨猛的时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明确宣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他是“拥护”的，并“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鲁迅根据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的口号，无情地揭露了四条汉了投降分裂的罪恶阴谋，抗击了“国防文学”这一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思潮。对鲁迅的正确主张，周扬一伙恶毒地进行“围剿”，诬蔑鲁迅是“托派”，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左的宗派主义者”。托派匪徒就乘机跳将出来，他们化名“陈仲山” 写信给鲁迅，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当时我们党，妄图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那时，鲁迅的身体非常不好，自6月5日起，他就“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连日记都不能记了。当他看到托派的来信，心中无比愤怒，立即抱病写信声讨。鲁迅敏锐地察觉到，这封署名“陈仲山”的信，实际上是代表着一个反革命的派别，代表着一股反动的思潮，因此他在这封公开信的题目上就尖锐地点破他们是一伙“托洛斯基派”，并将来信一起公开发表， 把这伙匪类的阴谋活动公诸于世。
在这封公开信里，鲁迅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抓住托派的特点，把他们来信中的反动内容“总括”为两个论点，即“骂”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和“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门见山便树起了批判的“靶子”。
托派漫骂斯大林为的是吹嘘他们老祖宗托洛茨基之“正确”，鲁迅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开头便扣住托派的反革命头子进行剖析。托洛茨基原是混进俄国革命队伍的野心家，早在十月革命时，他就恶毒地攻击列宁的革命路线，叫嚣如不按他的“理论”行事，则苏维埃政权就要崩溃。但是俄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不以托洛茨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列宁逝世后，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事实胜于雄辩”，在信中，鲁迅列举了两种不同的历史事实:一边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各方面都取得“成功”的光明景象;一边是托洛茨基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通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的强烈对比，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那被托派骂为“官僚”的斯大林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被他们自吹为比斯大林“正确”的托洛茨基其实是个可耻的叛徒，他那潦倒的“晚景”正是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紧接着，鲁迅又进一步把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处境和心理状态进行对照: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投机革命被沙皇流放西伯利亚，那时连送一片面包的人都没有，但由于还混迹于革命营垒之中，因此尚有因革命成功而获得自由的希望;十月革命后因反革命被苏维埃政权放逐在外，即使有帝国主义出钱来豢养他，可是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成功，他是穷途末路，一切反革命的阴谋诡计皆成泡影了。这样两种不同的“流浪”、不同的“风味”和不同的“心境”的鲜明对照，产生了强烈的政治效果，它有力地揭示了托洛茨基无耻堕落的可悲下场，也生动地勾勒出他那叛徒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的灵魂。
托派的头子是靠帝国主义豢养的叛徒，这就使人们看清托派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了。这样，托洛茨基的中国的徒子徒孙们的狰狞面目就不揭自破，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托洛茨基派，又称托陈取消派。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非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坚持托派观点，鼓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能搞合法的议会斗争，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搞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同托派分子组成托陈取消派，即所谓“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他们出版杂志，发表宣言，为托洛茨基翻案，反对我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特别反对毛主席当时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妄图取消中国革命。“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托洛茨基派接受托洛茨基的“不阻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指令，领取日寇津贴，从事卖国勾当。斯大林曾指出，托派的特点是“竭力以革命的词句粉饰自己的行动，竭力‘从左面’批评党，竭力穿上‘左的’外衣。”中国的托派也继承了这一反革命衣钵。他们在给鲁的信中，就以“左”的姿态出现，攻击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放弃阶级立场”，和敌人搞“联合”，吹嘘他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以极锐利的目光看穿了托派用“左”的外衣掩盖的反动理论的实质，紧紧抓住他们这种“高超的理论”进行驳斥。鲁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从路线斗争的高度，把托派的谬论和毛泽东思想从原则上加以严格的区别，指出“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天上”和“地下”这两个喻语，鲜明地表现了鲁迅对真假马列主义的识别能力:“天上”，就是远离群众，指托派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唾弃;“地下”，就是立足现实，指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一是讽刺，一是赞扬，鲜明地表示了鲁迅的态度。党的抗日民族统战线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浩浩荡荡的大军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托派以“左”的面目出现，拼命反对这个唯一的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策略，这是十分反动的行为!因此鲁迅剥下他们“高超的理论”的“左”的画皮，指出: “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因此“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鲁迅写这封信时，托派的卖国贼面目尚未完全暴露，但是鲁迅已经从他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中，看出他们必然会“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的动向。
在对托派的谬论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批驳后，鲁迅进一步揭穿他们之所以写信寄书的阴谋，指出这是由于那些挂着“战友”面具的四条汉子造谣的缘故。鲁迅无情地揭发了他们彼此呼应，狼狈为奸的罪恶活动，这就极有说服力地告诉了人们，周扬一伙和托派匪帮，尽管他们“左”和右的表演不同，但反对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则是一致的，他们是一丘之貉。鲁迅以激动的心情在那腥风血雨的环境里公开地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充分地表现了他对当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敬仰和爱戴，表现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热诚的拥护。这种对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深刻认识，是鲁迅长期以来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总结得来的，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坚持真理，砥柱中流，敢于反对任何反动逆流的力量源泉。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既剥下陈仲山一伙“左”的画皮，又戳穿周扬一伙“战友”的面具，因此这些丑类惊慌失措，拼命反对，周扬一伙把持的刊物拒绝刊登它。当这封信于7月1日在别的刊物发表后，托派匪帮于7月4日又给鲁迅写了一封长达11张稿纸约4200多字的回信进行反扑，他们除继续攻击当时我们党，为他们头子托洛茨基辩护外，特别声明自己不是代表组织，攻击鲁迅把他们来信公开发表是“不道德”，并大要无赖手段，要挟鲁迅将此信以《“托洛斯基派”一份子对鲁迅先生的答复》为题发表，妄图趁此扩大影响。鲁迅洞察他们的阴谋诡计，不予理睬，只是在7月7日的日记中记上一笔:“得陈仲山信，託罗茨基派也。”寥寥数字，深刻地表达了鲁迅对托匪的鄙夷和蔑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鲁迅后期的著名杂文之一，是三十年代中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篇章。它标志了鲁迅政治思想发展的高峰。他不为歪风所动，不为妖言所惑，既反对周扬一伙从右面来的攻击，又反对托匪从“左”面来的干扰。鲁迅这种在斗争中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持真理，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英勇战斗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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