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那些思辨天赋较差同时又对社会真实一无所知的头脑里，一般而言，“言论自由”本来就不是绝对化的。而把“言论自由”作为民主的绝对标高，与追求绝对言论自由，两者在荒谬性上是没有区分的。对于为“言论自由”而战的那些人，这道理谁都懂。但谁也不愿意说出来。言论的阵地上，但见斗士们挥舞着“言论自由”的大棒试图一击致命——难道这不是一种奇异的现象：以“言论自由”的武器消灭对方的言论自由?所以，“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根本就是一句扯淡。伏尔泰本人压根儿就没说过这句话。
所以，“言论自由”与其说是一个崇高理想，不如说它是一种武器更实在。
最近发生的茅于轼沈阳讲座遭扰、长沙讲座受阻，和张宏良保定宣讲被逐，寓言般地为我们揭示了今日中国社会言论自由的真相。这几个事件不是好例子，但再也找不出来比它们更直截、更富象征意味的例子了。忽略掉茅于轼和张宏良及其各自阵营的立场、观点(即言论内容)，尝试从“纯理论的言论自由”(尽管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纯理论)的角度，对上述事件进行纯真的观察分析，会产生种种疑惑：天然热爱言论自由的一方，为什么不能容许对方的言论自由?不仅不能容许，还要祭起“言论自由”的强大武器进攻对方?你换种武器好不好，至少不致于让围观的人们看着那么别扭，也不致于让言论自由本身受辱。
但更真相的区别还不在虚伪和滑稽，而在于：干扰或抗议茅于轼的，是民众(即网络上自称屁民的人);带走王新年、驱逐张宏良的，是警察。前者是公民个体或群体，后者是国家机器。前者虽有不同观点或意见但无强制力，后者未必不同意王新年张宏良的观点却拥有法律强制力。
一定有人要推演危险：如果茅于轼真在长沙开讲了，一定会遭受暴民(所谓“毛左”一派)的袭击——这不是赤裸裸的暴民强制力又是什么!这种“危险”是幻想危险，或者叫“制造危险”更准确。事实上，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截止目前的事实表明：在已发生的几桩异见暴力冲突中，吃老拳暴栗的无一例外都是“毛左”同志。再退一步讲，就算茅老果然遇袭了，自有法律会为他加倍地复仇出气。不信?最新发生的孔庆东爆粗口被罚案例，难道还不足够安慰茅党战友们委屈的心灵吗?
事情现在有些明朗了：究竟哪些人实际拥有言论独裁之权，且行言论独裁之实，却长年终日悲天怨地为“言论自由”而战。逻辑至此，有句形象的描述便要脱口而出：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不止如此，更有筷子还未放下、端着碗边吃边骂的，例如戴着口罩公开签售。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捡了便宜卖乖的精神，这是装孙子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公共姿势分子都娴熟于这种精神。人间确实有鬼，但并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装孙子——这些人为什么要满腔热忱任劳任怨装孙子?这才是值得分析研究的问题。
诺姆·乔姆斯基《海盗与君主》第一章开篇第一句就说：“比较而言，美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之少，虽不能说独一无二，但至少也非比寻常。”紧接的一句是：“同样不同寻常的，是美国在限制思想自由方面所采用的各类技术的广泛性和有效性。”而这两个现象是互相关联的。美国实施思想控制的技术是什么呢?沃尔特·李普曼称之为“制造共识”，爱德华·伯奈斯则叫作“策划共识”。简单说，就是在某个民众的声音被听到的可能越大、使用暴力消灭声音的可能越少的社会里，就必须保障这些声音表达的是“正确的事情”，并为此创造某些技巧。美国公众舆论专家埃弗里特·拉德将它称为“治国之术的精髓”。他认为，一名总统“必须致力于策划共识”。
“正确的事情”，就是促使国家政策对精英集团的利益有利的事情。其操作流程是这么一条线：控制舆论—制造共识—控制思想—左右政策，最终实现控制政治。当然，细究起来，里面的道道还是有些技术含量的——若非如此，又如何骗得了大洋彼岸的亿万粉丝呢!与美国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里，策划共识的不是总统而是公共姿势分子群体。而在动机和动力方面，大洋两岸的共识策划者完全一致：精英集团利益。——一句话，装孙子就是为了占便宜，此即装孙子精神的动力源泉。
擅于挥舞“言论自由”大棒制造共识的斗士们，深谙“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撒娇规律。因此，在今天中国的舆论场上，你将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娇滴滴抱怨或恶狠狠诅咒中国言论不自由的人，总是声音最大、享受言论资源(自由)最多的那些人。当“娇滴滴”越来越得逞之后，他们便会露出“恶狠狠”的獠牙，开始尝试策动舆论的恶浪，彻底倒翻中国社会这艘船。事实上眼前他们所做的，已经不再是“策划共识”而是在制造共识，已经越过了“控制思想”而试图绑架政治。——不是吗?以共产党(而非执政党)的眼光去观察，连官媒党媒恐怕都早已沦陷了。
早在十几年前，一位作家把1980年代称作“话语环境的黄金时代”(此处的“话语环境”与时下的言论自由大致同属一回事)，并预言情形将越来越坏……那时候听着心里迷惑：眼前的社会不是正在朝着话语空间越来越宽容、言论尺度越来越开放的方向发展么，且不说出版业的繁荣泛滥、新媒体的层出不穷，单就内容来看，也是各种“大胆”各种“异议”，几乎到了百无禁忌的边缘——怎么可能会越活越回去了呢!
但终于，目睹着今天的现状和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人不得不想起列宁的话：“资本家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作‘出版自由’。实际上这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自由在每天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有计划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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