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当今网络媒介的快速发达，为大众表达所思所想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宽阔的平台，一些“意见领袖”、“网络红人”也随之出现。然而，其中有两个问题已经显现出阻滞良序社会建构的端倪：一是大众的意见过于缤纷乃至对立，有消极社会心理情绪之势；二是有些“领袖”和“红人”的言论，既缺乏真知内涵，又昧于公共理性，对良性共识的形成，有淆乱之弊。
当今网络媒介的快速发达，为大众表达所思所想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宽阔的平台，一些“意见领袖”、“网络红人”也随之出现。然而，其中有两个问题已经显现出阻滞良序社会建构的端倪：一是大众的意见过于缤纷乃至对立，有消极社会心理情绪之势;二是有些“领袖”和“红人”的言论，既缺乏真知内涵，又昧于公共理性，对良性共识的形成，有淆乱之弊。
笔者认为，虽然当下中国尚有许多藩篱需要打破，但中国的媒介场中，最缺乏的并非是自由表达的意见;相反，长久以来，中国更需要的是直捣问题实质的思想探究，而不是浮泛在现象层面的意见泡沫。在社会转型的紧要关口，中国尤其需要一种照亮意见是非的理性光明去厘清真伪，引领意见表达者向寻求真知和发现真问题的路上行进。惟其如此，表达的自由才具有良性的建设性。不然，汹涌的意见之潮，很可能汇变为极具破坏性的乌合情绪。
细观如今知识界和媒介场，在“反认他乡为故乡”、“乡愁理更乱”的各种潮流中，许多知识人既没有秉持西方文明的求真精神，也没有继承传统文明的求实心怀。相反，他们有意无意地制造出许多伪问题作为热点，发表了许多遮蔽真问题的意见以期“聚焦”。在传媒的影响力日益宽泛深入的时代，其恶果的实质体现为：在遮蔽了真问题之外，他们更是以无思想或伪思想的方式延滞甚至打击着真思想的表达，人之理性的思考和纠正的功用被误导和削弱，人因此在假象上漂浮。
因此，在敬畏真实的前提下，向求索与传播真知之路回归，基于“公共善”和公共理性寻求达成解决现实问题的系列共识，成为当下知识界和媒介场共通的首要问题。
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和化解阶层冲突的基本理路在于政府、精英、民众敬畏并深度理解公共善，尊重且充分运用公共理性。因为，运用自己的理性解决问题，是社会人的通则，而唯有运用公共理性，体现公共善的诸多目标才可能更好地实现。但基础性的问题是，由于个体的理性能力是公共理性的根基所在，而大众更好地运用公共理性的前提是个体理解力的不断提高。当下中国某些领域之所以思想局促而意见流行，正是由于个体对处理生活问题的基本原则缺乏深度理解，各阶层没有基于公共理性对公共问题的实质、公共利益的基础形成共识，相反，有时还阻碍了平等协商的社会对话机制的形成。
个体不断提高的理解力若想转化为彼此多益少害的行为，其间还有很多曲折与艰难。在后现代的差异与多元境况中，社会人的身份乃至心理，是多面与多重的，它们在人自身之内、人与人之间会发生各种冲突。如果社会人不能运用理性标准来衡量冲突是非，不以基于公共理性而来的调适方法与处理框架来解决问题，社会人将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而无所适从的生活，不是幸福的生活，更是难以持续的生活。因此，必须构建开放的公共对话平台与机制，为持有不同主张和利益诉求的个体提供相对公平的对话机会。如此，基于个体理解力而来的见解才会有足够的相互碰撞的空间，作为建构良序社会基础的建设性共识才能达成。而这样的共识与公共理性在这种开放的场域里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公民的见解与诉求，因此也会不断地“共识”成为“公共意见”，它们会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民意基础和保障。
公共理性若只停留在言说层面，没体现在公共领域的各类实践过程中，也会似有若无。毋庸讳言，当下的现实情形，以及大众的理解力尚有提高完善的必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应该“失语”，也不意味着“领袖”言论可以作为“公意”代表，更不意味着公共理性就没有可实践的载体与通道。相反，由于公共理性本身就潜隐于个体理解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故个体自身及其生活进程就是公共理性天然的载体与实践场域。在此意义上，公共理性需要差异着的个体与社会群体进行理性化自我省思，刚健地开启自我剥落的持续实践：权力精英剥落自身的权贵优越感，财富精英剥落不断膨胀的富有优越感，知识精英剥落自身的智识与道德优越感，大众也需要剥落蛰伏在心底的自卑与愤怒。尤为重要的是，那些在媒介场中最能直接显现公共理性效用的“红人”和“领袖”们，更须 “戒慎恐惧”，“知止而定”，审慎发声。惟其如此，社会才会少一些愤戾之气和暴虐之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才可能生长出温厚与良善。假以时日，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与力量，必然有助于权利的澄明、正义的呈现以及德性的生长。
(作者系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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