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的学术含义见仁见智，政治含义泾渭分明。中国社会内部对它存在持久的争论，西方则不断选择它作为政治上攻击中国的靶子。在互联网时代，围绕这个问题形成了各种因素错综交织的舆论阵地，中国主流社会在党的领导下正确阐释它，牢牢守住它，治理好它，关系着整个国家的未来。
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权利，宪法同时申明四项基本原则，这意味着言论自 由必须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契合并统一。言论自由第一外在形式往往被一些人看成新闻自由，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在中国，媒体都应当对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高度负责，毫不含糊，也无需争议。
如果在意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现代化进程，当一些内外力量试图挑战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削弱党的威望时，有底线和理性的媒体不难与它们划清界线。决不应对那些简单粗暴解构中国秩序的论调擅自打开任何口子。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中，围绕“新闻自由”的争议在很多时候并不涉及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希望媒体“不报道、不评论”，进行“低调处理”的，时常是一些具体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机构，针对的是日常工作遇到的具体问题，比如一些突发事件。
应当说，那些部门和地方在一定意义上扩大了“正确舆论导向”的内涵，从对它们工作有利，帮它们便于处理工作麻烦的角度向宣传部门提出要求。媒体对它们做这样的全面配合是否对国家整体有利，值得认真探讨。
首先，四项基本原则不是抽象的，各级政府部门总体上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者。它们的工作得到媒体的一定配合也是应当的。其实在全世界，主流媒体都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另外，“正面报道为主”也是在中国以往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重要原则，它应当是新闻报道的座右铭之一。
尽管如此，舆论有其自身的规律。当媒体与个别权力部门在日常工作层面公开深度配合 时，它们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有可能会打折扣。媒体有一定“自由度”，“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公众普遍期待的，当媒体满足不了这种期待时，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场 就会冒出形形色色的替代品，其结果反而会造成国家对舆论影响力的下降。
一些部门和地方为工作方便，一旦出什么事情，希望舆论环境完全是善意的。但这不是 互联网时代所能希望的。实际上，互联网开放不可逆，众声喧哗无法避免，所有政府机构都需有一定舆论承受力。上级部门应当对下级部门受舆论批评时审慎处之， 舆论也不能自以为是，逼有关部门太急，应给处理问题留些时间，从而共同创造更多“言论自由”的博弈空间。当然，有些势力利用事端扩大话题是应当反对的。
客观说，如果在太多事情上对舆论刚性管理，一个部门或地方暂时轻松了，却把它该做 的舆论工作挂起来，留给了国家。现代治理的规律是，所有部门机构都需在一定的舆论“干扰”下工作。如果大家都避免一时的干扰，会在更广泛范围内出现一些难 以意料的后果，对社会公信力造成潜在冲击。这就好比有些企业不积极治污，直接把污染物排进江河，最后国家只好投入更多资源做更艰难治理。
比如中国各地出过很多突发事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有些当地政府希望少报道些， 避免形成“炒作”。这种情况一再引发争议，它们对公众信心所造成的损害如同次生灾难。这样一来，一些地方上本来不具有全局意义的事件客观上对党的执政资源 做了消耗，由此对国家造成的软损害是很难计算和弥补的。
正确舆论导向必须坚持并发扬光大，但它的作用应当是帮助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动员全社会落实党的大政方针，它不应成为对具体部门和地方工作的全能保护伞，它也做不到。
每个部门都应承担起自己的舆论责任，要有国家意识、大局意识，这样稍微麻烦些，处 理问题的成本稍微增加些，但整个社会却会轻松得多，大的稳定和自信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如果所有部门都能朝这个方向改进，围绕“言论自由”的大部分争议就有 可能逐步解决，国家的团结将得到新的夯实。
作为媒体人，我们真诚希望每一个部门和地方对新闻战线提出的要求会逐年减少，它们 自己应对舆论更积极、更有魄力，也更有承受力。上级机关应支持鼓励这种担当，舆论也应有树立自己对形成有效互动同样负有责任的意识。总之，在言论自由这个 体系中，社会所有要素都不应仅仅是消费者，而应当做建设者。需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逐渐厘清社会主义条件下言论自由的内在逻辑和边界，形成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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