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也就是美国用四枚精确制导炸弹摧毁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激起全国性的抗议浪潮之后不久，一个诡异且恶毒的名词，在掌握话语权的新右派公知强力推动下，病毒般的开始在互联网上流行，这个名词就是“爱国贼”！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语境中，爱国从来都是一个正面的词汇，它指的是对祖国的一种认同、支持、忠诚、依恋的态度与情感。而“贼”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负面词汇，它指的是“邪恶的、不正派的、有危害的人”。把“爱国”和“贼”拼接在一起，表面看起来是要用来指代那些“不理性爱国”的人，实际上却构成了对爱国这一高尚情感的亵渎与践踏。
“爱国贼”的指称，使每一个爱国者甚至在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之前，就在道德上先在地处于一种被指控、被鄙视、被有罪推定的地位，最终构成了对爱国主义的一种打压。
为什么说“爱国贼”这一词汇的“创造”是包藏祸心呢?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对包括祖国在内的共同体认同、支持与热爱，是一种需要特别保护的情感，没有这种情感，共同体就会一盘散沙、有名无实、不堪一击。公民的爱国情感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恰似钢筋水泥和建筑物的关系，没有钢筋水泥的粘合，无论怎样宏伟的建筑物，也会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地。
正是因为爱国情感如此重要，所以即便是有人在爱国激情下做出了一些过激的举动，也应该把他们的爱国情感和其行为区别开来。但“爱国贼”这个名词的邪恶之处，在于创制者借用了“卖国贼”的结构，由于“卖国”是成“贼”的原因，所以“爱国贼”这个名词，则把“爱国”强烈暗示为成“贼”的原因，其追求的实际效果，不是去掉不理性的行为，而是去掉人们的爱国情感，最终构成了对爱国主义的彻底否定。
坦率的说，没有对中国极度刻骨的仇恨与祸心，是发明不出这个词的，也不会使用这个词。
在中国的舆论场，与这个词同时使用的，还有“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避难所”，“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以及伪造的“列宁语录”：“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等等。目的就是为了让所有爱国公民在心理上灰溜溜的，不敢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更不敢有公开的爱国行为，其终极的政治指向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体。
爱国者的形象在网络和部分主流媒体上被肆意丑化。
在当今世界，也许只有在中国——由于她的主流舆论场被不认同中国只认同美国的新右派知识精英把持——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用“爱国贼”这样的脏词打压爱国者。在其他国家，比方说美国，一个人表露自己的爱国情感是不会有压力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就要开始背诵《效忠宣誓》：“我宣誓效忠国旗和它代表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在上帝之下，统一而不可分割……”云云，学校每天要升国旗唱国歌，大型体育比赛之前要全体起立唱国歌《星光灿烂的旗帜》，以至于使体育比赛成了爱国主义养成教育的大课堂，重要节日家家户户悬挂国旗等。一个美国人如果要像中国新右派知识精英那样公开表露对美国的鄙夷情绪，则会遇到极大压力，遭到“时候驱逐”。
总之，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爱国者以及爱国主义，和自由、民主、人权等其他“普世意识形态概念”一样，被尊为立国理念，地位崇高，从小就灌输于国民意念之中，已获得葛兰西所说的“霸权”或“领导权”地位，美国人大多将其视为不言自明的公理。在这样氛围中，如果有人胆敢用“爱国贼”指称美国的爱国者，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电影《爱国者》
中国近代史上，由于爱国主义的缺位，中国长期一盘散沙，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作战每战必败，每败必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原因。比较典型的就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远没有如日本那样形成国家认同感，也没有遍及民间的爱国主义情绪。陈独秀1904年在《说国家》一文中回忆：“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精神状态。
由于缺乏爱国主义的支撑，对普通百姓来说，战争是朝廷的事，跟自己没关系。对普通士兵来说，“吃粮当兵，保命要紧”，并没有为保卫祖国而献身的精神准备。1894年10月25日，日军未经战斗，就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尽管有着并不逊色的武器装备，却早已闻风而逃。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居然出现了“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的荒诞场面，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民间和底层的精神状态是这样，上层精英的精神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李鸿章只是把北洋水师看成是支撑自己在朝廷的个人权位的私人武装，因此不仅没有把消灭日本联合舰队，夺取制海权作为首要目标，反而一味的“避战保船”，消极挨打，终于导致全军覆没。
在朝鲜战场，清军将领卫汝贵败逃之后，日军缴获其夫人给他的家书，内容是：“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这是赤裸裸地让卫汝贵临阵脱逃，而卫汝贵正是一逃再逃，战后被朝廷处斩。这封信在日本报纸上公布，成了笑谈，因为它与日军将领的家书中鼓励夫君以死报国的内容截然相反。
甲午战争中，中国一盘散沙的表现也使日本建立起了对中国的心理优势，直至全民抗战兴起后，日军在敌后遭遇了八路军、新四军，才恍然领悟到原来还有和卫汝贵不一样的中国人。
战争绝不仅是朝廷的事，甲午战败后赔偿日本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最终都要由中国的普通百姓来承担。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五年之后八国联军入侵，才有了伟大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尽管这是一种原生状态的、甚至带有一定盲目性的爱国主义，但却迫使列强打消了瓜分中国的念头，为中华民族此后的振兴，保留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一部中国近代史，与其说苦于爱国主义的过剩，不如说苦于爱国主义的不足。现在世界远未实现大同，人类仍然处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时代，如果中国自己放弃了爱国主义，等于选择自我瓦解。
把“爱国贼”这样的词汇丢到垃圾箱里吧，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们眼前！同时，要高度警惕那些用“爱国贼”嘲笑你的人，在他们“理性”画皮的背后，真正包裹着，是一颗汉奸卖国贼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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