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川省的《天府新论》于2016年第6期发表同济大学教授曾亦，清华大学教授唐文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白彤东等人以“回到康有为”为主题的三篇座谈纪要。
在这些纪要中，这些自称“康党”、“新康有为主义者”的教授不顾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师道尊严，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把康有为奉为“现代中国的立法者”，鼓吹康有为附会的“通三统”“张三世”理论，以一种轻佻的口气嘲弄新中国和毛泽东，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攻击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合法性，要求“全盘否定革命”，“回到康有为”，“回归孔孟道统”，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
对于这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论，绝不能置若罔闻。现发表碣石潇湘的文章，欢迎广大网友参加讨论。
19世纪末，康有为为推动变法，附会儒家的公羊学派，力倡“通三统”、“张三世”之说。所谓“通三统”，就是说夏商周一脉相通。新朝受命，只改变服色(实即姓氏)，而不改变前朝的的道统，同时还对前朝实行保其嗣、封其国、存其礼的政策。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所谓“张三世”，就是说人类社会演进遵循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顺序。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君主立宪)，太平世尚民主。人们要用和平的方式，促使人类社会依次进化，最终实现“政府皆由民造”的大同世界。康有为说，所有这一切，无不出自孔子在两千多年前的精心设计，孔子就是一个“素王改制”的改革家。很明显，在敬天法祖的古老封建国度里，在“纲常名教亘古为昭”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在守旧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用“通三统”、“张三世”的温和理论推动资本主义性质的维新变法，相对来说，可以减少一些社会阻力，也更容易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因而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进步的。
然而在事情过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有几位自称“康党”的人聚在一起，吹捧“通三统”的汤武“革命”，主张“张三世”的和平进化，指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合法性”，要求“回到康有为”，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这是近年来利用儒学否定革命的极端一例。问题在于，既然要“通三统”，又怎能达到“张三世”的目的?历史的事实恰恰一再证明，只要坚持“通三统”，无论是流血的“改制”还是和平的“改制”，其结果永远是一个奴隶制代替另一个奴隶制、一个封建制代替另一个封建制，而不可能给社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进步。要让社会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就不能“通三统”，就必须进行改变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在这方面，康有为们自己就是一个极好的教训。他们谋求“君民共主”的“升平世”，实际上已经对“通三统”的原则有所背离。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采用了和平的方式，还是为封建道统所不容，结果是康、梁亡命海外，六君子喋血刑场。这样的历史事实，那些自称“康党”的人大概是没有勇气正视的。再说以何立国的问题。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教立为国教”断断续续也有一千几百年的历史，但是中国人民一直处在封建专制的压迫之下，而且愈到近代灾难愈深。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仅仅30年，中国就由一个被列强主宰、封建专制的国家变成了人民民主共和的国家。儒教立国，连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尚且不保，何谈为万世开太平?饱受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苦的中国人民，怎么可能抛弃马克思主义，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呢?说来说去，这些自称“康党”的人无非是要人民承认革命有罪、放弃革命成果，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统”，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大倒退?按照他们鼓吹的“通三统”的逻辑，人民政权即使暂时不下台，至少也要像汤武那样拿出两块地来，“分封”给爱新觉罗氏和蒋氏的后裔，让他们在那里建立“诸侯国”，挂龙旗或青天白日旗。如果真的那样，非但人民不答应，恐怕连这“两统”的多数后裔也不会答应。可见这班开历史倒车的人的所思所念，已经到了何等荒诞的地步!
中国人民不曾忘记，在近代中国，只要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就会有封建主义文化出来帮衬。它们总要结成神圣同盟，反对中华民族的生气勃勃的新文化，阻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老调子仍未唱完，沉渣还将泛起，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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