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首先纠正某些人由于中国存在明显的媒体监察机制而否定国内信息的准确性，过高地看重西方媒体的可信度的这一偏见，这一点将通过分析美国媒体中政府以及资本家如何隐性地控制媒体得以实现。
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表，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西方媒体的典型例子，就像爱德华先生在《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这本书中提到的宣传模型，我将分为成立和存活发展两个角度来阐释政府和资本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媒体产业的。
首先说一下媒体的成立。我们都知道成立一家媒体公司或者说是成立一家公司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吸收社会资本就越来越多，在一家媒体公司中，股东中非媒体人士也将越来越多，他们大多是资本家或者是银行等投资企业，那么作为一家资本成立的企业，又怎么可能不为资本说话?资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根本上控制了媒体产业;另外，成立一家媒体也要通过国家的审核，那么一家总要说政府坏话的媒体企业也不可能通过政府的审核。由此可见，媒体公司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和资本、政府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了。
我们再谈一下存活和发展。存活就是指媒体公司能够通过自己的盈利使得自己能够持续地运营下去，发展就是说这家企业可以通过盈利获得更多的资金和观众，使得自己不断壮大。那么，对于很多媒体企业而言，广告可谓是重要的收入来源，有了广告的收入，自己就可以发展新模式，引进新的节目带来更多的观众，获得更多的市场，吸引更多的广告，实现盈利的正反馈，那么广告商的选择对于媒体而言就是至关重要的，广告商是那些人呢?是各种企业，所以可见，资本又可以通过广告控制媒体，广告商们偏爱那些能够吸引消费的节目，比如说电视购物和综艺节目，主持人在各处买买吃吃最能够吸引大家去进行消费，而对于那些整天谈论严肃的政治话题，总是和主流意见唱反调的媒体，就会让人倒胃口，降低购物，因此，广告商们的选择就会使得后者逐渐减少，前者发展壮大。
此外， 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家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够以最快的方式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以新闻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是不可能将记者放到世界各地的，所以对于那些集中发生重大事情且信息可靠度收到大众认同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部门就是记者主要集中的地方，政府及企业部门对于可以获得信息的媒体的选择，就有构成了对于媒体的控制;许多媒体企业都会面临资金危机，那么对于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伸出援助之手的银行和大富翁，媒体定然不敢得罪，所以媒体不仅不会发布地对这些人的信息，还会自愿成为他们的发声工具，替他们说话;而对于新闻的批评，总是会导致观众对于自己的不信任，同时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自己不能正常运营，这样的事情必须要避免，因此对于可能遭到批评的言论媒体就会省略，以此使得自己处在安全区，那么这些批评来自哪里呢?对于美国而言这些新闻批评机构大多是大型企业赞助的，同时像白宫等政府部门也会直接和媒体沟通，批评他们不正确的行为，从这一角度，媒体再次受到政府以及企业的控制。
对于那些本着职业使命感而发出和主流意见不同的新闻工作者们，他们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他们在消息成本以及可信度上就要增加更多的花销，要验证消息的可靠性，进行证据的收集以及证据的可信度验证;在报道以后，还有随时面对其他主流媒体、新闻批评机构和政府的指责，随时强制的检查和关闭，另外，出于利益链的关系，也不可能奢望广告商的支持，还有就是在以后的新闻报道中，任何偏差都会被对方抓住，大肆批判一番，万劫不复;但是，最令人恐惧的就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对方会说你这是亲共的言论，是和整个国家的人民利益相对抗的，煽动群众来打击你。
根据上述的讨论可以知道，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媒体自由什么的是不可能像我们想象地那么完美的，只是西方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已经发现了一种可以隐性控制媒体的方法，这种控制掩盖在言论自由之下，不被人民所发现，同时甚至是那些从业者们也会因为价值观的灌输，发现不到自己的“不自由”。
那么，由此我们就应该批评媒体工作者吗?我认为不是的。首先，媒体自身就随时面临着生存危机，一个不留意就会导致自己失去资本的支持，被迫退出游戏，在这种自保都成问题的时代里，怎么可能奢求他们还有抽出时间和精力去发出不同的声音?其次，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些不同的声音出现的，但是，遗憾的是，他们是在和整个成熟的体制对抗，这种声音很快就会被压制和更多的无关信息淹没;最后，正如我上一段所说的那样，体系的成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价值观的灌输，在这种行业背景之下，还有多少媒体工作者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做这种欺骗人民的勾当?他们会逐渐认为这一切不过是理所当然的行业规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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