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纳德的历史其实并不复杂：
1937年到1942年，他是中国国民政府的雇佣兵;
1942年到1945年，他是驻华美军的一员;
1945年之后，他坚定地站在反共、反人民的蒋介石政权一边;
直至1958年死亡时，他也未改敌视新中国的立场。
在梳理陈纳德在中国形象变迁的过程中，发现九十年代以来，主流文化精英和主流媒体以惊人的默契将陈纳德美化、偶像化——对陈纳德是蒋介石高薪聘请的雇佣兵这一点，所有的主流媒体都避而不谈;对陈纳德1945年之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强夺“两航”资产等劣迹，则被仔细地、不留痕迹地删除了。
这样一来，陈纳德被成功的英雄化、偶像化了，他以“国际义士”乃至“拯救者”的形象英姿勃勃地伫立在高高的神坛上，全身放射出万丈光焰！
对陈纳德偶像化的工程，当然是有政治目的的，这毋庸赘言。但我今天想说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化心理——不是所有参与这一工程的精英都有清晰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所有参与这一工程的精英都分享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心理——国际贱民的自我指认。
鲁迅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
这个“小瘪三”的心理，就是典型的贱民心理。我们可以想见，假如“四大人”不是说“滚开去”，而是和他亲切的攀谈几句，甚至用手抚摸一下他的头顶，“小瘪三”会感受到多么巨大的幸福?
对陈纳德的偶像化就是在精英们贱民自认的潜意识指引下展开的。试想：如果陈纳德居然不过是一个失业求职的雇佣兵，那历史将是何等无趣?他必须是一个“国际义士”，骑着白马，驾着五彩祥云来拯救“我”，这一拯救行动足以证明“我”得到了美国的怜爱和关注，美国居然“抚摸了‘我’的头顶”，这是一种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幸福和荣耀啊?!
这些文化精英深信世界有等级的。美国和西方，是“国际上等人”，中国和其他亚非拉的国家，则是“国际贱民”。依据和美国关系的远近亲疏，“国际贱民”也分等级，和美国关系越亲近，在贱民中的等级就越高，越疏远，在贱民中等级就越低。如果胆敢反美，那就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了。
贱民自认的文化精英们热爱这个等级俨然、尊卑有序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观。在这样的秩序当中，他们感到舒适，并且有很强安全感。他们以得到“国际上等人”的垂青为最大荣耀，痛恨一切无视这个秩序、破坏这个秩序的人。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知识精英病态的反毛了——因为毛泽东破坏了这个“完美”世界的完美，毛泽东使他们的逻辑无法自洽，毛泽东使的他们的世界观出现了一个巨大漏洞。怎么可以如此霸气地对待“最高等级”的美国呢?怎么居然就打败了美国呢?如果“上等人”不再是上等人，那“贱民”还能是贱民吗？世界变得如此混乱，还能谈得上什么美好？什么安全感呢？
总而言之，战胜美国人不能让他们感到荣耀，被美国人拯救才让他们感到荣耀。
为了挽救他们的世界，他们必须把毛泽东的一切胜利，都说成是失败，全然不顾毛泽东的胜利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中华民族。
比如，沈志华关于“冷战史”、“朝鲜战争”的所有研究，都无非是这种“贱民心理”的学术化表达罢了——毛泽东怎么可能胜利?中国人怎么可能战胜美国人?所以要么是上了斯大林的当，要么是被金日成拖下水，总之得不偿失。
更何况，毛泽东对他们的贱民心理早就洞若观火。1956年，毛泽东就在《论十大关系》中说：
“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其实不是“不想坐”，而是认为自己“不配坐”，坐了，就有违自己贱民身份的自我认知，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
精英的这种贱民心理，一方面是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后所遗留的精神病灶;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也是西方和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为了让中国人永远匍匐在西方脚下而精心建构起来的，司徒雷登就是他们的精神教父，是建构这种心理的首席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后，买办知识分子的传统受到压制，“贱民自认”的心理也受到批判，几乎销声匿迹;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些“传统”和“心理”又强劲复苏，陈纳德的偶像化就是一个重要表现。
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隆重迎请到美丽的西子湖畔安葬，南方系媒体特意做了一个极具挑衅性标题《别不了的司徒雷登》，简直像“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一样得意了。
陈纳德的铜像在中华大地上高高矗立，铜像背后，则是一道长长的阴影。这道阴影，就是主流文化精英的贱民心理。他们以身为贱民为幸福，就想拖着所有中国人跪倒在美国脚下，这是我们不能答应的，也是必须要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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