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地缘政治的视野，导致国内舆论界在如何看待历史问题上经常发生错误认知。
比如近十几年来，舆论界、史学界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否定抗美援朝的暗流。
有人简单地以今天朝鲜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韩国来否定抗美援朝的意义;
华师大历史系教授沈志华则把抗美援朝解释成苏联和斯大林的一个圈套;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更煞有介事撰写长文，论证当时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无非是为斯大林“消气”云云……
似乎抗美援朝完全是一场多余的战争，是领导人错误决策的结果。
其实就地缘关系而言，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安全是极端重要的。
它是进入中国“锁钥”，也是入侵中国的一块跳板。
尽管在今天技术条件下，潜在的敌国并不一定非要通过朝鲜半岛才能入侵中国，但朝鲜半岛如果落入潜在敌国之手，则一定会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因此中国任何朝代的中央政府，都不敢对半岛出现强大的第三方掉以轻心。
历史上，唐、明、清三朝曾三次出兵朝鲜半岛，都是为了驱逐侵入半岛的日本势力。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使中国免于美国的军事威胁，而且也使中国摆脱了不得不依赖苏联军事保护才能维护自身安全的窘境，开创了今后几十年独立发展的空间，避免了和苏东集团一起崩溃的噩运。
抗美援朝对今天的伟大意义，实在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
不要小看舆论的作用，一边倒的社会舆论小而言之能够影响社会公众的心理，大而言之能够影响政府决策。
中国的学界、舆论界缺乏地缘政治学说的常识，极而言之甚至能够影响到国家命运。
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长期受到忽视，是有历史原因的。
由于纳粹德国曾经用地缘政治理论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因此，新中国建立后，地缘政治学一度被视为“帝国主义侵略理论”而受到批判，地缘政治学的书籍也相当少。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撰写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与美帝国主义》(1951年)，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学》(1965年)，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65年)，普雷斯科特《海洋政治地理》(1978年)，戈尔什科夫《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1974年)等有限的几本著作，大陆地区几乎没有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地缘政治学方面的专著。
1980年代后，地缘政治学因为“政治不正确”而被禁止的状况逐渐得到缓解。
但这个时候，自由主义开始成为文化、舆论界的主流，地缘政治学把国家利益、国家权利作为一切研究的出发点与基本归宿的立场，和自由主义渴望被英美“主流文明”所接纳基本倾向，发生严重冲突。
所以地缘政治学在中国再次陷入了“政治不正确”的状态，被学界、舆论界所刻意忽略了。
不过，虽然中国主流学界一直在排斥地缘政治学，但地缘政治学却是当今世界大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理论工具。
比如美国之所以决定重返亚太，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中国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发展的经济、军事实力已经深深影响了“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结构，大有从这个“多强”中脱颖而出的势头，亚太地区力量平衡朝着不利于美国方向倾斜，让处于世界权势之巅的美国“如鲠在咽”。
其次是因为，亚太特别是东亚地区是亚欧大陆强大的陆权与海权相交汇、相角逐的场所，重要性格外突出。美国若想保证全球霸权不受影响、地位不受挑战，必须在这一至关重要的地区保持绝对优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地缘政治学是观察大国行为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不懂得地缘政治学，我们就很难理解大国行为的本质。
从长远来看，中国不仅需要地缘政治学的再启蒙，同时也需要建立自己的地缘政治学。
因为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和政治的结合体，它把地理因素（如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民族、资源、经济实力及战略军备等）视为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一个国家依据地理因素对于安全政策的统筹规划”。
所以地缘政治学一定是有国别的，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和民族，应该有不同的地缘政治学。
其实，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孔子、老子、孙子等人的论著中无不包含着丰富的地缘政治学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脍炙人口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地缘政治战略思想，在今天仍然令人拍案叫绝。
在笔者看来，未来的中国地缘政治学，
首先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
其次要回答“我们在哪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与中国国家安全”问题；
第三则要回答“我们和谁在一起，依靠谁打击谁”的问题；
最后，则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提出“21世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规划”，回答“我们要干什么”的问题。
未来的10~20年，是中华民族渡过自己的“卢比孔河”，走向辉煌未来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地缘政治学应该为中华民族的风雨兼程亮起一盏引路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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