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到德国，从学理到政治
从2012年至今，有关“宪政”的辩论一度非常火热、高潮迭起。甚至舆论界一度盛传“七不讲”中有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不谈西方的民主宪政”。由此可见，有关“宪政”的辩论已经走向了歧途。其危害性之大已经需要官方直接出手，组织批判的程度。那么，有关“宪政”的辩论为何会走向歧途?又是如何走向歧途的?
国内学术界对于欧美现代化道路的研究原本重点在英国，因为英国不仅是第一个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国家，而且在光荣革命之后通过温和、渐进改革的道路实现了国家的富强。不能不说，英国的现代化道路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反思“文革”的错误、吸收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是有积极作用的。在这一阶段的学术辩论中，实现现代化是推动国家发展的目标和辩论的核心问题，温和渐进的改革被认为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最佳道路，激进的的暴力革命是反思对象。而“宪政”在当时的辩论中，是一个非常边缘的辩论议题，仅仅是在辩论古代英格兰部落的议事传统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和作为英国特色的不成文宪法时，才会被作为补充提到——远远没有有些人炒作的那么重要。
既然“宪政”当初没那么重要，那后来事情是如何起变化的?张之洞曾经说过：“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哀，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要解释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找到，它在学术上的根源。事情的变化，要从对于宪法和宪政的研究重点从英国转向德国说起。
当代德国学术界对于宪法学的研究有两个高峰：20世纪40~5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前者是基于对纳粹德国的起源和历史罪行的反思，后者是基于赢得冷战胜利的西德和西方阵营对东德和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学上的审判。西方学术界和国内一部分自由主义法律人正是通过有选择地引进德国宪法学的学术成果，有意营造一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和纳粹德国一样都是反民主、反人权的极权主义政权的错误印象，实现抹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两个重要的时间点：2008和2011
马克思主义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需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要想把有关“宪政”的辩论引向歧途，不仅需要西方的话语资源，也需要国内的社会基础。在宪政话语走向歧途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2008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了所谓“安定团结”、“一团和气”的“大好局面”对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监管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为日后意识形态的动荡埋下了祸根。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的则是之前监管太宽、太软的结果。
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原本应当辛亥革命是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意义和伟大贡献。然而，一些被称为“法律党”的自由派法学家、律师和流亡境外的民运分子却有意识地将辩论的焦点转移到了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划分上，并且有意将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他们宣称，由训政到宪政的过渡就是领导革命的执政党开放部分权力，甚至下台。这种理论不承认革命政党可以通过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贡献，赢得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从而实现长期执政;而是把党的领导和民主宪政体制对立起来，认为实现民主宪政就是革命政党下台。这不仅是对孙中山思想的歪曲，而且是明目张胆的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反动的本质昭然若揭。
意识形态问题的本质是知识分子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对于世界零散化、碎片化的认识，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系统化、科学化的世界观。因此，从零零总的社会实践中提炼出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理论是知识分子的任务。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创造艺术形态。换言之，意识形态问题本质上是知识分子问题。
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曾经指出：每一个社会阶级“都有组织地亲自参与创造一个或几个知识分子阶层，其中每个阶层都具有同质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都对自身的职能有一种自觉。”“任何真正走向统治地位的集团，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意识形态上’竭力同化并征服传统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的工作做得越快、越有成效，则该集团在精心造就自己有机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就越成功。”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的概念主要是一个历史(过去)的概念，那么，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则具有更多的社会学(现在和未来)含义。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有机程度如何，是以他所在的组织与该组织所代表的阶级的联系紧密度来确定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明确表达出他们那个阶级的集体意识，同时他们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将有关“宪政”的辩论引向歧途的是西方敌对势力在国内的代理人——打着维权人士、民主人士的幌子在思想界和舆论界翻云覆雨的“法律党”。这样一批人除了居心叵测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学无术。他们之前在学术界大肆鼓吹西方所谓的“民主”，带着厚重的有色眼镜，无理由、无底线地将西方美化成仙境，将我国丑化成地狱。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学术研究水平的研究水平的提高，他们的做法不仅在学术界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且也在舆论界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唾弃。但他们由于不学无术，本题不出有学术水平的观点，只能改头换面，将原本大肆鼓吹的幌子由“民主”改为“宪政”。这就是“宪政”之争的本质。
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下去
2000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曾经说过：“台湾问题不能够无限期拖下去”。2011年前后，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的畸变无疑对这一政治决断提供了另一种阐释。
如果能够做到公正得对待历史，那么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是其丧失民心，最终走向失败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上做出的贡献远胜于国民党。新世纪以来，大陆官方在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作用、国民党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贡献等敏感话题上，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有所回护，甚至将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一些过誉之词写进教科书。其着眼点就在于消除国共两党之间的误解，从而使国民党能够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上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
然而，一套话语体系和政治正确的标准一旦形成，就会具有强大的惯性。由于历史教科书和一系列宣传活动的影响，重新评价蒋介石、高调称赞国民党几乎成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政治正确”。著名民国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曾调侃说：“民国史不仅是一门显学，更是一门‘险学’。过去是只能说国民党坏，不能说国民党好;现在是只能说国民党好，不能说国民党坏。”
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拖下去，因为为了统战工作上的目标而高度评价国民党已经给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造成了很大的误导，而且给国内外攻击中国共产党敞开了口子、提供了借口。2011年前后围绕宪政问题转开的辩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这场辩论中，一部分自由主义法律人和境外反共势力，将国民党从未兑现的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许诺，强行嫁接成为评价社会主义中国的标准，处心积虑的攻击中国共产党，营造“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的虚假印象。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学术研究走向了歧途，就必然会导致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其危害性不容小觑。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