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被后世“开明派”奉为改革开放的史诗序幕，化作一股滔天巨浪，支撑着某种意识形态能量延续至今。然而这么多年后，必须重新审视：究竟什么是实践?谁在检验真理?
文章的主要作者胡福明，1962年从人大哲学研究班毕业后便扎根南大。作为那个时代的“笔杆子”，他的成名并非偶然。1977年，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党校副校长，到任后的首要动作便是夺取舆论阵地。他直言不讳：“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刊物，没有一个阵地是不行的。”于是，《理论动态》横空出世，矛头直指“继续革命”理论。创刊号首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便引发震动。
《理论动态》第60期正式刊发了由胡福明撰写、耀邦同志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序幕就此拉开。
但历史的诡谲之处在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耳熟能详的口号，原创权从来不属于1978年的《光明日报》，也不属于胡福明。
早在1963年11月，在东湖宾馆起草《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毛主席在审阅打印稿时便亲笔加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四年后，当这句论断成为天地翻覆的旗帜时，“社会”二字被悄然删去。
这绝非简单的遣词造句，在毛主席1937年的《实践论》中，表述极其严谨：“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二字，锚定的是革命的主体，回答的是“为了谁”的根本问题。
没有了“社会”作为定语，实践便成了无主之物。美国可以搞实践，白匪资本家也可以搞实践;社会主义可以实践，化公为私也可以实践。如果“为了谁”的问题被模糊，那么“实践”将被谁领导?“检验”又由谁来评价?当一个理论被切割，它往往会沦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毛主席在晚年给家人的信中曾悲愤吐露：“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列宁更是早有直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
在那场大讨论的前后，一股“唯生产力论”的寒流悄然袭来，在那一刻，经济指标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天平。
然而，毛主席对这种倾向早有预警。1975年，82岁高龄的老人家依然思维敏捷，他针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给出了批判。在他看来，科技必须渗透进生产力要素中，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不是独立于人的阶级属性之外。
让群众参与政治，成为国家机器的主体，而不是沦为生产力的奴隶，这是毛泽东思想中阶级斗争学说的根基。1968年的“七二一指示”便是这一思想的结晶。毛主席强调，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要缩短学制，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学成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随后，全国各地相继仿效，创办了三万余所“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些大学不只是教技术，最核心的灵魂课程是政治。毛主席深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前提是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政治，而非沦为只懂干活、听话、忍受低福利的“生产力机器人”。
如果以“发展生产力”为唯一任务，必然导致“去政治化”。去政治化，就是要求劳动者离政治越远越好。这种逻辑下，阶级斗争被宣布“休止”，剩下的只有对物质的无限追逐和对权力的无声服从。
1965年1月，井冈山老战士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后感慨：“干部特殊化如果不克服，群众必然会离开我们!”毛主席随即批示：管理人员如果不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他给那些久坐不动的官僚主义者画过像：除了不吃三餐，就像个神像，十分无用，却八面威风。
毛主席越来越不满足于让人民仅仅“监督”政府，他要求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道：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所谓的工作权、休息权都是镜花水月。
在那个灯尽油枯的年纪，老人家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发动了那场伟大的尝试。
苏联的教训就在眼前。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生产力不可谓不达顶点。然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当特权阶层把服务职权变为统治特权，红旗落地便是必然。赫鲁晓夫之流打着“全民党”的幌子复辟资本主义，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这种“实践”检验出的真理，只能是修正主义的胜利。
毛主席曾说，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人人需要改造，这种改造的核心就是不抛弃工农、不远离工农。权力与知识如果不为工农服务，那就是修正主义。
我们今天重提“社会实践”，就是要找回那个被删除的定语。只有真正发动人民、依托人民、服务人民，实践才具备普适性，检验才具备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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