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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阶级化的“新大众”——以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为例

小小 · 2026-07-17 · 来源:不周山在浏阳河里游泳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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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实践并非没有意义。它确实为被边缘化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文化表达的公共空间,让那些“小如苔花”的生命也能绽放。但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大众文艺”的“去阶级化”叙事,将阶级问题置换为文化问题,将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人奋斗的故事,将工人阶级的集体解放降格为个体的“尊严”诉求。

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近年来被视为“新大众文艺”的典型样本:育儿嫂、建筑工、保安拿起笔书写自身命运,似乎意味着文艺创作的主体从精英转向大众,从“被叙述者”变为“叙述者”。然而,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新工人”的命名看似是一次主体性觉醒,实则是在知识分子话语推动下完成的象征性安抚——它将“农民工”这一暴露城乡二元结构与阶级压迫的称谓,置换为一个看似更具尊严却抽空了具体历史内涵的概念。

“新工人”的自我命名被理解为打工群体摆脱“农民工”这一歧视性称呼、确立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问题不在于名称的好坏,而在于名称所反映的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区分了“阶级本身”与“阶级意识”——前者由客观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决定,后者则需要在斗争中生成。

“农民工”这一称谓虽然带有歧视性,却精准地揭示了这一群体的结构性困境:他们既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出卖劳动力),又被排除在公有制体制和城市社会保障之外,同时与农村土地保持着脆弱的联系。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半无产阶级化”的真实写照。而“新工人”的命名,则在话语层面将他们提升为“国家和历史主人翁的代表”,仿佛通过改名字就能改变被剥削的事实。

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工人”这一命名并非完全源自皮村工友的自发创造,而是一种由体制内知识分子主导的、充满理论预设的“自我命名”。当评论家们热衷于建构从延安“文艺大众化”到“新工人写作”的历史谱系时,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历史错位:延安时期的“工农兵文艺”是在政治动员和阶级改造的框架内运行的,目标是使文艺服务于革命斗争;而当下“新工人文艺”的生产逻辑,却深深嵌入了新媒体时代的流量机制与符号消费体系。

“新工人写作”的兴起与新媒体的赋权密切相关。一篇《我是范雨素》可以刷屏数百万,让家政女工一夜成名。这确实打破了传统纸媒的编辑壁垒,使普通人获得了发声通道。

然而,问题在于:当“新工人文学”的传播依赖的是互联网的流量逻辑,当范雨素的“爆红”需要借助公众号平台的算法推荐,当出版机构将“素人写作”作为市场卖点进行包装,这种“赋权”是否在本质上改变了工人阶级被符号化的命运?更深层的悖论在于:那些被视为“素人”的写作者——范雨素、王计兵、陈年喜——其实都有着漫长的文学积累和明确的精英文学师承。以底层身份定义其文学身份,并以之代表“新大众文艺”,本身就是媒体与批评家共谋的一种策略。在这一过程中,真正的阶级问题——劳动异化、城乡二元结构、剩余价值剥削——被置换为一种关于“主体性”“尊严”“梦想”的温情叙事。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文艺从来不是阶级中性的。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提出,文学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追问:“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核心是文艺的阶级立场问题。

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大多以非虚构形式呈现,主题集中于城乡差异、打工生活的艰辛、个人奋斗的悲欢。这些作品确实包含了真实的苦难体验和社会批判,但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这种批判“是软弱的,不具备改变现实的力量”。它们更多地停留在“诉说”层面,而未能上升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劳动体制的结构性反思,呈现出刘继明所说的“三缺”(价值缺位,阶级空场、批判失语)的特征。

“新工人文艺”倡导者强调“劳动者创造世界”的理念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意识。然而,当这种批判被纳入“新大众文艺”的主流话语框架,当“新工人”的命名被官方和学界和盘接受,它便丧失了作为阶级抗争武器的锋芒,沦为一种“被组织的文化运动”。

皮村文学小组的发起者孙恒曾说,“新工人”一词“代表了一种主人翁的社会地位”和“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但在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和资本-劳动关系的现实面前,这种“主人翁”想象更多停留在话语层面。当“新工人影像小组”的纪录片主人公“并不觉得工人有什么特殊性,因此也不会有先进阶级的使命感”时,恰恰暴露了“新工人”阶级意识的匮乏——而这并非工人的错,而是“新工人”话语本身去政治化、去阶级化的结果。

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实践并非没有意义。它确实为被边缘化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文化表达的公共空间,让那些“小如苔花”的生命也能绽放。但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大众文艺”的“去阶级化”叙事,将阶级问题置换为文化问题,将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人奋斗的故事,将工人阶级的集体解放降格为个体的“尊严”诉求。

“新工人”的命名没能改变工人被剥削的客观地位,“新工人文学”的传播也没能改变劳动阶级在文化生产中的边缘位置,反而使“新工人”本身成为一个可消费的符号。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解放,不应停留于“被看见”“被听见”的符号化层面,而应指向对生产关系和劳动体制的根本改造。在这个意义上,“新大众文艺”与其说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复兴,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资本与体制夹缝中进行的一场自我更新的符号游戏。而工人阶级真正的文化和政治权力,仍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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