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6日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球星姆巴佩在一段采访中谈及"最喜欢的表情包"时，发表了一段涉华严重负面言论，并且笑着说“真的很好笑"。随后央视叫停了涉及姆巴佩的赛事与广告播出，社交平台对其账号采取了禁言措施，东鹏特饮、蒙牛、妙可蓝多等品牌在一天之内相继宣布终止合作。这些反应是迅速的，值得赞扬。在资本逻辑通常倾向于息事宁人的环境下，多家企业能够在触碰底线时选择切割而非绥靖，这本身就说明民意压力已经大到官僚-资本无法继续装聋作哑的程度，并迫使姆巴佩随后公开道歉。但这种"一致对外"(买办派除外)如果仅仅停留在商业止损的层面，而不追问冒犯的对象究竟是谁、冒犯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就仍然是半截子的抵抗。
舆论场在处理这件事时，几乎普遍使用“辱华”作为定性框架。“辱华”当然没有错，但它把被侮辱的对象从具体的阶级内容中抽离出来，置换为一个抽象的“民族”整体。开国领袖之所以是伟大领袖，不仅仅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而且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谱系中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五位领袖人物。姆巴佩的“玩笑”所触碰的，不是一个可以被归入“民族感情”范畴的一般性禁忌，而是一个阶级在其历史进程中确立自身解放起点的那个不可让渡的坐标。把针对他的侮辱翻译成“辱华”，表面上是在维护尊严，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悄然的降格：领袖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被改写为民族主义叙事中可以被“感情”包裹起来的英雄偶像。民族英雄被尊重，在外交辞令中被“深切敬意”所环绕，却不必然被当作阶级解放的政治主体来对待。这正是舆论只字不提"开国领袖"四个字所完成的隐蔽操作——它用民族主义的容器接住了愤怒，同时把愤怒中最具有阶级锋芒的那一部分倒掉了。
事件的实质因此不能被"个人失言”或"文化差异”所消解。黑人姆巴佩是一个从巴黎郊区走出的暴发户式球星——毛主席曾经两次声援黑人解放运动和多次支援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皇马则是欧洲老牌资产阶级足球资本的典型代表。这两者之间当然有雇佣关系，但在涉华问题上，他们表现出的姿态却高度一致。皇马在过去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经连续出现在至少四起涉华争议的周围：2024年6月皇马前主席的孙子在中国球迷街头采访中高唱带有种族歧视和侮辱中国女性内容的歌曲，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提出严正交涉，皇马始终没有正面道歉;2026年2月后卫赫伊森转发明显辱华内容，皇马只在中文微博上转达了一份“无心之过”的道歉，官网和海外账号保持沉默，被球迷称为“微博特供道歉”;2026年9月皇马海外社媒在悼念图文将西藏与尼泊尔并列为对等主体，触碰一个中国原则底线，拖了两天两天才删帖，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当维尼修斯遭受种族歧视时，皇马会迅速发声、反复谴责;当歧视的对象换成中国人、换成中国革命的象征时，同一套标准就消失了。这种选择性不是疏忽，而是一种经过成本计算的阶级本能：资产阶级俱乐部可以在反种族主义的旗帜下积累道德资本，却绝不会把同样的原则延伸到对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尊重上去，相反却是骨子里的仇恨和傲慢。姆巴佩的微笑和皇马的沉默，共享着同一个阶级立场。
然而比事件本身更值得剖析的，是围绕事件形成的舆论框架为什么如此整齐地回避"开国领袖”这一表述。列宁说得好：“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今天围绕开国领袖的舆论操作，正是这一论断在当代中国的变体。不是不能提，而是只能以一种特定的、去政治化的方式以便配合其宣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是没有敬意，而是这种敬意被严格限定在“民族感情”的边界之内，绝不延伸到他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阶级事业上去。姆巴佩事件恰好暴露了这一操作的限度：当冒犯发生的时候，舆论机器本能地启动了“辱华”框架，因为“开国领袖"四个字一旦被完整地说出来，就必然牵连出阶级分析、所有制批判和继续革命等一系列被悬置的问题。用“辱华”代替"侮辱开国领袖”，本质上是在保护那个让革命学说变得"无害”的框架本身。
但民意并不总是按照舆论框架所预设的方向流动。近五十年来民众在经历所有制退行、阶级分化的切身经历“吃二次苦，受二茬罪”之后，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毛主席那里去寻找解释和方向。从九十年代初的“毛泽东热”，到新世纪之初以网络和韶山为聚集点的纪念浪潮，再到近年来纪念堂前和短视频平台上持续出现的自发缅怀，和年轻人读《毛选》等这些现象不能被简单地归入“怀旧”或“民俗”。每一次热潮背后，都对应着一次现实中的阶级经验：下岗、厶有化、贫富分化、劳动者地位下跌、阶层固化、和毛主席的惊人预言。民众纪念毛主席，不是在纪念一尊神像，而是在寻找一个曾经把"谁养活谁”这个问题颠倒过来的政治传统。今年是开国领袖逝世五十周年，民间的纪念意愿比往年更加集中，这不是任何力量可以压制或收编的。当局不敢再像改开初期那样放任内外抹黑污蔑，固然有维稳和合法性建构的考虑，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意民心本身已经积累到了无法被忽视的高度。顺势利用与自觉回归之间当然有区别，但区别的存在恰恰证明：民众对领袖的纪念，从来不是被动地接受安排，而是在反复的实践中争取着解释权。
列宁的论断之所以在今天仍然锋利，是因为它同时给出了诊断和方向。偶像化从来不是尊崇的最高形式，而是阉割的前奏;革命学说的内容不会因为被磨去锋芒就永久失效，它会以民众的切身经验为土壤重新长出牙齿。姆巴佩的侮辱和皇马的沉默，从反面提供了一个契机：它迫使民众在“辱华”的框架之外，重新面对那个被回避的名字，追问那个名字所代表的阶级内容。央视批评、赛事停播、平台禁言、企业解约，这些反应是必要的，但它们只是底线的守卫，不是进攻。真正的回应不在于让一个球星失去中国市场，而在于让开国领袖的学说重新成为民众分析自身处境时拿得起的工具，而不是纪念日里被擦拭一遍又放回玻璃柜的陈列品。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四次热潮所显示的，不是怀旧的周期律，而是阶级记忆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姆巴佩的狂妄终将湮灭在历史长河中，皇马也终将在商业报表的压力下做出某种姿态，但民意民心在这一次次事件中积蓄起来的那种不肯把领袖交给“无害神像”命运的执拗，才是真正需要被领悟的威力。舆论只字不提开国领袖，但人民不会忘记他为什么是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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