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江岸警方11月2日晚通报了网约车被围堵事件的处理结果：一名29岁男子被治安处罚，另外三人被批评教育。从社交媒体上的舆论看，绝大部分人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
人们的不满是合理的，只是如果追问止于“罚得太轻”，就错过了这起事件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
10月31日17时许，武汉一位58岁的高姓网约车司机跟随平台规划的路线，驶入了未封路的机动车道(胜利街)，恰逢当晚万圣节人群聚集，车辆被人流围困长达4小时，期间车被拍打、丢满垃圾、被放气。司机高某趴在方向盘上崩溃的样子，刺痛了很多人。
这几年，“过万圣节”已经逐渐成为很多年轻人娱乐化的宣泄潮流，有人把它解读为年轻人的“逆反”。在这股潮流中，一小部分的确是有一定自觉意识的，或是偏向左翼，或是偏向右翼。
但绝大部分只是纯娱乐化的压力疏解或自我释放，如果说“逆反”，那也主要是对“不过洋节”的长辈式说教的条件反射。
这些年总有人在网络上喊“不让自己过洋节”，这次武汉网约车被围堵事件一边倒的舆论风向，让这些人更感委屈。
笔者很好奇，究竟是谁“不让过洋节”?
互联网时代最早的讨论大约要追溯到2006年圣诞节前夕，来自北大、清华等高校的10位哲学或教育学博士的联名倡议书，号召网友“慎对圣诞节”、“抵御西方文化扩张”。2014年，文化学者冯骥才在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座谈会上，提出了“中国人不过洋节”的倡议。此后，一些学校也对在校学生发出过“不过洋节”的倡议书，但并未明令禁止。
但是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任何官方部门发布过“禁止过洋节”的文件。所谓“不过洋节”主要是民间一部分人的自发倡导。你可以指责这种声音有“登味儿”，是“文化保守主义”，但远不至于构成制度性的“文化霸权”。有些人想要“过洋节”的自由，自然也要允许另一些人有反感“过洋节”的自由。
与一些人控诉的“不让过洋节”相反的是，在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背景下，商业资本往往是“热热闹闹过洋节”的推动者和引领者，一些地方部门还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忙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交通，例如这次万圣节南京交警就对部分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而武汉网约车遭围堵，司机并不是要故意驶入人流密集路段，而是按照平台规划的路线行驶的，相关路段并没有被临时管制。这只能反映出当地有关部门的不作为，一边希望刺激消费，一边又不愿意花费力气维护秩序、保障安全。
所以，“不让过洋节”不过是一些人为了彰显自己反抗者身份的“自我感动”，把消遣和放纵美化为一种“觉醒”与“反抗”，只是这“觉醒”与“反抗”未免太廉价。
如上所述，万圣节、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在当代中国的传播，本身离不开资本的引导。只有营造一种舆论氛围和商业氛围，让年轻人出来尽情地消费，买服装、买道具、聚餐以及变装派对……资本才有机会赚钱。
不过在这方面，西方节日与中国节日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因为肇始于80年代的崇洋媚外心理的惯性作用，“洋节”的商业号召力更强。根本而言，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节日的文化意义被拜物教和消费主义所取代，节日沦为资本增值的环节。
而万圣节的确有其特殊性，在过节的名义下，年轻人被引导肆意地放纵、狂欢，把“越界”包装成了节日体验的一部分。平日里被压抑的攻击性、破坏欲和群体亢奋，在这一夜获得了一种暧昧的许可。于是，资本所动员的这个消费主义节日，不仅生产了人群聚集的物理场所，更生产了一种道德豁免的心理氛围，人们集体无意识地成为消费机器。但凡有一个人带头施暴，将网约车的闯入视作故意破坏节日氛围，群体就会跟风参与。施暴者不是在“反抗”什么，他们是在消费一场由资本逻辑搭建舞台、由“法不责众”心理提供掩护的集体霸凌。
当然，这种集体霸凌，倒不一定是出于个体天然的“恶”。他们首先是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过程中遭遇了外在的压力甚至是压迫，从生理上产生了释放的欲望。当个体深陷孤独感和无力感时，破坏性倾向会成为一种逃避机制，摧毁对象，比理解自身处境的根源要容易得多。
具体到武汉的现场，他们出来是为了消费和放松的，拥堵却带来了心情的不愉悦。他们本来对拥堵已经产生了不满，网约车的闯入加剧了不满情绪。只是没有人试图去追究拥堵的根源是城市管理的缺位还是商业资本对公共空间的过度动员。最终，他们自发性地将“反抗”的对象施加给了一个最安全、最无力反抗的底层劳动者身上，从而让“反抗”变成了“集体施暴”。
面对日常的生存压力，年轻人的不满是真实的也是合理的，但真实的不满并不自动赋予行动以进步性。自发运动本身并不天然具有进步性，当它缺乏自觉的方向时，当它拒绝追问痛苦的真正来源，它所释放的能量完全可以被引导去欺凌弱者，而不是去撼动制造弱者的结构。
天津同一天也有一辆网约车被人流困住。现场的年轻人选择与司机交谈、陪伴，帮助她度过了等待。所以，真正决定结果的，其实还不是“万圣节”这个标签本身，而是在市场社会“理性经济人”的不断熏陶下，社会成员是否还普遍具备共情的能力。
那个趴在方向盘上的司机，不是在反抗什么，他只是在谋生。而那些围住他的人，以为自己是在“狂欢”或者“反抗”。实际上，他们替资本完成了对节日异化的最后一环：把一场消费主义的集体动员，转化为对一个底层劳动者的围猎。
真正的反抗，从来不会从欺负一个比你更无力的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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