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收入水平，强化消费能力，是中国经济走出危机的唯一途径

　　提高收入水平，强化消费能力，是中国经济走出危机的唯一途径
　　田忠国

　　一位老工人说，他下日本窑的时候，由于日本人给的钱少，他住的地方，有一家卖吃食的小杂货店，每次在发钱后的十来天内，就生意兴隆，但是，超过十天，大家没钱了，不敢吃饱了，那家小杂货店就生意惨淡，以至于最后几天几乎没生意，处于半关门状态。由此可知，中国的经济危机，说是东西造得多，卖不出去，这是放屁，因为，东西造得多，本质上不是东西多，而是钱少。钱多了，和造出的东西平衡了，还会发生经济危机？如果钱和东西相对平衡了还发生经济危机，就说他娘的屁话——现在的问题是穷的穷，富的富，穷的，一日三餐不见菜，富的，一顿饭就够一个家庭吃一年的。三十年前为什么不会这样？有人说当时的经济政策好，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与经济政策有关，但关键问题是老百姓有权，比如说，有个当官的大鱼大肉的吃了，要让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就有权问他，你的钱从哪里来的？正当不正当？正当，你吃就是，如果不正当，对不起，你拿多少退多少。现在要和那时那样，老百姓有权，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人说问题不好解决，不是不好解决，是不愿解决，懂么，不愿解决。愿意解决，把权交给老百姓，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知道么，现在的问题关键是老百姓要有一个权字——一位识字但不会写字的老工人的政治经济学，代前言。
　　多日不谈经济。不谈的原因不是没话说，而是说了白说，加之某些高官乱政，比如，中央出台提高民众收入的政策，他那里以保就业为名，降低民众收入水平；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他可以以保稳定为名，随意出台不对贪腐人员拘捕的禁令，解构中央正确决策。面对一个官员可以随意乱政，但又没有民众问责机制的时代，我还能说什么呢？
　　但是，当我读到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郭振英先生“就业问题需要分析，大学生要保证就业率在70%以上，剩下的30%有的回到农村老家，还有地种。部队每年有大约20万的复员军人，大多是农民，回去还是种地。现在对工作三个月以上的农民工都实行低保待遇，国企基本没有裁员，民企比较多，但只要做好工作社会矛盾不会激化。”这样几句话之后，真的坐不住了，因为郭先生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啊。我宁可小看总理副总理，也不愿意小看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这一职务，因为，总理副总理的决策源自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影响巨大。
　　郭先生说，有地种，不会乱，但真的会这样么？如果是这样，也就是有地种，就不会乱，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次农民起义了。我认为，还是国家商务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于培伟　先生说得实在，故录于此：“外部没需求了，制定政策也没有用，还是要靠内需。但刺激内需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小平同志讲过，重要的问题是调整收入分配，解决分配的问题并不比发展容易。要用多种途径和手段来解决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贫富差别。”
　　也就是说，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一要靠内需，靠内需就不能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这就是第二个关键问题所在。第三个问题是，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就得限止自由掠夺式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也就是对内的，对外呢，出口就不能退税了。出口退税，说白了就是拿全国民众的钱，补贴外国消费者。
　　张宏良　先生在“中国经济的庄园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文中说：“最让中国老百姓悲愤莫名的是，美国在白白享用中国财富的同时，反倒责怪是中国的慷慨大方导致了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是中国人生产了商品不消费不享用，自己守着贫困却把商品源源不断送往美国，造成了美国人的透支习惯，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所以中国人要对危机承担责任。听到这个论调，中国人上吊的心都有，可是更让中国人羞愤不已的是，中国的官员、学者和媒体居然义正词严地反驳美国说，我们白送白给并不是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白送，而是美国自己消化不良。”由此可知，中国的官员、学者和媒体从业者有多少卖国者。
　　这样说卖国者肯定说，我这是污陷他们，但是，如果他们搞清楚了国家概念后，大概就清楚自己确实是卖国者了。当然，这也不能全怪他们，怨咱老百姓，谁让咱没有教给他们什么是国家概念的呢。但是，现在我在“分清国家概念，捍卫人民利益”一文中明确了国家概念（原文地址：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1/67347.html），为政者和专家学者们不妨读一下，以免今后卖国时还自得其乐，到处张扬自己的卖国成绩和卖国的研究成果。我在“分清国家概念，捍卫人民利益”一文回复网友的话，也一并抄录于此：
　　“一个社会全体成员的家，叫国。损害民众利益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同样，损害国家利益就是损害民众利益，对于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另外，国家和政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人民大众的家，后者是为人民大众管理家务的管家，这就是古人说“君轻民重”的根本原因。”
　　提高收入水平，强化消费能力，是中国经济走出危机的唯一途径，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各说各话，愁眉不展，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位年近八十，识字但不会写字的老工人，却拿出了最佳解决方案：
　　“三十年前为什么不会这样？有人说当时的经济政策好，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与经济政策有关，但关键问题是老百姓有权，比如说，有个当官的大鱼大肉的吃了，要让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就有权问他，你的钱从哪里来的？正当不正当？正当，你吃就是，如果不正当，对不起，你拿多少退多少。现在要和那时那样，老百姓有权，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有人说问题不好解决，不是不好解决，是不愿解决，懂么，不愿解决。愿意解决，把权交给老百姓，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知道么，现在的问题关键是老百姓要有一个权字——”
　　一位叫安宜生的先生，有篇文章叫“乌有之乡倡议的要害是鼓吹邪教”，和胡星斗先生一唱一和，极尽反毛污毛、反对人民群众呼唤公平正义之能事，并如是说：“‘乌有之乡’如今是中国影响最大的崇毛、反改革，要为文革、四人帮平反的集团，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没有见过一篇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乌有之乡的这种反政府本性完全是传承了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理论和实践，他们崇拜毛泽东，不单是因为他是开国元勋，而且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要造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要反潮流，要夺权。”可见此君之弱智。
　　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一位识字但不会写字，年近八十的老工人都关心改革，并说了极好的建议，怎么能污说“其网站上铺天盖地的是反改革的言论”（指‘乌有之乡’）呢？二、批评改革并不一定是反改革，因为，批评坏的、不好的、错误的改革是为了更好的改革，这是基本常识。因为，人类就是在发现问题、批评问题、改正问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如果连这个人类发展的基本常识都不懂，其见解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三、维护人民利益，反对错误改革，比如说郭京毅类官员用制度门卖国的改革，不正是“正面阐述改革开放的文章”么？反掉郭京毅类官员的坏改革、卖国的改革，才有中国的好改革，　安　先生连如此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怎么能思考问题呢？再则，如果按照　安　先生的思维逻辑，中央、中纪委、国务院，共同决定双轨郭京毅，岂不是更反改革了？
　　面对右翼脑残者、面对危机正在加深的现实，中国在右翼脑残者的努力助推下，或许新的灾难离我们已然不远。但是，中国是十三亿中国人民共同的家啊，你们怎么可以那样摧残中国人民共同的家呢？
　　2009年1月25日　星期日
　　（http://www.dajun.com.cn/wenji090124.htm。乌有之乡倡议的要害是鼓吹邪教 ——读胡星斗《反思人祸教训》安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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