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的“春运药方”缘何遭炮轰？
刘海明 刊发时间：2009-02-06 光明网-光明观察
春节是年度的“全民运动”，谁也躲不过去。每到春节，一方面是铁路的运力不足，另一方面是文化习俗崇拜的依然如旧，春运拥挤，愁煞、难煞了多少人，化解春运难题，可谓匹夫有责。从总书记到无数民众，不少人都在关注春运，希望春运不再成
为中国当代的一个季节性社会问题，致力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2月3日，茅于轼的博客中发表《铁路春运不涨价的社会成本》，认为由于不涨价政策导致“黄牛党活跃”、“服务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而“按照经济规律涨一点票价”后，上述问题基本上不会发生。铁道部负责人4日表示，“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铁道部不会上调春运票价。”（《每日经济新闻》2月5日报道）
诚如铁道部负责人所言，茅先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不过，权利的实现是一种能力，无能力意味着实质的无权利。这一点，对于学者和官员两大群体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经济学家的茅先生，按说该有享受这种谈论国是的权利和能力。然而，他的这个涨价万能理论，了无新意不说，并且是被实践所否决了的东西。曾几何时，春运期间火车票价不是没有浮动过，结果怎样？价格杠杆不是万能的，起码医治不了春运难题。茅先生要么是不服输，要么是过于健忘，旧话重提不说，还坚称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这话出自一个普通人之口，倒也正常。出自一位有一定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嘴里，难免遭到舆论的抨击。有人指责老先生是富人阶层的代言人，有人批评他没有坐过火车，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些批评似乎没有切中要害，茅先生本人未必服气。
茅先生的“春运药方”遭炮轰，在于他的思维模式存在简单化的倾向。经济学和社会接触过密，决定了经济理论寿命平均数的偏低。这不是经济学家的错，只要该理论能够在特定时期解决特定社会矛盾就成。遗憾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喜欢在想像的实验室里做科学研究，以静止的、抽象的、理想的经济模式打造某氏理论模型，企图一劳永逸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在不断变化，理想的东西往往是个别人的单相思而已。不了解社会运动的绝对性，希望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工具性理论称霸学坛，如此劳作，实在是学者自负的悲哀。以春运火车票涨价为例，这是单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忽视了春运不是春天的运输高峰，而是春节这个传统习俗这只无形的手“人为”操纵所致。票价再提高，只要没有到了所有人都买不起车票的程度，照样有人要买票的，因为人们是过年，不是出门休闲的旅行，可以临时取消行程的。再者，春节作为一种文化制度，政治和社会无不向它折腰，全民公假要放，放假的目的就是鼓励人们过年。这个根本性因素焉能抛弃，单纯从经济学的理想模式来考虑问题，以为车票涨价就可以解决春运这个老大难问题？果真如此，想必用不着经济学家说话，大多数人都可以用中学学过的知识提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了。
茅先生的理论遭炮轰，除了老调重弹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观点存在逻辑硬伤。价格上涨是市场社会的常用药方，但不是灵丹妙药，因为它经不起事实的验证。在网易这则报道的跟帖评论里，网友们提供了不少的“自相矛盾”的推理：“大米也可以猛涨，价格高节约啊，很多人吃不起就节粮。……房价也可以猛涨，价格高节约啊，很多人不买房就节地。……三鹿可以猛涨，都不吃就不得病了。……水也可以猛涨，这样不用你提倡节约用水了！……医药费也可以猛涨啊，这样医院看病也就不用排队了！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啊！……股市可以猛涨，这样全都买不起股票了，这样就没人骂股票市场了。这么复杂的办法都让茅教授想出来了，简直不得了……”
茅先生的春运药方成了被人谈笑的“茅氏之盾”，如此“茅盾”，是公众过于尖刻还是茅氏过于浮躁，想必大家自有明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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