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是判断是非的标准
田忠国
价值观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价值观是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个回答很简单，但我个人认为，这个答案却直击要害。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主体价值观的丧失，都意味着是非判断能力的丧失，而一个国家是非判断能力的丧失，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比如，某些官员明明是卖国言论，但卖国言论一出，各个媒体随之追捧，这就说明，我国主体价值观在社会上已经基本荡然无存了。而主体价值观的丧失，是亡党亡国的信号。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我国有我国的主体价值观，敌人有敌人的价值观，敌人的价值观就是消灭我国为目标，如果我们用敌人的价值观判断我国的是非，不用敌人消灭，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消灭了。
因为，支撑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有立国思想、主体精神、主体价值观、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而政治经济军事的强弱，都是立国思想、主体精神、主体价值观、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的体现，而不是后者助生了前者，而是前者决定了后者。
而我国的可怕现实是，主体价值观的美国化。也就是说，一切是非，均由美国的主体价值观判断。前面说过，主体价值观既是判断是非的标准，那么，是非的主体是什么呢？是非的主体就是国家和民众政治经济利益，离开国家和民众的政治经济利益，其主体价值观就是一个毫无作用的空套子。也就是说，美国的主体价值观，是为美国的国家和民众政治经济利益制定的是非判断标准。我国以美国的主体价值观作为是非是非判断的标准，其结果只能是，以美国的国家和民众利益为核心判断我们的行为。
孔庆东先生在“人民判断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一文中痛斥精英卖国，但如果仅仅因为精英为了个人利益卖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英以美国的主体价值观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和自觉追求，也就是说，卖国者不仅不以为自己是在卖国，而是以为他为了我国更好的发展。
由此可知，在我国重新确立以立国思想为主体的主体价值观是多么重要。因为，我国自己的主体价值观，才是以我国国家和民众政治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判断体系。
而我国主体价值观的丧失，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学者可以胡说八道，故意误导决策层，使决策严重失误。法官可以视法律条款为儿戏（本来很多法律条款就是悖德的，而一个国家的法律，在人类进入现代文明之后，都是以社会道德为判断标准和法律条文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部以个人利益为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有人认为，这是司法不独立的结果，这样说的人，我个人认为不是没脑子，就是别有用心，因为，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一是主体价值观的丧失，二是缺失民众的监督、评审机制和问责机制。因为，前者是社会价值秩序，后者是对破坏社会价值秩序的纠正机制。
但令人痛心不已、忧思不已的是，我国即丧失了主体价值观，又缺失民众的监督、评审机制和问责机制，出现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永青先生有一个公式：“１００－１＝９９＝０，”即，1%的失误加%“９９的努力和付出也都等于零！”这是所有失败的共同点。我还认为，细节在于程序、标准和规范，因为再细心的人，也可能失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一失，就成问题了。而程序、标准和规范，可以帮助智者避免那一失。我在三十多年的下井过程中，处处感受到不智者的多失少得，所以，下班后苦心研究程序机制（因为没进过大学门，借助的工具只是“易经”），最终发现，真正的制度程序不是别的，而是价值逻辑。也就是说，给价值逻辑以程序，给程序以标准，给标准以规定，就形成了制度。这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共同规律。
但是，我国的制度创新却相反，很多地方显示出否定主体价值观的倾向，当然，这种倾向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制定者，一是抛弃了我国的立国思想，主体价值观丧失殆尽。二是以美国的主体价值观为我国的价值判断标准。三是由于前两个原因，使我国失去了基本的主体价观管理能力。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国走进了一个剿灭道德、良知为主要任务的可怕时代，而更为可怕的是，那些以剿灭道德、良知为主要目标的人，却成了社会的主流精英。胡锦涛新政后，以张宏良、仲大军、韩德强、潘维、张文木、俞可平、时寒冰等等左、右翼为代表的学者，在社会上拥有了表达权之后，社会道德、良知才重新登上我国的历史舞台，发出了振憾人心的时代最强音。如果说他们演奏的是“生命交响曲”的话，那么，林永青先生弹奏的则是一首妙美舒缓的圆舞曲，其优美的精神姿态，展现着以东方文化为主体，在理智的比对分析中，在不停的哲思中，触摸着我国的未来之门。
而这些，就是我国未来的希望。
我之所以说他们是我国未来的希望，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构建我国主体价值观的努力过程中，立足于立国思想，丰富和发展着由立国思想展现的中国智慧。人们常常谈智慧，但很多人以为知识就是智慧，其实，知识不过是智慧生产出来的生产而已。真正的智慧是思维方法。而思维方法产生了两种东西，一是思想，二是知识。前者为烛照社会、科学前进的灯火，是价值观，也既价值判断体系形成之前的时期，而后者则是分清假恶美丑，是是非非或如何按装计算、电风扇之类的工具。而生成思想或知识的是思维方法。所以，思维方法是智慧大小的主要标志。而智慧的大小呢，则决定了国家管理能力的大小。
但判断能力源自于如里呢？源自于立国思想和主体价值体系的完善。
前面说过，一个失去主体价值观念的国家是可怕的，因为，这样的国家最无希望。
2009年2月13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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