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涌 (发自美国)
最近，茅于轼先生靠“廉租房不修私人厕所”之论又一次引爆了舆论。他在为自己的理论辩护时说:“市场经济就是对穷人不利。有钱人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它是认钱不认人的。能不能改成一视同仁？我们试验过，就是吃大锅饭，结果不但富人完蛋，穷人更惨。倒是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贫富差距扩大，但穷人的生活有了改善。现在基本上没人挨饿了。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事。市场经济能把饼做大，它的分配原则是谁创造的财富多，谁就得到更多的分配。但这样的分配原则，不能把饼均匀地分配给每一个人。”
那么请问: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个“认钱不认人”的社会？我们是否应该建立一种机制，使“有钱人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市场还有没有道德底线？
事实上，当一个社会让“有钱人什么都能做，没钱什么也做不成”时，没钱人就会走到做人也做不成的地步。比如梭伦改革时的雅典就是如此。那时许多自由人因为贫困卖身为奴，一切遵守着市场规则，最终引发了社会危机，还是靠政治权力的干预才得以挽救。
茅于轼以虚构的历史，为我们创造了绝无仅有的选择:一个是“认钱不认人”的市场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社会模式。于是他得出结论:中国因为施行了“认钱不认人”的市场经济，基本没有人挨饿了，“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未有过的事”。
不错，现在确实挨饿的人少了。不过，这并不是“认钱不认人”的魔力。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人类的一系列进步，使我们的生活状况大幅度改善了。如果抛开这些现代的技术革命，中国从宋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成就并不比现在低。那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GDP的估算也是世界第一。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看，比欧洲不低，比现在恐怕也不逊色。但是为什么会衰落？理由之一，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说得很清楚:中国的权贵阶层处处受保护，穷人则毫无保护。没有一个社会在大多数人贫困的情况下能够维持长期的繁荣。中国确实很富，但这些地方不改，就已经走到头了。19世纪中国的命运，被他不幸言中。
亚当·斯密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自由竞争社会。最近，诺贝尔奖得主Amartya Sen深刻地指出，亚当·斯密是一位被引用最多、但被理解最少的思想家。那些自称是他的信徒的人，对市场的必要性(necessity)和市场的充足性(sufficiency)毫不作区分。市场是必要的，但仅靠市场则是不够的。亚当·斯密本人就特别支持通过政府干预来辅助穷人的政策。看看历史和现实，那些市场经济最完善的社会，也是福利最好的。
从发达社会的经验看，住在廉租房中的人，并不是像茅于轼想像的那种自己不努力工作、希望吃纳税人救济的懒人。这些人中许多是鳏寡孤独，还有很多人身有残疾，丧失了工作能力。他们的生活起居不如普通人方便，如厕时特别需要隐私。廉租房并不仅仅要给他们基本的物质接济，也要给他们起码的做人的尊严。廉租房修不修私人厕所，反映着我们社会的价值观念，反映着我们这个民族是个什么样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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