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国：思想文化再造与中国的崛起
田忠国
（作者声明：本文虽然谈的是思想文化，但也是风水的一种，因为，风水也是思想文化的产物，请不要硬往政经类文章上靠哟。）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再造，也就是一个文化更新的过程，比如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一个封建与剥削文化主导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后，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我国开展了近三十年的文化再造运动，人民群众的个体权利意识和集体关系意识有了明确的概念，特别是文化革命时期，官僚封建文化与民权文化展开了十余年的残酷斗争，虽然不同的人群在那场斗争中欲望杂陈，斗争无序，但却为人民群众政治经济权利的觉醒打下了基础。随之，改革开放的兴起，我国又掀起了一个文化的回归运动。这场文化回归运动主要表现在对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民主文化的批判与清理上，并且时至今日未曾停止过。
如果说当时，也就是文化回归之初，人们并不知道文化回归到何处的话，经历了后三十年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付出了巨大劳动代价和生命代价的人民群众却并没有和高速增长的经济同步平等的分享发展成果，相反，巨大的发展成果却被少数不创造财富成果的人所占有。直到这时，人民群众才如梦初醒：精英们创新的所谓新文化，不过是剥削文化和封建等级文化的回归，比如，妓女剥削嫖客论，经济成果等级分享合理论，剥削有助于社会发展论，依附于美国是最优发展论，自由掠夺是最佳市场配置模式论，集体经济有碍经济发展，私有经济促进经济发展论，乃至弱势群体受到伤害、迫害后上访，上访者是精神病论，如此等等，不一一而述。其实，这种所谓的文化创新，经济创新，不过是精英们回归解放前，解构国体和党的执政宗旨所做的努力而已。
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价值逻辑的演绎过程。因此，党和共和国的未来是十分堪忧的，因为，从预测学的角度说，价值选择决定未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做出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就拥有什么样的未来。当然，有人认为预测是封建迷信，但是，回望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国家，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其发展的轨迹无一不是其立国价值的演绎过程。相反，一个国家的改变，也是从改变立国价值开始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没有立国价值的改变，就没有一个国家的改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兴衰更替是这个国家主体价会上更替造成的。当然，国家的兴衰更替也与主体价值观的管理能力有关。
郑永年 先生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思想危机。对 郑 先生的这个判断我是赞同的，但对于导致思想危机的原因，我与 郑 先生有不同的判断。我认为，除 郑 先生列举的鹦鹉学舌，借用西方观念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主流精英否定了我国前三十年建立的主体价值观和主体精神，使我国失去了主体判断能力。比如，近期读了 吴敬琏 先生的一篇叫“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的文章，通篇读过之后，我们发现， 吴 先生通篇都是借用别人的观点，根本无法发现 吴 先生自己的观点。一般而言，引用别人的观点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或以此做为自己某种假设的证明，但如果通篇借用别人的观点，就不是一个学者的所为了，而是一个尚不具有主体判断能力的学生所为。这样说 吴 先生可能不高兴，但这却是事实。
其实， 导致我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是由 于如吴 先生等精英否定立国原则，也即否定“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立国原则所致。二是堕落文化、剥削文化、封建等级文化陈渣泛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是由 吴 先生等主流精英为自由剥削、自由掠夺大唱赞歌的必然结果。因此，经济发展模式或者叫社会分配模式，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必然。三是自由剥削、自由掠夺成为经济发展模式后，占有率疯狂膨胀导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涌堵现象，也就是说，占有率挤死了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使我国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当然，这样说 吴 先生可能大叫冤枉，因为，在 吴 先生个人看来，我国这些年的高速发展和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为，如果说没有精英们的自由剥削、自由掠夺合理论，没有自由剥削、自由掠夺是经济发展的最佳动力的经济学说，就没有我国经济发展的占有率高速膨胀，没有占有率的高速膨胀，就不可能有我国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是占有率高速膨胀的必然结果，而占有率高速膨胀，也是自由剥削、自由掠夺经济思想文化的必然结果。从国家政体学的角度说，这种所谓的发展，不过是是用经济方式解构国家政体而已。
国家政体都解构了，我国何来崛起？
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真要崛起，必须经历一个文化再造过程，或者说，没有一个文化再造的过程，就根本不可能有我国的崛起。当然，文化再造是西方人对文化革命的另一种说法。为避免引起麻烦，我就用文化再造这个词。从历史上看，我国有十年的文化再造过程，有人认为，我国虽然经历了十来年的文化再造，但最终却失败了。我个人认为，文化再造的失败，并非文化本身的失败，而是平民阶层的失败。平民阶层的失败，则意味着官僚和精英阶层的胜利。事实上，在我国后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官僚、精英资本与封建式霸权文化的横行，解构了我们巨大的发展成果，并导致发展过程中损失惨重。
或许有人认为，我国的崛起与文化再造无关。但是事实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这个国家某种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因为，模式产生于思想，同样也是机制的表达。比如，在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体思想的国度里，建构动态和谐、相对均衡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可能的，同样，如果在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为主体的社会里，如果建构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模式也是不可能的。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并举例说，我国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基本建成了资本自由的掠夺机制，但是，敬请各位不要忘了，我国是在否定立国思想、建构自由经济模式的目标下发展经济的。大家知道，自由经济机制是弗里德曼创造的，其本质是资本的掠夺自由和对社会主义的解构。
因此，要重构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建立社会主义动态均衡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先决条件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再造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文化，只有这样，我国才有可能真正走上崛起之路。
200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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