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吴敬琏反思改革（一）续
“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意味着 吴 教授的思想在从市场经济学回归到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框架内。
去年（2008年9月4日）的《博客中国》上，有篇《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采访记录——《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吴敬琏 教授讲法律他的认识演变过程，同时这也是一篇关于改革理论生成的重要谈话。
吴 教授的开场白是：“我的认识有一个很长的演变过程。建国初期我在大学里学的是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很长时间里深信苏联那一套。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后，接受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的整套观点，思想上变得比斯大林主义更“左”。只是“文革”中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亲眼目睹极“左”路线造成的农村惨状，特别是有幸和顾准深入交往，在他的影响下认真读书和思考，我的思想才有了重大变化。”
吴 教授的思想变化开始于 “五七干校”“目睹极“左”路线造成的农村惨状”。他谨遵顾准“待机守时”之嘱，思想一直潜伏到改革开放前，才随着“思想解放”运动而解放。
他自述他思想的开放，是“1980－1981年两位东欧经济学家来到中国讲学”， 而此前，他“还继续沿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他说根本改变他的思想的，是1983年到美国学习，“经过耶鲁一年半紧张而充实的学习，使我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我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定是市场取向的。从那时起，我一直坚守这一信念。”
后来他参与制定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而在改革实践中，“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或‘国家宏观调控’的确切含义，一直不太分明。”他认为“随着市场的发育壮大，规范政府行为的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这就不能不涉及到政府自身的改革，即政治改革问题。”于是就出现了“从‘吴市场’到‘吴法治’”这个概括。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表明吴教授在经济理论上已经找不到出路，思想迷茫了。
从接受马国川的访谈到现在，时间过去了9个月。这期间，中国改革发生许多新变化，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必然导致西方经济学的危机。我们看见，《资本论》又热销起来，西方经济学家和一些政要不能不向马克思寻求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这时候， 吴 教授发文《我认同“我们仍然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这个重要提醒》，并提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都需要用现代政治经济学来加以回答。”这是否意味着他的思想又发生了重大变化？真应了“河东河西”。
从吴 教授的自述，我看到，他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班生，能背诵《资本论》，到“五七干校”看到农村实际和想象的不同，思想发生了变化。一个理论没有和实际结合过的人，思想动摇是通常现象。为什么在学校里在同一老师教导下读一样的书的人，到了社会却走了不同的道路，一是对书本知识理解不同，二是遇到的环境不同，于是习相远了。 吴 教授虽然能背诵《资本论》，但是没有实践过，而以后已经没有实践的环境，相反地在西方经济学的反复熏陶下和改革潮流中，思想变化是自然的事情。
同样， 吴 教授成“吴市场”是半路出家，仅仅听了两个人的讲学，去美国补课一年半，他自己认为“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其实和他读《资本论》一样，只是书本上的东西。 吴 教授按照从美国学来的理论，搞了二十多年的试验，“实际效果很不好”。我们可以设想，去年他还和许多主流精英一样，认为“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迫切须要政治改革。但是，美国金融风暴来了。
正如象90年前，西方使中国失望一样，今天，美国市场经济的崩溃也使“吴市场”思想的基础坍塌了。实践使他认识到：“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就不能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 吴 教授的思想现在又回归到《资本论》的框架内，他通过实践认识到：经济并不只是资源配置，归根到底是人的关系。
吴 教授表述了他的思想历程，用他的语言是：政治经济学——市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作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代表人物，观念的改变是很难的。
作为有“良知”的经济学家，应当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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