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集团的御民之术却越来越退化，最近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其一，官僚集团正在失去对自己成员的内部强制力，他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已经被集团中最胡作非为最不负责任的成员所支配。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人，统治者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
的确，在矛盾激化时丢卒保帅，牺牲个别成员以保证大多数成员的安全，这是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缓和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保证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制度安排长久存在而惯用的手段。这虽然是一种小的伎俩，但对消解民众愤恨情绪、延长统治还是有效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皇帝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心理传统的国家更是如此。
但是，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官僚集团连玩弄这种小伎俩的能力似乎都已丧失。今年以来，被问责官员纷纷复出，面对舆论的哗然，当局还振振有词，说是复出有理。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官僚集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毫不动摇、毫不妥协的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肯有丝毫的牺牲。而作为官僚集团在政治上的总代表的执政党中央领导集团在这种形势面前也束手无策，没有意志、或是没有能力强迫个人或者小团体做出这种牺牲，从而转移公众视线、缓解社会不满。
其二，官僚集团主动的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目前统治人民大众的虽然是由官产学组成的精英联盟，但官僚集团无疑在其中占据着强有力的支配地位。官产学虽然结成联盟共同统治民众，互相输送利益，但他们之间仍是有明显区别的。人民大众同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之间的矛盾也在日趋激化。一个聪明的官僚会毫不犹豫的利用这种矛盾，在大众同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爆发冲突时扮演“公正的调解者、审判官”的角色，压制这两个精英集团以取悦大众。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正好相反，当民众愤怒的矛头指向压迫他们的另两个集团时，官僚集团总是迫不及待的主动跳将出来，为他们挡炮眼，从而引火烧身。杭州胡斌飙车案中政府的表现就对此作了最好的展示。这一点是最愚蠢的、也是最不可思议的，官僚集团智力的退化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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