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度拐点激活内在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度拐点激活内在动力　　

田忠国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客观的说，中国后三十年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也就是当一个国家的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会有一个放量增长时期。这个放量成长时期就是后三十年。也就是说，没有前三十年的财富积累，就没有后三十年的放量增长，我想，懂得中国古代加一倍法的人们一定懂得这个道理。”　　

在此需要补充的是，后三十年经济放量增长的原因，即有前三十年的经济积累因素，也有思想文化、经济制度积累的因素。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精英，无视这一事实，对后三十年的经济成就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建立在这一错误判断基础上经济决策，必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一连串可以预测但不可预防的灾难性后果。当然，这样说对于只具有简单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可能认为我又反政府了，殊不知，批评建议的基点永远是基于良好的向往——中国发展得更好！　　

但是，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决策前对历史的正确或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取决于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洞悉和正确把握。我试就个人认识谈几点看法。　　

一、经济机制是个价值秩序、制度秩序问题　　

主流观点认为，经济机制就是一个投资、生产、消费过程。同思想观念、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无关。但事实上，在阶级社会（包括思想）中，占主流地位，不同阶级的经济思想、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但是，正如我在《中国已失去第三次飞跃的制度性保障》一文中所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发展能力上，而创新能力、发展能力源自于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机制。中国后三十年在财富放量增长的同时，却拆除了激活创新能力、发展能力的价值秩序、制度秩序机制，这才是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根源。　　

二、世界经济危机源于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思想文化的缺失　　

从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可以说总结经济危机的文章铺天盖地，说法不一，但大多是说监督不到位导致的。但其实，发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机制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危机是资本制度机制的必然结果。再进一步说，监督严格而且有效，最多也只能做到阳光下的有规则掠夺，一样会因占有率膨胀引起经济危机。因为，占有率膨胀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人降低资源分享率（收入是资源或产品的分享形式），离开这个前提条件，就没有占有率膨胀。而占有率膨胀的问题，其本质是剥削思想在世界各国占主流地位的问题。　　

也就是说，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思想文化，被世界各国的主流精英给否定了。在国内，新一轮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其实就是个共同创造、平等分享创造成果的思想文化同剥削思想文化的斗争问题。有人困惑，主流精英为什么坚决否定毛泽东？其本质原因，就是某些主流精英成了剥削阶级，如果不坚决否定毛泽东，他们就无法自由掠夺和自由剥削。过去我一再说，毛泽东思想是一套完整的价值判断体系，主流精英如果不否定毛泽东，大家一看就明白主流精英想干什么了，那么就会妨碍反抗他们自由掠夺和自由剥削。事情就这么简单。　　

三、经济危机的关键是人民大众失去当家作主的权利问题　　

由于前两个原因，人民大众失去当家作主的权利就成了必然。而人民大众失去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中国就必然陷入精英胡作非为、破坏宪法、任意掠夺、欺压民众的不归之路。也就是说，三者是一个整体，犹以思想最为重要。前面说过，主流精英说经济就是经济，没有阶级性质。其实，某种产品没有阶级属性，但归谁分享就有阶级性了。生产劳动、创造成果的过程叫经济；如何管理生产劳动、怎么生产？叫管理政治。产品生产出来了，大家如何分配，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政治。而十个人有五十万元，其中有三个精英，三个精英说五十万我们拿四十九万，剩下一万是你们七个人的，这种情况叫精英政治。如果十个人一起商量，五十万怎么分配，大家通过争论取得共识，在某个共同认为合理的标准下分配，叫平民政治。毛主席给这个平民政治起了个名字，叫人民大众当家作主。　　

这也就是毛主席一再强调让人民大众管理国家、管理教育、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等等的根本原因。　　

这同样是主流精英为什么痛恨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简单的说，由毛泽东制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政治机制，不让主流精英自由掠夺了。　　

四、思想文化的革命是走出经济危机的前提　　

剥削思想占主流地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剥削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是形成经济危机的内在机制。所以，不仅是中国，就是整个世界，要想真正走出经济危机，都必须来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剥削、封建、官僚思想的命。如果不来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最终的结果就只有暴力革命。有不少人在我《中国会不会陷进大动荡时代》一文后留言，认为中国不会陷进大动荡，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光顾挣钱去了，这是一。其二，中国老百姓有口饭吃就不会闹事，所以不会有社会动荡，更不用说暴力革命了。其实，现代人之所以是现代人的主要原因就是，政治经济利益需要捍卫，精神信仰也同样需要捍卫，比如说通钢、湘煤等等事件，就证明捍卫生存的范围，扩展到政治、精神领域。　　

五、重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是经济良好发展的制度保障　　

有了思想文化革命这个前提，下一步也就是个重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问题，因为，中国只有拥有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经济发展才拥有制度保障。如果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人民大众即使通过抗争，捍卫了一时的权益，比如说通钢事件，但最终还会失去。所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问题，是个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问题。　　

六、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理论和GDP结构比率统计模型　　

有了制度保障，中国就必须建构自己的比较优势理论和GDP结构比率统计模型。因为，前者是结构比较分析与选择的决策模型，后者是GDP结构比率流向模型。刚才看到　左大培　先生　和高梁　先生谈比较优势的文章，他们共同认为，中国到了技术立国的时候了，但他们同时反对比较优势理论。我个人认为，西方的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应坚决反对，但我们更应该建构自己的比较优势理论，前面说过，是结构比较分析与选择是决策者的参考模型。　　

如何建构中国的比较优势理论和GDP结构比率流向模型呢？　　

后者我曾有专文论述，不赘。建构中国的比较优势理论：一、以龙头工业带动其他工业结构发展。二、以高科技带动龙头工业的发展。三、以军品带动民品的发展。四、优势资源要节约用，更不得随便出口，而是进口，为以后的发展储备资源。五、对于不破坏环境，不损耗资源的，大量出口，并且可以有限的出口退税。六、中国十三四亿人，其市场容量赶得上几个美国，而这就是市场优势，市场优势即人口优势。七、中国有市场，但没有消费能力，这就需要提高全民的收入水平，培育市场的消费能力。培育中国的消费能力，就是优势，反之，帮助别国提升消费能力，就是自掘坟墓的劣势。八、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创新机制，就是另一个比较优势。　　

结束语　　

基于对中国失去第三次飞跃的制度性保障的认识，我写了本文，旨在提醒人们，中国经济到了制度性拐点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制度性拐点，任意殖民经济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就会导致中国经济失去发展的制度动力、消费动力，中国的生存困境就离我们不是太远了。　　

　20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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