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涌
最近，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
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中，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达到64.45%。
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与之相对应的数据是，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按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亿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120万穷人的家当。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地发展。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遏制这一趋势。也很少有人研究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对中国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许多市场经济的信徒认为，贫富分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经典“涓滴理论”(主要指上层的财富必然涓滴渗透到下层)，在知识分子和媒体中拥有广大的市场。谴责贫富不公的，被指斥为“仇富”。但是，这一理论已经被严峻的事实所粉碎：富人致富，并没有使穷人变富。我多年以来坚持、并在近著《仇富》中所阐明的立场，则获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健康的市场经济，要从保护普通百姓基本的权益出发，而不是从维护富人的利益出发。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权利，而不是财富本身。产权的本质也是权利。从保护基于普通人的权利的小财富入手，就会编织一个细密的防护网，大财富只要正当，也漏不过去，也会得到保护。可惜的是，许多主流知识分子总把产权主和富人联系起来，觉得财产不多的人就没有什么产权值得保护。以保护大财富为优先，所编织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护网。大财富被保护了，小财富则照样从宽松的网眼中摔下去。这也是亚当·斯密在18世纪看到的“中国问题”：富人享受着太多的保护，穷人则几乎没有保护。
要知道，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都比较小。比如以基尼系数衡量，欧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则高达0.47。发达国家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基尼系数达到0.4。但是，据最近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这次经济危机正使美国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另外，奥巴马竞选时给富人加税的均富政纲，受到74%选民的支持。以全民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改案，也正在国会推动。经济和政治力量，预计将扭转贫富分化的趋势。
另外，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思考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其中，哈佛大学的多学科项目“不平等与社会政策”，产生了初步的成果。
这些研究表明，贫富分化使美国在关键的社会指标上落后于欧洲。比如，1983〜1999年期间，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美国50个县的男性和900个县的女性的寿命在缩短。这代表了美国4%的男性和19%的女性人口。在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现代社会，这构成了一个惊人的社会退步。另外，贫困人口的寿命明显比富裕人口的寿命要短。但是，美国的富裕人口，比欧洲均富国家的富裕人口寿命也短。可见，贫富分化对穷人和富人都产生了不良影响。
另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样才能奖赏创造，使人们有足够的工作动力，进而生产更多的财富，提供更多的机会，底层的人也得以更自由地晋升到上层。均分财富则使人们固定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抑制了社会流动。美国的“自由”，实际上给了穷人更多的机会。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比挪威、芬兰、丹麦这些均富的“福利国家”要低。事实上，结果的不平等带来了机会的不平等。美国的贫富阶层基本上分开住，所享受的医疗、教育等条件有天壤之别。穷孩子从小就输在起跑线上。据统计，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42%仍然留在这个阶层中。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子女长大后有39%继续享受这一阶层的优越地位。世代贫困已经成为美国的重大社会问题。所以，许多美国学者在问：结果如此之不平等，是否说明游戏规则本身的不公平？更有美国学者担心，过分的贫富分化，使贫富阶层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出现巨大分歧，进而破坏社会的整合，威胁到了民主制度本身。
贫富分化伤害我们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该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了。★
(作者为美国Sulfic大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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