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企图将弱势的农民矮化固化才是真正悲剧!

 “两会”雷人语录年年有，一年更比一年雷。据新华网3月9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不要鼓励农村的孩子去上大学，因为一旦农村孩子读了大学，就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回不去自己的家乡就是一个悲剧。”

    什么是悲剧？在王平看来，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不回农村就是悲剧。这应该算是王氏的“悲剧新解”。将心比心，请问王平上没上过大学？是哪里人？你上了大学为什么没有回到你的家乡？这是不是一个悲剧？以此“悲剧新解”，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悲剧”。不说别的，就说参加“两会”的委员和代表们，不会都是出生在城市吧？他们咋也没有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农村呢？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中国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农村人向往城市无可厚非，而实现农村人幸福梦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上学，所谓“知识改变命运”。 不错，农村的孩子上大学确实不容易，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供养一个大学生不说砸锅卖铁，也几乎是倾其所有。农村的孩子毕业后找工作也确实很难，因为国家已经把大学生就业交给了市场，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农村大学生，进城后面临着就业、事业、房子等巨大的生活压力。但这不能成为拒绝他们进城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剥夺他们受高等教育权利的理由。

事实上，城乡差别、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农村建设的长期欠账，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没有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市场经济之后，各级政府官员们为了GDP的增长，以城市化为借口大张旗鼓地“折腾城市”，政府对城市的投入远远高于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而农村面貌几十年来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在这样的状况下，不去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增加农村的吸引力，而是用剥夺农村孩子接受教育权利来限制他们上大学、进城市，这对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公平公正可言，也没有半点人性和人情味。宪法规定公民有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而如果官员的孩子还做官，农民的孩子只能做农民，这与封建王朝的血统论又有什么区别？  

    文化教育关系民族的兴衰。当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随着经济建设高超的到来，必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超。中国人被人认为是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时候，刚刚翻身解放的工人、农民们在政府的组织下就开展了广泛的文化扫盲。随后又深入开展了教育的普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然而，在社会不断文明进步的今天，居然有政协委员提议剥夺农村孩子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样的建议不管是以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反文明的行为。

不得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已经形成一个为数不多但是能量很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些人正在运用他们掌控的权力资源、社会资源、法律资源、舆论资源等等，千方百计来巩固他们的社会优势地位，以使他们得来并不怎么光明正大的利益不会“得而复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指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遭遇“精英陷阱”和“权力排斥”。这种“精英排斥”是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排斥的结果对个体而言，就业和发展机会不公，前景不明，难以理性预期，不能仅凭自己的文化、专业技术等资本进入高报酬、高福利、好环境的就业岗位。而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

    我不敢贸然断定王平是不是这样的既得利益者，但他起码是忘了自己从哪里来，饱汉子忘了饿汉子的饥。党中央多次强调“改革依靠人民、改革为了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应该帮他们一把，而不是打压或者将他们固化。最近北京天安门前立了一尊孔老二的塑像，而孔老二在教育上的一个主张就是“有教无类”，而王平委员的建议不仅与党和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相悖，而且连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都不如，只能算是一个误国害民的馊主意。